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双周夜话

双周夜话”  2004年第13期                                                         2004年6月29日

 

 

世事的难和易

 

几天前在北京和当年的同学聊天，谈到我最近在上海的情况，同学感叹说世界上的事情难办。我还没有那样的感觉，因此回答说世事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容易了；假如我现在还是插队在乡村的农民，假如我还是刚刚毕业的普通教师，也许世事会难得多，而在我今天的位置上，罩着教授的光环，学术头衔已经到了顶峰，事情已经很容易了，已经没有理由抱怨世事维艰。

       确实，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很难很难。比如我们在学校内改变教学内容，提高学位论文质量，比如在社会上惩治腐败者，让别人说话，都很难很难，因为它们都牵涉到一些个人的利益，即使是腐败者也有自己的利益，即使不腐败的人也常常会照顾腐败者的利益。当你遇到只考虑自己利益的人，当你试图说服得过且过的人，当你鼓动没有责任感的人，当你和看法不同的人讨论的时候，当你强调别人不重视的问题的时候，当你要为众说纷纭的事情决策的时候，当你面对考试过关、文章发表、工资升降、职称评定、孩子升学一类的重要事情而无法把握的时候；当你┅┅，你自然会感到难。确实也难，不然的话，我们不会听到那么多穷人的故事，我们不会叹息腐败太盛；当然，我们也不会需要从孔夫子的慎独到孙中山的让位的先进文化，我们也无需“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因为，假如世事不难的话，中华民族也不会落到需要崛起的地步。

       然而，世事说难虽难，说易却也很易。1911年的辛亥革命，就把世界上帝制传统最为深厚的中国改成了共和国。即使今天我们依然不能不感叹那么悠久的帝制竟然一下子就被那中国老百姓完全不熟悉的西方的共和体制代替了，而且再也不能够恢复。毛泽东一个长征25000里就走下来了，邓丽君的歌声一下子就传遍了大江南北。就我自己来说，从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能够上大学、读研究生、出国，但竟然都有了。我和我的农民朋友一样，以为到学校工作，得到副教授退休就够了，没有想到今天却已经戴上了教授头衔。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够当一次院长，按自己的意愿为大家去做事；更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够辞去院长，按自己的意愿为自己来生活。所以，如果世事不易的话，自己今天也不会有这样不错的地位。

       其实，无论世事难易，按照自己的心愿做就行了。做成了，是幸运；做不成，也是幸运。因为成事在天，做成了，自己在其中出了一份力；做不成，自己在其中已尽了一份力。对于成败得失，我只能够说，如果出力了尽力了，就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份生活、一个天地。

“双周夜话”2003年第18期 　 　 　         2003年10月14日

神舟五号：中国与世界

    报载神舟五号即将发射升空。这是中国第一次发射载人飞船。我衷心祝愿这一次发射成功。

这次发射将产生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或第一个宇航员集体。在太空中，这位宇航员将向翘首仰望他们的我们以及全世界人说句什么话呢？为此新浪网在征集网民的意见。　

人类第一位（前苏联）宇航员向我们说过什么，好像已经被（至少是不生活在前苏联的）我们遗忘了。不过，1969年7月21日，第一位踏上月球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向着全球亿万通过电视和广播关注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人们说了一句话：“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可对人类来说，这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却流传下来了。

    1969年的我虽然只有十六岁，但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可惜的是，那个历史性时刻对我和所有普通的中国人是一个禁忌：也许因为那是美国人第一次登上月球，所以这个消息没有出现在中国任何新闻媒体上，尽管阿姆斯特朗虽然没有提到中国，可也没有提到美国。

    国内媒体过了多少年才开始提到人类、而不仅仅美国人的第一次登月，暂时还无暇查证。但今天，我们都开始跳出了“中国”的圈子，开始心平气和地谈论比如微积分的建立、学校的出现、计算机的发明等不是中国人创造的人类成就。然而，中国第一次载人太空飞行毕竟是一件大事，作为中国人很难不激动，因此，网民们所建议的中国宇航员对地球万千大众的话，多数也是祖国伟大、民族复兴等。

    确实，中国人为自己的宇航事业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据说仅仅这一次神舟五号就耗资24亿美元，而神舟五号上天本身就足以表明中国的强大。每个中国人都为祖国的强大而自豪。但是，没有神舟五号，我们的祖国仍然伟大。我们民族的复兴可能更重要地表现在贫困人口的减少和贫困者的个人尊严被尊重上，否则的话，四十年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就表示了中国民族的复兴，而用不着今天的神舟五号来承担这个民族使命了。另一方面，神舟五号上天不仅仅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强大的，甚至不是为了显示中国强大的，因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力从来就比不上中国；少数国家强于中国，但没有他们对神舟五号项目提供的部分关键技术，没有那些国家的许多人是为了人类而非他们的国家才建立的现代科学，没有那一些人的探险和失败，也不会有现在的神舟五号上天。太空活动尤其具有人类共同体的性质，所以，在神舟五号顺利升空的激动时候，如果我们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人类，而不仅仅是中国人，中国宇航员对地球上的所有人说的话，也许才不会很快地被世界大多数人遗忘；中国融入世界，也才更象是为了对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的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因此，如果中国宇航员真的要对我们说什么的话，我支持他（们）使用网民提议的“世界和平才有这一刻”或类似言语。

“双周夜话”2002年第4期                                  2002年2月12日

 

 春节的作用

 

 今天是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记得童年时候，没进腊月就盼望春节了，因为到了春节才有糖果含，有肉吃，有压岁钱领，有炮仗放。后来到了农村，和农民在一起，夏收夏种的五、六月份和秋收秋种的十月，收割、脱粒、整田、栽种，几乎全靠人工，真正残酷的体力劳动。可就在那每天十几个小时劳动的农忙期间，农民还只是象毛泽东说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那样，中午甚至晚上吃些干饭，可肉是舍不得吃的。但到了春节，没有什么农活，农民却无论怎样穷，还是要买点肉吃、买点酒喝。我曾经惶惑不解，为什么不在农忙反在农闲吃肉？后来我逐渐体会到，过年其实是穷人们为了心安理得地享受一下物质生活而找到的一种方式，一个借口。对那些善良的穷人来说，平时再苦再累，买点肉吃也是一种奢侈，心理上难以承受；而到了过年，再穷再欠债，不买点肉吃，心理上也难以承受，觉得太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孩子对不起节日。

    如今，我和许多人一样，不但过年、而且平时也常常有肉吃了。我们的孩子也不再盼望过年了，因为糖果、压岁钱对他们已经没有吸引力。为了偶然地享受一下“高消费”的物质生活，我们已经不需要用节日来安慰自己了。这是我们的努力和运气共同产生的结果。那么，现在春节还有什么作用呢？我想，至少可能有两个作用。第一，它给我们一种心理提示，使我们觉得我们应当和父母、和孩子、和亲人共同生活一下了。这样的共同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亲情或坦然的感觉是一种心理享受，它完全不亚于穷人通过节日得到的物质享受。脱离了物质贫困的我们，常常太需要这样的心理享受了。第二，作为穷人创造的节日，春节同样提示我们，中国和世界还有许多人，和我们一样地努力甚至比我们更加努力，但因为缺乏运气，他们继续停留在贫困状况中。例如，出生在贵州山区的孩子比起我自己的孩子来说，是太缺乏运气了。我们这些获得现代生活的人，只要想到“人生而平等”这一现代生活的道义源泉，想到我们自己在贫困时（或者可能贫困时）多么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同情，那么，春节就会使我们感到自己的幸运和自己面对穷人的义务。现在， 世界上穷人还很多， 根据国际社会的贫困 (每人每天低于2美元) 和极端贫困 (每人每天低于1美元) 标准， 世界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中， 中国更有两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而我们的户籍制度、我们的高考制度、我们的官吏制度，以及我们每一个不穷的人可能有的对穷人的歧视态度和巩固自己相对优势的无意追求，都压抑了穷人的声音，加重了他们改变自己处境的困难。但每年一度的春节会触动我们善良的本性，提醒我们注意贫困的存在，使我们在心理上特别地感到另一部分人的贫困也是我们难以承受的一种状态，特别地感到行善为仁的必要。也正因为春节的这一作用，当我在前往欧洲的飞机上想到春节的时候，25年前在农村的贫困景象历历在目，我明白自己现在的幸运，更提醒自己尊重穷人，在工作、生活中想到穷人和他们承受的不公正，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双周夜话”  2004年第11期                                  2004年6月2日

“驶入黑暗”

几个星期前在德国的一个夜间和朋友从外地回波恩(Bonn)。宽阔的高速公路上，视野内仅有我们一辆车。时近子夜，阴云笼罩，伸手不见五指。微弱的车灯，只能照见高速公路前面十来米处白色的车道线；遇到弯道，就只能看到车子前头几米远的一侧白线。我紧盯着车道线，脚上的油门几乎没有离开过140公里的速度。偶然间我望了一下远方，黑沉沉的天空、黑茫茫丘陵、黑黝黝的前方，我的头脑里突然显现出一句德语“Fahrt in die Dunkel” ―― “驶入黑暗”：我们在黑夜中行驶，我们的前方是一片黑暗，我们正在驶入这黑暗中。

是的，驶入黑暗，不但夜间行车如此，人类社会、个人生活也莫不如此。大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特别强调人类展望未来时的恐惧心情。比如，我们不知道人类是否已经懂得了避免大规模自相残杀的道理，我们不知道中国是否逃脱了用暴力来改朝换代的“宿命”。我们不知道石油用完了怎么办，不知道人人有汽车、有房子的时候如何刺激消费。我们不知道独生子女政策给中国家庭、婚姻制度造成的后果，也不知道二十多年来的西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固然，有时候我们很有信心，眼前一片光明，就象文化大革命中我作为红卫兵的一员对毛主席的万寿无疆充满信心一样。在那个时代，“毛主席真能万寿吗”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今天，即使我们也有信心，但我们毕竟明白了自己不知道人类历史的车轮将驶向何方，不了解重大政策将有什么长远影响。对这类关乎未来的问题，我们毕竟处于黑暗中。我们在高速前进，但我们甚至连偶然间眺望一下那黑洞洞的远方都不敢。

个人对自己未来的无知程度不亚于人类全体。无论身体、家庭、学习、工作，任何东西都有风险，任何未来都深藏于黑暗之中。当我们用“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来安慰没能跨入大学的朋友时，我们是否同时在向大学生警告未来的黑暗呢？我们拿到就业位置、步入婚姻殿堂、获得权力或职称的时候会欢欣鼓舞，会忘记我们正驶入黑暗，因为我们在不可知的未来面前需要自我慰藉。可实际上，我们向前方看到的也许仅仅是几步，充其量不过几年。所以，当我们接受或者拒绝一件事情，当我们用无作为的方式拖延决策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祸福，我们其实在走入黑暗，无论我们的步伐是坚定的还是蹒跚的。

是的，驶入黑暗，就像我们的汽车驶入无边夜色一样，我们的人生也在步入不可知的未来。汽车最终还会自动地迎来城市的灯光或者黎明的晨曦，人生花费了巨大努力，却不一定能够实现这点希望。不过，开车的经历同时告诉了我，即使一个人的未来黑漆漆的无法辨认，即使一个人正在走入黑暗的未来，但只要他把自己的步伐保持在人生道路上的两条白色车道线内，不逾越先哲确定的人生准则，他就不会出故障，更不会翻车。夜色下的驾驶员看到的虽然仅仅是车前很短一段车道线，但他知道在车道线内行驶就是安全的。同样，先哲们确定的人生准则也就是仁义礼智信和自由平等这样几条。我们只要遵循这几条，不受任何理由的动摇，“不逾矩”，我们就能坚定地前行，即使在黑暗中。

“双周夜话”2002年第25期                              2002年12月5日

 

散步在北大

    这几天在北京，晚上常常在北大散步。与国内大变面貌的其他大学相比，未名湖周围仿佛和我二十年前求学时一模一样，因此随意漫步，也不致迷路。北大给我的教诲太多太多。在北大，我才明白学者是怎样的人，知道中国文化的传承是怎么一回事，理解以天下为己任是怎样一种情感。仅就亲身感受而言，陈岱孙先生的高贵、胡代光先生的宽厚、厉以宁先生的识见，至今让我景仰，促我上进。

二十年前，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北大校门的。我在外地大学毕业前，有两条路可走，一工作一考研。当时自己已近而立之年，也一时兴起，盯上了北大：不考则已，要考就考北大。考取的希望本来近乎于零，但竟然侥幸得中，于是住入了紧邻当年教授（那可都是让学子肃然起敬的教授，而非今日忙于打工或奏折的“教授、博导”）住宅区的29楼，准备“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没有想到求无事却有事。那时刚刚开始有规模地招收研究生，要从学生会中分立出研究生会（我至今仍然没有理解分立的必要性，总担心是研究生要把自己区别于本科生的特权心理所致），系里同学竟推我去参与组织第一届研究生会选举工作。同学几乎清一色来自北大本科，而我刚入北大，不谙校园之例，本不该参与此事，但大家推我，只好勉从。那时北大还没有设学院。各个系研究生推举候选人，然后投票。我们这些“选举委员会”成员收集选票后便计票。按照规则，得票最多的前若干名便当选为研究生会委员，公布后，选举委员会便解散。没有想到好事多磨，在确定研究生会委员时却出了问题。原来几个和物理学相关的系都没有人当选。一时间有人抗议，有人建议。提出的补救方法有好几种，但每一种似乎都有难处。例如增加委员，但怎么让同学信服我们改动委员数目的合理性呢？重新选举，即使可行，工作量是否也太大呢？我们都是同样的研究生，不能够象“领导人”那样方便地改变规则并要求别人顺从。况且自己的责任在读书，谁愿意在社会工作上花时间呢？这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方法：在场的我们把选票数改一下，让那些系中有一人当选就行了。这确实简便易行，用今天的经济学语言是“交易成本低”。但我的第一感觉是惊奇：在我崇敬的北大竟然会提出这样的方法。我立即表示反对，认为其他事情可商量，改选票则是我们绝对不应当做的事。那天晚上的最后决定是按照实际选举结果和事先确定的委员数公布当选的委员，第一届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也就成立了。而我自己在北大，亦没能再卸掉做社会工作的担子。

今天，北大依然是我崇敬的学校。同时，北大的经历使我懂得，生活中有少数几条基本原则，是我们即使在和自己崇敬的机构、尊敬的人物发生联系时也不能忘记的。事实上，一个机构、一个人值得我们崇敬，就是因为他们坚持不在这些原则上搞机会主义。但是，如果我们普通人容易忘记这些原则，他们将很难坚持原则。我想，北大之所以一直受到我们的崇敬，除了因为少数名家大家在维护这些原则之外，也是因为北大许多普通学者、普通学生在北大生活的各个侧面（还？）没有忘记这些原则，因为许许多多在其它地方工作、学习的人没有忘记这些原则并且把坚持这些原则的希望特别地寄托在北大。

“双周夜话”2004年第14期                                                      2004年7月12日

 

 

欢迎田国强就任经济学院院长时的讲话

 

 

今天，田国强先生就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我辞去了院长。我感谢学校接受我的辞职申请，并衷心祝贺田先生的就任。

 

田国强先生是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是最优秀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田先生能够在美国工作的同时，就任经济学院院长，为国内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学人才的培养贡献力量，为国内大学教育和大学理念的改革贡献力量，我非常敬佩。如果清华大学特邀讲学的二十几位华人经济学者能够担任国内二十几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的院长、主任，国内的经济学教学和研究肯定会有一个大的进步。上海财经大学跨出了第一步，我衷心地希望上海财经大学成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成功、田国强先生成功。

 

过去的二十年内，以“西方经济学”为名称的经济学在国内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我的前任院长时期，“西方经济学”便变成了经济学院最重要的课程，成了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生、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唯一的经济学考核内容。我在任上所做的，只是公开提出了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全面转轨或者用今天田先生的话说转型，也就是把原先秘而不宣的做法公开化了。田先生今天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的课程体系改革、学科建设、引进人才、教师培训得便嘎措施，将把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并可能最终完成转型工作。

 

确实，就象来自西方的化学在100年前取代了中国炼金术一样，今天，来自西方的经济学取代中国原有的经济宣传和教育，也是一个即使反对者也只能够顺之而动的大趋势，所以我们看到比如不认可“西方经济学”的教师也要“西方经济学”博导头衔的例子。大趋势中出现反复，是正常现象。在学科建设、学术发展、高校教育上避免重大反复的主要方法，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的要义，是让大家说话；而让大家说话的前提，是用公开化的制度来减少干部和群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学科建设和高校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学术自由和学术公正。但在一个不让大家说话的学院内是谈不上学术自由的，在一个信息不大量公开的学院内是谈不上学术公正的。田先生在学术比较自由、比较公正的环境下从事学术工作有二十年之久，我相信在他的领导下，在全体教职员工的努力下，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学术发展和制度建设一定会呈现全新的面貌，并达到一流的目标。

 

谢谢大家。

 

 

 （2004年7月12日的发言没有包括第四段）

“双周夜话”2003年第6期                                                             2003年3月25日

 

人权、人的动物权利

 

人权这个概念，如今已不新鲜。有次见到亲戚问正在写信的中学生的孩子信写给谁，中学生一扭头，要保密，这是人权。其实，不满18岁的孩子，既不能够承担自己行为的完全责任，也还不能够行使人的完全权利。但知道了人权这个概念，总是一桩好事，要明白，10年前的1993年，人权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概念。

人权有很多内容，例如与人的动物性质直接关联的权利，与日常人际关系直接联系的权利，象通信保密权，有社区生活的权利，当然还有政治上的个人权利。但从人权概念传入中国起，中国人似乎就把它理解成人的动物权利。因此，近二十年来，中国人做为动物的个体权利的恢复速度，恐怕在全世界能够名列第一。首先，大多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做为一个动物，中国人能够吃饱饭、穿暖衣了。二十多年前还不行，那时，即使一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够吃，他也得先交给国家；国家留一些给他，让他充饥。所以，动物的觅到足够食物就能够吃饱的权利，人还没有。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的饥荒仅仅出现在专制政府的命题，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二十年前，我在北京读书，口袋里的钞票没有几张，但粮票有好几种：米票，在食堂买米饭用的；面票，买馒头用；杂粮票，买窝窝头用。现在这些票证都成了历史。其次，中国人在性关系上的动物权利也恢复了，而且一下子几乎恢复到几千年之前。二十年前，我在大学时，大学生还不允许结交异性朋友，婚前性行为更是了“流氓行径”。如今，中国人不但挣脱了婚姻对性关系的规范，而且超越了情感对之的约束。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看，动物遇到异性便能够交配的权利，在中国的媒体上已经得到认可。从正式制度的角度看，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对婚姻登记还有个户口登记天数的限制，德国对离婚申请还有两年不处理的等待期，号称在传统上最重视家庭的中国，如今则是报了户口第二天就能办婚姻手续，提出离婚两个星期就能拿到离婚证。第三，中国人的动物行为权利也恢复了。动物通行的规则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今天这个规则在中国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强者一会把一所中学变成民办，一会把一笔资产转到外国；弱者或投机附炎，或钻小空子，以求生存或求从强者处得些许余羹。

       动物求的是生存权。人的要求当然不止这些，否则“君子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不会流传至今。中国人现在跨过了温饱阶段，正要建设小康。小康不是动物的概念，它仅仅属于人。看来，中国人“人”权的恢复已经有望。但就象驯化动物那样，中国“人”权的恢复可能首先要求每个人尤其强人对其动物权的节制。

“双周夜话”2003年第10期                                                             2003年5月22日

 

 

就任经济学院院长时的讲话

 

 

今天，学校任命我为经济学院院长。在接受任命的时候，我非常感谢学校对我的信任，感谢经济学院各位教师对我的信任。

       同时，我明白，正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我校其他院系对加强现代经济学的要求，才有我担任院长的可能性。在院长的任上，我愿意为各位老师服务，为学校和学校其他院系服务。

       三年前，在经济学院成立会议上，我讲了三个问题：

      A、教师进修

B、学术气氛

C、公开化

这三个问题现在仍然是重要的。尤其是第三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制度建设。我接任之后，将首先了解现有制度，适当的将保留，不适当的将修改，没有的将建立。我希望在全院教师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一段时间，在学院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

但今天，我想提出新的任务，这就是经济学院的转轨，是经济学院的教学体系全面转移到现代经济学基础上。

全面转轨到现代经济学上意味着

1．  设计新的教学体系

2．  各门课程都讲授国际上的主流思想和新的发展

3．  各门课程增加分析的成份，研究生课程增加研究的成份。

转轨牵涉到经济学院的所有专业，从思想史、经济史到关于中国、外国现实问题的所有课程，都需要转移到现代经济学上来。当然，经济学院还有一部分带有政治课性质的教学任务，但只要不是或者不完全是政治课，都应当改革，包括对马克思的研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需要转轨。通过转轨提高教学水平。而教学水平提高了，科研水平才可能提高。

转轨是个渐进的过程，计划三年左右完成。经济学院将采取措施，帮助教师转轨。这就是教师进修的问题。经济学院今后的工作，将以教师进修为重点，采取国内外进修、聘请学者讲学、教学研讨等方式，帮助教师提高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水平。在转轨过程中，教师会有调整，但我将保证现有教师第一，进人第二。对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教师来说，关键是自学。各位教师只要愿意学习，便有希望通过转轨，达到高一级的理论水准。

       转轨也需要制度，做到有序转轨。制度要保证学院重大事务和财务公开化。同时，要提高制度执行的强度。制度是约束人，首先是约束领导者的。我做为院长将自觉受制度的约束。如果各位教师对我有意见，可以用各种形式随时提出。不过，领导者有规则地卸任，是群众能够大胆提出批评意见的前提，也是制度能够有效执行的前提。这里，我谨表示在三年任期结束时，我不谋求连任。

       我相信在学校领导下，在各位老师的支持下，经济学院的转轨任务将顺利实现。

 

2003年5月13日

“双周夜话”2002年第20期                                                          2002年9月24 日

 

 

男性“阉割”之责任

 

暑假时在家里谈论到小说“沧浪之水”内男主人公池大为对制度先抵制、后屈服、再到得益并维护的经历，在一旁的孩子忽然激动地插进来说，那都是女性对男性“阉割”的结果，因为那都是书中的女主人公董柳迫使男主人公所为的。于是一时间观点各异。我虽然支持孩子的男性阉割论，但却反对女性所致论，因为我相信，男性的阉割是自己对自身的阉割，绝不能怪罪到女性。

第一，尽管现在男女比过去平权或平等得多，但社会还是男性在主导。池大为的被阉割显然和马厅长一手遮天有关。如果厅长权利受到实质限制，池大为显然就不需要改变自己而迎合马厅长，董柳也不需要动员池大为那样去做。但马厅长的一手遮天，说到底还是男性造成的。进一步说，如果在现时的中国，男性之被阉割首先是一种制度性的现象，那么，这一制度的建立和维持，至今还主要是男性在起作用。

其次，就各个人的情形而言，即使有女性阉割男性之实例，但关键还在于男性是否接受阉割。如果是阉割，那肯定就有痛苦；有痛苦就会有抵制。在小说中我们确实也看到池大为强烈的心理痛苦。他在坚持、在反抗、在挣扎：一方面他在抵制董柳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在向男性的智者请教并获得屈服的启迪。他的最终屈服固然有女性的因素在内（可惜他遇到的女性都先于他而屈服了），但主要因素无疑是他自己的转变。

第三，我相信绝大多数女性并不愿意阉割男性。哪位女性愿意看到自己的配偶在另一位男性或者女性面前低声下气？哪位女性不希望自己的配偶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女性不到她们确实认为、有时甚至连男性也认为的难以忍受的困难境地，一般不会劝说男性去低声下气的。因此，如果她们确实如董柳那样希望池大为去迎合马厅长的话，那么男性倒应当问问自己为什么让对方陷入那种困难境地，问问自己有没有能力既不违背自己的最初意愿而又把自己和女性从困难中解脱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不愿意低声下气的男性，不但要有正直的感觉，而且要培养自己正直地立身于社会的能力。

    第四，如果说男性受到阉割，那么，在这个男性为主导的世界上，女性受到的阉割更为严重，甚至严重到了被男性和女性熟视无睹、视为正常的程度。我们只要感受一下社会上对女强人的一般观念、对女性成为男性陪衬的压力、对女性应当比男性比如更多地从事家务的要求等司空见惯的现象，就可以体会到成为一位正直的女性要比成为一位正直的男性困难得多。因此，男性若被阉割，失去正直和良知的感觉，从社会和个人两个角度看，都主要是男性自身的责任，而非女性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