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双周夜话”2002年第25期                              2002年12月5日

 

散步在北大

    这几天在北京，晚上常常在北大散步。与国内大变面貌的其他大学相比，未名湖周围仿佛和我二十年前求学时一模一样，因此随意漫步，也不致迷路。北大给我的教诲太多太多。在北大，我才明白学者是怎样的人，知道中国文化的传承是怎么一回事，理解以天下为己任是怎样一种情感。仅就亲身感受而言，陈岱孙先生的高贵、胡代光先生的宽厚、厉以宁先生的识见，至今让我景仰，促我上进。

二十年前，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北大校门的。我在外地大学毕业前，有两条路可走，一工作一考研。当时自己已近而立之年，也一时兴起，盯上了北大：不考则已，要考就考北大。考取的希望本来近乎于零，但竟然侥幸得中，于是住入了紧邻当年教授（那可都是让学子肃然起敬的教授，而非今日忙于打工或奏折的“教授、博导”）住宅区的29楼，准备“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没有想到求无事却有事。那时刚刚开始有规模地招收研究生，要从学生会中分立出研究生会（我至今仍然没有理解分立的必要性，总担心是研究生要把自己区别于本科生的特权心理所致），系里同学竟推我去参与组织第一届研究生会选举工作。同学几乎清一色来自北大本科，而我刚入北大，不谙校园之例，本不该参与此事，但大家推我，只好勉从。那时北大还没有设学院。各个系研究生推举候选人，然后投票。我们这些“选举委员会”成员收集选票后便计票。按照规则，得票最多的前若干名便当选为研究生会委员，公布后，选举委员会便解散。没有想到好事多磨，在确定研究生会委员时却出了问题。原来几个和物理学相关的系都没有人当选。一时间有人抗议，有人建议。提出的补救方法有好几种，但每一种似乎都有难处。例如增加委员，但怎么让同学信服我们改动委员数目的合理性呢？重新选举，即使可行，工作量是否也太大呢？我们都是同样的研究生，不能够象“领导人”那样方便地改变规则并要求别人顺从。况且自己的责任在读书，谁愿意在社会工作上花时间呢？这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方法：在场的我们把选票数改一下，让那些系中有一人当选就行了。这确实简便易行，用今天的经济学语言是“交易成本低”。但我的第一感觉是惊奇：在我崇敬的北大竟然会提出这样的方法。我立即表示反对，认为其他事情可商量，改选票则是我们绝对不应当做的事。那天晚上的最后决定是按照实际选举结果和事先确定的委员数公布当选的委员，第一届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也就成立了。而我自己在北大，亦没能再卸掉做社会工作的担子。

今天，北大依然是我崇敬的学校。同时，北大的经历使我懂得，生活中有少数几条基本原则，是我们即使在和自己崇敬的机构、尊敬的人物发生联系时也不能忘记的。事实上，一个机构、一个人值得我们崇敬，就是因为他们坚持不在这些原则上搞机会主义。但是，如果我们普通人容易忘记这些原则，他们将很难坚持原则。我想，北大之所以一直受到我们的崇敬，除了因为少数名家大家在维护这些原则之外，也是因为北大许多普通学者、普通学生在北大生活的各个侧面（还？）没有忘记这些原则，因为许许多多在其它地方工作、学习的人没有忘记这些原则并且把坚持这些原则的希望特别地寄托在北大。

“双周夜话”2003年第15期 　                            　2003年9月3日

马克思研究与对民工态度

　　我在2002年初建立个人主页的时候，把自己的文章“略论服务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一个扩展”挂上，希望能够引起讨论。当时我表示每年2月和8月将回复发来的讨论文章。如今，两个2月和两个8月过去了，我收到过批评，也有过讨论，但根据作者的意愿，它们没有在网上公开。另一方面，我又没有收到严格的学术批评意见。诚然，一年多的时间不算长，目前的状况也许很正常。可是，中国有那么多人在研究《资本论》，学术积累应当很深厚，但学术批评没有展开，似乎并不正常。
　　近日在网上读到“中国青年报”今年3月21日的一篇署名为曹林的文章，谈民工读《资本论》，才恍然大悟，悟出了《资本论》研究和研究者对贫困态度的关联。曹林从一位民工在书摊上买《资本论》读、想了解包工头怎样剥削他们谈起，说如果看脱衣舞暴露了民工精神生活的空虚和无聊，看《资本论》则“恰恰暴露了民工这个阶层在当今社会中的价值真空和精神危机，”因为“看《资本论》就是一种不满的表达形式”，所以他反对民工读“资本论”。这使我很惊奇。因为按照“中国青年报”的一贯说法，如果真的有了精神危机，也得靠学习马列、尤其学习他们的经典原著才能够消除，所以应当鼓励民工读《资本论》，如何却把读《资本论》和看脱衣舞混为一谈了？
　　马克思把自己的理论诉诸于无产阶级（工业中的雇佣劳动者，自然包括民工）。如果他的在天之灵有知，他对自己去世一百多年后，中国还有民工不是因为政治学习的强制、而是自己想弄清问题来读他的《资本论》所感到的欣慰程度，一定会比知道中国每年培养出几十个（上百个？）“《资本论》专业”博士所感到的欣慰强烈得多。由此想起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不正常，正是在于号称坚持马克思的学者里，没有精神生活也就没有精神危机的人太多，在于太多人为衣食甚至衣锦而研究马克思。马克思（和夫人）本来出身于富裕家庭，却宁愿忍受衣食无着的穷苦生活，而潜心于后来体现在《资本论》中的理论研究。在当时一年只有十来位博士毕业的时代，马克思要想获得小资乃至更富裕的生活不是难事，但他为了理论宁可受穷。所以，马克思理论涉及的绝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因为学术问题更多地与逻辑有关，但重大理论的选题则与一个人的精神素质有关。但马克思即使因此而贫困，他也绝无反顾。三十年前，我在农村的身份类似如今的民工，听从毛泽东的号召开始读马克思书。也许由于我自己和我生活的乡村的贫穷，我很快意识到他的书是穷人的书。后来我对各种经济学说有所了解，更感觉到在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中，只有马克思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虽然穷人的立场只是许多立场中的一种，而且不是每一件事情上都正确的立场。但自称坚持马克思理论的人，则必须持有穷人的立场。这一点早成国际惯例。在世界绝大部分不把马克思理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度里，研究马克思的人几乎都是从穷人角度考虑社会问题的人，更无须说坚持马克思的人了。当然，穷人的立场不意味着研究者或坚持者本人是穷人，但它一定意味着他们对贫穷有着“同情的理解”，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敢于象马克思那样过贫困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同情贫穷、敢于贫穷，是马克思研究者尤其坚持者必须具备的精神素质。
　　把马克思理论当成小资生活后的纯学术研究对象，固然不能算错，因为就象《红楼梦》一样，《资本论》也有其独立的学术研究价值。但这种研究和坚持马克思理论已经无甚关联。而在我们的社会内，如果有人对贫困生活怀有深深的恐惧，对贫困者怀有深深的蔑视，而把研究和坚持马克思理论当成谋生的职业甚至让个人先富起来的手段，写文章首先想的是发表和由发表带来的职称和报酬，关心的首先是房子和股票，那么，这些人对马克思的“研究”与“坚持”实际上成了对马克思精神的亵渎。由于研究马克思在中国成了有钱有势的好事，号称研究马克思的人自然数量大，论文多。我想，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在中国出版的关于马克思的作品也许占全世界该类作品总量四分之三以上，自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中国人也许占到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能够算上学术创新的至多几十篇，而即使承受贫困也坚持马克思理论的学者可能还没有。在这样的情形下，马克思研究自然没有学术积累和学术批评，更没有马克思的精神。
　　不时想想民工、想想我们社会的贫困者，想想他们为什么要接受那种低下的地位，想想如何改变他们的地位，即使是用学术研究的方式去寻求长期的改变，我们也许才能在研究马克思时体会到马克思的初衷，才能谈得上坚持马克思理论。读一读下面这首诗吧。坚持马克思理论的人不需要无保留地赞同它，但他如果做不到基本赞同，那他坚持的肯定不是马克思理论。

　　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 　　
　　
　　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
　　有的住花园别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里头；
　　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弟兄们，我们没有一席之地。

　　据说这里是我们的历史和梦想，是我们的骄傲，
　　我们像亲戚来串门，却也引起它的懊恼；
　　它让我们呆在原地不动，弟兄们，它让我们原地不动。
　　
　　我们的原地，荒凉的地方只有不长五谷的山沟，
　　我们要靠它吃饭人们却痛心疾首；
　　他们不让我们砍树，弟兄们，他们不让我们砍树。
　　
　　我们逃离饥饿，寻找幸福，交通部门要走我们的所有，
　　让我们挤在一起窒息，疯狂，死去，认清自己
　　不如他们眼里的一条狗，弟兄们，我们不如一条狗。
　　
　　我们没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们说活该，
　　”如果不交钱你就没有三证，对我们来说你就不存在。”
　　可是我们存在，我们还活着，兄弟们，我们还存在。
　　
　　那从我们中间飞升上去的悄悄地说我们是一种文化，
　　我们游荡去来，像蝗虫，从三国水浒吃到现在；
　　他们说我们是害虫，弟兄们，他们说我们是祸害。
　　
　　去到一个科研院所，他们论证说
　　目前还没有我们的现代化计划，等下辈子再来找它；
　　但这辈子我们怎么化，弟兄们，这辈子我们怎么变化？

　　我们交纳了增容费，暂且安身。报纸表达得暖昧，
　　老太太的小脚跑来可真是敏捷，逢年过节地喊着防贼；
　　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们，她指的是你和我。
　　
　　有人说我们太笨，素质太低，为什么禁止我们进入很多行业？
　　他们明明知道中关村里的电脑是我们攒的。
　　有人说我们到城里来只是出丑，同样是修路，扫地，
　　
　　法律法规却让我们交出自由，
　　我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城里人身边；
　　他们却皱着眉头，弟兄们，他们指我们太臭。
　　
　　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像富人的富有，就像我们的匮乏，
　　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听说他们比我们活得光荣伟大；
　　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动，弟兄们，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
　　
　　我想我听到了这个城市上空有一个声音，
　　那是陌生却异常的权威，说： “”他们必须牺牲。””
　　噢，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们，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
　　
　　看到一只狮子狗裹着短袄，别着胸针；
　　看到门儿打开，让一只猫走进门；看到人们都在出国；
　　看到学生们扔砖头，看到””我的朋友比尔””在北大演说；
　　
　　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鸟，
　　看到一条鱼在饭店前的水池里自在地游，
　　我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弟兄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武装警察越来越多，防暴队伍有特殊的任务，
　　从东单到西单，他们要保卫权威和一种幸福，走去又走回；
　　他们在寻找你和我，弟兄们，他们在寻找你和我。

　　(原诗作者：余世存，2002)

“

“双周夜话”2002年第5期                                                         2002年2月26 日

 

 

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一句名言。哲学家用意深奥，法文用词精巧，非我辈所能探究。仅从中文译文的字面看，“我思故我在”意味着一个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在思考、在思索。一个人如果不思考，他就不再存在。严格地说，一个人可以在形体上存在，是一位现实的人；但是在人格上，他可能并不存在：他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如果他不思考的话。此时，这个人实际上依附于某一个他服从的人，后者的人格也就是他的人格。

三十年多前，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思考，仅仅单纯地跟着伟大领袖走。当时不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去思索，独立地思索，所以，当时即使有什么理解，也是在正统思路上的所谓“理解”，完全谈不上独立思考后的理解。因此，按照“我思故我在”的说法，那时的我只是一个形体意义上的人，而不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我没有自己的独立思索，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我思故我在”，懂得了我作为一个人类个体的特殊性，是以我思考的特殊性为前提的。没有思考，人云亦云，我就不具备特殊性，我的社会存在就可以被忽略。当然，这不排除我在许多场合下完全或者基本同意别人的看法，服从别人，可是，只有我的同意和同意、服从和不服从是自己独立思考后的结论，我才具备自我的人格，我作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才是存在着的。

       思考，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人类文明在今天达到的成果，无一不和人的思考相联系。火的使用得益于火种的保存，而后者离开先民的思考便无法设想。同时，思考也是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本质特征。人类社会中任何一项与原有物品、原有观念、原有制度不同的东西，都是个别人思考的结果。正是这些思考的人，显示出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可以平静地说“我在”。

“我思故我在”，还因为思考是每个人的内在权利。观察古今中外，我发现人类至今没有找出、而且也不可能找出任何方法来限制个体的思考权利。某个社会、某种环境可以限制个人公开其思考结果，但是它无法限制个人思考，尤其无法限制个人思考的特定内容。我曾经思索过这一点是否各国宪法都保护个人言论、迁徙、人身等权利，而不提个人思考权利的理由，因为思考是无法从外界禁止和限制，因此也无需用外部力量来保护的个人的权利。所以，思考是人类尤其每个个人的天然能力和内在权利，是个人具备独立社会人格的前提条件。作为人类中的一个个体，我乐意以我自己的思考，而不是以需要外部力量保护的头衔、财产、权利，来确认自己的存在。

“双周夜话”2002年第20期                                                          2002年9月24 日

 

 

男性“阉割”之责任

 

暑假时在家里谈论到小说“沧浪之水”内男主人公池大为对制度先抵制、后屈服、再到得益并维护的经历，在一旁的孩子忽然激动地插进来说，那都是女性对男性“阉割”的结果，因为那都是书中的女主人公董柳迫使男主人公所为的。于是一时间观点各异。我虽然支持孩子的男性阉割论，但却反对女性所致论，因为我相信，男性的阉割是自己对自身的阉割，绝不能怪罪到女性。

第一，尽管现在男女比过去平权或平等得多，但社会还是男性在主导。池大为的被阉割显然和马厅长一手遮天有关。如果厅长权利受到实质限制，池大为显然就不需要改变自己而迎合马厅长，董柳也不需要动员池大为那样去做。但马厅长的一手遮天，说到底还是男性造成的。进一步说，如果在现时的中国，男性之被阉割首先是一种制度性的现象，那么，这一制度的建立和维持，至今还主要是男性在起作用。

其次，就各个人的情形而言，即使有女性阉割男性之实例，但关键还在于男性是否接受阉割。如果是阉割，那肯定就有痛苦；有痛苦就会有抵制。在小说中我们确实也看到池大为强烈的心理痛苦。他在坚持、在反抗、在挣扎：一方面他在抵制董柳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在向男性的智者请教并获得屈服的启迪。他的最终屈服固然有女性的因素在内（可惜他遇到的女性都先于他而屈服了），但主要因素无疑是他自己的转变。

第三，我相信绝大多数女性并不愿意阉割男性。哪位女性愿意看到自己的配偶在另一位男性或者女性面前低声下气？哪位女性不希望自己的配偶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女性不到她们确实认为、有时甚至连男性也认为的难以忍受的困难境地，一般不会劝说男性去低声下气的。因此，如果她们确实如董柳那样希望池大为去迎合马厅长的话，那么男性倒应当问问自己为什么让对方陷入那种困难境地，问问自己有没有能力既不违背自己的最初意愿而又把自己和女性从困难中解脱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不愿意低声下气的男性，不但要有正直的感觉，而且要培养自己正直地立身于社会的能力。

    第四，如果说男性受到阉割，那么，在这个男性为主导的世界上，女性受到的阉割更为严重，甚至严重到了被男性和女性熟视无睹、视为正常的程度。我们只要感受一下社会上对女强人的一般观念、对女性成为男性陪衬的压力、对女性应当比男性比如更多地从事家务的要求等司空见惯的现象，就可以体会到成为一位正直的女性要比成为一位正直的男性困难得多。因此，男性若被阉割，失去正直和良知的感觉，从社会和个人两个角度看，都主要是男性自身的责任，而非女性所致。

“双周夜话”2002年第22期　　　　　　　　　　　　　　　　 2002年10月22日

 

改变我们的教育信念

 

今年暑假在波士顿，有次偶然从一个地铁车站走上街区，发现眼前正是有名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波士顿图书馆别具风格的建筑，方便并且免费的借阅，都吸引了我。但最吸引我的是它的信念，这就是铭刻在图书馆屋檐下的一排大字：“The Commonwealth requires the education of the people as the safeguard of the order and liberty”。这句话直译过来大约是“马萨诸塞州把人民的教育做为秩序和自由的保障来要求“，其意思大体是人民的教育是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的保障，为此州议会、州政府要求人民接受教育。

 

    教育无疑有多种功能。除了直接的传道解惑外，教育还有其社会功能，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亦有各自的目的。而所谓的传道解惑，也和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参与者的目的有关，因为传什么道，有什么惑，用什么解惑，是由后者决定的。仅就学校教育来说，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发大财，娶美女（就男士而言）。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就象我们在一些学校看到的标语那样。有的人受教育是为了多懂一点事情，多完善一点自己。更有人受教育是因为类似自己的人也在受教育，因为父母之命，所以尽管日后可能生活平平，普通工资收入和过得去的配偶，但也得学习。所有这些目的都不错。而出于不同的目的，受教育者的疑惑便不同，对教育者所传之道的要求也就不同。教育虽然具有引导受教育者建立更人道的人生目的的功能，但它的更重要功能，可能是让受教育者明白和信服，达到他们每个人目的的方法虽然多种多样，但根本方法是秩序和自由。我想，所谓秩序，就是规则；所谓自由就是让自己同时也让他人自由地发挥。就发财而言，一个人可以通过炒股或注彩发财，通过经营有方发财，通过发明专利发财、通过畅销小说发财。但一个人不能利用内部信息炒股发财，不能制造假冒产品发财，不能虚报专利发财，也不能剽窃别人稿件发财。发财的道路有千万条，教育在让为发财而受教育的人懂得这些道路的主要性质和技巧的同时，也应当让他们信服并从而自觉地走正道，按照规则去争取财富。教育在教给一个人本领的时候，同时也应当教给他们对别人的尊重，比如男士对美女的尊重。而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更应当特别重视教育在促进人民对秩序与自由的理解方面的作用。今天，我们接受的学校教育比二十年、五十年前多得多，我们对技术的掌握比过去强得多，但是，我们对秩序和自由的理解可能没有什么进步，我们社会里破坏秩序以发大财、践踏自由而娶美女的事情太多了，我们的入学和未入学的少年、儿童对秩序和自由的理解，似乎不如他们受到的为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熏陶强烈。这种状况最终将阻止“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为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教育信念，尤其是主导教育的政府的教育信念，可能是必须向“保障秩序和自由的教育”改变了。

“双周夜话”2002年第17期                                                      2002年8月12日

 

 

我为什么赞成留学生留在外国

 

      

我曾经当过留学生，后来从国外回到国内。虽然我对自己的选择没有后悔过，但在和国外留学的朋友交谈中，我始终赞成他们留在国外工作。我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孔夫子明确说过的“道不行，乘桴桴于海”。道在自己国家行不通，就到海外去。夫子是圣人，都做了这样的准备。后来夫子退而讲学，讲授他系统建立的君子之道。幸亏那时教育和科研自由，至今也没有哪一位学者考证出某个公子王孙干预了夫子的讲学，夫子还能招收到多达3000名的学生(在当时可真是个了不起的数字)，他才没有出国并在那里永久居留下去。

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受过夫子的影响。不管我们学习、工作的专业是什么，我们都有夫子开创的儒家所说的向善之心，都有学习和实践君子之道的愿望。于是，作为一位留学生，他在决定回国与否的时候，便需要考虑回国以后，自己向往的君子之道可行与否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可行，但非常难行。这种难，是不熟悉中国社会生活的人无法想象的。许多人决定回国时，都希望回国认真认真地做一点事情。但到了国内，就发现很难不把自己混同于自己在国外时所蔑视的制度和做事方式；只有少数人能够坚持自己的向往。而在我看来，与其在国内被腐化成为小人，不如留在国外，保持自己的一点君子之心，保证自己免受不得不扭曲自己的那种心理煎熬。

    其实，一个人在哪里生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行为符合规范而又心情舒畅。而这恰恰在现时的中国十分困难。如果你有一份收入尚可的稳定工作，你在德国、美国可能很容易做到行为规范并且心情舒畅。但在中国你很难做到这一点。比如，大学教师算上收入尚可的稳定工作了。你有了这份工作，当然还要努力，但你按照规范办就行了，而这些规范又基本符合你的君子之求，所以你很容易做到心情舒畅。但在中国，例如你的职称与奖金和你发表文章的篇数与字数有关，而且这篇数、字数还不能你自报，还得有关人员去数。按照国际惯例，按照中国官方对外公开的说法，这显然都是不规范的。但中国就是这个制度。你如果为此去多发文章、拉长文章，在你麻木之前，你知道你在扭曲自己；你如果坚持规范，你在看到别人因为那毫无价值的文章而比你先评上职称、比你多拿几倍钱的时候，你的心情又不会舒畅。到机关吧，你发觉你不得不说假话；经商吧，你发现你不得不贿赂官员。你发觉只要屈辱自己，你就能得到制度的好处。现行制度的引诱力是如此之大，凭你的洋学位，只要你愿意顺从它，你就能得到许许多多在国外都得不到的好处。你的生活甚至会比在国外更轻松、更富有。但是，一旦屈辱自己，你就背离了回国的最初想法，放弃了君子之求。和两千多年前孔夫子时代相比，今天君子之道甚至在教学和科研部门都行不通。孔夫子再生，可能也真得“乘桴桴于海”了。留学生的一点君子之求，在现行制度面前是太苍白了。因此，尽管我希望我的朋友们回国来共同改变不规范的现行制度，但我也完全赞成他们为了自己的行为规范和心情舒畅而留在国外。

“双周夜话”2004年第19期                                     2004年9月28日

 

国企出售的公开化是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

 

       不知道从何时起，我对社会热点问题变得不甚关心了。有一段时间家里没有电视机；有了电视机后也很少看新闻，而电视新闻往往也不播送热点问题。比如国有企业出售或者私有化的问题，我直到2002年夏天才意识到 ――当时一位刚得到企业很多股权、但对自己的一日暴富又觉得不妥的朋友找到我的门上。那时我才意识到中国的私有化已经走了多远、国企的私有化又是多么黑暗。一旦我意识到它，我就意识到解决问题的症结所在：私有化的规范化。尽管我开始查找文献，了解私有化的理论和实践，但是从我意识到它开始，我就强烈地感觉到私有化必须公开（public and open）：公开信息（let information public to all）， 公开竞价（let pricing negotiations open to all）。这是因为在我看来，无论对于赞成还是反对私有化的人，无论以什么样的理论为依据，无论国情、厂情多么特殊，只要一个国企搞私有化，公开化就是第一位的。

       确实，我们在中国建立的许多理论，分别从公平、从效率、从可行、从政治过程、从法律框架、从经济人、从不完全信息、从自发行为、从企业家定义、从治理结构等许多角度出发，支持或者反驳地下私有化的必要性。但所有这些理论都不如日常生活中的一句话有力：大家的东西大家管。而大家管的前提就是对大家公开，public and open to all。

       我不妨举一个例子。现在我们有好些理论来说明在什么情况下不应当偷窃：偷窃收益小于偷窃成本；偷窃收益小于被发现的概率与处罚额之积；司法机构查证偷窃的成本小于法院确证后处罚偷窃的收益，等等。然而，我们同时必须明白所有这些理论都远远逊于幼儿教育的一句话：不偷窃。

       因此，在我们发展理论的时候，我们必须牢记我们作为一个人、尤其作为我们自己孩子的榜样所应当具备的某些基本品质。只有在这些基本品质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谈理论，谈特例，而不是用后者来抹杀、否定或者大范围地限制它们。比如对于不偷窃，我们不能够用公平（别人都偷）、用效率（偷更容易得到）、用可行（偷很难被发现）或者其他理论来支持，不管这些理论看上去多么科学、模型多么精致、逻辑多么严密。

       同样，在国有企业私有化方式的问题上，公开化是第一位的。只要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还具有不偷窃的品质，还不用公平、效率等各式各样的理由来为偷窃辩护，那么，在国企私有化方式上，他就会要求公开化。这里，我们既不需要公平、效率、可行等各式各样的理由，也不需要不同理论的共识。这是因为，就像不偷窃一样，国企私有化的公开化，从本质上说是不需要证明也无法证明的。为什么如此？就是因为这里牵涉到的不是科学，不是理论，而是为人处事的准则，是社会行为的准则。在这里，一个人感受到的不是科学的逻辑或理论的精巧，而是类似天主教上帝的救赎召唤或儒家先哲的求仁欲求。它们不属于任何一门研究人的行为的社会科学，但它们是比所有社会科学更重要的人的行为准则，它们构成了所有社会科学的前提，就像欧几里德的五个公理构成了欧氏几何学的前提一样。就国有企业私有化来说，只有在公开化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讨论如何私有化，讨论为达到私有化的不同目标并在一定条件约束下最好地实现其中某个目标或者某些目标集合的私有化方式，讨论如何建立自己的理论，展开学术的论争，并对实践发挥不同的作用。没有了公开化，全部私有化理论也就不复存在。这也就是我们不能够用私有化理论证明私有化需要公开化的原因，也是我所知道所有全世界现存的私有化理论、私有化模型都把私有化的公开作为前提（并且是不言而喻的前提）的原因。因此，我们实在不必要把私有化是否应当公开化当成学术问题来讨论，而是应当回到它的本来性质：一个人或一个政府行为处事的准则。

“夜话”2006年第4期                 2006年2月21日

 

公司资助和学术自由

――在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资助方更替时的谢词

 

今年1月底，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Stifterverband fuer die Deutsche Wissen- schaft）正式结束了对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 (Lehrstuhl fuer Volks- wirtschaftslehre am Chinesisch-Deutschen Hochschulkolleg an der Tongji- Universitaet) 的资助。从今年2月开始，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成为本教研室的资助方。在这里，我作为教研室主持人，向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和德意志银行表示衷心的感谢。

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成立于1920年，重建于1949年。那是两个德国经济极其困难、德国科学极端窘迫的年头。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为维持当时的德国科学研究，以及后来为推动德国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发挥了显著作用。2000年开始，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资助同济大学中德学院成立了后来以经济学为方向的本教研室。六年多来，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给了经济学教研室大量无私的资助，为她所承担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德意志银行成立于1870年。在德国近、现代经济史上，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在，德意志银行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业务遍及几乎所有国家。德意志银行1872年就在中国设立了分行，目前它在中国从事大量金融业务。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德意志银行十分重视它的社会责任，多方面地资助教育、社区建设和防病扶贫。德意志银行资助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为该教研室的持续性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经济保证。

在当代社会里，商业和科学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类事业。科学的兴旺，离不开政府以外的商业界的支持和资助；商业的发达，既离不开自然科学的发现发明，更离不开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启示的制度架构。但商业利益和学者良知又有明确区别。一个商业组织追求的首要目标是股东价值，一个学术机构追求的首要目标则是知识增进。学术上的知识是超越了任何特殊股东群体、特殊人群和组织的一般知识。学者良知就是在任何可能出现机会主义的场合，都根据建立在宗教和传统上的良心，坚持这样的知识。因此，对学术来说，脱离于商业利益、政治利益的研究自由、教学自由，比金钱资助更加重要。

研究自由、教学自由是德国学者洪堡 (William von Humboldt) 200多年前提出来的。它在德国虽然几经波折，但五十多年来已经成为德国社会包括德国商业界的共识和德国学术界的现实，也是德意志银行对科学和教育秉持的基本态度。研究自由、教学自由要在中国成为共识和实践，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在资助科学研究时，仍然要求学者的研究结论和企业利益相一致。这种状况应当改变。本教研室希望加强和德意志银行的协作，并乐意为德意志银行承担非学术性的研究工作。同时，本教研室的重点将继续放在与德意志银行或者其它机构、团体没有直接关联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上。这些学术活动将完全不受本教研室资助方意愿的影响，而仅仅以研究自由、教学自由为原则，以学者良知为准绳。

作为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主持人，我相信，从长远看，一种以人的自由、平等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结构、一种以研究自由、教学自由为原则的中国教育和科研制度，无论对德意志银行还是对中国、德国的任何第三方，都是其自身利益的最好保障；而本教研室利用德意志银行资助资金的最好方式，就是为增进人类的一般知识、为促进中国的学术自由和社会自由做好自己的研究和教学。

 

修改于200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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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eiwochenschrift Nr. 4/2006                                                                   21.02.2006

 

Wissenschaftsförderung von der Industrie

und Akademische Freiheit

—- Danksworte zum Wechsel der Stifter fuer meinen Lehrstuhl

 

 

Zum End Januar 2006 beendete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n Wissenschaft formal seine finanzielle Unterstützung für den 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am Chinesisch-Deutschen Hochschulkolleg (CDHK) an der Tongji-Universität. Im Anschluss übernimmt die Deutsche Bank ab Februar 2006 die Förderung dieses Lehrstuhls. Als Lehrstuhlinhaber danke ich hiermit dem Stifterverband und der Deutschen Bank herzlich für ihre Unterstützung.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wurde im Jahre 1920 gegründet und im Jahre 1949 neu gestaltet. Diese beiden Jahre kennzeichnen jeweils die Zeiten $ in denen sich sowohl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als auch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in einer extrem schwierigen Lage befanden.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spielte eine bedeutende Rolle zum Erhal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en $ vor allem als es später darum ging $ die Grundlagen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voranzutreiben. Im Jahre 2000 begann er die Förderung zur Einrichtung eines Lehrstuhls am CDHK an der Tongji-Universität $ der sich dann besonders auf Volkswirtschaftslehre spezialisierte. Mehr als sechs Jahre förderte der Stifterverband den CDHK-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intensiv und schuf damit eine Basis für die Lehre und Forschung in diesem Fachbereich.

 

Die Deutsche Bank wurde im Jahre 1870 gegründet und spielt in der modern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utschlands eine wichtige Rolle. Zur Zeit ist sie eine der weltgrossten Geschäftsbanken und ist in fast jedem Land auf der Erde tätig. Bereits 1872 eröffnete die Deutsche Bank ihre Niederlassung in China. Heuzutage betreibt sie in China verschiedene Finanzgeschäfte in großem Umfang. Neben ihren eigentlichen Geschäftszielen und dem operativen Geschäft wird soziale Verantwortung in der Deutschen Bank großgeschrieben. Der Finanzkonzern fördert die Bildung und Ausbildung $ Kommunalentwicklung und sogar Projekte zum Kampf gegen Aids und die Minderung der Armut. Dass die Deutsche Bank hinfort den 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am CDHK unterstützt $ ist ein entscheidender Beitrag zu einer kontinuierlichen Entwicklung von Lehre und Forschung am Lehrstuhl.

In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sind Wirtschaft und Wissenschaft zwei Sektoren $ die sich ergänzen und gleichwohl unterscheiden. Eine blühende Wissenschaftslandschaft ist neben offizieller Förderung auf die Unterstützung der Industrie angewiesen. Eine prosperierende Wirtschaft setzt umgekehrt sowohl bahnbrechende Entdeckungen und Entwicklungen $ als auch institutionelle Rahmenbedingungen voraus $ die sich auf sozial- und geist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en gründen. Andererseits bestehen aber deutliche Unterschiede zwischen Kommerz und Wissenschaft. Eine kommerzielle Organisation hat in erster Linie den Wert für ihre Eigentümer $ den Shareholder-Value $ im Auge $ während ein akademisches Institut das Wachstum an Wissen als ihr wichtigstes Ziel sieht. Akademische Wissen hat seinen Wert über spezielles Interesse jeder Eigentümergruppe $ jeder Menschengruppe und jeder Organisation hinaus. Das intellektuelle Gewissen $ das aus Religionen und Traditionen resultiert $ fordert Intellektuelle zum Festhalten an diesem Wissen in jedem Falle $ selbst dann $ wenn Opposition geboten ist. Deshalb ist die Freiheit der Forschung und Lehre $ die sich von kommerziellem und politischem Interesse löst $ für die Wissenschaft letztlich von größerer Bedeutung als finanzielle Hilfe.

 

Das Postulat der Freiheit von Forschung und Lehre geht auf den deutschen Akademiker William von Humboldt bevor mehr als 200 Jahre zurück. Diese Freiheit ist $ nach sorgfältigem Abwägen der Meinungen im Volke einschließlich der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 seit mehr als 50 Jahren in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 realisiert. Sie spiegelt auch die Einstellung der Deutschen Bank wider. Hingegen muss China noch einen weiten Weg gehen $ bis dieses Maß an Freiheit in Forschung und Lehre als erreicht gesehen werden darf. Beispielsweise verlangen die meisten chinesischen Unternehmen immer noch die Uebereinstimmung der Aussagen der Wissenschaftler mit ihrem Interesse $ wenn sie letztere finanziell unterstützen. Dies sollte geändert werden. Der Lehrstuhl wird mit der Deutschen Bank kooperieren und sie gerne in Form von Beratung und gemeinsamen Projekten unterstützen. Gleichzeitig treibt er hauptsächlich Forschung and Lehre $ die keine unmittelbare Beziehungen mit ihr oder anderen Institutionen and Organisationen haben. Forschung und Lehre sind unabhängig vom Interesse der fördernden Seiten und folgen allein den Prinzipien der Freiheit der Forschung und Lehre sowie des intellektuellen Gewissen.

 

Ich $ der Lehrstuhlinhaber $ glaube $ dass eine gesellschaftliche Struktur $ die sich auf der Basis der Freiheit und Gleichberechtigkeit der Menschen gründet $ und eine Bildungs- und Wissenschaftsordnung $ die auf der Freiheit von Forschung und Lehre beruht $ die beste Garantie für das Eigeninteresse sowohl der Deutschen Bank als auch jeder dritten Seite in China und Deutschland ist. Darüber hinaus besteht die beste Anwendung der Mittel aus der Deutschen Bank von meinem Lehrstuhl darin $ dass mein Lehrstuhl für die Wissensvermehrung der Menschheit und die Förderung der akademischen und sozialen Freiheit in China seine Forschung und Lehre vorantreibt.

“双周夜话”2004年第24期                                                         2004年12月9日

 

 

还是说一说好

— 对“不说也罢”朋友留言的一些回应

 

不说也罢：

　　朋友，“不说也罢”有时很必要，但有时又必须说。你说出你的感觉（即使不算观点或者成型的理性思考吧），就能够逼使别人把他的想法明确起来，因为一个人的想法使别人感觉不好，这个人就得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想法。所以，说出你的感觉，往往是必不可少的。

　　读了崔之元评论朗咸平的文章， 你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众说纷纭，你到底相信谁？在你还无法相信自己的时候，你确实有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你能够相信自己了，你才能够对纷纭的众说做出判断。这就是古人说的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你要的是思考，而不仅仅是阅读。最重要的是思考。我在和学生的交往中深深感到这一点。在相似的年龄段，我读的书比我现在的年轻朋友们少得多，业余时间也少得多，但我做了一些思考。所以，朋友，思考吧，不管你思考的结果是什么，不管“舆论一律”的要求是不是限制你发表和交流你的思考结果。要明白， 只有思考后才能够知道你有没有值得发表和交流的思考结果。

　　联系到你的问题，我想说一说的是：

　　1． 都是国外的理论?

　　问题是，我们有中国的理论吗？如果有，是什么呢？如果没有，我们需要中国的理论吗？如果需要，那么印度、越南、坦桑尼亚是不是都需要他们各自国家的理论呢？

　　自然，这牵涉到对理论本身的定义。但无论如何，呼吁中国理论、中国经济学，本身便是值得怀疑的。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占世界的人口比重，考虑到中国的重要性，如果一种理论不能够在其框架内解释中国的基本事实，这种理论可能从严格意义上还算不上理论。就此而言，在欧美出现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理论，就有了一个应用到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等主要民族、主要国家的问题。如果它们在其中任何一个主要民族中失败，我们就有必要突破它们的框架去设想新的理论，或者得承认一种过去赞誉马克思主义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存在。但这里的问题是：

　　a. 我们了解在欧美出现的那些理论吗？

　　b. 我们会应用那些理论吗？

　　c. 我们即使了解/会应用，但结果肯定是五光十色的。于是：我们的结果丰富了还是突破了西方的理论？

　　这里不需要民族主义。如果一种理论在中国最早出现，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应用于全世界；同时，别人也是这样的愿望。这都无可指责。 某一个确实正确的理论总是由某个人创立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这个理论只能由中国人创立，就像欧美人、阿拉伯人也没有理由要求某个理论只能够由他们民族中的某个人创立一样。

　　在二十世纪的世界上，欧美人形成了自己的所有权理论和企业管理理论，包括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管理的理论。无论从晚清算起，还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算起，中国人努力了很长时期，还是没有自己的系统理论。能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系统理论？在二十世纪后，人们必须熟悉世界上的现有理论，然后才能够讨论建立自己的理论。这就给中国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熟悉世界。而在这之前，中国人创立理论时只要熟悉自己的历史就够了。当然，一个中国人熟悉了国外理论后，可能就改变了自己原先的中国人特定的思考方式，也就不可能提出中国人的理论了。不过，我还是相信天才的存在。会有青年人把所有其他东西都抛在脑后，在基本熟悉了现有国外理论后，能够一下子击其要害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建立起同时能够解释中国和国外的理论，如果国外的理论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想到，那是属于全人类的世界理论，我们中国人不应当用它谋取狭隘的民族利益。

　　2． 前经济学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太多地关注经济学入门后的问题，而太少关注前经济学的问题。其实，经济问题仅仅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就像对个人来说经济问题仅仅是人生问题的一部分那样。所以，经济学是以公认的社会准则、人生准则为前提的。正是在其基础上，经济学展开自己，并从而使在经济学指导下的经济问题的解决符合社会或人生的目的。

　　崔之元先生的文章批评的现行改制方式，就是抓住了工人和经理、股东和经理之间的不平等，由于其地位不平等，所以他们之间不存在自由契约。那么，为什么他们的地位不平等呢？崔之元就不愿意多说了。比如从工人角度说，在中国是否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上，美国要求中国让工人有独立工会并且发挥作用，才能够算市场经济国家。按照崔之元的标准，美国的这个要求无疑是正确的。 没有独立工会，工人和经理之间就不可能平等，他们之间的契约就不是自由契约。市场经济是以参与者的平等为前提的，没有工会，市场经济的前提也就不存在。

　　因此，崔之元的问题在于他能不能够把他的平等权利观点贯彻下去。如果贯彻下去，那么，就要问为什么中国不能够有独立工会，尤其是中国现在的经济水平、人的文化水平比起比如150年前的英国高得多。我们支持那时候的英国工人结社，为什么禁止现在的中国工人结社？崔之元说中国“中央政府还没有完全被利益集团所操控”，那么，有多大部分已经被利益集团操控呢？是不是中国不准工人结社就是因为中央政府被利益集团操控的结果呢？

　　其实，崔之元所说的美国的情况，说到底，是那里大体实现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前提，或者是经济学的前提，也就是这里讲的前经济学。无论大陆法系，还是海洋法系，他们能够规范经济的前提，是社会有一个使市场经济得以在公认社会原则和人生原则基础上运转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就是人的平等、自由和在良知前的自律，而这些东西又通过特别同情弱势团体的大众媒介的自由、通过公众的政治自由得到保证。因此，谈论国有企业在外国照样搞得好、谈论国外也实行社会分红的时候，崔之元和我们大家不应当忘记那里大体存在着前经济学的条件：平等、自由和自律。如果崔之元在这些条件基本上不存在的情况下来坚持国有企业和社会分红，他得到的将是苦果。当然，这一点也表明，把国有企业问题、社会分红问题仅仅看成经济学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说到底，它们首先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我本来想不说也罢， 可是仍然和你一样， 还是说了一些。一个以自由/平等/自律为基础的经济需要大家说话。很可惜，“freedom is not free”， 自由是要珍视自由的人付出代价来争取和保护的，而“说一说”的代价实在不能算大。因此， 朋友， 还是说一说吧。

 

                                                                                               2004年12月9日初稿

                                                                                               2004年12月10日修改

 

附：“不提也罢”先生留言

主题：重提朗顾之争 (2004-11-29 22:56:16)

 

1。经济学家们把我们都搞糊涂了，都是国外的理论，都是国外的资料，我们相信谁？2。许多人都是在国外留学或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拿回一些资料，翻译出版，换回自己所要的职称、声誉等，他又凭借这些声誉去到处讲演、在课堂上指导学生，过着滋润的生活，但这些东西有可能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们到底相信吗？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4403这是看了崔之元的演讲后的感觉。当然，对于能跟踪国外研究进行时的各位不在之列。

 

参见http://www.hujingbei.net/bbs/display.asp，相应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