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话”2006年第1期                                      2006年1月3日

 

转录：

 

我 相 信

（约翰·小洛克菲勒，1941）

 

我相信个人的价值至高无上，

我相信个人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我相信每一项权利都意味着责任；

每一个机会都意味着约束；

每一笔财产都意味着义务

 

我相信法律为人而定，而非人为法律而活

我相信政府是公众的仆人，而非公众的主人

 

我相信劳动的尊严，无论它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

我相信世界不会自动养活任何人，但它给每一个人劳动生活的机会

 

我相信节俭是妥当安排生活的关键，

我相信无论对政府、企业还是个人而言，节俭都是获得稳定经济实力的首要条件

 

我相信真理和正义是任何社会秩序长久稳定的基础

 

我相信诺言的神圣性，

我相信一个人的话应当有信用，

我相信一个人的最高价值不在于他的财产、权力或者地位，而在于他的名声。

 

我相信人类的基本责任是奉献有益的服务，

我相信只有纯洁的牺牲之火，才能烧尽自私的残渣，

让我们灵魂中的伟大之处发挥出来

 

我相信全知全爱的主，无论人们称呼他的名字是什么；

我相信一个人最高的满足、最深的幸福、最大的价值

是自己能够和谐地照主的意愿生活

 

我相信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

我相信只要有爱，我们就能克服仇恨，

我相信公正能够并且必将战胜强暴

 

―――――

原文如下：

 

I believe

（John D. Rockefeller $ Jr. $ 1941）

 

I believe in the supreme worth of the individual and in his right to life $ liberty $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 believe that every tight implies a responsibility; every opportunity $ an obligation; every possession $ a duty.

I believe that the law was made for man and not man for the law; that government is the servant of the people and not their master.

I believe in the dignity of labor $ whether with head or hand; that the world owes no man a living but that it owes every man an opportunity to make a living.

I believe that thrift is essential to well ordered living and that economy is a prime requisite of a sound financial structure $ whether in government $ business or personal affairs.

I believe that truth and justice are fundamental to an enduring social order.

I believe in the sacredness of a promise $ that a man’s word should be as good as his bond; that character – not wealth or power or position – is of supreme worth.

I believe that the rendering of useful service is the common duty of mankind and that only in the purifying fire of sacrifice is the dross of selfishness consumed and the greatness of the human soul set free.

I believe in an all-wise and all-loving God $ named by whatever name $ and that the individual’s highest fulfillment $ greatest happiness $ and widest usefulness are to be found in living in harmony with His will.

I believe that love is the greatest thing in the world; that is alone can overcome hate; that right can and will triumph over might.

 

（原文抄自于布朗大学洛克菲勒图书馆（Brown University John D. Rockefeller Library）正厅墙上，自己翻译。2006年1月3日于美国Providence。）

“双周夜话”2002年第6期                                                           2002年3月15日

 

 

资本主义起源和良好道德规范

 

 

　　近来无意想到了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而没有起源于当时经济可能更加发达的中国？原因有很多种，技术创新（它也许比现有技术水准更重要）、探险精神、国家间的竞争、人文意识、宗教等等，都是原因之一。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想是良好的道德规范。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不可分离。个人有独立行动、独立决策的自由，市场才可能有平等的竞争，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才可能出现和发展。但平等竞争的前提，或为每个人能力同样，或强者自觉地按规则行事，而不恃强凌弱。由于每个个人的能力事实上是不同的，因此资本主义起源便部分地依赖于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有一个自觉按规则行事的强势人群存在。我们常常谈到企业家素质对市场经济的意义。如果我们把企业家视为努力追求并且知道如何追求个人利益的人，那么，任何社会都不缺乏企业家。只要有空间，他们就会在这个空间内争取自己的利益。假如一个社会给企业家足够的空间，每个企业家会如何追求个体利益呢？如果我们想象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择手段，象马克思说过的那样，为了300％的利润甚至不惜上绞刑架，那么市场经济秩序不可能建立，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出现，因为这样一种经济“制度”无法纳入到整个社会制度中，因为失败了的企业家和不以经济利益为追求的社会积极分子（也可以算企业家吧）将有正当理由制止和消除这种腐败堕落的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企业家在其活动空间内自制，需要他们仅仅用正当的手段按规则追求自己的利益，用中国的古训叫“生财有道”。市场经济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市场经济特有的规则，因此“正当手段”便意味着市场参与者尤其企业家具有良好的道德，自觉地按照人与人关系的一般行为规范行事；意味着企业家自觉地拒绝今天我们所说的寻租活动，自觉地拒绝自己的特权机会，更不用说拒绝欺诈和作假。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当年的西欧正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笃信上帝。许多人写作不署名，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写出来的作品是上帝对他心灵的呼唤，作品应当属于上帝。许多人争取财富，不断增加自己的财富，是为了向上帝表明自己的虔诚。他们争取财富增殖，不是个人或者子孙的享受，而是为上帝效劳，许多人最后把财富献给上帝或者上帝认为好的事情，例如教会、慈善组织等等。这些人在以上帝为终极目的时，把财富增殖视为中间目标。为了这样的中间目标，他们将自觉地仅仅使用正当手段，因为任何用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财富不但不会受到上帝的赞扬，反而会受到他的惩罚。如果这些人在市场交易中失败了，他们会认为这是上帝对自己的惩罚，他们将接受教训，更加谨慎更加努力地从事市场交易。在以这样的人为核心的市场参与者中，渐渐地形成了市场交易所特有的规范，尤其是防止寻租和特权交易的规范。市场经济也才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资本主义开始正常发展起来。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如何。就我的中国而言，历史上似乎没有自觉遵守“生财有道”古训的企业家人群。读一下“三言”“二拍”、“水浒”“红楼”，我到处发现企业家寻租现象。“人无横财不发”的贬抑之说，虽然被许多学者批评为中国过去发展市场经济的心理障碍，但亦非空穴来风，似乎多少也是中国企业家历史和现实的写照。由此看来，缺乏一群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的企业家，可能是中国无法从内部产生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原因之一。

“夜话”2005年第3期                                                     2005年5月10日

 

 

我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兴趣

 

 

我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兴趣开始于农村。

那是三十多年前，我在江苏省农村插队，田间劳动之余喜欢找几本书看看。那时的舞台上只有样板戏，书店里几乎也只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像《三国演义》、《啼笑因缘》等等都是“毒草”，禁止阅读。虽然我在农村偷偷地读过一些这样的书，但地下流传的这类书毕竟太少，满足不了阅读的欲望。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泛政治化的年代，我自然而然地响应起毛泽东“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读起马列毛的著作，并且非常认真地读。在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青年按照父母地位被分成三类：一类人不可再教了，一类人名为“可以教育好的”青年，第三类人没有专用名词，但显然是“根红苗正”、无需教育的青年接班人。我当时被划入“可以教育好”一类，心里很感动，毕竟不算不可救药的青年，于是读起马列毛著作特别虔诚。在农村期间，我从《毛泽东选集》，读到列宁著作，再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和《资本论》。在上大学之前，我已经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许多章节。正是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阅读，我知道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并且产生了兴趣。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经济学就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在禁止之列。而我当时既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经济学说存在，更以为象《三国演义》、《啼笑因缘》这样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东西被禁止阅读是最适当不过的事情了，因此很自然地接受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看法。实际上，直到今天，尽管各种外国经济学说又一次传入了中国，我们仍然看到一些人持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才是经济学的看法。

由于我在没有教师、没有同伴、没有辅导书的情形下长期自学马克思经济学，所以我形成了自己的理解。因此，当我作为大龄青年于1978年走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开始听教师讲授《资本论》的时候，我无法接受教师的正统理解：他们把《资本论》课程变成了一门寻章摘句的玄学和一字不易的神学！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我看来，关键原因可能不是制度，而是那些教师不再是社会的贫穷者而且害怕成为贫穷者。我是在做着社会最苦最脏的体力劳动之余读《资本论》的，最深刻的体会就是《资本论》是为穷人写的，因为《资本论》把社会问题归结为富有者统治的制度而不是穷人的不觉悟、不努力、不自救。马克思和他的妻子皆出身于富裕家庭，马克思凭着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即使今天在德国仍然是凤毛麟角的博士学位。他完全可以建立自己的富裕家庭。但是，马克思走了另一条路。在他写作《资本论》的时候，他是全英国（甚至全欧洲）最穷途潦倒的博士。据说，他的家里没有一个凳子或者椅子的四条腿全是稳的。不过，到他家的人只要和他讨论起来，就会忘记凳子的不稳。幸亏大英图书馆对读者完全免费并且把为读者服务视为图书馆的宗旨，否则马克思的抱负亦成泡影。当然，一个博士任凭家里极端贫困，不但不去找工作，反而天天泡在图书馆里，这样的人，无论在夫权制的中国，还是在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都是难以想象的。马克思自然不愿意贫穷，但为了自己的抱负，在不得不贫穷的时候，他不惧怕贫穷。这就是马克思作为学者的基本素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孔夫子以来的若干学者所具有的素质。而今天讲授马克思经济学的教师，心里想着的往往是手中的饭碗和房子，最担心的就是陷入贫穷，自然无法理解马克思。

在大学里，我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没有马克思，我们现在是不是仍然能够写出《资本论》这样的著作？照说，我们现在知道的事情比马克思更多，资本主义在马克思身后的发展应当更加明确地显示它的本质特征，我们今天也 比马克思有更多的经济条件：我们可以一边当教师一边研究；尽管还不富裕，但毕竟比马克思这样的社会闲杂人员或无业流民好得多；最后，研究马克思也许还会得到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政府的大力支持。不过，唯物主义在这里大概不适用。例如唐诗宋词，后人条件再好也写不出可以与李白、杜甫一比的诗篇；所以，我们现在条件再好，可能也写不出《资本论》来。但经济学很象自然科学：没有牛顿、爱因斯坦，别人也会建立类似的物理学理论。不过，无论如何，一旦这个问题提出，我就被吸引住了。我需要认真领会马克思为什么那样地提出他的问题，为什么那样地重视价值和剩余价值概念。我那时的结论是，从学理的角度说，马克思写《资本论》的目的是为了验证他的历史哲学，让他的历史哲学落到某个实处。而历史又是人的历史。人演绎自己的历史既不是以一个一个的个体身份、也不是以全体人的身份，而是以人组成的不同团体出现的。这是因为，如果以全体的身份出现，历史便是人和不同于人的自然界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如果以个体身份出现，两个不同人之间会出现许多种类的关系；在它们之中，哪一种关系可能对人类历史演化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本身就成了非常困难的问题。避免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式，便是把人组成的团体视为历史演化的基本单位，把这些团体之间的互相作用视为历史演化的推动力。而马克思最重要的贡献，便是在所有团体中，抓住了两个团体：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是除了整体“一”之外的最小整数，因此是最抽象的结构；比“两”个更多的团体则可能模糊历史演化的真实。但哪两个团体对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化最重要呢？马克思认为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他看来，社会一旦有了少量剩余产品，就需要少数人管理它们，人就分成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因为对剩余产品的管理本质上不是针对自然界，比如防止剩余产品被自然界损坏，而是针对可能对这些产品提出过分要求的人，所以，那些不充当剩余产品管理者的人，自然就成了被管理者，即管理者通过管理物而管理着作为被管理者的人。正是在这里，马克思透过人与物的关系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社会没有剩余产品，管理者无物可管，人与人的关系不通过物的中介，推动历史的是个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剩余产品非常多，人人都有时间管，人人都成了管理者，这就是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到那时，推动历史演化的又重新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即他所说的个人所有制关系。恰恰在人类既有了剩余产品、可剩余产品又不多的时期，人类需要分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通过这两个团体的关系，马克思便能够用一个统一的框架，解释人类脱离原始状态以来到今天的几千年历史。而《资本论》的目的，就是在这个框架内，解释他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或者说通过解释他面前或者他被卷入其中的历史，来证明这个框架的可行性。

我在大学后期，中国经济学界正在争论服务业产值是不是应当计入中国的国民收入统计中。这本来是个实际问题，与马克思研究并不直接相关。但在那个年头，凡写文章就必须引用马列毛的话来支持自己，因此争论各方打的是语录战。这自然是官员作风在学界的扩张，因为官员必须遵循长官的言论。我无官之念，不受所累，虽然关心这场争论，但我更关心如何把服务业这个马克思没有专门考虑的经济活动纳入到他的《资本论》尤其是他的历史哲学框架内：如果我是马克思，我继续往下写《资本论》，我应当如何写关于服务业的一章。后来，我写了“略论服务业资本”的学士论文。在这篇论文开首，我写下了一句“作者的话”：“本文追求的是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逻辑体系的一致。对可能得出的结论，对可能与马克思某些话的不协调，不予重视。”这是迄今为止自己写得最满意的一篇文章。我后来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并且特别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细化我在这篇论文内无意写下的一句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深入到社会的每一角落，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资本主义化，使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的劳动力供应日趋减少，从而，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必要环节”。这里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的劳动力”在现实生活中主要是农业劳动力，而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就是这些劳动力如何转移到资本主义的现代部门，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如何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内。当然，我的这篇论文有许多可以批评和争辩之处，而且又是在别人（即使是马克思这样被公认的大师）的理论框架内写成的，自己的创新实在很有限。

大学期间，我开始接触别种经济学，并且为了发展马克思理论而对它们产生了兴趣，因为我那时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各种知识的最高综合。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西方经济学为自己的研究生专业，以后我便在这个领域工作。不过，我对马克思经济学和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兴趣从未降低。当然，又经过二十多年的读书，今天的我已经不再盲目崇拜马克思理论。在我看来，马克思理论是历史理论和经济学理论之一种。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和未来。但它又不是唯一的一种。它留下的空间足以建立起好几种历史理论和经济学理论。就马克思理论本身来说，也有许多基本问题需要思索。比如，为什么一有了剩余产品，过分要求尤其是管理者的过分要求就出现了呢？剩余产品多到什么可以具体想象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程度，一个人相对于他人的过分要求才会消失呢？如果说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人作为兽的动物特征就可以说明他的过分要求的话，那么，人要具有什么样的人的特征，才能够在剩余产品很多的时候失去他的过分要求呢？马克思把这个问题归结为经济发展程度或者剩余产品多寡。但近几千年来，人类的剩余产品不断增加，可人的不同于兽之特征的演变似乎在循环之中，以至于今天我们很难说人为人的特征就比1000年前高许多。再比如一个人会不会提出过分要求应当和他的道德水准有关。未来的不需要把人区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新社会应当具备的基础之一，就是每个人都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准。这样的道德水准在新社会建立之前就应当基本实现，就像马克思本人强调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应当在新社会出现之前实现一样。可如果这样的话，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方式要为未来社会准备的，将不仅仅是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而且也同时是很高的道德水准。但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全部道德看法就得改变。不过，在这个方面，马克思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又比如，马克思把历史演化的主体更多地放在贫穷者或者被管理者团体上。可被管理者之所以被管理，除了社会原因外，也有个人的原因。我本人如果二十岁的时候在农村不读书，我今天更可能属于后来返回城市接着又下岗的知识青年（为什么称为“知识青年”？我们当时其实并无知识！）之列。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会把自由散漫的农民训练为具有组织性纪律性的工人阶级。但要成为管理者，组织性纪律性是远远不够的：管理者最重要的特征是主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仅仅为被管理者考虑，尤其把被管理者的被动性完全归结为社会原因的理论是不够的。马克思自己能够从富裕家庭走出，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动性而甘愿落入贫穷；但人类新社会的希望可能更多地在于贫穷出身的人不但主动争取个人富裕，而且具有更广阔的社会主动性。而马克思对缺乏主动性的被管理者的过分重视，也许造成了后来在他名义下建立的社会制度，都试图用压抑个人主动性的方式来确保缺乏主动性的一批人的利益，其结果则是这些制度无一例外地变成了一潭死水。因此，马克思虽然抓住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矛盾，但他对这两大人群的基本看法却值得讨论。总之，马克思理论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理论，它启发我们去深刻思索人类的基本问题。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重新回到这些问题上来，并且能够形成一些系统的想法，以回应马克思和象他那样的杰出学者对我的引导和启发。

 

                                                                               （为一篇约稿写的初稿）

“双周夜话”2004年第20期                                              2004年10月13日

 

就这样风雨兼程

 

 

我原来是个十足的音盲（其实现在七音也不准），脑海中记得的仅是少年时常唱的通俗歌曲――毛泽东语录歌，比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造反有理…”等等。后来孩子学音乐，我才在陪伴过程中知道了简谱中“1，2，3，4，5，6，7”的大概发音，也才知道了其它通俗歌曲，比如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当时我还和孩子开过玩笑，为什么没有男声的“太阳代表我的情”。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是歌曲《风雨兼程》中的最后一句。本月初假期中突然想起这首歌，立即在网上听了起来。这一句的后半句最使我感动：“就这样风雨兼程”。

是的，就这样风雨兼程。就这样，出发吧，也许是一种无奈。不这样，还能怎样呢？时间已到，该上路了。准备不足怎么办？没有办法。就这样，即使“正是风雨浓”，看不到“雨过天晴时”，也得上路，也得风雨兼程。人生有许多无奈，上路的时间、地点、环境、达到目标的预期都不是自己可以选择或者很大程度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强权者往往能够不管别人意志与否而贯彻自己的意志，但他常常也有很多无奈。更何况我等凡夫，又惯于平等待人，更只能“就这样风雨兼程”。程琳一首歌唱了八遍这半句词。我听了许多次，总觉得她的声音不时也有无奈之感。

然而，“就这样风雨兼程”也是一种决心，是一个人的坚决选择。考虑多种因素后，明白“山高水长路不平”、无人“携手同攀登”之后，甚至在不明白这些之前，一个人到一定时间总得下决心、做选择。人的性格有果断和寡断之分，更有许多人既乏果断也不寡断，但所有人都得选择，即使无法下决心的一声喃喃自语“就这样吧”，也是一种选择。选择的正确程度高低，要视选择以后的发展而定，因此总带着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斩钉截铁一个词“就这样”，又有一种大无畏的气概，“就这样风雨兼程”，没有顾虑、没有犹豫，没有等待，踏进风雨里，坚定前行，向着自己的目标。但程琳歌声中这种气概好象不足。自然，像她唱的那样，有人“伴你风雨行”、前面“风光在险峰”，也许不大需要男子汉气概。但是，要下艰难的决心和做主动的选择是需要一种气概的，一种传统上被归入男性美德的无畏和刚强的。

确实，任何事情都没有完全的把握，出发的时候都是准备不足的。像郎咸平这次挑起私有化改革方式争论时，准备就明显不足，这可以从他的诸次言论中清楚地看出。批评他的人也准备不足，赵晓说要三个月时间做准备，大概也是真话。但时不我待。一个人想象这里和风细雨也罢、腥风血雨也罢，往往也只好“就这样风雨兼程”。连政府也没有准备，但它又必须做哪怕不作为的“就这样”决定。日常生活亦如此，许多事情我们必须下决心，必须“就这样风雨兼程”。人生六、七十年，说长很长，象茫茫苦海；说短也短，似来去匆匆。但无论长短，生命途程中任何一点都是起点，都可以开始一段新的路程。改学一门知识、出国、换单位、准备论文、为孩子选学校、开始跑步、戒掉粗话等等，都是人生一段新路。踏上新路前我们既要多做准备，却也很难等到准备充足的一天。所以，就从今天开始，即使有风有雨，“就这样，风雨兼程”，只要相信康德说的宇宙的神灵和内心的良善会祝愿我们“多保重”、“早成功”。

 

（歌曲：风雨兼程）                                  

 

“双周夜话”2002年第13期                                                    2002年6月19日

 

 

从农村村级财务公开问题想起

 

小时候在家，常听母亲说到 “以心比心”。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长大后，读到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体会到母亲的意思，大概就是孔夫子的站到别人角度设想的意思：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换到别人也不会愿意做，因此从道义上说，自己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应当说，这是基本的道德要求了。以这个要求为临界点，算它为零点吧。做不到这一点，那道德水平可能就是负数，就在损害社会；高于这一点，比如有人“己之所欲，亦施于人”，把自己也希望的好事送给别人，就象在公交车上把自己希望而且已经得到的座位让给抱有同样希望的别人，那是道德好的人，对社会将大有裨益。

这段感受来自于近来的阅报。在报上常见到谈论农村村级财务公开的文字。村级财务公开是个老大难的问题。“老”是因为它早已不新鲜了；“大”是因为它关乎到几亿农民。问题既大又久而不决，自然就难了。以我自己在农村的经历，知道那里很有一些人，粗野、蛮横，当上了村干部。农民身份，即使辖下有数千人，要转为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还是比登天还难。既然无升迁希望，农民包产到户了，生产也不需要他们多管，手中权力，也就集中在财务上。好容易从农民手里收上来一点钱，要他们公开收支，说清这钱有多少用在集体事业，有多少用于他们个人，扪心自问，确实不易。于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让这些作为村干部的农民明白，村级财务公开是他们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具体表现。

但是，谁来教育农民呢？当然是文明、高雅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然而，按照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标准，这些人教育农民的资格不够，因为他们自己的财务就没有公开过，甚至没有想到要公开。比村干部高一级的是乡干部。乡财务公开了吗？没有。再高一级是县。县级财务公开了吗？也没有。省级财务是公开了，但村干部最不愿意公开的与自己个人有关的部分，省级财政没有公开：省长工资几何，奖金多少，都在云里雾中。也许，官员有官员的难处。那么，知识分子的财务公开了吗？也没有。哪一所中学的财务公开了？哪一所高等学校的财务公开了？好象没有听说过。就是大学的系一级的财务也没有公开。如果说农民文化水平太低，农村干部素质太差，农村村级财务难以公开，那么，大学的学院、系由大学教师和具有大学文凭的职员组成，这些人的文化水平不可谓不高、素质不可谓不好，写起论村级财务公开的文章，下笔千言，洋洋洒洒，论点论据，不由人不信，为什么他们的财务不能够公开呢？

    也许，知识分子也有难言之隐，不便公开自己的财务。诚如此，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标准，知识分子便应当考虑到农村干部的难言之隐，即使不撰写论证村级财务保密的文章，也不应当发表论证财务公开的作品。和官员们不同，知识分子，尤其高级知识分子和学者，往往自诩为社会道德的楷模，那么，他们至少应该作到自己不愿意公开的事情，也不要求别人公开。自己由于各种难言之隐而无法说服自己公开财务的话，又怎么能够教育农村干部公开财务呢？如果硬要把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强加给农村干部，按照我们的计量分析，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平便成了负数，学者也就难逃伪君子之疑。面对这样的教育者，受教育的农村干部不会动心，记者在报刊的呼吁不会真心，村级财务也就很难公开，老大难的问题将继续“老”下去，并且没有老而逝之的迹象。

“双周夜话”2003年第09期                                                           2003年5月6日

 

 

五月的夜晚

 

五月的深夜，我走在小区外的人行道上。风轻轻地吹着，柔和地掠过我的脸面；马路已经完全安静下来，习惯了噪音和废气的耳朵和鼻子享受着久违的轻松。没有月亮，淡淡的路灯似乎更加平和。

五月的夜晚，应当是一年中最舒适惬意的夜晚了。

这时，从对面人行道上走过来一个女孩，走在我的前面。她的步伐不象散步，也许是夜班，也许是朋友聚会，这么迟才回家。突然，她轻轻地跳起来，好象要摘一片树叶玩耍，也好象要抚摸一下树叶，那身影，那姿势，无声无息，但却给本来无声无息的春夜带来了生气，恰如画龙点睛，春夜一下子舞动开来，世界一下子完美了。

我突然感动了，原来，把世界美丽起来，是如此地容易。一个无意的动作，一个欢喜的蹦跳，就会让世界美丽起来。

我也想摘一片树叶，摸一下小树。

但我的手停在了半空，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树叶上树干上满是灰尘，只有在雨后的短促时间内，它才有幸展现自己那令人类心旷神怡的绿色和苍莽深重的褐色。

前面的女孩已经走远。

我突然怅惘了，让世界美丽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如果在我的身后，有一位类似我的心情的人在散步，他是无法欣赏到我刚刚感受的美丽的，因为我没法让自己欢喜地亲抚树叶，没法把生命赋予春夜。

我是理智的，我要估算树叶带给我的灰尘，我只有在了解成本和收益后，才能决定是不是应当摘一片树叶来欣赏。

前面的女孩这么晚还在这里走，应当也是这里的居民，应当也知道树叶上的灰尘。

但她还是高兴地和树叶玩耍。

    也许，让世界美起来，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理智。

“双周夜话”2004年第21期 　　　　　　　　　　　2004年10月25日

 

你最好一笑置之

      

       恰巧两个月前，我写了今年双周夜话第16期“说真话”，就网民Skywalker对我的评论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在把Skywalker的评论作为附录加在我的短文之后的时候，我有过一瞬间的犹豫，因为最妥当的做法是仅仅附上他对我个人的评论，而把他对经济学院教师的那篇评论全部附上，无疑有不妥之处。但我当时一下子没有想出如何把他对我的评论分离出来而又保证将来能够检索到，同时作为刚刚交班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我感到有义务让学院所有老师知道外界对他们的有一定水平的评论，即使这些评论完全是负面的。正如我向包括田国强院长在内的经济学院现领导说过的那样，如果我仍然是院长的话，我会把Skywalker的评论发给每位教师。

      

今天，Skywalker真实身份已经被查出（据说仅仅是个本科生！！！）；他的评论已经从他最初发表的网址删掉了；据说他受到了诋毁他人名誉的上诉威胁，生活受到了严重干扰。许多朋友劝我把他的评论从我的网页上删除，以消除“不良影响”并平息“公愤”。

      

然而，我不认同“不良影响”和“公愤”之说。Skywalker的评论激起强烈反响和造成“不良影响”甚而“公愤”是两回事。他的评论之所以能够引起强烈反响，是因为它是国内少见的对经济学教育有水平的评论。首先，他的评论直指个别教师，而不是笼统地就经济学院而言；但他的评论又触及了大批教师，所以又可以看成是对经济学院的总体评论。其次，他的评论是未来导向型的，爱憎分明。再次，他的评论直指要害，尖锐有力，在若干点上甚至恰如其分。让这样的评论从此消失，也许是中国经济学教育史研究的一大损失。试想，五十年后，如果有人撰写包括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史，Skywalker的评论可能会是不可多得的材料。我们今天写起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的经济学教育之所以难有深度，部分原因不就是缺乏对那些年代经济学教育的批评性言论吗？那时没有网络，批评性言论（无论对否）无处可说，所以我们看到的文献都是褒奖性的，可当时的经济学教育又传播了多少五十年后看确实有用的知识呢？让不同意见保存下来，是中华民族治史的传统，也是中国先进文化得以保存的条件。同样，让与自己不同甚至错误的看法保存下来，既能够激励自己，也能够让后人、外人更准确地评价自己。一个学者、一个学院不会因为恶意评论而垮台，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学术和商业不同之处，况且Skywalker的评论整体上还算不上恶意评论。

 

其实，一个本科生能够写出这样的评论，本身便值得我们尊重：他至少在关心着经济学、关心着上海财大经济学院，思考着经济学院的未来。他的评论更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首先，竟然还有学生对这么多教师作出如此的评价，可见学生眼光之犀利、要求之严格，绝非让我们沾沾自喜的学生座谈会发言所能够表现出来的。其次，我们真像评论所说的那样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学生有那样的印象？如何通过我们每一位教师的工作改变那样的印象？确实，有Skywalker这样的学生，哪一位教师还能够自以为是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得奖后曾经说过，没有责难他的那些学生，就不可能有他的创造性工作。是的，没有这样的学生，学者只能够靠孔夫子或者康德的“内省”来发展自己的学说。但内省习惯的修成比起得到学生的责询和外界的批判显然是更困难的，所以学术才需要公开批判，学者才需要接受公开批判，包括根本不如自己的人的批判。

 

当然，作为年轻人的写作，Skywalker的评论没有全面地对待各位教师，没有指出他们处境的困难和他们取得的成绩，而且不乏过激之词，不乏对部分老师的苛评和错评。然而，要求年轻人“全面”与“平和”就几乎相当于要求他们“老龄化”。年轻人的特点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问题在于他们攻击的那一点是否正是我们自己的要害且薄弱之点。看来Skywalker在一定程度上是击中了包括我在内的不少教师的薄弱要害，不然的话，他的批判不会受到注意，更不会产生所谓的“不良影响”以至于“公愤”。

 

Skywalker对我的评论是中肯的。也许它会在我的学生、朋友中造成对我的“不良影响”，但由于这能使他们对我的评价更客观，所以我接受这样的影响。对我过去的同事，我的建议是，即使Skywalker对你的批判过火甚至荒唐，你最好是一笑置之。如果你感到Skywalker 没有尊重你，那么，你的反应若超过了一笑置之，你可能就是不尊重自己了。大学教师是一个受到社会尊重的职业。它之所以受到尊重，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对个人君子风度要求最高的职业。你和我一样，在年轻时想到高校教师的职业时都会心潮澎湃，都会下决心当一个谦谦君子、为人师表的教师。今天我们幸运地从事了大学教师的工作，我们不会忘记自己当年的理想和追求。大学教师的强处在于自己对学术工作的信心，在于自己为人处事的君子风度，而不在于别人（包括像毛泽东这样最有权威的和像Skywalker这样最没有权威的人）的批判或褒奖。所以，即使Skywalker对你的评论完全错误，你在提出自己看法的同时，在世俗行为上，也最好一笑置之，并且相信三、五年后或者历史会给出公论。

“双周夜话”2002年第8期

2002年4月9日

 

学术机构企业化：学术腐败的一个源泉

 

 

纵看古今，横观中外，今天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特色是学术机构的企业化。这是中国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展开政府机构企业化以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重大改革举措。从此，中国的学术机构进入了创收、分红、扩建、进一步创收的怪圈。经济目标成了学术机构的首要目标，经济利益成了学术机构的首要利益。学术机构不但在核算货币成本和收益，而且在用预期货币净收益指导自己的活动。由于这一变化是“有计划”的改革产物，由于它和现行制度、现行社会风气相吻合，由于中国学术机构本来就很少自己的独立传统，因此政府一改革，各方都照办，甚至竞争性地你追我赶，不赶上对方自己就失败，于是造成了全国规模的、席卷（几乎？）所有学术机构的企业化浪潮。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好象没有一所高校不把创收放在首位、好象没有一位手握创收权的校长、院长、系主任不在紧张地考虑创收。学校即企业的现象在古代有，在当今的外国也有，但都不成气候。古代，孔夫子办私学、朱夫子办书院、朝廷办京师大学堂，都没有办成企业。外国，德国政府办大学、美国私人办大学，也都没有办成企业。当然，德国禁止把大学办成企业；美国允许把大学办成企业，但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私立大学都不是企业。美国几百所研究型大学没有一所是企业化大学。像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斯坦福大学等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美国有关的法律已经禁止它们走入创收、分红、扩建、进一步创收的怪圈。所以，说学术机构尤其是大学的企业化是当今中国的特色，是有一定根据的。

 

古代和外国的学术机构不是企业，又是什么性质的单位呢？它们是中国的学术机构在名义上的注册性质“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区别在于后者是盈利性机构，前者是非盈利性机构。事业单位的特点是它的非经济性目标，而可观察的关键指标则是事业单位职工尤其负责人的个人收入和该单位的经济效益脱钩。用更正式的语言说，事业单位是非盈利机构。如果它有盈利，这些盈利只能用于非盈利的用途，而不能他用，更不能够分红；即使分红，分红量也很小。因此，事业单位的个人收入都是公开的。在这里，谁是事业单位所有者的问题无关紧要。一个事业单位可以由政府办、团体办或个人办。但在中国，大学名义上“还”是事业单位，享受着事业单位的优惠，而不承担企业的责任和受到社会与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可是，中国大学创收的目的，首先是分红。在大学内部，则是如何分红的问题。于是出一份考卷多少价格、一场监考多少价格、一篇论文多少价格、一节课多少价格，都成了改革措施。学术工作实行了计件工资制，学者成了普通劳动力。国有学校的利润既然不需要像国有企业利润那样上缴国家，也就成了学校经营者的红利，以及了解这些红利的办事人员的额外报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当今中国学术机构创收的积极性。只要政府给政策，或者只要政府容忍、或者只要和政府可谈判，学术机构就可以自己经营，自己营销。产品是市场急需的，卖得出高价的，也就是科研项目审批中的那一条“能创造经济效益”的；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比如高校往往比学者本人更热衷于比如博士点、博导等名誉，理解为什么有人把在学术界向上升的第一条途径列为“借东风’：你不上、学校还要推你上。因为你上了以后，学校才好营销：学校要借你铺出一条新的财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术机构“还”想维持自己的学术形象，学术腐败也就无法避免了。

“双周夜话”2003年第3期                                                             2003年2月11日

 

伦琴墓前有感

 

可能是小时候家里人都很健康的缘故，加上没有好好地上中学，所以我听说X光很迟，知道X光就是伦琴射线更迟。今年寒假到了德国的小城吉森 (Giessen)，没有想到伦琴（Wilhelm Roentgen）的墓距我的办公室不过二、三百米。很简朴的墓地，应当是伦琴父母和伦琴夫妇共用的，因为墓碑上刻着他们四个人的名字和生卒日期，伦琴出生最晚，因此名字刻在最下面。墓前没有鲜花，只有倔强着寒冬的野草；也没有任何纪念伦琴伟大发现的标记，两侧和前后是其他人的墓地，和伦琴的墓没有什么区别。

       一个伟大的人，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02年来，世界选出了100多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但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几位呢？甚至伦琴作为诺贝尔奖得主对大多数人也是陌生的。但有多少人不知道X光呢？病人不需要知道伦琴射线，“X光”这个名词对他就够了。甚至伦琴也没有希望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自己发现的奇怪射线。他首先称这一射线为“X射线”，首先请自己的妻子在射线前实验它的特殊显影作用。后来他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名誉，但他始终保持谦虚态度，沉默寡言，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更没有用自己的名誉去争取利益。他的一生也许就向他墓前的小草一样，简朴、倔强。他曾经被中学不公正地从开除过，他到外国才上了大学；后来，他甚至谢绝了政府让他担任帝国物理技术管理局局长的要求，满足于教授的在孤寂中探索的生活。他是在慕尼黑逝世的。虽然他生前就了解慕尼黑市政府会给予他墓地，但他仍然要求把自己墓地放在吉森这个小城市。

       伦琴是个人道主义者。他对别人的困难非常理解，很少向别人要求什么。他连让助手为自己做事都觉得难以开口。他的发现迅速被应用于治病救人，也许和他的这一素质密切相关。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物理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许多物理学大师活到了二十世纪，看到了诺贝尔奖的颁发。当时有资格领取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太多，所以很多人没有领到，至今还被科学界引为遗憾事。做出了比伦琴的发现更重要或者同等重要工作的同时代物理学家很多，但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伦琴的根据之一，就是他的发现拯救了无数生命，减少了无数病痛，带给了人类无法估量的福利。而这正符合诺贝尔本人的科学和人道统一的愿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享受着伦琴的成就，而他，仍然象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既坦然地承认“没有花香，没有树高”，但也“从不寂寞、从不烦恼”，静静地躺在这偏僻的小城，拒绝着世人的打扰。因此，我到他的墓地，也只能是孤独地去，静静地伫立，再孤独地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