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近年来工资快速上升?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现象明显,关于其原因的说法之一是工资上升过快。为什么工资上升过快?有人说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太快。几天前读到陈志武先生的一条微博,认为经济下行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新《劳动法》以及各地不断升高的最低工资(愿望好),使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http://weibo.com/chenzhiwu,2012年9月3日)。陈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学者,但对他说的经济下行的原因和工资上升的原因我不敢苟同。我在微博上初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里将进一步说明我对中国近几年工资上升原因的看法,以求教于陈先生和各位网友。

    第一,我不同意新《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使得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我的一个理由是城市家政服务工资的快速上升。家政服务在中国不受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标准制约。如果《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标准真的造成受其制约的比如制造业部门的工资快速上升,那里的劳动需求就会下降;若劳动总供给不变,家政服务供给就会增加,其工资应当下降。2008年下半年制造业衰退、劳动需求降低时,上海就出现过家政服务工资下降现象。但就中国近几年的总体情况看,家政服务工资同样“快速”上升。就此而言,《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标准不应当是近几年普通劳动力工资上升的原因,至少不是主要原因。

    第二,如果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真的造成了工资“快速”上升,劳动市场就会出现供过于求局面。但中国普通劳动力的(即经过短期培训就能胜任就业要求的劳动力)的劳动市场和农民工的劳动市场近几年来的主要趋势却是供不应求,许多地方出现招工难现象,许多企业要到农民工移出地去招募他们。因此,即使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可能是工资上升的部分原因,它也没有使得工资“快速”上升以致于明显干扰了劳动市场供求关系。

    第三,就我了解的企业的情形看,企业资方虽然抱怨工资上涨快,但几乎没有人抱怨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更没有人抱怨最低工资标准造成了工资上涨快。企业抱怨的是工资增长快、劳工不好找、找到的劳工还会跳槽;一些雇佣少量劳工的地方甚至抱怨劳工工作态度的恶化。而后面这些现象显然更像劳动市场供不应求时容易出现的情形。

    第四,在我看来,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和工资上升两者的先后次序是先有普通劳动者工资上升,后有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在最近十年中,各地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为了适应劳动市场早就形成的环境,是对市场工资的滞后认可,而不是对工资的事前拉升。毫无疑问,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最弱势的城市户口劳动者的状况改善有好处,但就劳动市场的一般形势来看,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根本起不到拉升市场工资的作用。

    第五,在我的印象中,陈先生和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政府是亲企业而反劳工的,在工资谈判、劳动条件等问题上都站在资方一边。如果像陈先生说得那样,不断提高的最低工资标准使得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那么,即使政府在其他所有方面都站在资方一边,但仅凭政府使得工资快速上升、而且快得超过了市场可以忍受的程度(因此才造成了经济下行),政府就肯定是亲劳工而反资方的。从陈先生关于工资上升原因说法中得出的这一逻辑结论,应当和陈先生对中国实情的感受不同。

    如果近十年来中国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升不能归因于政府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它又该如何解释呢?我的解释有三:

    第一,中国大规模资本投资和中国劳动力缓慢增长共同促成工资提高。投资率高和劳动力增长率低两者的共同作用是中国人均资本迅速提高,中国经济中的资本和劳动两者数量对比关系迅速向资本稀缺度降低、劳动稀缺度提高的方向变化。我们缺少中国总资本数据。从新增资本和新增人口比率看,根据我的粗略计算,以1978年价格为基础,1980、1990、2000、2010这四年该比率分别是一万元、两万元、十万元和六十万元。显然,如此迅速提高的新增资本和新增人口比必将在这段时间内显著提高中国的资本劳动比,中国劳动的平均和边际生产率也应当显著提高,劳动工资亦将相应提高,尤其是相对于资本收益率而提高。

    第二,农产品价格以及相应的食品价格快速上涨造成非农业劳动者生活成本相应上涨,为至少部分补偿之,非农企业必须提高工资。这是近几年来工资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用食品价格计算或者用CPI计算的普通劳动者实际工资是否提高,是这里不必考虑的另一个问题。在这里,重要的是对大部分非农企业来说,农产品和食品价格快速上涨意味着非农产品、非食品价格上涨慢或者不上涨,因此,非农劳动名义工资提高幅度即使低于食品价格或CPI上涨幅度,但只要它高于非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非农企业就会遇到工资提高的巨大压力。举一个例子。中国CPI通货膨胀总是食品价格上涨拉动的。若食品涨价7%,非食品涨价1.3%,食品权数为0.3,则CPI涨3%。工资如果盯住CPI而提高,普通劳动者因为食品消费比重高而合理地抱怨自己工资购买力大不如前,非农企业也同样合理地抱怨工资提高超过了自己的承受能力。

    第三,周期性劳动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快速上涨至少表明中国经济出现短期性的劳动供不应求。在这里,讨论劳动的长期供求关系没有意义。劳动供给的短期瓶颈的一个指示器是农产品价格。在短期中,农产品价格上涨意味着农业需要更多劳动力来增加农产量、非农产业需要更多劳动力来缓解工资上升压力。但经济中既没有多余劳动力来投入农业,也没有多余劳动力来纾解非农企业需求,因此,农产品和食品供不应求而表现出来的商品市场过热将传递为劳动市场过热,劳动供不应求,非农企业必须进一步提高工资来保住原有劳动供给和吸引更多劳动。

    上述三个因素的叠加或共同作用,在近几年造成了中国普通劳动者尤其农民工工资的上升或“快速”上升。它们是导致中国工资上升的基本因素。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加上其他许多因素,包括陈先生重视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因素。但是,离开这个基础而强调《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标准造成工资快速上升的观点可能是肤浅的。

“夜话”2012年第11期,2012 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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