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关于胡景北教授的报道(中文翻译)

注:按照美国新闻界惯例,此类报道无须事前经被报道者过目,也无须代表被报道者的观点。

 

一位中国学者反思自己的过去

 

记者:Sarah Carr

原文载于美国出版的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53卷第27期, 200739

 

 

1971127日:“我们的一生都交给党和人民来安排,一切都献于共产主义事业,我们的前程必将是光辉灿烂的。想到这些,还有什么可难过的呢?”

 

这是胡景北先生当年的日记,多年后的今天他不忍卒读。他意识到,“社会主义革命”导致无数学者被迫害,大批学校被关闭。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跟任何关心这段历史的人分享他的日记。现在,身为同济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希望向人们展示,在35年多前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中,共产主义政府是如何控制他的思想的。

 

“如果我们不反思这个问题,不弄清楚这种洗脑式的宣传教育是如何发生的,那么,我们以后可能还会再次面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在同济大学的一个学生餐厅里吃饭时,胡先生这样说道。他是一个清瘦的人,但胃口很好,在吃完一大份比萨饼后,还吃掉了另一个盘子里剩余的比萨饼。

 

今年12月,利用一个基金的资助,胡先生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做研究。他打算写一本中文书,考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青少年的影响。他希望,他的研究工作能够帮助中国社会走向宽容和自由。

 

同时,胡先生把他十几岁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的日记上传到了网络上——他把这些日记比喻成当年纳粹德国希特勒青年团员的日记。他在想,当时只有18岁的他,是如何完全地把毛泽东当成值得他顶礼膜拜的英雄人物。

 

197112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导师,是世界人民最伟大的领袖,是工农大军最伟大的统帅,是革命航船最伟大的舵手,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发动中国青年组成“红卫兵”,呼吁他们向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东西”进攻。

 

在毛统治后期,中国教育系统陷入混乱之中。1968年,和当时数以百万计的青年一样,胡先生被下放到位于华中『应为华东——译者注』的江苏省的一个农村公社,作为一个农民在那里劳作和生活。那时他才15岁,刚念了半年的中学。在农村,他挑粪、施肥,在日记中写体力劳动对他个人和国家的好处,他就这样过着日子。

 

197122日:“我们全家六人,分成五处,我和哥哥、姐姐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于六八年分别到了牧区、农场、农村。接着,父亲又在七零年下放到江浦农村。我们是为革命而离开的。虽然彼此想念得很,尤其是父母,更是十分想念我们三个孩子……我觉得我们应做的,一方面是从政治上开导他们——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用革命大义使他们放开眼光,振奋精神,让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于革命的利益,……

 

胡先生在农村生活了将近10年,是写日记让他保持着头脑上的活力。有时他的日记像一篇分析事物的短文。他靠抄写旧的教科书自学了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

 

米勒·哥德曼指出,许多中国青少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着类似学习经历。哥德曼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助理。“许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在文化上靠的是自学,”她说,“这与儒家的艰苦劳动与教育的价值观有很大关系。”

 

1978年,胡先生25岁。此时毛已去世,“文化大革命”也已结束,胡先生才有机会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尽管离开教室已经超过10年,但他还是很轻松地考上了。

 

他进了南京大学,学习经济学。他旅行很多,后来又到德国去了几年。在那里,他发现人们讨论“纳粹时代”要比在中国讨论“文化大革命”开放得多。胡先生逐渐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与先前那个在农村辛勤劳作并在日记中赞美“革命”的男孩已大不相同。他从没理会过先前的自己和那些日记——因为他长大了,朝前走了。

 

去年夏天,在湖南省山区,在一间被烟火熏黑了的农家房子里,一个小女孩告诉胡先生,她用吃饭的桌子看书、写作业。

 

这一下子唤起了他对自己农村生活的回忆,他的日记也是在那样的小饭桌上写出来的。他重读了自己的日记,并试图出版,但由于中国限制出版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作品,他未能如愿。于是,他把部分日记上传到了网上,并打算把其余部分也尽快上传。

 

在斯坦福大学,胡先生读了一些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书和材料,这些资料在中国是找不到的。他打算为中国的青年人写书。这些青年人如果学会提问题,他们就有时间改变。他说:“在中国的学校里,习惯的思维方式是学生不要提问题,听就行了。这样,许许多多的学生就没有学会自己思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97127日:“《红旗》杂志发表短评《认真读书,努力改造世界观》……这篇文章对我启发很大,澄清了头脑里一些糊涂思想。今后,我应加强学习,尤其要注意学习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

 

这个冬天在斯坦福大学,胡先生把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阅读和思考上。他列举了共产主义政府在教导青少年方面的一些方式——从他自己的少年起,经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直到今天:第一,宣传;第二,媒体;第三,教育。

 

“从进学校的第一天起,”他说,“我们就被教导,我们应当是共产党的学生。”

 

中国今天的青少年比他那时候有更多的机会,胡先生说。学校是开放的,迅速发展的经济给大学毕业生提供了更多职业的可能性。上海的摩天大楼、海外的来访者、高档的饭店和商店,和他青年时候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但是,与建筑物的不断扩大相反,讨论政治敏感话题的空间即使有,也是很小的。

 

“公开讨论‘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困难,”波士顿的哥德曼女士说,“只有他们得到一个勇于面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时,情况才会改变。目前的领导人不愿意去面对这些。”

 

中国普通群众也缺乏分析自己历史的兴趣,她说,“中国人那么多年被剥夺了经济福祉,……政治问题目前只能是第二位的了。”

 

但是,胡先生说,他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担心中国如何变富,他现在关注的是中国如何变正的问题。正如他35年前做的那样,他把目光投向了他的日记,希望能够找到答案——但是,现在的视角已大不相同了。

 

1971129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一篇文章的标题)

 

胡先生说,许多中国人错误地认为他们能把自己同过去割裂开来。因此,他把自己的过去摆出来,希望有一天,通过他的日记,能够引起集体性的内疚、质问,直到最后的清算。

 

Sarah Carr发自中国的报导。通过一个国际报导项目的资助,她于2006年秋天访问了中国5周。

胡景北为本文的翻译负责。

 

译者注:

1.原文引用的所有日记都是1971年的,但原文有三处错写成1972年。

2.译文所用的日记文本直接引自于该日记的中文原文。原报道中的英文翻译有错误之处。

3.胡景北1971117日至515日的日记原文可见

      http://www.hujingbei.net/upload/2007_07/0707061258713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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