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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来，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乡城流动。这是中国的城市化。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大概是11%，现在已经达到45%。城市化比率在1949到1978的29年间从11％提高到18％，提高了7个百分点，其中1949年到52年还应该是中国经济恢复的时期，恢复到1949年以前的时期。而1978年到2007年的29年间，中国的城市化比率从18％提高到45％，提高了27个百分点，比前一个29年多提高了20个百分点。在最近十二年里，从1996年到2007年，中国平均每年增加两千多万城镇人口，总共增加了两亿四千多万人口，比美国2007年总人口的六分之五还多。2007年中国城镇总人口不到6亿，其中40%以上是1996年以来新增的。

从1996年开始，中国城镇新增人口每年都超过了中国新增总人口，中国增加的所有人口加起来还不够补充城镇增加的人口。所以，中国必须从其他地方，也就是从乡村获得新增的城镇人口。中国新增城镇人口到1995年还是低于新增总人口，从1996年开始就高了。1996年新增城镇人口比新增总人口高出1.7倍，以后越来越高，到2003年达到了2.8倍，也就是说新增城镇人口是新增总人口的近三倍；截止到2007年依然是两倍多。一般而言，城镇人口中去掉新增总人口，就是从乡村到城镇的转移人口。1996年到2007年中国新增城镇人口两亿四千多万，新增总人口一亿一千万，所以中国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有一亿三千多万。

但上面计算人口转移的方法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新增人口不但发生在城镇，也发生在乡村，甚至乡村每年新产生人口比城镇还多，所以，新增总人口中必然有一部分应当算到乡村到城镇的转移人口中。我们看一个公式，新增城镇人口=新增总人口＋乡村人口净减少＝城镇净出生＋乡村净出生＋乡村人口净减少。前面仅仅根据第一个等号后的公式计算人口转移，忽略了乡村净出生人口的进城同样属于人口转移。所以，中国乡城人口转移总量应当加上新增人口中的农村人口或者农村净出生人口。

可是，中国没有公布乡、城出生率数据，我们也没有人口转移的正式统计数字，所以我们只好估算人口转移规模。假定中国人口的增长率同时适用于乡村和城镇，城镇人口增长率和乡村人口增长率相同，也和总人口增长率相同，这样推算的每年城镇人口就会比实际人口少得多，其中的差额便是每年的转移人口。从1996到2007年，中国乡城转移人口从一亿三千万一下子增加到两亿多，增加了一半以上。乡城转移人口占城镇新增总人口比重也从原先的55%提高到84%。就常理看，乡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应当高于城镇，所以假设乡、城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同应当不会高估、而可能依然会低估中国乡城转移的规模。根据上述假设，中国最近12年内城镇新增人口中六分之五以上来自农村，城镇人口自身的增加仅占六分之一。也就是说，在这12年间，中国有至少两亿人从农村迁入城镇。两亿人的概念是什么呢？它们是1995年中国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是中国同期新增总人口的一倍。如果用国际数据比较，2亿人是2005年墨西哥总人口的一倍，是波兰总人口的五倍多。换句话说，中国最近12年的乡城移民总数相当于2005年墨西哥全部人口在六年时间内转移到美国，或者相当于波兰全部人口在两年多时间内转移到西欧。这样集中和大规模的乡城人口转移，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人口转移和劳动力密切相关。中国城镇劳动力比重从1978年的24％上升到2007年的38%。中国非农产业劳动力比重同期从30％上升到60％。2000年前后，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徘徊在50%左右，之后它就稳定地低于总量的一半。但从中国统计数字看，中国人口和劳动力转移之间存在重大差距。1978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8%，而城镇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为24%，城镇劳动力比重高于城镇人口比重。到现在则完全变了。2007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达到45%，而城镇劳动力比重只达到38%，后者反而远远低于前者。可见中国人口和劳动力乡城转移不同步，劳动力转移远远慢于人口转移。

中国劳动力占人口的比重在城乡之间是于1990年前后发生逆转的。1990年以前，城镇劳动力占城镇人口的比重很高，就是说城里劳动力多、非劳动力少；乡村劳动力少、非劳动力多。1990年以后完全改变过来了，在农村劳动力多，小孩、老人少；在城镇劳动力少，小孩、老人多。农村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越来越少的人口。2007年，中国城镇人口劳动力还达不到一半，可中国乡村人口中三分之二都是劳动力。这些统计资料的可靠性值得进一步探讨。例如，中国统计资料同时表明，越是乡村人口比重高的省份，少年儿童占人口的比重越高，因此乡村人口中非劳动力也许应当更多。

对中国劳动力乡村转移的实际状况也需要估计，因为我们缺少直接的转移数据和乡城、农业非农业的劳动增长率数据。中国乡村劳动力本身也在增加，比如10岁、13岁的孩子过几年就会变成劳动力，所以必须加上这一部分人。我在这里列出了估计值。如果假设乡村劳动力增长率是总劳动力增长率的1.2倍，则从1996年到2006年，中国从乡村转移到城镇的劳动力是7800万左右，从农业到非农业转移大概8000万左右。但这些估计值依然可能大大低估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实际规模。中国官方和学者的一般估计是中国劳动力乡城转移在1.3亿左右，农业非农业之间转移数量更大。不过，这些估计没有被中国劳动力的长期统计资料所采纳。无论如何，与人口转移一样，十几年来，中国劳动力也经历了大规模的乡城转移和农业非农业转移。

　　人口转移的基础是劳动力转移。所以我们关心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为什么中国出现了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我在这里仅仅说明中国劳动力转移的宏观机制。从农业或者农村看，劳动力减少，仍然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的收入会增加，包括进城劳动力在内的家庭总收入也会增加。例如，农民家庭里第一个劳动力离开了农村，第二个劳动力想继续离开农村，他对城市工作工资的要求会超过第一个离开农村的劳动力。从城镇或者非农产业看，雇工农村劳动力固然便宜，但雇佣的多了，农民工的工资便必须提高。而农民工工资提高的条件是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后者的前提又是资本劳动比的提高。资本劳动比是资本和劳动的比率，或者平均每个工人在生产中使用的资本数量。为了提高资本劳动比，第一需要劳动力增加得慢，第二需要资本增加得快。

中国总劳动力增加速度。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每年增长1%左右，而现在在0.7%、0.8%左右，并且还会继续下降，所以中国总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是很慢的。另一方面，即使仅仅看中国国内资金投资也是很多的。中国投资占GDP比重一直是上升的趋势，最近几年保持在40%以上。一方面是大量的投资，一方面劳动力增长很慢，所以中国资本劳动比提高的很快。我们看中国新增资本和新增劳动的比率。这个比率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都几乎是不变的，它就像中国陷于贫穷陷阱似的长期不变。我们可以试想，如果新增资本和新增劳动比率长期不变的话。中国总资本和总劳动比率也应当不变。但是，近十几年来，中国每一个新增加的劳动力所提供的新资本快速增加。按照1978年价格计算，1991年中国平均为每个新增劳动力而新增加的资本仅仅为五万元，1998年达到了十万元，2003年便超过了二十万元，2006年则达到了三十六万元，15年内增加了七倍。所以，中国有足够的新增资本支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支撑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更具体地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宏观原因是第一，新增资本主要投向城镇，第二，城镇劳动力增长得比乡村更慢，在这种情况下，城镇企业就会对农村劳动力产生巨大的需求。

　　在1997年以来所有年份，中国投资在城镇的增长率总是快于在农村地区的增长率。因此，本来就偏向于城镇的中国投资，现在的城镇偏向便更加严重。1996年的时候，中国总投资里面四分之三在城镇，到2006年则超过了七分之六，所以，中国的投资越来越地集中在城镇。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分布则完全相反，绝大多数分布在乡村。同时，中国城镇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又很慢。2006年各个省以人均GDP为标准进行排列，城镇人口越多的省少年儿童越少，意味着劳动力增加得越慢。在这种情况下，越是城镇发达的地方、越是GDP增长快的地方，本身能够新增的劳动力越少。一方面，中国投资严重偏向城镇，另一方面，中国劳动力分布严重偏向农村，同时中国城镇劳动力自身增长速度又很低，所以，城镇产业必然会对农村劳动力产生巨大需求，而限制农民进城制度的放松，使农民有可能向城镇提供劳动力。

　　在中国劳动力持续地大规模地从乡村向城镇转移的同时，中国劳动力的乡城转移又表现出显著的周期波动。中国农民向城镇、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在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周期性。从1953年到2007年，中国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是个大趋势，但这个大趋势又充满了波动。比如，1958年中国劳动力中每六个人就有一个人从农业转到非农业。这样大规模的集中转移是中国随后发生的社会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随后几年绝大部分农民又转移回去。1978年中国开始市场化改革以来，农业劳动力转移同样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波动。1978、1984、1995、2006诸年及它们前后的年份，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但在这些年份之间，总有若干年农业劳动力绝对增加。用农业劳动力绝对减少的数量和总劳动力数量对比，把它们的比值当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率，我们发现该转移率呈现十年左右的波动周期，并且和GDP增长率的波动有明显关联。中国官方的失业率指的是城镇失业率，失业人数大约占总就业的1%。中国失业率数据从1978年开始，30年来失业率没有波动特征，和GDP的波动谈不上什么关联。总的来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方面中国农民大规模地转移，另一方面这种大规模转移又是波动的、具有周期性的。所以，中国农民转移本身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对中国来说，农民转移比城镇失业对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减少贫困更加重要。所以，农民转移的均衡，也许比失业就业的均衡更加重要。从宏观经济学角度观察，中国农民转移既是一个不断从乡村向城镇、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长期过程，也是一个有时转移多、有时转移少甚至转回乡村和农业的短期波动过程。中国经济政策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在促进农民转移的同时又缩小农民转移的波动。

（本文是笔者在美国加图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召开的“通往和谐之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08年11月17日。这次发表前作了修改。）

“夜话”2008年第18期，2008年11月20日

 

 

        今年九月美国次贷危机转变为世界金融危机以后，许多朋友关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担心中国经济是不是会被拖入经济下行道甚至经济危机。但是，在我看来，即使没有美国和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已经走入下行道，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已经走入危机阶段。只是由于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中国经济危机才第一次成为世界经济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来看经济危机的特征：

  1．银根突然收紧，银行倒闭。

 前者在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并还在持续。这一点不但体现在国务院和央行一年前的收紧银根和提高利率的行动上，而且体现在民营企业转向高利贷的行为上。高利贷的年利率至少是100％。虽然国务院现在开始大幅度放松银根，但时机已误。提高利率，收紧银根，企业必然周转困难，银行就收不回到期贷款本息。中国的银行当然不会破产。可是，如果按照美国的商业银行标准和法律制度，中国不多几个银行中应当已经倒了一、两个。

  2. 企业减产和倒闭

 由于银根突然收紧，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企业被迫减产，民营企业甚至破产。我没有确切的数字来说明近几个月来中国多少企业减产，多少企业倒闭。但我相信，如果中国各地方的镇政府、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不伸出援助之手的话，中国倒闭企业的数量会很大，减产企业更可能占到一半以上。而无论各地方政府怎样援助，保证企业不倒闭，企业减产，开工不足却是政府也无能无力的事情。

   3. 价格、工资、利率全面下跌

 企业倒闭或者减产，企业对原材料需求下降，原材料价格下跌；企业急于卖出库存换取周转资金，商品价格下跌；企业周转不灵，工资下跌；政府要松银根救市，利率下跌。原材料价格已经一泻千里。利率也已经减低。前一阶段用高价原材料生产的商品正走上赔本降价之路。工资更是从升势一转而为降势。小企业农民工工资下降，大企业白领工资下降，就连保姆、钟点工的工资也从多年升势变成了降势。

  4．失业陡增

 企业减产就意味着开工不足，就要减少工人，企业倒闭更得把工人扔向街头。当然，在中国，失业陡增说的是农民工突然发现没有活干了。于是，“民工荒”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民工慌”，劳动力短缺一下子就变成了劳动力多余。企业提高工资、福利找农民工的故事好像一下子成了难以追忆的历史。现在是农民工到处寻找就业，找不到就业就得回乡，或者在城镇漂泊。

 虽然我既没有个案的调查数据，也没有全国的可靠统计资料（很遗憾！！），但凭我的理论分析 [参见我的“理解农民转移的经济学”(www.hujingbei.net/show.aspx?id=434&cid=59) 和“价格波动与劳动力转移波动：以中国背景的分析”(www.hujingbei.net/show.aspx?id=433&cid=18)] 和我对中国经济的感觉，我认为中国经济危机已经是一个事实。根据我的理论，农业劳动力的过度转移造成农产品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上涨造成通货膨胀，银根便必须收紧。银根一收紧，再加上通货膨胀时企业本来就需要更多资金，两头夹击，企业周转困难，还不起本息。此时，即使银行不倒闭，企业也得不破产便减产，农民工就得失业，价格包括农产品价格、工资、利率就得全面下跌，经济跌入危机，投资全面萎缩。正如我在上面列举的一篇文章中所说：“大量农民转移，农产品就可能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的相应上升就会引发通货膨胀，农业的人力资源约束又会演变成整个经济的劳动力短缺。如此，经济增长不能不放缓，农民转移不能不放慢甚至转回农业。”但农民转回农业就等于非农产业衰退，否则，非农产业何以能让农民工离开？

 今天，讨论中国会不会因为世界金融危机拖累而衰退，讨论中国实体经济受到虚拟经济危机的影响有多大等等问题已经没有意义。在我看来，中国实体经济已经落入危机。经济危机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个事实，而非未来可能不可能发生的问题。现在是我们所有中国人面对这个事实应当如何做的问题。中国经济落入危机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尤其那些失业农民工，他们是承受危机苦难最重的群体。不过，经济危机也不可怕。最近三十年中，中国经济至少经历了两次通货膨胀后农民工被迫回乡的经济危机。可今天的中国经济依然比三十年前强得多，农民生活依然比三十年前好得多，能够在城市坚持下来的农民依然比三十年前多得多。50年前的1958年，中国虽然由于农民过度转移导致了农产品大减产和经济危机，但只是因为毛泽东政府的绝对专制，才造成了农民被迫困守农村而饿殍遍野的悲剧。经济危机永远是不可避免的，但每一次经济危机也是短暂并且有底限的。同时，它可能带来的社会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避免的根本方式就是政治清明和公民自由，包括信息的公开。

 

“夜话”2008年第17期，2008年11月6日

 

  

       一个月前，美国金融巨头雷曼公司倒闭、美林公司被收购、美国国际集团申请政府紧急救助，美国金融危机正式浮上台面，并迅速波及到全世界。一夜之间经济问题变成美国总统大选的主题，也变成全世界关心的主题。在这个人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重大经济灾难以及可能衍生出来的社会灾难面前，每个人都有也应当有自己的理解。我的理解很简单：这一次美国和全世界的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反映，而这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全世界劳动力短缺，使得世界经济的生产活动再也不能按照原先的利润率来安排，一部分生产能力包括工业生产能力和金融业生产能力必须被消灭（中国常用的语言“关停并转”），而经济危机就是消灭生产能力、使经济活动重新适应劳动力供给的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简单地设想一下危机的逻辑：由于新市场、新技术或者新资源的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1989年世界专制体系和与此相联系的计划经济消亡后，俄国、东欧国家以及早先的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印度、埃及等几乎全部第三世界国家放弃第三条道路，它们积极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对原先的资本主义体系来说相当于新市场、新资源的发现。而这里最重要的是新资源，因为新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给老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不会比后者向前者提供的市场更大。同时，新发现的资源最重要的不是新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矿产和土地，而是人力，是廉价的人力。一部分人力向老资本主义国家移民，绝大部分人力留在自己的国家而资本从老资本主义国家移来，利用这些人力把商品生产出来再卖到老资本主义国家。发现这样廉价的人力，就像发现一个巨型露天富铁矿或者易于开采的巨型油田，一下子把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商品的成本降低下来。此时，即使商品出售价格也会降低，资本利润率依然会显著提高。所以，资本投资活跃起来，资本变得供不应求，各种融资工具发展起来，货币也迅速增加，但由于成本的降低和投资的兴旺，价格不会明显上升。整个世界经济奔上高速公路，世界GDP年增长率达到了5％。经济增长出现在世界所有地区，包括南美、中东、非洲、南亚、东亚、东欧。全世界到处都出现了过去难以设想的高速发展。当中国人对沾沾自喜于自己的经济奇迹时，阿拉伯人注视的是迪拜接连竖起的世界第一高楼，而不是电视上天天报道的伊拉克战争或者伊朗原教旨主义。最重要的是祖祖辈辈生活在闭塞村庄里的农民走入了城市，近二十年来的世界经济增长过程就是世界人口非农化的过程，因为近二十年来资本主义体系发现的廉价人力就是这些原先生活在资本主义体系以外的农民。同时，如果说当资本主义最初在欧洲出现、其优越性尚未呈现的时候，农民还不愿意融入这个体系，那么，到了二十世纪末期，这样的心理阻力不再存在。农民欢迎资本主义，原先反对资本主义的各国政府一旦改变态度，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就和新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联合起来了，世界经济的奇迹也就出现了。老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廉价商品，新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生产能力，农民获得了非农就业。虽然可靠的统计数据很难获得，就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来说，仅仅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就从50％降到了45％（实际情况应当远远超过中国官方统计），越南从65％降到了58％（2004年），孟加拉国从62％降到了52％，巴基斯坦从48％降到43％，泰国从49％降到43％，保加利亚从26％降到9％，罗马尼亚从43％降到32％，土耳其从36％降到30％（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8》）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口和劳动力大规模转出农业。只要这一大规模转移还能够延续，只要资本主义体系以外的制度还能够源源不断地向资本主义体系提供廉价劳动力，世界经济快速增长过程就能够持续下去。

然而，世界本来就有的劳动力不是无限的，世界增加劳动力的速度不但不会超过2％，而且正变的越来越慢。因此，近二十年来尤其近十年来的世界高速增长周期总要到达极限。决定增长极限的条件不是自然资源不足。只要有人，只要有资本，就短期而言，澳洲有的是铁，中东有的是油。就像中国出现的情况那样，只要对奴工不闻不问，或者只要农民还多的是，煤就有的是。环保主义者所说的资源长期耗竭和两年前世界遇到的资源供不应求完全是两回事。决定增长极限的条件也不是资本不足，只要利润率高，资本总是有的。决定增长极限的亦不是凯恩斯说的需求不足，资源的快速涨价就表明对用这些资源生产出来的产品有需求。就这一次世界经济增长周期来说，决定增长极限的是人：世界还有多少农民可以廉价地被资本主义体系吸收！！

经济增长的特点总是在繁荣的时候加工工业和建筑业增长更快，农业和采矿业增长更慢。这一次也是如此，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农业劳动力和采矿业劳动力开始绝对减少，减少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两三年前，由于高速经济增长和劳动力投入不足，矿产品开始大幅度涨价。但自然资源的涨价还可以通过加工工业生产率的提高来消化。到了后来，连农产品也涨价了：世界干脆就缺少农民种田。有人说把进城农民动员回农村就行了。可是动员农民工回农村，城市产业怎么办？城市产业需要源源不断的农民工来保证低成本的生产发展，农村需要农民来保证粮食实物产量增长和收入增长维持着一定比例。可全世界既没有更多的农民保证低成本的非农业生产，也没有更多的农民保证粮食生产。而由于农民更愿意离开农业，所以劳动力短缺最后表现出来的就是粮食供不应求。世界市场粮食价格在2007年一下子达到了历史高峰。粮食价格的猛烈上涨意味着增长极限来临，而它的背景是劳动力短缺。

本来，在世界加工工业最集中的地区，随着劳动力富余程度的下降，农民工的工资已经上涨。粮食价格上涨进一步推动工资上涨，进一步迫使需要农业转移劳动力的资本主义非农产业提高工资来吸引他们。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利润率必须下降。资本主义生产包括资本主义的金融再也不能够按照原有的利润率来发展。生产必须收缩，一部分投资必须放弃，一部分生产能力包括金融业生产能力必须封存或者消灭。另一方面，粮食价格的提高又引发了一个社会的公民最关心的消费品价格通货膨胀。政府为顺应公民的要求必须抑制通货膨胀，而其手段就是提高利息率和减少货币流通，收紧银根。这两个措施不但明显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因为企业才是借款的大户），而且许多企业根本借不到款。原先出现的仅仅是劳动市场紧张，劳动力短缺和劳动成本上涨，现在资本市场一下子也紧张起来，资本短缺和资本成本上涨。因此，生产和市场再也无法在原有规模上维持下去。世界经济从哪一个点开始破产仅仅是一个偶然性的问题，因为在经济繁荣时期，世界上出现了太多的低效生产能力。只要某个点开始破产，多米诺骨牌就会一个一个地倒下。

今天，我们知道最早破产的是美国低收入购房者。在食品价格上涨和房贷成本上涨的双重压力下，这些人开始破产，并导致了房产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又引发了现在蔓延全世界的金融危机。许多人说美国鼓励低收入者购房是政府错误，所以政府是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但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低收入者突然还不起房贷，而在美国这个强调个人信用的社会，一个还不起贷款的人会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受窘，我们很难设想个人收入正常而不去还贷的状况。有人把罪过算在金融衍生产品和房贷证券化之上。可包括中国学者、研究生写的成千上万篇金融创新论文都表明只要最终用于实体经济包括住房的借款能够按计划归还，金融创新和房贷证券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有人说美国联储或者中国央行有罪，因为它们先是发行过多货币、后又过分抽紧银根。可是它们在过多发行货币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它们国家的通货膨胀，而在通货膨胀严重的时候它们又不能不抽紧银根，因为它们的任务就是把通货膨胀保持在低水平。还有人说指责华尔街商人道德败坏。美国国会对雷曼公司的审查确实发现了雷曼公司高管的高分红，但到现在为止FBI还没有发现雷曼公司做假账之类的违法行为。况且，在这里，如果真有商业道德败坏，它的作用也是推迟危机而不能避免危机。再说，如果雷曼公司赚的钱够多，它也不必用败坏商业道德的方式避免破产。是什么因素让雷曼这样一大批金融业巨头陷入困境？这里的原因只能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遇到危机。我们所要做的是解释资本主义体系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危机，而不仅仅是为什么一部分购房者还不起房贷、为什么大部分金融企业陷入流动性危机。

确实，大众心理最关心的是最早破产的那个点，所以美国和房产次贷自然成为舆论谴责的靶子。历史学家也许会弄清楚、也许永远弄不清楚世界经济最早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破产的。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1月所说的“2008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将作为一个神秘的谶语永远迷惑着中国和全世界经济史的研究者：他为什么那样说？他知道了什么？中国经济是世界发现的新资源即廉价劳动的最大所在。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言，中国经济的困难只能意味着这一新资源的枯竭。中国经济缺少任何其他东西：资本、技术、市场、高级人才、自然资源、经济和社会制度，世界都可以帮助，都不会让中国陷入困难；惟独普通人力资源，如果中国一缺，全世界不但一时间无能为力，而且全世界还得眼睁睁地跟着陷入最困难的时候。全世界公民是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落入金融危机的。全世界政府是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必须改弦更张，从收紧银根转为放松银根的。全世界的人目瞪口呆地听着布什解释为什么要采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救市措施，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实体经济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而在这里，真正理解和应对危机的政府与公众需要知道的关键问题是原先发现的“无限劳动供给”已经“有限”到了什么程度。

       将近三十年前，当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时候，我在自己发表于《北大研究生学报》创刊号上的论文里曾经无意识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深入到社会的每一角落，社会一切经济活动的资本主义化，使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的劳动力供应日趋减少，从而，劳动力的再生产，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必要环节；全国人口的大部分被抛入雇佣劳动者的行列，雇佣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他们的联合斗争，可能迫使资本家和他们达成正常出卖劳动力的契约：这样，劳动力价值规律，工人本身的再生产，便可能逐渐地取得它在整个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的正常地位。” （www.hujingbei.net/upload/2007_07/07071014268269.pdf）作为生活在三十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心之一的中国人，我幸运地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前资本主义社会渗透的过程，目睹了中国各种经济活动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尤其目睹了中国农民通过迁移而融入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但是，如果说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主义企业原先还只管农民工的使用、而把农民工的生老病死（即劳动力的再生产）丢给非资本主义体系承担，所以资本主义体系能够大大降低生产的人力成本的话，那么，随着全世界人口尤其劳动力越来越多地进入资本主义体系，来自资本主义体系以外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资本主义体系就越来越必须把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纳入体系内部。而这就意味着劳动成本的提高、雇佣劳动者地位的上升和他们向中产阶层的转变，意味着社会最终从等级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当然也意味着社会最终转变为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

       当然，这一转变过程充满着繁荣和萧条、进步和退步。纯粹就经济发展来说，资本主义经济总是在波动中增长。每一次波动都有其具体原因，也都有其繁荣的上限和萧条的下限。但是，即使人类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最公正、最勇敢、最谨慎地对待社会和经济问题，人类仍然不能避免经济波动。这就和生病一样。每一次生病都有具体原因，但无论怎样小心谨慎，一个人仍然不可能不生病。所以，未生病时不要得意忘形，生病时不要悲观失望，也是我们对待资本主义经济波动或严重经济危机应当持有的态度。当然，一个人可能因病而死亡，资本主义可能也会死亡。但是，看看2008年的世界上依然有那么多生活在前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农民，我们就会知道资本主义还处在年轻时代；看看资本主义经济迄今为止发生的大大小小危机，我们又会明白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常见病而无致命危险。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通往大众富裕和公民平等的路都还很长，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都还有着广阔前景。而这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击碎了“劳动无限供给”的幻想，把劳动力短缺现象清楚地揭示在世人眼前，在长期中将有助于劳动收入提高和劳动者地位上升，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把自己的增长建立在新的劳资关系和新的更高劳动成本的基础上，也就是说，通过这次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将把十几到二十几亿（远远超过老资本主义体系的总人口！！）人口和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纳入自己的循环周转之中，并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经济增长。这就是我今天看到的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意义。

 

 

“夜话”2008年第16期，2008年10月23日

 

 

 

　　最近，国内与国外都有朋友和我谈起申请研究项目资助。我感谢他们的好意。同时，我也明确表示我是一个自由研究者。我不愿意受项目束缚，我的研究不能受项目束缚。所以，我不申请项目资助。
　　首先，作为自由研究者，我只研究我乐意研究的东西。而我乐意研究的是距离政府和现实很远的经济学理论。我无法预见我的研究是否能够出成果，更无法预见什么时候能够出成果，因此我无法申请具有明确时间计划的研究项目。  其次，作为一个自由研究者，我不愿意说假话。在中国，所有社会科学项目都要求研究成果不违背马克思主义，不违背社会主义。但既然是研究，事先就无法预期研究结果。一个人在研究之前怎么可能保证他的研究结果不违背这两个主义呢？将近三十年前，在绝对专制刚刚松懈的时候，我在自己撰写的学士论文上加了一句“作者的话”：“本文追求的是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逻辑体系的一致。对可能得出的结论，对可能与马克思某些话的不协调，不予重视。”是的，我的论文追求的是和马克思《资本论》逻辑体系的一致，而且我当时笃信马克思，可我在撰写前又怎么能够知道自己得出的结论不会正好揭示《资本论》逻辑体系的错误呢？在科学史上，弟子诚心诚意地研究先生的理论并且也证明先生理论正确的例子很多，但发现先生理论错误的例子亦不胜枚举。哪位先生能让弟子保证其研究结果不违背先生理论呢？如果一个先生这样做了，他让弟子从事的就只是写作学习心得，而不是研究。一个政府这样做了，它让“经济学家”写的也是学习心得，而非从事研究。我做的是研究。我要保证我的研究结果不违背马克思和社会主义，我便在说假话。因此我只好不申请研究项目，或者说我不愿意申请违背自由研究精神的资助。 
    再次，作为自由研究者，我需要的是正常生活条件，而非特殊项目资助。在中国，许多获得项目的人可以通过“项目经费提成”增加个人收入。我希望增加个人收入，但我知道，项目申请要填明经费用途并且没有申请者个人收入补贴一项。因此，项目经费若按申请用途使用，个人提成便无从谈起。所以，在个人提成的情况下，任何审计员只要一对照项目经费申请用途和经费实际用途，就会发现经济犯罪。虽然我们中国同胞喜欢说“罚（法）不责众”，但违法总是违法，是无法用众与不众来推脱的，教授这样的高地位人士尤其无法用“从众”来推脱责任。  
    我完全同意针对成果可预见、时间能明确的研究实行项目方式。可至少就社会科学来说，大多数研究成果难预见、时间难明确，因此并不适合项目形式。为了繁荣中国学术研究，政府和大学应当做的是保证研究者的适当收入，让他们安心地自由地研究，而非用项目方式让他们去挣钱，让少数项目很多的人富起来，而置多数尤其是年轻研究者生活在艰难之中。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校长应当懂得这一点。据说，在亚洲太平洋经合组织（APEC）的上海会议上，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看到外国元首在屏幕上用曲线解说本国经济，会后便提出拨款搞项目，让经济学家在几年内也搞出中国的曲线图来。可是，如果不想让外人贻笑大方的话，中国领导人拿到APEC上介绍的理论，就不是用项目、用钱能够创造出来的。中国政府现在资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项目，据说出一本书给200万元资助。但我可以说，那绝非研究项目，而只是少数学术骗子在糟蹋和骗取老百姓的钱。正常生活条件下的自由研究，是发现和创造的基本条件。我坚信这个在科学史反复证明了的道理，因此不去申请特殊的资助。  
    第四，作为自由研究者，项目资助也不是我从事研究的必要条件。相反，项目方式更可能阻碍我的研究。项目申请需要花费大量精力；万幸地得到批准，还得按时完成项目，得把项目成果发表在某一等级杂志上等等。我从事自己的研究，无须批准，没有时间压力，没有发表压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能够认真思索一些问题。比如我从1998年发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后，一直思索着如何把这一机制转变成分析性模型，直到今年年初才突然有了思路，并且建立了中国经济的短期分析模型（也许它才是中国领导人在下一次APEC会议上解说中国经济时需要的曲线图！）。如果十年来我不断从事短期见效的项目，虽然我的收入多了，小小成果多了，但我不可能做出今天这样的重大成果。 
    在学校的评比中，我是落后的，因为没有研究项目。在中国的研究者中，我是幸运的，因为我能够自由地研究并且还获得了一些成就。感谢上天，感谢朋友，让我做一个心灵无拘无束的自由研究者。
  
“夜话”2008年第15期，2008年9月10日
  

    一年多前，我写了一篇短文“农民转移：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现象”（www.hujingbei.net/双周夜话/2007），指出千百万农民向城市、向非农部门转移对中国经济的伟大意义。但是，如何理解农民转移，如何把农民转移的现象提炼为经济学问题并且用科学界公认的研究方法加以分析，却是关心中国经济的人、尤其我们中国经济学者面对的严重挑战。

    今天，本网站（www.hujingbei.net）发表了我的文章“价格波动和劳动力转移波动”。它以中国经济为对象，研究农民转移和价格波动之间的关系。为了准确地说明它们的关系，我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劳动力转移率”，用h表示。它的定义是农业劳动力和上年相比的净减少量与社会总劳动力之比，公式是

    h = －(本年农业劳动力－上年农业劳动力)/本年社会总劳动力

    括号前面的负号表示如果本年农业劳动力多于上年，农业劳动力在增加， h便是负数；若本年农业劳动力少于上年，农业劳动力在减少， h将是正数。利用官方统计数据很容易把h计算出来。当然，统计有偏差，是我们要注意的。

    下面两个图揭示了h和两个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GDP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联系。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劳动力转移率h三者分别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所以，它们在这两张简单散点图中显示出来的关联足以让我惊奇。第一个图是1953年以来中国GDP增长率与h的关系。该图告诉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的大饥荒和1958年农民太多地离开农业有关。1978年中国走上市场化道路后，h的变化动态和GDP增长动态几乎一致。农民转出农业的比率高，GDP增长就快；反之则慢。但第二个图显示的中国通货膨胀率和h的关系又表明，农民转出农业的比率高，通货膨胀率就高，反之则低。因此，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h必然有一个均衡值，就是说在任何一年中，农民转出农业不能太少，以免GDP增长率过低；农民转出农业又不能太多，以免通货膨胀率过高。

 

    隐藏在均衡农民转移概念后面的经济学逻辑是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巨大差距。一个农民从农业转到非农产业，他的生产率将大大提高。大量农民转移，GDP增长就很快，农民和非农民的收入增加也很快。收入增加了，对商品包括对农产品的需求提高。可是，大量农民从农业转到非农产业，农业增产也许受到人力资源的约束而赶不上需求的提高。这样，大量农民转移，农产品就可能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的相应上升就会引发通货膨胀，农业的人力资源约束又会演变成整个经济的劳动力短缺。如此，经济增长不能不放缓，农民转移不能不放慢甚至转回农业。另一方面，如果农民很少转移，GDP增长不会很快，农民和非农民的收入增加更慢，对商品包括农产品需求不会有大的提高；而众多农民留在农业，农产量上升，农产品也许会供过于求并造成价格下降，后者又将缓和甚至消除通货膨胀。但农产品价格下降后，农民为获得较多收入而更希望转到非农产业，整个经济因此呈现出农产品过剩和劳动力过剩状态，非农部门便不能不扩展，GDP增长不能不加快，农民转移率也就更高，经济发展又进入新的一轮循环。我今年初的短文“用一张图解释中国的通货膨胀”（www.hujingbei.net/双周夜话/2008）便尝试着用农民转移的均衡概念和均衡机制来解释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

    如果说农民转移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农民转移的经济学可能便是理解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理论之一。然而，只有理解了农民转移的“均衡”，我们才可能建立农民转移的经济学。在这一点上，经济学和自然科学并无不同。当然，我提出的仅仅是一种理解。面对波澜壮阔的中国农民大转移潮流，中国需要多种理解，需要不同理解之间的竞争，中国人才有希望真正地理解中国农民的转移。

 

今天，本网站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苗福生先生撰写的“需要价值论”，一篇是我本人的“物化劳动和人化劳动的区别及《资本论》的体系”。两篇文章都与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有关。苗先生文章试图建立新的价值理论。我的文章直接讨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其中涉及到对马克思的批评。我的文章本身便是争论的产物；苗先生亦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够获得大家批评。本网站发表它们的目的是体现学术自由、促进学术讨论。

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马克思理论被官定为唯一真理。中国学术从1911年以前的独尊儒学转变为1949年以后的独尊马学。一篇以经济学的价值论为主题的文章，如果讨论其它价值理论而不加以批判的话，便意味着反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而对马克思理论的批评无论出于完善马克思的“好心”还是反对马克思的“恶意”，也被视为反对马学。反对马学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就意味着错误甚至罪行。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没有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学者没有长成，以独尊马学为标志的学术专制，无疑属于最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直到近日，还有人问我能不能公开讨论非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有没有危险。

首先，我要说，赞成而不是批评地讨论非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在中国是有危险的。只要中国一天不正式放弃“独尊马学”，今天让大家也可以赞成非马克思价值论的“网开一面”，便可能成为毛泽东1957年自称的“阳谋”。2005年刘国光提出要把经济学研究的领导权重新夺回到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就是一例。从那以后，无论用“红色旅游”还是宾馆度假的方式，海外回归的经济学教师大都得根据刘国光的建议重新接受马克思主义再教育。什么时候再出现毛泽东第二、刘国光第二，重新禁止非马学研究、重新核定右派，都是难以排除的危险。

其次，即使现在还没有秋后算帐，但是要当官，研究结果要获得官方认可，获得什么研究成果奖，赞成地讨论非马价值论与非马学都有危险。也就是说，要想独立研究价值论，独立研究马克思理论，一个人准备承受没有官方资助、没有奖励、没有荣华富贵的现实危险。

但是，即使有这些危险，为着学术，为着自己的特殊兴趣，一个人也应当去研究非马克思的价值论，研究非马学，以及独立地研究马学。其实，即使研究官方马学也是有危险。谁能担保中国不会在我们见到的某一天宣布放弃“独尊马学”呢？谁能断言中国民间学术界现在西学、儒学引领风骚的局面不会长久呢？学术研究需要一个人的长久兴趣和长期努力。投机者可以在股市上风光，可无法在学术界立足。名人者如刘国光，虽然获得刚刚建立的“中国经济学奖”，但其“研究成果”，又有任何学术意义？不过给“中国经济学奖”、给我们中国人加上一个耻辱而已。

人的一生总是存在着各种危险。但人的一生又应当是大大方方的一生，建功立业的一生。学术界的建功立业最为可靠，因为学术成果不但有白纸黑字为凭，而且有时间可恃。但是，要想获取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学术成果，一个人首先不能惧怕政治受打击与人世遭冷漠的危险，不能有任何投机的想法。中国学术的进步，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学术大国，不但需要学术自由的环境，而且需要若干中国人不惧任何危险的献身。

 

 “夜话”2008年第13期，2008年8月5日

 

 

“

  

汶川地震中范 美，忠先于学生逃生并且自以为是的事件，引发了关于道德和法律关系讨论，许多网友也向我提出类似的问题，这里，我想从这个角度再次说明我的观点。

对我来说，法律的目的首先是约束政府、约束君主。但对政府最重要的约束不是纸面的法律条文，而是坚持法律和道德的老百姓，是我们自己作为普通人对法律和道德的坚持。。一个民族的老百姓不能在法律和道德面前自我约束，他们就不可能约束自己的政府。所以，自由主义者在呼吁约束政府的时候，也呼吁每个普通人自我约束，他自己并且首先自我约束。而现代社会中，个人已经脱离传统家族关系的束缚。对几乎没有任何亲情、家族、村社、友情、义气关系约束的个人来说，法律在道德之旁成为个人行为的重要约束。

广义地说，法律指明确的成文法规和其它各种成文规则与先前的法院判例。可我们知道，1）人们永远无法用文字写尽所有需要规范或者处罚的行为。因此，法律都是不健全的，都有漏洞可钻；2）人们无法事先想象出所有可能的行为以制定法律约束之，比如范 美，忠的先逃、克拉玛依的领导先走，再比如中国国企的贱买，有几个人能够事先想到呢？3）即使事先想到或者事后知晓了某种行为，人们也不一定要用法律或规则去约束，社会更不必把法律写得多么详尽。比如教师是否可以先逃、领导是否可以先走等，都与很多具体情形有关，用法律统一绳之没有必要，反而在许多情形下会导致合法不合理、非法但合理的矛盾。

但是，法律无法写尽也不应当写尽所有可能或应当规范的行为，并不必然造成“无法可依”的局面，更不必然造成范 美，忠先逃只是道德问题、而非法律问题的争论。在世界两大法律体系中，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用公民陪审团的方式决定某种行为是否违法。陪审团成员从社区成年公民中随机选取，几乎都是普通老百姓，其法律知识远远低于律师水平，其道德更非高尚。但是，他们不但面对法院，而且面对自己的孩子、亲友、同事来对某一行为是否违法和违法程度做出自己的判断。在这样的公开而非“匿名评审”中，他们的良知本身就受到公众的监督。以德国为典型的成文法中，法官按照是否符合“良好习俗（gute Sitten）”来对某种法律上没有明确规范的行为做出是否违法和违法程度的判决。显然，在这两大法系中，道德和法律没有明显分野；没有在法律中明确提及的行为，并不就自动成为“道德问题”。所以，在英美德等国家，民众从来没有“无法可依”的抱怨，法院从来没有“无法可依”的拒绝接案借口，违法嫌疑人从来没有“无法可依”的自恃。据说中国正式法律之多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如果加上中国政府、中国各个单位的被法院承认的各类规范文件，中国的广义法律条文应当早就高据世界第一。可我们在范 美，忠先跑、领导先走的事件上依然“无法可依”、在国企贱卖、政府滥权上依然“无法可依”。这里的首要原因无疑是政治制度的不当。中国政治制度在这里必须有根本的改变。

另一方面，在批评政府的同时，我们每个人作为普通老百姓又需要反躬自问，需要约束自己。也许在现行政治制度下，在我们每个人慢慢地习惯于法院拒绝接案的“无法可依”借口时，我们自己也就逐渐地把道德和法律想象成泾渭分明的两回事，以为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事情就不必受到公开处罚甚至不必受到公开谴责。其实，我们应当清楚地明白，法律只是社会意识到了需要用条文固定并且强制个人遵守的道德，道德只是没用或者还没有意识到需要条文固定并且期望个人遵守的法律。两者之间随时可以变动。而且，世界两大法律体系都允许事后变动以处罚那些虽不违法但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一片绿地上有少数人为便捷而行走，只要无碍绿草生长大势（草也不是那么脆弱的），就不必用法律来规范；况且，那在绿地上行走的张三或李四说不定真有急事。但是，如果一个人严重践踏绿地，即使没有相关法律条文，这个人在法治国家也会受到惩罚。反过来，如果许多人都在绿地上行走，社会就只好立法禁止；走的人变少了，法律又可以废除。类似地说，如果每个教师执教的班级中都有自己的孩子并且每个人都以自己孩子的生命为重（传统社会），或者，尽管教师执教的班级没有自己的孩子但他们仍然以职业规范为重（现代社会），那么，范 美，忠先逃事件即使有、先逃的教师也不会自以为是。此时，社会不需要把道德写明为法律，亦不需要讨论甚至惩罚先逃的教师：大家同情地对待他们就行了，如同同情地对待少数在绿地上行走的人。反之用“没违法就是正当的”、“只要不违法，一个人就应当先顾自己”来为普通老百姓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辩护，那就和法官用“无法可依”来拒绝受理国企贱卖、劳 工，权，利受损以及象邹 恒，甫被开除之类的申诉，没有什么不同，而后者，正是范 美，忠和许多网友所强烈反对的。

当然，我们需要反对泛道德化。但是，我们不能同时走到另一个极端，以为“道德无关”。其实，道德较之法律更加重要。这里的道理很简单：一个社会的好坏并非建立在遵守法律条文上，否则，监狱将是最好的社会。因此，自由主义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强调道德。自由主义并不一般地否定传统道德。它只是摈弃了传统道德中的专制和臣服内容，而换成人人平等，并在这一基础上承接了传统道德。由于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再依靠家族或者君主来约束和调节，所以自由主义特别重视个人对道德的尊重与畏惧，强调个人责任感和自我约束。可以说，当一个社会中有许多人以为“只要不违法就只顾自己”，“只要不被发现就违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个社会是难以实现自由主义的，这个社会往往就只能落入专制的悲剧之中。我相信，这不是范 美，忠和支持他的网友所希望看到的中国。

 

 

“夜话”2008年第12期，2008年7月24日

 

(因为在上传时被警告“页面中有违法关键字.”，所以在文中所提及的姓名上加了符号以便上传。这里谨致道歉。同时，我对上述警告表示强烈抗议，因为中国没有一条法律禁止本文中使用的任何关键字。   胡景北，2008年7月24日）

 

 

差不多一个月之前，我就汶川地震中的范美忠事件写了一篇夜话，对教师在突发灾难的紧急情况下先于学生逃生提出了强烈批评。没想到这篇夜话竟引起许多网友的评论。网友们在我的个人网页上提出的问题主要有1）教师是否属于高危职业，2）范美忠先逃的道德和法律关系，3）范美忠先逃和他说真话、他追求自由公平的关系，4）在一个腐败制度下，范美忠是否值得后逃。我阅读的其它网页不多。对网友告诉我的关于范美忠的几个网页也没来得及阅读。对此，我很抱歉。下面我就自己知道的部分知识，先就第一个问题“教师是否属于高危职业”引发出来的逃生秩序说明我的观点。

教师是否属于高危职业，回答自然是否定的。不过，高危职业指的是那些在职业工作中直接发生生命或者疾病危险的概率很高的职业。社会上大部分职业发生那些危险的概率不高，不属于高危职业；因此，这些职业的就业合同不会载明对就业者在高危情形下行为的规范和给予就业者的补偿。但是，社会所有职业又都存在发生生命和疾病危险的概率。就教师职业而言，我们知道粉尘引起呼吸器官疾病和连续说话引起发音器官疾病的概率不是非常低。除了每个职业都有疾病危险外，每个职业又都会遇到紧急情况。火灾的发生、地震的灾难、洪水的肆虐、停电的突然、暴徒的行凶以及战争中敌机的轰炸等等突发性紧急情况往往和职业无关，任何职业场所都可能发生这些紧急情况。在这里，与范美忠事件有关的问题，我想应当是这样的：在这些紧急情形下，在职业场所，一个工作人员面对未成年人、面对顾客以及学生、病人等自己的服务对象、接待对象，按照规则应当如何做；或者说，大家逃生的规则应当是什么。

这个问题在人类脱离动物界以后的几百万年进化中已经解决。我们可以想象传统社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一个家族村庄里，私塾先生在发生比如学堂失火或地震学堂倒塌、但依然有短暂分秒可逃生的时候应当如何办？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他对学生连一声都不喊便自己先逃，他在这个村庄从此只能低头做人，就像那位在泰坦尼克号中扮作女士而逃生的男士后来的遭遇那样。传统社会靠家族关系、靠长期固定而又范围狭隘的人际关系来“强制地”迫使人们在平日和在紧急情况下按照某种不成文但为大家认可的规则行事。在那里，保持社会秩序、保证生命安全、降低个人的恐惧感，确实不需要自由主义，当然也不需要专制压迫，。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常常在远离家族、亲人的地方工作，他的人际关系不再狭隘，更不再长期固定。今天他在这个地区生活，明天可能到无亲无友无熟人的另一个地区生活。这样，家族关系、长期固定的人际关系对他的行为不再构成约束条件。就教师职业而言，私塾先生面对的学生常有亲属甚至自己的子女。他和他的学生之间存在亲情联系。进入现代社会，家族重要性下降。每个人可以选择不同地方居住、选择不同家族、地区、身份的异性联姻；教师与学生、工作人员和顾客之间不存在个人间的特殊关系：他们只是偶然地一次性地在工作人员的职业场所相遇。正是在这样的家族约束失效的情况下，人类需要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超越家族（当然也超越工作单位、地区、阶级、政党、国家）考虑的自由。然而，自由主义不但强调个人自由，而且强调与自由同时俱来的责任。或者说，自由主义把一个人履行责任的约束从狭隘的家族联系转变为这个人的自律自重，并且在个人自由、自律的基础上，把传统社会中限于家族内的敬业精神，转变为全社会的职业规范。把家族刑法转变为适用于全社会所有人的法律和司法制度。也正是因为此，自由主义才能在个人高度流动、社会经常变化的人类发展阶段，继续保持社会秩序、减少个人的恐惧感和提高个人的安全感。

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重大区别，就是一个人或家庭、家族不再自给自足。一个人必须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比如到商店、学校、剧场、机关去，比如乘车乘船包括在公共道路上行走。社会给每个人提供的安全感，不但在于防止强权者尤其政府的欺凌，防止小偷和假货，而且在于减少紧急情况下个人的恐惧感。在这方面，每个人是平等的。每个人都从事某个职业并为他人提供服务，每个人又从其它职业获得服务。在紧急情形下，在职业场所，一个人也许碰巧是顾客也许碰巧是工作人员。如果自己碰巧是工作人员，如果不考虑可以理解的应激性慌张和软弱，那么，自己的责任就是喊顾客逃生，指点和打开逃生通道，维持逃生秩序，后于顾客逃生或者和顾客一起逃生。如果自己碰巧是顾客，那就按照秩序逃生和为后逃者提供方便。以范美忠为例。在私塾时期，范美忠的孩子和其亲属的孩子就在他执教的班级。地震来了，他让孩子先逃。那么，今天的社会，范美忠的孩子几乎不可能在范美忠执教的班级读书。地震来了，范美忠孩子的教师应当让孩子们先逃，范美忠同样也应当让孩子们先逃。教师是平等的，孩子是平等的，孩子与教师的生命也是平等的，但紧急情况下人类仍然需要秩序。平等的人之间仍然需要秩序。现代社会当然不可能再用家族联系来建立秩序，要求教师或其它工作人员在职业场所出现紧急情形时后逃，因为亲人之间在同一职业场所履行服务和接受服务的概率太低了。所以，现代社会通过公共道德、职业规范和法律建立秩序，要求工作人员在职业场所出现紧急状态时后逃。

是的，绝大多数职业场所并非高危场所，可所有职业场所都可能出现灾难性的紧急情形。在紧急情形下，按照传统社会做法和现代社会职业规范，高危职业中的船员、非高危职业中的教师、商店营业员、宾馆服务员、机关官员都应当后于顾客或学生逃生。唯有如此，顾客才能够减少恐惧感，社会才能既减少紧急情形下的伤亡，又能够保持自由平等的秩序。

当然，在指出工作人员在职业场所后逃的责任同时，自由主义特别强调所有工作人员在职业场所的安全和逃生训练，强调每一个人的安全意识和逃生训练，强调互不相识的众人之间应有的秩序尤其是逃生秩序。生命是可贵的，在灾难发生时碰巧是工作人员的人的生命与碰巧是顾客的人的生命同样是可贵的，如同战争中士兵的生命也和平民同等可贵一样。但是，考虑到众多生命面临危险的灾难性紧急情形，为了减少生命损失而又不动摇个人自由原则，平等自由的个人之间需要某种事先的协议、规则或秩序，需要每个人遵守这种秩序并相应地放弃权利而承担责任。而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在道德、宗教、基本心理的层面上早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协议和秩序。只是在日常生活中，在遇到突发性灾难之前或者经历了突发性灾难之后，人们不会特别意识到或者特别强调逃生秩序问题而已。这一次汶川地震如果仅仅出现范美忠教师先逃事件，人们还是不会特别强调逃生秩序问题，因为某个教师先逃并非不可理解不可原谅。但范美忠作为教师不仅先逃并且还自以为是甚至还获得很多支持，这就把逃生秩序问题严峻地放到了我们每个中国人面前。逃生需要秩序，这在古代的中国，在古代和现代的大多数外国都不成问题。那么，逃生秩序应当是怎样的呢？对此，大家需要平心静气的讨论。我想，在学校，学生先逃，教师后逃；在其它职业场所，顾客先逃，工作人员后逃，应当是平等自由的人们应对紧急情形所需要的规则之一，因为它保证了每个人在可能的突发性灾难下得到别人救助而又救助别人的平等权利和责任，因为这一规则既符合人类道德心理，也符合传统社会做法，亦符合现代社会需要。在这里，我之所以强调自由主义，是因为自由主义本身是关于人类社会秩序的一套主张，而这一秩序包含了人类在偶然性灾难状态下的秩序。在自由平等的人共同形成的逃生秩序下，自由结社的人如果对自己组织的人提出比如共产党员后逃、佛教徒后逃、天主教徒后逃，或者一个人自愿后逃，那都是值得我们敬佩和感谢的。但是，那种认为比如只有某个组织领导、人类才能够形成紧急情形下逃生秩序的专制主义观点，则是自由主义所坚决反对的。而那种认为灾难临头无须秩序、每个人先顾自己逃跑即可的观点，却正是专制主义者求之不得的靶子，因为现代社会的专制主义正是利用建立秩序包括紧急情形下秩序的理由来建立一己独尊、一党独大秩序的。

 

 

“夜话”2008年第11期，2008年7月14日

 

       汶川地震已经基本过去，但地震中出现的“范跑跑”风波还没有过去。因为范跑跑事件和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中“让领导先走”的事件一样，再一次迫使我们中国人直面自由、权利和责任的问题。

作为自由主义者，我特别珍惜个人的自由。作为自由主义者，我同样特别重视个人的责任。个人对自己、对他人、对职业、对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任何人都不能够躲避这样的责任。在这里，责任和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和我们与生俱来的个人责任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没有自由，我们就没有责任，因为我们如果被迫做某件事的，我们便不必承担这件事好坏的责任。同样，没有责任，我们也没有自由，因为一个不肯为他的自由行为负责的人不能拥有行为的自由。

其实，自由主义者从来就把自由和责任联系在一起。例如，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者之一，哈耶克就明确指出：“自由不仅意味着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并蒙受选择的重负，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动的赞扬和谴责。自由与责任实不可分。”因此，“坚信个人自由的时代，始终亦是诚信个人责任的时代。”（《自由秩序原理》中文版第83­－84页）。

范跑跑和克拉玛依大火中“让领导先走”事件，牵涉到一个人在职业中的自由、权利和责任。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泰坦尼克号遇险时，船员只能让乘客先撤。为什么？难道船员不比乘客更知道救生船在哪里和如何跳上去逃生？是的，船员有更强的能力逃生。但是，如果一个人选择了船员职业，他就承担了在紧急情况下后于乘客撤离的责任，无论这个紧急情况是灭顶之灾还是无险之惊。一个船员有不当船员的自由，有组织工会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但是，如果他还担任船员，他就必须放弃先于乘客逃生的权利，而承担起后于乘客逃生的责任。

范跑跑的问题也在这里。他可以选择当教师，也可以选择不当教师。这是他的自由。但是，如果他选择当教师，他就放弃了在紧急情况下先于学生逃生的权利。我也是一名教师，而且是服膺自由主义的教师。尽管我面对的学生是成年的大学生而非范跑跑面对的未成年人。但我同样明白，发生危险的时候，我的责任是让学生先逃。有人说范跑跑在地震中“（先）跑是权利，不（先）跑是高尚”。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这与说船员在船难时“先逃生是权利，后逃生是高尚”一样错误。一个人先于学生逃生的权利在他选择教师职业时就已经放弃了。因此，先于学生逃生不仅是道德上的耻辱，而且是法律上的犯罪。在我曾经读书的以自由主义立国的德国，范跑跑这样的教师完全可能承担法律责任，并且肯定会被永远开除出教师、公务员以及包括私人企业管理者在内的职业。

范跑跑曾经说他在地震中连自己的母亲也不救的。范跑跑在紧急情况下是否先于母亲逃生，与船难时男乘客是否先于女乘客逃生一样，是个道德问题，而不是责任问题。在泰坦尼克号事件中，和女性有着同等逃生权利的男乘客让女性先逃，是男性乘客的高尚；但船员让乘客先逃，首先是船员的责任（我不否认船员也高尚，但对他们来说，第一位是责任）。据说泰坦尼克号灾难中，有一个男乘客混在女性中逃生了，后来他终生生活在耻辱之中。可如果一个船员先逃生，他遭遇的将不仅仅是耻辱，而且是法律的追究。汶川地震中的学生逃生也许会出现争先恐后现象。对那些学生来说，这些现象是正常的，不存在任何道德问题。但是，范跑跑先于学生逃生，就不仅仅是道德的耻辱问题，而且首先是一个责任问题，一个他个人必须受到实质惩罚的逃避责任问题。

十四年前，在不慎的火灾中我们出现了“让领导先走”的现象；今天，汶川地震中我们又出现了范跑跑现象。这两个现象的共同特点都是本来放弃了“先走”权利而承担起后走责任的人却在灾难临头时首先逃生。他们的道德水平低于船员，可他们的责任履行更低于船员。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这些人因为不履行责任而“必须承担其行动的后果，接受对其行动的…谴责”与追究。可是，如果我们追究范跑跑的责任，我们首先应当追究那些在克拉玛依火灾中先走的领导，因为那场火灾给我们民族留下的耻辱、给普通公民心里刻下的烙印太深了。当年那种“让领导先逃生”的现象如果立即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彻底批评、先走的领导立即得到应有的惩罚，民众心理上就不会留下如此阴影，十四年后的范跑跑现象也许根本不会出现。“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灾害灾难是不可避免的，但“让领导先走”和范跑跑现象是可以避免的，许多民族已经避免了后者。我们的执政党和政府如果还希望中华民族也能够避免后者，如果不愿意听任民族道德的下滑，就必须有所作为。在这里，自由主义者不但需要政府，而且需要一个在“让领导先走”和范跑跑现象前一扫软弱无力形象的政府。

 

“夜话”2008年第10期，2008年6月16日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政府迅速组织救援，全中国、全世界许多人伸出了救助的手。震后救灾让我们看到了人心，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进步，在自由主义方向上的进步。

当然，有些网友的看法不同。比如网友“Cytherea”认为救灾中出现的军民团结一心不分昼夜、不分你我地拯救生命的事实不能够用自由主义来解释。它是我们集体力量的体现，而我们的政府在这次灾难面前得到了100分。（参见www.hujingbei.net/lyb， 相应页码）。

我不同意Cytherea的看法。

第一，在地震发生后军民不分昼夜、不分你我地拯救生命，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现象。比如近10多年来发生的台湾9.21地震、日本的阪神地震，也都是军民团结一致拯救生命，可那些地区或国家是服膺自由主义的。

第二，和1976年唐山地震的救灾比，我们的政府是大大进步了。最简单的三点：如果唐山地震后立即让外国救援队和医生进来，唐山地震少死亡5万人是可能的；如果唐山地震后立即告知全国全世界真相，全国人、全世界人都会伸出援助的手，多得多的伤员将会得到医治（而当时全国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中央财政极其拮据，救灾急需的医药、帐篷和资金极为紧缺）；如果唐山地震时中国政府不是由年老体弱的人按终身制领导着，救灾的决策会迅即得多。汶川救灾时政府在上述三点上的进步，正是三十年来自由主义在中国复兴、传播和取得人心的结果。比较一下今年缅甸政府在热带风暴后和中国政府在地震后的救灾表现，我们就不难体会中国政府的进步、中华民族的进步，也不难体会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进展。

第三，汶川地震灾难景象和救灾状况的传播、网友对救灾措施的评论、公众通过非官方媒体发表的对政府的期望、意见、批评甚至牢骚，都对政府的救灾行为形成了强大的监督压力。这和新闻自由对政府的监督压力有异曲同工之效。而我们的政府也开始即时公布死亡人数和救灾措施、救灾进展。这一切离开自由主义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今天我们依然不知道唐山地震的灾难和救灾状况，因为当时的中华民族只准许每个人说好话。可是，今天我们随时知道汶川地震的状况和救灾进展。如果我们设想一下，我们民族在2008年有一个或多个为中华民族福祉的和平的反对党专门监督执政党与政府的救灾行动，政府为汶川救灾肯定会做的更好。

第四，自由主义从来就承认集体、承认政府。从来没有一个自由主义者低估过集体的力量和政府的作用。自由主义不是仅仅承认个人作用的个人崇拜主义或强盗逻辑（事实上，专制者都鼓吹个人崇拜，崇尚有力就有理的强盗逻辑）。自由主义只是强调从平等、独立的个人出发来观察集体与政府。从300年卢梭的“契约论”，到30年前罗尔斯的“正义论”，自由主义者都明确指出集体行动和政府在人类社会中的绝对必要性。这种绝对必要性的来源之一，就是人类面临的自然灾害。自由主义认为，个体为了在遭遇谁都难以避免的自然灾害时获得其他个体的帮助，愿意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与自由而和其他同样做出权利放弃的个体组成共同体以至于政府。因此，一旦灾害发生，没有受灾的个人将按照共同体或政府的统一部署全力投入救灾。专制政府在其臣民遭遇自然灾害时也可能全力投入救灾。但专制主义只是可能全力救灾，自由主义则必然能够做到全力救灾，因为每一个个人把部分权利让渡给共同体或政府，正是为了在自然灾害时能够有效地救援受灾的那部分个人。如果共同体管理机构或者政府不能做到这一点，个人就有权利收回让渡给政府的那部分权利和自由并组成新的有效政府。相反，专制主义者不是把自己的权力说成天意，就是把自己封为集体的“最杰出代表”，而根本否认他的权力来自于每个个人的自愿让渡，否定他在救灾低效时让出权力的必要性，因此为了隐瞒低效也否定救灾信息的自由传播和救灾状况自由评论。

我们中华民族、中国政府在汶川地震救灾上的进步是非常可贵的，因为这一进步不但让我们的民族减少了伤亡和苦难，而且也让我们民族和我们政府在自由主义方向上迈出了一大步。中华民族在未来仍然会遇到严重自然灾害，但是，只要我们坚持自由主义的方向，我们就能够避免三年大饥荒与文化大革命那种严重的社会灾难，我们也能够减轻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苦难，我们中国民族也才能够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列。

 

（2008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