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张培刚先生—-兼谈避免先生中年悲剧的重演

  

        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张培刚先生近日仙逝。消息传来,悲切之余,又深感纪念先生的最好方式,是我们的国家避免先生中年悲剧的重演。

        我和张先生不熟。最早知道先生是从1980年出版的一套四册《国外经济学讲座》。好像在那次系列讲座中,先生做了好几讲。那是1949年后国内第一次全面介绍现代经济学的书。它打开了包括我在内的青年、中年和老年好几代人的眼界。也就是从那套书中,我才第一次知道许多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国内经济学家并且牢牢记住了先生的大名。幸运的是我还聆听过先生的教诲。大约十多年前我与孩子到三峡旅游时经过武汉,徐兄长生特地举行一个小型报告会让我讲讲自己的研究心得。没有想到先生竟然也来参加,并且做了很长时间的评论。记得先生特别提醒当时还在壮年的我和其他青年学者要了解农民和农业,因为先生协同开创的发展经济学首先要研究的是农民和农业以及包括农业在内的广义的工业化,而不了解农民和农业,或者仅仅从书本上了解它们,我们将很难做出重大成果。先生还举了自己青年时在乡村调查的情形和那些调查对他研究的影响。记得先生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既语重心长又神采飞扬,完全不像一位80多岁的老人。

        先生早年学习今日国内官方钦定名称的“西方经济学”,毕业后工作,从事乡村调查和研究,然后考取利用庚子赔款选拔留学生的项目而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在那里,先生1945年写就自己的博士论文《农业和工业化》。先生的论文获得迄今为止中国人在经济学领域获得的最高国际奖项,并为自己赢得了全世界的声誉。在后来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该论文里,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工业化概念,并特别强调了农业本身的工业化,同时深入探讨了农业国实现广义工业化的条件和途径。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在先生这本书之前,熊彼特(Schumpeter)1912年写过《经济发展理论》,可讨论的不是后来的发展经济学关心的主要问题。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 1943年研究过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问题。这虽然属于当今的发展经济学范畴,但他深受凯恩斯理论影响,在工业国供给过剩的前提下讨论其周边国家的工业化问题。张先生才第一次把一个独立国家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作为独立的课题加以研究。尽管他以自己熟悉的中国为经验背景,但他的过人之处是把中国问题提炼成农业国工业化的一般性问题并从经济学理论的抽象层次上加以讨论。仅仅就这一点而言,先生便是发展经济学当之无愧的创始人之一。

然而,先生没能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或最重要的创始人,没能摘取创立发展经济学的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这里的主要原因,我想是先生1945年的论文虽然提出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尚未提出一个分析概念来撑起自己的理论框架。例如1954年刘易斯(Lewis)提出的剩余劳动或1955年纳克斯(Nurkse)提出的“大推进”等。令人长叹的是,先生之所以没有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既非先生懒惰也不是先生转入其他研究,而是中国政治在其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剥夺了先生从事研究的所有可能。事实上,一直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深深感受着这一变化给中国学术带来的毁灭性灾难。苏小和先生在悼念先生的文章中问我们的国家能不能对张先生说一声对不起。当然能!不但能,而且必须对张先生说一声对不起。不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先生曾在其中受过许多具体冤屈的现华中科技大学以及当年的所有参与人,而且包括我这样当年批斗“反动学术权威”的青少年,都应当对先生说一声对不起。今天,在悼念先生的时候,我再一次为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老师、对包括先生在内的所有不满毛泽东专制的人的批判斗争表示道歉。

先生博士毕业后返回武汉大学任教两年后,又于1948年应聘到刚刚成立的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的主要工作范围便是先生关注的“农业国工业化”。这既是先生远离国内战争炮火的机会,也是国际组织对先生研究成果的重视。但翌年即1949年,按照《南都周刊》的说法,先生“毅然辞去了联合国待遇优厚的职位,也婉言辞谢了导师布莱克、厄谢尔两位教授约他回哈佛任教的邀请”而回到国内。我对该刊在这里用“毅然”一词很有保留。当时国共战争胜负已定,留或回大陆与否虽不易决定,但离开大陆的决定可能更得“毅然”。我的父亲当年之所以留大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文弱书生,没干过坏事,在大学里还保护过共产党员;再说共产党来了要建设国家也要读书人用吧。而如果离开大陆,何时能够与父母妻儿相会?我不知道先生当年的具体想法。不过,1949年之前,从马寅初到樊弘等几乎所有的中国经济学教授都倾向社会主义和苏联式的经济体制。他们一面在课堂上讲述“资产阶级经济学”,一面又在报刊杂志上批评资产阶级政府和帝国主义(那时候的政府是能够公开批评的)。如今郎咸平喜欢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阴谋,但讲到我国政府时依然三缄其口并强调不可外传。可当年经济学家经常在报刊上公开批评帝国主义和反动的国民政府互相勾结的“阳谋”。因此,对绝大多数经济学教授来讲,留大陆是不言而喻的,几乎不需要“毅然”地决定。这样的气氛对先生也许不无影响。国际的影响亦如此。据说先生对熊彼特很尊崇。先生在哈佛读书时熊彼特在那里任教。熊彼特1949年的演讲《大步走向社会主义》也许发表在先生回大陆之前,但熊彼特的思想应当对先生有很大影响。况且先生关注的又是中国的工业化,而中国的主体在大陆。同时,联合国及下属各委员会当时还只承认“反动的”中华民国政府。

先生从联合国组织的任上回到大陆是影响先生一生的最重要决策。先生也许当时对“自由”还没有很多体会。确实,生活在自由环境下的人意识不到自由的可贵,就像健康的人意识不到健康可贵一样。先生相信中国要走工业化道路,而他的研究对中国有用。无论环境如何恶劣,教书、做研究总是可以吧。先生不可能设想毛泽东政府不许他教书和研究。如果先生预见到他回大陆后不准教书和研究,他会回来吗?他应当回来吗?这样的问题是残酷的,一个健全的社会不会强迫人面对这样的问题。但先生应当没有意识到他要回到的社会不是健全的社会。另一方面,如果先生不回大陆,他也许在台湾或海外便结识了后来的张五常,他也许提出了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概念并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模型,他也许取得了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如果他不到台湾而落户海外,他将像杨振宁、李政道那样作为外籍华人获奖,而不再是中国的经济学家,那先生对中国有什么意义呢?然而,先生回到大陆,对中国又有什么意义呢?

无论如何,先生回到了大陆,然后到作为新首都的北京接受马克思主义再教育。先生也许在那里才第一次听说工业化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之分,而先生所论述并获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奖励的工业化道路是资本主义道路,必须批倒批臭。也许先生在再教育过程中不那么“真诚”地接受这些“真理”,也许有关方面认为先生受“资产阶级经济学”“毒害”太深,再教育结束后,先生没能像其他许多教授那样回到课堂,而“被”转行做基建工作,并且肯定被禁止发表文章,禁止与海外联系。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949年以后很快便不能和海外朋友通信。先生社会联系不如他们广泛,又不居住在往往可获得特例的京城,因此不会比他们的待遇更宽松。当刘易斯1954年发表他凭此获得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剩余劳动”文章时,先生正在工地上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可能根本不知道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件大事。后来先生返回了教室,但讲授的是政治课,即必须当做真理膜拜的马克思理论,而与自己的研究、与国际上的发展经济学研究风马牛不相及。一直到1979年以后,毛泽东专制结束,他走上北京的外国经济学讲座,而先生当时已近七十,一个人可以做研究的生命阶段已经结束。

今天,许多人喜欢谈论先生最近三十年来的工作和获得的赞誉与待遇。那些赞誉和待遇根本无法与先生的中年悲剧相提并论,先生最近三十年来的工作尤其是培养学生的工作确实有意义。但毛泽东以后接续下来的专制制度依然让先生心有余悸。就我读到的两篇对先生的访问记看,先生对自己的经历仍然慎言。这是所有经过毛泽东专制后又生活在后毛泽东专制下老人的共性:他们担心自己对毛泽东专制的控诉而招来新的迫害。同时,我不知道先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先生最近的文字看,先生似乎言必谈社会主义。我不知道这是先生担心文字狱所致,还是先生真心所致。悼念先生的文章喜欢提先生主张的“新发展经济学”。说实话,我最初读到《新发展经济学》,看到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我就知道新发展经济学毫无价值,因为就学术来说,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毫无意义的。先生的学术贡献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而非最近三十年。最近三十年,先生虽然不顾年老体弱而笔耕不已,可时过境迁,损失已无从补回,甚至回到四十年代的研究水平亦无可能,就像一位老人不可能回到青年时的健康水平那样。从先生一生的奋斗和中国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先生的一生不是喜剧,而是遭受专制制度摧残的悲剧。正像董辅礽说的那样:“老师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灭了。

先生的中年悲剧使我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的学生辈和他们的学生,想到中国学术尤其我所熟悉的经济学的未来。对我这辈人来说,学术活力已经消退,学术生命即将结束,因此, 中国政治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不再影响我们的学术工作。我们的缺憾在于年轻时受到的专制之毒太深,学到的科学知识太少;在张先生写出获奖博士论文的年龄,我们才刚刚知道世界上除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外竟然还有“对建设社会主义有一定借鉴之处”的其他经济学。因此,中国学术发展在我们这一代苦于先天不足。最近三十年里的政治干扰和约束虽然不可忽视地影响了我们这代人,但学术精英不会受太多影响,因为毕竟有了读书写作条件,有了发表或者狭义传播的可能性。如果张先生在四十岁前后有我们四十岁时的条件,他一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的下一辈是现在的博士生和博士毕业不久的学者。他们年轻时便熟悉了可以公开批评与争论的经济学理论,他们刚刚走上一段学术道路,学术活力正在或将要到达高峰,他们是中国学术的希望。因此,中国政治的重大变化将影响他们的人生和中国的学术。如果中国向更加自由的方向变化,他们的工作环境将更好,对中国和世界经济问题的把握将更透彻,推动人类知识进步甚至重大进步的天地将更广阔。如果中国政治不幸而向更加专制的方向变化,他们将可能又一次面临先生在1949年的决策困境,先生的中年悲剧可能重演,中国学术发展可能再次夭折。因此,为了避免甚至杜绝这样的可能性,为了中国学术的进步,我们这辈多少还算幸运的学者应当坚决反对政治专制和学术专制,反对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区分学术,反对用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内的任何主义来领导或者指导学术研究。我相信,这也是先生对我辈学者、对中国的希望。

愿先生在天国安宁!

 

“夜话”2011年第21期,2011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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