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夜话”2006年第10期                                2006年5月29日

 

《农民经济学》译者后记

 

弗兰克·艾利思的《农民经济学》是我在德国时读到的一本关于发展中国家农民的教科书。这本书的特点首先是简明、清晰，其次它不用复杂的数学推导，而主要依靠文字阐述，并辅之以图形和简单数学公式，因此它不但适合于经济学尤其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学生，而且适合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以及关心农民状况的一般读者。这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它不但介绍了利用新古典价值观念和理论工具建立的各种农民模型，而且大量介绍了从马克思的价值观念与理论工具出发的农民研究以及对这两个理论的批评。这和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经济学教科书仅仅介绍马克思主义（不一定是马克思）或者新古典观点不同。因此，艾利思的《农民经济学》不但会给读者更加广阔的眼界，而且会给读者理论相对性的感觉。后一种感觉也许对我们中国读者更加重要，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某一种理论“绝对”正确的气氛中，习惯了对某种理论的“独尊”。其实，一种理论再正确也有其相对性即局限性。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即使我们还不能确切指出一种理论的相对性所在，即使我们衷心拥护那种理论，我们也能够抱着开放的心情看待对那种理论的批评和对其他理论的支持。

农民问题无疑是今天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观察农民的生活、生产、他们对外界的态度、对自身未来的预期的时候，在讨论农民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理论工具。这就象我们观察自己的心跳、观察太阳的升落需要理论工具一样。西方学者为我们理解农民问题提供了新古典、马克思以及其他一些学派的理论工具。也许这些工具已经足够，也许这些工具还不够。可无论足够还是不够，我们应当做的是熟悉这些工具，熟悉农民生活的环境，然后才能谈得上用前者解释后者，或者发展新的理论工具来解释后者。

关于本书的翻译，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本书以《Peasant Economics（农民经济学）》冠名，以peasant为研究对象。英语词汇peasant一般翻译为农民，但它也有某种农奴的含义。虽然peasant是种田人，可这个种田人有一种被迫种田、被别人管束着种田的感觉，因此社会身份低下。这就使它在英语语言中成为贬义词。英语词汇farmer 有更多的农业工作者或者类似制造业工人的种田人含义。不过，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语言里的农民也是贬义词。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国家里，农民事实上代表了一种低下的社会地位，尽管他们名义上甚至事实上不再是农奴。

但peasant中文翻译的主要问题在于中文存在农民和小农两个概念。中文为什么产生了两个对应于peasant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有什么联系的问题值得写一篇博士论文。就我们的语言习惯来说，“小农”似乎更像马克思主义的专用词汇，而“农民”则广泛用于其他场合。比如我们说小农经济、小农生产方式，但很少说农民经济、农民生产方式；我们说农民收入、农民决策、农民家庭，可很少说小农收入、小农决策、小农家庭。在中文里，“小农”比“农民”的贬义性更强。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中，小农会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占领所有社会生产部门而消亡。所以，peasant不但代表了一种低下的社会身份，而且代表了已经过去的历史。小农的历史已经终结，尽管小农还存在着。这种态度促使20世纪上半叶受马克思理论强烈影响的中国学者把peasant翻译成小农而非农民。到了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小农经济（peasant economy）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罪为每日每时产生市场经济的肥沃土壤，又在改革开放时期被视为市场经济难以发展的替罪羊。另一方面，“农民”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即使有贬义也十分淡薄，“小农”则不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学概念。最近五十年来，新古典经济学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种田人”的理性，即使他们社会地位低下，他们也是理性人。考虑到本书同时大量介绍了新古典农民模型和农民研究，把peasant翻译成“农民”对本书而言似乎更合适一些。

对我的翻译来说，小农和农民两个概念并存是中文中的一个事实，我必须面对它。一方面，翻译《Peasant Economics》需要为peasant这样的核心词汇选择一个统一的中文对应词汇，另一方面，中文中又存在着两个对应词汇而无法统一。对这个矛盾，我最后采取的解决方法是尽可能把peasant译成“农民”，而在明确利用马克思框架讨论peasant时把它译成“小农”。这样的做法无疑会引起一些混乱。对此，在向读者表示歉意的同时，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始终记住农民和小农在英文中只是一个词。

       本文的翻译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帮助。匿名审稿人仔细审阅了译文初稿，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使现在面世的本书避免了很多错误和缺点。对此我十分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任俊萍编辑为本书的版权、翻译和出版付出了大量努力，并对我的拖延表示了极大的理解和宽容，值得我衷心感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翻译了本书第六章。虽然我后来重新翻译了该章，但他的译稿给了我许多启发，毫无疑问地节省了我不少精力。宋开生先生不但为译文编制了图形、目录和文献，而且指出了译文中许多不当之处。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他们都出身于农家，我接触的许多学生、同事也出身于农家，我自己则在年轻时脚踏实地做过近十年农民，因此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常常在一起讨论农民问题。这些讨论不但促使我翻译《农民经济学》，而且也让我在翻译过程中始终感受到中国农民的背景。我希望这本书的翻译有助于提升我们讨论农民问题的层次。译文肯定还有许多错误和欠妥之处。它们是我不够尽心或学识不足所致。我诚恳欢迎读者的批评和指正。这些批评和指正可以直接发到我的主页 www.hujingbei.net或者寄给上海人民出版社。

 

 

胡景北

2006年5月28日于上海

“夜话”2006年第7期                                                                       2006年4月12日

 

四年总结

(1997-2001)

 

　　1997年4月14日，星期一，我乘飞机抵达上海，在八年的国外生活以后重新开始了在中国的生活。今天是2001年4月14日，从那时算起，四年过去了。

　　四年也许仅仅占到我全部生命的二十分之一。但这四年对我却很不寻常，因为它可能最终确定了我一生的命运。这里的主要原因是我所回到的中国处在一种几乎是全面腐化的状态中，这种状态具有非常强大的同化能力：所以抗同化成了我在这四年的主要问题，而这个问题又直接牵涉到生活的意义。实际上，在我迄今为止的生命中，我在这四年内才第一次真正直面了人生意义的问题，也才在自我意识的意义上确定了自己的命运。虽然1997年我踏上上海土地的时候，心理上做好了插队准备。但后来我发现1997年和1968年（下乡插队年）对我的两个重大区别。1968年我没有任何机会，欲积极而不能；1997年我拥有很多机会，思清静却难为。同时插队时单身一人，可以我行我素；回国时我在国内的亲人希望得到我的帮助，在国外的妻子希望我摆脱“贫困化”；而我也完全明白自己对家庭的责任。不过，尽管有这些区别，但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性和对某种心灵境界的追求，使我在这四年的抗同化过程中没有出现什么思想波动：我的思想是稳定的，轨迹是清晰的。在全方位腐败的社会风气中，我肯定做过一些不完全符合自我规范的事情，但在所有比较重要的事情上，我抵抗住了同化。我体会到，即使我在国内没有做出其他事情，只要我不被同化到腐败的制度和风气中，我就成功了。今天，我可以说，在这四年里，我在抗同化上是成功的。同时，我还做出了一些自己的工作。我相信，再过二十年，如果自己尚健而回忆这四年经历的时候，心情将是平静甚至幸福的。

 

一．物质生活

 

　　四年前刚到上海时，我对当时个人的物质条件和周围的环境污染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我没有向我的工作单位上海财经大学提出任何实质性要求。四年前的今天，当我回到我出国前的复旦大学教工宿舍的家中时，马桶不灵，厨房的豌筷都是污迹， 屋内满是霉味。我整理出一张床板用板凳搭了睡觉。手头只有从德国带回来的50马克（200多元人民币）。最初的月工资为800元左右。感谢朋友和上海财经大学借给我钱，让我装了电话，让我能够看望一下住在外地的父母亲，也让我能够买一些国内的专业书籍。应当感谢德国政府劳动部向我提供了回国第一年的生活补贴 (我自己决定不把这笔补贴带回国内的)，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在上海提供给我一台计算机。后者直接帮助了我的工作起步。
　　四年过去了，我的物质生活状况有了根本的好转。我有了自己的房子（尽管还有贷款待清）；月工资升到了3600元，是四年前的三倍半。2001年3月我的金融资产约15000元，是四年前的75倍。四年来，除了1997年为了父亲80寿辰的费用而打过一次工以外，我没有争取过任何本职工作以外的收入。当然，我的物质基础还很薄弱，但它是稳定的。就是说，仅仅依靠本职工作的收入，我已经为自己打下了一个稳定的物质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不需要很多地考虑金钱问题，从而有了思考和从事专业工作的时间。
　　在这期间，从1999年9月开始，我征得上海财经大学的同意，兼任同济大学中德学院企业管理学的工作，并由此获得每月1000马克的补助。这笔补助使我能够支持我的孩子在德国就学。我曾经试图仅仅在经济学专业工作而获得这样的经济能力，但失败了。随着收入的增长，未来我可能更多地为他人负一些经济责任。但我不准备为此而争取本职工作外的收入，在这点上，我是和抗同化联系起来的。

 

二．教学

 

　　我对自己的专业定位是理论经济学。我在上海财经大学在经济学领域工作，在同济大学在管理学领域工作。由于我对管理学只有一知半解的知识，在教学中我基本上处于边学边教的状态。一方面受自己的科研兴趣和知识结构所限，另一方面也没有决心把时间大量投入到管理学上，所以我没有做出任何事情。尽管前两年打算过把时间投入的重点转向管理学，但由于在经济学方面自己总有许多问题在思考，所以没有实现。现在我放弃了这样的打算。目前的想法是争取同济大学的工作也往经济学方面转，自以为这对学生对自己对大众都有好处。毕竟愿意搞管理学的人比愿意搞经济学的人多得多；同时自己将近五十，即使我完全转入管理学，做出成就的可能性也渺茫；对照自己所放弃的个人生活和追求亦不值得。所以目前的打算是管理学方面的工作仍然维持在边学边教的水平，并且随时准备退出该领域。
　　四年来我的工作主要在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就教学来说，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特色。四年前，当我第一次上课并把西方专业杂志的文献交给硕士研究生阅读的时候，学生都要求我讲课。我坚决拒绝了。我明确告诉他们，老师讲、学生听、课后写一篇没有意义的议论文或通过简单考试来结业的时代必须结束；他们必须直接读专业文献，必须按类似专业文献的要求撰写课程论文。我的课程总是以国外的最新教科书或专业杂志文献为参考教材。即使直接有关中国现实的上课部分，也和国内专业杂志上有学术深度的文献相联系。当然，这要求我把大量时间花费在上课上，尤其是那些教科书、文献，大多数我自己也没有使用过或阅读过，我必须边学边教。同时，我每个学期上的课、使用的文献几乎都不一样。应当说这往往是很辛苦的。在国内，学生总是把希望寄托在老师身上，不懂的地方问老师，甚至上课做报告的中途突然说做不下去了，让老师讲。这和国外学生完全依靠自己读通文献的情形大相径庭。不过，我渐渐地体会到，上课首先是一个自己学习的途径。没有这样的途径，很多文献我自己根本不会去读，国际上的学科发展我可能根本不会去了解。四年后的今天，应当说我的这种读文献、写课程论文并做报告、以课程论文为基础考试的上课方式已经被大部分学生接受。更多的老师也开始采用这样的方式。
　　在实践中，我强烈感到理论经济学教学的两大问题。一是思考方法粗放。学生被传授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还是大而广之地讨论问题，分析的成份太少；同时还有强烈的宣传工作的思维方式。二是内容陈旧，教学内容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这和理论经济学教学在总体上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为主密不可分。它在目前还很难完全改观。不过，在我所及的范围内，我明确地告诉学生他们必须毫不留情地抛弃他们所习惯了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否则他们在学术上就不会有前途。我参与执教的是西方经济学及相关课程。我完全支持和我一同开始这四年工作的朱保华老师对教学内容的重大改革，希望把教学内容全面向西方高质量的教科书看齐。我们深深地感到整个经济学课程体系、教学水平、教育方向、师资都急需改革。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必须扭转整个教学制度向低水平的教师和学生看齐、让教学制度和社会腐败同化的方向。这方面今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三．科研

 

　　四年来，我的科研工作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解释。1998年发表的“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一种可能机制”，便试图系统地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在那篇文章里，我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一般理论出发，尤其在自己早先提出的自耕农模型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可能遵循的一种机制或规律。在我了解的范围内，似乎还没有人像我在那篇文章里那样提出和解决问题。应当说那篇文章代表了我在经济学上达到的顶峰。它既表示我终于幸运地做成了一件事情，也表示我不再可能有新的发展。所以，后来我做的科研工作，基本上只是在所达到的平面上外推。四年中做的外推工作大概只是两个方向，一是推及到目前中国经济改革结束后，二是推展到中国的整个现代经济发展史。这两个工作基本上是成功的。他们表明我提出的模型和机制对中国经济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是，我还没有把自己提出的理论推及到当前的中国现实。这应该是自己从现在开始的重点工作。
　　在2000年我把自己将近20年前写作的“略论服务业资本”公开发表。该文虽然不是这四年的工作成果，但它是我十分重视的另一个科研工作，在适当机会将它公开发表是我直到那时的宿愿。
　　其他科研工作也做过一些，但在自己的心目中并不重要，代表不了自己的工作。
　　同时，在这四年里，我没有写过任何“伪学术”的文章，没有为完成科研工作量而拼凑文字，也没有写过任何违反自己心愿的作品，亦没有参加过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在学术上我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我的科研工作量确实不多，也是值得自己严重注意的。在现实生活中，我常常把不重要的事情放在前面，以为完成了它们再来静心思索。但实际上那些事情总是无限多，不可能完成的。因此，今后看来还是要更多地放弃一些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上海财经大学1998年专门为我提出的项目“中国实证经济学的体系和方法”拨出12万元。这使我的科研有了充足的资金。为此我对上海财经大学怀有深深的感谢之情。

 

四．人生思索

 

　　四年里，抗同化的问题促使我先是不自觉地、后来自觉地思考着人生的意义。在这四年中我明确认识到自己在个体之间的常规竞争中注定是个失败者。同时，我在中国的单身生活意味着我对自己所珍视的一部分人生内容尤其是夫妻生活的放弃。放弃亦是失败。失败的认识也促使我思考人生的意义。况且，如果说我的失败至少部分是我自己的选择，但它给我妻子造成的损害，却违反了我不伤害别人的准则：我自己的准则和我自己的选择出现了矛盾。我把社会看成善的，并首先考虑坦诚待人。但我比较地走到了极端，在很大程度上自觉地选择了财富、职位、名誉竞争中的败者角色，从而导致了自己在夫妻感情关系中的失败，并使她受到了损害。为此我将承担责任。
　　我的孩子给我的理解令我欣慰。我是在确信他基本形成了对社会的责任感和获得了学习能力后才离开他的。但他能否做出一些超出普通职业范围的事情还取决于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而我相信我在中国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离开了他。但只要我们在一起，他总会主动地拉起歌曲“血染的风采”（只是我们都超脱了国家的概念），使我很感动。我有许多相互理解甚至相互欣赏的朋友、同事、学生和家人。他们给我的关心和帮助既使我在心灵内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也在实务上减少了我的困难。因此，在自认败者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平静的。像我这样一个出身于下层的人，缺乏学校训练、从16岁起就自谋生计，25岁才带着残缺不全的知识步入学校，但受到的又几乎全是过时的教育，而能达到今天这样生活稳定、工作自由、心境平静、未来被迫改变自己的风险不大而且还有很多知音者的状况，世界给予我的是太多了，远远超出我作为失败者所放弃所丢失的；另一方面，我不但是以光明正大的方式领取了世界给予我的，而且也用自己的努力为世界为他人做了一些工作。因此，我想我能够坦然地面对这个世界。生活对于我无疑有苦涩的一面，某些东西的放弃会造成我长久的遗憾，但我更深地体会到的是生活的美丽，因为人生最美好的东西如思维的自由、心情的平静、朋友的相知，我都已经获得。
　　今后呢？我的大概可以算是好的素质有1. 喜欢思索，所以需要自由时间；2. 不愿意把自己的思考直接和现实利益联系起来；3. 认为仅思考不行为，仅批评不做事的方式缺乏道德和人格的力量，所以想把思考和行为联系起来。如同我的一些坏的素质难以改变一样，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备改变这些自以为不算坏的素质。但它们不但规定了我这四年的生命轨迹，也基本决定了我的未来。可是，在具体的形式上，在回国四年后的今天，我却面临着两种困难的选择：
　　第一，继续往技术化的经济学方向发展，还是更多地转向社会学、哲学。我的感觉是中国已经解决了如何富裕的经济学问题。中国以及人类现在面临的理论问题是富裕和自然环境、人文道德的关系以及公民的参与。我最初读书是从哲学开始的，并且始终对类似问题有兴趣，但这些问题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
　　第二，继续在学术上发展，还是更多地关注社会。在这四年里，我感到仅仅自己抗同化是不够的，社会腐败的治理需要制度的更新，而自己也有责任做些超出书本的工作。但这无疑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不利，而我觉得尽管我在经济学研究上走到了自己能达到的顶峰，但自己还有许多经济学以及社会科学的问题需要探索。
　　当然，不管我如何决定，我对人生的感悟不会改变了，改变的将只是生命的具体表现。

 

2001年4月17日完稿于上海

 

{这是五年前为自己写的一个总结，曾给若干朋友看过。这次发表时对涉及他人的字句有个别改动。

胡景北 2006年4月12日}

“夜话”2006年第14期                                    2006年7月26日

 

从农家的小桌子想起

――我的1971年农村日记（1）

 

       十多天前，在湘西山区一个农家里，凹凸不平的泥土地面，被烟熏黑的屋顶，低矮昏暗的房间，我轻轻地问一个赤着脚丫的小女孩在哪里写字做作业。她指着墙边的小桌子说：“在那里”。

那是一张大约60厘米高、60厘米宽的酱色旧桌子。上面放着我不敢正视的“脏”碗。那也是这家农民仅有的一张桌子。小女孩常常坐在小凳子上，在那里写字。

我突然激动起来。三十多年前，比她略大的年龄，我也是如此，在这样的房子里，伏在这样的桌子上写字。只是我的桌子是桔色的；我已经离开学校，每天写的不是作业，而是日记。

       从15岁到24岁，我在农村度过。那时候，和我同龄的同村男青年都在上学。可我是作为劳动力来到农村劳动、作为城市青年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所以我已经无学可上。因此，我本来不应当再与文字有缘，但是，上天给了我一张小桌子，一张涂着让人开朗的桔色的小桌子让我写字。现在，除了日记本，这张小桌子是唯一一件依然在我身边的农村时期的物品。

今天，我把自己保存下来的农村日记中的第一本输入计算机并且公开。日记里记载的是我的一段历史，也是中国青年和中国社会的一段历史。我是坚持着读完自己日记的。在阅读过程中，我既常常脸上发烧，亦常常心潮澎湃。然而，无论是善是恶，是美是丑，是好是坏，一个人必须正视自己的历史，特别是白纸黑字记载下来的历史。虽然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可以变化，但历史事实是不可改变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现实，也敢于正视历史。那天在湘西，我终于正视了小女孩家用的饭碗，那些从没有仔细刷洗过的放在小桌子上的饭碗。今天，我也需要直面自己那些在小桌子上记录下来的历史。

在重读这些日记之前，我知道我曾响应着毛泽东的号召，自觉地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知道我曾深受专制思想的影响；我知道自己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和沉重劳动；我也知道无论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我对自己没有丧失过信心。可是，我没有想到，在我记忆中引为骄傲的这些日记，大部分内容竟然类似报纸摘要；我没有想到，我曾经那样虔诚地相信着“二报一刊”，把它上面的每句话都当成真的；我没有想到，我曾经那样热烈地把毛泽东作为中国和世界的唯一救星，即使林彪事件发生、毛泽东的做法受到许多人怀疑后，我仍然坚定地相信他是绝对正确的。今天，在这些日记面前，我必须承认，我的青春时期是学习、接受专制思想并把它融入血液的时期。我完全不知道世界，我真诚地相信毛泽东思想是人类文明的所能达到的顶峰，生活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自己是精神上最幸福、物质上最享受（因为资本主义下的人民生活在缺衣少食的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所以，无论农村生活多么苦，劳动多么累，我都坦然地接受，而没有任何独立的想法，没有任何自由的思考。

我是幸运的。上天给了我一张小桌子，让我写字，让我学习，让我成为有知识的人；我又是不幸的，在小桌子上把“独尊毛泽东”的专制主义当成唯一正确的文字写了下来，因此，我在小桌子上记录下来的大部分知识又是无用的。如今，当我终于排出满是专制主义毒素的血液，换上新的血液、从而能够呼吁学术自由的时候，我对主张“独尊马学”的刘国光和其他学者的个人际遇有着深刻的同情，因为他们和我在绝对专制的环境下写过同样真诚的文字，因为换血的过程是那么地痛苦，我们实在难以指望大部分人能够承受。另一方面，想到今天仍然伏在小桌子上写字的湘西小女孩，我却又不能够不大义凛然地反对刘国光们提出的专制主义回潮。今天，中国已经远远走出了绝对专制的状态。我的同龄农村朋友在上中学时，连物理、化学课程都不允许上，因为这两个名称是资产阶级的；语文课本则等同于政治教材。湘西的小女孩今天虽然还必须接受某种政治说教，但学校教授的知识毕竟大大扩宽了，世界也在她面前敞开了大门，所以，她在小桌子上记录下来的知识，大部分将是有用的。中国只有在继续减少专制、继续扩大自由民主的方向上前行，湘西小女孩的未来才有保证。因此，我希望自己当年在小桌子上写的日记既可以给我以做人做事的教训，也可以提醒我自己和别人不但看到中国的变化，而且认识到中国变化的正确方向。

“夜话”2006年第14期，2006年7月26日

 

 

附录：我的日记（1971.01.27－1971.05.15）或点击下载

【这段时期日记的全文请见文件：胡景北日记 I（1971.01.27－1971.05.15）】

注：1968年，在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从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来到江苏省句容县宝华人民公社凤坛大队建华生产队（现改名为江苏省句容市宝华乡凤坛行政村建华生产组）。从那时起到1977年，我在那里作为一个农民生活和劳动。就大的政治和文化形势来说，那是一个疾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68年）基本结束、思想革命化或者说文化法西斯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在那一阶段达到顶峰后，又继续向社会基层结构扩张和向人的心灵渗透的时代；从经济形势来说，那是一个计划经济和物质匮乏的时代，是一个农民通过沉重的体力劳动才能够获得基本物质生存资料的时代。

我在农村生活的年龄是15岁至24岁。在那段时间里，我写下了一些日记，估计超过50万字。现在，部分日记已经丢失；尚保有的日记，有一些字迹已经模糊，一些纸页已经粉末化。为了保存这些个人历史记录，谨打印于此。

本文件是1971年1月27日到1971年5月15日的日记。按照过去某个时候的整理，它应当是那时保存的第四本日记。如今它是还保存着的第一本日记。

在打印这些日记时，没有对其做任何修改，也没有对文法错误或内容难以理解之处做任何解释或附注。考虑到这些日记所记载的人、事已经过去30多年，所以对涉及的人、事，没有做任何“避讳”性质的修改。

不过，这里的打印文件可能存在个别打字错误。

2006年7月28日

 

 

1971年1月27日

 

很凑巧，新的一年日记，从新的日记本第一页记起。

春节，是我国人民传统的节日，它预示着春天的来到。

哥哥今年不回宁了。寄来一封信，内有一段，也很能表达我的心意。他说：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新年佳节里，我也不由得遥望南天，浮想联翩。我们全家六口人，分居五处，你们和我虽相距四、五千里，但心却相连。尤其我们兄弟姊妹，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广阔天地里，处处受到党和人民的教育和关怀，时时在进步中，是深引骄傲的。我们的一生都交给党和人民来安排，一切都献于共产主义事业，我们的前程必将是光辉灿烂的。想到这些，还有什么可难过的呢？”

 

 

1月28日

 

关磊于二十五日回宁，今天来我家玩玩。下午，从内蒙回宁的沙震国、严圭、周铮，接着章铮也来玩玩。下晚，我亦去房守为家玩玩。

上午和关磊观看了东方红路画廊。画廊里展出了我国一片大好的国内形势和一片大好的国际形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最引人久久不肯离去。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靠毛主席领导，每一步路都靠毛主席指引。你看：去安源，会井冈，到北京，毛主席率领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披荆斩棘，推翻了三座大山，烈火中诞生了新中国。你看，从开国大典，到国庆二十八周年，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高饶联盟的失败，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破产，从八大到九大，新中国的每一步，都是毛主席指引，每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导师，是世界人民最伟大的领袖，是工农大军最伟大的统帅，是革命航船最伟大的舵手，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对我们青年人寄予无限的希望，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希望，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

 

 

1月29日

 

下午到人民公园参观了“井冈山的斗争”展览，瞻仰了“毛主席诗词”展览。毛主席诗词展览馆展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三十七首诗词，充分表现出：毛主席不仅是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最伟大的诗人。

《井冈山的斗争》展览展出了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伟大革命实践。井冈山的道路，是我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亚、非、拉各国人民已纷纷走上这条道路。

晚上到小学同学刘维维家玩玩。他现在南京煤气公司，情绪很好。

南京现在工业战线形势大好。九四二四工程第一期已完成，西钢出铁，储气柜只用六十八天就造好了，开创了煤气工业的先例。郊区又发现了石膏矿。工业战线正在大跃进。

 

 

1月30日

 

上午到彭士林家，下午到沙声平家，又遇关磊与老杨来找，大家谈谈农村情况，都表示在七一年要大干一场。

批判刘少奇反对、诋毁“井冈山道路”的反动谬论。井冈山道路，即在农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道路，是我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对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重大发展，是毛主席对世界革命的伟大贡献。它比十月革命斗争形式更具有普遍意义。

可是，大叛徒刘少奇却说什么：不管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先城市后农村，都能取得胜利。这是刘少奇反对井冈山道路的铁证。

在中国，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井冈山道路，还是走先城市后乡村的道路，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新老修正主义激烈斗争的问题，这两条道路，只有一条是对的，根本不像刘少奇所说随便哪一条都行。刘少奇这种说法的罪恶目的有二：1、树立他的威信，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井冈山道路是毛主席亲手开辟的。而刘少奇害怕艰苦，不愿到山区农村去，躲在大城市里，搞什么白区斗争。刘少奇一直企图把白区斗争凌驾于武装斗争之上，拼命反对武装夺取政权。2、破坏世界革命。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像中国这样的。在这些国家里，农村是极其广阔的，而阶级敌人势力较小，城市较少，资产阶级势力较强，所以，革命政党必须以乡村为中心，在乡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才能取得胜利。刘少奇却要把革命政党拉回城市，让他们迷醉于议会斗争，罢工罢课，而不能最后夺取政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押上了历史审判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真理已深入人心，各国人民纷纷走井冈山道路，到处点燃了井冈山的烽火，星星之火，已经燎原。井冈山道路越走越宽广。

 

 

1月31日

 

房守为同志在农村过个革命化的春节，于昨晚才回宁。今天上午到我家来玩，和他谈谈。

晚吴宗宁来找，谈谈农村情况。

浙江省新省委顺利诞生。南萍同志任第一书记。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建党路线的胜利》，社论着重提出了路线和作风问题。路线问题决定一切，我们要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风是路线和世界观的反映，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力量。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保证。当前主要任务是反骄破满。

 

 

2月1日

 

上午整顿内务，决定带本《农业基础知识》回乡，要搞些科学实验。

下午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学习方法》、《鲁迅和他的教导青年的话》还给彭士林，接着回乡。

强烈抗议

从我们在3月29日就电话号码 135 8552 7835　的骚扰提出抗议后，该号码虽然不再骚扰我们，但三个新号码 135 6403 4527， 135 0192 8591， 136 4169 7562 　开始对胡景北教授和本教研室不断骚扰和威胁。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且要求肇事者立即停止骚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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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6年第8期                                                            2006年4月24日

 面对骚扰威胁，我将微笑向前

       许多天来，我的朋友、同事生活在由骚扰和威胁造成的恐怖中，甚至一天得不到我的消息就担心出事。一种恐怖主义，一种善良的人们以为是另外一个世界才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竟然就笼罩了我们自己。

指向我本人的骚扰和威胁理由，开始的说法是我与许多女性之间存在着暧昧关系，那些男士要报仇。可由于这种诽谤太不可信，它很快烟消云散。接着的说法是我宣传私有化，下岗工人要报仇。说我宣传私有化，倒不是诽谤。但以下岗工人名义威胁我，则不可信。我的亲戚是下岗工人，从来没有手机，更不用说买许多手机或手机号码了。

男女关系和私有化分别属于私德和公德范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既重视私德也重视公德，并且把私德的纯洁视为一个人参与社会事务、学术研究的心理基础。儒家的修齐治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儒家看来，不修身又何能齐家，更况治国、平天下？孔子明确认为学者应当先修身而后学。我的朋友曾把修身达致的人格总结为高贵/平实/深刻/纯洁/正直五点给我。而在人世中，男性的人格首先表现在他对女性的高贵和尊重风度、平实和爱护态度上。男性与女性关系可以分成爱情、亲情、友情、同情、色情、事情许多种。在爱情上，我是完美主义者。在事情上，我不是功利主义者。一个男性获得爱情的前提是其自身的高贵和平实。我追求爱情，珍视亲情、友情，给女性更多同情，但蔑视没有爱情的色情，摈弃滥用友情的事情。男女两性之间的这些关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区分的，而我恰恰清楚地分开了它们，所以，我可以郑重地宣布：我和我所接触的每一位女性的关系都是明晰的，不存在任何暧昧关系。

正是因为对个人私德的信心，我才参与了公共事务，有了公德问题。在公德上，我主张私有化。这是因为我认识到，国有企业只有在汪洋大海般的私有企业中间才能够学会游泳。而后者靠自身从小溪小河来长成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国有企业应当转变为私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确实造成了一些人的失业。学者无疑应当重视私有化中的失业和公正问题。而我恰恰又是中国特别重视公正私有化的少数学者之一。所以，我同样可以郑重地宣布：我的观点既非错误，我也没有利用自己的观点去获得任何不正当的个人利益。

在公德上，我主张自由尤其学术自由。2005年，中国经济学界出现强烈的学术专制回潮。第一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刘国光等人公开提出回到文化大革命那种“独尊马学”。一时间专制主义竟然呈现“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被刘国光当作对立面代表的林毅夫需要三次请求，并解释和刘国光没有原则分歧，才得到刘国光接见。学术专制和学术自由两者泾渭分明，如何可能“没有原则分歧”？其实，即使林毅夫下跪，一旦专制再起、“反右”/文革重来，他同样逃不脱牢狱之灾、“冤屈”之哀。福建集美中学那么多纯真学生放弃海外生活，投身祖国建设，可在文革中有几人没有被打成“里通外国的反革命”？所以，下跪是没有用的。在学术专制面前，一个人只有站起来，他才能在维护原则的同时真正地保护自己。中国的学术、中国的学者、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只有和学术自由联系在一起才有前途。2005年我站起来了。尽管我的明确反对学术专制的立场得罪了许多，可在这里，我也郑重地宣布：为了学术自由，我将永远站着。

有人以为骚扰和威胁或者更严重的不正当行为会迫使我屈服和下跪。但是，如果他们了解我当农民时裤脚一卷便下粪池干活的情形，如果了解我毫无怨言地接受扫马路工作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即使不能复来，亦当散尽千金”的情形，如果了解我“生既有爱，死亦何妨”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呼吁公开私有化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在家洗衣服拖地板的情形，那么，他们应当明白恐怖行为对我是没有用处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贫贱我经历了，不淫、不移我做到了；个人恐怖主义式的威武我正在经历，我同样将做到不屈。

人类在二十世纪取得的最大进步是对个人自由的认识。它为我们强调女性尊严、呼吁社会公正、要求学术独立打下了坚实的道义基础。人类也在二十世纪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包括骚扰威胁在内的一切恐怖行为的目的是把别人置于恐惧之中，一切专制的要义也是把臣民置于恐惧之中。所谓“伴君如伴虎”指的正是这类恐惧。我的朋友、同事和我自己都有权利享有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而我本人作为骚扰威胁的所指，更有责任为朋友、同事消除因我所起、为我所虑的恐惧。一方面，我深深地同情骚扰者威胁者，衷心希望他们自重。另一方面，我强烈谴责事实上的个人恐怖主义，强烈要求肇事者立即停止骚扰和威胁。同时，做为一个学者，我明白只有消除专制，消除国家专制、单位专制、家庭专制，只有建立法治国家和养成法治心理，包括我自己以及肇事者在内的每一个人才能消除恐惧，享有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所以，为了爱，为了自由的信念，为了朋友和同事，即使面对骚扰、威胁和专制，我也不会在私德和公德上降低自己的人格，我也将微笑向前。

“夜话”2007年第9期                                                                2007年5月5日

 

三十年农村变迁

 

    今年五一长假，我走访了年轻时生活了八年多的村庄。离开那里已经三十年了。

    那是1977年，也是五月份，农活开始紧张起来。农民每天一早下地，到太阳下山才能收工。因此，离开村庄，离开急需劳动力的生产队，心里多少有些不安。所以，我理解交白卷的张铁生在白卷上写下了感言：他无法在乡亲们辛苦劳作的同时安心地复习备考。在当时情况下，我也许会像张铁生那样做出参加体力劳动而非复习的选择。另一方面，那样的选择在不同时代都可能出现。三个月前，我参观了杰克·伦敦（Jack London）纪念馆，知道他曾因成绩差而被三年制学院开除，他发奋读书并考取了四年制大学，可为了帮助父母维持生计，他没有读完一年便退学了：他同样无法在父母亲辛苦劳作的同时安心读书。

    问题是，为什么三十年前农民必须那么辛苦，农业必需那么多劳动力，以至于我们不参加劳动就于心不安？

    三十年后的现在，当我和年轻时的朋友坐在一起“忆苦思甜”时，我们感受最深的是农民现在舒服多了，农业劳动轻松多了。我们也才发现，农活本来不需要那么辛苦，农业本来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

    三十年前，我所在的生产队，120亩地，50个劳动力，无论按照今天的标准还是按照七十年前中国学者思考中国工业化时的标准，劳动力都是太多，都应当转移出农业。可是，三十年前，中国大陆有谁觉悟到农民太多呢？我们缺少农民，缺少人，每一个达到劳动年龄的人都必须下地干活。学校在农忙时专门放假（“忙假”），让学生回生产队干活。几个外出务工的农民必须回队劳动，否则家里就分不到粮食。一年365天，我们也就在春节休息三、五天，甚至在“过革命化的春节”号召下，正月初二就干活了。农田有数不尽的活儿要干。春季的麦田拔草、施肥、清猪圈、捞塘泥，割草，做草塘泥、夏季的收麦、插秧、交公粮、稻田拔稗、施化肥农药、收早稻种晚稻，秋季的收稻、交粮、挖墒、种麦，冬季的清墒、植树、水利。平时每天太阳出山就干活，太阳下山才收工。农忙时，天蒙蒙亮便开始挑肥料、整地、拔秧；天黑后还要挑把子、脱粒，早班、晚班甚至夜班连轴干。那时候，田里种什么作物是由政府规定的。我所在村庄位于江苏省南部，历史上实行的是两作制：秋末种麦、夏初种稻。我在农村期间，政府又安排改三作制、种双季稻，即冬初种麦、夏初早稻、秋初晚稻。农民也就更忙更累。作为农民，当时觉得我们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人，缺劳动力。我们太辛苦了；甚至那么辛苦，也满足不了政府加大农业劳动投入的要求。我们生产队不但欢迎政府派下的知青落户劳动，当时有位自称中专毕业的男性青年，不知何故经过我队而又没有确定去处，队里竟也高兴地收留了这个劳动力。

    今年重返生产队（已改名为“村民小组”），最大的感受就是农民劳动少了，劳动强度低了。许多农活根本消失了。割草挑粪、积肥拔稗、挖墒清墒之类的劳动，现在没有人再干了。三作制、双季稻二十年前就废除了，理由是人太苦。如今农民干脆连两作制亦放弃了：麦子不种了，一年仅种一茬稻子。在他们看来，一茬稻子收成够吃了；粮食价格便宜，种麦收麦又苦又累，所以不种了。即使稻子一茬，农民也无须特别劳累：田平整好直接洒稻种，既不要在水还冷得彻骨时下田育秧，也无需脸朝黄土背朝天插秧了；到收获时还雇收割机来帮忙。所以，现在不但学校不必放假支农，外出做工的农民无需回家帮忙，就是留在村庄的农民也没有早班、晚班、夜班可干了。一年365天，种田无需100天。三十年前的五月初，正是积肥的关键时期，我们在每块田的角落堆一个高高的肥料堆，以便麦子收割后就近挑肥料压田，因此田野上到处可以看到挑担子的农民。如今田野上没有人影。农民不是外出打工，就是休闲在家：农民倒真是多了，因为没有农活可干了。我到了各户人家，除了个别人在菜地干活外，大多数人都在休闲。因此，假设今天还有像张铁生那样对农活不能置之不理的青年，他们也有许多时间安心学习了。

    三十年不算长。农民多甚至过剩也不是百年可以形成的现象。可是，为什么三十年前中国那么地缺少农民以至于需要他们那么地辛苦劳作呢？学者们也许会提出各种解释。作为三十年前农民的我和始终是农民的我的朋友，我们的感觉是因为政府现在不强迫了。政府不再强迫农民交公粮（可城市人却也没有缺粮！），也不管农民如何种田，甚至还扔掉了“为革命种田”的神圣光环。三十年前，不说种麦交公粮的大事，就是“人积百担肥”、“墒挖半尺深”的号召，就让农民疲于奔命、苦于劳作。三十年后，农民管自己的田地、自己的吃饭和收入，粮食既不见少，劳作也大为轻松。据说近几年的民意调查发现农民的幸福感最强。我原先不相信。这次重返农村，在惊奇于麦地里竟然有牛散步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以为的麦地，长着的原来是一片野草，也才领悟古时文人感叹的“农家乐也”，也许正回到现代中国的农家。

“夜话”2006年第16期                                                            2006年9月6日

 

 

浅谈经济学直觉

 

       最近，我就经济学与数学关系和如何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写了两篇夜话。在那里，我强调了数学尤其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性。在这篇夜话里，我想强调经济学直觉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数学不能代替经济学，逻辑思维能力也不能代替经济学直觉。纳什（Nash）、格兰杰（Granger）这样的大家虽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们更多地是数学家（如果把统计学也归入数学的话），他们的研究更多涉及的是形式结构的数学，而不是这一结构的特定内容；可作为经验科学，经济学和物理学一样，需要探讨的恰恰是内容。

 

那么，什么是经济学直觉呢？在我看来，经济学直觉是提出经济学问题的能力。经济学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一旦从这点出发，我们就得遵循逻辑，严格地引出思路，一步一步地得出结论。而在出发点的确定上，我们缺乏明确的逻辑，所以需要直觉。就此而言，直觉先于逻辑，提出经济学问题先于经济学的数学建模和逻辑推导。爱因斯坦说得好：“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方向看旧问题，则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物理学的进化》）。爱因斯坦在这里说的科学是物理学，但他的观点对经济学同样适用。

 

我们举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例子说明爱因斯坦的观点。一般均衡理论通常又称为市场经济理论或者价格理论，它是经济学的核心。斯密（Smith）最早提出了自由和平等交易的市场活动将引导自利的个人达致社会的福祉。斯密的说法更像一个假想或者一种信念，他仅仅提出了问题，并没有证明。瓦尔拉（Walras）为斯密的问题建立了最初的数学结构，把价格理论转变为学术上的一般均衡理论，从而正式拉开解决斯密问题的序幕。瓦尔德（Wald）首先指出瓦尔拉一般均衡体系得以成立的数学条件。德布鲁（Debreu）在斯密提出问题的近200年以后解决了它。德布鲁为此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们四人中，瓦尔德和德布鲁贡献的更多地属于爱因斯坦所说的“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这样的技巧在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它们本质上是数学的而非经济学的。相反，斯密和瓦尔拉的贡献是经济学的。斯密提出经济学问题，瓦尔拉在近100年后把斯密问题引向新的方向（而它成为经济学在二十世纪的主导方向）。尽管他们两人没有解决问题，但在大部分经济学家眼中，斯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瓦尔拉是一般均衡理论创始人。如果科学进步可以有重要性不等之分的话，那么，斯密和瓦尔拉所实现的经济学进步，比瓦尔德和德布鲁的贡献重要得多。

 

对经济学的学生和学者来说，数学是重要的，但经济学更为重要。这同时还是因为，经济学还没有达到物理学100年前的水准。在现在和今后一段很长时间内，许多经济学问题还不能甚至还不必要以数学方式提出。此外，很多问题提出后，其解决也需要经过大量的经济学思索，才能进一步发展出它们的数学结构。所以，除了经济学知识外，提出经济学问题的经济学直觉是非常重要的。不过，经济学直觉并不就等于对现实经济状况的了解。我们每天都面对着经济问题，每天都和市场、货币打交道。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经济世界中（当然不仅仅是经济世界），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许许多多事情都和经济有关。生活会让我们生发出经济的感觉。比如购物时，我们有意识甚至无意识地就会选择价廉物美的物品。我们也会提出问题，比如为什么某种商品今天的价格提高了。这些是我们的市场直觉或者经济直觉，以及我们的经济问题。但是，它们还是一种来自现实的感觉，还说不上经济学直觉。我们提出的问题也还算不上经济学问题。例如，企业界、政府界人士常常到大学做报告。这些报告引人入胜的地方是报告者对经济现象的了解，是他们从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这些报告者又不必然具有经济学的直觉，他们提出的问题常常不是经济学问题。

 

童年时，我们在课堂上学过牛顿问“苹果为什么落到地面”的故事，并且自己也问过同样或者类似的问题。这是一类物理或者自然现象问题，但它远远不是物理学问题。要成为物理学问题，它还得一般化。牛顿的贡献正是在于他把苹果落地问题转变成“物体为什么会落到地面”问题。虽然他的引力概念还具有神秘的色彩，但他利用这个概念不但能够解释苹果落地、月亮不落地的问题，而且能够展开物体相互作用的数学结构。物理学的另一个著名例子，是爱因斯坦说的一个站在铁路旁的观察者提出的问题：在行进中的火车上行走的乘客走的有多快？这个问题虽然比苹果为什么落地复杂，但也还是个物理问题；而当爱因斯坦由此普遍化为速度相加的一般问题时，它就成了物理学问题。这些物理学的著名例子表明，针对特殊现象提出的问题更象常识问题，只有把这类问题一般化，我们才能够提出科学问题，提出物理学问题、经济学问题或者其它科学问题，从而找到逻辑得以展开的理论出发点。

 

经济学中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斯密如果仅仅提出制针的分工如何提高制针企业甚至行业的生产率问题，他还只是为普通经济学家；可当他把分工概念一般化从而把分工和市场以及价格机制联系起来的时候，他就成了经济学的大家。科斯（Coase）如果仅仅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甲企业和乙企业为什么合并”的问题上，他提出的还只是经济问题而非经济学问题。当他把问题变为“一个企业的边界在哪里”时，他提出了经济学问题，我们也就经常读到别人对他的经济学直觉的赞誉。格申克龙（Gerschenkron）和刘易斯（Lewis）是同时代人。前者曾经列举了经济落后的几十种表现，但后者仅仅抓住一种表现即劳动严重过剩，把其它提升为劳动无限供给，便创立了现代经济发展理论。

 

我自己经历的一个激动人心的例子是增长经济学。六十多年前，哈罗德（Harrod）、多马（Domar）从凯恩斯理论（Keynes）出发，研究投资和储蓄的跨期或长期均衡，并提出最早的增长模型，以至于有接踵而来的卡尔多（Kaldor）等人的新剑桥模型、索罗（Solow）等人的新古典模型等。但后来卡尔多提出资本生产率不变是经济长期增长特征的大胆假想。这个假想彻底改变了增长经济学的方向，把它从凯恩斯经济学的延伸转变为独立的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专门学科，而其解释的核心问题就是资本生产率为什么不变。任何一个国家的统计资料都表明资本生产率不断变化。从这些资料中得出长期资本生产率不变的假想，需要的不是对经济现象的进一步了解，而是深入的思考和思维的跳跃，是一种经济学直觉。就增长经济学而言，卡尔多的经济学直觉，可以和伽利略提出如果无摩擦、物体会如何运动时的物理学直觉比美。卡尔多假想的意义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在经济学说史上，李嘉图（Ricardo）最早清楚地提出了资本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马克思接受了李嘉图的想法，改称为中国学生人人皆知的“利润率递减规律”。凯恩斯再次确认了这个趋势。同时，在新古典理论中，边际生产率递减又是经济学基本规律之一。边际生产率递减，平均生产率自然早迟也得递减。因此，资本生产率从而利润率递减成了卡尔多之前经济学家和知识界公认的常识。这一常识又成为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不信任的理论根源。因为，只要资本多了，利润率便会趋向于零，市场经济便将结束。卡尔多的假想彻底扭转了这一思维方向，而增长经济学也随之转向，把解释重点转为长期资本生产率从而利润率为什么稳定。在这个方向上，凯恩斯理论的影响几无痕迹，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剑桥模型黯然失色；适合于这个方向的索罗模型脱颖而出，成为增长经济学的出发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全球化等等因素，过去更多地被对市场经济没有信心的学者用来说明利润率为什么还没有降到零，现在反过来被融入说明利润率不会下降的增长经济学内。当我亲眼看到新增长经济学二十年来的巨大变化时，我常常感叹经济学直觉的威力。从同类经济现象中提出的经济学问题常有不同，思维跳跃的方向或有区别，但提出经济学问题所需要的直觉是一样的。在高低不定、受到无数力量影响的利润率数据面前，无论一个人指出利润率长期趋势是下降还是稳定，他都离不开经济学直觉，他都能够造就经济学的真正进步。

 

因此，经济学直觉不是对经济学现象的了解，特别不是对经济学现象的罗列。对经济现象一无所知的人当然不可能具有经济学直觉，但是，对经济现象的广泛深入了解却也不是经济学直觉的前提条件。况且，一个人了解的经济现象总是特殊的有限的。从特殊到一般、从有限到无限（或极限）需要跃迁。所谓经济学直觉，在我看来，就是从特殊经济现象引申出一般经济学问题的能力，是一种思维跃迁的能力。对于经济学来说，这一直觉能力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依靠这一直觉，我们才能提出经济学问题，才能在经济学中实现爱因斯坦所说的“真正进步”。

 

如果一个人不是天生地具有经济学直觉的话，那么，培养经济学直觉的途径，我想除了读书、讨论以外，可能还有这样几条：

 

1．具有全宇宙全人类的胸怀。具有这样的胸怀，容易把身边的现象一般化，容易跳出特殊现象的约束，思维容易从特殊的经济现象跃迁到一般的经济学疑问。

就我们中国人来说，困难的是跳出中国圈子想问题。我们没有普世宗教的传统。我们习惯把对中国有利的事情看成好事情。我们喜欢用能否直接解释中国问题来判断一种理论的有效性。这样，当我们需要创造理论时，我们很难从中国经济现象跃迁到一般经济学问题。因此，经济学者尤其年轻的经济学者，自觉地克服中国标准感，培养世界眼光，是非常重要的。

 

2．学术自由的胸怀。学术自由的胸怀指的是学者内心的自由，脱离政治判断和世俗观念的心绪自由，思考问题时的不受现有理论拘束的自由。在这里，外来的约束并不重要。这是因为，任何法规、任何暴力或者任何外在措施，都不可能限制一个人思考的天地，不可能限制一个人思考的具体内容。相反，我们对学术自由环境的要求，是以我们自己在学术思考上的内在自由为前提的。有了学术自由的胸怀，思维的跃迁、从特殊现象达致一般问题的直觉，就比较容易地出现。

 

3．强化一般化思维能力的训练。我曾经读过关于“苹果落地问题”的教学材料。教师启发学生继续提出的问题几乎全是“苹果为什么是红的”等等，而没有启发学生提出“还有什么东西落地、又有什么东西不落到地面”的问题。在思维的实践中，归纳是比较容易的，但从有限的归纳跳到一般的命题，往往需要自觉的训练。打个比方，任何概念都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般性。试试对所熟悉的概念，比如人、书、高兴这些概念做出自己的定义，一个人将发现，他必须超越个别特殊现象，他才能够达到一般化的定义。

 

4．思考。读书重要，讨论重要，思考更重要。高强度的思考是一切经济学直觉的前提。没有高强度的思考，再多的读书、讨论都无济于事。所谓学者要孤寂，说的便是孤寂有利于思考，因为孤寂免去了繁杂的干扰。如果不思考，孤寂也毫无意义。所以，创造一个适合思考的小环境，保持一种安宁的心绪，让自己集中精力反复咀嚼同一个问题，一个人将有更大的可能性抓住自己的经济学直觉。

“夜话”2006年第12期                               2006年6月29日

宁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

　　三个月前的今年3月29日，我在本网页(www.hujingbei.net)上，就针对我本人和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的一个骚扰电话（号码 135 8552 7835）提出抗议。这以后一段时间内，骚扰电话变得更多（号码135 0192 8591，135 6403 4527。136 4169 7562）。但我的持续公开抗议，网友们对这种骚扰行径的抗议，以及同济大学保卫处的介入，终于迫使骚扰者停止了骚扰。今天，在从本网页首页取下抗议文本的时候，我和我的教研室同事，向网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同济大学保卫处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也向停止了骚扰的那些骚扰者表示感谢，并衷心希望他们自重。

　　同济大学保卫处通知了我们部分调查情形。在上述四个电话号码中，有两个号码仅仅用来打电话给我本人和我们教研室，因此无法追查下去。其余两个电话号码是不是可以追查下去？可是，我认为，没有必要追查了。打骚扰电话的人，无论是自报下岗工人的还是不报来历的人，都是凡人、小人或者弱者，被逼或者被诱才做这种事情的。如果他们被查出，他们可能再次失去工作；他们会为周围人所不屑。他们的处境本来就很难，以后将更难，所以，我们应当为小人讳，为凡人讳，为弱者讳，不查也罢。

　　从二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开始，中华民族形成了“为圣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习惯。今天我们需要消除这个习惯，而代之以“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的新习惯。圣者、贤者、尊者，道德文章、潇洒风度、豪放之客、侠义之士，都是君子。君子坦荡荡，本无所谓讳；即使有错，也不应讳，不须讳：虚心听之，用心正之，才是君子之道。一个人的言论行为如果需要“讳”，这个人就不是君子。如果一个人自称君子，却讳匿不正言行，这个人定是伪君子。时人后人应当揭其丑，以正君子之名，更无讳言之理。君子不会因为毁谤而丧失名誉，更不会因为自身错误缺点的公开而落入小人之伍。进一步说，如果一个社会内的君子需要隐讳，这个社会实际上不存在君子，这个社会才需要找出几个凡人、弱者的类似错误来张扬。

　　当今中国，为官而有“长”之头衔，为学而有“师”之名号者，大概都能视为君子。只要看他们对下属、对学生宣讲章法、阐述道理时正义凛然的样子，就会发觉他们俨然以君子自居。这些当官为师的人是社会的典范和舆论的领袖，担负着管人教人的高级职务，掌握着立法执法的权力。社会风尚好坏、人心趋向善恶、百姓规矩方圆，首先取决于这些人言行一致的程度。他们管教下属、学生时满口仁义道德，如果言行一致，社会风气便正，人心便向善，百姓便有规矩。至于小人、凡人、弱者，无论他们如何犯错误，他们的影响是小的，动摇不了风气潮流、扭曲不了规矩方圆。所以，为他们讳或不讳，对大势无关紧要；从他们个人着想，则应当以讳为上。但如何保证起决定性作用的君子们言行一致呢？有效的方法只有一条，就是“不为君子讳”，就是把君子的言与行公开化，用舆论的压力强迫君子们言行一致。其它方法，例如党内处理、单位内处理，中国历代王朝都用过，都没有解决一放就腐败、一紧就专制的问题。为了打破这个怪圈，我们必须改变为君子讳的旧习惯，把为官为师者的言行放到光天化日之下。
　　因此，宁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

附录：抗议文本：

强烈抗议

从我们在3月29日就电话号码 135 8552 7835　的骚扰提出抗议后，该号码虽然不再骚扰我们，但三个新号码 135 6403 4527， 135 0192 8591， 136 4169 7562 　开始对胡景北教授和本教研室不断骚扰和威胁。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且要求肇事者立即停止骚扰行为。

“夜话”2006年第5期                         2006年3月13日

 

三八妇女节有感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

虽然现在离开今天的结束只剩十几分钟了，我还是想祝贺我的母亲和姐妹、祝贺我的女性朋友，祝贺我认识的所有女性，祝明天、后天、每一天都成为她们的节日。

       我对女性的最初意识，应当起源于我在农村插队时期。15岁时，我响应毛泽东“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来到农村。不久，生产大队（即今天的行政村）发生了一桩女青年自杀事件。当时农村没有现代通讯手段，可这件事如风一样，附近人一下子全都知道了。原来是位20岁姑娘，因为父母不同意她和自己喜欢的男青年结婚而上吊了。我那时不知爱情、婚姻为何物，但毛泽东时代人人自主独立的宣传深刻在脑子里，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时代还有人为了自主而自杀，尤其是被我们男青年称为“丫头”的姑娘。女性的形象在我脑海里开始形成。我在农村号称十年。那时农药作为新鲜事物刚刚引入。而农药，特别“乐果”，酒瓶般包装，立即成了女性的有力武器；未婚和已婚女性在家庭专制面前，常常拿起“乐果”瓶，以死抗争，于是父母、男性不得不时有让步。我敢说，如果人类学家仔细研究一下，可能会发现七十年代的江苏省农村，“乐果”使用量、女性自杀数量和女性自主程度提高之间存在明显的数量关系。而恰恰前年，我熟悉的一位女性还为了抗争家庭不公而喝了农药。

       是的，祝英台不仅仅是戏剧，不仅仅是中国的过去，她也是中国的现实。当我看到许多上海女性挣脱男性家庭专制而获得自由，我衷心地为她们高兴。可是，当我看到三峡悬崖上的零星人家，当我发现金沙江峡谷内的几缕炊烟，当我终于体会到生活中的实例，我又明白那荒山野岭里仍然住有现代的祝英台和梁山伯，我明白仍然有许多祝英台和梁山伯要逃到那里才有安全。中国社会的无情事实之一，是许许多多女性仍然生活在家庭专制之中，她们仍然被男性家长视为自己的物品，她们的反抗仍然将遭遇暴力的镇压。

       中国现实中的家庭专制又和整个中国的单位专制、国家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研究欧洲人日常行为（例如使用手帕、用餐动作、卧室行为等）演化的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曾经举了一个欧洲十八世纪的例子说明男女平等的发展。一个人的妻子爱上了另一个人，这个人“并没有因此而咒骂喊叫，也没有提到他作为丈夫的权力。公众的舆论是不会支持这些做法的；他克制着自己，对他的妻子说：我给你自由，但是我知道，这样一来却比任何戒律和规定都更能限制你。换一句话说，他期待妻子能够和他自己一样进行自我限制、自我约束。这一典型的例子说明了随着男女双方在社会地位上的平等而出现的新情况。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自由并非是由某个丈夫给他妻子的，而是由社会结构所赋予的。”（《文明的进程》第一卷第287页）。100多年来，中国就把男女平等作为自己的口号。禁止裹脚、女性入学都是二十世纪中国政府的重大事件。《娜拉的出走》这部欧洲戏剧正好在100年前让中国女性开始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无论在家庭、在单位还是在社会都有着独立的尊严。但是，如果城市人和乡村人还因为户口制度不能够平等，如果上海人和江苏人还因为高考制度不能够平等，那么，城市男性和乡村女性或者城市女性和乡村男性之间是不可能平等的。僵化的社会结构束缚了人性发展和人格独立，尤其束缚了女性的人格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压迫女性的家庭专制的消除，又和整个国家专制的消除，和社会对人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外在承认和内在尊重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许多男性在政治教育活动中的阿谀，远比女性在家庭专制下的畏缩更加可憎可叹。而女性争取平等的过程，也恰恰是男性向有教养的公民转变的过程。所以，在祝贺女性节日的时候，我衷心地希望，中国社会不但能够迅速地摆脱封建社会下国家专制的阴影，而且能够迅速地摆脱野蛮社会中家庭专制的遗迹，让女性被迫用喝农药方式争取自身人格的现象永远不再出现，让每一位女性得到充分的尊重，让每一位中国人得到充分的尊重。

 

 

                                                                                         初稿于2006年3月8日

                                                                                         修改于2006年3月13日

“夜话”2007年第1期                                       2007年1月2日

 

转载

 

给我未来的孩子

张 梅

 

孩子，我首先希望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可以是农民，可以是工程师，可以是演员，可以是流浪汉，但你必须是个理想主义者。当你童年，我们讲英雄的故事给你听，并不是要你一定成为英雄，而是希望你具有纯正的品格；当你少年，我们让你接触诗歌、绘画、音乐，是为了让你的心灵填满高尚的情趣。这些高尚的情趣会支撑你的一生，使你在最严酷的冬天也不会忘记玫瑰的芳香。理想会使人出众。孩子，不要为自己的外形担忧。理想纯洁你的气质，而最美貌的女人也会因为庸俗而令人生厌。通向理想的道路往往不尽人意，而你亦会为此受尽磨难。但是，孩子，你尽管去争取，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而决不可怜。在那种貌似坎坷的人生中，你会结识到许多智者和君子，你会见到许多旁人无法遇到的风景和奇迹。选择平庸虽稳妥，但绝无色彩。不要为蝇头小利放弃自己的理想，不要为某种潮流而改换自己的信念。物质世界的外表太过复杂，你要懂得如何去拒绝虚荣的诱惑。理想不是实惠的东西，它往往无法带给你尘世的享受。因此你必须习惯无人欣赏你，学会精神享受，学会与他人不同。

其次，孩子，我希望你是个踏实的人。人生太过短促，而虚的东西又太多，你很容易眼花缭乱，最终一事无成。如果你是个美貌的女孩子，年轻的时候会有许多男性宠你，你得到的东西过于容易，这会使你流于浅薄和虚浮；如果你是一个极聪明的男孩，又会以为自己能够成就许多大事而流于轻佻。记住，每个人的能力有限，我们活在世上能做好一件事足矣。写好一本书、做好一个主妇。不要轻视平凡的人，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攻击自己做不到的事。你长大后会知道，做好一件事太难，但决不要放弃。

你要懂得和珍惜感情。不管男人女人，不管墙内墙外，相交一场实在不容易。交友的过程会有误会和摩擦，但你想一想，偌大世界，能有缘结伴而行的又有几人? 你要明白朋友终会离去，生活中能有人伴在你身边，听你倾谈，倾谈给你听，你就应该感激。要爱自己和爱他人，要懂自己和懂他人。你的心要如溪水般柔软，你的眼波要像春天一样妩媚。你要会流泪、会孤身一人坐在黑暗中听伤感的音乐。你要懂得欣赏悲剧，悲剧能丰富你的心灵。

希望你不要媚俗。你是个独立的人，无人能抹杀你的独立性，除非你向世俗妥协。要学会欣赏真，要在重重面具之下看到真。世上圆滑标准的人很多，但出类拔萃的人极少。而往往出类拔萃又隐藏在卑琐狂荡之下。在形式上，我们无法与既定的世俗争斗，而在内心，我们都是自己的国王。如果你的脸上出现谄媚的笑容，我将会羞愧地掩脸而去。世俗许多东西虽耀眼却无价值，不要把自己置于大众的天平上，你会因此无所适从，人云亦云。

在具体的做人上，我希望你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不要娇气十足。你每天至少要拿出两小时来读书，要回信给写信给你的朋友。不要老是想着别人应该为你做些什么，而要想着怎么去帮助他人。

借他人的东西要还，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恩惠。要记住，别人的东西，再好也是别人的，自己的东西，再差也是自己的。
　　还有一件事，虽然做起来很难，但相当重要，这就是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缺点。你会一年年地长大，你渐渐会遇到比你强、比你优秀的人，你会发现自己身上有许多你所厌恶的缺点。这会使你沮丧和自卑。但你一定要正视它，不要躲避，要一点一点地加以改正。战胜自己比征服他人还要艰巨和有意义。

不管世界潮流如何变化，但人的优秀品质却是永恒的：正直、勇敢、独立。我希望你是一个优秀的人。

 

（网友雪芳推荐了这篇文章。这里转载于http://www.e-duzhe.com/bbs/ dispbbs.asp? boardid=2&id=380，并改正了个别别字。这篇文章可能发表在1992年的《读者》杂志上。如果这里的转载侵犯了版权，我谨表示道歉并愿意承担责任。接受网友推荐，把这篇题为“给我未来的孩子”的文章转载于此，首先是提醒自己，因为尽管年过半百，但深感自己依然在成长，所以依然需要把志士仁人们对孩子和青年的希望继续看作对自己的希望。   胡景北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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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7年第7期                                                                2007年4月4日

 

建议实行大学教授转校聘任制度

 

最近网上和网下议论纷纷的热点，是中国人民大学李景治与张鸣两教授因为萧延中的教授职称评定问题而引发的争论。按照张鸣的激愤之词，现今的中国大学不但衙门化，而且简直黑社会化了。这样的说法也许过于偏激，但中国许多大学里评职称时拉帮结派，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凭年头升职称，亦是中国大学的耻辱，后代人论及此，真不知如何叹息才好。中国现行的大学教授评任制度，至少有两大欠缺，一是各个大学内部缺乏公平严格的评价体系，二是各个学校之间缺乏流动，或者说缺乏大学教授的统一市场。这两大欠缺相辅相成。没有流动或市场，拉帮结派、找关系靠年头评任教授才有可能；没有公平严格的评价体系，市场又形成不了，因为就象商品一样，没有质量监管体系、以次充好、假冒伪劣情况严重的商品，是形不成统一市场的。

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大学教授对保持、发扬中国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负有特殊作用。现行大学教授评任制度的改革刻不容缓。我不擅长于政策建议。只是由于我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针对“户籍制度不宜改”的观点提出了“户籍制度五年内即宜改”，而近年来的事实又支持了我那时的预期，因此现在大胆提出大学教授转校聘任的改革建议。我建议从现在着手，经过三年准备期，到2010年，中国开始实行新的教授评定制度。我所建议的新制度的核心，是大学教授实行转校聘任，即一个人要想获得教授职称，他不能够在他当时工作的学校内申请和评定，而必须向招聘教授的其他学校申请并在其他学校聘任。具体地说，转校聘任制度的改革包括以下内容：

 

1．              各个大学不得在本校教师内招聘教授职称的教师，不得授予本校教师教授职称。

2．              各个大学需要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必须在除了本校外的全世界公开招聘。当然，初期可以限定在全国公开招聘，但至少必须在全国公开招聘，而不应当在更狭隘的地区或省市内招聘。

3．              每个希望获得教授职称的人，必须到独立于他现在工作的单位或者学校的其他学校应聘。由于中国大学将实行四级教授制度，现任教授要提升到更高一级教授，也必须到其他学校应聘。

4．              实行教授应聘的最高年龄限制。借鉴一些国家的做法，建议应聘最低级别教授者的年龄不得超过45岁，应聘最高级别教授者的年龄不得超过55岁。

5．              决定一个人是否达到教授职称资格的唯一标准是他的学术水平，具体标志是这个人独立发表的文字作品所达到的最高学术水准。因此，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完全可能因为其一篇文章的学术水平而被聘定为教授，相反，一个写有几百篇一般论文和著作的人一生都应与教授无缘。

6．              招聘教授的学校必须把应聘者的姓名和代表其最高学术水平的作品在网络上和相关报刊上公布，以接受社会的监督。教授聘任委员会的投票结果和每个成员的投票情况应当公开。

7．              如果一个学校聘任的教授，其学术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应聘者或者（在无其他应聘者的情况下）明显低于教授应当具有的学术水平，这个学校的教授聘任委员会的相应成员应当受到严厉处罚，至少终生丧失成为教授聘任委员会成员的资格，甚至取消其教授资格。

8．              国家成立教授职称仲裁委员会，对有关争议做出公开讨论和最终决定。该委员会每个成员的投票也应当公开。

9．              取消非学术性教学工作的教授职称。

至少就我了解的经济学学科而言，应当取消政治经济学本来就不具有的学术外表，还其宣传教育的本色。如果这样的宣传教育还需要维持的话，应当为它们建立另一套头衔和待遇，而与学术分开。

不这样分开的话，学术和宣教就会混为一谈，评定教授按照学术水平就会成为空话，学术独立也会成为空话。当然，这样做需要执政党为民族负责的情怀和勇气。我相信中国现在或者最近将来的领导人一定有这样的情怀和勇气，会把政治经济学一类宣教工作排除出学术评定范围。

10．          全国公立大学实行基本统一的大学教授薪金制度，并完全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私立大学的大学教授的薪金制度，应当类似于公立大学。

取消教授从科研资金提成个人收入的“潜规则”制度。这样的做法按照国际惯例是贪污。中国必须尽快改变这一制度，才有可能排除商人教授的趋势，重建大学学术氛围、重建独立知识分子阶层。同时取消按成果、教学工作量、带研究生、参加答辩、学术报告甚至出卷、阅卷、参加普通会议等的报酬。对在应聘时索取和接受特殊待遇的教授按收受贿赂罪惩处。

11．     对教授实行全国统一的户口、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制度，以保证教授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

基本统一大学教授的薪金和户口、社会保障制度，是大学教授流动的制度保证。既然中国能够对干部实行这样的制度，对比干部数量少得多的教授，实行这一制度应当更无困难。

12．  所有教授在各学校间的调动采取招聘、应聘和聘用方式。废除现有的教授调动制度本身从而废除教授调动的黑箱做法和一对一的特殊待遇私下谈判做法。

13.       在从2010年起对全国所有新任教授采取上述制度的同时，对旧制度下获得教授职称的位置，分五年或十年逐步转为公开招聘。

在新旧制度并存时期，未通过新制度而获得教授职称的教授，待遇应当低于新制度下产生的教授。

1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相应地建立大学教授的专门法规，并对新旧制度并存时期的长度和过渡方式做出专门规定。

 

当然，建立教授职称转校聘任的制度，还有许多细节需要讨论和规范。本文提出的具体建议本身也需要讨论、修改甚至放弃（如果有更好建议的话）。另一方面，教授职称转校聘任，其实又是许多国家久已行之的有效做法。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国。转校聘任制度本身，就用外部评价方式，大大降低了非学术因素尤其人情因素在教授聘任中的作用。和国外的通行做法相比，本文建议所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公开性，公开应聘者借以证明自己学术水准的作品，公开评委的投票和对掉以轻心甚至营私舞弊的评委的惩罚。

公开应聘者的作品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中国大学现在的评价体系不公平不严格。其实，现在各大学教授职称委员会的评委都很明白申请者中哪一位或哪几位的学术水平更高。但是，他们常常顾及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因此不能严格地把学术水平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年轻的佼佼者往往成为他们照顾关系的牺牲者。在国外，35岁以前当教授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果中国教授实行公开招聘、公开评定，35岁或更年轻的人担任教授的现象也会很多，因为许多年轻人的学术水平已经超过了50多岁的教授候选人或现任教授。通过公开应聘者姓名和其标志作品，局外人和应聘者自己能够对所有应聘者的学术水平做出上下高低的评价，评委在众目睽睽之下，自然会大大减少对其他非学术因素和关系的考虑，学术水平高的应聘者便容易被聘上。就中国人民大学争论的例子来说。假如它招聘国际政治方面的教授时公开应聘者的资料。萧延中若应聘，自然有局外人比较他与其他应聘者的水平，其中不乏具有真知灼见的局外人，在这样的社会监督面前，评委自我约束程度会明显提高，拒绝照顾关系的决心会大大增强（我相信，至少绝大部分现任评委内心里并不愿意照顾关系），投票结果有利于水平最高的应聘者的可能性会显著上升。诚然，即使公开投票也会有差错或者舞弊，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萧延中没有被聘上并且认为评委没有履行好职责，他还有申诉的渠道，而张鸣、李景治就萧延中是否达到教授水平的争论亦能够通过正常途径展开，中国人民大学这所校名听上去就让人严肃和尊重的学校，也就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心理上得到某种特殊的安慰。

公开评委的投票和公开处罚， 在中国当前学术评价不公正不严格的状况下，对于保证教授评定的学术标准也是必不可少的。公开评委的投票，意味着每个评委必须在公众面前承担自己投票的个人责任。这样，一个学术水平明显高于竞争者的人如果没有被聘上，相关的评委便不能用集体决定来搪塞，不能用投票状况的保密来掩饰个人品行的软弱甚至良知的湮灭。公开投票和公开处罚能够大大提高评委掉以轻心和营私舞弊的风险。这两项措施还能够减少教授评定的成本，因为各个学校成员众多的评价委员会以及繁琐的评价程序，其实都来源于逃避个人责任。我在德国读博士，论文只需要指导教授和学院（系）指定的另一位教授认可就行。所以，如果论文质量低却被通过，这两位教授的个人过错清清楚楚，因此他们也就不得不郑重地负起责任。中国的一篇博士论文，至少要指导教授（有时还有副指导教授）、预答辩委员会五位教授、外聘盲审的三或五位教授、答辩委员会五位教授、还有学校学位分委员会和委员会的诸位教授的认可，才能最终通过。结果呢，论文质量依然没有保证，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教授（包括指导教授）承担个人过错，都是集体的过错（所谓“制度”原因）。公开投票、公开处罚，让评委承担个人的人格责任和知识水平责任，我们也就不需要那么多评委、那么多评审程序。最后，国家仲裁的目的是防止某个学校或地区的评委集体作弊。在中国许多学校还是单位专制的情况下，评委集体作弊的现象必须事先加以预防。

中国大学制度的改革目标应当是教授主导、学术自由、教学自由。这一新制度的根本基础在于教授素质的提高。提高和保证教授素质的条件有很多。教授转校聘任是其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当然，仅仅教授转校聘任的单一措施，尚不能实现改革、建立新制度。所以，仅仅教授转校聘任是不够的，但缺少教授转校聘任又是万万不可的。同时，和高校改革的其他措施相比，教授转校聘任比较容易实行，因为它牵涉的人数毕竟不是非常多。受到这一措施负面影响最大的是熬年头盼着升教授的副教授和其他大学人员，以及刚刚或者将要调入学校工作的部分官员们，因为他们都希望戴着教授头衔退休。不过，他们每一个人都明白，只是因为中央还没有改变旧制度，他们才存着这样的希望。如果中国坚决地改变现行教授内部评定制度，建立新的学术至上的教授制度和公开公正的聘任制度，他们不但理解，而且会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