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饥饿和教训

本书把中国作为讨论的背景。在最近四十年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中，中国是当之无愧的领先国家，因此特别值得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者注意。同时，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的青春是在中国农村度过的：从15岁到24岁，我就是农业劳动力，每天都在农田劳作，春夏秋冬，风雨无阻，甚至还有“革命化的春节”。我永远记得和农民在一起劳作的日子：在泥泞而又狭窄的田埂上挑着沉重的稻秧，每移一步，都得用五个脚趾死死地抓住地面；在滚筒脱粒机前脱麦脱稻，扬出的灰尘把吐出的痰变得乌黑，可还是得干。那时候，我们农民用全部体力和生命生产粮食，可我们依然吃不饱。那时候，我真诚地认为多一些粮食、少一些饥饿的唯一方法，是强化国家控制和“革命化”教育、增加农业劳动力和促使他们更辛苦地劳作。直到我离开农村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世界许多国家的普通人早已能够吃饱且那些国家农民很少很少，也才意识到自己青年时想法的荒谬。其实，早在三百年前，人类就开始了非农化转型，依靠常识和勇气，艰难却又坚定地离开农业社会。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自己和普通中国人今天才能够吃饱、能够大规模转出农业。因此，我对那些最早跨出非农化步伐的人们，对每一位勇敢地走出农业而跨入未知的非农部门的劳动者，都充满了敬意。事实上，如果把百分之一的农劳比作为非农化转型的终点，则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人类已经走完转型过程的一大半路程。只要尊重普通人的常识和勇气，人类在完成后续的转型任务时，应当不再面临任何重大困难。通过我的农村经历，我相信，本书和其它探讨农业劳动力转移条件和机制的研究，即使可能对人类理解甚至顺利完成非农化转型有所裨益，这样的裨益也必须在社会尊重常识的前提下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