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正式发表,载于《经济资料译丛》2019年第2期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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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人道的自由主义者
十几天前,我把自己的一篇文稿“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发布到网络上。今天,我把这篇文稿所使用的数据同样发布到网络上。它们的链接列在本文下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这些数据,找到原始资料,核实数据,检查我的计算结果;更可以利用其它方式整理这些数据,或者把它们和其它数据结合起来,整理出新的数据系列。
现代经济学研究离不开数据。现代统计工作的全面展开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又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数据。毫无疑问,对于研究者来说,数据总是不足。另一方面,现有数据又需要“挖掘”。这里公布的数据系列,便是我的一点“挖掘”结果。
我不是一个擅长于数据的学者。一直到三十多岁的中年,我受到的教育与自己阅读的范围,几乎完全限于仅仅使用文字的宏大历史叙事。我只学得历史趋势,根本不知道数据的意义。当时笃信马克思,连思维方式都学得了马克思。这在我三十岁时写的大学毕业论文“略论服务业资本”表露无遗。例如,在该文中,我完全按照马克思的方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愈是发展,社会活动的领域愈是扩大,物质资料再生产和劳动者自身再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愈是提高,劳动产品的一般私有制就愈是不能存在。”当时,我自鸣得意,好像历史就在自己手中。后来我才逐渐地懂得,这样的断言要么出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要么出自狂妄自大的中年人。是的,我们完全可以类似地对一个孩子说:“你愈是成长,你的活动范围愈是扩大,你的知识和能力水平愈是提高,你愈是接近死亡并最终死亡”。对年幼孩子的这类断言之可笑不言而喻。对历史的类似断言之可笑,却被我自己那种“历史在我手中”的陶醉所掩盖。
正是因为认识到这样或那样的历史断言的可笑,我开始转型,开始重视数据。年轻时我务农多年。因此,我意识到农民的唯一出路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即使依然务农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的改善,也必须依靠其它农民转出农业。一开始,我像这个领域的早期学者那样,仅仅关注定性分析,关注农业劳动力转移所需要的制度和资本条件,关注它的长期趋势。1998年,我发表了“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可能机制”。从那以后,我便试图从短期角度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一旦接触短期问题,我才发现,假设长期研究可以不顾及数据,短期研究则必须依赖数据。没有数据,短期研究纯粹是空中楼阁。农业劳动力转移短期研究的核心变量应当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率。而没有数据,这一变量便毫无意义。这就像失业和失业率一样。英国经济学家早在300年前就开始讨论失业了。但直到二十世纪中期,经济学才有了失业率概念,经济学对失业的研究才开始建立在数据之上。而在整理数据之后,我又发现,长期研究同时离不开数据。例如,大约十五年前,一位朋友做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值模拟。他经常和我讨论。可那个时候,我们满足于模拟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趋势,而没有想到所谓的“长期”在历史上到底有多长。直到最近年份,数据出来后,我们才知道“长期”的具体时间跨度,体会到当年数值模拟的缺陷。
我是年过半百才开始重视数据。虽然下过一些功夫,但毕竟比不得年轻时的精力。因此,我对数据的知识依然远远弱于我的文字叙述的知识。所以,尽管我在搜集和整理这里的数据时坚守学术良知,遵守学术规范,但在数据指标定义、数据整理计算诸方面,我的做法只是一己之见,个别数据错误甚至在所难免。我恳请读者在使用这些数据系列时谨慎。特别重要的是,读者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度量指标数据,自行挖掘和整理相关数据。经济学倡导需要自由竞争,经济学研究本身就应当自由竞争。只有在竞争中,我们才会找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标准概念和标准数据,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理论才可能建立。
链接:
1.https://www.hujingbei.net/wp-content/uploads/2019/04/胡景北-2019-农业劳动力转移定量特征.pdf
2.https://www.hujingbei.net/wp-content/uploads/2019/05/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中国-1952_2015年-美国1800-2015年-胡景北整理.xlsx
3.https://www.hujingbei.net/wp-content/uploads/2019/05/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中国-1952_2015年-美国1800-2015年-胡景北整理.pdf
“夜话”2019年第5期,2019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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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景北,2019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胡景北文论,2019年4月。
今天,我把自己最近的一篇稿子“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发布到网络上 (www.hujingbei.net/wp-content/uploads/2019/04/WP-Apr2019-农业劳动力转移定量特征.pdf )。在我看来,当今人类所处的时代可以视为人类大历史中的非农化转型阶段,即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后农业社会转型的阶段。它应当肇始于公元1700年前后,延续到当今,并可能延续到本世纪末或更晚。非农化阶段的一个重要经济特征是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生产部门。和其它非农化特征相比,由于以数人头方式进行的劳动力统计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我们拥有关于劳动力统计和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转移统计的大量资料。我的文稿将利用这些统计资料,描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些定量特征。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面临两个基本困难,一是缺乏数据,二是缺乏理论。不过,搜集与整理数据的前提是数据的概念指标。比如说,一个物理学家有了加速度的概念,才会有意识地搜集加速度的数据。建立理论的前提是了解概念指标的定量特征。有了加速度数据并且发现其定量特征后,物理学家才能够着手建立理论。我曾经提出一套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概念指标,即农业劳动力数量,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简称农劳比)、农劳比下降速度、农劳比下降加速度。利用这些指标,我们可以研究有关统计资料并整理得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系列数据,从而有可能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若干关键的定量特征。
毫无疑问,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只有通过长期数据才可能明确且稳定地揭示出来。由于我们仅仅掌握若干国家而非全世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长期数据,因此我们只能根据若干国家的历史资料总结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具体地说,我的这篇文稿仅仅依据中国与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过程来勾勒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般特征。选择中国的理由第一是它在最近二十多年来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中的特殊地位,第二是我自己比较熟悉中国和中国的统计资料。选择美国的理由则是美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几乎已经全面完成,同时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的时间跨度长,数据容易获得和理解。
根据中国和美国的统计资料,我总结出如下几个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即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
一、农业劳动力总量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长期抛物线趋势;
二、农劳比呈现单调下降的长期趋势;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稳态”水平。
三、农劳比降速呈低-高-低的长期抛物线趋势;
四、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可能呈现高-低-高循环的中期周期性;
五、农劳比降速和加速度呈现频繁的短期波动性;
六、若以农劳比降速高低为标准把整个非农化过程分成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则第(四)和第(五)个特征在早期尤其中期特别重要。
七、各国进入非农化的时点不同,农劳比下降速度和加速度存在显著差异。
八、后进入非农化转型的国家,非农化中期阶段可能更短、农劳比降速更高,农劳比降低加速度绝对值更大。
九、非农化转型的时间跨度对一个国家来说,大体应当在200到250年左右;对整个人类而言,应当在400年左右,不超过500年。
十、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可能呈现不变的长期趋势。
十一、在整个非农化转型过程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非农生产率。
十二、在非农化转型过程中,农劳比越低的国家,农业和非农生产率差距越小。
十三、非农化转型过程同时是农业生产率追赶非农生产率的过程,因此也是总量生产率提高的过程。
十四、农劳比越低的国家,人均生产率越高。
我的文稿将具体描述这些特征。
如果上述这些特征基本成立,那么,现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显然还不成熟。举几个著名的相关研究。刘易斯讨论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显然仅仅属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章的某个早期现象;而刘易斯拐点的标志即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率趋同,显然不符合我们列出的生产率差距特征。托达罗讨论了失业和转移的关系,但他仅仅触及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波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结构变化研究”分支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仅仅集中于讨论农劳比下降一个特征。它们的共同缺陷是需要农劳比的稳态水平,并且不符合生产率差距特征。同时,所有这些模型的数值分析所给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时间,应当远远超出我们发现的时间框架。在经济学研究中,农业劳动力转移属于所谓的“库茨涅茨特征事实”。十年前,著名经济学家阿杰莫鲁在总结当时的相关研究后评价说:这些研究“仅仅是我们在探讨库茨涅茨所强调的部门结构巨大变化的道路上迈出的不大一步”。对照本文稿提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阿杰莫鲁的评价今天应当依然有效。我希望,我所总结的上述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有助于经济学家建立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有助于我们大家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过程的理解。
“夜话”2019年第4期,2019年4月24日
第九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均衡
9.2 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均衡的定义
(尊重有意出版本拙稿的出版社的意见,谨暂停发布拙稿。敬请网友见谅)
第九章 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均衡
9.1 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均衡问题
上一章说明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某个时点上,一个经济体系可以同时实现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之间的配置均衡与包括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两个商品市场的均衡,并得到均衡农劳比和均衡价格。如果没有外部条件变化,经济将会稳定在这个均衡的农劳比和价格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某个时点的均衡说明,适用于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时点。因此,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经济可能在任何时点上同时实现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均衡。然而,正如本书第一章指出的那样,当今人类历史的大趋势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农劳比下降。所以,一个经济体系要顺应历史趋势,它的农劳比必须下降,而不可能长期稳定在某个均衡农劳比上。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农业劳动力如何均衡地转移、农劳比如何均衡地下降,也就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或农劳比下降速度如何均衡。本章将具体讨论这个问题并在做出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均衡的定义后说明该均衡的可能性。
一个经济体系的农劳比必须下降,而不可能“稳定”很长时间。这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的特点,也是宏观经济学中农业劳动力转移分析与失业分析的一个显著区别。失业率可以长期甚至“永久”地保持在某个社会可以接受、经济可以均衡的点上而无须改变。所以,以欧美经济为背景的宏观经济学说明了失业均衡就基本完成了失业的理论分析而可以转入经济政策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分析则恰恰相反。由于我们用农劳比下降标识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尽管农劳比均衡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一个必要环节,可它仅仅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一个中间环节。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真正对象不是农劳比的均衡,而是农劳比下降速度的均衡。遗憾的是,在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发展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研究中,几乎所有理论都把农劳比或类似指标的均衡作为研究的终点。这些理论在说明劳动市场如何均衡或者包括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在内的经济如何均衡后,都会转而指出外部条件变化尤其资本增加后,农业劳动力将向非农业转移,农劳比将下降。但它们没有说明农劳比如何下降,更没有触及农劳比降速均衡的问题。就此而言,现有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以及本书第七到第八章的理论分析,都没有触及到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本书前面的图8.8同样没有触及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它确定的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的配置,而非劳动力在这两个部门间的转移。外部条件例如资本的变化对均衡配置或农劳比的影响所触及的也仅仅是均衡配置的稳定性和随外部条件而变化的方向问题,而非农劳比变化的速度问题。说到底,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问题是在每个特定时期或者两个特定的时点之间,农劳比下降多少才恰当或者均衡的问题。我们在上一章用图8.8仅仅解决了在特定时点比如t属于t上,农劳比应当多高的问题,而没有涉及在比如t和t+1两个时点之间,农劳比下降多少的问题。所以,图8.8仅仅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准备了基础,我们的理论探讨没有结束,我们必须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本身的均衡问题。
回顾第四章。我们在那里曾经指出农劳比下降速度可能呈现抛物线型式,即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过程中,农劳比一开始下降慢,后来快,到转移后期又慢。这样一种慢、快、慢的下降型式不但适用于完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过程的美国,而且应当具有规律性。根据这一型式,我们绘出表示农劳比下降的某种理论曲线如图9.1。假定农劳比下降的开始时间是时点0属于t,图9.1中的l曲线表示农劳比从时点0开始不断下降的过程。我们在上一章研究了农劳比在其下降过程中的某一时点t属于t的均衡机制,就是说,给定该时点的总劳动力Lt、农业资本KAt,非农业资本KNt和恩格尔系数λt,一个市场经济将能够实现均衡的lt。不过,均衡的lt只是意味着总劳动力Lt可以稳定地配置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没有劳动力准备流动或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所以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无关。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对象不是农劳比在时点t属于t的均衡,而是农劳比在两时点t和t+1属于t之间降速的均衡。在图9.1中,农劳比从t时的lt下降到t+1时的lt+1,下降速度是h=∆l=lt–lt+1。农业劳动力转移所需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水平的h才恰当或均衡。如果两时点t和t+1属于t之间的差距非常小,h将是农劳比下降的瞬时速度;如果差距比较大,h则是这两个时点之间的平均降速。所以,我们将要研究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均衡问题。如果换用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的概念,我们则需要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率的均衡。[1]
(注:由于本节数学符号过多,这些符号无法正确显示在网络短文上,所以全节采用pdf版本上传。对给网友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第八章 劳动力部门配置均衡
8.8 两市场共同均衡的若干前提条件
我们借助图8.8说明了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共同均衡的原理。图8.8是个纯粹的理论构造,它建立在许多假定之上。由于图8.8是本书后续分析的出发点,我们需要仔细地了解这些假定。
首先,图8.8假定总劳动L是个定量并且用固定长度的横轴表示之。这样,图8.8不考虑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的问题。但人口和劳动力增长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重要特征。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后续研究中放弃这个假定。
第二,图8.8假定经济中不存在失业,所以农业劳动和非农劳动之和便是总就业也是总劳动。如果存在失业,总劳动和总就业将不相等,图8.8中的横轴或者改为总就业或者相应地增加失业的刻度。现代意义上的失业是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才出现并且愈演愈烈的,失业变动和劳动力转移是相互影响的两个变量,所以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进一步研究需要放弃无失业的假定。
第三,总资本K是个定量。具体地说,在图8.8中,农业资本和非农资本都是给定的,因此它们的和即总资本也是给定的。但资本积累同样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重要特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资本积累便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所以,固定总资本的假定也需要放弃。
第四,图8.8把农业资本和非农资本视为常数的做法不但隐含了总资本不变的假定,而且隐含了总资本的部门配置不变的假定,即农业和非农业资本占总资本比重不变。然而,不但总资本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不断增加,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总资本在两个部门之间的配置还会变化。一般来说,非农资本占总资本比重会上升,农业资本比重会下降。因此,资本部门配置不变的假定也需要放弃。
第五,图8.8完全没有考虑生产技术和经济制度变化的影响。图8.8中的农业和非农实物生产函数曲线是固定的。劳动投入变化只会造成产量在给定的曲线之上的移动;而生产函数曲线本身不会移动。虽然农业产值函数会因为农产品价格变化而上扬或下抑,但农业产量曲线不会移动。产量曲线固定的原因一方面是资本投入固定,另一方面是技术和制度条件固定。由于技术和制度变化亦构成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的重要特征,所以一个恰当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理论必须能够包容和展开技术与制度变化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第六,图8.8实际上假定了不变的恩格尔系数。但恩格尔系数下降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基本现象,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深入研究必须放弃不变恩格尔系数的假定。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这些假定共同构成了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配置的理论环境。在这样一种纯粹的实验室环境内,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可能实现同时均衡。如果暂时不考虑失业、技术和制度变化,那么,其它四个假定可以用图8.8中的四个常数即L、KA、KN和λ来表示,其中L>0、KA>0、K N>0、1>λ>0。在图8.8中,给定这四个量,我们一定可以得到均衡的l和p。这四个量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变化,l和p都将相应改变。但只要这四个量在其定义域内变化,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保证两市场同时均衡的的l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