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宏观经济学特点

第六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的比较研究

6.7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宏观经济学特点

我们在前面数节初步揭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中国的短期宏观经济学意义。正如本书第二章第1节指出的那样,在最近几十年中,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中国表现得最为壮观最为典型。虽然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在二十世纪早期及之前曾经经历过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转移应当比失业变动的宏观影响更大。但在那个时期,以短期经济波动与增长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还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两大核心概念还没有出现,因此,欧美国家当时不可能形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率以及相应的短期宏观经济学。如果从凯恩斯的《通论》算起,[1] 当代宏观经济学滥觞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欧美国家。正如表6.6显示的那样,在那个时代,欧美国家农劳比已经低于20%,非农部门失业作为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已经超过农业劳动力转移。凯恩斯在其为宏观经济学奠基的著作中讨论了农业对经济波动和增长的作用,明确指出农业对经济波动不再具有重要意义,并把失业提升为宏观经济学关注的中心问题。[2] 后来的欧美经济学家接受了凯恩斯的观点并形成了失业率概念。从此,短期宏观经济学以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为三大一级变量而展开。确实,在表6.6和6.7展示的经济环境中,欧美国家的经济学不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当作主要研究对象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实际上,以特定经济环境为背景讨论或建立宏观经济学体系是经济学中的常见现象。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马克思都以英国为背景建立自己的理论。在谈到选取英国的原因时,马克思明确指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3] 现代经济学家中,巴罗(Barro)写过以美国为背景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但在与格瑞利(Grilli)合作撰写的以西欧国家为背景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时,特地取了《欧洲宏观经济学》的书名。布达(Burda)与维罗茨(Wyplosz)曾在他们的《欧洲背景的宏观经济学》中指出他们写作该书是因为他们讨论的是”富有挑战性的特定环境”下的经济学,亦即不同于美国的欧洲环境下的经济学。[4] 然而,正如表6.6和6.7部分揭示的那样,与欧、美经济之间的区别比较,中国经济和欧美经济的区别更大,中国经济向经济学家提出的挑战更为严峻。因此,以中国为背景、把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一级变量的宏观经济学更加必要。[5]

在当今世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中,以中国为典型,许多国家正在经历一百年前欧美国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强于失业变动,因此,为了理解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波动,我们不但需要在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引入农业劳动力转移变量,而且需要把农业劳动力转移率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一级变量,而把失业率降为二次或更次级变量。为此,我们需要做出以下几个和以失业率为一级变量的以欧美国家为背景的宏观经济学不同的理论预设:

(1) 由于在以中国为典型的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国家中,不但农业劳动力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失业,而且由农业劳动力派生的转移劳动力数量也远远超过失业增量,所以把中国作为典型而建立的宏观经济学应当把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率视为一级变量。

当然,一个完整的宏观经济学理论需要同时考虑劳动力转移与失业。不过,在建立这样完整的理论之前,我们往往只能先建立仅仅考虑失业与仅仅考虑劳动力转移的”局部”经济学。欧美背景的经济学仅仅考虑失业,而假设劳动力部门转移不具有宏观经济学意义。类似地,经济学家在建立仅仅考虑劳动力转移的宏观经济学时也可以暂时排除失业的影响。

(2) 由于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是经济中至少存在让劳动力在其间流动的两个生产部门,所以把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一级变量的经济学需要把欧美背景经济学中的家庭、厂商、政府三部门分析再细分为家庭、农业生产、非农业生产与政府四个部门,而农业劳动力便在农业与非农业生产部门之间转移。

(3) 一旦区分农业和非农业,我们就得把产品区分为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两类产品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相对价格。本书第二章第2.9节已经提出农产品价格概念。相对价格不属于欧美背景的宏观经济学研究范围,但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为背景的宏观经济学离开相对价格就无从讨论转移,因为就纯粹的经济学研究来说,离开相对价格机制,劳动力部门转移就无法理解。而相对价格的引入将立即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打开新的空间。

在经济学说史上,魁奈已经明确区分了农业和非农业部门。[6] 拉尼斯和费景汉则把这一区分引入现代经济学并研究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部门的转移。[7] 不过,在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上,几乎所有以往研究注重的都是农业劳动力长期减少的问题,而很少专门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波动问题。毫无疑问,在现代经济增长的长期过程中,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单方向流动,农业劳动力无论在相对量还是绝对量上表现出递减趋势。经济学家应当对此做出解释。但在短期中,第一农业劳动力可能回流,因此农业劳动力短期中可能双向流动。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农业劳动力转移波动。本书第4章已经揭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周期波动和短期波动的某些特点。上面的表6.7亦指出美国劳动力在2010年净流入农业的情形。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联系,后者又与通货膨胀具有显著联系,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波动应当和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波动之间存在一定联系。有鉴于此,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为背景的宏观经济学研究又应当具有以下特点:

(4) 把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相联系的短期经济波动作为研究中心。短期波动直接与宏观经济稳定和农业劳动力顺利转移有关,与政府经济政策有关。只有建立了逻辑一致的短期波动理论,我们才能谈得上以农业劳动力转移为背景的经济学理论。这个特点将把它与当前流行的针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发展宏观经济学区别开来。[8]

(5) 最后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劳动力大量存在于农业的国家内,农民是经济中最需要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群体。失业之所以成为欧美背景经济学的核心变量,首先不在于失业与例如投资等变量相比具有更强的和经济增长或波动之间的联系,而由于失业直接联系到社会最需要改善而人数又最多的那一部分人的状况。但在农民众多的国家内,经济状况最需要改善而人数又最多的群体不是城镇失业者,而是农民。例如,农民在中国的经济状况应当比城镇失业者更差,他们人数亦更多。改善失业者群体状况的途径是实现尽可能多的就业,改善农民状况的途径则是实现农民转入非农部门就业。农业劳动力转移作为存在众多农业劳动力国家的经济学的一级变量,便直接把农民的状况与经济增长、经济波动联系起来,同时也直接和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联系起来。

  1. 凯恩斯,1936/1999年。
  2. 凯恩斯,1936/1999年,第22章。
  3. 马克思,1867/1972,第。
  4. Burda and Wyplosz, 1993, p. vi.
  5. 当然,以中国为背景讨论和建立新的宏观经济学,与希特勒政府主张的类似”日耳曼物理学”的那种经济学完全是两回事。关于日耳曼物理学,参见Beyerchen, 1977。
  6. 魁奈,1758/1979。
  7. 拉尼斯和费景汉,1961。
  8. 就国际上流行的发展宏观经济学或发展经济学的教科书而言,近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很少关心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例如Ray的《发展经济学》与Agenor and Montiel的《发展宏观经济学》作为该领域的主要教科书完全没有讨论这个问题,Todaro (托达罗) and Smith的《发展经济学》只是简略地介绍了这个问题,并且主要介绍的是托达罗本人对乡城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我们在第一章提到的Perkins等人的《经济发展》同样没有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此外,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如刘易斯、Ranis and Fei、Jorgenson等关心的亦主要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问题,而非短期波动。参见Ray, 1998;Agenor and Montiel, 2008; Todaro and Smith, 2012;刘易斯,1954; Ranis and Fei, 1961;Jorgenson, 1961。 国内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则多有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内容,不过几乎都限于介绍国外理论,参见例如叶静怡,编著,2007年;姚洋,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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