分类： 双周夜话

我于1953年3月在江苏省南京市出生，1959年上小学，1965年9月进入南京市第九中学。1966年上半年，政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宣布中学“停课闹革命”，我的中学学业遂停。1968年下半年，政府组织当时依然停课的城镇中学生迁移到农村地区，我于1968年12月从江苏省南京市迁移到江苏省句容县宝华人民公社凤塘大队建华生产队（现为江苏省句容市宝华镇凤塘行政村建华村民小组）。1977年5月，我从该地返回江苏省南京市，1978年9月被分配到南京市白下区环境卫生管理所当工人；1978年10月进入南京大学当学生。

在农村生活期间，我写了大量日记。目前依然保存着的15本日记，涵盖时间为1971年1月17日至1976年10月18日。此外，我还保存着自1978年4月23日至8月21日的一本日记。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其余日记皆已不存。由于1978年的那本日记内容依然和我的农村生活和思想密切有关，因此，我把所有这16本日记编为本书并命名为《胡景北知青日记》。这些日记本的原始页码编排和起讫日期如下：

我在农村生活时期，农村实行的是行政与经济组织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又分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个层次。生产队是土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是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同时又是最低一级的行政组织和承担包括争议仲裁、养老保险、社会救济和其它许多功能的最低一级社会组织。生产队往往和自然村同一。我所在的生产队便是如此。在当时的中国计划经济制度之下，生产队必须按照上级下达的计划来确定种植什么、种植多少和怎样种植。在生产队内部，农民集体耕作土地。农产品收获后，由上级确定产量在政府和生产队之间的分配，方式是先根据产量确定生产队平均每个人口当年的原粮量，剩余的卖给政府。生产队内部按照上级规定的人口/劳动分配比（我所在生产队，大部分年份内，人口平均原粮总数的百分之八十按人口分配，百分之二十在劳动力之间按照工分分配）将原粮分配给各户。粮食价格则由政府决定，农民没有议价权利，粮食亦不准自由买卖。此外，每户农民有一小块自留地，用来生产自食的蔬菜。

就国内整体的政治和社会形势来说，那是个人独断的专制达到极端的时期，是政权内部激烈争斗、政府向民众全面灌输极权思想的“思想革命化”和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时期，也是一个极权体制和思想向社会基层结构扩张和向人的心灵渗透的时期。从经济形势来说，那是一个计划经济和物质匮乏的时期，是一个农民通过沉重的体力劳动才能够获得最低物质生存资料且经常挨饿的时期。就文化形势来说，那是全国只有几十份报刊公开发行、只有几本“革命”小说可以公开阅读的时期，是一个信息几乎完全垄断、文化几乎完全禁锢的时期。

本书附录1“本书日记天数统计”显示，我的日记涵盖的天数为2213天，其中日记写作天数为2139天，包括日记纸张遗失等在内的未写天数为74天。因此，我的日记几乎不间断地连续记录了我在上述环境下的日常生活和劳动。不过，这些日记的绝大部分内容记录的却是我的思想状况，是我如何学习政府确定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理论，如何学习当时中国仅存的宣传这些理论的报纸杂志，如何把这些理论融化到自己的血液中，如何用这些理论看待世界和中国，看待我接触的人与事。和这些内容相比，我对生活、对劳动、对发生在身边甚至自己身上的生产队和农村事情记录的反倒不多。所以，与其说这些日记是我的知青生活记录，不如说它们是我的思想演化过程的记录。就此而言，我的这些日记在展示我的个人思想经历的同时，也许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示部分中国青年人当时的思想状况，展示一个青年形成某种极端思想的过程。所以，我的这些日记对于他人尤其研究者了解当时部分中国青年的状况，了解中国政府当时实行的“思想革命化”政策的部分状况，了解极端思想的形成过程，也许会有一些帮助。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在2006年第一次把上表中列出的第1本日记发布到网络上，后来又在2007和2018年分别发布了第2和第3本日记。我曾为这三本日记的发布写了三篇引言。这三篇引言现在作为附录2、3、4列在本书末。

在整理和发布这些日记的时候，对日记内容没有做任何性质的改动。对日记中的文法错误或内容难以理解之处的订正和解释，也限制在最低程度并在相应处标明。当然，本书依然可能存在个别打字错误。为了便于读者比较，我将把上述日记的照片亦发布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上。

徐小青、梅丽和宋开生先后承担了把这些日记输入计算机的主要工作。这里，谨向她（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本书依然可能存在的个别打字错误，将由我全部负责。在此，我请求读者，若发现内容难以理解或可能的打字错误时，请直接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 上留言，或者写电子邮件给我，我的电子信箱是[email protected]。谢谢！

                                                                                                胡景北 2020年11月27日  

“夜话”2020年第15期，2020年11月29日

两个星期前，我在微信上发布了2003年的一篇拙文“财务公开，从我开始”。那篇文章介绍了我于2003年被任命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后，和院领导班子一起制定的财务公开制度，包括公开大额单项收入与支出，公开院长个人经过学院获得的收入，以及由教职员工选出的小组对学院财务的审核。当然，这些是直接面向全体员工的财务公开制度。在学院领导班子内部，我们还实行了比如大额单笔支出需要院长和主管财务的副院长共同签字等规定。

拙文当年在网络、如今在微信发布后，都收到不少评论和疑问，例如一个大学内下属学院的权力，我们为什么公开财务，财务公开的具体实施情形、我的前任和后任院长实行的财务制度如何等等。我当年在网络上回答过部分问题。这里，我仅仅就财务公开谈谈知识分子即学者在自己权力范围内的作为。

从一个小故事谈起。我在上海财经大学的同事、时任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的蒋洪先生，曾经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很少，能够被人们记住的更少。蒋先生就是被大家记住的委员之一。蒋先生之所以被记住，是因为他大声疾呼政府财政信息公开，尤其是预算公开。蒋先生卸任后，有人私下问他：你呼吁财政公开，为什么没有像胡景北老师那样先在自己学院内公开财务。蒋先生据说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回答说他当年“没想到”自己学院也可以搞财务公开。

蒋先生是我非常尊重的同事，我相信他的回答是真诚的，“没想到”是确实的。一位学者被任命为专业学院的院长，任命他的学校领导谆谆嘱咐的是搞好关系、提高教学科研水平、争取本地和国内荣誉。为此，新院长上任后想到的是整合资源、争取资金、大力创收、修订奖惩规则、招兵买马、激励科研等等。对学院内部基本制度的改变，对财务公开这类改革，确实可能“没想到”。我猜测，这应当是蒋先生和大部分学者新任院长的情形。当然，部分新任院长本来就有利用现有制度牟利的想法，那是另一回事。例如，据我所知，上海财经大学有位院长在和少数人商量分配资金时就声称过：“我们不拿，也是贪官拿”。这种等而下之的事情，不是本文关注的对象。不过，避免这类让学者大掉价事情出现的根本方式，便是财务公开这样的对现有制度的改革。

“没想到”自己执掌的单位既需要财务公开，自己也有权力实现单位财务公开的学者很多。我本人是因为在近十年的农村集体经济中，长期负责过生产队的粮食和现金管理，知道政府和农民上下两方面对生产队财务公开的要求，才在担任院长时想到了财务公开。因此，我理解蒋先生与其它院长的“没想到”。同时，我还是认为，中国的事情最好从自己做起；建议政府和他人做的事情，最好从自己做起；我们学者指出掌权者应当做的事情，那么，如果我们自己掌权了，那就从我们自己做起，不管这个权是大是小。学者属于社会精英。学者在思想上先走一步，是天经地义的，是学者的职责；如果学者在行动上也先走一步，则既能实现“知行合一”的学者人格，又能让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先在自己执掌的小单位内成形。而财务公开，便是既体现人格又彰显抱负同时还简单可行的一步。

中国虽然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和集中领导的体系，但各个大学、大学内的各个学院都有自己的一定权力。尤其实行创收责任制的学院，院长有很大的财务自主权。当然，和大学以外的企业与其它创收单位比，大学内部单位创收和自主支配的资金很少，上亿人民币的有，但不多。然而，它毕竟是钱，是院长几乎可以随心所欲支配的钱。所谓的“院长一支笔”，指的就是院长对资金动用的个人决定权。举个例子，我的前任院长程恩富，在我接任院长之前，曾动用九万元学院资金去出版自己编辑的书。在动用之前，程恩富在学院领导班子中提出该资金使用建议，但因副院长等人反对而作罢。可即使学院领导班子没有通过，程恩富依然能够“擅自”转出这笔钱，其原因就在于财务人员只根据他的签字即“院长一支笔”而办事。而程恩富院长时的领导班子成员，也只是在我接任后清理账目时才知道程恩富竟然“私自”把那笔钱转出去了。我在“擅自”和“私自”上加引号，是因为当时的制度，可以让院长合规地用学院资金为私人谋利。所以，在中国现有体制内，院长管理的虽然是最基层学术单位，但也有足够大的权力，可以自行动用资金。同样，他也有足够大的权力，可以建立新的财务管理制度，实行财务公开，而无需学校或上级的批准。因此，只要院长“想得到”，现实中既不存在任何特别的困难阻碍他把学院资金改头换面地为个人谋利，也不存在任何特别的困难阻碍他建立财务公开制度，但学者之所以为学者，是因为他们是公认的社会精英，是饱学之士，甚至还直接就是政府或乡村集体经济财务公开的论证者和倡导人，所以，比起其它人，学者如果在自己的学校、学院内掌权，更应当实行财务公开。

如果说中国的希望在学者身上，我为我的学者同事祈祷，为中国祈祷！

“夜话”2020年第13期，2020年9月16日

(注：本文同时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

造成通货膨胀的刺激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货币刺激，即货币超发。第二类是相对价格刺激，即某种重要商品的价格出于某些非货币政策的原因而提高并迫使货币当局“适应性”地增发货币。在实际生活中，第二类刺激常常出现。最常见的当属原油价格的突然波动和与之相联系的汽油价格的联动。不那么常见，但也许更重要的是由农产品价格提高表现出的相对价格刺激。

在我们所熟悉的微观经济学中，相对价格波动和通货膨胀无关。A商品价格提高必然会有B等其它商品价格的降低，因此各商品的原有产量和新价格之积的和与过去相等，我们称为总价格不变。此时货币当局无需增发货币，物价总水平亦不变，相对价格提高不会造成通货膨胀。不过，这一微观理论忽视了一个关键点。如果A商品价格提高幅度很大，在现有货币供应量下，其它商品的降价幅度也将很大，生产其它商品的企业利润受损，生产收缩。为避免这一损害经济增长的现象出现，货币当局将“不得不”增发货币。而增发货币的后果便是总价格上升和物价总水平提高，通货膨胀出现。不过，货币当局对此并不负责。从美联储开始、世界许多国家现在使用的“核心通货膨胀（core inflation）”概念，其实就是货币当局卸责的概念：只要不发生核心通货膨胀，货币便没有超发；此时，CPI（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或者物价总水平的通货膨胀再严重，也不是货币当局的责任。但这一概念同时揭示了相对价格刺激对通货膨胀的重要意义。

从相对价格变动到通货膨胀之间有一个或多个复杂的传导机制链条。本文以农产品价格-食品价格为例，考察这些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即通货膨胀放大系数。经济学度量通货膨胀有两套指标，一是物价总水平变化，二是CPI变化。前者和总产出或总价格有关，后者仅仅同消费支出有关。假设所有农产品都必须经过食品工业部门加工成食品后才向消费者销售，那么，农产品价格属于物价总水平统计范围，食品价格同时属于CPI统计范围。用a表示食品总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b表示农业总产出占总产出比重，我们有

a = 食品总支出/消费总支出

b = 农业总产出/总产出

由于

        食品总支出>农业总产出

消费总支出<总产出

我们必然得到

a > b

这里，食品总支出大于农业总产出的原因，一是我们假定所有农产品都是食品工业的原料，因此，农业总产出将全部再现于食品工业总产出之中，二是食品工业在农产品上的附加值。令

k ≡ (a/b) > 1

k就是我们所说的“CPI通货膨胀放大系数”。严格地说，这里定义的k应当称为农产品价格变动给CPI造成的通货膨胀放大系数。与农产品和食品的关系类似，原油价格波动仅仅包括在价格总水平波动中，而汽油价格波动还包括在CPI波动中。显然，若全部原油用于炼制汽油，原油产出占总产出比重应当远远小于汽油消费占CPI比重，因此，原油价格波动也会给CPI波动造成某种乘数或放大效应，我们也可以利用上述研究方法，得到原油价格波动的CPI通货膨胀放大系数。所以，尽管在形式上，通货膨胀放大系数是唯一的，但在内容上，许多不同种类产品都有其特殊的通货膨胀放大系数。

我们发现，如果存在相对价格刺激，k将放大用CPI变化率表示的通货膨胀率。我们仔细观察这一点。假设经济不存在货币刺激；经济存在农产品相对价格刺激且食品相对价格增长率m等于农产品相对价格增长率n，则物价总水平增长率u和CPI增长率v分别为

   u = bn

   v = am

 = (kb)n > bn = u

也就是说，

   v/u = (kb)n/bn > 1

由于k >1，所以k放大了实体经济刺激给CPI通货膨胀造成的影响。例如，设想a=0.30，b=0.10，则k=3；若m=n=10%，则u=1%，v=3%。对公众和经济政策制定者来说，物价总水平上涨1%完全算不上问题，但CPI上涨3%就成为需要严肃对待的通货膨胀危险。而相对价格上涨10%之所以能够演变为公众关心的通货膨胀问题，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通货膨胀放大系数”所起的作用。

我们考察k的经验数据。下面的表1列出美国2010-2015年的k值。美国统计部门公布计算CPI时所应用的食品支出比重数据，它相当于本文定义的a。表1显示，在2010至2015年间，美国的a落在以0.15为中心、跨度小于0.005的很小区间内。但同期美国的b却全部落在0.014之下，这样，美国的k值在这六年内都大于10，最高甚至接近14。如此高的k值会把由农产品价格提高造成的比如1%的物价总水平上涨，放大为美国公众完全不可接受的超过10%的CPI通货膨胀。所以，美国的高k值也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农业产值比非常低、农业劳动力占比亦非常低，可美国依然十分重视农业的原因。

表1 美国的通货膨胀放大系数，2010-2015年

注：所有数据经过四舍五入；通货膨胀放大系数利用原始数据计算。下表同。

与美国不同，中国统计部门不公布计算CPI所运用的食品支出比重。同时，在中国统计数据涵盖的大部分年份内，CPI资料仅仅包括CPI和其中各大类商品价格的变化。仅仅从2011年开始，中国公布的CPI数据区分了食品和非食品两大类，我们据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算食品支出比重，并进一步计算中国的通货膨胀放大系数。令i和j分别表示食品和非食品两类价格的变化率，我们有公式

       a = (v–j)/(i–j)

看上去，只要有v、i和j三个指标的数据，我们将能够发现a。表2列出我们利用中国2011至2015年v、i和j的数据所得到的a计算结果。假定我们计算的a有一定可信性，那么，在2011至2015年期间，中国CPI的食品支出比重大约在0.30至0.35之间，同期的k值大约在3.2至3.9之间，也就是说，中国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前五年中，k值大约为3.5。换句话说，在这五年里，如果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造成物价总水平上升1%的话，相应的CPI将上涨3.5%。3.5%的CPI上涨率亦是一个让中国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开始忧虑的数字。所以，虽然中国的k值比美国低得多，但它依然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表2 中国的通货膨胀放大系数，2011-2015年

中国和美国的k值区别提示我们，k值不但因为各国的消费习惯和统计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并且因为各国非农化进程先后而有所区别。我们考虑后一种情形。设想在非农化历史起点上，a=bà1，其时kà1；在非农化历史终点上，a=bà0，则在非农化进程中，a和b首先都呈现整体的下降趋势。其次，该趋势应当呈现非线性状态。再次，至少从大趋势观察，a应当比b下降更慢。第四，作为a和b的比率，k在a和b两者趋于零的趋势中将趋于无穷大，即当非农化趋于终点时，kà∞，因此，k在非农化进程中不仅会呈现上升趋势，而且可能出现加速度的上升趋势。下图便展示了a、b和k在非农化历史中的一种可能趋势。

图：k的上升趋势

注1：  公式 a = (v–j)/(i–j) 的推导：已知CPI、食品价格和非食品价格三者变化率的关系为v=ai+(1-a)j。从该式解出v= ai+j–aj = a(i–j)+j。移项为v–j=a(i–j)，解出a= (v–j)/(i–j)。

注2：美国数据来源：

食品支出比重：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1，Table 1 (2007-2008 Weights)：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onents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es: U.S. city average, December 2010，https://www.bls.gov/cpi/tables/relative-importance/2010.pdf；2012，Table 1 (2009-2010 Weights)：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onents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es: U.S. city average, December 2011，https://www.bls.gov/cpi/tables/relative-importance/2011.pdf；2013，Table 1 (2009-2010 Weights)：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onents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es: U.S. city average, December 2012，https://www.bls.gov/cpi/tables/relative-importance/2012.pdf；2014，Table 1 (2011-2012 Weights)：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onents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es: U.S. city average, December 2013，https://www.bls.gov/cpi/tables/relative-importance/2013.pdf；2015，Table 1 (2011-2012 Weights)：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onents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es: U.S. city average, December 2014，https://www.bls.gov/cpi/tables/relative-importance/2014.pdf；2016，Table 1 (2013-2014 Weights)：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onents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es: U.S. city average, December 2015，https://www.bls.gov/cpi/tables/relative-importance/2010.pdf。以上所有数据皆于2019年3月1日检索。农业产值比：World Bank, 2018,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ing, Value Added (% of GDP), World Bank National Account Dada, and OECD National Accounts data file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v.agr.totl.zs，2019年3月1日检索。

注3：中国数据来源：

计算食品支出比重所需资料为CPI、食品价格和非食品价格三者变化率。它们的数据来源皆为：国家统计局，2012，2011年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况，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201/t20120112_12776.html，2012年2月20日检索；2013，2012年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况，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301/t20130111_12921.html，2013年1月18日检索；2014a，2013年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况，，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1/t20140109_497145.html；2014年1月28日检索；2015，2014年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况，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1/t20150109_665727.html 。2015年1月19日检索；2016，2015年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6%，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1/t20160109_1301937.html，2016年2月20日检索。农业产值比：参见美国数据来源。

“夜话”2020年第12期，2020年8月16日

（注：本文同时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

前天，2020年8月7日（美国时间8月6日），美国政府发布行政命令，从今年9月20日开始正式禁止美国境内使用微信和抖音。另一只靴子正式落下来了。

2018年初，我曾在国内住过外资旅馆。走入旅馆房间，便看到桌上一张中英文双语的“提示”，原来是该旅馆提示客人，从2018年1月1日起，旅馆不允许再向客人提供VPN服务（即翻墙服务），也就是说，旅馆不能够再让客人通过旅馆的网络登录和使用国外的比如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WhatsApp、Line等服务。这是外资在中国的旅馆遵照工信部2017年《关于清理规范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的通知》而采取的措施。它表示，从2018年1月1日起，一个来自海外的普通旅行者如果不想付高额的跨国上网和电话费用，他就无法和其本国亲友联系，更无法使用其本国的网络服务。同时，政府也由此杜绝了这种可能性，即国内一些人利用入住甚至访问外资旅馆的机会，“合法地”翻墙阅览甚至使用海外网络服务。

不过，我看到那张提示后的感觉，就是“一只靴子落下来了”。

靴子的故事来自工业化初期的纽约。住在简易建造的公寓楼内，一位老人每天深夜听到刚刚下班回家的工人先后脱下两只靴子的声音才入睡。一天夜里，他仅仅听到一只靴子脱下落到地板的声音，但迟迟没有听到另一只靴子落下的声音，因此也迟迟不能入睡。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科学道理，即均衡。两只靴子很快相续落地，是双方都已视为理所当然的均衡状态。一只靴子落地而另一只靴子没有很快接着落地，或者虽然很快落地但不为对方所知，均衡状态就被打破：另一个靴子肯定要落地，什么时候才落地呢？

终于，两年后的现在，另一只靴子落地了：美国正式禁用中国最广泛运用的即时通讯软件微信。中国普通旅行者到美国后，入住的旅馆不再许可向她/他提供能够连接微信的网络服务；即使探亲，其亲人也不可以向他们提供这样的服务，就像海外人到中国旅行，他们的中国亲人也不可以向他们提供翻墙服务一样。

美国正式禁用微信，标志中美两国关系正在迅速走向新的均衡。旧的均衡已经打破、新的均衡尚未建立之时，是不确定程度最高、对未来预期最难的短暂时期。对两个靴子的故事如此，对国家关系也是如此。在中美关系方面，由这次美国禁用微信和抖音，新的均衡格局已经大体形成。而均衡往往意味着长时间的状态。只要某个国家内部不发生特别重大的事件，只要国际上不出现关乎人类生存的迫切事件，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均衡格局就可能维持很长时间。

今年初，我在回顾刚刚过去十年时（2010-2019年），曾经写道：“十年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中国的国际定位是个问题。那时候，虽然中国首先挣脱了2008年经济危机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中国内外部分学者开始倡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融入世界经济、政治和法规体系，似乎还是普遍的共识。可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共识已被彻底打破。…… 这样，以2018年为标志，中美两个世界最强国家正式和公开地从朋友关系变成对手关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随后也正式宣布把东亚作为自己关心的地区。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式形成。我认为，这才是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对未来几十年影响最大的国际政治变化。” 中美进入均衡格局之后，世界经过一段短暂的颠簸，一些国家也将把它们的另一只靴子落下来，世界亦将进入均衡。

我们这一代人如今都在七十岁上下，亲身经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美交恶、八十年代初中美交好和如今的中美交恶，“有幸” 见证了历史循环的一个完整周期。今天，在这个特殊时刻，我衷心地祝愿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健康长寿，能够亲身见证中美再次交好，中美关系进入另一个相互友好的永久性的均衡状态。

“夜话”2020年第11期，2020年8月9日

前两天，我用公众号发一篇旧文“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可即使做了“脱敏”处理，微信管理方依然不许可发布。其实，那篇旧文只是回答一位网友的问题。他给我写信说：“以前大家都是没日没夜的干活，比现在的人勤劳多了，不管是农民还是工人，都是任劳任怨，干的热火朝天。但到头来的结果却是大家都吃不饱肚子，物质极度匮乏，想买什么没什么。再看看现在，现在的人哪有像以前那样拼命干活的人。但是现在商店里的商店琳琅满目，大家都能吃饱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用一个市场经济就可以解释的吗？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我非常想听听您的看法。”我的看法是：很多因素综合在一起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自由。自由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自由意味着一个农民、一个企业愿意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愿意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自由意味着一个消费者愿意购买什么就购买什么，愿意购买多少就购买多少。自由意味着每个人有自己的人格和主见，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正是这样的自由，每一个中国人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的自由，最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让中国人摆脱了辛辛苦苦却忍饥挨饿的窘境，让中国人丰衣足食。当然，领导英明、社会稳定、人民吃苦耐劳、资本投资、技术进步、教育普及、节制人口以及其他许多东西，都是最近四十年改变中国人生活的重要因素。然而，在1978年以前，中国也有这些。同时，政府还在农忙时特别组织城市职工和学生下乡帮助农民抢收抢种，更不用说动员了几千万市民返乡务农。可用尽千方百计，就是不把自由归还农民，所以粮食还是生产不出来，大家还是吃不饱饭。相反，一旦把自由还给农民，在1978年以后的短短几年，中国没有增加农业投资，农民干脆连已有的许多机械都不用了，但粮食就多了起来，中国人就开始吃饱饭了，中国人从此走出了吃不饱的历史。所以，自由，以及自由必然意味着的每个中国人的独立人格、每个中国人不再匍匐于君主、救星、政府、组织，才是最近四十年来改变了中国人饿肚子生活的关键因素。

既然那篇短文不许发布，我只好另拟文字。恰巧有些网友对我的上一篇公众号文章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思想的介绍提出了一些看法，我就写篇短文回馈和感谢网友吧。我把网友的反馈总结为四个问题并回答如下：

（1）关于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问题

我们的学生从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都必须学习和熟背马克思主义这个说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因为它属于所有升学考试的必考内容，也是公务员考试的必考内容。可是，我的介绍为什么缺少了这一“关键考点”？其实，很简单，我介绍的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而非“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马克思生前还说过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

在我的阅读中,马克思没有提过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然，马克思也没有提过其它社会阶段的基本矛盾。确实，马克思多次谈到资本主义体系中生产的社会化，谈到生产的社会化给生产力带来的巨大增进，谈到生产社会化的原因和途径，但是，马克思应当没有明确与直接地谈到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两者的特别矛盾。现在常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应当来自于上世纪中叶的前苏联学者。1949年后被政府请来培训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前苏联教员，把这个说法带到了中国。现在继承前苏联的俄国学者已经不再使用这个说法，但作为学生的中国人目前还继续把这个说法列入“必考内容”。

当然，对我来说，在介绍马克思观点时，最重要的是他的基本思想。就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力两个概念来说，马克思更强调的无疑是生产力。生产的社会化只是生产力的一种表现形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标记是大机器。大机器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机器生产自然也要求生产的社会化，就像它要求比如世界市场、要求消费的社会化那样。然而，无论大机器引出的生产社会化有多高，没有以新的生产工具标记的新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新的生产关系不可能产生。列宁早在1916年就有一个断言，即“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生产社会化”。可直到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举个例子，无论铁器引出的小生产多么“发达”，没有机器为标记的新生产力，“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应当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不可能产生。我年轻时在农村，那时把农民自家养猪养鸡都称为“资本主义尾巴”，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而引用的权威语录便是列宁的一句话：“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然而，按照马克思，没有新的生产力即机器，小生产不可能产生、更不可能每日每时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此，我在上一篇介绍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观点时强调的也是生产力，而没有提及“生产的社会化”。

（2）关于异化

异化这个概念，马克思主义者见仁见智，很多人把它搞得如玄学般难以捉摸。其实，在我看来，马克思认为从负面上说，异化最多也只是资本主义为了建立人类新社会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而付出的代价之一。和劳动者只能取得维生工资相比，异化并无特别之处。有人讨论异化时从“为什么大部分人不愿意上班”的问题谈起，说它是异化的表现。可是，在没有异化的资本主义之前，大部分人就不愿意劳动。在那时，人类之所以不能大规模地建立自身发展的物质基础，原因之一就是马克思说的人只是为了“眼前需要”的使用价值劳动，而不去再多劳动。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为了更多地劳动同时又不相应地更多消费，除了资本主义别无它途。因此，劳动产品不再成为劳动者的产品，劳动手段不再成为劳动者的所有物，劳动不再成为劳动者的自然行为而成为被迫行为，人本身成为工具，成为资本这一人类过去劳动产品驱使的对象，是人类进步所必须的代价。这里，驱使劳动的资本一方面是劳动者只能获得维生工资后的剩余，另一方面又是马克思特别在意的人类所建立的物质基础。只要这个物质基础不那么雄厚，就是说只要资本不那么多，异化和维生工资就是进步的，对人类未来有利的。就此而言，异化在马克思那里同样具有正面意义，尽管几乎所有谈论异化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仅仅注意到它的负面意义。由于异化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中没有特别的意义，我在介绍马克思时也没有特别提及它。

（3）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在我对马克思的介绍中，把“资本主义的结束也将是血腥的，而这同样是人类进步所必须的代价”作为他对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马克思几乎只说过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倒是恩格斯若干次提出不通过暴力结束资本主义的想法，但我认为，那仅仅是他的非基本想法。恩格斯的那篇“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常常被人们用来证明他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观点。其实，即使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也声明绝不放弃暴力革命的权利。所以，在我看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不属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之列。

（4）关于“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

这里牵涉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所谓“卡夫丁峡谷”的争论，即不经过资本主义这个卡夫丁峡谷，或者经过但免除资本主义许多苦难的卡夫丁峡谷。卡夫丁峡谷的争论和19世纪末的俄国是否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争论有关。这里，首先，马克思只是在一封信的初稿中提到不经过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而在定稿时完全抹去了这样的词汇和基本上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其次，根据以往的人类历史，我们可以肯定上述两种不经过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例如，现代被发现的一些原始部落一下子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之中。然而，正如我在上篇公众号文章所写的那样，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是尽管人类各民族跨入资本主义阶段有先有后，部分民族甚至可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但生产力落后的民族只可能在生产力发达民族的带领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落实到19世纪末的情形，根据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没有生产力最发达的西欧国家带动，俄国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率先进入新社会。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后来的历史，这个问题的实际意义不复存在。它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一样，都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圈子的产物或怪物。这样的怪物出现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本人认为到了1848年，资本主义不可能容纳的新生产力已经出现，所以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如何结束资本主义的困难问题：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国家也许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新社会；西欧国家生产力最发达，可那里的无产阶级没有暴力革命意愿，那是否可以和平长入新社会？这样的问题被圈子里的许多人讨论的津津有味，直到今天还被人所乐道，以至于可能不是圈子里人的网友也能够向我提出它们。这里，我强烈地建议圈子里和外的人设想一下，假如资本主义无法容纳的生产力在1848年（甚至2048年）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为人类新阶段建立的物质基础在1848年（甚至2048年）还不够雄厚，那么，按照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所有这些过去的和现在的关于如何结束资本主义的讨论，是不是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并在我们国家成了浪费老百姓钱财的黑洞（比如，马工程中的一本教科书所获得的研究资金可达到200万元）？

“夜话”2020年第10期，2020年6月20日

注：列宁语录

1.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
2. 《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

我的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今天解封了。我是3月4号接到“违规封禁账号通知”，封禁的截屏如下：

“哭吴宗宁”是我写于2015年的一篇悼文，纪念我的中学同学吴宗宁。他和我作为知青，在1969年元旦前后到同一个县的农村做农民（插队落户）。他在那里学了一点农民的土法或者统称为中医的治病方法。1978年后知青返城后，这点本领使他能够在单位的卫生室做医生并就成了他的终生职业。不过，他很可能没有行医许可。记得他对我提过这一点，说他完全不会英语，无法通过为获得该许可的英语考试。他去世后，我写了一篇悼文并发布在网络上。大约十天前，在他去世五年之际，我想把这篇悼文发布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上。

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这篇五年来在网络上始终可以阅读的悼文，竟然难以发到微信上。我一共发了七次才成功。下面是前六次不成功的截屏：

微信为什么阻止我发布这篇悼文呢？也许因为该文提到了文革。由于我和吴宗宁的最初相识与插队落户都发生在文革期间，我的悼文不可能不提及文革和它的发动者。也许这些都是微信文章的禁忌？因此，在第一次尝试发布之前，我已经做了“脱敏”的功课，就是用某种方式隔断了文革和其发动者一词（如文a革），可点击“发布”后，微信依然不许可发布。我只好再找其它疑似的禁忌词汇，再用两个符号或文字隔断这些疑似禁忌词（如“文而且革”），再把发动者的姓改成“矛”并删去名，这样来回又试了五次，微信审查后依旧一次次地宣告“无法查看”。我不服气：这篇悼文和时事政治完全无关；文中没有脱敏的词汇都是日常生活用语，不应当成为禁忌词汇。我在准备放弃时，我突然想到文中说到的吴宗宁“民间行医”也许是个问题吧，于是我做了如下改动：

1. 把“民间”改成“民下间”；
2. 把“行医”改成“行而且医”；
3. 把“医生”改成“医师”。

令我始料不及是，微信审查了十来分钟后竟然通过了，我的悼文发布成功了！下面是发布成功的截屏：

说实话，发布成功带给我的兴奋只有两分钟热度，而它给我造成的惊讶和悲伤却一直伴随着我。我的惊讶在于“民间”、“行医”和“医生”这三个词怎么可能成为禁忌词汇呢？这三个词和它们的各种组合如“民间医生行医”、“医生民间行医”等等，都是不含褒贬的中性词，是在任何社会制度的任何时候都应当可以公开写出的中性词汇，可它们现在竟然不让写出了！我的悲伤在于，像这样的中性词都需要先“脱敏”、先搞得语词不通才能够公开写在文章内，我们应当如何向我们的子女解释呢？100年后、1000年后的国人如何理解我们现在的汉语文字呢？我们的民族落到了什么地步才出现这样的汉语文字悲剧？今天还在猖狂的新冠病毒对我们民族无疑是个悲剧，但今天的禁忌词汇对我们的汉语文字、对我们的民族是更大的悲剧。

在我看来，有两条简单的途径可以让我们走出汉语文字悲剧：完全禁忌或者不再禁忌。第一条途径暂时可行。我自己便是在完全禁忌的改革开放前学会汉语的。那时公开发布的文章没有需要脱敏的禁忌词汇。一个人无论赞成那些文章的观点与否，都会承认那些文章语句通顺，没有特别的违和之感。所谓的“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躅，音同浊，表示足迹），那时节是做到的。所以，完全禁忌，禁止任何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标准的文字见诸于众，是走出目前汉语文字悲剧的途径之一。另一个途径当然是完全不禁忌。这条途径自然更可行，我个人也完全赞成。这里的原因是第二条途径不仅能够让我们远离汉语文字悲剧、而且能够让我们远离类似新冠病毒和文革的民族悲剧，并且是永久性地远离这两类悲剧。

应用物理学和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目前的文字部分管控状况显然不是一种均衡，它不可能稳定也不可能持久：它必须停止。为了我们的文字，为了很快就会上网的少年和儿童，为了珍惜历史的我们的先人与后人，我们国家需要也必须停止目前实行的糟蹋汉语文字的微信文章管控方式。

“夜话”2020年第7期， 2020年3月12-13日

注：“哭吴宗宁”一文被允许发布后，我有一次机会修改其中20个字。在改正别字后，我把文中用词“专而且制”改成“专制”。这也许是我的公众号被封原因。不过，“专制”一词含贬义，因此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我虽然常常看看德国和美国少数几个大报的网页，但也只看看标题：我没有付费订阅，即使想读标题下的内容，也得等解封（即不必付费）后；但真的解封了，却又不会去读。对我来说，美国人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今年2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应当也是这种命运。然而，没有想到，我国政府对这篇文章开火了。2月6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这位叫作Walter Russell Mead的作者，你应该为自己的言论、你的傲慢、偏见和无知感到羞愧”。2月10日，“针对《华尔街日报》日前刊文妄称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我国外交部表示，“这篇文章诋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报社编辑还为该文章加上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耸人听闻的标题，既违背客观事实又违反职业道德，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广大中国民众的愤慨和谴责。中方要求《华尔街日报》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公开正式道歉，并查处相关责任人。”2月19日，中国政府决定吊销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于是，米德的文章一下子轰动起来。其时，该文已经能够免费阅读。我也就因为它的轰动效应而上网读了它并决定把它翻译成中文。这篇文章很短，用词亦简单，并和我的专业经济学联系密切，因此，它的翻译并不费事。

当然，“不费事”不是我翻译它的原因。我翻译它的原因是想让我的朋友知道它的具体内容，而我的许多朋友，尤其许多同年龄朋友还不能流畅地阅读英语文章。我和我的同年龄朋友都经过“文化大革命”，对那个所谓的“安东尼奥尼辱华”事件记忆犹新。安氏是意大利共产党员，为了让世界了解当时的中国，于1972年来我国拍摄电影，据说乘坐的是时任总理周恩来腾出来的座车，在我国很多地方留下了足迹。他的电影《中国》出版后，却被我国政府禁止并要求意大利同样禁止放映。当时，我国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安东尼奥尼电影的文章，连中小学生都加入了对安氏的大批判，有一首儿童的歌词便是“红领巾，胸前飘，听党指示跟党跑。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我们谁也没有看过这部影片，但“听党指示跟党跑”，也就一颗红心地跟着报纸批判安东尼奥尼。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几年，我国政府却提出要“肃清‘四人帮’在安东尼奥尼《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随后并正式向安东尼奥尼道歉。后来，我国又在2004年搞了一个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映，也许是第一次在我国公开放映了这部片子。

年轻时的这段经历深深铭刻在我们这一代人脑海里。这样的经历不应当在如今的年轻一代和更年幼的带红领巾的少年人身上重演。而不重演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在发生类似事件时，让他们去看新发生的没有剪辑的“安东尼奥尼电影”，在这里，就是米德的文章。每个读了米德文章的人会有自己的看法，无论他们的看法是什么，他们都可以骄傲地说：“我读过米德的文章”。这就是我翻译它的原因。

不过，很抱歉的是，尽管我为了避免敏感词而六次改动原稿，这篇译文依然无法在微信发布。我只好把它发布于我的个人主页，有兴趣的读者请点击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2047阅读，谢谢！

最后是两个小注：

1. 米德文章的标题“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有多种同等正确的直译法，例如“中国是亚洲的真正病人”等，也有多种意译法，例如“中国真的出了问题”等。由于在我翻译之前，我国政府已经把“sick man”译成“病夫”，而我在自己的翻译工作中一贯遵从我国政府对外国事件的译名，所以这里还是一以贯之。
2. “X is a sick man of Y”是英语中一个常用词组，表示X是Y的病人。这个词组亦多见于新闻评论的标题。例如
3. （1）美国《外交政策》2019年4月2日一篇文章标题“The American Empire Is the Sick Man of the 21st Century”（美帝国是21世纪病夫）
4. （2）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2019年10月5日一篇文章标题“Germany becomes the ‘sick man’ of Europe”（德国变成欧洲“病人”）

“夜话”2020年第6期， 2020年2月28日

引文出处注：

1. 2月6日引文出处：我国外交部网站

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741469.shtml

2. 2月10日引文出处：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2/10/c_1125555252.htm

3. 儿歌出处： 韩炜、陈晓云，2003年，新中国电影史话，浙江大学出版社，第267页。本文转引自维基百科中文词条“中国（纪录片）”，出处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_(%E7%BA%AA%E5%BD%95%E7%8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