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说一说好

“双周夜话”2004年第24                                                         2004129

 

 

还是说一说好

对“不说也罢”朋友留言的一些回应

 

不说也罢:

  朋友,“不说也罢”有时很必要,但有时又必须说。你说出你的感觉(即使不算观点或者成型的理性思考吧),就能够逼使别人把他的想法明确起来,因为一个人的想法使别人感觉不好,这个人就得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想法。所以,说出你的感觉,往往是必不可少的。

  读了崔之元评论朗咸平的文章你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众说纷纭,你到底相信谁?在你还无法相信自己的时候,你确实有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你能够相信自己了,你才能够对纷纭的众说做出判断。这就是古人说的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你要的是思考,而不仅仅是阅读。最重要的是思考。我在和学生的交往中深深感到这一点。在相似的年龄段,我读的书比我现在的年轻朋友们少得多,业余时间也少得多,但我做了一些思考。所以,朋友,思考吧,不管你思考的结果是什么,不管“舆论一律”的要求是不是限制你发表和交流你的思考结果。要明白只有思考后才能够知道你有没有值得发表和交流的思考结果。

  联系到你的问题,我想说一说的是:

  1 都是国外的理论?

  问题是,我们有中国的理论吗?如果有,是什么呢?如果没有,我们需要中国的理论吗?如果需要,那么印度、越南、坦桑尼亚是不是都需要他们各自国家的理论呢?

  自然,这牵涉到对理论本身的定义。但无论如何,呼吁中国理论、中国经济学,本身便是值得怀疑的。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占世界的人口比重,考虑到中国的重要性,如果一种理论不能够在其框架内解释中国的基本事实,这种理论可能从严格意义上还算不上理论。就此而言,在欧美出现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理论,就有了一个应用到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等主要民族、主要国家的问题。如果它们在其中任何一个主要民族中失败,我们就有必要突破它们的框架去设想新的理论,或者得承认一种过去赞誉马克思主义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存在。但这里的问题是:

  a. 我们了解在欧美出现的那些理论吗?

  b. 我们会应用那些理论吗?

  c. 我们即使了解/会应用,但结果肯定是五光十色的。于是:我们的结果丰富了还是突破了西方的理论?

  这里不需要民族主义。如果一种理论在中国最早出现,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应用于全世界;同时,别人也是这样的愿望。这都无可指责。 某一个确实正确的理论总是由某个人创立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这个理论只能由中国人创立,就像欧美人、阿拉伯人也没有理由要求某个理论只能够由他们民族中的某个人创立一样。

  在二十世纪的世界上,欧美人形成了自己的所有权理论和企业管理理论,包括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管理的理论。无论从晚清算起,还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算起,中国人努力了很长时期,还是没有自己的系统理论。能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系统理论?在二十世纪后,人们必须熟悉世界上的现有理论,然后才能够讨论建立自己的理论。这就给中国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熟悉世界。而在这之前,中国人创立理论时只要熟悉自己的历史就够了。当然,一个中国人熟悉了国外理论后,可能就改变了自己原先的中国人特定的思考方式,也就不可能提出中国人的理论了。不过,我还是相信天才的存在。会有青年人把所有其他东西都抛在脑后,在基本熟悉了现有国外理论后,能够一下子击其要害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建立起同时能够解释中国和国外的理论,如果国外的理论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想到那是属于全人类的世界理论我们中国人不应当用它谋取狭隘的民族利益。

  2 前经济学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太多地关注经济学入门后的问题,而太少关注前经济学的问题。其实,经济问题仅仅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就像对个人来说经济问题仅仅是人生问题的一部分那样。所以,经济学是以公认的社会准则、人生准则为前提的。正是在其基础上,经济学展开自己,并从而使在经济学指导下的经济问题的解决符合社会或人生的目的。

  崔之元先生的文章批评的现行改制方式,就是抓住了工人和经理、股东和经理之间的不平等,由于其地位不平等,所以他们之间不存在自由契约。那么,为什么他们的地位不平等呢?崔之元就不愿意多说了。比如从工人角度说,在中国是否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上,美国要求中国让工人有独立工会并且发挥作用,才能够算市场经济国家。按照崔之元的标准,美国的这个要求无疑是正确的。 没有独立工会,工人和经理之间就不可能平等,他们之间的契约就不是自由契约。市场经济是以参与者的平等为前提的,没有工会,市场经济的前提也就不存在。

  因此,崔之元的问题在于他能不能够把他的平等权利观点贯彻下去。如果贯彻下去,那么,就要问为什么中国不能够有独立工会,尤其是中国现在的经济水平、人的文化水平比起比如150年前的英国高得多。我们支持那时候的英国工人结社,为什么禁止现在的中国工人结社?崔之元说中国“中央政府还没有完全被利益集团所操控”,那么,有多大部分已经被利益集团操控呢?是不是中国不准工人结社就是因为中央政府被利益集团操控的结果呢?

  其实,崔之元所说的美国的情况,说到底,是那里大体实现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前提,或者是经济学的前提,也就是这里讲的前经济学。无论大陆法系,还是海洋法系,他们能够规范经济的前提,是社会有一个使市场经济得以在公认社会原则和人生原则基础上运转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就是人的平等、自由和在良知前的自律,而这些东西又通过特别同情弱势团体的大众媒介的自由、通过公众的政治自由得到保证。因此,谈论国有企业在外国照样搞得好、谈论国外也实行社会分红的时候,崔之元和我们大家不应当忘记那里大体存在着前经济学的条件:平等、自由和自律。如果崔之元在这些条件基本上不存在的情况下来坚持国有企业和社会分红,他得到的将是苦果。当然,这一点也表明,把国有企业问题、社会分红问题仅仅看成经济学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说到底,它们首先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我本来想不说也罢可是仍然和你一样还是说了一些。一个以自由/平等/自律为基础的经济需要大家说话。很可惜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是要珍视自由的人付出代价来争取和保护的,而“说一说”的代价实在不能算大。因此朋友还是说一说吧。

 

                                                                                               2004129初稿

                                                                                               20041210修改

 

附:“不提也罢”先留言

主题:重提朗顾之争 (2004-11-29 22:56:16)

 

1。经济学家们把我们都搞糊涂了,都是国外的理论,都是国外的资料,我们相信谁?2。许多人都是在国外留学或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拿回一些资料,翻译出版,换回自己所要的职称、声誉等,他又凭借这些声誉去到处讲演、在课堂上指导学生,过着滋润的生活,但这些东西有可能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们到底相信吗?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4403这是看了崔之元的演讲后的感觉。当然,对于能跟踪国外研究进行时的各位不在之列。

 

参见http://www.hujingbei.net/bbs/display.asp,相应页码。

基本品行和社会制度

“双周夜话”2004年第9                              2004513

 

 

基本品行和社会制度

 

 

将近一年前,我把莫泊桑小说“项链”的读后感发到网上。我的主要观点是“项链”所展示的主人公在人间的阴差阳错面前勇于负责的人生态度,使它成为一篇名作。但由于“项链”的背景是资本主义社会,小说中的阴差阳错又和主人公的虚荣心相关,所以,不少朋友还是习惯于把小说中的阴差阳错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似乎只是在资本主义下,那样的阴差阳错才发生了,而主人公才需要吃那样的十年辛苦。但我的想法是人的基本品行和特定的社会制度没有多大关系。

其实,为某些不是很必须的用处而向他人借东西、以及借东西后不慎丢失的情形,在任何社会中都可能发生。我们自己就经常向同学、朋友、同事借一些不是非借不可的东西。考验我们生活态度和基本品行的,我想不是借东西,而是象“项链”所描述的不慎也不幸地丢失他人东西后,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是借者此时是否敢于承担责任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的,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责任感,一种勇气和吃苦精神,而非社会制度问题。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类的一个永恒话题。任何一个社会内,都有人更敢承担责任,尤其是对自己过失的责任,也都有人更不敢承担这样的责任。人类的文明如果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它是不是能够使敢于负责的人在人口中的比率越来越高?好像很难做出肯定的断言,就象很难说我们今天(不管它是什么社会制度)就比1000年前的宋朝人更敢于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错误负责一样。所以,在这样一个人生态度或者品行的问题上,我们实在不必把社会制度拉进来,不必把小说中的借非必需物品或者虚荣心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否则的话,从逻辑上推理,我们也应当把小说主人公敢于为自己过失负责的品行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但这显然不是我们的中学教科书想说的。

    人生的态度,一个人的品行,可能不一定与特定的社会制度有关。作为人,而非纯粹的动物,一个个体需要和他人共同生活在社会中,这就产生了基本的人生态度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会给人类个体提供不同的行为激励,因此会产生相应的人生态度与品行问题,但这一点不能够否定人的不随社会制度而转移的基本品行的重要性。孔夫子言论和圣经的精华给我们的正是这些基本品行的教育,所以它们才能历代流传。一个人借东西后原物归还、丢失后赔偿,尤其是承受严重代价后依然心平气和的赔偿,这个人在任何社会下都是值得尊重的。相反,在我们社会中发生的借东西不还、丢失东西后不愿意承受严重代价赔偿的行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是应当避免的。莫泊桑的作品本来会使我们感受到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行,但我们的中学教育不去引导学生注重这些品行,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所谓“资本主义下的虚荣心”和“资本主义的金钱至上”上,恐怕是有违于教育的宗旨。

公开性是公正性的唯一保证——关于本人的奖励项目实施细则的一点解释

“双周夜话”2002年第3                                    2002129

  

公开性是公正性的唯一保证

―― 关于本人的奖励项目实施细则的一点解释

 

       200211日,我在建立个人主页的同时,设立了一个奖金项目,奖励第一位指出我的一篇文章和马克思《资本论》之间逻辑矛盾的人。项目实施细则规定,某一批评文章是否达到获奖水平,由我自己决定并在网站上公开说明。这里,由我自己决定对我的文章的批评是否达到某一水准,似乎违反了最起码的公正原则。对此,我想说明一下自己当时的考虑。

在我考虑设立奖金项目的时候,公正性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如何才能保证公正性呢?我考虑的结果是只有公开性才能保证公正性。我们知道,网络技术为大范围内的公开性提供了物质条件,因此,要说明的问题主要是为什么需要公开性来保证公正性。我的奖励项目虽然面对全世界,但它目前主要对中国大陆的读者有意义。而恰好在目前的中国大陆,没有公开性便没有公正性。这是因为,第一,今天的中国大陆,没有一个社会阶层能够充当“公正“的代表。你可以在美国、德国甚至中国港台地区任意选三、五位学者来仲裁,公众能够假定他们的仲裁是公正的。在过去中国的乡村,私塾先生通常是令人信任的仲裁者。今天的中国大陆当然不乏洁身自好的学者,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学者们已经腐败。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既不象西方人那样追求“真”,也不再象中国古人那样追求“仁”。在名、利面前,这个阶层的感觉是“穷途末路”,因此不再独善其身。所以,从这个阶层中任意选择三、五位组成一个评奖委员会来仲裁,并不能保证公正性。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当今那么多奖励项目几乎都不具有公信力的原因,而这些项目的评奖委员会,那一个不是由德高望重的人士组成的呢?第二,我的奖励项目与马克思著作《资本论》有关。在今天中国大陆,“研究”资本论的专家多在温室中成长起来、而且(如果他们自己不痛下努力的话)终生也离不开温室。在那里,他们或习惯于和风细雨的同志式批评,或擅长于义愤填膺的口号型讨伐,与本人追求的学术风气相去甚远。年青一辈的《资本论》研究者中,佼佼者有,但离“德高望重”相距尚远,在整个阶层腐败的情况下,他们无法让公众相信其公正。第三,假如《资本论》有一定之逻辑性,本人的文章也有一定之逻辑性,那么,从众多文章中确定那些指出两者逻辑不相容的文章,技术上不应当十分困难;而上发到我的网页上的时间,又清楚标识了最先指出两者逻辑矛盾的文章。因此,只要把所有参奖文章公开,只要把奖励过程公开,公众就可以判断我的奖励项目是否具有公正性。

当然,即使一切公开,如果作为当事人的仲裁者就是要把奖金发给不应当获奖的人,那么公开性也不能保证公正性。但是,世上还有其他东西能够保证公正性吗?可能没有了。不过,这一切既适用于仲裁者是也适用于他不是当事人的情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相信世间还多少有公正性可言,相信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还多少有一点真、善、美的感觉,那么,一个人在公开场合便可能更多地表现出自己好的一面,更多地顾及公正性。一件事情越是公开,仲裁者越可能公正,仲裁者舞弊的可能性越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公开性是目前在中国学术界保持公正性的唯一途径,因此我自己的奖励项目自始至终追求最大可能的公开性,以便用公正性答谢所有的读者。

五月的夜晚

“双周夜话”2003年第09                                                           200356

 

 

五月的夜晚

 

五月的深夜,我走在小区外的人行道上。风轻轻地吹着,柔和地掠过我的脸面;马路已经完全安静下来,习惯了噪音和废气的耳朵和鼻子享受着久违的轻松。没有月亮,淡淡的路灯似乎更加平和。

五月的夜晚,应当是一年中最舒适惬意的夜晚了。

这时,从对面人行道上走过来一个女孩,走在我的前面。她的步伐不象散步,也许是夜班,也许是朋友聚会,这么迟才回家。突然,她轻轻地跳起来,好象要摘一片树叶玩耍,也好象要抚摸一下树叶,那身影,那姿势,无声无息,但却给本来无声无息的春夜带来了生气,恰如画龙点睛,春夜一下子舞动开来,世界一下子完美了。

我突然感动了,原来,把世界美丽起来,是如此地容易。一个无意的动作,一个欢喜的蹦跳,就会让世界美丽起来。

我也想摘一片树叶,摸一下小树。

但我的手停在了半空,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树叶上树干上满是灰尘,只有在雨后的短促时间内,它才有幸展现自己那令人类心旷神怡的绿色和苍莽深重的褐色。

前面的女孩已经走远。

我突然怅惘了,让世界美丽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如果在我的身后,有一位类似我的心情的人在散步,他是无法欣赏到我刚刚感受的美丽的,因为我没法让自己欢喜地亲抚树叶,没法把生命赋予春夜。

我是理智的,我要估算树叶带给我的灰尘,我只有在了解成本和收益后,才能决定是不是应当摘一片树叶来欣赏。

前面的女孩这么晚还在这里走,应当也是这里的居民,应当也知道树叶上的灰尘。

但她还是高兴地和树叶玩耍。

    也许,让世界美起来,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理智。

不凡和不俗

“双周夜话”2003年第14期                                   2003年8月21日

  不凡和不俗 

我在德国的时候,一次孩子在那里的中文报纸显眼处读到一份征婚广告,广告中形容征婚人“不凡”和“不俗”。孩子即问我何谓不凡、何谓不俗。我当时的回答是不凡指一个人的成就杰出,超出了周围人或者社会绝大多数人所达到的水平,不俗指一个人的行为坦荡,超脱了低级趣味尤其是斤斤计较。例子呢,比如作出新发现的科学家,执政可彰的政治家,公认的歌手、运动员,很富有的人,都可以视为不凡;一个人不认同农民不卫生的生活但仍然尊重他们,一个会计发现财务漏洞并可以安全地窃取他人财产时而不为之,便可以称作不俗。不凡的人,大都属社会名流,因其成就而为人知;不俗的人大都属平民百姓,因其自律而难成明星。因此,不凡但俗和不俗但凡的人都很多。不凡又不俗的人当然也有,外国的如华盛顿、爱因斯坦,中国的如孔夫子、陈寅恪,但不多。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不俗的人首先关注内心的充实,往往不那么特别在意为人所知的成就,其次他们只愿意用正当的手段去争取成就,因此不俗的人取得不凡成就、尤其在世时就被公认的成就不多。不凡的人如果首先重视外在的成就,就会非常努力、同时既可能用俗气的方式争取成就,也可能在取得成就后变得俗气,因此取得成就而又不俗的人也不多。 

那么,不凡和不俗如果不能兼得,哪一种更重要呢,孩子问我。我的回答是不俗更重要。宁可舍不凡而守不俗,不可舍不俗而求不凡。为什么呢?我想,因为人最终追求的是幸福。不凡的人虽然风光,但若俗,则幸福之感不多。俗而不凡的人要得幸福,必须具流氓心理,完全以成败论英雄,但这样的人毕竟很少很少;不俗的人可能风光不多,可内心实在,易得幸福,但真的幸福,不俗而凡的人必须具教徒心理,不因别人的成就而自惭形秽。在宗教社会里,这样的人很多,在传统儒家社会里,所谓的君子或知书达理之人,也不算少。在日常生活圈子内,有权或有名或有钱或其中两者竟至于三者都有的,可属不凡;处世公道、正直、不计较得失的人,可为不俗。市井之人却又铢铢较量,则是真正的凡夫俗子。 

在什么社会里,不凡和不俗的问题能够解决呢?我想,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下,总有一些人比较精明,更多地为自身利益而算计,也有一些人比较善良、正直,容易考虑到别人。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应当能够使不俗的人更加努力或者给予所有人努力的机会,同时又使不凡和希望不凡的人必须采用光明的方式去取得成就。就我们个人来说,需要记住的是,在最坏的制度下,也总有不俗兼不凡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又不能把自己的俗或凡仅仅归之于社会制度的因素。对自己,对孩子,我想,读书,不为任何实际目的地读许多经典名著,待人不要斤斤计较,处事不要敷衍马虎,可能是个人修养不俗之气质、争取不凡之成就的必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