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不变工资和上升工资

第五章 刘易斯劳动力转移理论和农业劳动力转移

5.4 不变工资和上升工资

图5.2已经说明,在刘易斯拐点之后,两个部门的工资都将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上升,同时农业劳动力继续向非农业转移。本节将进一步说明,上升工资现象不但出现在刘易斯拐点之后,而且也完全可能出现在刘易斯区间,因此,即使接受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概念,刘易斯的不变工资理论也可能失效。事实上,刘易斯生前已经发现在剩余劳动力依然大量存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城市实际工资在上升。刘易斯将其称为“真正的理论之谜”。 [1] 这个谜之所以存在,部分原因是因为刘易斯无法想象农业或乡村工资的上升。如果乡村工资不上升,在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城市工资上升自然成迷。因此,为了说明工资在刘易斯区间上升的可能性,我们需要观察乡村或农业部门。下面的图5.3改编自费景汉和拉尼斯1964年关于剩余劳动力著作中的图1b。[2] 该图横轴代表农业劳动LA,曲线OKCMZN代表土地数量一定时的农业生产函数YA。YA曲线上的点K、C、M、Z、N分别代表LA为R、V、Q、W、P时的农业产出。其中,从点M向右,YA成水平线,表示从LA=Q时开始,继续新增劳动力不会提高产出,也就是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从M向左,增加劳动将提高产出,减少劳动将降低产出,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假设社会总劳动力固定为OP。在经济发展起点上,全部OP劳动力都在农业,LA=OP,农业劳动平均产出为(NP/OP)=tgαP。假设tgαP相应于生存工资水平。继续增加人口和劳动力,农业劳动平均产出将低于生存工资,社会将萎缩,人口和劳动力必将减少,因此我们不考虑农业劳动平均产出低于生存水平的特殊状况。图5.3中在点K与YA相切的直线GK与直线ON平行,αP=αG。由于tgαG代表即LA=OR时的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因此,当即LA=OR时,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生存工资。根据刘易斯理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为OP-OR=RP。费景汉和拉尼斯进一步认为,农业实际工资“通常不会偏离生存所需的卡路里水平很远并且多少与”图5.3中的tgαP“联系在一起”;同时,“只要农业部门还存在剩余劳动力,人们就没有理由想象农业工资会显著高于”tgαP[3] 只有农业劳动力减少到OR时,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才升高为tgαG并等于tgαP,农业剩余劳动力才会消失,农业工资才会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减少和农业边际产出的进一步提高而上升。

图5.3 剩余劳动力和上升工资 链接

资料来源:改编自费景汉和拉尼斯(1964,p.12)的图1b。

费景汉和拉尼斯接着考察了农业劳动力从OP减少到OW的情形。劳动力虽然减少,但总产量不变,ZW=NP,所以,若农业工资不变,农业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总额将是(OW)·tgαP=XW,农业部门有了用ZW-XW=ZX标示的产出剩余。两位作者提出的问题是:谁将获得ZX:耕作者、地主还是政府?[4] 他们认为地主将获得ZX,而政府应当通过税收亦获得部分ZX以用于发展非农业。可是,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的答案完全没有考虑拥有耕地的农民获得ZX的可能性。显然,一旦考虑这种可能性,费景汉和拉尼斯根据刘易斯理论所持有的不变工资命题就会失效。[5] 我们仔细观察LA=OW的情形。如果土地为耕作者所有,耕作者将获得所有土地产品,因此农业工资为(ZW/OW)= tgαW > tgαP。这意味着只要劳动力转出农业,农业工资便将上升并高于生存水平,即使此时农业中依然存在刘易斯定义的剩余劳动。而农业工资一旦上升,非农部门要从农业获得劳动力,就必须按照上升了的农业工资水平支付非农工资,所以非农部门工资亦将上升,刘易斯的“城市工资上升之谜”也就可以部分地解开。因此,费景汉和拉尼斯的图形清楚地证明了只要农业劳动力能够获得产出剩余,则无论他们自己是否“剩余”,无论他们的生产率多么低下,农业工资都会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上升。所以,剩余劳动力概念并不必然导致不变工资:农业工资完全可能在剩余劳动力条件下上升。这样,以不变工资为特征的刘易斯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即使对于剩余劳动力转移也不具有一般性,遑论农业劳动力转移。

笔者曾经把由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合一即自耕农的农业社会结构称为“一阶级”模型,[6] 并对一阶级模型中的农业工资概念提出以下三个命题:

(1)只要农业劳动力数量低于图5.3中的OP,农业工资就不低于、而是高于生存水准。

(2)农业工资是农业就业的单调反函数。由于就业的可变性,农业工资不可能不变。

(3)在经济发展和非农化转型的长期过程中,农业劳动力必将减少,因此,农业工资以及相应的非农工资必将上升,所以,工资上升是非农化转型中的必然趋势。[7]

其实,即使在刘易斯、费景汉和拉尼斯设想的两阶级社会结构,不变生存工资也很难实现。例如,对解释农业工资为什么在农业劳动边际产出等于零的情形下依然保持在生存水准的问题,费景汉和拉尼斯的解释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习俗所形成的压力,迫使取得剩余产出的地主向租地农民提供生存水准的工资。[8] 既然如此,为什么同样的压力在农民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不断提高边际产出的时候,不能类似地迫使地主接受越来越高的农业工资呢?这里,刘易斯和其追随者的理论显然存在着不“一以贯之”之处。

总的来说,刘易斯虽然抓住了劳动力转移这个特殊经济现象,但他不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人类大历史中的意义,不了解他所研究的二十世纪中叶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仅仅是非农化转型内的一个特殊阶段,因此,他才用传统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的区别代替农业和非农业的区别、用剩余劳动力转移代替农业劳动力转移。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劳动力转移问题并把它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可这一贡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经意所为,因为他给自己明确提出的经济学问题不是劳动力转移,而是固定不变的工资水平。如果把劳动力转移扩展到人类大历史中的非农化转型,我们便会发现工资变化与否、工资是否保持在生存水准之类的问题,充其量只是非农化转型中某个阶段或地区的局部问题,而不是整个非农化转型的一般问题。把劳动力转移和不变工资联系起来,就会把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限制在非常狭隘的范围内。例如,若工资固定不变,我们就很难研究劳动力转移的工资机制,更无从研究劳动力转移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意义。所以,上升工资命题才可能在经济学研究中让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工资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因此,承认工资变化尤其工资上升,我们才能够为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分析打通道路。

  1. Lewis, 1979, p. 224.
  2. Fei and Ranis, 1964, p. 12.
  3. Fei and Ranis, 1964, p. 22.
  4. Fei and Ranis, 1964, p. 27.
  5. 如果考虑政府获得所有农业产出剩余,则不变工资命题的有效性取决于政府行为。假设政府实行某种反农业劳动者的特殊政策,农业工资可以停留在生存水准且长期不变,刘易斯的不变工资命题依然有效。参见胡景北,2002。
  6. 笔者将由地主、农业资本家和雇佣农业工人组成的社会结构称为三阶级模型,由拥有土地的地主和全靠租地耕种的农民组成的社会结构称为二阶级模型,参见胡景北,1994/1997,第29页。
  7. 胡景北,1994/1997,第34-35页。
  8. Fei and Ranis,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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