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民主

“双周夜话”2004年第12              2004615

    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是我第一次当上和行政级别挂钩的官。在我为民时,我发现中国的封建“残余”不仅存在于宏观的社会总体上,而且更严重地存在于微观的个体单位内。每个单位的头头都有着皇帝般的特权:只能自己说话,不让别人说话,更不让别人参与;自己制定规则、解释规则、执行规则、改变规则;自己决定哪些信息可以向员工公布,哪些不可以公布;自己确定自己的收入是多少,待遇有多大,对职工是分给你多少你拿多少。因此,在我没有当官之前,我不但希望社会民主,而且希望单位民主。我想,如果我当官,我将实践民主。

在我担任院长一年多后的今天,在有关20032004学年的最后一次院领导班子重要会议结束后,我想,我们每个班子成员都可能感受到自己在实践民主。

    民主的要义是让别人知情、让别人说话,让别人平等参与决策。因此民主的第一步是公开化,公开信息,公开自己的观点。所以,我上任以后立即采取措施,建立制度,公开信息,根本打破在这之前只有第一把手知情和决策的专制状态。在学院领导班子内部,我们打破了不讨论、不争吵的局面。在必须决策而又争论不下的时候,我们使用了表决方式。在有时间可以商讨的情况下,我们多次商讨。民主决策需要更多的时间,这是它的代价;然而,民主决策既提高了每个领导班子成员的兴趣和能力,同时避免了第一把手个人犯重大错误,所以,尽管多用了时间,但民主制度获得了每个成员的赞同。

不过,民主是由民、而不仅仅是领导班子成员作主。我上任以后,员工的知情和参与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的员工几乎全部受过高等教育,其中绝大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担心民主的主要理由是民众的文化水平不高。可我们学院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平均文化水平。所以,我们不再要求员工在面对外来的检查、评比时和领导班子口径一致;我们公开了主要财务状况;员工选举的审计组已经开始工作:我们的员工也已经开始实践民主。当然,方向虽然根本变了,但我们朝新方向才刚刚迈出第一步。它的继续需要建立更多的保证制度,需要员工更多地讲话。

在一个关键信息不公开的社会内、在总的单位专制的大环境下、在员工还不习惯于说真话的内部条件下,考验一个单位领导是否真心希望民主的,便是他能不能先在自己可支配的范围内,创造一个民主的小世界,和大家一起实践民主。今天,我很高兴,我自信在院长任上经受住了考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一年来开始的民主实践也许会继续、也许会中断,但我相信,说真话是人的一种本性,除非我们重建大、小皇帝的神圣光环,否则说真话的本性迟早总要导向民主,因此,我和我的同事的努力大概可以视为民主溪流中的一朵微小但毕竟昂起了的浪花吧。

既要私有化也要规范化

“双周夜话”2004年第17                                      2004831

 

既要私有化也要规范化

 

近来一些中国网站开始大规模地争论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这次讨论的缘起是香港的金融学教授、公司财务学研究的国际一流学者郎咸平对中国包括海尔、TCL这样著名公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公有资产严重流失的批评。据说他就此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我在网络上还没有找到他的报告。但直觉告诉我,他抓住了中国目前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就是中国私有化的规范问题。同时,他抓住问题的方式是通过具体案例从微观层面上揭示中国公有(以下简称国有)资产在私有化过程中流失的严重性。这种方式比起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仅仅从宏观层面上强调现行私有化方式的错误和危险,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在这场争论中,我的观点很明确:既要私有化,也要规范化。中国公有经济必须私有化,而私有化必须公开和规范。

近十年来,中国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是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不争事实。尽管网上和网下的媒体全都忌讳私有化这个词,而使用似乎只是改变经营权的“民营化”字眼来指代私有化的事实,但无论政府官员还是企业经理抑或经济学家,都明白中国从事的国有资产“改制”是改变所有制,是把它改成私有制,是实实在在的私有化。为什么要私有化?原因很多,这里只提及一条的:国有企业的经理们不愿意为别人打工,而希望为自己打工。他们的愿望自然是合理的,因此,为了提高企业效益,必须满足他们的愿望,国有企业必须私有化,让这些人不但掌握企业的生产经营权、剩余(即收益分配的)控制权,而且掌握企业的资产所有权。既然政府没有能力识别出至少也愿意打工的经理,既然政府没有能力管理和节制不愿意打工的国有企业经理们,既然经理们在私有化之前已经用各种方式转移国有资产,那么早一天私有化确实比迟一天私有化好,因为迟一天私有化,国有资产就多流失一个亿甚至十个亿。就此而言,私有化是中国经济的必然之路。我读的郎咸平言论不多,但似乎感觉到他可能反对私有化,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比私有企业差,国有企业也能够做大做强。但他这样论证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注意到,中国政府既没有任命国有企业经理的法律程序,也没有建立对他们的公开奖惩机制,更没有任何监督和约束企业经理的有效方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董事或者驻企业特派员,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无法维持的。如果不私有化,它的结局就是被西装笔挺的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偷走一部分、浪费一部分并最后破产。

但是,另一方面,我完全同意郎咸平先生规范私有化的观点。我也同意他的观点,就是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不是私有化与否,而是私有化规范的与否。私有化本身的正确并不同时意味着私有化可以不加规范,可以采取任何方式。“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使中国富裕起来的)的猫就是好猫”的口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之所以正确,是因为邓小平所用的猫恰巧是市场经济。如果他在这个口号下用勃列日涅夫强化计划的猫,这个口号就是错的,尽管邓小平也能够用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的经济成绩证明其暂时的正确。在今天,“不管白猫黑猫,使国有资产私有化的猫就是好猫”的口号之所以不正确,就是因为中国用的猫,恰巧是不公开不规范的私有化方法,是官员和经理的腐败和偷盗起着重大作用的私有化方法。腐败和偷盗确实能够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就向四人帮1976年上台的话也会振兴中国经济一样,但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经济都不会稳定。而应用目前的私有化方式,中国很难建立稳定的私有制。我的理由很简单,一个不保护国有资产的国家不可能稳定地保护私有资产,就像一个不保护私有资产的国家也不可能稳定地保护国有资产一样。这是中国的一个制度怪圈。中国只有从这个怪圈中走出来才有希望。然而,由于大规模公有资产的建立总是伴随着历史的非理性甚至暴力,所以,中国走出怪圈的希望仅仅是在建立私有资产的关头,仅仅在于公开地规范地建立私有制。用欺骗的腐败的方式私有化的结果,将可能是为下一次公有化准备条件。当然,这一点已经超越了一事一议的经济学理性范围。

    在当前制度下,中国本来可以把私有化做的公开得多、规范得多。比如,由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决定上市的私有化公司可以送给或者低价卖给经理和职工的股份比例范围、送给或者低价卖给政府官员的股份数量范围;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和公布私有化的主要程序和日程;聘请社会贤达或者处在公开化言论监督下港澳台专家观察若干私有化案例;对已经私有化的公司的私有化过程作出评估;对国有资产因私有化而出现的变动发出公告;对私有化的收入做专项管理等等。国有资产管理局和国务院作为国有资产管理者,不具备出售尤其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的资格。由人民代表大会对私有化作出基本规范,这是私有化取得合法性的第一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下一步的私有化(或者媒体用词“民营化”)应当能够公开地规范地实行。

做普通人

“双周夜话”2004年第23                                   20041123

 

 

做普通人

 

前几天和孩子通电话的时候,他希望我做一个普通人。我们立即讨论起来,因为这恰恰是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想法。孩子今年21岁。我21岁的时候正在乡村。那时的集体经济,收入很低,可每天还得上工,田地上也确实有干不完的活儿。那是1974年,五、六年前和我一样从南京、镇江等城市来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不是返回城市就是在乡村总有个无须到大田劳动的事情可干,好像整个公社的知识青年就是关磊和我还在和农民一起种田,夏天赤脚下水田不用说了,就是冬天清塘积肥也常常要脱鞋。再过一年,关磊被招工回城了。我依然在农村种田。那时的我尽管与普通农民的关系很好,但不知道如何与大队、公社干部联络感情;加上劳动很认真,多少学会了种田,于是便被视为只配种田的人。那时候好在自己想通了:七亿农民在种田,我凭什么不应当种田呢?农村那么多青年种田,我凭什么由于城市出生就不应当种田呢?那么多人能够种田,我当然也能够种田。种田是一生,干别的也是一生,自己凭劳动得到一种普普通通的生活就行了。

在农村时满足于种田,这是许多人最难理解我的地方。在那个时代,你如果没有比如“红五类”的招牌,没有特殊照顾,不愿意比如在文字上为干部们写些应时的东西,不愿意特地和干部们搞好关系,你只能够种田。自然,你可以到城里找个零工、在乡村学个瓦木匠,但那既要找关系,又不合我希望安宁的性格。所以我宁愿种田。种田之余读读当时只准许读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特别是马克思的书还读得津津有味;或者找几本私下流传的小说甚至手抄本读读。张恨水的《啼笑姻缘》便是那时候偷偷读的禁书之一。后来回到南京,被分配清扫逸仙桥到中山门的一段马路,我同样很平静:这样的劳动总要有人做的,轮到我就是我。我不愿意用不正当的方式去避免这样的劳动。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做好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是我当时的想法,直到现在依旧未变。

今天我当了教授,轮到孩子希望我做普普通通的人了。但他可以放心,当了教授仅仅使我感到了更多的义务。它既没有使我离开普通人的感觉,也没有使我离开普通人的生活。实际上,我的物质生活大概不比我今天还当马路清扫工富裕很多(自然是指有城市户口特权的清扫工),而我的精神生活也不会比我在农村幽暗灯光下读书时快乐很多:还是像农民或清扫工那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家庭气氛有冷暖,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有优劣,偶然际遇有好坏。作为现代人,我们自然不能再以父母之例和圣上之意来回避改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必要,也不能够以能力不足和际遇不佳来回避提高自身修养和改善自身处境的责任。但同时我们又不必害怕“落为”普通人。其实,即使一个人跻身进优秀人群或上等阶层,也没有任何外在力量能够保证他不重新落为普通人。自然灾害、社会变迁、退位下岗、事故疾病,以及无心的错误、无力地荒废时间,都会把一个人从上等阶层“降”到普通人,就像小说“项链”展示给我们的那样,也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看到的那样。因此,害怕做普通人无异于害怕生活本身。我们需要努力,我们又需要做普通人的心态和自尊。这样,靠自己的良知和努力,假如我们还只能做普通人,我们也将心平气和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享受普通人生活的乐趣,而不为外界的轻视所累。

对上市公司审计新规定的疑问

对上市公司审计新规定的疑问

 

2001年值得中国人大大庆祝一番的大事之一,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多年来的愿望,是政府近几年的施政目标之一,如今实现,当然值得庆祝。然而,从200211日起,中国国内公司要新发行A股或增发A其财务状况不但将经过中国会计事务所的审计,而且将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规定,似乎却又与世贸组织精神有相左之处。

加入世贸组织,本来是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让中国市场按国际惯例行事。然而,一国公司在本国发行股票,要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行事方式,据我所知,不是国际惯例。一面加入世贸组织,一面又违反国际惯例,这是使人难以理解的第一点疑问。第二点疑问,本国公司在本国发行股票,要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规定,是否有损于国家主权之虞?第三点疑问是,即使不谈主权问题,仅仅谈经济的全球化,那么,中国的会计事务所和外国的会计事务所也应当作为同等权利的法人主体参与市场,为何外国会计事务所的审计不需要经过中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而中国会计事务所审计的与外国没有直接关系的业务,要经过外国会计师的补充审计呢?中国会计事务所岂不成了二等公民?世贸组织倡导的市场竞争平等又从何说起?

       那么,深受这一新规定之害的中国注册会计师为什么不大声提出异议呢?要知道,这些会计师就收入和社会影响力来说,都属于中国的佼佼者之列。对此的解释之一是许多会计师做假帐。做假帐者如卖假货人,当然没有权利、至少没有同等权利参与市场竞争。但一定要冒既违反国际惯例又可能有损国格之风险来请外国会计师做补充审计,其前提必然是做假帐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占中国注册会计师总数的比重非常大,以致于不得不请外国人来把审计关。可是,中国的注册会计师不仅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多数立过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言,加之人人风度翩翩,谈吐不凡,在我心目中原本是品行高尚的优秀公民。我无法想象我遇到的10位这样品貌双全的会计师内可能有6人或者更多人竟然在做假帐!!中国会计师的人格何在??因此,我衷心希望这种解释是个错误,希望早日读到充分尊重中国会计师人格和中国国格的解释。

2002115

还是说一说好

“双周夜话”2004年第24                                                         2004129

 

 

还是说一说好

对“不说也罢”朋友留言的一些回应

 

不说也罢:

  朋友,“不说也罢”有时很必要,但有时又必须说。你说出你的感觉(即使不算观点或者成型的理性思考吧),就能够逼使别人把他的想法明确起来,因为一个人的想法使别人感觉不好,这个人就得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想法。所以,说出你的感觉,往往是必不可少的。

  读了崔之元评论朗咸平的文章你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众说纷纭,你到底相信谁?在你还无法相信自己的时候,你确实有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你能够相信自己了,你才能够对纷纭的众说做出判断。这就是古人说的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你要的是思考,而不仅仅是阅读。最重要的是思考。我在和学生的交往中深深感到这一点。在相似的年龄段,我读的书比我现在的年轻朋友们少得多,业余时间也少得多,但我做了一些思考。所以,朋友,思考吧,不管你思考的结果是什么,不管“舆论一律”的要求是不是限制你发表和交流你的思考结果。要明白只有思考后才能够知道你有没有值得发表和交流的思考结果。

  联系到你的问题,我想说一说的是:

  1 都是国外的理论?

  问题是,我们有中国的理论吗?如果有,是什么呢?如果没有,我们需要中国的理论吗?如果需要,那么印度、越南、坦桑尼亚是不是都需要他们各自国家的理论呢?

  自然,这牵涉到对理论本身的定义。但无论如何,呼吁中国理论、中国经济学,本身便是值得怀疑的。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占世界的人口比重,考虑到中国的重要性,如果一种理论不能够在其框架内解释中国的基本事实,这种理论可能从严格意义上还算不上理论。就此而言,在欧美出现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理论,就有了一个应用到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等主要民族、主要国家的问题。如果它们在其中任何一个主要民族中失败,我们就有必要突破它们的框架去设想新的理论,或者得承认一种过去赞誉马克思主义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存在。但这里的问题是:

  a. 我们了解在欧美出现的那些理论吗?

  b. 我们会应用那些理论吗?

  c. 我们即使了解/会应用,但结果肯定是五光十色的。于是:我们的结果丰富了还是突破了西方的理论?

  这里不需要民族主义。如果一种理论在中国最早出现,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应用于全世界;同时,别人也是这样的愿望。这都无可指责。 某一个确实正确的理论总是由某个人创立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这个理论只能由中国人创立,就像欧美人、阿拉伯人也没有理由要求某个理论只能够由他们民族中的某个人创立一样。

  在二十世纪的世界上,欧美人形成了自己的所有权理论和企业管理理论,包括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管理的理论。无论从晚清算起,还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算起,中国人努力了很长时期,还是没有自己的系统理论。能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系统理论?在二十世纪后,人们必须熟悉世界上的现有理论,然后才能够讨论建立自己的理论。这就给中国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熟悉世界。而在这之前,中国人创立理论时只要熟悉自己的历史就够了。当然,一个中国人熟悉了国外理论后,可能就改变了自己原先的中国人特定的思考方式,也就不可能提出中国人的理论了。不过,我还是相信天才的存在。会有青年人把所有其他东西都抛在脑后,在基本熟悉了现有国外理论后,能够一下子击其要害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建立起同时能够解释中国和国外的理论,如果国外的理论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想到那是属于全人类的世界理论我们中国人不应当用它谋取狭隘的民族利益。

  2 前经济学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太多地关注经济学入门后的问题,而太少关注前经济学的问题。其实,经济问题仅仅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就像对个人来说经济问题仅仅是人生问题的一部分那样。所以,经济学是以公认的社会准则、人生准则为前提的。正是在其基础上,经济学展开自己,并从而使在经济学指导下的经济问题的解决符合社会或人生的目的。

  崔之元先生的文章批评的现行改制方式,就是抓住了工人和经理、股东和经理之间的不平等,由于其地位不平等,所以他们之间不存在自由契约。那么,为什么他们的地位不平等呢?崔之元就不愿意多说了。比如从工人角度说,在中国是否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上,美国要求中国让工人有独立工会并且发挥作用,才能够算市场经济国家。按照崔之元的标准,美国的这个要求无疑是正确的。 没有独立工会,工人和经理之间就不可能平等,他们之间的契约就不是自由契约。市场经济是以参与者的平等为前提的,没有工会,市场经济的前提也就不存在。

  因此,崔之元的问题在于他能不能够把他的平等权利观点贯彻下去。如果贯彻下去,那么,就要问为什么中国不能够有独立工会,尤其是中国现在的经济水平、人的文化水平比起比如150年前的英国高得多。我们支持那时候的英国工人结社,为什么禁止现在的中国工人结社?崔之元说中国“中央政府还没有完全被利益集团所操控”,那么,有多大部分已经被利益集团操控呢?是不是中国不准工人结社就是因为中央政府被利益集团操控的结果呢?

  其实,崔之元所说的美国的情况,说到底,是那里大体实现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前提,或者是经济学的前提,也就是这里讲的前经济学。无论大陆法系,还是海洋法系,他们能够规范经济的前提,是社会有一个使市场经济得以在公认社会原则和人生原则基础上运转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就是人的平等、自由和在良知前的自律,而这些东西又通过特别同情弱势团体的大众媒介的自由、通过公众的政治自由得到保证。因此,谈论国有企业在外国照样搞得好、谈论国外也实行社会分红的时候,崔之元和我们大家不应当忘记那里大体存在着前经济学的条件:平等、自由和自律。如果崔之元在这些条件基本上不存在的情况下来坚持国有企业和社会分红,他得到的将是苦果。当然,这一点也表明,把国有企业问题、社会分红问题仅仅看成经济学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说到底,它们首先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我本来想不说也罢可是仍然和你一样还是说了一些。一个以自由/平等/自律为基础的经济需要大家说话。很可惜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是要珍视自由的人付出代价来争取和保护的,而“说一说”的代价实在不能算大。因此朋友还是说一说吧。

 

                                                                                               2004129初稿

                                                                                               20041210修改

 

附:“不提也罢”先留言

主题:重提朗顾之争 (2004-11-29 22:56:16)

 

1。经济学家们把我们都搞糊涂了,都是国外的理论,都是国外的资料,我们相信谁?2。许多人都是在国外留学或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拿回一些资料,翻译出版,换回自己所要的职称、声誉等,他又凭借这些声誉去到处讲演、在课堂上指导学生,过着滋润的生活,但这些东西有可能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们到底相信吗?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4403这是看了崔之元的演讲后的感觉。当然,对于能跟踪国外研究进行时的各位不在之列。

 

参见http://www.hujingbei.net/bbs/display.asp,相应页码。

百年一遇、千年一遇

“双周夜话”2002年第18                                                         2002828

 

 

百年一遇、千年一遇

 

 

       最近一个多星期,洞庭湖洪水成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重大事件。现在,洞庭湖水位终于坚定地回落了,我们的心放下了。湖南省五十年未遇之特大洪水终于被“抗”住,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据说,长江干堤的大部分地段要能够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如果洞庭湖、鄱阳湖等重要湖泊的堤坝也能够抵御百年一遇洪水。那么,沿江、沿湖的人民便不必隔几年就受一次惊怕,他们更有可能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长期的规划。

上海人是幸运的,因为黄浦江堤岸能够防御千年一遇洪水,上海人也因此可以更从容地规划自己的长期发展。我在外滩散步,每每感到江水的软弱和江堤的坚实。是的,我相信,即使遇到千年一次的大水,外滩也不会松软。比洪水更厉害的是地震。但上海离太平洋海沟还很有一段距离,所以威胁算不上严重。大城市如东京、旧金山,地震威胁更大,不也成为国际化都市了吗?上海不会比它们更差。值得上海担心的,不是这些容易成为头号新闻的自然灾害;威胁上海的,首先也不是洪水地震。不谈千年,就百年而言,造成上海物质和文明损失的,主要是象日本人进攻上海的侵略战争和多次发生的国内战争,是象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跃进“。上海人难以规划自己的未来,不是因为日后的洪水,而是因为当时的制度;不是担心百年或千年一次的自然灾害,而是担心十年一变的社会规则。上海人无论是把财富转移到外国、还是把身份改变成移民,背后都有着对制度对规则再变的担心。100年前,60年前,30年前,20年前,10年前,今天,中国都面临制度不稳定的基本问题。但在每一次改革前或改革时,往什么方向改,什么时间改,新的制度规则又是什么,那些规则又能够维持多久,这些都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至少十年一遇的问题,却都比预测千年、百年一遇的洪水还困难。而没有稳定的规则或者至少对稳定规则的预期,人们却又无法规划自己的未来。

防范洪灾的规则是用河道将洪水引入大海大湖。这一点,我们的祖先四千多年前就理解并且开始实行了。今天的我们虽然还不断遇到洪涝灾害,但已经有了一套防范的体系,大部分人包括洞庭湖边的居民已经不担心洪水对自己未来的长期影响,可是,四千多年来,对于可能发生的社会灾害,我们依然缺乏基本的防范体系,大部分人都在担心这类灾害对自己未来的影响。古人所谓的“伴君如伴虎”一说,正是社会缺乏规则的表现。如果说过去毕竟还有君王一家享有制订规则之利,并确定太子,制订王朝长期计划,那么,百年以降,君主制在中国不复存在,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都受到了缺乏规则之害。因此,我想,就象防范洪水的普遍规则因为无人不受洪灾之害而被普遍接受一样,防范社会灾害的普遍规则也会因此而被普遍接受,那时,我们就不但不用担心千年或百年一遇的洪水,我们还将最终摆脱规则十年一变的恐惧,我们将能在预期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对自己的未来做出长期的规划。

儿童节的感想

“双周夜话”2003年第11                  200362

 

儿童节的感想

 

六月一日,儿童节到了。工作之余我来到同济大学校园内的三好坞公园。在以建筑专业著称的同济大学里,三好坞以其小湖、小山、小亭、小径,总把我带回童年时常常嬉玩的小公园。童年时看着新奇的世界,生发出无数的问题:为什么树叶放水上不沉,为什么猫的名字是猫,为什么叔叔和阿姨那么高兴。我得到一些答案,又出现新的疑问。我读书、思考、争论,我希望有仲裁,但每一次父母的、老师的、哥哥姐姐的最后答案都不能让我服气。于是又读书、又思考、又争论,直到走进大学,直到走上讲台。

如今,年过半百的我已经了解,最后答案是不存在的;我也已经明白,童年天真地表现出来的好奇,好问、好辩天性,在成人这里虽然表现得更含蓄、更理智、更曲折,但正是这一天性保证了成人的活力。可惜的是,成人世界多了功利、权术和势力。在它们的日熏月侵之下,我的祖辈、父辈直到我自己渐渐地接受现状,不再新奇,不再发问、不再辩论。同时,接受现状又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功名和利益。然而,功利的化妆并不能够让人年轻。一个不再好奇、好问、好辩的人是真正衰老的人,由这些人组成的民族是衰老的民族。三百年前,康德认为中华民族是个衰老的民族。当我看到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同胞不觉新奇、不敢疑问、不愿辩论的时候,我不能不承认康德的话有一定道理。一百年前,身为中华民族复兴一先锋的梁启超看到了少年中国的萌芽。回顾从那时以来的100年历史,我想,懂得仅仅为了强比欧洲、富敌北美,少年中国之萌芽也是没有希望的。中国民族返老还童之本,不在于它的物质富庶,而在于它恢复好奇、好问、好辩的天性,在于它建立起适用于每一个人的让人好奇、促人好问、容人好辩的制度,在于我们每一个成人自觉地好奇、好问和好辩。三好坞把我带回童年,也令我梦想着恢复青春的中国和保持年轻的人类。

 

                                                                                                  成于200361

为陶渊明申冤

“双周夜话”2002年第10                                                    200257

 

 

为陶渊明申冤

 

       我喜欢陶渊明,是因为对他那句“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自白很有同感。我幼时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精读”的必要;拿起一本书来,一气读完,似乎有解,但又不甚解,也不知道要“求甚解”。后遂成恶习,以致于现在当了教师,也没有一份好好的读书或讲课笔记:无奈时,就拿先生的这句话来解嘲。

今天谈陶渊明,是想为他申冤,而起因则是无意翻到的现行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学生要读“桃花源记”,好像没有异议。但书上的说明,把这篇散文视为陶渊明逃避现实的表现,却使我迷惑。国内中学教科书都是(半?)官方出版物,因此不载明负责这些内容的学者或官员。查一下吴兆基1997年编译的“古文观止”,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吴先生在对其它选文的按语中,几乎都仅仅交代作者生平和写作背景;略有评论,亦褒奖为主。但不知为何对陶渊明“独有钟情”,三篇选文的三段按语,都贬其消极避世、逃避现实。不过,要说这是多数学者认可的观点,似也不妥。清人龚自珍便称赞:“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今人陈寅恪经考证后认为“桃花源记”乃“寓意之文亦写实之文”,手头虽无其书可查,但陈先生认为所寓非消极之意,好像是不错的。施蛰存先生在“唐诗百话”里比较陶渊明和李白时,则肯定陶渊明对人世和社会好像是消极的,但人格却是积极的;而李白对人世社会好象还积极,但人格却是消极的。中学教科书对学者争论之事若难持公允之论,也应规避才是。

我对陶渊明其人其文其事没有“甚解”,为他申冤,使用的是自己的老办法:以事比事,以心比心。从文来说,如果陶渊明“桃花源记”是逃避现实,那么康有为写“大同书”是否逃避现实呢?假设今日有人写文章描写官廉政清,我们是否能因为文章中没有注明真实地点(那倒成了报告文学甚至假冒伪劣),或者没有提出几条建议(那更象奏折文学),就说作者在逃避目前腐败的现实吗?按照“逃避现实说”,所有给我们以生活和世界美感的文学,恐怕都在逃避现实。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作品,包括“桃花源记”使我们有意无意感受到的似乎是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和向善向美的熏陶,而这样的憧憬和熏陶,正为中学生和已走出中学校园的我们在现实中不失自我地生存所必需。否则的话,中学教科书又何必选入这些作品呢?

从事来说,陶渊明一生最大之事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田。如果由此而说他逃避现实,那更是大谬不然。以心比心,试想今日若有一县长不满省里官吏下县视察时敲诈勒索而宁愿辞官种田(注意不是另有高就),我们应当说他敢于直面现实,还是应当说他逃避现实呢?我们只能说他敢于直面现实!宁愿下乡种田而保持自身气节,正体现了一个人面对现实的勇气。试想,假如一个省有三、五个这样的县长,省官即使想入非非,也只得多加收敛,现实的政治自然会清廉得多。倒是那些不情愿地(情愿的情形不在这里考究)满足上司无理要求的县长,恰如鸵鸟一样,在躲避社会堕落的现实,逃避自己的现实社会责任。所以,从事考察,陶渊明更是一位勇者。晋朝之不救,有气节之感的官员多回避现实,迁就贪官污吏,而竟无响应陶渊明者,不能不说是一大原因。现行中学教科书把敢于抗争腐败的陶渊明说成逃避现实,亦不能不说是对尚未真正面对现实的学生的一种误导。

父母亲和孩子

双周夜话2004年第3                         200423   

母亲和孩子

 从偏僻乡村过年回来的一位年轻朋友给我发了一个邮件,谈到他母亲虽然希望他多留在家几天,但还是以“早点走,车不挤”为由来安慰他按自己确定的行程回城。这个理由虽是事实,但却使他感到愧疚不安。他说母亲无需也无力关心他学习或工作上的事情,但他感觉到母亲对他一直很有信心,相信他能够自己处理好一切。而正是母亲这样的信任使他增强了自信。

他的信引起了我的回忆。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到学校集合出发去农村插队,父亲在外地,母亲送我离开家。十五岁的我,并不明白麦子也是草的一种,更不了解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因此既无悲伤的感觉,亦不理解母亲送我的感受,所以我把手从母亲手里挣脱出来,要自己走。母亲走得不及我快,渐渐落在了我的后面,且站住了。我知道母亲一直在看着我,看到我拐出那条长长的巷子。是的,她不知道我离开家之后具体会干什么,怎么干。母亲没有上过学,所以小时候在她身边上学时,她没有指点我应该学什么,怎么学。她没有要求过我什么,现在上学成绩要多高、长大后职业要多好、房子要多大,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些,她没有指望我给她带去名誉或者金钱,但会接受我可能给她造成的屈辱或者困窘。然而,在她放我走的时候,她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健全的心理和善良的感觉。

    我不知道那位年轻朋友今后如何发展,他感受到母亲对他好好做人的期望和信心,没有感觉到对他选择特定专业、职业、生活地点、收入、成就、房子、车子的要求和压力,从这点来说,他有很大的空间发挥自己。就我接触的情况看,这位年轻朋友是幸运的。许多父母对孩子有太多的希望,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太高的要求,对孩子的专业、职业、单位、薪金有太多的指点。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对小动物有兴趣,长大想做动物医生,但我的朋友不同意,理由之一是上海没有这个专业,而孩子又只应当读上海的大学。还有一个朋友,父母亲坚持拒绝和他的妻子 ―― 结婚前是农村人 ―― 见面。而这些父母,都有各种各样的学位,不象那位年轻朋友的母亲、我的母亲那样近乎文盲。有了学位似乎就有了指点孩子的资格。孩子应当重视这门课而不是那门课,应当对这样东西感兴趣而不是对那样东西,应当在这个城市工作而不是在别的城市或乡村,选择的配偶应当这样而不应当那样。为什么要如此指点孩子呢?因为据说社会风气太坏、竞争太激烈,如果孩子不这样而是那样,将来恐怕在社会上没有立锥之地。我知道这些父母亲非常爱孩子,完全无私地爱,因为他们早已不把光宗耀祖视为培养孩子的目的。但我总怀疑这样的爱太狭隘。如果社会是残酷竞争的原始森林的话,那么,孩子未来面临的竞争恰恰不允许父母亲用自己的眼光和常见的程式来培养孩子。孩子特殊兴趣和情感的出现更非父母亲能够计划的。人生是生动活泼的,事先的人生计划只能使生活枯燥,使孩子失去兴趣。孩子需要本领,需要学习和工作的成绩,但这首先不是为了击败对手或应付生存竞争,而是孩子健全心理和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孩子今后或现在进入的,也不是只有父母才可信赖的原始森林,而是会有许多朋友、同心或同气朋友的人类社会,因此,人性的培育对孩子的未来更为重要。而在培养人的方面,有学历的城市父母不一定强于文盲的乡村父母。其实,教给交给孩子做人的基本素质,然后任孩子去飞,可能是古今中外许多孩子能够成功能够快乐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很敬佩我的那位年轻朋友的母亲,她完全可以要求孩子找个高收入的工作,帮助全家脱离乡村的贫穷,但她没有提,她不愿意增加孩子的负担或约束。我也相信,这位年轻朋友不管干什么工作,在哪里工作,都会象她母亲希望的那样做的。

公司资助和学术自由

夜话”2006年第4                 2006年2月21

 

公司资助和学术自由

――在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资助方更替时的谢词

 

今年1月底,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Stifterverband fuer die Deutsche Wissen- schaft)正式结束了对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 (Lehrstuhl fuer Volks- wirtschaftslehre am Chinesisch-Deutschen Hochschulkolleg an der Tongji- Universitaet) 的资助。从今年2月开始,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成为本教研室的资助方。在这里,我作为教研室主持人,向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和德意志银行表示衷心的感谢。

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成立于1920年,重建于1949年。那是两个德国经济极其困难、德国科学极端窘迫的年头。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为维持当时的德国科学研究,以及后来为推动德国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发挥了显著作用。2000年开始,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资助同济大学中德学院成立了后来以经济学为方向的本教研室。六年多来,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给了经济学教研室大量无私的资助,为她所承担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德意志银行成立于1870年。在德国近、现代经济史上,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在,德意志银行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业务遍及几乎所有国家。德意志银行1872年就在中国设立了分行,目前它在中国从事大量金融业务。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德意志银行十分重视它的社会责任,多方面地资助教育、社区建设和防病扶贫。德意志银行资助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为该教研室的持续性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经济保证。

在当代社会里,商业和科学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类事业。科学的兴旺,离不开政府以外的商业界的支持和资助;商业的发达,既离不开自然科学的发现发明,更离不开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启示的制度架构。但商业利益和学者良知又有明确区别。一个商业组织追求的首要目标是股东价值,一个学术机构追求的首要目标则是知识增进。学术上的知识是超越了任何特殊股东群体、特殊人群和组织的一般知识。学者良知就是在任何可能出现机会主义的场合,都根据建立在宗教和传统上的良心,坚持这样的知识。因此,对学术来说,脱离于商业利益、政治利益的研究自由、教学自由,比金钱资助更加重要。

研究自由、教学自由是德国学者洪堡 (William von Humboldt) 200多年前提出来的。它在德国虽然几经波折,但五十多年来已经成为德国社会包括德国商业界的共识和德国学术界的现实,也是德意志银行对科学和教育秉持的基本态度。研究自由、教学自由要在中国成为共识和实践,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在资助科学研究时,仍然要求学者的研究结论和企业利益相一致。这种状况应当改变。本教研室希望加强和德意志银行的协作,并乐意为德意志银行承担非学术性的研究工作。同时,本教研室的重点将继续放在与德意志银行或者其它机构、团体没有直接关联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上。这些学术活动将完全不受本教研室资助方意愿的影响,而仅仅以研究自由、教学自由为原则,以学者良知为准绳。

作为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主持人,我相信,从长远看,一种以人的自由、平等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结构、一种以研究自由、教学自由为原则的中国教育和科研制度,无论对德意志银行还是对中国、德国的任何第三方,都是其自身利益的最好保障;而本教研室利用德意志银行资助资金的最好方式,就是为增进人类的一般知识、为促进中国的学术自由和社会自由做好自己的研究和教学。

 

修改于200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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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eiwochenschrift Nr. 4/2006                                                                   21.02.2006

 

Wissenschaftsförderung von der Industrie

und Akademische Freiheit

—- Danksworte zum Wechsel der Stifter fuer meinen Lehrstuhl

 

 

Zum End Januar 2006 beendete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n Wissenschaft formal seine finanzielle Unterstützung für den 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am Chinesisch-Deutschen Hochschulkolleg (CDHK) an der Tongji-Universität. Im Anschluss übernimmt die Deutsche Bank ab Februar 2006 die Förderung dieses Lehrstuhls. Als Lehrstuhlinhaber danke ich hiermit dem Stifterverband und der Deutschen Bank herzlich für ihre Unterstützung.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wurde im Jahre 1920 gegründet und im Jahre 1949 neu gestaltet. Diese beiden Jahre kennzeichnen jeweils die Zeiten $ in denen sich sowohl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als auch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in einer extrem schwierigen Lage befanden.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spielte eine bedeutende Rolle zum Erhal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en $ vor allem als es später darum ging $ die Grundlagen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voranzutreiben. Im Jahre 2000 begann er die Förderung zur Einrichtung eines Lehrstuhls am CDHK an der Tongji-Universität $ der sich dann besonders auf Volkswirtschaftslehre spezialisierte. Mehr als sechs Jahre förderte der Stifterverband den CDHK-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intensiv und schuf damit eine Basis für die Lehre und Forschung in diesem Fachbereich.

 

Die Deutsche Bank wurde im Jahre 1870 gegründet und spielt in der modern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utschlands eine wichtige Rolle. Zur Zeit ist sie eine der weltgrossten Geschäftsbanken und ist in fast jedem Land auf der Erde tätig. Bereits 1872 eröffnete die Deutsche Bank ihre Niederlassung in China. Heuzutage betreibt sie in China verschiedene Finanzgeschäfte in großem Umfang. Neben ihren eigentlichen Geschäftszielen und dem operativen Geschäft wird soziale Verantwortung in der Deutschen Bank großgeschrieben. Der Finanzkonzern fördert die Bildung und Ausbildung $ Kommunalentwicklung und sogar Projekte zum Kampf gegen Aids und die Minderung der Armut. Dass die Deutsche Bank hinfort den 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am CDHK unterstützt $ ist ein entscheidender Beitrag zu einer kontinuierlichen Entwicklung von Lehre und Forschung am Lehrstuhl.

In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sind Wirtschaft und Wissenschaft zwei Sektoren $ die sich ergänzen und gleichwohl unterscheiden. Eine blühende Wissenschaftslandschaft ist neben offizieller Förderung auf die Unterstützung der Industrie angewiesen. Eine prosperierende Wirtschaft setzt umgekehrt sowohl bahnbrechende Entdeckungen und Entwicklungen $ als auch institutionelle Rahmenbedingungen voraus $ die sich auf sozial- und geist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en gründen. Andererseits bestehen aber deutliche Unterschiede zwischen Kommerz und Wissenschaft. Eine kommerzielle Organisation hat in erster Linie den Wert für ihre Eigentümer $ den Shareholder-Value $ im Auge $ während ein akademisches Institut das Wachstum an Wissen als ihr wichtigstes Ziel sieht. Akademische Wissen hat seinen Wert über spezielles Interesse jeder Eigentümergruppe $ jeder Menschengruppe und jeder Organisation hinaus. Das intellektuelle Gewissen $ das aus Religionen und Traditionen resultiert $ fordert Intellektuelle zum Festhalten an diesem Wissen in jedem Falle $ selbst dann $ wenn Opposition geboten ist. Deshalb ist die Freiheit der Forschung und Lehre $ die sich von kommerziellem und politischem Interesse löst $ für die Wissenschaft letztlich von größerer Bedeutung als finanzielle Hilfe.

 

Das Postulat der Freiheit von Forschung und Lehre geht auf den deutschen Akademiker William von Humboldt bevor mehr als 200 Jahre zurück. Diese Freiheit ist $ nach sorgfältigem Abwägen der Meinungen im Volke einschließlich der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 seit mehr als 50 Jahren in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 realisiert. Sie spiegelt auch die Einstellung der Deutschen Bank wider. Hingegen muss China noch einen weiten Weg gehen $ bis dieses Maß an Freiheit in Forschung und Lehre als erreicht gesehen werden darf. Beispielsweise verlangen die meisten chinesischen Unternehmen immer noch die Uebereinstimmung der Aussagen der Wissenschaftler mit ihrem Interesse $ wenn sie letztere finanziell unterstützen. Dies sollte geändert werden. Der Lehrstuhl wird mit der Deutschen Bank kooperieren und sie gerne in Form von Beratung und gemeinsamen Projekten unterstützen. Gleichzeitig treibt er hauptsächlich Forschung and Lehre $ die keine unmittelbare Beziehungen mit ihr oder anderen Institutionen and Organisationen haben. Forschung und Lehre sind unabhängig vom Interesse der fördernden Seiten und folgen allein den Prinzipien der Freiheit der Forschung und Lehre sowie des intellektuellen Gewissen.

 

Ich $ der Lehrstuhlinhaber $ glaube $ dass eine gesellschaftliche Struktur $ die sich auf der Basis der Freiheit und Gleichberechtigkeit der Menschen gründet $ und eine Bildungs- und Wissenschaftsordnung $ die auf der Freiheit von Forschung und Lehre beruht $ die beste Garantie für das Eigeninteresse sowohl der Deutschen Bank als auch jeder dritten Seite in China und Deutschland ist. Darüber hinaus besteht die beste Anwendung der Mittel aus der Deutschen Bank von meinem Lehrstuhl darin $ dass mein Lehrstuhl für die Wissensvermehrung der Menschheit und die Förderung der akademischen und sozialen Freiheit in China seine Forschung und Lehre vorantrei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