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1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变动在中国的相对重要性

第六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的比较研究

6.11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变动在中国的相对重要性

按照上一节的思路,我们比较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变动在中国的总产出效应。中国的城镇失业数据从1978年开始。本节用这一数据代表中国失业U并据此计算1979到2015各年份新增失业U,再根据(6.41)式求得新增失业率u*。本节亦利用(6.40)式计算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率h。中国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资料。本节的研究战略如下:首先,我们考察hu*。的关系。若| u*/h|<1,我们接着考察s。若u*/h|+s<1,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效应更强。若u*/h|+s≥1,我们将需要进一步研究sr的可能关系。

首先考察hu*的关系。图6.8展示在1979-2015年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量H和失业增量∆U。它清楚地表明H对∆U的压倒性数量优势。∆U仅仅围绕着∆U=0上下波动,波动幅度小,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89万和-108万,最大值最小值之差为不足200万。相反,H波动剧烈,波动幅度大,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696万和-340万,它们的差超过2000万。同时,在绝大部分年份内,H都远远大于∆U。就两者的绝对值来说,H只有两年小于∆U,且小于的值仅仅为46万和47万。而在H大于∆U的其他35年,H和∆U的绝对值差距有15年超过1,000万,15年在100万-1,000万之间,4年在50万-100万之间。由于hu*分别为H和∆U与总劳动力之比,所以hu*图像的相对形状与H和∆U相同。因此,图6.8可以和图6.7直接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中国1979年之后三十七年情形和美国战后六十三年的情形正好相反:美国的失业变动比同期劳动力转移大得多,中国劳动力转移比同期失业变动大得多。此外,中国的情形更加突出。美国失业变动只是劳动力转移的四倍多,而中国劳动力转移是失业变动的十六倍多。

图6.8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和新增失业率,1979-2015年 (pdf)

资料来源:数据附录2;数据附录3。

表6.9列出了|u*/h|在中国1979-2015年间的均值统计结果。在这段时期内,在置信度99%水平上,中国|u*/h|的均值小于1的概率几乎是100%,即|u*/h|<1几乎是完全确定的。由此,我们完成了研究战略的第一步。不过,无论根据判定标准(6.35) 还是根据经验公式(6.39), 仅仅|u*/h|<1并不能够裁决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效应是否强于失业变动。此时我们需要明确了解|u*/h|+r或|u*/h|+s是否大于、等于或小于1。但为了了解它们和1的数量关系,我们需要|u*/h|的具体数值。观察表6.9中|u*/h|取值的置信区间。在99%的置信水平上,|u*/h|的最大值应当不超过0.43。检验发现|u*/h|均值小于0.43的概率高达99.5%。为了保证本节结论的可靠性,我们|u*/h|=0.43作为后续研究的参考值。

表6.9 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率和新增失业率之比的均值,1979-2015年

数据年数 37
|u*|/|h|的均值 0.21
|u*/h|均值的置信区间 (-0.02, 0.43)
Pr(|u*|/|h|<1) 0.9999
t检验值 -9.6411
Pr(|u*|/|h|<0.43) 0..9951
t检验值 -2.7274

注:置信度取α=0.99。

资料来源:参见图6.8。

现在我们继续考察判定公式中的另一个因素r。首先考察经验公式中的ss是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的平均生产率之比。在中国关于三个产业的统计资料中,第一产业仅仅指农业,因此我们把第二和第三产业合并为非农产业,并把各产业国民生产总值和就业的比率视为该产业劳动的平均生产率AP。利用中国1978到2015年的数据,我们计算出中国当年价格的APA和APN以及它们的比s并绘成图6.9。该图显示APA和APN在这段时期皆快速上升。以1978年为基期,如果不考虑影响各部门国民生产总值的价格变化,APA和APN皆提高了77和50倍。与此相反,s波动激烈,有时上升有时下降,并大体以s=20%为中轴线。s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26% (1984年) 和15% (2003年)。对s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6.10。不过,由于s的实际取值范围清楚,我们简单地采用s在该期间的最大值即s=0.26作为后续研究的参考值。注意这个值大于在99%置信水平之上s取值区间的最大值。

图6.9 中国农业和非农劳动平均生产率(当年价格),1978-2015年 (pdf)

资料来源:GDP:中国统计年鉴-2017年,表3-1; 劳动力:数据附录2。

表6.10 中国农业和非农劳动平均生产率之比的均值(当年价格), 1979-2015年

样本年数 37
s的均值 0.20
s的置信区间 (0.19,0.22)

资料来源:见图6.9。当年价格。置信度α=0.99。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农业和非农部门的生产率之比,所以只要价格变化反映了市场供求关系,使用当期价格计算的两部门劳动生产率比率在一定程度上便能够揭示两部门生产率的相对变化。不过,为避免当期价格可能引起的扭曲,我们继续考察用不变价格计算的两部门劳动生产率比率。图6.10显示了用1978年为基期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APA和APNs[1] 该图虽然也揭示了APA和APN的提高趋势,但它们的提高速度远远低于用当期价格计算的速度:同样以1978年为基期,APA提高了近6.5倍,APN提高了近9.7倍。更重要的是用不变价格计算的s呈现强烈的下降趋势,从1979年的16%降到了2015年的不足11%。同时,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的不变价格s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8.6% (1984年) 和8.5% (2003年),均值为0.13,都比按当期价格计算的数值显著降低。s系列数据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6.11。为了提高研究的可靠性,我们径直应用s在这一期间的最大值即s=18.6%≈0.19作为后续研究的参考值。这里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该s取值大于在99%置信水平之上s取值区间的最大值。[2]

图6.10 中国农业和非农劳动平均生产率(不变价格),1978-2015年 (pdf)

资料来源:GDP:中国统计年鉴-2017年,表3-1,3-5;劳动力:数据附录2。不变价格。

表6.11 中国农业和非农劳动平均生产率之比的均值(不变价格), 1979-2015年

样本年数 37
s的均值 0.13
s的置信区间 (0.11, 0.14)

资料来源:见图6.10。不变价格。置信度α=0.99。

 

回到经验公式(6.39), 我们已经选取1979至2015年中国的|u*/h|=0.43;在当年价格的s=0.26和不变价格的s=0.19之间,我们继续选取较大值s=0.26,所以对该时期的中国,我们有

(6.42) |u*/h| + s =0.43 + 0.26 = 0.69 < 1

|u*/h|与s的和明显小于1。由于r<s,所以应用判定标准(6.32)将得到相同结论。[3] 因此,在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总产出效应远远大于失业变动的效应,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远远强于失业变动的作用。由此可见,与失业相比,以中国经济为背景或者以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为背景的宏观经济研究应当特别重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作用,甚至应当把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一级变量。

注释:

  1. 中国发布以1978年=100的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数据和按当年价格计算的1978年GDP数据。由此我们能够以1978年=100为基础推算出按不变价格计算的1979-2015年GDP数据,并进一步得到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劳动平均生产率。
  2. 本文的研究结果和Maddison (1970)与Restuccia、Yang和Zhu (2008)的结论相近。Maddison对22个发展中国家1950与1965两年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的平均生产率做了比较研究,发现多数国家在这两年中的任何一年都存在s≈0.2。Restuccia、Yang和Zhu (4008) 则发现发展中国家在1985年也都存在s≈0.2。我们的研究结果和他们的结论相近。参见Maddison,1970;Restuccia, Yang and Zhu,2008。
  3. Chow曾经推算中国1978年各部门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分别为农业63元,工业1027元,建筑业452元,交通运输业739元,商业1809元。Wang 估算中国非农业和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之比在1980、1988和1992年分别为2.55、2.29和3.68。Yang and Zhou 则把中国经济分成农业、乡村工业和国有工业三个部门,估计1987-1992年间中国劳动边际生产率在农业约为450-600元之间,乡村工业在1987-1991年约为600-900元,1992年为9300元,国有工业则在整个期间为7700-9300元。这些研究几乎都支持本文选取的r<s=0.26。不过,由于数据的精确性不高,上述关于中国农业和非农劳动边际生产率的直接研究都很粗糙,应当不足为凭。参见Chow, 1993; Wang, 1997; Yang and Zhou,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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