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翻阅西方出版的二十世纪思想史的书，总会产生一丝苍凉的感觉。在那些德文、英文的思想史书籍里，比如我自己的专业经济学的思想史书籍了，找不到中国人的名字。二十世纪的100年中，中国人口最多时占了全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现在也超过了六分之一，可是中国人对人类学术的进步却碌碌无为。中国学术为什么落后？我过去一直认为外因限制了中国学术进步：二十世纪中国的战乱和动乱；1911年以前的“独尊儒学”和1949年以后的“独尊马学”；从儿童开始的专制与功利教育；全体民众对“冒犯言论”的恐惧等等。同时，现代学术作为源自西欧国家的一种思维模式，中国学者不但需要时间（100年够短的了！）去把握，而且部分学者常常会把它视为民族文化的灾星或者阶级敌人的工具而予以全盘否定，无疑也是中国学术落后的原因之一。然而，最近看到一本名著竟然近100年都没有人读过，在百感交集之时，我不得说包括我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不努力、不认真，才是中国学术落后的真正原因。

    今年秋季学期，我开设了“外国经济学说史”课程。为此我到处寻找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名著。朋友为我从上海图书馆借到了在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都未找到的英国学者杰文斯（Stanley Jevons）的《政治经济学理论》（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的英文版。这是1871年初版、1911年出第四版一本书。书内找到的唯一与出版或印刷时间有关的文字是“1911”年，也就是说，我找到的这本书是接近100年前出现于世界的。书里还有一个记号“上海旧书店? 定價5.00”，不知道何年何人何单位卖给上海旧书店的。幸亏上海图书馆慧眼识珠，把它收购以供学者阅读。上海图书馆功莫大焉。

    然而，拿到它后我才发现，书中至少有二十处，两页或多页纸还没有裁开：也就是说，这本书可能根本就没人读过。杰文斯这本书是经济学的名著之一。如果要举出经济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二十本书，那是少不了杰文斯这本书的。如果要说经济学历史上的边际革命，那正是这本书在经济学的大本营英国发动了革命。如果说在今天的大学经济学教科书里，我们根本找不到李嘉图、马克思的踪影，但我们绕不过杰文斯：边际效用递减的曲线是他在英语世界里第一个画出来的；du1/dx=du2/dy (x + y 表示一物品总量，常数；u1、u2表示该物品的两种用途) 这样的资源最优配置公式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像du（边际效用）这样的经济学须臾不可缺少的符号是他第一次使用的。所以，看到杰文斯的著作在100年内可能还没人读过，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我不能够不感到内疚，不能不说一声“对不起”：对不起杰文斯，对不起为经济学发展做出贡献的杰文斯们，对不起把（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希望寄托在包括我在内的中国经济学者身上的同胞们。

    当然，有人会说这本书早在1936年就有了中文版，在北京图书馆或者北大图书馆甚至私人藏书中也有英文版可阅；有人会说经济学的发展史应当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史，而马克思生前就对杰文斯著作不置一评，现在的我们当然不必要再看他的书；还有人会说中国学者房子还买不起、科研指标尚完不成，怎么能对他们提出读名著的要求？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名著与原著也确实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读的。但是，至少从事专业工作、主讲专门课程的人应当读一读原著吧？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者，我也希望国人在期待我们为经济学发展努力的同时，考虑到中国学者的这种困难那种困难。可是，看到一本名著在中国差不多100年内没有人读过，我明白自己作为学者之一，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自己和为学者群体辩护，没有任何理由为二十世纪经济学发展史上没有中国人的名字开脱的，因为除了不认真、不努力、不深入以外，我不知道还能如何解释这件事。

    就像中国历史上的司马迁、曹雪芹几乎完全靠他们个人努力那样，杰文斯的成就也完全靠他个人的努力。他们的时代也有战乱或动乱，他们的时代也有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即使在杰文斯的英国，虽然谈不上迫害，但新思想的酝酿与提出却使他长期受到冷落。而杰文斯19岁就因家贫而从大学退学，并到澳大利亚务工：一个比今天无奈地（不是政府许诺了前景的）从上海到中国西部工作的决定更没有希望的选择，应当说他更需要房子，更需要完成科研指标，更需要社会地位。但学者最需要的是认真和深刻，是努力。从生物学的规律说，中国应当不缺少天才；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也不缺少手抄本的地下流传。可是，在任何外部条件下，从天才到学术成就都需要高强度的努力与思考的认真深刻，否则的话，外部条件再好，思想火花再炫，天才也成为庸才。在没有拿到杰文斯这本书之前，我还把中国经济学的落后首先归因于外界环境，可在这本近100年从没读过的名著面前，我必须说，首先是每一个知识分子本身的责任造成了中国学术研究的落后，这其中也有我自己的一份责任，所以，我不能不说：对不起，我没有尽力。

 

最近一位网友给我留言，在反对自由主义的同时，谈了很多中国传统统治方式，赞扬仁君，把毛泽东视为仁君并希望这样的仁君重现（见www.hujingbei.net的留言板）。我的看法不同。中国传统的统治术即宽严之道，所谓宽猛相济，政是以和，而王朝兴衰多与宽猛当或不当有关。古往今来的学者对此总结很多。可无论宽猛，儒法，中国传统统治术都坚守一条底线即“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然而，世事变迁，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再从统治者的角度谈宽猛之术了。下愚者也要发言，也要参与决定政治，决定谁上台谁下台，而且用和平的手段决定之。

那位网友认为许多君主不但口头讲仁而且本来就是仁君。我承认有这样的可能性。但一个君主仁不表示他的儿子、孙子一辈辈都是仁的。所以，靠一个君主的仁可以有一段时间的稳定和谐，但不会长久。中国很多王朝延续了三百年之久。可是，比如英国王朝延续的时间也有300多年了。再比如美国建国已经230年了，其内部发生暴乱推翻体制的可能性，大概在未来70年或者170年是很小的，也就是说延续三百年应当不成问题。那里好像没有仁君。可见仁君不是王朝稳定的必要条件。

 其次，如果不再是家族王位继承，那么，即使第一个君主是仁君，谁来继承他呢？毛泽东、斯大林没有选好接班人。毛泽东最后信任的就是家人。金日成干脆用家人来继承。排除家人继承，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君主如何“选”好呢？清宫剧演了许多皇位继承的故事，即使排除其中虚构部分，我们民族也不应当有那样的阴谋故事！！斯大林死后苏联政权君主的继承照样是阴谋故事，为什么？就是因为不公开，不让老百姓来决定。而如果王位继承靠阴谋，君主就不会是仁者。

再次，这个世界有了许多国家，有的国家竟然也让老百姓来决定君主了。除非封锁信息，除非迅速把这个国家消灭，否则这样的消息是太吸引皇权国家的老百姓了。观念改变世界的力量就在这里。人一旦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有利的，人就会争取。而这正好是中国历史上没有遇到的情况。

给我留言的网友认为仁君会抑制强势阶层，稳定社会。这有一定理由。他说的对，现在是小资在喊房价高。穷人、普通工人农民根本想也不敢想买房子。可是，为什么穷人没有喊呢（穷人无疑不会认为自己就应当买不起房子）？是穷人自己不喊，还是有人不许穷人喊？记得列宁说过，资本主义给工人自由有什么用？工人没有钱来自由，比如没有钱来租会场集会。于是工人拥护列宁。他们希望在列宁领导下又有自由又有钱。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列宁一上台，不但不给工人钱，干脆连自由都不给工人了。在列宁朝代，工人就是有钱，租得起会场，也不准集会。资本主义下，马克思没有钱，却仍然可以筹出钱来出版他的剥削理论书，因为他首先有出版自由。可在列宁和毛泽东时期，不管有钱无钱，要出版说穷人真苦、穷人不应当那么苦的书，那是没门。两相对比，仁君制度还是这些仁君反对的制度对穷人更有利，就很清楚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每个人有一票可以选举的话，穷人那么多，那么，更多反映穷人希望的候选人（比如主张对拥有二套或更多住房的家庭征收高额住房税或者主张严厉处罚把经济适用房卖给富人的官员的候选人）更可能当选。即使没有当选上，穷人的希望也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表述，穷人也喊出了声音，而不单单是小资在喊了。那位网友的想法，如果有位仁君就好了，他会压抑炒房的强势阶层。但正象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即使如此，谁能担保这位仁君的大公子继承王位后也压抑强势阶层？而穷人手中的选票，能够以更大的可能性长期担保穷人自己的利益。

即使不谈仁君的继承人问题，君王本身是否仁也大有疑问。那位网友认为毛泽东是位仁君。我认为不是，尽管三十年前我还真诚地相信毛泽东是最伟大的君子和人民救星。我认为毛泽东不是仁君的理由很简单。在中国历史上，和平时期饿死人的数量，就数毛泽东执政时最多了。中国历代开国皇帝都有了不起的地方，秦始皇、刘邦、朱元璋，毛泽东，但在开国皇帝执政的和平时期就饿死那么多人，毛泽东是第一次（因为开国君主执政时期都是复兴时间，旧强势阶层瓦解了，新的还没成形；人们厌倦了战争，希望安居乐业，也有了安居乐业的条件，生活走向好转，饿死人的事情应当很少发生的）。中华民族历史上饿死人的情况不少，但大规模地系统饿死人的时期不多，毛泽东时期就是其中之一，并且是其中最为严重的。中国历史有许多朝代。我们现在看比如1900年以前二千年的改朝换代，已经不会为某个朝代的建立感到特别兴奋。再过100年，那时的中国人看历史，对1949年毛泽东建立新王朝也不会特别兴奋。那时候人们更重视的是它和别的新王朝的不同。我敢说，发生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惨重的饿死人事件，将会被历史学家认定为毛泽东王朝与别的新王朝最大的区别。

这样的悲剧为什么会发生？而且饿死的都是穷人，不是强势阶层的人？我认为，这样悲剧出现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穷人恰恰在毛泽东时期最没有发言权，最被禁止说话。就此而言，毛泽东压抑最烈的不是强势阶层，而是弱势阶层，是穷人，是农民。

今天，中国依然有很多穷人。那位网友说的很对，与小资相比，他们说话太少。可至少在网络上，他们毕竟能够说话了。此外，像那位网友、像我这样能够说话的人，也应当从穷人的角度说话，否则我们无法提出为什么穷人说话太少的问题。可穷人说话的前提是大家有空间有自由说话。我认为，对穷人最有利的方式，不是祈求仁君出现以禁止小资们说话。因为如果禁止小资说话，就必然会同时禁止穷人说话。也许有人会像列宁那样说穷人反正没有钱说话。可是，说个话需要多少钱呢？孔夫子学生再穷也把“苛政猛于虎”记了下来，马克思再穷亦出版了《资本论》，许多下岗工人没有钱照样在网络上写了不少批评社会不公的文章。如果工人有权利说话的话，即使他们没有钱，他们也能够阻止许多国有企业的贱卖。事实上，由于仁君不准大家说话而蒙受最大苦难的，不是小资，而是穷人。不要仁君，要说话自由的最大受益者，恰恰是穷人，因为只要让穷人说话，穷人就不但可以避免饿殍之灾，而且可以迫使执政者（不管执政者是不是仁者）压抑强势阶层，缩小社会不公，也就是建成那位网友说的强大国家。不过它不是那位网友设想的仁君专制国家，而是自由主义的强大国家。所以，我坚定地认为，穷人需要的不是仁君，而是自由主义。

“夜话”2007年第15期                              2007年8月27日

 

追忆陈岱孙先生

 

      十年前的八月份，我在回国的飞机上，读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纪念陈岱孙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岱老已驾鹤西去。本来准备回国后拜访他的计划不可能实现了。当时便欲写点文字，可光阴荏苒，十年一梦，看到纪念岱老逝世十周年的文章，才似梦醒，坐下来完成宿愿。

      第一次拜访岱老是二十五年前。1982年2月份，我到北京大学读西方经济学。当时中国还没设立西方经济学专业，而是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研究方向。岱老是该专业领衔导师。一天晚饭后我随斯栋、善利诸兄拜访了岱老。第一次的印象不深，只觉得岱老身材高大，腰板挺直，是我从未见过的。后来我与岱老接触多了一些。一是由于当时刚成立的研究生会委托我与王玮兄（王兄竟英年早逝，惜乎！）、步克兄等编辑《北大研究生论文集（文科版）》。我们在文科各系聘请一些教授做顾问，经济系聘的是岱老。为此，我多次去过岱老家。自己投到该文集的拙稿《略论服务业资本》也由岱老审阅。记得好几次在岱老的小平房里向他请教。有一次请教马歇尔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又一次他提出我的文章中用的煤矿工人洗浴的例子不妥。二是由于岱老不顾八十多岁高龄，坚持为我们开课。他讲课内容就是他当时出版不久的《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我听课一贯不认真。有次斯栋兄发现该书中一个小错，岱老在课堂表扬了他，我很敬佩，可难改积习。岱老每次提前到教室，上课时依旧腰板挺直，温文尔雅，一字一句，思路极其清楚，当时的我，好像上课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感受岱老的风范。我读过书上描写的高贵典雅，见到岱老，我才第一次亲身体会到它。据说岱老年轻时就是翩翩君子，我生而晚也，未能睹其风采。可岱老过了八十高龄依旧神情怡然，坐如弓、立如松，矜持而典雅，温和而高贵。在北大我曾有幸接触若干名教授如尚健在的季羡林先生等，若论及贵族风范、名士气度，岱老当夺头筹。几个月前我在写《追求高贵》时，脑海里自然而然就映现出岱老的形象。也许，只有出身书香世家、家教严格、青少年时期没有受过折磨同时又终生保持追求的人，才能到达他的境界。

       不过，与十年前不同，今天提笔追忆岱老，我的头脑总是缠着一个问题：“岱老相信马克思主义吗？”在抵制刘国光的“独尊马学”观点时，有网友把岱老1985年那篇主张“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章发到我的个人主页。岱老的文章为中国在大学里引入现代经济学课程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后者是刘国光们当时就反对的。可岱老的文章又为“独尊马学”留下了余地。那么，那篇文章是岱老的真实观点，还是岱老为引入现代经济学的“曲笔”？我的感觉是前者：他的气质决定了他不会做曲笔之事。在岱老那一代学者里面，1949年后相信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在少数。冯友兰、朱光潜等人都相信了马克思主义。邹恒甫曾感叹共产党竟然把岱老这位哈佛博士改造成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即使哈佛教授，也有非常同情甚至可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岱老是如何转变而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呢？他自己简短的回忆录对此只字未提。岱老一生时间，1949年前后各为一半。可他写于1982年的《往事偶记》，记得却全是1949年前的事情。难道1949年以后的事情，岱老就没有可记可书的？如果岱老的回忆录写于1955年（其时他已经经过了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或者1975年，他会不会反过来用大部分篇幅记录自己的转变或者自己1949年后的经历呢？这些问题对后人来说只能是迷了。可岱老不记，却又是他矜持高贵的表现：把自己的痛藏在自己心里，既不怨天尤人，也不说长道短。

       岱老生于1900年，卒于1997年，他经历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沉浮。今天我们刚刚离开二十世纪，我们的心灵留下了二十世纪的深刻烙印，所以，我们很难平静地对待二十世纪。可是，要了解岱老的转变，我们又不能离开二十世纪中国的沉浮，因为中国命运始终是岱老心之所系。18岁时，深受儒家教育但不谙世事的他因亲眼看到“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公园告示而受到刻骨铭心的冲击。救国从此成了他的生命动力。如今人们在考证上海黄浦公园前究竟是否有过那块侮辱国人的告示。但真相或虚构在这里没有作用，有作用的是一个人、一个群体对它的心理感受。例如，至少在他27岁回国之后，这张即使原先存在过的告示也被撤下了；可在他的感觉里，它依旧存在，直到1949年才消失，因为在他的感觉里，1949年之前中国始终积贫积弱，外不能防止侵略，内不能消弭混乱。而1949年之后中国外无入侵之敌，内有大好形势。尤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打败了美帝“侵略”阴谋，全国人民一条心建设美好祖国。这样一种形势，不能不让岱老那一代以救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激动，不能不让他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更加重要的是，只许服从、不许争论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还不许参加者沉默。经过毛泽东时代的人都知道，那时候人连沉默的权利都没有。你不表态，别人便天天上门动员你，就象还没有节育的家庭在十多年前天天有人上门动员那样。而岱老的气质决定了他无法说假话。本来，岱老可能成为一位非常同情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同时又不需要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明确到不是相信就是反对的地步。在生活中，在学问上，我们几乎对任何事情都不需要采取不相信就反对的二者择一态度。我自己讲授“西方经济学”，是因为我认为它比其他经济学说更有说服力，而不因为我相信只有它是真理、更不因为我反对其他经济学说。可是，在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里，一个人必须明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或相信或反对的立场。这种“明确”是极其残酷的。多少人在这里第一次说了假话！心灵高贵的岱老不会说假话，因此，在被迫明确自己看法的情形下，他明确地相信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想象他在那场运动中说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因此更应当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等虽然并不违心、但也只有在思想钳制下才可以理解的话语。可是，对于一位痛感国家（即政府）积弱而又深受儒家熏陶的知识分子，也许一个强大到不许人批评的政府亦是可以接受的。

       1949年后为新政府所鼓舞的中国人想不到反右，想不到文化大革命，更想不到几千万贫苦农民死于非命。三十多年后，右派分子几乎都平反了，死人事情公开了（岱老也许始终不知道），市场经济复活了。更重要的是，代表中国未来的他的学生、后辈再也不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了。岱老面临了新的冲击。可岱老值得我敬佩的是，他不但呼吁为了中国而引入和利用西方经济学，同时他让我们发表意见：他的贵族气质和名士风范决定了他的宽容态度和自由主义情怀。也许，他的“不记1949年以后”正表明了他的追求和他留给我们的空间。因此，他的相信马克思主义与“独尊马学”的专制主义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在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的问题上，知识分子个人会犯错误、知识分子整体也会犯错误，然而，不是他们可能的错误，而是他们的高贵气质，他们说真话的传统道德，他们对真、善、美的终生追求，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也决定了他们个人在后来者心目中的地位。在岱老逝世十周年之际，作为他的学生，我想自己纪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继续学做他那样的知识分子。

       最近在网络上读到姚洋先生与《南风窗》的问答录，标题为“‘丛林自由主义’是糟糕的自由主义”。姚洋先生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学者，对自由主义和制度、伦理都有研究，文章平实，说理透彻，学界声望很高。惟因如此，我担心他的这篇面向大众的问答录标题会误导读者，所以撰写此文，向姚洋先生建议，最好不区分糟糕的和优秀的、好的和坏的自由主义，因为被指称为“糟糕的自由主义”的“丛林自由主义”或丛林法则本来就不属于自由主义范畴。

       我想具体解释如下：

       首先，我们不区分好的极权主义和坏的极权主义，也不区分好的社会主义和坏的社会主义（比如专制的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社会主义），好的共产主义和坏的共产主义，更不区分好的马克思主义和坏的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好像也没有多少必要区别好的和坏的自由主义。

       其次，如果自由主义真的有好与坏两类，区分它们就不但必要而且也是必须的。可自由主义有着公认的明确定义，其基本点是一个人在而且仅仅在尊重他人同等权利的前提下按照自己意志而行动的权利，或者说每个人天然地具有并且也仅仅具有在习俗和律法范围下按照自己独立意志行动的权利。姚洋先生曾经在研究自由主义时定义自由“是一个人免于在其选择集受到外力限制时迫不得已地采取某种行动的状态”，而自由主义应当是对这样状态的追求。针对今天中国的现实，自由主义诉求的是每个公民言论行动的自由，是社会事务由自由的公民共同决定。如果我们暂时不在学理上详细探究自由主义的具体含义以及它的实用范围，而仅仅关注其基本定义与现实诉求，那么，人们可以说自由主义是好的（比如对我来说），或者是坏的（比如对国家专制者与单位专制者来说），然而，我们无法把自由主义本身分成好与坏两类。我曾经声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今天我依然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但我不必要说自己追求的是“好”自由主义而非坏自由主义。世界上所有支持与反对自由主义的人，也没有必要声明自己支持或者反对的是“好”或者“坏”的自由主义。这里的原因，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定义以及它的每一现实状况下的具体诉求是明确的，是无法分出好与坏两个部分的（当然自由主义内部存在各种派别和解释，可它们与这里的好、坏是两回事）。

       再次，姚洋先生以及一些网友说的“坏”自由主义指的是“丛林自由主义”。可他们所说的丛林自由主义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强盗原则”。它和自由主义完全是两回事。我们知道，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损害他人自由的自身自由。但强盗的原则是只要我力大，我就可以欺负你。显然，强盗原则和自由主义完全不相干，所以，我们不必把它称为自由主义的一个支派或者坏的自由主义。强盗原则或者丛林法则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本来就不属于自由主义，在任何意义上都与自由主义无关（它和自由有关，谁有本领谁就可以不顾他人地自由行事。但它和作为一种理论与诉求的自由主义无关），也与姚洋先生说的以哈耶克与诺齐克为基础的“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义”无关，因为后者依然承认任何一个人在律法范围内和仅仅在律法范围内的行动自由。可强盗原则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只承认强者的自由，包括强者不顾一切律法而损害弱者基本权利的自由，因此，强盗原则、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既不同于也许是强调过程的“右翼自由主义”，也不同于姚洋先生强调能力的“平等的自由主义”。把这样的强盗原则称为“自由主义”，即使说它是“糟糕的”或“坏的自由主义”，在大众中也可能只会引起对自由主义的误解，有害于姚洋先生与我共同欣赏的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

       又次，今天的中国确实严重地存在着强盗原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姚洋先生完全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今天的中国，强盗的丛林法则才是社会问题的根源。假如我们不考虑中国城乡之间的不平等，那么，中国的社会问题与经济不平等问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低危险度发展到现在的高危险度的根本原因，是强盗原则大行其道。在国有企业私有化大潮中最常听到的话“拿到了（抢到了）就是自己的”，便属于这种强盗原则。山西黑砖窑事件暴露的也是强盗原则，强迫弱势者为奴隶。至于强行折迁、强行占地，以及教师在学生文章上签作者名，学校医院高收费，等等，无一不是强盗原则，因为强者在这里都是无所顾忌地损害他人的权利。

       在强盗原则面前，人需要国家，自由主义需要国家。而且，自由主义不仅仅需要国家：它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至少必须强大到能够保证习俗与律法的执行，从而有效地抑制强盗原则。在自由主义内部有大国家与小国家的争论，但上述意义上的强国家是没有争论的。一个弱国家必然是无数强盗横行的国家。为了抑制这些强盗，人们往往拥护专制，因为专制者作为一个大强盗毕竟维持了丛林的秩序。自由主义需要的强国家，是一个既能有效地抑制无数小强盗横行霸道，又能够避免大强盗独断专行的强大国家。所以，自由主义既反对一个大强盗（所谓的利维坦）独霸森林的专制法则（类似国家专制），又反对无数小强盗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类似单位专制）。对此也许需要专门的阐述。这里我想请求姚洋先生重视的是，中国民众大多熟知自由主义对专制原则的反对，但许多人还不清楚自由主义对丛林法则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在大众媒体上分清自由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强盗原则的界限，对于我们共同欣赏的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在中国的命运，对于中国的未来，也许是非常重要的。      

追 求 高 贵

     今天，改版后的我的个人主页面世。改版起因于过多的广告留言。为阻止广告留言，在重新设计留言板的时候，我的主页也重新做了全面的设计。和原先的设计相比，首页最明显的特征是多了一个格言栏。在格言栏里，我将列出一些箴言、警句、希望，以提醒、鼓励和警示自己。

    作为格言栏的首次使用，我列出的是多年前一位朋友给我的希望：“高贵、平实、深刻、纯洁、正直”。是的，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应当做到高贵、平实、深刻、纯洁和正直。这里我仅就高贵说说自己的体会。

    高贵是一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文明品质。低级趣味是什么？低级趣味是粗话脏话，是猥琐不洁，是暧昧阴暗，是粗暴蛮横。一个高贵的人应当脱离了这样的低级趣味。一个高贵的人谈吐应当风趣幽默，喜怒笑骂更顺其自然，但粗俗词语、黄色笑话，却需要避免。饮食着装，整齐、干净、大方；行为举止，谦让、和气、自然；对待女性，尊重、礼貌、关照，对一个高贵的人是不言自明的。当然，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也会争酒斗胜，会狼吞虎咽；会不修边幅，会高谈阔论，会视旁人如无物，因为他也有自己的性情，因为他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因为他本来就不拘小节。但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任何情况下却都不会猥琐暧昧，不会对弱者粗暴，对女性越轨，所以，一个高贵的人，必然是文明的人。

    高贵也是一种脱离了农民或小市民习气的宽广胸怀。农民或小市民习气的主要表现是狭隘，在金钱上狭隘，在名声上狭隘，在情感上狭隘，在眼光上狭隘。因为狭隘，所以他们斤斤计较于一得一失，斤斤计较于眼前利益，斤斤计较于别人对自己的回报，津津乐道于自己的高尚行为和别人的小市民乃至低级趣味行为。一个高贵的人应当脱离了这样的习气。一些着装讲究、彬彬有礼的人看到别人在商店里不知疲倦地讨价还价，会觉得那些人“太小市民”；可当他们为了金钱而作假、为了名声而违心、为了获得职称而写作，为了失去职位而恼羞，他们自己并没有脱离农民或小市民。诚然，一个高贵的人也需要金钱、需要名声、需要情感、需要眼光，只是他们明白，无论一毛还是千金，无论官位还是职称，自己放得下这一得或一失。所以，高贵的人，必然是大度的人。

    然而，仅仅脱离了低级趣味、脱离了农民或小市民习气，还不足以让一个人具备高贵的气质。一套名牌服装和一副高大的身材或美丽的形体，更不足以让男人或女人表现出高贵的气质。高贵不仅意味着文明和大度，而且意味着正义和正当，意味着善良和慈悲，但这一切加起来还不能达到高贵。在我的心目中，高贵的真实含义，是以高雅与庄重的方式来展现一个人的礼貌、正义与善良。同样善良、正义和有礼貌的人之间的文野之分就在这里。一个高贵的人，不是通过服饰或地位，而是通过言谈与举止，在举手投足之间，谈笑风生之内，慷慨激昂之时，日常事务之中，处处表现出自己的文雅与庄重。一个高贵的人在欢乐的时候不会忘记别人，在痛苦的时候不会抱怨别人。他在兴奋的时候不会夸夸其谈，在愤怒的时候不会气急败坏。在胜利的时候，他不会趾高气扬；而在失败的时候，他会宽容所有人并且坦然地承认失败。他不以倨傲的方式给别人帮助，也不以阴暗的方式与对手竞争。他坚决拒绝放冷箭，而平静地接受决斗场上可能的失败与对手可能的冷箭。他不和对手争论家长里短，也不评论飞短流长。对一个高贵的人来说，宁可光荣地失败，不可卑鄙地胜利；宁可清白地贫困，不可贪婪地富裕。这是因为，对一个高贵的人来说。善良与正义如果不能通过文雅和庄重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些美好的心愿与正义的事业就会大大贬值，个人的尊严就难以提高，人与人的信任就难以建立，人间公道就难以实现。任何一个社会都不缺乏善良和正义的人，但它可能缺乏仅仅用高雅和庄重的方式来展现善良和正义的高贵的人，缺乏追求高贵的人。

    我愿意追求高贵，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朋友们的希望。

注：司马涛先生（Prof. Dr. Thomas Zimmer）将我的2006年“夜话”第18期“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全文翻译成德文，并将其发表在德国巴符州德中协会主办的《China－Report》第45期（2007年1月）上。司马涛先生还为此写了引言。我对司马涛先生表示感谢。译文经过我的校阅，但本文的最终有效文本是中文。

                                                                         胡景北 2007年3月14日

 

 

 

 

Die Kulturrevolution und die historischen Zyklen in China

– zum 40. Jahrestag der Kulturrevolution

 

Hu Jingbei (Shanghai)

 aus dem Chinesischen

mit einer Einleitung von Thomas Zimmer

 

Die Kulturrevolution ist nicht vergessen， und doch ist der 40. Jahrestag ihres Ausbruchs in China nahezu unbemerkt vorübergegangen. Ein geheimes Treffen chinesischer Wissenschaftler im Frühjahr 2006 in Peking， der eine oder andere Hinweis in der Presse， hin und wieder ein Buch zu dem traurigen Jubiläum (z.B. die Notizen des vormaligen Reporters der Volkszeitung Ji Xichen unter dem Titel Ein Zeitalter ohne historisches Vorbild， Peking 2006) – man schien nicht viel Aufhebens um die Erinnerung an die „zehn katastrophalen Jahre“ machen zu wollen. Dabei hat es in den 80er Jahren schon einmal die eine oder andere Veröffentlichung zur Kulturrevolution gegeben， doch damals wie heute (vgl. die eben angeführten Notizen des Reporters) handelt es sich vielfach um Darstellungen mit biographischem Schwerpunkt. Wie ein roter Faden ziehen sich die Schilderungen vom Leid der Opfer durch diese Werke. Die häufige Konzentration auf Angehörige des Pekinger Machtzirkels erlaubt zwar interessante Blicke hinter die Kulissen， doch wird dabei die Sicht auf die Verbreitung der Gewalt in der Gesellschaft insgesamt verstellt. Literarisch ist das Thema Kulturrevolution dagegen in einigen Werken der „Narbenliteratur“ ebenfalls in den 80er Jahren umgesetzt worden， doch nehmen sich des Zeithintergrundes gelegentlich auch noch Verfasser unserer Tage an， wie das Beispiel des vor einigen Jahren erschienenen Buches Geständnisse eines Rotgardisten von Liang Xiaosheng zeigt， in dem interessanterweise einmal eine „Täterperspektive“ geboten wird.

Theoretische Auseinandersetzungen mit der Kulturrevolution hat es in China dagegen nur gelegentlich zu Zeiten gegeben， in denen ein milderes politisches Klima herrschte. Ansonsten haben sich vornehmlich Exilchinesen， Autoren aus Taiwan und Hongkong sowie Sinologen mit dem Thema befasst und dazu etwas veröffentlicht.

Hu Jingbeis Artikel， der vor kurzem auf Hus chinesischer Internetseite erschienen ist und vielfältige Reaktionen der Leser ausgelöst hat， ist als der Versuch zu verstehen， der Diskussion über die Vergangenheit neue Impulse zu verleihen.

Der Gedanke， in den Erscheinungen der Kulturrevolution auch etwas Gutes zu sehen und die eruptive Gewalt von unten als demokratischen Impuls aufzufassen， ist in der chinesischen Diskussion nicht neu und immer wieder einmal von den Angehörigen der „Neuen Linken“ geäußert worden. Man mag das durchaus anders sehen: nach unserem westlichen Verständnis fehlt hier noch das eine oder andere fundamentale Element， um von einer „funktionierenden Demokratie“ sprechen zu können: die Beachtung eines demokratischen Verfahrens， die Einhaltung von Gesetzen， die Achtung der Würde anderer usw. Aber womöglich ist es gerade das， was Hu mit seinem Artikel bezweckt: das Bewusstsein dafür zu schärfen， dass ein Bedürfnis der Menschen in China nach Demokratie weiterhin vorhanden ist， dass der Impuls， der damals in der Kulturrevolution schon deutlich existiert hat und dann allerdings in einer ungeregelten Form zum Ausdruck kam， noch wach ist und dass man in China heute endlich damit beginnen muß darüber nachzudenken， wie sich geregelte demokratische Abläufe entwerfen lassen， die für den Staat， die Partei und die Bürger gleichermaßen Verbindlichkeit besitzen.

 

 

Im Jahre 1966， vor genau 40 Jahren， begann die „Große Proletarische Kulturrevolution“， die Mao Zedong selbst in Gang gesetzt hatte und die er leitete. Ab diesem Jahr wurden an den Mittelschulen und Universitäten in ganz China keine neuen Schüler und Studenten mehr aufgenommen. Mehrere Millionen Absolventen der sechsjährigen Grundschule， die ursprünglich im Herbst 1966 hätten an den Mittelschulen Aufnahme finden sollen， mußten damit bis zum Jahr 1969 warten.

Ich hatte das Glück， im Jahre 1965 mit dem Besuch der Mittelschule begonnen zu haben， und obwohl es mir nicht beschieden war， die „Pariser Kommune“， die „Oktoberrevolution“ und „den Sieg über den Banditen Tschiang Kai-shek“ mitzuerleben， so durfte ich mich doch glücklich schätzen， die Mittelschule besuchen zu dürfen und die Kulturrevolution sowie die „Erledigung Liu Shaoqis“ hautnah mitverfolgen zu können. Zig Millionen von Schülern， Studenten und Menschen überall in China übten sich bis 1968 in der Revolution. In diesem Jahr zeigte sich， dass man mit der Revolution in eine Sackgasse geraten war， es waren das Land und die Dörfer， die zum einzigen Rückzugsort für die Schüler und Studenten aus den Städten wurden.

In meiner Erinnerung umfasst die Kulturrevolution die beiden Jahre von 1966 bis 1968 – eben die Jahre， in denen es besonders stürmisch zuging， in denen man weder die Schule besuchte noch arbeitete， sondern in denen alle Schüler und Studenten zu Berufsrevolutionären wurden. Wenn heute von den zehn Jahren der Kulturrevolution die Rede ist， dann beinhaltet das auch immer die sieben Jahre von 1969 bis 1976. Doch recht betrachtet， sind diese sieben Jahre für die „Roten Garden“， die „Anhänger Kapitalismus“ und die Geschichte Chinas von keiner allzu großen Bedeutung， denn sie bildeten nur den schwachen Ausläufer einer anfangs mächtigen Bewegung. Die Kulturrevolution existierte zu dieser Zeit nur noch dem Namen nach und allein aus dem Grunde， da Mao Zedong nicht den Mut besaß， ihr Ende zu verkünden.

Heute， vierzig Jahre später， kann ich mich immer noch deutlich an den Tag des 18. Oktober 1966 erinnern， als ich gemeinsam mit einer Million Roter Garden Zeuge davon wurde， wie unsere Parade von Mao Zedong abgenommen wurde. Mir fällt dabei wieder eine Szene aus Tolstois Krieg und Frieden ein， in der Rostov bei der Abnahme einer Parade durch den Zaren denkt， daß diese ganze riesige Armee zusammen mit ihm， Rostov (der sich bei aller Verbundenheit mit der Armee doch auch nur als winzigen und unbedeutenden Teil von dieser empfand)， auf ein einziges Wort des Zaren hin für diesen durch das Feuer gehen， Verbrechen ausüben， sich todesmutig in den Kampf stürzen oder vielleicht auch heldenhafte Erfolge erzielen würde. Im Roman überkommt Rostov beim Anblick jenes Mannes， der dieses mächtige Wort verkörperte， ein Schauer. Jawohl， auch die Erinnerungen an die Kulturrevolution durch jene， die sie persönlich miterlebt haben， verursacht einem heute unwillkürlich Zittern und Herzklopfen. Tolstois Roman war vor Ausbruch der Kulturrevolution nicht verboten. Wenn also jemand wie ich， der damals im Jahre 1966 dreizehn Jahre alt war nicht wusste， dass mittels einer riesigen Massenbewegung ebenso großartige und heldenhafte Erfolge auf der einen Seite wie grausame und abscheuliche Verbrech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hervorgerufen werden konnten， so mochte das angehen; aber sollten nicht wenigstens die Universitätsstudenten und die Erwachsenen， die Tolstoi gelesen hatten， davon etwas wissen? Unser Klassenlehrer war damals der Russischlehrer， der hatte doch bestimmt Tolstoi gelesen. Aber warum hatte er uns nicht beigebracht， dass die Aussage， eine „Massenbewegung besitzt von Natur aus Gültigkeit“ nicht unbedingt richtig war? Selbstverständlich wäre der Mann， wenn er diese Aussage damals zu Zeiten der Kulturrevolution gemacht hätte als Konterrevolutionär und Gegner der „Großen Proletarischen Kulturrevolution“ kritisiert und bekämpft worden. Doch warum hatte er mit uns nicht schon früher， bevor die Dinge so stark eskalierten， einmal über Tolstoi gesprochen? Heute bin ich selbst ein Erwachsener. Ich habe Tolstoi gelesen， und obgleich ich in einer Gesellschaft lebe， in der das Recht auf freie Rede beschnitten ist， muß ich doch anerkennen， daß es heute immerhin viel toleranter zugeht als zu den Zeiten der Kulturrevolution. Daher bin ich – immer eingedenk der Tatsache， dass man die Zukunft zwar nicht voraussagen kann， dass jedoch eine Wiederholung der Geschichte immer möglich ist – bereit， meine Erfahrungen über die Kulturrevolution mitzuteilen， und zwar nicht zuletzt den Jugendlichen und jungen Menschen， die die Kulturrevolution nicht verstehen können und denen auch mein Tagebuch aus jeder Zeit nichts mehr sagt.

Ich bin der Ansicht， dass die Kulturrevolution auf der einen Seite ein grausames Mittel darstellte， mit dem Mao Zedong die Herrschaft durch seine Person festigte; auf der anderen Seite stellte sie den barbarischen Versuch des chinesischen Volkes dar， eine ideale Gesellschaft zu errichten. Einerseits stellte die Kulturrevolution dadurch， dass sie die Verwirklichung des Kommunismus im 20. Jahrhundert auf die Spitze trieb， dessen Undurchführbarkeit unter Beweis; andererseits trieb sie die wechselhaften Veränderunge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ins Extreme und verlieh dem künftigen historischen Fortschritt Chinas damit mehr Veränderungsmöglichkeiten und mehr Risiken. Die Besonderheit der Kulturrevolution besteht darin， dass sie eine Form des das ganze Volk umfassenden roten Terrors darstellt sowie eine Form teilweiser politischer Freiheit eben für das Volk. Ich werde meine Auffassungen zur Kulturrevolution und über ihre Verbindungen zu den historischen Kreisläufen in China besonders mit Blick auf diese beiden Besonderheiten entwickeln.

 

 

 

1. Die Kulturrevolution: Roter Terror

 

Es steht vollkommen außer Frage， dass die Kulturrevolution eine der diktatorischsten Momente i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darstellt. In dieser Zeit waren allein die Taten und Gedanken Mao Zedongs der einzig gültige Maßstab für das Handeln und Denken. Alle Handlungen， die gegen Maos Worte und Gedanken verstießen， galten als konterrevolutionär und wurden unverzüglich unter Gewaltanwendung bestraft. Ähnliche Momente hatte es i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zwar bereits gegeben， doch war dabei nie solch ein hohes Maß an Gewalt wie in der Kulturrevolution an den Tag gelegt worden. Dies hatte seinen Grund darin， dass die Kulturrevolution im Vergleich zu den gewöhnlichen diktatorischen Erscheinungen in der Geschichte zwei klare Unterschiede aufwies: 1. Die Kulturrevolution trat in einer in höchstem Maße durchorganisierten Gesellschaft auf. Jeder Chinese war in Arbeitseinheiten der Fabriken， Schulen， Produktionsbrigaden usw. organisiert. Selbst die Belange der Alten und Kinder wurden in den Einwohnerkomitees oder den Produktionsbrigaden geregelt. Mittels eines Organisationssystems， das die Gesellschaft vollkommen durchdrang， gelangten die Gedanken Mao Zedongs vollkommen bis in die letzten Winkel der Gesellschaft. Da jeder jeden überwachte， konnten alle abschätzigen Worte und Taten gegenüber Mao Zedong aufgedeckt und öffentlich bestraft werden. Die Roten Garden stellten dabei eine jugendliche Massenorganisation dar， in der man Mao Zedong vollkommen verehrte. Es war eine ihrer obersten Aufgaben abschätzige Worte und Taten aufzudecken und zu ahnden. 2. Die Menschen in China erkannten die Herrschaft Maos nicht nur in ihren Gedanken an， sondern identifizierten sich mit ihr auch emotional. Mao Zedong galt als der große Retter Chinas. Jeden Morgen hörte man die Melodie „Der Osten ist rot“， die als eine „Vertonung der Worte des Vorsitzenden Mao“ eine der großen Besonderheit in der Kulturrevolution darstellte. Überall fanden Veranstaltungen statt， auf denen Menschen z.B. über die „Bitternis in der alten Gesellschaft“ klagten und der „Errungenschaften des neuen China“ gedachten. Oder man ließ sich über die eigenen seelischen Veränderungen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Niederringung egoistischer Gedanken“ und der „Kritik am Revisionismus“ aus. Die totale Beherrschung selbst rein individuell-menschlicher Bereiche wie Schule und Studium， Arbeit， Kleidung und Freizeit – ja sogar die Liebe (d.h. die proletarische Liebe) durch die Politik führte dazu， dass gleichzeitig mit der starken Unterdrückung der alltäglichen Gefühle der Menschen die Bedürfnisse nach Liebe und seelischer Anteilnahme in individuelle Gefühle gegenüber Mao Zedong verwandelt wurden. Es war vor allem dieser zweite Aspekt， demzufolge die Überwachung jedes Menschen durch jeden anderen zu einem ganz bewußten Verhalten im Volke wurde. Und es war auch dieser zweite Aspekt， der später nach dem Tode Mao Zedongs dafür sorgte， dass Menschen， die Mao niemals persönlich begegnet waren， in großes Wehklagen ausbrachen und viele Tränen vergossen. Auch dass die Roten Garden， die nach 1968 viel durchzumachen hatten， ihre Gefühle gegenüber Mao Zedong nicht aufgeben konnten gleich der Mehrheit der Menschen， die die erste Liebe nicht vergisst， hat eben  hierin ihre Ursache.

Der Charakter der Herrschaft， die in der Kulturrevolution ausgeübt wurde， lässt sich mit einem Wort folgendermaßen umschreiben: „Roter Terror“ – übrigens eine Vokabel， derer sich die Roten Garden mit Stolz bedienten und die eine Art und Weise der Revolution bezeichnete， mit der die Verwirklichung der revolutionären Ideale garantiert wurde. Der Rote Terror stand im Gegensatz zu dem， was die Roten Garden mit Blick auf die 20er und 30er Jahre in China als den „Weißen Terror“ bezeichneten. Doch der Weiße Terror jener Zeit hatte immerhin noch dem Schriftsteller und Lehrer Lu Xun (1881-1936) eine Existenz ermöglicht， auch konnten die Professoren öffentlich ihre Ansichten verbreiten und bekunden， dass ihre Konzepte dem Marxismus zuzurechnen waren. Der Rote Terror dagegen legte fest， dass alle Worte und Taten， die nicht marxistisch waren， Ansichten darstellten， die gegen die Große Proletarische Kulturrevolution gerichtet waren. Daß solche Worte und Taten nicht öffentlich kundgetan werden durften， versteht sich von selbst. Doch selbst Partner， Kinder und Freunde， denen privat derartiges zur Kenntnis kam， waren aufgefordert， die Person， die das geäußert hatte， bekanntzugeben， denn derartige Äußerungen standen unter Strafe. Wichtiger ist aber， dass diese Bestrafungen zuallererst gewaltsam vorgenommen wurden und nicht auf die sprachliche und administrative Ebene beschränkt blieben. Daher trifft die Feststellung zu， dass der Rote Terror ein neues Ausmaß an Terror darstellte， wie man es bis dahin i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nicht gekannt hatte. Selbstverständlich war es auch vor der Kulturrevolution nicht erlaubt gewesen， nicht marxistische Auffassungen in der Presse und in den Hörsälen vorzutragen. Doch die Kulturrevolution wurde in dieser Hinsicht zu einem Extrem. Außer Mao Zedong und seinem Stellvertreter Lin Biao (1907-1971) musste jeder befürchten， da seine Schriften womöglich einmal einer kritischen Überprüfung unterworfen würden. Die Worte und Taten ganz gleich von wem konnten einer schonungslosen Offenlegung unterzogen werden， um zweifelhafte Dinge ans Tageslicht zu bringen， die gegen Mao gerichtet waren. Wurde tatsächlich etwas gefunden， dann musste der Betreffende nicht nur den Verlust seiner Würde befürchten， sondern hatte auch körperliche Verletzungen hinzunehmen. Der Selbstmord von vielen Schriftstellern und Intellektuellen wie Lao She (1899-1966) oder Fu Lei (1908-1966) in der Zeit der Kulturrevolution， der Tod von zahlreichen Männern wie Staatspräsident Liu Shaoqi (1898-1969) und dem ehemaligen Verteidigungsminister Peng Dehuai (1898-1974) hatte sicherlich nicht nur etwas mit dem Verlust der Würde zu tun， sondern lag zuvorderst daran， dass sie die körperliche Peinigung nicht länger ertragen konnten. An der Mittelschule Nr. 9， die ich in Nanking besuchte， haben sich während der Kulturrevolution eine ganze Reihe von Lehrern umgebracht. Der direkte Grund dafür war nicht die Kritik an ihnen auf Wandzeitungen， sondern die Gewalt， die man ihnen gegenüber ausübte oder mit der man ihnen drohte. Die Herrschaft， die in der Kulturrevolution ausgeübt wurde， war in besonderem Maße eine des Terrors， dies steht nicht nur heute außer Frage， daran wird auch in tausend Jahren niemand zweifeln können. Ganz gleich welche festlandschinesische Zeitung aus der Zeit zwischen 1966 und 1968 man aufschlägt – der erste Eindruck， den der Leser erhält， ist der des Terrors， der der absoluten Macht Maos， erkennbar allein schon an apodiktischen Bemerkungen wie der， daß Maos Äußerungen „Satz für Satz die Wahrheit“ bedeuteten. Weiter ist da noch die Form höchster Verehrung gegenüber Mao Zedong durch die Roten Garden und die gewöhnliche Bevölkerung Chinas anzuführen sowie die willkürliche Bezeichnung von Menschen als „kapitalistische Parteigänger“ oder „Ochsendämonen“ und „Schlangengeister“ und die daraus folgende Bestrafung. Das alles war Ausdruck eines inhumanen und vollkommen irrationalen Terrors.

 

 

2. Teilweise politische Freiheit

 

Gleichzeitig mit der Konstatierung des Terror-Charakters der Kulturrevolution möchte ich auf den Aspekt der Freiheit verweisen. Im offiziellen Sprachgebrauch handelte es sich bei der Kulturrevolution um „Unruhen“. Unruhe führt zu heftigen Bewegungen， heftige Bewegungen wiederum legen Freiheiten nahe， sind ohne Handlungs- und Bewegungsfreiheit nicht vorstellbar. Wer wollte heftige Bewegungen ohne die Freiheit der Gedanken ausführen? Erst wenn man die Freiheit dazu hat， kann man sich ungehindert bewegen. Erst die unbehinderten Bewegungen von mehreren hundert Millionen Chinesen führten zu Unruhen. Doch die Freiheit der Handlung und der Gedanken， von der hier die Rede ist， muß mit den Phänomenen der Herrschaft und des Terrors， von denen im vorstehenden Abschnitt die Rede war， in Einklang gebracht werden. Ansonsten bleibt uns die Kulturrevolution unverständlich.

Die chinesische Herrschaft wird oft in abstrakter Form als staatliche Herrschaft oder als kaiserliche Herrschaft bezeichnet. Dies trifft zwar zu， doch muß noch konkret die soziale Herrschaft ergänzt werden. In China ist jede Arbeitseinheit despotisch， und die Regierung auf jeder Ebene verhält sich gegenüber denen， die von ihr regiert werden despotisch. Ein Chinese lebt nicht nur in einer abstrakten staatlichen Herrschaft， er lebt auch in der konkreten Herrschaft， die von der Arbeitseinheit und dem Einwohnerkomitee ausgeübt wird. Die Herrschaft， die ein gewöhnlicher Chinese im täglichen Leben erfährt， ist nicht die staatliche Ebene der Herrschaft， sondern die Herrschaft， wie sie von der Führung in Unternehmen， Dörfern， Behörden， Lehranstalten und dem Einwohnerkomitee ausgeht. In der Mehrzahl der Fälle wird ein gewöhnlicher Chinese nicht die im täglichen Verkehr erfahrene Form der Herrschaft direkt mit der staatlichen Herrschaft in Verbindung bringen. In China schätzt man die Figur des aufrechten Richterbeamten Bao Qingtian. In den klassischen Erzählungen und Romanen wird gerne beschrieben， wie die Menschen die Sänfte der Beamten aufhalten und ihre Klagen vorbringen. Der Grund dafür ist， dass es in den Augen der gewöhnlichen Chinesen eine riesige Diskrepanz zwischen der selbst erfahrenen Herrschaft in der Gesellschaft und der staatlichen Herrschaft， die s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