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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7年第3期                                2007年01月30日

 

不把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再施加给别人

学生：

你好！谢谢你的信。我理解你的愤怒，支持你公开表露愤怒，支持你公开说出感受。我担任过多年研究生考试出题工作。应当说，重复出题未尝不可，但时间间隔必须相当长，而且不应当出现在大题目上。小的不超过1、2分一题的题目如判断题、选择题，间隔若干年而个别地重复出现，是完全可能甚至不可避免的。但大题目在比如20年内完全不变地重复，肯定是一种错误，特别在考研这样重要的考试中。因此，今年考研英语翻译题和2005年的试题重复，教育部犯了错误。教育部应当向国人做出公开道歉。我相信，教育部内部对这点的认识和我、你一样清楚。他们不习惯的只是处理社会事务时的坦诚（即使他们属于中央政府）。在教育部内部，这次出题错误应当会得到某种处理。然而，这类错误毕竟和比如教育部盖的某个办公楼倒塌不同，因为后者没有社会意义，所以内部处理就够了。考研出题错误牵涉到公众，教育部应当向广大考生和准备考研的青年人公开道歉的。

你问我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会这样不了了之。我的回答是如果像你这样的人多了，这件事情就不会这样不了了之。否则的话，它完全可能不了了之，因为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在这里不会起很大作用。没有民意的充分表达，任何监督都非常有限。

同时，我也要说，即使教育部公开道歉，重新组织考试也很少可能，你和广大考生还是应当承认上次考试结果。在这里，君子风度是绝对需要的。记得英格兰球队在马纳多拉的手球被确定后的表现吧？我们都应当有那样的风度，承受委屈，心情开朗。

在这里，让我由衷欣慰的是你看到了这件事对考生心理的影响和你的担忧。是的，你和许多考生正确地感到了委屈和不公正。可你在愤怒的时候，却又考虑到了你们很容易从恶的一面接受教训、由此“学到作为一个成功官僚的好方法”的问题。对此，作为一名教师，我十分感谢你。

你的考虑让我想起自己的经历。我年轻的时候在乡下种田，得到许多好心的关照，也碰到许多明显的歧视。比如，我在当地“知识青年”中可以说是表现最好的。但任何“知识青年”之间（农民青年不在此类）分配的名誉、补助、不参加大田劳动的安排等等，都和我无关。我明白自己不应当追求那些。因此，即使全公社只有我一个“知识青年”在种田，我也没有怨言。同时，我还没有傻到不知严重歧视的程度。和你现在一样，我那时也考虑到了未来：假如某一天我有“资格”瞧不起别人，我是不是也会像别人现在歧视我这样再歧视别人？我明白我不能够那样做，不能把自己遭遇到的不公再由自己施加到新的年轻人身上去。所以，许多次我提醒自己，不能因为别人瞧不起自己而产生报复心理，不能因为别人有理由歧视自己、自己就有理由歧视比自己更“差”的人。不过，当时我接触的人和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上天眷顾，我后来竟然能够入大学甚至当教授，真的有“资格”瞧不起别人了。幸亏年轻时对自己的提醒和警觉，我今天仍然能够平等待人，尊重而不歧视任何人。和衣着不整的农民工交往，我想起自己当年的心情，总是给他们友好的笑容和正视的目光。和坚持专制的学者论争，我会特别加上即使他们已经不属主流甚至丧失了学者本质即学术自由精神，他们也有权利说话的意思。所以，读了你的留言，我很欣慰，因为我相信，基于你对自己及同龄人错误接受教训的担忧，你即使今后为官，也不会把现在官员对你的不公，再加到未来的年轻人身上。

我们生活的社会还有着太多的不正不公。不公正遭遇可以激发一个人奋斗，改变个人地位的奋斗和改造社会制度奋斗。但是，如果一个人奋斗仅仅为了自己从人下人升到人上人，一旦自己成功了就利用权力实行大大小小的专制（也就是我在别处说过的社会专制），那么，我们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的社会将永远沦于一部分人报复另一部分人的循环之中，我们每一个人则无法摆脱落为人下人的恐惧。无论就社会还是就个人而言，避免这一结局的唯一方式，是在每一个现行制度下遭遇不公的人，明确地认识到自己不应当把这种不公再施加给后来的人，不把这种不公再经由自己传递下去。你的留言让我看到了希望，谢谢你。

 

胡景北

 

附录：署名“学生”的留言（http://www.hujingbei.net/bbs/display.asp）

姓名：学生

主题：请问胡老师  事情会不了了之吗？  (2007-1-28 1:30:19)

20  21号两天进行了研究生考试。其中英语考试，教育部考试中心出题出错。英语的翻译和05年的一模一样。很多同学都买了一本历年真题解析。我也买了。这本书上写得清清楚楚，证明了翻译出题的确出现重大失误。但是，教育部表示：经过认真查证，英语考试中没有出题失误……英语考试对于考生的重要性我想大家都明白。10分的翻译意味着很多之前看过05年真题的人能在5分钟之内得10，又会有更多的时间写作文。不公平！！

可惜！可恶！如果是大官贪污之类的事情，一般人不了解内情也就不说了。对于教育部这样的失误，全国千千万的考生都看在眼里。很多参考书白纸黑字地表明了出题的错误。面对这样明显的问题，教育部竟敢说他们的出题很科学，没有出题问题！！！纯粹的官僚主义！！根本没有把学生放在眼里，事实上即使有一百万人清楚的知道教育部在撒谎也不能把教育部怎么样。大概也正因为缺乏监督吧，教育部才能如此大胆。
    我们学生的确不能怎么样，最多在论坛上发帖子骂一骂。之后，不管怎么样愤怒，也只能无奈的接受。
    教育部的行为违背的公平正义！教育部的官员都是胆小鬼，他们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他们又是勇敢者，面对着明显的错误竟然敢死不承认。其实，出错题并不要紧，关键是他们错了不承认才让人可气。毕竟是管教育的部门阿！管教育的人都不讲诚信了，那学生怎么办？今年目睹这一切的学生，当他们有一天当了官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想起当年教育部的处理方式，他们会不会认为自己学到作为一个成功官僚的好方法。教育部的行为，影响深远，严重地破坏了学生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
     胡老师，您的见识比我们要多得多，我想问您，您觉得这件事情真的会这样不了了之吗？难道就没人出来说句公道话？不是说民主党派的有监督的作用？？

“

“夜话”2006年第9期                                  2006年5月10日

 

人的经济发展

――同济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成立致词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成立了。

同济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简称，英文简称：IED）首先是个形式，它是同济大学中德学院企业管理系经济学教研室的另一个名称。古往今来的历史表明，没有这类形式和名称，学术照样发展，学者照常工作；有了它们，学术、学者反易受累。因此，我们一定牢记，研究所的形式和名称只是从外部警醒我们，我们的工作是研究，是创造新知识；我们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发展，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应当落实在经济发展研究上。

       广义地说，有人类就有经济活动，有经济活动就可以说经济发展。不过，通常所讲的经济发展指的仅仅是一个社会从物质贫困到富裕的过渡。无论从世界整体来看，还是从中国来看，人类当前所处的阶段，在经济上还是狭义的经济发展阶段。今天，尽管极少数人享有奢华、部分人已经富裕，但无论世界还是中国都有很大一部分人依然生活在贫穷中。世界的富裕，中国的富裕，并不体现在大城市繁华和海边别墅，而体现在农民富足和乡村风格上。后者还远远没有实现。人类从工业革命开始已经为经济发展努力了300年。许多大思想家、大历史学家都曾经以为这个阶段即将完成。但在公元纪年第三个千年的起点上，在经历了无数欢乐和悲伤、激情和颓废之后，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前眺望，既清楚地看到了人类新阶段的曙光，也清楚地明白为了太阳的喷薄而出，我们仍然需要在熹微的晨光下再努力300年，仍然需要经历与挺住新的悲伤和颓废。

       然而，经济发展是也只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方面。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人类整体来说，经济活动既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动，却也只是人许多活动中的一种活动。猪“巧妙”地利用人而实现了食住无忧的富裕生活，在地球上（甚至很快会在月球上）繁荣了自己的种群。人类如果只是追求猪般的经济富裕，造物主就白白地创造了人。人是能说话、会写字，能思考、会喜悲的特殊生物。如果没有人为希腊神话或哲学感叹，没有人因中国唐诗和宋词动情，没有人继续说出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和美丽幻想，那么，即使人类富裕了，人类实现的也只是猪的欲望。所以，人的物质富裕只有和人在政治、文化、科学、情感、操行诸方面的发展结合起来才有意义，也才能够实现不是猪而是人的经济发展。正是由于此，我们在重点研究经济发展的同时，不但注意其它经济学领域，而且注意人类本身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注意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学、法学、环境学等诸方面的发展。

虽然经济发展本身不能导致人超越动物；但是，没有经济发展，人又不可能超越动物。人走出森林后（世界上至今仍有一些民族没有走出森林！）再走出维持生存状态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经济发展。在社会分工中，我们幸运地获得了把自己精力集中于经济发展研究的机会；而尚未成熟的经济发展理论，又给了我们利用这个机会的广阔天地。例如，人类还没有公认的经济发展基准模型。医生应用健康人的理论模型来观察现实的人，我们观察具体经济发展过程时却缺少类似的基准。当欧美国家处在经济发展阶段时，经济学本身还不发展，一般均衡和经济增长理论尚在襁褓；当经济学走向成熟时，欧美学者却又很难体会到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因此，置身于经济发展阶段中的我们，有着更多的机遇。在同济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成立的时候，我相信，只要我们发挥自己能说话、会写字，能思考、会喜悲的人的正常功能，就能够在认识到经济发展意义和局限性的前提下，为经济发展理论、为人类脱离贫困做出刻有个人印记的工作。

“夜话”2006年第16期                                                            2006年9月6日

 

 

浅谈经济学直觉

 

       最近，我就经济学与数学关系和如何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写了两篇夜话。在那里，我强调了数学尤其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性。在这篇夜话里，我想强调经济学直觉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数学不能代替经济学，逻辑思维能力也不能代替经济学直觉。纳什（Nash）、格兰杰（Granger）这样的大家虽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们更多地是数学家（如果把统计学也归入数学的话），他们的研究更多涉及的是形式结构的数学，而不是这一结构的特定内容；可作为经验科学，经济学和物理学一样，需要探讨的恰恰是内容。

 

那么，什么是经济学直觉呢？在我看来，经济学直觉是提出经济学问题的能力。经济学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一旦从这点出发，我们就得遵循逻辑，严格地引出思路，一步一步地得出结论。而在出发点的确定上，我们缺乏明确的逻辑，所以需要直觉。就此而言，直觉先于逻辑，提出经济学问题先于经济学的数学建模和逻辑推导。爱因斯坦说得好：“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方向看旧问题，则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物理学的进化》）。爱因斯坦在这里说的科学是物理学，但他的观点对经济学同样适用。

 

我们举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例子说明爱因斯坦的观点。一般均衡理论通常又称为市场经济理论或者价格理论，它是经济学的核心。斯密（Smith）最早提出了自由和平等交易的市场活动将引导自利的个人达致社会的福祉。斯密的说法更像一个假想或者一种信念，他仅仅提出了问题，并没有证明。瓦尔拉（Walras）为斯密的问题建立了最初的数学结构，把价格理论转变为学术上的一般均衡理论，从而正式拉开解决斯密问题的序幕。瓦尔德（Wald）首先指出瓦尔拉一般均衡体系得以成立的数学条件。德布鲁（Debreu）在斯密提出问题的近200年以后解决了它。德布鲁为此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们四人中，瓦尔德和德布鲁贡献的更多地属于爱因斯坦所说的“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这样的技巧在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它们本质上是数学的而非经济学的。相反，斯密和瓦尔拉的贡献是经济学的。斯密提出经济学问题，瓦尔拉在近100年后把斯密问题引向新的方向（而它成为经济学在二十世纪的主导方向）。尽管他们两人没有解决问题，但在大部分经济学家眼中，斯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瓦尔拉是一般均衡理论创始人。如果科学进步可以有重要性不等之分的话，那么，斯密和瓦尔拉所实现的经济学进步，比瓦尔德和德布鲁的贡献重要得多。

 

对经济学的学生和学者来说，数学是重要的，但经济学更为重要。这同时还是因为，经济学还没有达到物理学100年前的水准。在现在和今后一段很长时间内，许多经济学问题还不能甚至还不必要以数学方式提出。此外，很多问题提出后，其解决也需要经过大量的经济学思索，才能进一步发展出它们的数学结构。所以，除了经济学知识外，提出经济学问题的经济学直觉是非常重要的。不过，经济学直觉并不就等于对现实经济状况的了解。我们每天都面对着经济问题，每天都和市场、货币打交道。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经济世界中（当然不仅仅是经济世界），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许许多多事情都和经济有关。生活会让我们生发出经济的感觉。比如购物时，我们有意识甚至无意识地就会选择价廉物美的物品。我们也会提出问题，比如为什么某种商品今天的价格提高了。这些是我们的市场直觉或者经济直觉，以及我们的经济问题。但是，它们还是一种来自现实的感觉，还说不上经济学直觉。我们提出的问题也还算不上经济学问题。例如，企业界、政府界人士常常到大学做报告。这些报告引人入胜的地方是报告者对经济现象的了解，是他们从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这些报告者又不必然具有经济学的直觉，他们提出的问题常常不是经济学问题。

 

童年时，我们在课堂上学过牛顿问“苹果为什么落到地面”的故事，并且自己也问过同样或者类似的问题。这是一类物理或者自然现象问题，但它远远不是物理学问题。要成为物理学问题，它还得一般化。牛顿的贡献正是在于他把苹果落地问题转变成“物体为什么会落到地面”问题。虽然他的引力概念还具有神秘的色彩，但他利用这个概念不但能够解释苹果落地、月亮不落地的问题，而且能够展开物体相互作用的数学结构。物理学的另一个著名例子，是爱因斯坦说的一个站在铁路旁的观察者提出的问题：在行进中的火车上行走的乘客走的有多快？这个问题虽然比苹果为什么落地复杂，但也还是个物理问题；而当爱因斯坦由此普遍化为速度相加的一般问题时，它就成了物理学问题。这些物理学的著名例子表明，针对特殊现象提出的问题更象常识问题，只有把这类问题一般化，我们才能够提出科学问题，提出物理学问题、经济学问题或者其它科学问题，从而找到逻辑得以展开的理论出发点。

 

经济学中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斯密如果仅仅提出制针的分工如何提高制针企业甚至行业的生产率问题，他还只是为普通经济学家；可当他把分工概念一般化从而把分工和市场以及价格机制联系起来的时候，他就成了经济学的大家。科斯（Coase）如果仅仅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甲企业和乙企业为什么合并”的问题上，他提出的还只是经济问题而非经济学问题。当他把问题变为“一个企业的边界在哪里”时，他提出了经济学问题，我们也就经常读到别人对他的经济学直觉的赞誉。格申克龙（Gerschenkron）和刘易斯（Lewis）是同时代人。前者曾经列举了经济落后的几十种表现，但后者仅仅抓住一种表现即劳动严重过剩，把其它提升为劳动无限供给，便创立了现代经济发展理论。

 

我自己经历的一个激动人心的例子是增长经济学。六十多年前，哈罗德（Harrod）、多马（Domar）从凯恩斯理论（Keynes）出发，研究投资和储蓄的跨期或长期均衡，并提出最早的增长模型，以至于有接踵而来的卡尔多（Kaldor）等人的新剑桥模型、索罗（Solow）等人的新古典模型等。但后来卡尔多提出资本生产率不变是经济长期增长特征的大胆假想。这个假想彻底改变了增长经济学的方向，把它从凯恩斯经济学的延伸转变为独立的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专门学科，而其解释的核心问题就是资本生产率为什么不变。任何一个国家的统计资料都表明资本生产率不断变化。从这些资料中得出长期资本生产率不变的假想，需要的不是对经济现象的进一步了解，而是深入的思考和思维的跳跃，是一种经济学直觉。就增长经济学而言，卡尔多的经济学直觉，可以和伽利略提出如果无摩擦、物体会如何运动时的物理学直觉比美。卡尔多假想的意义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在经济学说史上，李嘉图（Ricardo）最早清楚地提出了资本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马克思接受了李嘉图的想法，改称为中国学生人人皆知的“利润率递减规律”。凯恩斯再次确认了这个趋势。同时，在新古典理论中，边际生产率递减又是经济学基本规律之一。边际生产率递减，平均生产率自然早迟也得递减。因此，资本生产率从而利润率递减成了卡尔多之前经济学家和知识界公认的常识。这一常识又成为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不信任的理论根源。因为，只要资本多了，利润率便会趋向于零，市场经济便将结束。卡尔多的假想彻底扭转了这一思维方向，而增长经济学也随之转向，把解释重点转为长期资本生产率从而利润率为什么稳定。在这个方向上，凯恩斯理论的影响几无痕迹，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剑桥模型黯然失色；适合于这个方向的索罗模型脱颖而出，成为增长经济学的出发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全球化等等因素，过去更多地被对市场经济没有信心的学者用来说明利润率为什么还没有降到零，现在反过来被融入说明利润率不会下降的增长经济学内。当我亲眼看到新增长经济学二十年来的巨大变化时，我常常感叹经济学直觉的威力。从同类经济现象中提出的经济学问题常有不同，思维跳跃的方向或有区别，但提出经济学问题所需要的直觉是一样的。在高低不定、受到无数力量影响的利润率数据面前，无论一个人指出利润率长期趋势是下降还是稳定，他都离不开经济学直觉，他都能够造就经济学的真正进步。

 

因此，经济学直觉不是对经济学现象的了解，特别不是对经济学现象的罗列。对经济现象一无所知的人当然不可能具有经济学直觉，但是，对经济现象的广泛深入了解却也不是经济学直觉的前提条件。况且，一个人了解的经济现象总是特殊的有限的。从特殊到一般、从有限到无限（或极限）需要跃迁。所谓经济学直觉，在我看来，就是从特殊经济现象引申出一般经济学问题的能力，是一种思维跃迁的能力。对于经济学来说，这一直觉能力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依靠这一直觉，我们才能提出经济学问题，才能在经济学中实现爱因斯坦所说的“真正进步”。

 

如果一个人不是天生地具有经济学直觉的话，那么，培养经济学直觉的途径，我想除了读书、讨论以外，可能还有这样几条：

 

1．具有全宇宙全人类的胸怀。具有这样的胸怀，容易把身边的现象一般化，容易跳出特殊现象的约束，思维容易从特殊的经济现象跃迁到一般的经济学疑问。

就我们中国人来说，困难的是跳出中国圈子想问题。我们没有普世宗教的传统。我们习惯把对中国有利的事情看成好事情。我们喜欢用能否直接解释中国问题来判断一种理论的有效性。这样，当我们需要创造理论时，我们很难从中国经济现象跃迁到一般经济学问题。因此，经济学者尤其年轻的经济学者，自觉地克服中国标准感，培养世界眼光，是非常重要的。

 

2．学术自由的胸怀。学术自由的胸怀指的是学者内心的自由，脱离政治判断和世俗观念的心绪自由，思考问题时的不受现有理论拘束的自由。在这里，外来的约束并不重要。这是因为，任何法规、任何暴力或者任何外在措施，都不可能限制一个人思考的天地，不可能限制一个人思考的具体内容。相反，我们对学术自由环境的要求，是以我们自己在学术思考上的内在自由为前提的。有了学术自由的胸怀，思维的跃迁、从特殊现象达致一般问题的直觉，就比较容易地出现。

 

3．强化一般化思维能力的训练。我曾经读过关于“苹果落地问题”的教学材料。教师启发学生继续提出的问题几乎全是“苹果为什么是红的”等等，而没有启发学生提出“还有什么东西落地、又有什么东西不落到地面”的问题。在思维的实践中，归纳是比较容易的，但从有限的归纳跳到一般的命题，往往需要自觉的训练。打个比方，任何概念都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般性。试试对所熟悉的概念，比如人、书、高兴这些概念做出自己的定义，一个人将发现，他必须超越个别特殊现象，他才能够达到一般化的定义。

 

4．思考。读书重要，讨论重要，思考更重要。高强度的思考是一切经济学直觉的前提。没有高强度的思考，再多的读书、讨论都无济于事。所谓学者要孤寂，说的便是孤寂有利于思考，因为孤寂免去了繁杂的干扰。如果不思考，孤寂也毫无意义。所以，创造一个适合思考的小环境，保持一种安宁的心绪，让自己集中精力反复咀嚼同一个问题，一个人将有更大的可能性抓住自己的经济学直觉。

“夜话”2007年第2期                                     2007年1月16日

 

我为什么要写“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

 

2006年10月，我为自己的“夜话”写了一篇文章“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事后，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有关部门也向我“请教”这个问题。因此，我想在这里做些解释。

写作“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首先是一种冲动，一种为自己负责、为国家、民族负责的冲动。在那篇文章起首处，我问我那时的老师为什么不告诉我群众运动也可能犯下罪行。可我同样在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历史，不但毛泽东有责任，刘少奇有责任（尽管他那么惨），周恩来有责任（尽管他那么苦），我们每个当事人也有责任，我自己也逃不脱责任。假设我当时更多点宽容，假设我多读点其他书籍，也许我不会那么极端地把专制主义视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如果说我还可以用年幼来减轻自己当年的责任，那么现在我早已不年轻，甚至还忝为知识分子，因此，当我回忆起四十年前我卷入其中的向毛泽东欢呼的一百多万青年人情景的时候，我明白如果我畏于言罪而不说点什么的话，我将有愧于我的孩子、我的学生和我自己的良心。

其次，作为当事人，我对文化大革命有切身的感受。这种感受也许不一定正确，并且也许会使我思考文化大革命时不那么冷静，所以写出的文章不如比方50年后的人写更深刻更理性。即使如此，我相信有着切身感受的作者写出的文章也有其价值。我们知道，杨振宁近年的婚事引起那么多议论的原因之一，就是许多人因此而对年龄悬殊的婚姻有了切身的感受。其实，在那么多发表议论的人中间，有几个人在小说中没有读到过类似年龄差距的婚姻呢？可读书的感受是一回事，事情发生在熟悉的人甚至自己身上所造成的震撼型的感受是另一回事。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规模事件，我们既应当有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也应当有身临其境的感性体验。可未来历史学家的设身处地毕竟需要以当事人现在写出的亲身体验为基础，而不能异想天开。就此而言，文化大革命的当事人在复述和以亲身感受分析文化大革命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最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没有从我们的民族消失。假如国家领导对某个公民的申诉信大加褒奖并号召全体人民公开揭发各个单位各级政府头目的“不良”言行，国家领导既得人心，平民又能出口怨气，某种形式的“文化大革命”或许等不到“让历史来评论”再需要的50年就会发生。我写“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正是希望我自己和我的同胞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既不是国家领导维持权力的正当方式，也不是平民一吐怨气的恰当方式。国家领导要维持权力，自当以造福平民为本；平民欲减少怨气，则必以约束官员为要。而在这两方面，我们既有政府“民有、民治、民享”的现成观念可用，又有他国具体落实此种观念的方式方法可学，因此更不必借助文化大革命这种犯罪式的手段。我们也无须在黑暗中摸索寻找新的手段，就像我们不需要如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摸索建立“无产阶级的微积分”。我相信，只要政府和民众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中国完全有可能和平地建立起“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政治制度并走上长期稳定的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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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7年第6期                                    2007年3月20日

 

送孙经纬

 

寒假中就知道孙经纬离开上海财经大学、离开上海了。可回到上海才感到他真的离开了：既不能和他在一起喝咖啡，也不能拿起电话就聊天了。

我和孙经纬认识的时间不算长。最初相识好像是八、九年前一次下四国军棋。相知就更迟了，而且缘起于高级经济学教学。我们那时都在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最早提议在硕士研究生教育中引入高级经济学的似乎是当时在那里负责硕士生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朱保华教授。孙经纬是最积极的支持者。学校研究生部召开会议讨论这个提议，参加者甚众，反对者甚多。我那时没有承担硕士生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任务，也不担任任何职务，甚至学校也很少去。可也被召参加会议。在那个会上，我积极支持朱保华、孙经纬，支持使用原版的西方高级经济学教科书，指出负责研究生教学工作的林珏教授拿出来的梁小民编著的《高级西方经济学》与西方国家的《高级经济学》教材相距很远。那次会议后，孙经纬也许就把我视为他的相知了。但那次会议后，上海财大碰到的最大问题是谁来讲授高级西方经济学。原先讲授硕士生西方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等专业的老师退出了；西方经济学专业的三、四个教师不可能承担全校那么多课程。这时，孙经纬、王根蓓、伍山林、胡永刚老师勇敢地站出来开设高级西方经济学课程。没有他们，上海财经大学当年根本不可能在硕士生教育中引入高级西方经济学。这里，我必须说，他们上课非常辛苦。他们不是海归，甚至没有在国内的西方经济学专业学习过，缺乏严格的经济学或数学训练，但他们凭着自己对经济学的兴趣、对学生负责的感觉承担这些课程。他们边自学边上课，边上课边自学。他们成功了，可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是惊人的。同时，他们的努力从来没有得到过相应的报酬。我担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期间，准备给硕士生高级西方经济学课程增加工作量报酬，却受阻于从事硕士生政治经济学教学教师的攀比和学校统一课酬规定。因此，我始终感到有愧于他们。我到过这几位教师的家，知道他们的物质条件明显低于许多其它老师。今天，在上海财大对海归实行特殊收入政策、海归也承担起高级经济学教学任务的时候，我作为一名老海归，一方面为最近回国工作的海归可以取得优越物质条件表示高兴，一方面也希望他们能够了解，除了物质条件外，他们还需要或者更需要展示出自己的精神风貌。

孙经纬本来在上海财大财经研究所工作，后来转到工商管理学院，先担任院长助理，后担任副院长。作为一名只有讲师职务的年轻人，他能够在教授、博导众多的工商学院脱颖而出，担任那里的领导工作，靠的是他对经济学、管理学教育方向的准确把握，他开设课程的高层次，他艰苦的自学努力，他的公正和自我牺牲。他很清楚当今管理学和经济学融合趋势，指出管理学的问题抽象到理论层次就是经济学问题，因此，工商教育要办好，非把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不可。我曾经说过，上海财大2003年之所以不再任命政治经济学教师、而任命我担任经济学院院长，是因为校内各个管理学科强烈要求强化西方经济学教学，我指的便是陈信元、孙海鸣、戴国强诸教授领导下的会计、工商、金融等学院的要求。在当时，他们对西方经济学的要求走得比程恩富领导下的经济学院远得多。

我不知道孙经纬何时认识西方经济学的。但让我敬佩的不是他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而是他一旦认识后，就开始了艰苦的自学。他曾到复旦大学数学系听课，他自学了大量西方经济学、管理学高级教科书，有的书读了好几篇。做过教师的人都知道读书和上课是两回事。读书可以不求甚解，但上课就必须向学生讲解清楚；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讲解清楚。教师的水平也正表现在对难点的清楚讲解上。可高级经济学、管理学教科书，我自己就有许多难点没有搞清楚过，只是没有开课和讨论才掩盖着而已。孙经纬开过高级微观经济学I、II、III课程，用Tirole 的《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开过产业组织课程。博客上有种说法“上海财大有三多：食堂多、美女多，听孙经纬课的人多”。我已经离开了上海财大，无法证实这三多，但我知道孙经纬对课程难点是下了功夫的。这里我想提及的另一点，是孙经纬坚持用国外教材。当时希望我们编教材的人很多。上海财大那么多学生上西方经济学课程，加上考博、考硕的外校同学，需求量肯定是大的。但孙经纬明确反对，他认为我们自己编的不会比原版教材好，既然如此，为什么强迫学生用更差的教材呢？而奉命行事或为钱行事，在他看来，都不应当是大学教师的所为。

孙经纬对国内经济学、管理学教育改革的许多独到想法强烈影响了我。我在经济学院院长任上的许多做法和他商量过，有些甚至就出自于他。他对田国强教授担任经济学院院长的态度非常积极。在田国强上任初期的困难阶段，他全力以赴支持田国强。田国强最初一些改革措施，例如硕博连读，没有他参与决策的工商学院的支持是很难成功的。在我印象中，田国强任职最初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两人几乎每天要通一两个小时电话。当时有一种说法，上海财大只有两个人毫无保留地支持田国强，一个是他，一个是我。可我那时已经不能算上海财大的人了。为什么孙经纬全力以赴支持田国强？我的体会是孙经纬把田国强的改革视为实现自己对上海财大、对中国经济学、管理学教育的梦想，因此，无论改革对他个人的影响好坏与否，他都义无反顾地全力支持。应当说，在田国强主导的财大改革初期，孙经纬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今天，当财大改革似乎已经走上不归路、当田国强得到一片赞誉、而我本人也沾到光彩的时候，孙经纬却默默无闻地离开了。我相信，未来能够给孙经纬最大安慰的，就是田国强、谭国富诸位院长和上海财大各位领导能够把上海财大建设成一流大学。

我对孙经纬的知，是我担任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以后。那时我到办公室的时间多了，他本来便整天待在办公室，因此我们交谈频繁起来，我惊异地发现他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远远超过了我，发现自己和他在许多学术、社会、人生问题上“所见略同”。他向我提出过许多建议，给过我许多鼓励，也对我发出过许多质疑。例如对我去年那篇短文“面对骚扰威胁，我将微笑向前”，他直截了当地问我为什么把私事、公事搅在一起。我很快体会到他的质疑是从他对我个人的要求出发的：他不愿意看到我做错事情，不愿意听到我的各种理由。在他面前，错就是错，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辩解。一个人有他这样直率的朋友是很难脱离正轨的。

孙经纬离开上海是因为母亲不愿离开家乡又需要他养老。尽孝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退职的主要理由。李密的《陈情表》感动过一代又一代士人。然百年以降，因尽孝而退出官场、职场之人之事几不再见，因此很少有人相信孙经纬的理由。我没有问过他离开上海是否还有更深层原因。也许，每个人心底深处都有一些痛处需要保护，我们不必追问。无论如何，我确信他是抱着对上海财大的期望而离开他为之付出了自己最好时光的财大的。他曾经针对某个爱情事件评论说：“同情她的处境，尊重她的选择，自己要无怨无悔。”他的评论给我深刻印象。今天，我体会到，这个评论也许反映了他对学生、对上海财大、对世界的态度。一方面，尊重别人，一方面，自己无怨无悔地付出。当然，他还没有结婚，甚至可能没有恋爱过，他对爱情的评论似乎更带理想色彩，而欠切肤之感。不过，独身也许是他能够专心自学并且领导好上海财大工商学院的特殊条件之一。我在德国见到一些独身者，他们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和收入全投入社会公益活动。我孩子在那里参加的足球俱乐部、象棋俱乐部都是这样的独身者办的。然而，孙经纬独身，不是因为他孤僻：他是一个开放和活泼的人；自然也不是因为缺乏愿意与他交好的女性，而是他（还）没有遇到让他倾心的女性。他和我谈过我的短文“一般均衡和爱情”，我知道他在爱情上和在人格上持理想主义。不过，理想主义者遇到喜剧是偶然，落到悲剧是常态。所以，理想主义者必须有悲剧的心理准备，才能够坦然地对待人生。孙经纬是有这样准备的。可即使如此，我仍然衷心地希望孙经纬能够在千万人群中，寻觅到自己的另一半，在爱世界的同时又能够特别的爱上某一个人。这是因为我相信，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生命的真谛就在于追求，追求美好，追求至善，而这同时意味着追求爱情。

我没有到车站或机场为孙经纬送行，就以这篇短文送他，已经在千里之外的他。

“夜话”2006年第15期                                  2006年8月10日

 

 

提高经济学逻辑思维能力的若干体会

 

libby1120:

      你好！如何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挑战。这件事，说起来容易，提出其重要性容易，但如何做，很难。我想说一下自己的一点体会吧。

1． 严肃的学术态度。不要想过得去行了，不要想别人还不如自己，不要想自己已经够努力了。一定要想到，自己拿出来的东西应当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能够经得起一些锤打。

2． 读名篇名著。质量平平的文章读多了，只会让自己堕落，因为自己有意识无意识地会把它们当参照系。所以，读名著、名篇。读多了，有意识无意识就会受到熏陶，会把它们当参照系，对自己的要求包括逻辑思维的要求自然也高了。

3． 理出名篇名著的逻辑体系。比如，它们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从什么角度着手解决，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什么，结论是如何得出的。这里，它们提出问题和从什么角度着手解决问题，可能和逻辑关系不太大，但它们解决问题的思路、得出结论的过程，就是一个逻辑的过程。由于它们是名篇、名著，即使它们同样存在某些根本的问题，但它们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在它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上，它们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是强的、顺的，其中的逻辑如果有问题的话，也不是一下子能够辨别出来的。通过整理出名著、名篇逻辑体系的方式，熟悉经济学大家的思路，也就等于熟悉了逻辑，训练了自己的逻辑能力。

如果整理不出那些名著（包括名篇）的逻辑思路，那么首先找自己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形下，自己还没有理解它们。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提醒自己思考慎密。一是为了理解那些大家，二是也可能发现大家的逻辑问题。

4.  从名著出发继续推论。把名著逻辑理清楚后，顺其逻辑继续推理。重要的理论，创建者都是提出了“内核”。我们可以假设内核成立，即这个理论的基本命题成立，然后从它出发，进行推理，从而得出新的结论。当然这大都属于“外围”的结论。可是，它也非常有意义。它不但是我们应当做的工作，同时也是训练我们思维逻辑的工作。我自己年轻时研究马克思的工作就属于这一类，直接从马克思出发向外推论，把注意力放在推论的逻辑上，而很大程度上避免研究工作首先遇到的出发点或研究角度的问题。

5． 思考要彻底。思考一彻底，你就有了坚固的基础。从那里出发，你就容易展开逻辑思路，逻辑过程就很清晰。如果不彻底，下面的逻辑就无法顺清。这也就是孔夫子说的“名不正，言不顺”吧。这一点，也是要提醒自己的，一直到自己无意识地就能够彻底地思考问题为止（就像足球先生无意识一抬脚就能够射出漂亮进球那样）。

6． 培养做人要彻底的人生态度。要达到思考的彻底，首先是自己做人要彻底。男子汉大丈夫（指的是一种做人风范，而非男女之别），敢说敢当，敢吃苦敢投入。思考是件辛苦的事情。即使一个人有思考的乐趣，他常常也必须承担思考的辛苦。其次，思考能否出成果，是无法预知的，因此，思考的投入风险非常大：往往我们得不到明确的产出。再次，在中国目前学术尚不自由的环境下，思考即使出了成果，也有无法发表的问题。有位研究生对我说过，有些问题即使思考出来也不能够发表，那么思考有什么用呢？这里就是一个人生态度问题。我自己研究马克思的文章，一直到差不多二十年后我决定公开发表时，给《中国社会科学》，当时他们迟迟难以决定，让我等。我提出不为难他们，撤回。其实，如果中国不改革，我的文章在中国永远发不出来，因为仅仅那句“作者的话”，就通不过“审查”。但我没有畏惧这些，自己把理论搞清楚、自己对自己满意是最重要的。现在的年轻人，比如你吧，比我同年龄时不知多读了多少书。我的感觉，一些同学的问题是思考不彻底，而这种不彻底既和他们没有把学术当成生命，当成人生来看，也和他们对人生本身的看法便不彻底有关。

7． 思考问题的纯粹状态，如果单纯就学术问题上谈，那么，思考的彻底就是思考到问题的纯粹状态。用经济学的语言，思考到均衡状态。首先设想某种均衡状态，研究该状态下的情形，得出均衡状态下的结论，由此出发，逻辑就容易展开，思路就顺。经济学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设想出均衡状态。均衡状态搞清楚了，不均衡的情形分析起来就有了逻辑。

8． 训练想象力。均衡不是实践，均衡是想象的产物。就像在中学学物理学，小球在平滑平面上直线运动的试验永远得不出均衡状态，因为实验室永远不可能做到无摩擦。所以，物体在理想状态下运动是种想象。对一个问题，训练自己想象它的理想状态，然后从理想到现实，你就会有逻辑。如果不能够想象理想状态，逻辑就永远顺不起来。就我对马克思的研究来说，生产和消费如何区分，分不出来，逻辑就顺不下去。当我后来想象出一种干脆利落的简单状态“生产是人的劳动物化，消费是劳动产品人化”后，我知道自己思路通了。其实，均衡或者理想状态是简单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敢把世界或者生活想象得那么简单，总是担心自己漏了什么。在中国经济研究上这一点特别明显，所以我们很难把中国问题一般化。在训练想象力方面上，自然科学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教训，你不妨读读自然科学史和那些大家的回忆录。

9． 保持对自己的批判态度。我们应当把自己置于始终的学习过程，把自己的工作始终当成某种练习，从而保持对自己的批判态度。这里的批判态度，在实践上也就是详细检查自己思维是否逻辑严密的态度。

10．写出通顺、流畅的文字。一些同学的文章，往往从一句话、一段文字突然跳到没有直接关联的另一句话、另一段文字。粗看上去是文字不通顺、不流畅，实际上很多是缺乏逻辑、思路不顺造成的。经济学仍然大量需要文字语言。如果你注意文字的通顺、流畅，在大部分情形下，你就同时注意到了文章的逻辑。

11．参加辩论和讨论。我的《经济学教育和数学》短文强调了数学对增强逻辑思维能力的作用。现在许多院校经济学专业开了大量数学课。不过，经济学专业的同学和朋友如果不自觉地把数学的严格思维渗透到经济学思维中，而仅仅把数学当成经济学的工具或者语言，那么，数学学习的作用也不会很大。至于把数学当成一种必须完成的负担的同学，那更是等而下之，不必提及了。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所谓逻辑能力决不仅仅是经济学方程、模型运算推导的严密。严格地说，那不是经济学学者的工作，而是数学学者的事情。经济学所需要的逻辑，是对经济学概念的严格定义，是对经济关系的严格和有序把握，以及在必要时把这样的把握用数学形式表述出来。对此，主要限于推导、解题的数学训练的作用又是有限的。经济学家圈子里所说的“tell a story”（讲故事），就是为数学推论找出经验背景。而对经验背景的把握需要我们具有清晰的思路和梳理经济关系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但要重视自己的数理逻辑能力，而且特别应当重视自己的一般思辩能力。提高思辩能力的最便捷方式，就是参加辩论和讨论，畅所欲言的辩论和讨论。不要顾忌讨论环境的好坏。关键是自己的坦然，一切为了搞清问题、理清思路，自己的问题和别人的问题，自己的思路和别人的思路。任何辩论和讨论的意义都在于批评。没有批评，辩论、讨论便没有价值。在讨论中，承认对方的并希望对方也承认自己的出发点、思考角度有合理性，以便把讨论集中在逻辑有无破绽上。

      一下子说了这么多，我自己也没有做好，只是和你共勉，并且希望你和其他网友多提意见。

 

附：libby1120 的信 (2006-8-6 16:19:01) 请教：如何提高逻辑思维能力？

胡老师，您好！

看了您的《经济学教育和数学》一文，很有共鸣！ 

我深刻地意识到了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性，我虽一路经济学专业学过来，可一直未受逻辑思维这方面训练。现在刚读到博士，感觉自己是经济学思想上贫瘠（不及学思想史和哲学的同学思想深刻），且数学工具掌握得平平（远不如学过数学分析的和数理专业的同学逻辑性强）。

我很想努力提高，可也有些迷茫！请您指点！谢谢！

“双周夜话”2002年第24期                                2002年11月24日

 “权”与“礼”

 

    孔孟之道这个词，是我二十岁出头时碰上批林（彪）批孔运动，从有线广播中知道的。林彪要复资本主义，倡“藏富于民”，不以国家利益为重，孔孟要复周朝制度，称“男女大防”，不以革命友谊为先，都是令时人愤愤然的。林彪的说法不论，但作为孔孟罪证的“男女之防”一说，当时倒变成了年轻人之间常用的玩笑话，并且也被我和我的许多同辈接受了。后来读马列书、学经济学（不是经学），接触的几乎都是外国的理论；对孔孟之道，除了偶然见到若干语录外，没有读过原著。细想起来，有些愧为黄帝子民的感觉。于是近几年常把四书五经放在案头，间或读一读，才发现自己从当年那种摘语录做枪靶的背景下获得的孔孟印象太过狭隘。

比如，男女之礼，孟子是如此说的：“嫂溺不救，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也就是说，男女之接触，社会有规范。在正常情况下，去拉异型的手，是非礼；但若异型溺水，不伸手去拉，见难不援，见死不救，则又无异于豺狼。异性溺水，是特殊情况，伸手去拉，“权也”，是临时的权宜之计，又是救人于水火之中的必要方式。但特殊情况毕竟少有发生，因此在特殊情况下的“权变”，并不能够否定在一般情况下的礼。

于是乎想到白猫黑猫论。异性溺水，救人要紧。白猫黑猫，救起人就是好猫。于是拉住溺水异性的手，下水托起其身体等等，都行。但是，在正常情况下，白猫黑猫论就不中了。假设溺水的是某位男士倾慕已久但无缘相识的女性，这位男士当然应当救人出水，拉手或拽衣，自如白猫黑猫一般，救起人就是好猫。但在普通场合，该男士必不能运用白猫黑猫论，随便去拉对方的手：他要想结识对方，便必须遵守社会规则，要“礼也”。规则之一是表现出自己的正当能力。读好书便属于这样的能力。古人也有用“书中自有颜如玉”一说来教导学生用心读书的，那些先生是知道“把书读好”的白猫才行，读不好书而用权术去抢、骗美女这样的黑猫是不行的。

    然而不幸的是，白猫黑猫论一旦成名，其地位竟然从孟夫子所说的“权”变成了“礼”，有了调节社会和个人一般行为的功能。股票市场做为改革措施之推出，便有白猫黑猫，圈到钱就是好猫之嫌。白猫黑猫，能发财就是好猫，能稳定就是好猫，能得到提拔就是好猫，能够拿到好处就是好猫。至于用来发财、稳定、高升、获利的方法是否合“礼”，是否只有比如白猫才行，而黑猫绝不可用，则已经不在考虑之中了。这种只管目的、不问方法的哲学的泛化，和经济目的第一或唯一的气氛相配合，造成了整个中国民族的急功近利。从老百姓方面说，这几年的下岗过程中，许多人更改年龄、工龄、病历，以谋得下岗津贴或者退休金的好处，其状况固然值得同情，但方法却又令人可悲；考试舞弊、作文抄袭，用“黑猫”冒充“把书读好”的白猫，则令人可恨；至于有权的人一边唱高调，一边改分数、改票数、改产量、改政绩甚至随心所欲改规则，以达一己之私，更令人可鄙。此况不变，中华复兴无望。为改变从平民到高官不分白、黑的可悲可鄙心理，从官到民，以孔孟之道，辨明白猫黑猫，分清权、礼之别，“克己复礼”，重立社会规范，应是当务之急。

我为什么不参与当前的劳动价值论讨论

 

当前国内经济学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如火如荼。从学术性最强的『经济研究』杂志，到中小城市办的报纸，从国家科研项目到个人论文选题，到处可以看到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这里讨论的当然都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我在今年开通的主页上，也放了自己二十年前写的一篇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文章 （“略论服务业资本”，见本网页相应位置）。当然，看一下我的网页，就会明白它和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无关。于是，我就不得不面对朋友的问题：既然我有劳动价值论方面的知识，为什么不参与当前的讨论呢？

       我想，我的回答应当包括下面三条：

第一，当前的讨论缺乏科学性和严肃性。当前的讨论更多地出于政府的需要，而不是学术本身的发展所致。出于政府的需要当然也值得研究，就象我们应企业要求作项目研究一样。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一个为企业作可行性研究的人，必须得出可行的结论，才能领到企业的经费；一个为政府政策而作的研究，也必须得出政策正确的结论，才能够算成果。在这种背景下，讨论的科学性和严肃性都将让位于获得经费和获得成果的考虑。对这样的讨论，我是不愿意参与的。

第二，当前讨论的层次浅。我读到的几乎每一篇讨论文章，都提及当前政府的想法和现实的需要。而劳动价值论是什么？那是马克思在“实验室”做出的研究结论。假如马克思的结论正确，从实验室结论到上市商品中间也有很长的过程，况且马克思做的还是非常抽象的“理想实验”。马克思即使天才，寿命也有限，不可能独自研究清楚这一过程。当前的讨论看到的是实验结论和上市商品不符，便想重新解释上市商品。这当然不错，但上市商品从实验而来，当前的讨论不愿意重新做实验，而是抓住理论和实践不相符的地方来批评理论，或者就实践来发展新理论，因此也就只能流于常识。我曾经读过几篇讨论文章。它们让我想起的是“皇帝的新衣”的另一个版本：某个会场上的听众差不多要被日心说讲演者的头头是道所折服的时候，一个儿童喊出了“真理”的声音：“但太阳总是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的呀。”

    第三，个人的兴趣。从我开始自觉思考的时候起，我思考的就不是『解放日报』在谈到我的时候所说的“出谋划策”。我的“略论服务业资本”一文，虽然研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但不是为出谋划策而写，而是个人兴趣使然。出谋划策需要人，我对那样的人也是尊重的。但社会也需要不为出谋划策而思考的人，而大学教师本来便应当是离出谋划策最远、距个人兴趣最近的研究群体。不过，当经费由需要谋、策的人所分配、成果由需要谋、策的人所评定的时候，出谋划策容易得经费出成果，出谋划策者当然多，出谋划策的讨论当然如火如荼。这都很正常。经费、成果是好事，也是我之所欲，只是不要违拗自己的兴趣。当年在农村，那么辛苦，也没有想起要扭转兴趣，为村上的“批林批孔”出谋划策，以图个轻松活计干干，所以离开农村几年，才能够写出二十年后不需要修改还可以发表的文章；如今占据了大学教师的职位，仅仅做好本职工作这一条，就更要求我尽力写出基础性强时效性长的文章，而不是不断参与理论热点的讨论。

“双周夜话”2003年第11期 　　　　　　　　　　　　　　　　　2003年6月2日

 

儿童节的感想

 

六月一日，儿童节到了。工作之余我来到同济大学校园内的三好坞公园。在以建筑专业著称的同济大学里，三好坞以其小湖、小山、小亭、小径，总把我带回童年时常常嬉玩的小公园。童年时看着新奇的世界，生发出无数的问题：为什么树叶放水上不沉，为什么猫的名字是猫，为什么叔叔和阿姨那么高兴。我得到一些答案，又出现新的疑问。我读书、思考、争论，我希望有仲裁，但每一次父母的、老师的、哥哥姐姐的最后答案都不能让我服气。于是又读书、又思考、又争论，直到走进大学，直到走上讲台。

如今，年过半百的我已经了解，最后答案是不存在的；我也已经明白，童年天真地表现出来的好奇，好问、好辩天性，在成人这里虽然表现得更含蓄、更理智、更曲折，但正是这一天性保证了成人的活力。可惜的是，成人世界多了功利、权术和势力。在它们的日熏月侵之下，我的祖辈、父辈直到我自己渐渐地接受现状，不再新奇，不再发问、不再辩论。同时，接受现状又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功名和利益。然而，功利的化妆并不能够让人年轻。一个不再好奇、好问、好辩的人是真正衰老的人，由这些人组成的民族是衰老的民族。三百年前，康德认为中华民族是个衰老的民族。当我看到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同胞不觉新奇、不敢疑问、不愿辩论的时候，我不能不承认康德的话有一定道理。一百年前，身为中华民族复兴一先锋的梁启超看到了少年中国的萌芽。回顾从那时以来的100年历史，我想，懂得仅仅为了强比欧洲、富敌北美，少年中国之萌芽也是没有希望的。中国民族返老还童之本，不在于它的物质富庶，而在于它恢复好奇、好问、好辩的天性，在于它建立起适用于每一个人的让人好奇、促人好问、容人好辩的制度，在于我们每一个成人自觉地好奇、好问和好辩。三好坞把我带回童年，也令我梦想着恢复青春的中国和保持年轻的人类。

 

                                                                                                  成于2003年6月1日

“夜话”2005年第2期                                                                2005年2月28日

 

 

学者的无欲则刚

 

“无欲则刚”从林则徐的名句“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来，说得是男子汉大丈夫（用这个词仅仅指男女皆可具备的某种人格，并无性别之意）的刚强正直源于其没有欲望。既然无欲，也就不必为欲而求人，自然容易刚强正直。这就像佛家说的“忍，无可忍”。既然无可忍，忍本身也就不存在了。别人需要忍受的东西，佛者平静处之，没有忍受的感觉。但林则徐说的无欲，又和佛者不同。林则徐的无欲指的是没有功名之心、财富之求、升仙之念，而无欲所奠定的刚直，却为着实现个人良知、民族兴盛之欲。若再细细计较，其实功名、财富、升仙之欲望，都不能够算错。欲望能够促使人努力。“哀莫大于心死”，说得便是没有了欲望，既无所求，便乏进取，以至于近乎凄冷。因此，问题其实不在有欲无欲，而在实现欲望的方式，就此而言，林则徐的无欲又可以理解成欲望的实现不应当以良知为代价。

 

前几天和朋友谈到无欲则刚，便牵连到发表欲。既为学者，又为大学教师，不会没有发表欲。刚正不阿不在于发表欲的有无，而在于用符合良知的方式实现之。我在几年前寻求发表《略论服务业资本》时，有的杂志犹豫；有的杂志要求缩短，我皆以历史文件为理由，坚持原样发表。但是，在准备《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的投稿时，我却犹豫了：我明白文章阐述的机制仅仅以市场经济为条件，是不是为便于发表，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那篇文章的内容完全不需要在市场经济前加上修饰词，但加上可能更容易发表。后一种考虑最后占了上风。文章是寄出去便发表了，可“白纸黑字”却给我留下了永久的痛。是的，无欲则刚，我当时的发表欲让我不能刚正，让我写下了当时就意识到不应当写的文字。因此，即使我的发表欲不能算错，但我为实现它而违反自己的良知，却使我在白纸黑字前自取其咎。

 

    学者对无欲则刚的重视，应当高于其他人，因为其他人的行为都很难准确“再现”，所以“历史是什么”的答案众说纷纭；可学者留下的白纸黑字是其个人历史的见证。学者是知识的象征，他的行为无法用“无知”来开脱；他违反良知的文字不是屈服于世俗便是献媚于权势写就的。就此而言，学者和有志于学术的人下笔应当慎重，应当想到生前身后事，而不能把日常的科研考核治标放在首位。我们生活在一个扭曲的世界内，学术文章很难发表，宣讲性的媚俗媚势的文章大行其道；学术文章需要锤炼，考核却要求我们发表短、平、快的作品。但正是这样一种世界特别需要学者，需要坚守良知的学者，需要他人对学者的监督和自由批评。“无欲则刚”将成为我牢记的箴言。同时，我又强烈希望世界早日正起来，因为自律尽管非常重要，但他人对学者、对我自己公开的自由批评和苛刻要求更为必要：它们才是保证我本人在内的绝大部分学者坚守良知、自动实现无欲则刚的制度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