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夜话”2007年第10期                               2007年5月26日

 

 

农民转移：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现象

 

 

如果有人问我当今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现象是什么，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农民向工人、乡下人向城市人的转移。中国经济第二重要的现象至少可以列出五到十种。但我认为，第一重要的现象只有一种：农民的转移。1978年，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二、劳动力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农民。2005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五十七与百分之四十五，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各下降了二十五个百分点。再过三十年，我们将看到中国大多数人、大多数劳动力不再是农民。想到这一点，任何一位了解历史的中国人，都会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一个彻底转变中国经济格局和社会格局的时代，一个我们甚至不敢想像其后果的时代，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思索，我们对中国未来的几乎所有展望，都把中国大多数人是农民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今天，我们终于发现这一前提即将失效，农民在中国即将成为少数人！

即使在狭隘的经济学领域，农民转移问题也具有根本意义。中国的“世界工厂”与巨额出口顺差、内需不振、收入分配、房地产等问题，离开农民转移都无法理解。没有上亿农民向工商业的转移，我们不可能生产出全世界到处可见的中国产品，不可能拥有万亿外汇储备，更不必讨论内需问题。没有上亿农民的进城，中国不会出现城市贫困，中国收入分配不会形成如今的格局。即使看起来面向高收入者的房地产问题，没有农民进城和他们对住房的需求，房地产市场也不会红火到如此地步。

中国经济最近三十年的快速增长，固然可以像其他国家那样通过增加资本与劳动力和通过提高技术来实现。但中国有几亿农民要转变为工人，这却是其他国家没有的特点。而只要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显著，农民到工人这一转变本身，就会提高产值，带来经济增长。所以，不理解农民转移，我们便无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举个浅显的算术例子：一个农民一年生产的收入为5千元，一个工人的生产率则是5万元。工人生产率是农民的十倍。因此，即使中国不增加一个劳动力、一元资本，也不提高技术，但只要中国让一个农民转移到工业，中国国内总产值就会增加4万5千元。如果中国让1万个农民转移到工业，国内总产值将增加4亿5千万元；一亿个农民转移则增加总产值4万亿5千亿元。而中国2005年国内总产值也才达到18万亿元。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是改革制度、增加资本、提高技术，以保证农民能够自由地择业、工业能够自由地择工，保证农业有能力释放几亿人口，保证工业有能力接收几亿人口。

农民转移不仅仅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对中国收入分配和中国人口的福利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78年以前的中国计划经济虽然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但它和农民没有关系，农民的福利没有提高。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复兴与中兴时期，农民生活都有好转，但没有农民到工人的转移，农民就只能处于长期贫困之中，经济增长的福利只能归于少数人。我们可以说，没有农民转移，大多数中国人就不得不置身于经济增长之外，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不会扩散到他们身上，“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就是大多数中国人状况的真实写照。而有了农民转移，农民便直接参与了经济增长，直接获得了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中国才有了大部分人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中国才可能彻底摆脱贫困。大部分农民通过转移，在实现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把自己转变为城市人，并且创造了条件，使小部分仍然留在农业的农民能够转变为农业工人（农业劳动者），这样，中国也才能够最终告别经济增长仅仅有惠于少数人的历史。

在中国，虽然我们1982年就有了第一篇把农民转移当成理论问题讨论的文章，1994年有了第一个以中国农民转移特点为背景的理论模型，但与二十多年来农民转移的规模相比，经济学对农民转移的研究是太苍白了。当然，我们有理由原谅自己。仅仅四十年前，中国政府还动员几千万城市青年到农村务农；仅仅三十年前，我们的报纸还宣传人力支农；仅仅二十年前，《经济研究》上的学术文章还用“盲流”称呼农民工；仅仅十年前，中国政府尤其地方政府才意识到农民转移对经济增长尤其地方富裕的作用，而直到现在，比如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选题中，也还没有农民转移的题目。去年开始的新农村运动，甚至还带上了让农民留在农村的希望。而独立的经济学研究在中国才刚刚成型。不过，即使我们有理由原谅自己的过去，我们也应当抓住现在，抓住这个中国经济甚至中国社会当今最重要的农民转移现象，做出自己的研究工作。

“夜话”2006年第13期                                    2006年7月11日

 

经济学教育和数学

 

在2006年7月3日晚上举行的经济学教育改革圆桌会议（上海）上，经济学学习和数学学习的关系是听众席中的学生们最关心的事情。一位不知名的女同学向前排就座的老师们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如果一个数学系毕业生和一个经济学系毕业生报考你的硕士研究生，你选择谁？各位老师的简短回答不同，但占上风的意见是选择数学系毕业生。我本人的回答也很简单：我问经济学系毕业生三分钟问题，例如什么人是农民，如果她/他的回答逻辑很清楚，我便录取他，否则便录取数学系毕业生。

 

我的理由也很简单，经过数学系教育的学生大多概念明晰、逻辑清楚、推理严密，往往不必专门考察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可经济学教育常常不能够训练出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对经济学系的学生，需要个别鉴定。

 

那么，正像另一位同学提出的那样，我们学习经济学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我回答这位同学的问题，我首先要了解的是，你学习了经济学吗？可能你没有学习到经济学，尽管你在经济学系待了三年（参加会议的许多学生刚刚结束了本科三年级的学习）。几年前，我就要求我的研究生毫不留情地抛弃他们在本科阶段学得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尽管在名称上他们也许学了经济学，但在实际上，他们进入的更像是“宣传教育系”。我自己在25年前就有这样的经历。在经济学系本科阶段，我的“经济学”学习确实没有什么用，因为我没有学习到概念定义的本领，没有学习到逻辑推理的能力，我学习到的仅仅是我必须说它正确或者错误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仅仅是牵强附会的概念诠释法，仅仅是不允许批评谴责的温室里的观点。今天，还有一些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处境类似于我25年前的经历。同时，许多大学经济学系尽管引入了西方经济学课程，并且不再边讲授边批判，但它们的整个课程体系仍然建立在传统思维模式上，在其它系科作为政治课讲授的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系里仍然被列为“经济学”课，各种必修课、选修课仍然强烈地带有政治课的色彩，被强调为经济学系特色的经济史、经济学说史课程仍然保持着过去的面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位经济学系的学生以课程学习作为训练自己的内容，那么，他的“经济学”学习确实没有什么用，原因是他误以为自己学习了经济学，而其实没有或很少学习.

 

其次，如果你真的学习了经济学，你应当掌握逻辑思维能力。也许你还不习惯从实践中提炼出含义明确的问题，也许你对社会现实或者历史还感到难以把握，也许你对许多经济问题还理不清思路。这都不要紧，对一个本科生来说，这些都很正常。但是，如果你不具备逻辑思维能力，那就要紧了。例如，如果你从农村来，你知道在田头干活的人算农民，或者从农业获得主要收入的人算农民，但村干部算不算、不定期做小工的算不算，也许你不清楚，你在贯彻你的逻辑时犹豫着，这都不要紧，只要你的思考有逻辑就行了。如果你一下子跳到农村人都算农民，你用九亿农民的统计数字来回答，那就要紧了：你不会逻辑地思考，你不会分析。

 

再次，如果你真的学习了经济学，你应当具备批判和反批判的科学精神。这里的意思是，你已经明白，除了逻辑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护你的或者其它人的思想和观点。有人也许会说历史事实可以保护你。然而，历史事实可以用各种理论来解释，今天被当成证明某种理论的不可辩驳的史实依据，明天却会被认定为人类的一时糊涂，反而证明了其它理论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论。如果你读读斯大林的著作，你不难发现这些。所以，不要相信任何政治权力、任何个人暴力、任何世俗风尚、以及在你眼前显现出来的现象，它们都不能保护你的思想。因此，你必须学会严厉地批判自己的思想和别人的思想，只有这样，你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的“经济学”教育给你的专制教育，也才不会把心得体会当成研究，并能够和数学系学生走到同一起跑线上。

 

所有人都知道，经济学不是数学，经济学思想和观点也不一定非得用数学语言来表达。许多经济学著作、论文是非数学性的，许多经济学名师很少用数学。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许多情况下，学习用数学语言表达比学习用文字表达更容易。但是，我们千万要记得，即使用文字，一个人也得具备科学素质，也得讲求逻辑。没有逻辑，你的“观点”最多只能算思想的火花，你只能够发议论，写心得，但你不能够形成观点。中国从事传统“经济学”教学的教授很多，他们议论更多，那么多书籍、杂志上都是他们的议论，但是他们有什么观点吗？没有！为什么？就是他们的思维缺乏逻辑，所以他们也才需要其它东西来保护自己。因此，经济学系的学生如果不通过数学程度较高的经济学学习来训练自己的逻辑能力，他们必须通过其它方式来训练自己。可是，在现有教学体系的约束下，在缺乏敞开讨论的个人习惯和社会氛围的情形中，数学程度较高的经济学和作为其前提的数学学习倒是更可行的训练方式。

 

如果一个本科生准备继续深造的话，数学学习是少不了的。数学是经济学学术研究的主要语言之一，其重要性在许多场合甚至超过了文字。就算一个本科生毕业后立即走上社会，在工作中很少用到数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数学学习也不可少。这里的原因首先是数学和经济学对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一个人要做好任何高级工作，都必须具备这一能力。其次，学习了数学，你容易体会到经济学的美，体会到科学的含义。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或者至少是比较接近科学的学科，但是，不懂得数学，你不会体会到经济学的科学性，你很难获得科学素养。而这一素养，是人成为现代人的必备条件之一。

 

当然，即使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中贯彻了“教学自由”的理念、即使把中国经济学系的课程体系转变到分析和可证伪的科学基础上，我们也不能期望每个经济学系的学生都懂得逻辑和分析，可我们会看到一个基本面的改观。到那个时候，特别强调逻辑思维的重要性会相对降低，强调培养经济学直觉的重要性会提高，在那个时候，如果我再一次面对那位不知名女同学的同样问题，我的回答是我将分别问数学系和经济学系的毕业生三分钟问题，然后决定录取哪一位。

强烈抗议

从我们在3月29日就电话号码 135 8552 7835　的骚扰提出抗议后，该号码虽然不再骚扰我们，但三个新号码 135 6403 4527， 135 0192 8591， 136 4169 7562 　开始对胡景北教授和本教研室不断骚扰和威胁。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且要求肇事者立即停止骚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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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6年第8期                                                            2006年4月24日

 面对骚扰威胁，我将微笑向前

       许多天来，我的朋友、同事生活在由骚扰和威胁造成的恐怖中，甚至一天得不到我的消息就担心出事。一种恐怖主义，一种善良的人们以为是另外一个世界才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竟然就笼罩了我们自己。

指向我本人的骚扰和威胁理由，开始的说法是我与许多女性之间存在着暧昧关系，那些男士要报仇。可由于这种诽谤太不可信，它很快烟消云散。接着的说法是我宣传私有化，下岗工人要报仇。说我宣传私有化，倒不是诽谤。但以下岗工人名义威胁我，则不可信。我的亲戚是下岗工人，从来没有手机，更不用说买许多手机或手机号码了。

男女关系和私有化分别属于私德和公德范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既重视私德也重视公德，并且把私德的纯洁视为一个人参与社会事务、学术研究的心理基础。儒家的修齐治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儒家看来，不修身又何能齐家，更况治国、平天下？孔子明确认为学者应当先修身而后学。我的朋友曾把修身达致的人格总结为高贵/平实/深刻/纯洁/正直五点给我。而在人世中，男性的人格首先表现在他对女性的高贵和尊重风度、平实和爱护态度上。男性与女性关系可以分成爱情、亲情、友情、同情、色情、事情许多种。在爱情上，我是完美主义者。在事情上，我不是功利主义者。一个男性获得爱情的前提是其自身的高贵和平实。我追求爱情，珍视亲情、友情，给女性更多同情，但蔑视没有爱情的色情，摈弃滥用友情的事情。男女两性之间的这些关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区分的，而我恰恰清楚地分开了它们，所以，我可以郑重地宣布：我和我所接触的每一位女性的关系都是明晰的，不存在任何暧昧关系。

正是因为对个人私德的信心，我才参与了公共事务，有了公德问题。在公德上，我主张私有化。这是因为我认识到，国有企业只有在汪洋大海般的私有企业中间才能够学会游泳。而后者靠自身从小溪小河来长成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国有企业应当转变为私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确实造成了一些人的失业。学者无疑应当重视私有化中的失业和公正问题。而我恰恰又是中国特别重视公正私有化的少数学者之一。所以，我同样可以郑重地宣布：我的观点既非错误，我也没有利用自己的观点去获得任何不正当的个人利益。

在公德上，我主张自由尤其学术自由。2005年，中国经济学界出现强烈的学术专制回潮。第一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刘国光等人公开提出回到文化大革命那种“独尊马学”。一时间专制主义竟然呈现“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被刘国光当作对立面代表的林毅夫需要三次请求，并解释和刘国光没有原则分歧，才得到刘国光接见。学术专制和学术自由两者泾渭分明，如何可能“没有原则分歧”？其实，即使林毅夫下跪，一旦专制再起、“反右”/文革重来，他同样逃不脱牢狱之灾、“冤屈”之哀。福建集美中学那么多纯真学生放弃海外生活，投身祖国建设，可在文革中有几人没有被打成“里通外国的反革命”？所以，下跪是没有用的。在学术专制面前，一个人只有站起来，他才能在维护原则的同时真正地保护自己。中国的学术、中国的学者、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只有和学术自由联系在一起才有前途。2005年我站起来了。尽管我的明确反对学术专制的立场得罪了许多，可在这里，我也郑重地宣布：为了学术自由，我将永远站着。

有人以为骚扰和威胁或者更严重的不正当行为会迫使我屈服和下跪。但是，如果他们了解我当农民时裤脚一卷便下粪池干活的情形，如果了解我毫无怨言地接受扫马路工作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即使不能复来，亦当散尽千金”的情形，如果了解我“生既有爱，死亦何妨”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呼吁公开私有化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在家洗衣服拖地板的情形，那么，他们应当明白恐怖行为对我是没有用处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贫贱我经历了，不淫、不移我做到了；个人恐怖主义式的威武我正在经历，我同样将做到不屈。

人类在二十世纪取得的最大进步是对个人自由的认识。它为我们强调女性尊严、呼吁社会公正、要求学术独立打下了坚实的道义基础。人类也在二十世纪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包括骚扰威胁在内的一切恐怖行为的目的是把别人置于恐惧之中，一切专制的要义也是把臣民置于恐惧之中。所谓“伴君如伴虎”指的正是这类恐惧。我的朋友、同事和我自己都有权利享有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而我本人作为骚扰威胁的所指，更有责任为朋友、同事消除因我所起、为我所虑的恐惧。一方面，我深深地同情骚扰者威胁者，衷心希望他们自重。另一方面，我强烈谴责事实上的个人恐怖主义，强烈要求肇事者立即停止骚扰和威胁。同时，做为一个学者，我明白只有消除专制，消除国家专制、单位专制、家庭专制，只有建立法治国家和养成法治心理，包括我自己以及肇事者在内的每一个人才能消除恐惧，享有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所以，为了爱，为了自由的信念，为了朋友和同事，即使面对骚扰、威胁和专制，我也不会在私德和公德上降低自己的人格，我也将微笑向前。

“夜话”2006年第14期                                    2006年7月26日

 

从农家的小桌子想起

――我的1971年农村日记（1）

 

       十多天前，在湘西山区一个农家里，凹凸不平的泥土地面，被烟熏黑的屋顶，低矮昏暗的房间，我轻轻地问一个赤着脚丫的小女孩在哪里写字做作业。她指着墙边的小桌子说：“在那里”。

那是一张大约60厘米高、60厘米宽的酱色旧桌子。上面放着我不敢正视的“脏”碗。那也是这家农民仅有的一张桌子。小女孩常常坐在小凳子上，在那里写字。

我突然激动起来。三十多年前，比她略大的年龄，我也是如此，在这样的房子里，伏在这样的桌子上写字。只是我的桌子是桔色的；我已经离开学校，每天写的不是作业，而是日记。

       从15岁到24岁，我在农村度过。那时候，和我同龄的同村男青年都在上学。可我是作为劳动力来到农村劳动、作为城市青年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所以我已经无学可上。因此，我本来不应当再与文字有缘，但是，上天给了我一张小桌子，一张涂着让人开朗的桔色的小桌子让我写字。现在，除了日记本，这张小桌子是唯一一件依然在我身边的农村时期的物品。

今天，我把自己保存下来的农村日记中的第一本输入计算机并且公开。日记里记载的是我的一段历史，也是中国青年和中国社会的一段历史。我是坚持着读完自己日记的。在阅读过程中，我既常常脸上发烧，亦常常心潮澎湃。然而，无论是善是恶，是美是丑，是好是坏，一个人必须正视自己的历史，特别是白纸黑字记载下来的历史。虽然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可以变化，但历史事实是不可改变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现实，也敢于正视历史。那天在湘西，我终于正视了小女孩家用的饭碗，那些从没有仔细刷洗过的放在小桌子上的饭碗。今天，我也需要直面自己那些在小桌子上记录下来的历史。

在重读这些日记之前，我知道我曾响应着毛泽东的号召，自觉地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知道我曾深受专制思想的影响；我知道自己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和沉重劳动；我也知道无论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我对自己没有丧失过信心。可是，我没有想到，在我记忆中引为骄傲的这些日记，大部分内容竟然类似报纸摘要；我没有想到，我曾经那样虔诚地相信着“二报一刊”，把它上面的每句话都当成真的；我没有想到，我曾经那样热烈地把毛泽东作为中国和世界的唯一救星，即使林彪事件发生、毛泽东的做法受到许多人怀疑后，我仍然坚定地相信他是绝对正确的。今天，在这些日记面前，我必须承认，我的青春时期是学习、接受专制思想并把它融入血液的时期。我完全不知道世界，我真诚地相信毛泽东思想是人类文明的所能达到的顶峰，生活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自己是精神上最幸福、物质上最享受（因为资本主义下的人民生活在缺衣少食的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所以，无论农村生活多么苦，劳动多么累，我都坦然地接受，而没有任何独立的想法，没有任何自由的思考。

我是幸运的。上天给了我一张小桌子，让我写字，让我学习，让我成为有知识的人；我又是不幸的，在小桌子上把“独尊毛泽东”的专制主义当成唯一正确的文字写了下来，因此，我在小桌子上记录下来的大部分知识又是无用的。如今，当我终于排出满是专制主义毒素的血液，换上新的血液、从而能够呼吁学术自由的时候，我对主张“独尊马学”的刘国光和其他学者的个人际遇有着深刻的同情，因为他们和我在绝对专制的环境下写过同样真诚的文字，因为换血的过程是那么地痛苦，我们实在难以指望大部分人能够承受。另一方面，想到今天仍然伏在小桌子上写字的湘西小女孩，我却又不能够不大义凛然地反对刘国光们提出的专制主义回潮。今天，中国已经远远走出了绝对专制的状态。我的同龄农村朋友在上中学时，连物理、化学课程都不允许上，因为这两个名称是资产阶级的；语文课本则等同于政治教材。湘西的小女孩今天虽然还必须接受某种政治说教，但学校教授的知识毕竟大大扩宽了，世界也在她面前敞开了大门，所以，她在小桌子上记录下来的知识，大部分将是有用的。中国只有在继续减少专制、继续扩大自由民主的方向上前行，湘西小女孩的未来才有保证。因此，我希望自己当年在小桌子上写的日记既可以给我以做人做事的教训，也可以提醒我自己和别人不但看到中国的变化，而且认识到中国变化的正确方向。

“夜话”2006年第14期，2006年7月26日

 

 

附录：我的日记（1971.01.27－1971.05.15）或点击下载

【这段时期日记的全文请见文件：胡景北日记 I（1971.01.27－1971.05.15）】

注：1968年，在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从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来到江苏省句容县宝华人民公社凤坛大队建华生产队（现改名为江苏省句容市宝华乡凤坛行政村建华生产组）。从那时起到1977年，我在那里作为一个农民生活和劳动。就大的政治和文化形势来说，那是一个疾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68年）基本结束、思想革命化或者说文化法西斯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在那一阶段达到顶峰后，又继续向社会基层结构扩张和向人的心灵渗透的时代；从经济形势来说，那是一个计划经济和物质匮乏的时代，是一个农民通过沉重的体力劳动才能够获得基本物质生存资料的时代。

我在农村生活的年龄是15岁至24岁。在那段时间里，我写下了一些日记，估计超过50万字。现在，部分日记已经丢失；尚保有的日记，有一些字迹已经模糊，一些纸页已经粉末化。为了保存这些个人历史记录，谨打印于此。

本文件是1971年1月27日到1971年5月15日的日记。按照过去某个时候的整理，它应当是那时保存的第四本日记。如今它是还保存着的第一本日记。

在打印这些日记时，没有对其做任何修改，也没有对文法错误或内容难以理解之处做任何解释或附注。考虑到这些日记所记载的人、事已经过去30多年，所以对涉及的人、事，没有做任何“避讳”性质的修改。

不过，这里的打印文件可能存在个别打字错误。

2006年7月28日

 

 

1971年1月27日

 

很凑巧，新的一年日记，从新的日记本第一页记起。

春节，是我国人民传统的节日，它预示着春天的来到。

哥哥今年不回宁了。寄来一封信，内有一段，也很能表达我的心意。他说：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新年佳节里，我也不由得遥望南天，浮想联翩。我们全家六口人，分居五处，你们和我虽相距四、五千里，但心却相连。尤其我们兄弟姊妹，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广阔天地里，处处受到党和人民的教育和关怀，时时在进步中，是深引骄傲的。我们的一生都交给党和人民来安排，一切都献于共产主义事业，我们的前程必将是光辉灿烂的。想到这些，还有什么可难过的呢？”

 

 

1月28日

 

关磊于二十五日回宁，今天来我家玩玩。下午，从内蒙回宁的沙震国、严圭、周铮，接着章铮也来玩玩。下晚，我亦去房守为家玩玩。

上午和关磊观看了东方红路画廊。画廊里展出了我国一片大好的国内形势和一片大好的国际形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最引人久久不肯离去。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靠毛主席领导，每一步路都靠毛主席指引。你看：去安源，会井冈，到北京，毛主席率领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披荆斩棘，推翻了三座大山，烈火中诞生了新中国。你看，从开国大典，到国庆二十八周年，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高饶联盟的失败，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破产，从八大到九大，新中国的每一步，都是毛主席指引，每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导师，是世界人民最伟大的领袖，是工农大军最伟大的统帅，是革命航船最伟大的舵手，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对我们青年人寄予无限的希望，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希望，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

 

 

1月29日

 

下午到人民公园参观了“井冈山的斗争”展览，瞻仰了“毛主席诗词”展览。毛主席诗词展览馆展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三十七首诗词，充分表现出：毛主席不仅是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最伟大的诗人。

《井冈山的斗争》展览展出了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伟大革命实践。井冈山的道路，是我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亚、非、拉各国人民已纷纷走上这条道路。

晚上到小学同学刘维维家玩玩。他现在南京煤气公司，情绪很好。

南京现在工业战线形势大好。九四二四工程第一期已完成，西钢出铁，储气柜只用六十八天就造好了，开创了煤气工业的先例。郊区又发现了石膏矿。工业战线正在大跃进。

 

 

1月30日

 

上午到彭士林家，下午到沙声平家，又遇关磊与老杨来找，大家谈谈农村情况，都表示在七一年要大干一场。

批判刘少奇反对、诋毁“井冈山道路”的反动谬论。井冈山道路，即在农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道路，是我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对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重大发展，是毛主席对世界革命的伟大贡献。它比十月革命斗争形式更具有普遍意义。

可是，大叛徒刘少奇却说什么：不管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先城市后农村，都能取得胜利。这是刘少奇反对井冈山道路的铁证。

在中国，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井冈山道路，还是走先城市后乡村的道路，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新老修正主义激烈斗争的问题，这两条道路，只有一条是对的，根本不像刘少奇所说随便哪一条都行。刘少奇这种说法的罪恶目的有二：1、树立他的威信，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井冈山道路是毛主席亲手开辟的。而刘少奇害怕艰苦，不愿到山区农村去，躲在大城市里，搞什么白区斗争。刘少奇一直企图把白区斗争凌驾于武装斗争之上，拼命反对武装夺取政权。2、破坏世界革命。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像中国这样的。在这些国家里，农村是极其广阔的，而阶级敌人势力较小，城市较少，资产阶级势力较强，所以，革命政党必须以乡村为中心，在乡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才能取得胜利。刘少奇却要把革命政党拉回城市，让他们迷醉于议会斗争，罢工罢课，而不能最后夺取政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押上了历史审判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真理已深入人心，各国人民纷纷走井冈山道路，到处点燃了井冈山的烽火，星星之火，已经燎原。井冈山道路越走越宽广。

 

 

1月31日

 

房守为同志在农村过个革命化的春节，于昨晚才回宁。今天上午到我家来玩，和他谈谈。

晚吴宗宁来找，谈谈农村情况。

浙江省新省委顺利诞生。南萍同志任第一书记。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建党路线的胜利》，社论着重提出了路线和作风问题。路线问题决定一切，我们要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风是路线和世界观的反映，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力量。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保证。当前主要任务是反骄破满。

 

 

2月1日

 

上午整顿内务，决定带本《农业基础知识》回乡，要搞些科学实验。

下午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学习方法》、《鲁迅和他的教导青年的话》还给彭士林，接着回乡。

“夜话”2007年第2期                                     2007年1月16日

 

我为什么要写“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

 

2006年10月，我为自己的“夜话”写了一篇文章“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事后，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有关部门也向我“请教”这个问题。因此，我想在这里做些解释。

写作“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首先是一种冲动，一种为自己负责、为国家、民族负责的冲动。在那篇文章起首处，我问我那时的老师为什么不告诉我群众运动也可能犯下罪行。可我同样在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历史，不但毛泽东有责任，刘少奇有责任（尽管他那么惨），周恩来有责任（尽管他那么苦），我们每个当事人也有责任，我自己也逃不脱责任。假设我当时更多点宽容，假设我多读点其他书籍，也许我不会那么极端地把专制主义视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如果说我还可以用年幼来减轻自己当年的责任，那么现在我早已不年轻，甚至还忝为知识分子，因此，当我回忆起四十年前我卷入其中的向毛泽东欢呼的一百多万青年人情景的时候，我明白如果我畏于言罪而不说点什么的话，我将有愧于我的孩子、我的学生和我自己的良心。

其次，作为当事人，我对文化大革命有切身的感受。这种感受也许不一定正确，并且也许会使我思考文化大革命时不那么冷静，所以写出的文章不如比方50年后的人写更深刻更理性。即使如此，我相信有着切身感受的作者写出的文章也有其价值。我们知道，杨振宁近年的婚事引起那么多议论的原因之一，就是许多人因此而对年龄悬殊的婚姻有了切身的感受。其实，在那么多发表议论的人中间，有几个人在小说中没有读到过类似年龄差距的婚姻呢？可读书的感受是一回事，事情发生在熟悉的人甚至自己身上所造成的震撼型的感受是另一回事。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规模事件，我们既应当有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也应当有身临其境的感性体验。可未来历史学家的设身处地毕竟需要以当事人现在写出的亲身体验为基础，而不能异想天开。就此而言，文化大革命的当事人在复述和以亲身感受分析文化大革命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最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没有从我们的民族消失。假如国家领导对某个公民的申诉信大加褒奖并号召全体人民公开揭发各个单位各级政府头目的“不良”言行，国家领导既得人心，平民又能出口怨气，某种形式的“文化大革命”或许等不到“让历史来评论”再需要的50年就会发生。我写“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正是希望我自己和我的同胞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既不是国家领导维持权力的正当方式，也不是平民一吐怨气的恰当方式。国家领导要维持权力，自当以造福平民为本；平民欲减少怨气，则必以约束官员为要。而在这两方面，我们既有政府“民有、民治、民享”的现成观念可用，又有他国具体落实此种观念的方式方法可学，因此更不必借助文化大革命这种犯罪式的手段。我们也无须在黑暗中摸索寻找新的手段，就像我们不需要如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摸索建立“无产阶级的微积分”。我相信，只要政府和民众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中国完全有可能和平地建立起“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政治制度并走上长期稳定的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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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6年第11期                                                           2006年5月20日

 

请爸爸多带孩子

 

近年来，我的年轻同事、朋友、过去的学生中，一些人有了孩子，另一些人很快将有孩子。在祝贺和预祝他们（她们）的时候，我常常表述自己的希望，就是他们中间已经当上或者很快将当的爸爸，多带孩子，尤其多带婴儿。

请爸爸多带孩子，首先因为他们都爱孩子。“自己的孩子”这种感觉就会使新做爸爸的人浸透了幸福的感觉。他们乐意照看孩子，抚慰孩子，喂水喂食，哄孩子入睡、和孩子逗趣，为孩子收拾。当然，和做妈妈的女性相比，他们显得笨拙、生硬、粗糙，可带孩子的“机巧”只能通过“干中学”来学得。在带孩子的过程中，做爸爸的会慢慢地变得灵巧一些、熟练一些、细心一些。而如果他们不带孩子或者几乎不带孩子，他们就没有机会把自己变得灵巧、熟练和细心。所以，只要带孩子，多带孩子，灵巧和细心自然就养成了。

请爸爸多带孩子，其次是因为爸爸都希望、也都需要把自己对孩子的爱直接传达给孩子，而不仅仅通过辛苦的工作、很多地挣钱、很多地为孩子提供物质条件来间接地表达对孩子的爱。爸爸多给孩子创造物质条件的心愿是好的，但孩子很难体会到。爸爸和孩子之间的感情需要互相的耳濡目染来培养，需要爸爸把时间直接给孩子，下班后、休假时和孩子嬉戏、照料孩子，陪孩子玩、吃、睡。孩子要求的就是你的时间。只要你给孩子时间，孩子就给你感情，孩子就会喜欢爸爸，在爸爸带领下吃饭、睡觉、玩耍、交流。

爸爸多带孩子，同时培养自身的人道主义素质。在男性的生命进程中，除了学校教育（可惜中国学校教育在这方面太薄弱）和小说阅读外，能够明显增强自身人道主义素质的机会，主要是恋爱和抚育孩子。恋爱能够让男性感受到温柔、体贴、为对方着想甚至奉献的善良，但孩子更能让爸爸深刻地感受到这样的情操。婴儿、幼儿是那么地娇嫩、柔弱、无助，只要和他们在一起，再刚烈再无情的男性也会变得善良、细心、关切，也会体验到婴儿的需要和自己直接关心他们的义务。这种对他人义务的直接感觉，虽然起源于对亲生孩子的本能，可它是人道主义最深厚的根源。我相信，一位细心关怀亲生婴儿的男性，有更多可能在大范围关怀弱者、爱护女性、照顾他人，有更强烈的消除社会丑恶现象的希望。

爸爸多带孩子的关键，是通过这个途径，爸爸对孩子的出自本能的爱、理性的爱甚至出自社会压力的爱，能够逐渐转变成发自心底的亲情，转化成对孩子的亲密情感，并且发展为和孩子之间无拘无束的交流。这样，爸爸和孩子之间的本能关系，就上升为人性的情感，人与人之间信赖、关怀、依靠的社会性情感。这样，在孩子逐渐长大的过程中，爸爸既能够顺当地教育和带领孩子，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培养”自己，和孩子一同成长，因为孩子在婴儿、幼儿、童年、少年、青年的长大过程中，爸爸面对着孩子带来的新事物、新思潮，容易保持自己的学习能力和生活兴趣，并给孩子树立起榜样。

爸爸多带孩子，更有助于爸爸从根本上杜绝打孩子的恶习。打孩子是中国男性的著名恶习之一。然而，一个男性是否粗暴、是否会暴打孩子，在他青年时期几乎是无法识别的。即使一个后来粗暴对待孩子的男性，在其结交女友、结婚、刚刚有孩子的时期，他也不会想到自己以后会粗暴对待孩子。其实，粗暴对待孩子的爸爸，没有几个人自己不痛苦。因此，如何把男性对亲生孩子本能的爱或者理性的爱，转变成与孩子的交流和对孩子的理解，是每个做爸爸、妈妈或者即将做爸爸、妈妈的人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这里，杜绝男性今后粗暴对待孩子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爸爸从孩子出生起就多陪伴孩子，多带孩子。在这个过程中，爸爸会体验到自己对别人（自己孩子！）的照料，为别人（自己孩子）的顾虑，男性的情感将细腻得多、在刚强的同时生发出温柔的感觉、怜悯的关怀，而消弭像“水浒传”中许多好汉那种不谙温情、不知怜悯的现象。

当然，面对孩子的哭啼不止，面对孩子的任性和作息时间的差别，做爸爸的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细心，需要做妈妈的更多支持和鼓励，也需要做妈妈的放手和放心。无疑，带孩子带婴儿是对男性耐心的艰巨考验，常常伴随着烦恼与无可奈何，但我的亲身体会告诉我，带孩子也充满了乐趣、幸福和喜悦。只要你耐下心陪伴孩子，你很快就会发现孩子在变化，在成长，三天便有不同，五天就又学会新东西，你会从心底里感到你在抚育人，你在成功。而这恰好表示，你自己的心灵也在变化，变得更有人性、更有责任。

所以，我衷心地希望我的年轻朋友如果当爸爸，就找时间多带孩子；如果当妈妈，就让孩子的爸爸多带孩子，帮助他，让他带好孩子。

“夜话”2007年第6期                                    2007年3月20日

 

送孙经纬

 

寒假中就知道孙经纬离开上海财经大学、离开上海了。可回到上海才感到他真的离开了：既不能和他在一起喝咖啡，也不能拿起电话就聊天了。

我和孙经纬认识的时间不算长。最初相识好像是八、九年前一次下四国军棋。相知就更迟了，而且缘起于高级经济学教学。我们那时都在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最早提议在硕士研究生教育中引入高级经济学的似乎是当时在那里负责硕士生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朱保华教授。孙经纬是最积极的支持者。学校研究生部召开会议讨论这个提议，参加者甚众，反对者甚多。我那时没有承担硕士生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任务，也不担任任何职务，甚至学校也很少去。可也被召参加会议。在那个会上，我积极支持朱保华、孙经纬，支持使用原版的西方高级经济学教科书，指出负责研究生教学工作的林珏教授拿出来的梁小民编著的《高级西方经济学》与西方国家的《高级经济学》教材相距很远。那次会议后，孙经纬也许就把我视为他的相知了。但那次会议后，上海财大碰到的最大问题是谁来讲授高级西方经济学。原先讲授硕士生西方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等专业的老师退出了；西方经济学专业的三、四个教师不可能承担全校那么多课程。这时，孙经纬、王根蓓、伍山林、胡永刚老师勇敢地站出来开设高级西方经济学课程。没有他们，上海财经大学当年根本不可能在硕士生教育中引入高级西方经济学。这里，我必须说，他们上课非常辛苦。他们不是海归，甚至没有在国内的西方经济学专业学习过，缺乏严格的经济学或数学训练，但他们凭着自己对经济学的兴趣、对学生负责的感觉承担这些课程。他们边自学边上课，边上课边自学。他们成功了，可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是惊人的。同时，他们的努力从来没有得到过相应的报酬。我担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期间，准备给硕士生高级西方经济学课程增加工作量报酬，却受阻于从事硕士生政治经济学教学教师的攀比和学校统一课酬规定。因此，我始终感到有愧于他们。我到过这几位教师的家，知道他们的物质条件明显低于许多其它老师。今天，在上海财大对海归实行特殊收入政策、海归也承担起高级经济学教学任务的时候，我作为一名老海归，一方面为最近回国工作的海归可以取得优越物质条件表示高兴，一方面也希望他们能够了解，除了物质条件外，他们还需要或者更需要展示出自己的精神风貌。

孙经纬本来在上海财大财经研究所工作，后来转到工商管理学院，先担任院长助理，后担任副院长。作为一名只有讲师职务的年轻人，他能够在教授、博导众多的工商学院脱颖而出，担任那里的领导工作，靠的是他对经济学、管理学教育方向的准确把握，他开设课程的高层次，他艰苦的自学努力，他的公正和自我牺牲。他很清楚当今管理学和经济学融合趋势，指出管理学的问题抽象到理论层次就是经济学问题，因此，工商教育要办好，非把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不可。我曾经说过，上海财大2003年之所以不再任命政治经济学教师、而任命我担任经济学院院长，是因为校内各个管理学科强烈要求强化西方经济学教学，我指的便是陈信元、孙海鸣、戴国强诸教授领导下的会计、工商、金融等学院的要求。在当时，他们对西方经济学的要求走得比程恩富领导下的经济学院远得多。

我不知道孙经纬何时认识西方经济学的。但让我敬佩的不是他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而是他一旦认识后，就开始了艰苦的自学。他曾到复旦大学数学系听课，他自学了大量西方经济学、管理学高级教科书，有的书读了好几篇。做过教师的人都知道读书和上课是两回事。读书可以不求甚解，但上课就必须向学生讲解清楚；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讲解清楚。教师的水平也正表现在对难点的清楚讲解上。可高级经济学、管理学教科书，我自己就有许多难点没有搞清楚过，只是没有开课和讨论才掩盖着而已。孙经纬开过高级微观经济学I、II、III课程，用Tirole 的《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开过产业组织课程。博客上有种说法“上海财大有三多：食堂多、美女多，听孙经纬课的人多”。我已经离开了上海财大，无法证实这三多，但我知道孙经纬对课程难点是下了功夫的。这里我想提及的另一点，是孙经纬坚持用国外教材。当时希望我们编教材的人很多。上海财大那么多学生上西方经济学课程，加上考博、考硕的外校同学，需求量肯定是大的。但孙经纬明确反对，他认为我们自己编的不会比原版教材好，既然如此，为什么强迫学生用更差的教材呢？而奉命行事或为钱行事，在他看来，都不应当是大学教师的所为。

孙经纬对国内经济学、管理学教育改革的许多独到想法强烈影响了我。我在经济学院院长任上的许多做法和他商量过，有些甚至就出自于他。他对田国强教授担任经济学院院长的态度非常积极。在田国强上任初期的困难阶段，他全力以赴支持田国强。田国强最初一些改革措施，例如硕博连读，没有他参与决策的工商学院的支持是很难成功的。在我印象中，田国强任职最初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两人几乎每天要通一两个小时电话。当时有一种说法，上海财大只有两个人毫无保留地支持田国强，一个是他，一个是我。可我那时已经不能算上海财大的人了。为什么孙经纬全力以赴支持田国强？我的体会是孙经纬把田国强的改革视为实现自己对上海财大、对中国经济学、管理学教育的梦想，因此，无论改革对他个人的影响好坏与否，他都义无反顾地全力支持。应当说，在田国强主导的财大改革初期，孙经纬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今天，当财大改革似乎已经走上不归路、当田国强得到一片赞誉、而我本人也沾到光彩的时候，孙经纬却默默无闻地离开了。我相信，未来能够给孙经纬最大安慰的，就是田国强、谭国富诸位院长和上海财大各位领导能够把上海财大建设成一流大学。

我对孙经纬的知，是我担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以后。那时我到办公室的时间多了，他本来便整天待在办公室，因此我们交谈频繁起来，我惊异地发现他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远远超过了我，发现自己和他在许多学术、社会、人生问题上“所见略同”。他向我提出过许多建议，给过我许多鼓励，也对我发出过许多质疑。例如对我去年那篇短文“面对骚扰威胁，我将微笑向前”，他直截了当地问我为什么把私事、公事搅在一起。我很快体会到他的质疑是从他对我个人的要求出发的：他不愿意看到我做错事情，不愿意听到我的各种理由。在他面前，错就是错，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辩解。一个人有他这样直率的朋友是很难脱离正轨的。

孙经纬离开上海是因为母亲不愿离开家乡又需要他养老。尽孝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退职的主要理由。李密的《陈情表》感动过一代又一代士人。然百年以降，因尽孝而退出官场、职场之人之事几不再见，因此很少有人相信孙经纬的理由。我没有问过他离开上海是否还有更深层原因。也许，每个人心底深处都有一些痛处需要保护，我们不必追问。无论如何，我确信他是抱着对上海财大的期望而离开他为之付出了自己最好时光的财大的。他曾经针对某个爱情事件评论说：“同情她的处境，尊重她的选择，自己要无怨无悔。”他的评论给我深刻印象。今天，我体会到，这个评论也许反映了他对学生、对上海财大、对世界的态度。一方面，尊重别人，一方面，自己无怨无悔地付出。当然，他还没有结婚，甚至可能没有恋爱过，他对爱情的评论似乎更带理想色彩，而欠切肤之感。不过，独身也许是他能够专心自学并且领导好上海财大工商学院的特殊条件之一。我在德国见到一些独身者，他们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和收入全投入社会公益活动。我孩子在那里参加的足球俱乐部、象棋俱乐部都是这样的独身者办的。然而，孙经纬独身，不是因为他孤僻：他是一个开放和活泼的人；自然也不是因为缺乏愿意与他交好的女性，而是他（还）没有遇到让他倾心的女性。他和我谈过我的短文“一般均衡和爱情”，我知道他在爱情上和在人格上持理想主义。不过，理想主义者遇到喜剧是偶然，落到悲剧是常态。所以，理想主义者必须有悲剧的心理准备，才能够坦然地对待人生。孙经纬是有这样准备的。可即使如此，我仍然衷心地希望孙经纬能够在千万人群中，寻觅到自己的另一半，在爱世界的同时又能够特别的爱上某一个人。这是因为我相信，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生命的真谛就在于追求，追求美好，追求至善，而这同时意味着追求爱情。

我没有到车站或机场为孙经纬送行，就以这篇短文送他，已经在千里之外的他。

“夜话”2006年第20期                              2006年11月29日

 

中国经济起飞：认知和感悟

   

     经过多日努力，我的朋友和我计算出了1952年到2005年中国新增资本与新增人口的比值，并绘出了它的坐标图：

   看着这张图，我不仅激动，我甚至感到了惊心动魄：首先，1952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里，每个中国人拥有的资本几乎没有变化，中国经济竟然延续了几千年来的停滞特征！关于1952年以后中国计划经济的一切美好词汇，在这条简单线段面前都变得令人惊撼地苍白无力。其次，经过多少年的苦难、波折、彷徨和挣扎，我的祖国的经济，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起飞了。我们还没有1952年以前的系统数据，因此这张图还只能从1952年开始。可是，如果我们打开眼界，中国早在150年前就开始了现代化的努力。中国工业从1860年就起步了。1860年后三十年洋务运动的工业创业，1910年后近30年“民族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的工业建设，1958年“超英赶美”大跃进的尝试，1978年“四个现代化”建设，都试图造就中国经济的起飞。我们中国人的努力不可谓不勤，可努力的效果却又不可谓不低。我们的图形显示，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也就是仅仅十几年前，中国为每一个新来到世上的中国人所生产的财富，还没有明显超过遥远的祖先。事实上，就在今天大部分活着的中国人亲身经历过的1981和1982年，那么少的财富竟然还绝对减少过！幸运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彷徨挣扎的中国经济终于像飞机摆脱了地心阻力那样，坚决地离开了地面，起飞了！

    我们知道，资本是人生产出来但没有立即消费的产品。资本可以用到新的生产中，提高人的生产率。同时，资本也是人类的财富。一个人收入高低和财产多寡是两回事。一个人把收入省下来才有了财产。同样，一个国家的总产量和总财富也是两回事。一个国家把产量省下来将形成国家财富（注意不一定是政府的财富）。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也许会很高，但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可能花光收入，而没有留下财富。在世界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出现过许多次。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初期，人均收入提高很快，可都没有积累起财富，因此都没有带来经济发展。如果不考虑政府滥用的话，那么，人类也许有一种生物学本能，会利用更多的收入扩大自己的种群。因此，经济起飞的条件在于，如果收入增长不能远远超越人口增长的话，人类就必须淡化自己的繁殖本能，而把更多收入用于增加现有人口财富。后一个条件十几年前在中国出现了（尽管以悲剧形式出现，但中国150年的经济发展本身何尝不是悲剧多于喜剧呢？），它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一起，在新的生产方式下，造就了中国经济最终的起飞。

我们计算的新增资本与新增人口之比，不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和富裕的最好指标。总资本和总人口之比更加恰当。可是，我们缺乏总资本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新增资本和新增人口之比能够让我们合理地想象全体中国人平均富裕程度。如果新增资本和新增人口比很少变化，那么，我们很难想象每个中国人平均拥有的财富会提高；如果前者像十几年前开始的那样强劲升高，后者也必定随之升高。就此而言，我们的图形不但揭示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停滞，也揭示了中国经济向着大众富裕方向的起飞，义无反顾的起飞。

事实上，我们自己就见证着中国财富的猛烈扩张。早在1848年，我们当时的先辈在中国刚刚看到但顽强拒绝资本主义文明的时候，马克思便惊叹，不到一百年的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财富，比以往一切时代人类（包括中国人）创造的财富总和还多。今天，同样的奇迹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仅仅二十年前，有谁想到遍布中国大地的高速公路、有谁想到普通人的飞机旅行，又有谁想到农民因为劳动力太贵而购买收割机？中国人在最近二十年创造的财富，令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瞠目结舌。以平等、自由为基石的市场经济，在古老的中国再一次像魔法师一样变出了人们在过去无法想象的巨大财富。

今天，我们知道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在他的年代已经走到头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知道，用人均财富和富裕民族相比，中国还很穷；我们也知道，即使今天最富裕的民族也富裕得不够。中国经济发展走过了150年。在这期间，我们曾经狂热地赞颂过大清王朝的中兴、计划经济的成就。可我们的图形显示，那一切不过是我们在旧框架中试图起飞的无望挣扎，今日的中国才真正摆脱了千年的停滞。在高度评价中国经济巨大转折同时，我们又应当认识到中国经济离开富裕还很远。用飞机升空来比拟，如果飞机在10000米的高空才能够平稳飞行的话，那么，中国经济虽然起飞了，它的飞行高度也许还没有到达2000米。尽管它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地面，但是，它还有很长的升空路程要飞，它的飞行员和乘客还在骚动之中，它甚至还不知道如何对待突然出现在面前的庞大财富。升空中的飞机比停留在地面上危险得多。因此，为了完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任务，作为飞行员和乘客的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需要的都不是颂歌，而是平等、自由和自律，是基于它们的理性讨论与决策。

 

（注：新增资本与新增人口比的数据以1978年为基期。具体计算方式为（新增资本/新增人口）＝（投资/新增人口）＝[（投资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增长率×人口）]＝[（投资率/人口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投资率/人口增长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投资率和人口增长率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没有扣除投资中包括的补偿折旧部分；没有考虑外汇储备。)

“夜话”2006年第19期                                               2006年11月15日

 

“205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制度

 

    一位年轻朋友最近写信给我，希望和我交流关于马克思理论与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些想法。他说：“我所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基本上都是以2050年为一个里程碑。在2050年以前，可以积极发展非公制经济。到2050年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并认为那时中国的生产力已经达到马克思所要求的实现社会主义转变条件。对于2050年以后是怎么样，我好像没有看到国家在这方面的任何政策，我自己认为到2050年会不会又重新回到1953至1956的社会主义改造。当然改造的形式肯定是不同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到那时非公有制经济可能要被消灭。因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这是生产社会化是本质要求.不知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有问题？”

 

    他的真诚讨论态度让我感动。任何想法，包括我自己的想法都是有问题的。否则思想就无从争鸣、理论就无从前进。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尤其对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有想法。我不同意这位年轻朋友的想法。可是，在支持他转变想法的同时，我同样支持他坚持和扩展他的想法。思想是平等的。不管这位年轻朋友的想法是否与官方观点一致，是否与马克思的观点一致，是否与我的或者其它任何人的观点一致，他都和官方、和马克思以及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任何组织拥有同等的权利表达和发展自己的观点。

 

       毫无疑问，“2050年以后”的问题是目前中国最忌讳的问题。然而，经历过最近五十多年尤其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成年人，有几个人感觉不到这个问题呢？可又有几个人有勇气把它说出来？敢于面对未来的是年轻人。未来属于年轻人。写信给我的年轻人到2050年时应当是60来岁，正是担任中国和世界领导人的年龄。因此，年轻人必须而且应当考虑和讨论中国与世界未来的走向。这样，中国才有方向，中国在思想、文化上才可能步入先进国家行列。

 

    我不同意这位年轻人的想法。首先，他对2050年中国经济制度的考虑建立在马克思的著名断言“生产的社会化必然导致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我不能肯定是不是每一位参加过高考的年轻人都背熟了这个断言，从而形成了对公有制的“自然”好感。在我看来，马克思这个断言至少在逻辑上还不成立。希望它成立的朋友们在这方面还有艰苦的思维工作要做。我认为，生产的社会化是一回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另一回事。前者到后者是否存在逻辑必然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马克思这个观点还是一种断言，而非逻辑论证。几百年来，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在提高，问题是，第一，假如承认马克思的观点，那么，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达到多高，生产资料公有制才成为必然？第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是否有个小于100％的上限，因为总有一部分生产是为了生产者个体或生产者组织自己或者当地使用而生产的？如果有上限，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必然所要求的生产社会化程度是否高于这个极限。第三，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即使能够达到100％，它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逻辑链条如何建立？第四，如何排除高度社会大生产也能够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逻辑可能性？比如，微软公司为全世界生产视窗软件，它是否就必须（不仅仅是应当）由全世界人民所有呢？或者，我们也许能够设想一种经济状态，全世界每个企业都是私有的，都为了自己的利润目的而生产，却又都把全世界人民作为顾客而生产。这是一种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并存的状态。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证明这种状态的不可能性。可是，我没有看到包括非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哪个人做出过类似证明。根据马克思本人的说法，这种状态会发生经济危机。可是，一种全世界的公有制，就能够避免经济危机吗？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读到类似的论证。因此，在我看来，生产的社会化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公有制仅仅是一种信念。信念可以启发思路，个人实践它是个人的自由，但用它从事牵涉许多人的实践则是危险的。此时，我们需要逻辑。我可以举一个类似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的年轻朋友的专业和化学有关。我想，我们都会同意一个化学家有权利至死坚信某种化合物存在的必然性，但他必须通过逻辑设想出生成这种化合物的可能过程，他才可以从事牵涉许多人的化学实验。

 

其次，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生产的社会化是全世界的，而非一个国家的。因此，马克思“本质上”否定了一个国家实现生产社会化从而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可能性。提出一个国家能够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是斯大林。他的理由是他的苏联已经在一国内实现了公有制。当时的苏联没有人敢反驳斯大林，他的论证自然成立了。马克思理论当然不一定正确，但我的年轻朋友谈的是马克思，我们的讨论先假定马克思是正确的。如果假定斯大林是正确的，我们则需要从另一个出发点开始讨论。

 

再次，根据马克思理论，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同时是个人自由的社会，马克思本人甚至用了“个人所有制”这个词描述那种社会。确实，没有个人自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只可能成为生产资料的政治权势者所有制的美丽面纱。后者在马克思那里比生产资料私有制还令人厌恶。我们知道，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人的制度。一个人首先必须在心理上达到内在自由，他才有资格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一个从内心就对权势者或者生产资料的管理者满怀恐惧的人，不具备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资格。即使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情况下，一个看着权势者眼色生产的人，也在实际上放弃了自己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所以，即使生产的社会化可能（注意，不一定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没有人的自由，生产资料公有制也肯定不会出现。其实，根据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概念，每一个人对生产资料的权利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如何使用生产资料的决定，可以要求改换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不担心任何迫害，否则的话，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无从谈起。可是，在这里，个人自由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相容，也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因此，根据我对马克思的理解，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2050年以后”的看法是：第一，2050年中国可能实现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远远不足以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第二，2050年以后的一段长时期里，中国的生产社会化即使达到非常高的程度，中国社会也建立不了公有制，因为普通中国人要改变“伴官如伴虎”的恐惧心理，需要的时间更长得多；第三，如果中国在2050年或者以后一段时期内建立了公有制，那一定是政治权势者的所有制。

“夜话”2007年第9期                                                                2007年5月5日

 

三十年农村变迁

 

    今年五一长假，我走访了年轻时生活了八年多的村庄。离开那里已经三十年了。

    那是1977年，也是五月份，农活开始紧张起来。农民每天一早下地，到太阳下山才能收工。因此，离开村庄，离开急需劳动力的生产队，心里多少有些不安。所以，我理解交白卷的张铁生在白卷上写下了感言：他无法在乡亲们辛苦劳作的同时安心地复习备考。在当时情况下，我也许会像张铁生那样做出参加体力劳动而非复习的选择。另一方面，那样的选择在不同时代都可能出现。三个月前，我参观了杰克·伦敦（Jack London）纪念馆，知道他曾因成绩差而被三年制学院开除，他发奋读书并考取了四年制大学，可为了帮助父母维持生计，他没有读完一年便退学了：他同样无法在父母亲辛苦劳作的同时安心读书。

    问题是，为什么三十年前农民必须那么辛苦，农业必需那么多劳动力，以至于我们不参加劳动就于心不安？

    三十年后的现在，当我和年轻时的朋友坐在一起“忆苦思甜”时，我们感受最深的是农民现在舒服多了，农业劳动轻松多了。我们也才发现，农活本来不需要那么辛苦，农业本来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

    三十年前，我所在的生产队，120亩地，50个劳动力，无论按照今天的标准还是按照七十年前中国学者思考中国工业化时的标准，劳动力都是太多，都应当转移出农业。可是，三十年前，中国大陆有谁觉悟到农民太多呢？我们缺少农民，缺少人，每一个达到劳动年龄的人都必须下地干活。学校在农忙时专门放假（“忙假”），让学生回生产队干活。几个外出务工的农民必须回队劳动，否则家里就分不到粮食。一年365天，我们也就在春节休息三、五天，甚至在“过革命化的春节”号召下，正月初二就干活了。农田有数不尽的活儿要干。春季的麦田拔草、施肥、清猪圈、捞塘泥，割草，做草塘泥、夏季的收麦、插秧、交公粮、稻田拔稗、施化肥农药、收早稻种晚稻，秋季的收稻、交粮、挖墒、种麦，冬季的清墒、植树、水利。平时每天太阳出山就干活，太阳下山才收工。农忙时，天蒙蒙亮便开始挑肥料、整地、拔秧；天黑后还要挑把子、脱粒，早班、晚班甚至夜班连轴干。那时候，田里种什么作物是由政府规定的。我所在村庄位于江苏省南部，历史上实行的是两作制：秋末种麦、夏初种稻。我在农村期间，政府又安排改三作制、种双季稻，即冬初种麦、夏初早稻、秋初晚稻。农民也就更忙更累。作为农民，当时觉得我们什么都不缺，就是缺人，缺劳动力。我们太辛苦了；甚至那么辛苦，也满足不了政府加大农业劳动投入的要求。我们生产队不但欢迎政府派下的知青落户劳动，当时有位自称中专毕业的男性青年，不知何故经过我队而又没有确定去处，队里竟也高兴地收留了这个劳动力。

    今年重返生产队（已改名为“村民小组”），最大的感受就是农民劳动少了，劳动强度低了。许多农活根本消失了。割草挑粪、积肥拔稗、挖墒清墒之类的劳动，现在没有人再干了。三作制、双季稻二十年前就废除了，理由是人太苦。如今农民干脆连两作制亦放弃了：麦子不种了，一年仅种一茬稻子。在他们看来，一茬稻子收成够吃了；粮食价格便宜，种麦收麦又苦又累，所以不种了。即使稻子一茬，农民也无须特别劳累：田平整好直接洒稻种，既不要在水还冷得彻骨时下田育秧，也无需脸朝黄土背朝天插秧了；到收获时还雇收割机来帮忙。所以，现在不但学校不必放假支农，外出做工的农民无需回家帮忙，就是留在村庄的农民也没有早班、晚班、夜班可干了。一年365天，种田无需100天。三十年前的五月初，正是积肥的关键时期，我们在每块田的角落堆一个高高的肥料堆，以便麦子收割后就近挑肥料压田，因此田野上到处可以看到挑担子的农民。如今田野上没有人影。农民不是外出打工，就是休闲在家：农民倒真是多了，因为没有农活可干了。我到了各户人家，除了个别人在菜地干活外，大多数人都在休闲。因此，假设今天还有像张铁生那样对农活不能置之不理的青年，他们也有许多时间安心学习了。

    三十年不算长。农民多甚至过剩也不是百年可以形成的现象。可是，为什么三十年前中国那么地缺少农民以至于需要他们那么地辛苦劳作呢？学者们也许会提出各种解释。作为三十年前农民的我和始终是农民的我的朋友，我们的感觉是因为政府现在不强迫了。政府不再强迫农民交公粮（可城市人却也没有缺粮！），也不管农民如何种田，甚至还扔掉了“为革命种田”的神圣光环。三十年前，不说种麦交公粮的大事，就是“人积百担肥”、“墒挖半尺深”的号召，就让农民疲于奔命、苦于劳作。三十年后，农民管自己的田地、自己的吃饭和收入，粮食既不见少，劳作也大为轻松。据说近几年的民意调查发现农民的幸福感最强。我原先不相信。这次重返农村，在惊奇于麦地里竟然有牛散步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以为的麦地，长着的原来是一片野草，也才领悟古时文人感叹的“农家乐也”，也许正回到现代中国的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