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双周夜话

造成通货膨胀的刺激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是货币刺激，即货币超发。第二类是相对价格刺激，即某种重要商品的价格出于某些非货币政策的原因而提高并迫使货币当局“适应性”地增发货币。在实际生活中，第二类刺激常常出现。最常见的当属原油价格的突然波动和与之相联系的汽油价格的联动。不那么常见，但也许更重要的是由农产品价格提高表现出的相对价格刺激。

在我们所熟悉的微观经济学中，相对价格波动和通货膨胀无关。A商品价格提高必然会有B等其它商品价格的降低，因此各商品的原有产量和新价格之积的和与过去相等，我们称为总价格不变。此时货币当局无需增发货币，物价总水平亦不变，相对价格提高不会造成通货膨胀。不过，这一微观理论忽视了一个关键点。如果A商品价格提高幅度很大，在现有货币供应量下，其它商品的降价幅度也将很大，生产其它商品的企业利润受损，生产收缩。为避免这一损害经济增长的现象出现，货币当局将“不得不”增发货币。而增发货币的后果便是总价格上升和物价总水平提高，通货膨胀出现。不过，货币当局对此并不负责。从美联储开始、世界许多国家现在使用的“核心通货膨胀（core inflation）”概念，其实就是货币当局卸责的概念：只要不发生核心通货膨胀，货币便没有超发；此时，CPI（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或者物价总水平的通货膨胀再严重，也不是货币当局的责任。但这一概念同时揭示了相对价格刺激对通货膨胀的重要意义。

从相对价格变动到通货膨胀之间有一个或多个复杂的传导机制链条。本文以农产品价格-食品价格为例，考察这些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即通货膨胀放大系数。经济学度量通货膨胀有两套指标，一是物价总水平变化，二是CPI变化。前者和总产出或总价格有关，后者仅仅同消费支出有关。假设所有农产品都必须经过食品工业部门加工成食品后才向消费者销售，那么，农产品价格属于物价总水平统计范围，食品价格同时属于CPI统计范围。用a表示食品总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b表示农业总产出占总产出比重，我们有

a = 食品总支出/消费总支出

b = 农业总产出/总产出

由于

        食品总支出>农业总产出

消费总支出<总产出

我们必然得到

a > b

这里，食品总支出大于农业总产出的原因，一是我们假定所有农产品都是食品工业的原料，因此，农业总产出将全部再现于食品工业总产出之中，二是食品工业在农产品上的附加值。令

k ≡ (a/b) > 1

k就是我们所说的“CPI通货膨胀放大系数”。严格地说，这里定义的k应当称为农产品价格变动给CPI造成的通货膨胀放大系数。与农产品和食品的关系类似，原油价格波动仅仅包括在价格总水平波动中，而汽油价格波动还包括在CPI波动中。显然，若全部原油用于炼制汽油，原油产出占总产出比重应当远远小于汽油消费占CPI比重，因此，原油价格波动也会给CPI波动造成某种乘数或放大效应，我们也可以利用上述研究方法，得到原油价格波动的CPI通货膨胀放大系数。所以，尽管在形式上，通货膨胀放大系数是唯一的，但在内容上，许多不同种类产品都有其特殊的通货膨胀放大系数。

我们发现，如果存在相对价格刺激，k将放大用CPI变化率表示的通货膨胀率。我们仔细观察这一点。假设经济不存在货币刺激；经济存在农产品相对价格刺激且食品相对价格增长率m等于农产品相对价格增长率n，则物价总水平增长率u和CPI增长率v分别为

   u = bn

   v = am

 = (kb)n > bn = u

也就是说，

   v/u = (kb)n/bn > 1

由于k >1，所以k放大了实体经济刺激给CPI通货膨胀造成的影响。例如，设想a=0.30，b=0.10，则k=3；若m=n=10%，则u=1%，v=3%。对公众和经济政策制定者来说，物价总水平上涨1%完全算不上问题，但CPI上涨3%就成为需要严肃对待的通货膨胀危险。而相对价格上涨10%之所以能够演变为公众关心的通货膨胀问题，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通货膨胀放大系数”所起的作用。

我们考察k的经验数据。下面的表1列出美国2010-2015年的k值。美国统计部门公布计算CPI时所应用的食品支出比重数据，它相当于本文定义的a。表1显示，在2010至2015年间，美国的a落在以0.15为中心、跨度小于0.005的很小区间内。但同期美国的b却全部落在0.014之下，这样，美国的k值在这六年内都大于10，最高甚至接近14。如此高的k值会把由农产品价格提高造成的比如1%的物价总水平上涨，放大为美国公众完全不可接受的超过10%的CPI通货膨胀。所以，美国的高k值也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农业产值比非常低、农业劳动力占比亦非常低，可美国依然十分重视农业的原因。

表1 美国的通货膨胀放大系数，2010-2015年

	食品支出比重	农业产值比	通货膨胀放大系数
年份	a	b	k=a/b
	%	%
2010	14.79	1.14	12.97
2011	16.25	1.32	11.55
2012	16.26	1.20	12.72
2013	14.90	1.38	10.80
2014	16.27	1.22	12.52
2015	14.97	1.07	13.99

注：所有数据经过四舍五入；通货膨胀放大系数利用原始数据计算。下表同。

与美国不同，中国统计部门不公布计算CPI所运用的食品支出比重。同时，在中国统计数据涵盖的大部分年份内，CPI资料仅仅包括CPI和其中各大类商品价格的变化。仅仅从2011年开始，中国公布的CPI数据区分了食品和非食品两大类，我们据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算食品支出比重，并进一步计算中国的通货膨胀放大系数。令i和j分别表示食品和非食品两类价格的变化率，我们有公式

       a = (v–j)/(i–j)

看上去，只要有v、i和j三个指标的数据，我们将能够发现a。表2列出我们利用中国2011至2015年v、i和j的数据所得到的a计算结果。假定我们计算的a有一定可信性，那么，在2011至2015年期间，中国CPI的食品支出比重大约在0.30至0.35之间，同期的k值大约在3.2至3.9之间，也就是说，中国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前五年中，k值大约为3.5。换句话说，在这五年里，如果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造成物价总水平上升1%的话，相应的CPI将上涨3.5%。3.5%的CPI上涨率亦是一个让中国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开始忧虑的数字。所以，虽然中国的k值比美国低得多，但它依然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表2 中国的通货膨胀放大系数，2011-2015年

	食品支出比重	农业产值比	通货膨胀放大系数
年份	a	b	k=a/b
	%	%
2011	30.43	9.43	3.23
2012	31.25	9.42	3.32
2013	32.26	9.30	3.47
2014	35.29	9.06	3.90
2015	30.77	8.83	3.48

中国和美国的k值区别提示我们，k值不但因为各国的消费习惯和统计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并且因为各国非农化进程先后而有所区别。我们考虑后一种情形。设想在非农化历史起点上，a=bà1，其时kà1；在非农化历史终点上，a=bà0，则在非农化进程中，a和b首先都呈现整体的下降趋势。其次，该趋势应当呈现非线性状态。再次，至少从大趋势观察，a应当比b下降更慢。第四，作为a和b的比率，k在a和b两者趋于零的趋势中将趋于无穷大，即当非农化趋于终点时，kà∞，因此，k在非农化进程中不仅会呈现上升趋势，而且可能出现加速度的上升趋势。下图便展示了a、b和k在非农化历史中的一种可能趋势。

图：k的上升趋势

注1：  公式 a = (v–j)/(i–j) 的推导：已知CPI、食品价格和非食品价格三者变化率的关系为v=ai+(1-a)j。从该式解出v= ai+j–aj = a(i–j)+j。移项为v–j=a(i–j)，解出a= (v–j)/(i–j)。

注2：美国数据来源：

食品支出比重：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1，Table 1 (2007-2008 Weights)：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onents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es: U.S. city average, December 2010，https://www.bls.gov/cpi/tables/relative-importance/2010.pdf；2012，Table 1 (2009-2010 Weights)：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onents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es: U.S. city average, December 2011，https://www.bls.gov/cpi/tables/relative-importance/2011.pdf；2013，Table 1 (2009-2010 Weights)：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onents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es: U.S. city average, December 2012，https://www.bls.gov/cpi/tables/relative-importance/2012.pdf；2014，Table 1 (2011-2012 Weights)：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onents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es: U.S. city average, December 2013，https://www.bls.gov/cpi/tables/relative-importance/2013.pdf；2015，Table 1 (2011-2012 Weights)：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onents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es: U.S. city average, December 2014，https://www.bls.gov/cpi/tables/relative-importance/2014.pdf；2016，Table 1 (2013-2014 Weights)：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ponents i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es: U.S. city average, December 2015，https://www.bls.gov/cpi/tables/relative-importance/2010.pdf。以上所有数据皆于2019年3月1日检索。农业产值比：World Bank, 2018,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ing, Value Added (% of GDP), World Bank National Account Dada, and OECD National Accounts data file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v.agr.totl.zs，2019年3月1日检索。

注3：中国数据来源：

计算食品支出比重所需资料为CPI、食品价格和非食品价格三者变化率。它们的数据来源皆为：国家统计局，2012，2011年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况，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201/t20120112_12776.html，2012年2月20日检索；2013，2012年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况，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301/t20130111_12921.html，2013年1月18日检索；2014a，2013年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况，，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401/t20140109_497145.html；2014年1月28日检索；2015，2014年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变动情况，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501/t20150109_665727.html 。2015年1月19日检索；2016，2015年1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6%，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1/t20160109_1301937.html，2016年2月20日检索。农业产值比：参见美国数据来源。

“夜话”2020年第12期，2020年8月16日

（注：本文同时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

前天，2020年8月7日（美国时间8月6日），美国政府发布行政命令，从今年9月20日开始正式禁止美国境内使用微信和抖音。另一只靴子正式落下来了。

2018年初，我曾在国内住过外资旅馆。走入旅馆房间，便看到桌上一张中英文双语的“提示”，原来是该旅馆提示客人，从2018年1月1日起，旅馆不允许再向客人提供VPN服务（即翻墙服务），也就是说，旅馆不能够再让客人通过旅馆的网络登录和使用国外的比如脸书（Facebook）、谷歌（google）、WhatsApp、Line等服务。这是外资在中国的旅馆遵照工信部2017年《关于清理规范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的通知》而采取的措施。它表示，从2018年1月1日起，一个来自海外的普通旅行者如果不想付高额的跨国上网和电话费用，他就无法和其本国亲友联系，更无法使用其本国的网络服务。同时，政府也由此杜绝了这种可能性，即国内一些人利用入住甚至访问外资旅馆的机会，“合法地”翻墙阅览甚至使用海外网络服务。

不过，我看到那张提示后的感觉，就是“一只靴子落下来了”。

靴子的故事来自工业化初期的纽约。住在简易建造的公寓楼内，一位老人每天深夜听到刚刚下班回家的工人先后脱下两只靴子的声音才入睡。一天夜里，他仅仅听到一只靴子脱下落到地板的声音，但迟迟没有听到另一只靴子落下的声音，因此也迟迟不能入睡。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科学道理，即均衡。两只靴子很快相续落地，是双方都已视为理所当然的均衡状态。一只靴子落地而另一只靴子没有很快接着落地，或者虽然很快落地但不为对方所知，均衡状态就被打破：另一个靴子肯定要落地，什么时候才落地呢？

终于，两年后的现在，另一只靴子落地了：美国正式禁用中国最广泛运用的即时通讯软件微信。中国普通旅行者到美国后，入住的旅馆不再许可向她/他提供能够连接微信的网络服务；即使探亲，其亲人也不可以向他们提供这样的服务，就像海外人到中国旅行，他们的中国亲人也不可以向他们提供翻墙服务一样。

美国正式禁用微信，标志中美两国关系正在迅速走向新的均衡。旧的均衡已经打破、新的均衡尚未建立之时，是不确定程度最高、对未来预期最难的短暂时期。对两个靴子的故事如此，对国家关系也是如此。在中美关系方面，由这次美国禁用微信和抖音，新的均衡格局已经大体形成。而均衡往往意味着长时间的状态。只要某个国家内部不发生特别重大的事件，只要国际上不出现关乎人类生存的迫切事件，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均衡格局就可能维持很长时间。

今年初，我在回顾刚刚过去十年时（2010-2019年），曾经写道：“十年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中国的国际定位是个问题。那时候，虽然中国首先挣脱了2008年经济危机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中国内外部分学者开始倡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融入世界经济、政治和法规体系，似乎还是普遍的共识。可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共识已被彻底打破。…… 这样，以2018年为标志，中美两个世界最强国家正式和公开地从朋友关系变成对手关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随后也正式宣布把东亚作为自己关心的地区。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式形成。我认为，这才是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对未来几十年影响最大的国际政治变化。” 中美进入均衡格局之后，世界经过一段短暂的颠簸，一些国家也将把它们的另一只靴子落下来，世界亦将进入均衡。

我们这一代人如今都在七十岁上下，亲身经历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美交恶、八十年代初中美交好和如今的中美交恶，“有幸” 见证了历史循环的一个完整周期。今天，在这个特殊时刻，我衷心地祝愿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健康长寿，能够亲身见证中美再次交好，中美关系进入另一个相互友好的永久性的均衡状态。

“夜话”2020年第11期，2020年8月9日

前两天，我用公众号发一篇旧文“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可即使做了“脱敏”处理，微信管理方依然不许可发布。其实，那篇旧文只是回答一位网友的问题。他给我写信说：“以前大家都是没日没夜的干活，比现在的人勤劳多了，不管是农民还是工人，都是任劳任怨，干的热火朝天。但到头来的结果却是大家都吃不饱肚子，物质极度匮乏，想买什么没什么。再看看现在，现在的人哪有像以前那样拼命干活的人。但是现在商店里的商店琳琅满目，大家都能吃饱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用一个市场经济就可以解释的吗？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我非常想听听您的看法。”我的看法是：很多因素综合在一起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自由。自由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自由意味着一个农民、一个企业愿意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愿意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自由意味着一个消费者愿意购买什么就购买什么，愿意购买多少就购买多少。自由意味着每个人有自己的人格和主见，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正是这样的自由，每一个中国人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的自由，最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让中国人摆脱了辛辛苦苦却忍饥挨饿的窘境，让中国人丰衣足食。当然，领导英明、社会稳定、人民吃苦耐劳、资本投资、技术进步、教育普及、节制人口以及其他许多东西，都是最近四十年改变中国人生活的重要因素。然而，在1978年以前，中国也有这些。同时，政府还在农忙时特别组织城市职工和学生下乡帮助农民抢收抢种，更不用说动员了几千万市民返乡务农。可用尽千方百计，就是不把自由归还农民，所以粮食还是生产不出来，大家还是吃不饱饭。相反，一旦把自由还给农民，在1978年以后的短短几年，中国没有增加农业投资，农民干脆连已有的许多机械都不用了，但粮食就多了起来，中国人就开始吃饱饭了，中国人从此走出了吃不饱的历史。所以，自由，以及自由必然意味着的每个中国人的独立人格、每个中国人不再匍匐于君主、救星、政府、组织，才是最近四十年来改变了中国人饿肚子生活的关键因素。

既然那篇短文不许发布，我只好另拟文字。恰巧有些网友对我的上一篇公众号文章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思想的介绍提出了一些看法，我就写篇短文回馈和感谢网友吧。我把网友的反馈总结为四个问题并回答如下：

（1）关于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问题

我们的学生从中学到大学到研究生，都必须学习和熟背马克思主义这个说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因为它属于所有升学考试的必考内容，也是公务员考试的必考内容。可是，我的介绍为什么缺少了这一“关键考点”？其实，很简单，我介绍的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而非“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马克思生前还说过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

在我的阅读中,马克思没有提过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然，马克思也没有提过其它社会阶段的基本矛盾。确实，马克思多次谈到资本主义体系中生产的社会化，谈到生产的社会化给生产力带来的巨大增进，谈到生产社会化的原因和途径，但是，马克思应当没有明确与直接地谈到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两者的特别矛盾。现在常说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应当来自于上世纪中叶的前苏联学者。1949年后被政府请来培训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前苏联教员，把这个说法带到了中国。现在继承前苏联的俄国学者已经不再使用这个说法，但作为学生的中国人目前还继续把这个说法列入“必考内容”。

当然，对我来说，在介绍马克思观点时，最重要的是他的基本思想。就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力两个概念来说，马克思更强调的无疑是生产力。生产的社会化只是生产力的一种表现形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标记是大机器。大机器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机器生产自然也要求生产的社会化，就像它要求比如世界市场、要求消费的社会化那样。然而，无论大机器引出的生产社会化有多高，没有以新的生产工具标记的新生产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新的生产关系不可能产生。列宁早在1916年就有一个断言，即“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生产社会化”。可直到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举个例子，无论铁器引出的小生产多么“发达”，没有机器为标记的新生产力，“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应当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不可能产生。我年轻时在农村，那时把农民自家养猪养鸡都称为“资本主义尾巴”，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而引用的权威语录便是列宁的一句话：“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然而，按照马克思，没有新的生产力即机器，小生产不可能产生、更不可能每日每时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此，我在上一篇介绍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观点时强调的也是生产力，而没有提及“生产的社会化”。

（2）关于异化

异化这个概念，马克思主义者见仁见智，很多人把它搞得如玄学般难以捉摸。其实，在我看来，马克思认为从负面上说，异化最多也只是资本主义为了建立人类新社会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而付出的代价之一。和劳动者只能取得维生工资相比，异化并无特别之处。有人讨论异化时从“为什么大部分人不愿意上班”的问题谈起，说它是异化的表现。可是，在没有异化的资本主义之前，大部分人就不愿意劳动。在那时，人类之所以不能大规模地建立自身发展的物质基础，原因之一就是马克思说的人只是为了“眼前需要”的使用价值劳动，而不去再多劳动。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为了更多地劳动同时又不相应地更多消费，除了资本主义别无它途。因此，劳动产品不再成为劳动者的产品，劳动手段不再成为劳动者的所有物，劳动不再成为劳动者的自然行为而成为被迫行为，人本身成为工具，成为资本这一人类过去劳动产品驱使的对象，是人类进步所必须的代价。这里，驱使劳动的资本一方面是劳动者只能获得维生工资后的剩余，另一方面又是马克思特别在意的人类所建立的物质基础。只要这个物质基础不那么雄厚，就是说只要资本不那么多，异化和维生工资就是进步的，对人类未来有利的。就此而言，异化在马克思那里同样具有正面意义，尽管几乎所有谈论异化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仅仅注意到它的负面意义。由于异化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中没有特别的意义，我在介绍马克思时也没有特别提及它。

（3）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在我对马克思的介绍中，把“资本主义的结束也将是血腥的，而这同样是人类进步所必须的代价”作为他对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马克思几乎只说过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倒是恩格斯若干次提出不通过暴力结束资本主义的想法，但我认为，那仅仅是他的非基本想法。恩格斯的那篇“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常常被人们用来证明他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观点。其实，即使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也声明绝不放弃暴力革命的权利。所以，在我看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不属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之列。

（4）关于“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

这里牵涉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所谓“卡夫丁峡谷”的争论，即不经过资本主义这个卡夫丁峡谷，或者经过但免除资本主义许多苦难的卡夫丁峡谷。卡夫丁峡谷的争论和19世纪末的俄国是否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争论有关。这里，首先，马克思只是在一封信的初稿中提到不经过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而在定稿时完全抹去了这样的词汇和基本上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其次，根据以往的人类历史，我们可以肯定上述两种不经过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例如，现代被发现的一些原始部落一下子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之中。然而，正如我在上篇公众号文章所写的那样，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是尽管人类各民族跨入资本主义阶段有先有后，部分民族甚至可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但生产力落后的民族只可能在生产力发达民族的带领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落实到19世纪末的情形，根据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没有生产力最发达的西欧国家带动，俄国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率先进入新社会。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后来的历史，这个问题的实际意义不复存在。它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一样，都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圈子的产物或怪物。这样的怪物出现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本人认为到了1848年，资本主义不可能容纳的新生产力已经出现，所以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如何结束资本主义的困难问题：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国家也许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新社会；西欧国家生产力最发达，可那里的无产阶级没有暴力革命意愿，那是否可以和平长入新社会？这样的问题被圈子里的许多人讨论的津津有味，直到今天还被人所乐道，以至于可能不是圈子里人的网友也能够向我提出它们。这里，我强烈地建议圈子里和外的人设想一下，假如资本主义无法容纳的生产力在1848年（甚至2048年）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为人类新阶段建立的物质基础在1848年（甚至2048年）还不够雄厚，那么，按照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所有这些过去的和现在的关于如何结束资本主义的讨论，是不是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并在我们国家成了浪费老百姓钱财的黑洞（比如，马工程中的一本教科书所获得的研究资金可达到200万元）？

“夜话”2020年第10期，2020年6月20日

注：列宁语录

1.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
2. 《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

我的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今天解封了。我是3月4号接到“违规封禁账号通知”，封禁的截屏如下：

“哭吴宗宁”是我写于2015年的一篇悼文，纪念我的中学同学吴宗宁。他和我作为知青，在1969年元旦前后到同一个县的农村做农民（插队落户）。他在那里学了一点农民的土法或者统称为中医的治病方法。1978年后知青返城后，这点本领使他能够在单位的卫生室做医生并就成了他的终生职业。不过，他很可能没有行医许可。记得他对我提过这一点，说他完全不会英语，无法通过为获得该许可的英语考试。他去世后，我写了一篇悼文并发布在网络上。大约十天前，在他去世五年之际，我想把这篇悼文发布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上。

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这篇五年来在网络上始终可以阅读的悼文，竟然难以发到微信上。我一共发了七次才成功。下面是前六次不成功的截屏：

微信为什么阻止我发布这篇悼文呢？也许因为该文提到了文革。由于我和吴宗宁的最初相识与插队落户都发生在文革期间，我的悼文不可能不提及文革和它的发动者。也许这些都是微信文章的禁忌？因此，在第一次尝试发布之前，我已经做了“脱敏”的功课，就是用某种方式隔断了文革和其发动者一词（如文a革），可点击“发布”后，微信依然不许可发布。我只好再找其它疑似的禁忌词汇，再用两个符号或文字隔断这些疑似禁忌词（如“文而且革”），再把发动者的姓改成“矛”并删去名，这样来回又试了五次，微信审查后依旧一次次地宣告“无法查看”。我不服气：这篇悼文和时事政治完全无关；文中没有脱敏的词汇都是日常生活用语，不应当成为禁忌词汇。我在准备放弃时，我突然想到文中说到的吴宗宁“民间行医”也许是个问题吧，于是我做了如下改动：

1. 把“民间”改成“民下间”；
2. 把“行医”改成“行而且医”；
3. 把“医生”改成“医师”。

令我始料不及是，微信审查了十来分钟后竟然通过了，我的悼文发布成功了！下面是发布成功的截屏：

说实话，发布成功带给我的兴奋只有两分钟热度，而它给我造成的惊讶和悲伤却一直伴随着我。我的惊讶在于“民间”、“行医”和“医生”这三个词怎么可能成为禁忌词汇呢？这三个词和它们的各种组合如“民间医生行医”、“医生民间行医”等等，都是不含褒贬的中性词，是在任何社会制度的任何时候都应当可以公开写出的中性词汇，可它们现在竟然不让写出了！我的悲伤在于，像这样的中性词都需要先“脱敏”、先搞得语词不通才能够公开写在文章内，我们应当如何向我们的子女解释呢？100年后、1000年后的国人如何理解我们现在的汉语文字呢？我们的民族落到了什么地步才出现这样的汉语文字悲剧？今天还在猖狂的新冠病毒对我们民族无疑是个悲剧，但今天的禁忌词汇对我们的汉语文字、对我们的民族是更大的悲剧。

在我看来，有两条简单的途径可以让我们走出汉语文字悲剧：完全禁忌或者不再禁忌。第一条途径暂时可行。我自己便是在完全禁忌的改革开放前学会汉语的。那时公开发布的文章没有需要脱敏的禁忌词汇。一个人无论赞成那些文章的观点与否，都会承认那些文章语句通顺，没有特别的违和之感。所谓的“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躅，音同浊，表示足迹），那时节是做到的。所以，完全禁忌，禁止任何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标准的文字见诸于众，是走出目前汉语文字悲剧的途径之一。另一个途径当然是完全不禁忌。这条途径自然更可行，我个人也完全赞成。这里的原因是第二条途径不仅能够让我们远离汉语文字悲剧、而且能够让我们远离类似新冠病毒和文革的民族悲剧，并且是永久性地远离这两类悲剧。

应用物理学和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目前的文字部分管控状况显然不是一种均衡，它不可能稳定也不可能持久：它必须停止。为了我们的文字，为了很快就会上网的少年和儿童，为了珍惜历史的我们的先人与后人，我们国家需要也必须停止目前实行的糟蹋汉语文字的微信文章管控方式。

“夜话”2020年第7期， 2020年3月12-13日

注：“哭吴宗宁”一文被允许发布后，我有一次机会修改其中20个字。在改正别字后，我把文中用词“专而且制”改成“专制”。这也许是我的公众号被封原因。不过，“专制”一词含贬义，因此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我虽然常常看看德国和美国少数几个大报的网页，但也只看看标题：我没有付费订阅，即使想读标题下的内容，也得等解封（即不必付费）后；但真的解封了，却又不会去读。对我来说，美国人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今年2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应当也是这种命运。然而，没有想到，我国政府对这篇文章开火了。2月6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这位叫作Walter Russell Mead的作者，你应该为自己的言论、你的傲慢、偏见和无知感到羞愧”。2月10日，“针对《华尔街日报》日前刊文妄称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我国外交部表示，“这篇文章诋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报社编辑还为该文章加上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耸人听闻的标题，既违背客观事实又违反职业道德，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广大中国民众的愤慨和谴责。中方要求《华尔街日报》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公开正式道歉，并查处相关责任人。”2月19日，中国政府决定吊销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于是，米德的文章一下子轰动起来。其时，该文已经能够免费阅读。我也就因为它的轰动效应而上网读了它并决定把它翻译成中文。这篇文章很短，用词亦简单，并和我的专业经济学联系密切，因此，它的翻译并不费事。

当然，“不费事”不是我翻译它的原因。我翻译它的原因是想让我的朋友知道它的具体内容，而我的许多朋友，尤其许多同年龄朋友还不能流畅地阅读英语文章。我和我的同年龄朋友都经过“文化大革命”，对那个所谓的“安东尼奥尼辱华”事件记忆犹新。安氏是意大利共产党员，为了让世界了解当时的中国，于1972年来我国拍摄电影，据说乘坐的是时任总理周恩来腾出来的座车，在我国很多地方留下了足迹。他的电影《中国》出版后，却被我国政府禁止并要求意大利同样禁止放映。当时，我国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安东尼奥尼电影的文章，连中小学生都加入了对安氏的大批判，有一首儿童的歌词便是“红领巾，胸前飘，听党指示跟党跑。气死安东尼奥尼，五洲四海红旗飘。”我们谁也没有看过这部影片，但“听党指示跟党跑”，也就一颗红心地跟着报纸批判安东尼奥尼。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几年，我国政府却提出要“肃清‘四人帮’在安东尼奥尼《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随后并正式向安东尼奥尼道歉。后来，我国又在2004年搞了一个安东尼奥尼电影回顾展映，也许是第一次在我国公开放映了这部片子。

年轻时的这段经历深深铭刻在我们这一代人脑海里。这样的经历不应当在如今的年轻一代和更年幼的带红领巾的少年人身上重演。而不重演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在发生类似事件时，让他们去看新发生的没有剪辑的“安东尼奥尼电影”，在这里，就是米德的文章。每个读了米德文章的人会有自己的看法，无论他们的看法是什么，他们都可以骄傲地说：“我读过米德的文章”。这就是我翻译它的原因。

不过，很抱歉的是，尽管我为了避免敏感词而六次改动原稿，这篇译文依然无法在微信发布。我只好把它发布于我的个人主页，有兴趣的读者请点击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2047阅读，谢谢！

最后是两个小注：

1. 米德文章的标题“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有多种同等正确的直译法，例如“中国是亚洲的真正病人”等，也有多种意译法，例如“中国真的出了问题”等。由于在我翻译之前，我国政府已经把“sick man”译成“病夫”，而我在自己的翻译工作中一贯遵从我国政府对外国事件的译名，所以这里还是一以贯之。
2. “X is a sick man of Y”是英语中一个常用词组，表示X是Y的病人。这个词组亦多见于新闻评论的标题。例如
3. （1）美国《外交政策》2019年4月2日一篇文章标题“The American Empire Is the Sick Man of the 21st Century”（美帝国是21世纪病夫）
4. （2）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2019年10月5日一篇文章标题“Germany becomes the ‘sick man’ of Europe”（德国变成欧洲“病人”）

“夜话”2020年第6期， 2020年2月28日

引文出处注：

1. 2月6日引文出处：我国外交部网站

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741469.shtml

2. 2月10日引文出处：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2/10/c_1125555252.htm

3. 儿歌出处： 韩炜、陈晓云，2003年，新中国电影史话，浙江大学出版社，第267页。本文转引自维基百科中文词条“中国（纪录片）”，出处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_(%E7%BA%AA%E5%BD%95%E7%89%87)

刚刚看到一位网友的短信：“胡老师，北京听取了您的意见。”随信还有一篇作者为“公司法务联盟”的文章：“人社部否定了上海及各地人社局新冠延迟复工期间双倍工资的解释”。原来，那位网友指的是我在今年2月1日写的题为“上海应当立即停止延长假期内发放双倍工资的政策”文章。在那篇拙文中，我指出上海市政府的那个双倍工资政策既违反劳动法，又脱离当前大部分企业正处于困境的现实。网友转来的文章附有人社部发〔2020〕8号文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全国总工会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全国工商联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这个文件提出，对受疫情影响职工不能按期到岗或企业不能开工生产而且也不具备远程办公条件的企业，应与职工协商优先使用带薪年休假、企业自设福利假等各类假；“对用完各类休假仍不能提供正常劳动或其他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指导企业参照国家关于停工、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相关规定与职工协商，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按有关规定发放生活费。”该文件只字未提双倍工资。但正如公司法务联盟的文章标题所示，它否定了上海等地关于防疫停工期间上班双倍工资的政策。

不过，和那位也许是调侃的网友不同，我认为人社部官员阅读拙文并听取拙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应当承认，就目前的环境来说，我在微信和网络上对上海市政府双倍工资政策的公开批评，属于不规范的“逾越”。最近的李文亮例子清楚地证明这一点。按照通行规则，李文亮应当把自己知道的疑似SARS病例向科室领导汇报；若后者不认真，则向医院领导汇报、若后者依然不认真，则向市卫生局汇报；……，直至直接向国家主席写信汇报。在这样的逐级汇报没有结束之前，李文亮不应当逾越，不应当对外人包括亲人谈及这些病例，更不应当公开谈及。因此，有关部门对李文亮逾越的训诫并无不妥。而对我来说，在我知道上海市的双倍工资政策之后，我应当做的，最多是越出学校范围，直接写信给上海市政府，在充分领会市政府对职工高度关心的同时，就双倍工资这一我个人不完全理解的问题，提出一两个小小的疑惑，请有关领导在百忙中略加考虑。同时，我绝不向其他人表露自己对该政策的疑惑，以免可能造成的对政府的不良影响。就此而言，我在网络上公开批评双倍工资政策，自然是不待见的。

民众只限于在体制内逐级陈情这样的规则，来自古时“毋论绅士耆民，准其承递密函”的传统。古代和现今一样，妄议是一大罪过。国人喜谈隐士，比如姜子牙、诸葛亮都曾是有名的隐士。不过，在向识得他们的明君一抒情怀之前，他们倒是从不向家人友人谈及自己对天下大事的具体看法，不妄议，最多也只发发“自比管仲乐毅”而不为人识一类的感叹。即使如此，隐士也不为当权者容。姜太公由隐士摇身一变为太师，受封齐国后，上任就把治下的隐士杀了，其理由便是这些人“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且“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被誉为明君的唐太宗，更是以“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即都成为体制中人为傲。当今中国，虽然有自信的社会制度，政府甚至鼓励“知无不言”，但“准其承递密函”的体制内陈情的规则，表面看是潜规则，实际上是有关部门清清楚楚的明规则。

可是，世界毕竟已经走出了皇权社会，“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已经成为全世界学者的共识；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也已经是全世界大多数民众的普遍现象。每个医生、每个教授、每个科学家、每个普通平民，无论是否工作在政府部门，都首先是独立于官府的个人，是在良心上不受任何人任何组织领导的个人。而在政府部门之外工作的人，更不受政府部门内部纪律的约束。因此，对于社会事务，个人可以而且常常应当直接向公众公开发表意见，而无需被“准”更无需“承递 密函”。“准其承递密函”的陈情，是皇权社会规则，在公民社会不再适用。对这一点，我们不但希望政府明白，我们自己更应当明白，毕竟，公开向公众发表意见这样的规则，不会是政府对民众的恩赐，而只可能在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专业工作者自己首先明白、首先实践的前提下才可能被政府所接受。至于我们公开发表的意见是否会为政府所知所听取，则完全是第二位的问题。只要公开发表意见的规则被认可，这些意见为政府所知、部分意见为政府所听取，将是水到渠成之事。

 “夜话”2020年第4期， 2020年2月13日

注：本文起草和完稿时都做了自我审查。上传到微信后，保存时微信提醒文内有违规内容，无法保存。删改后，可以保存。一发，无法查看，删改；二发，无法查看，删改，三发，发出。以下是发布受阻的截屏和三发的本文。

胡景北：公开发表意见

2020年2月14日 学者胡景北今天

刚刚看到一位网友的短信：“胡老师，北京听取了您的意见。”随信还有一篇作者为“公司法务联盟”的文章：“人社部否定了上海及各地人社局新冠延迟复工期间双倍工资的解释”。原来，那位网友指的是我在今年2月1日写的题为“上海应当立即停止延长假期内发放双倍工资的政策”文章。在那篇拙文中，我指出上海的那个双倍工资政策既违反劳动法，又脱离当前大部分企业正处于困境的现实。网友转来的文章附有人社部发〔2020〕8号文件，即关于在新冠病毒防疫期间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文件。这个文件提出，对受疫情影响职工不能按期到岗或企业不能开工生产而且也不具备远程办公条件的企业，应与职工协商优先使用带薪年休假、企业自设福利假等各类假；“对用完各类休假仍不能提供正常劳动或其他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职工，指导企业参照国家关于停工、停产期间工资支付相关规定与职工协商，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按照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按有关规定发放生活费。”该文件只字未提双倍工资。但正如公司法务联盟的文章标题所示，它否定了上海等地关于防疫停工期间上班双倍工资的政策。

不过，和那位也许是调侃的网友不同，我认为人社部官员阅读拙文并听取拙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应当承认，就目前的环境来说，我在微信和网络上对上海市双倍工资政策的公开批评，属于不规范的“逾越”。最近的李医生例子清楚地证明这一点。按照通行规则，李医生应当把自己知道的疑似SARS病例向科室领导汇报；若后者不认真，则向医院领导汇报、若后者依然不认真，则向市卫生局汇报；……，直至直接向国家首脑写信汇报。在这样的逐级汇报没有结束之前，李医生不应当逾越，不应当对外人包括亲人谈及这些病例，更不应当公开谈及。因此，有关部门对李医生逾越的训而诫之并无不妥。而对双倍工资的意见来说，在我知道上海市的双倍工资政策之后，我应当做的，最多是越出学校范围，直接写信给上海市政府，在充分领会市政府对职工高度关心的同时，就双倍工资这一我个人不完全理解的问题，提出一两个小小的疑惑，请有关领导在百忙中略加考虑。同时，我绝不向其他人表露自己对该政策的疑惑，以免可能造成的对政府的不良影响。就此而言，我在网络上公开批评双倍工资政策，自然是不待见的。

民众只限于在体制内逐级陈情这样的规则，来自古时“毋论绅士耆民，准其承递密函”的传统。古代和现今一样，体制外议论是一大罪过。国人喜谈隐士，比如姜子牙、诸葛亮都曾是有名的隐士。不过，我们可以发现，在他们遇到明君之前，他们倒是循规蹈矩，从不向家人友人谈及自己对天下大事的具体看法，最多也只发发“自比管仲乐毅”而不为人识一类的感叹。即使如此，隐士也不为当权者容。姜太公由隐士摇身一变为太师，受封齐国后，上任就把治下的隐士杀了，其理由便是这些隐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被誉为明君的唐太宗，更是以“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即都成为体制中人以免其在体制外议论为傲。当今中国，虽然有自信的社会制度，政府甚至鼓励“知无不言”，但“准其承递密函”而不准公开议论的体制内陈情的规则，表面看是潜规则，实际上是有关部门清清楚楚的明规则。

可是，世界毕竟已经走出了皇权社会，“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已经成为全世界学者的共识；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也已经是全世界大多数民众的普遍现象。每个医生、每个教授、每个科学家、每个普通平民，无论是否工作在政府部门，都首先是独立于官府的个人，是在良心上不受任何组织领导的个人。而在政府部门之外工作的人，更不受政府部门内部纪律的约束。因此，对于社会事务，个人可以而且常常应当直接向公众公开发表意见，而无需被“准”更无需“承递密函”。“准其承递密函”的陈情，是皇权社会规则，在公民组成的社会不再适用。对这一点，我们不但希望政府明白，我们自己更应当明白，毕竟，公开向公众发表意见这样的规则，不会是政府对民众的恩赐，而只可能在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专业工作者自己首先明白、首先实践的前提下才可能被政府所接受。至于我们公开发表的意见是否会为政府所知所听取，则完全是第二位的问题。只要公开发表意见的规则被认可，这些意见为政府所知、部分意见为政府所听取，将是水到渠成之事。

“夜话”2020年第4期， 2020年2月13日

在全世界尤其中国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俗称“武汉肺炎”）的紧张气氛中，时针不但一下子转过了2020年元旦，而且转过了2020年春节！现在，无论公历农历，太阳历月亮历，我们已经置身于2020年，置身于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五分之一，二十一世纪不再是“新”世纪了。

 恰好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名为“回眸新世纪第一年代”的短文，对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做了简短回顾，还对第二个十年做了更为简短的展望。这样，在十年后的今天，我似乎有义务再写一篇短文，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本世纪第二个年代。

先从十年前那篇拙文对这十年的展望开始。在那篇拙文中，我说：“无论如今开始的二十一世纪第二年代将发生什么，第一年代出现的人口增长放缓的趋势、非农化进程和中国问题依然会持续下去，世界也会更少贫穷，同时我祈祷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将更少战争、更少污染、更少专制、更少不公。”

就人口问题来说，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世界不仅延续而且强化了人口增长放缓的趋势。世界人口增长率曾经从1999年的1.33%下降到2009年的1.23%，下降了0.1个百分点，但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世界人口增长率下降幅度肯定超过了0.2个百分点。2019年的世界人口增长率应当稍高于1.00%。美国人口统计局甚至预测它将在2020年上半年便达到标志性的1%。世界人口增长放缓的最直接原因是世界女性生育率下降。世界女性生育率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5.1%高峰持续下降，目前应当还高于2.4%，可它将继续向人口停止增长的2.1%（即所谓的人口替代率）下降。当然，即使世界人口停止增长，世界人口也许依然过多。不过，无论如何，与威胁人类的其它若干危险相比，“人口爆炸”或者人口过多的问题，应当不再是下一个十年的热点。

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全世界农业劳动力依然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不过，如果说，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中国，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农业劳动力转移最快的大国应当是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快速转移相伴随的，是这些地区在世界制造业和世界经济的比重上升。总的来说，世界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即农劳比在2009年应当略低于三分之一；到了2019年，这个比率应当降到了四分之一左右。因此，如果用农劳比度量，全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或者说非农化过程已经完成了四分之三。所以，和人口问题一样，在新的十年及以后，农业劳动力转移也不再跻身于世界经济和社会变化的最重要问题之列。毫无疑问，非农化还会持续，但就完成非农化历史过程而言，人类已经不再面临任何重大困难。

       和人口增长与非农化相比，拙文十年前提到第三个会持续的中国问题，其重要性在刚刚过去的十年内不但没有减弱，反倒更加突出了。十年前拙文从全球变暖角度提出中国问题。那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因此，没有中国的配合，任何有关碳排放的世界协议都没有实质意义。而正是在2009年的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关于可核查的碳减排指标的建议。但是，十年后的今天，中国问题从当年的环保领域，不但扩展到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域，而且扩展到国际政治和军事领域，甚至上升为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十年来的世界变化，特别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和世界关系上。

就世界经济来说，十年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最常用的关键词是国际贸易的“再平衡”。当时，世界各国贸易顺差逆差总和占世界生产总量的比重达到了创纪录的高度，世界经济严重失衡。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便和世界贸易失衡密切相关。因此，世界关注的重心是再次平衡。十年后的今天，该比重已经下降了一半，“再平衡”不再成为热词。替代它的是“不确定性”。再平衡和不确定性都和中美两国的贸易有关。世界贸易在十年前的失衡最突出地表现在中美贸易失衡上。这一失衡最终导致2018年爆发的美中贸易冲突。这场冲突一方面有助于中美贸易和世界贸易的再平衡，另一方面又大大加剧了中美贸易和世界贸易的不稳定性。十年前，尽管失衡，但没有人想到要通过“休克疗法”的贸易战来再平衡，因此，学人和商人对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前景都抱有“自以为是”的比较确定的预期；十年后的今天，尽管平衡多了，可没有人敢于确定地预期下一个十年甚至仅仅五年会发生什么：能够预期的仅仅是未来的不确定；其它一切都无法预期。

如果以2009年圣诞节的客机恐怖袭击和2019年末发生在伊拉克的武装冲突为标志，那么，国际政治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可以用恐怖主义来标识。加上2011年爆发并持续至今的叙利亚内战、2014年正式取名的“伊斯兰国”的兴起和溃败，恐怖主义应当算是这十年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与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相比，恐怖主义已经退潮。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已经变成中国的定位。十年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中国的国际定位是个问题。那时候，虽然中国首先挣脱了2008年经济危机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中国内外部分学者开始倡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融入世界经济、政治和法规体系，似乎还是普遍的共识。可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共识已被彻底打破。打破共识的事件很多，例如中国修宪取消了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中国近些年每年军舰下水吨位超过世界其它所有国家的总和等等。而美国重新关注自身，意味着美国不再笃信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体系的稳定性。这样，以2018年为标志，中美两个世界最强国家正式和公开地从朋友关系变成对手关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随后也正式宣布把东亚作为自己关心的地区。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式形成。我认为，这才是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对未来几十年影响最大的国际政治变化。在十年前的拙文中，我说：“如同二十世纪第一年代把德国问题放到世界面前一样，二十一世纪第一年代把中国问题放到了世界面前。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应当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将是我们中国和人类在二十一世纪难以却又必须解决的问题。”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年代则突显了中国问题，把它变成人类明确而非模糊、必须直面而无法回避的问题。

联系到眼下波及全世界的传染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我们可以发现刚刚过去的十年，世界经历了多次重大的传染病。2009年从墨西哥开始的大流感传播到了世界74个国家。2012年沙特阿拉伯爆发中东呼吸综合症，患病者死亡率高达三分之一以上。2014和2016年分别在西非和南美出现的埃博拉和塞卡疫情，亦酿成国际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19年未在中国武汉最先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目前亦蔓延到60多个国家。动物和人类之间的病毒传播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它给人类带来过极大的损失。不过，至少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已经脱离瘟疫的严重威胁。动物到人类的病毒传播不可能避免，瘟疫亦不可能避免。但是，人类已经认识到，瘟疫既不是神秘的上天惩罚，也不能依靠祈求和偏方来防治。瘟疫只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可以经由科学而被人类理解和控制。因此，人类已经把防治瘟疫的希望从祈天和偏方转移到科学，尽管科学离开全面理解瘟疫还很远。同时，人类已经相信，瘟疫的大规模流行是可以防止的。瘟疫的可怕不在于它的发生（这是不可避免的）、而在于它的大规模流行。然而，只要社会制度合适，这个世界应当没有任何一种瘟疫还会大规模流行。所以，尽管上一个十年，世界不断经历着瘟疫，但与历史上的瘟疫相比，它们基本上都被控制在一定的小范围内，患病和死亡数量也被控制在一定的低水平上。我衷心地希望，目前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也会被控制在小范围和低水平。

世界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里发生的重大事件，远远不止于人口增长、非农化和中国地位变化以及瘟疫。就我有限的了解来说，这十年里至少有五个事件值得一提。第一个事件与女性（当然也与男性）有关。首先，反对欺辱女性的“#我也是（#MeToo）”运动在近几年曾经占据世界新闻的头条。在这场运动中，受到欺凌即“性侵”的女性第一次大规模地站出来公开自己的冤情。众所周知，两性关系是衡量人类脱离野兽的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而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对女性的性侵依然是常见现象。所以，“#我也是”应当在今后的年代里不断掀起高潮。另一方面，在综合水平位于世界最前列的美国，女性在社会劳动力中有可能第一次超过半数。我们知道，大学生中的女性比重在四十年前便开始超过二分之一，硕士博士两类学位获得者中的女性比重在许多国家也已经超过二分之一。如今，劳动力中的女性比重也在迅速提高甚至将超过二分之一。男性作为社会劳动力主体应当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正常现象，如果这一现象现在开始被打破，那么，人类的两性关系、生殖繁衍方式、家庭和社会结构，今后应当都会发生重大变化。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事件也和美国有关，这就是通用汽车公司工人大罢工的胜利和美国底层工人工资提高更快。两者都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新现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茨涅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提出关于收入分配状况的“库茨涅茨曲线”，即收入不平等程度在非农化开始后先是上升，然后下降。但是，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从上世纪七十年代重新上升。也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开始退潮（“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大幅标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亦从中国大地消失）。从那以后，世界非农化加速。发达国家的资本与不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相结合，创造了近四十年来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这样的结合显著降低了世界范围的收入不平等，同时严重加剧了所有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并大大削弱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原有非农劳动力的市场谈判能力。如今，在世界非农化减速、世界人口和劳动力增长减速的大背景下，在世界绝大部分劳动力已经加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时候，劳动力和资本的互补关系将朝着有利于前者的方向变化，因此，在未来的十年和更长时间里，在原先的不发达国家，从农业转变到非农职业的劳动力将会争取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正常地位，而发达国家的资本和劳动力关系将重新转变到劳动力相对短缺、普通劳动者工资更快提高的时期。就此而言，我们也许可以预见，社会运动将在全世界范围内进入新的阶段，各国国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将进入下降阶段。

第三个重要事件和上面提到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有关。正是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利息率开始变成负数。这也许是人类发明借贷关系后第一次出现的负利率现象。这里说的负利率，指的是名义利率为负数。实际利率是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之差。在不时发生的高通货膨胀时期，实际利率往往是负数，但名义利率从来就是正数。然而，欧洲和日本这两个重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分别从2014和2016年开始实行负利率政策。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第一次变得越存越少。如果说中央银行的负利率与消费者和企业没有直接关系，那么，在中央银行负利率政策的推动下，商业银行也在刚刚过去的十年内开始向公众存款收取利率。一开始是针对大额存款的负利率。2019年，德国出现了以1欧元存款为起点的公众存款负利率，而丹麦首创了消费者房贷负利率。我们不难想象，如今开始的本世纪第三个十年，将会见证负利率向全世界扩张和向各类存款贷款扩张。由于资本主义体系不可能建立在普遍和长期的负利率之上，负利率不但标志着人类借贷史的新阶段，而且标志着人类生产体系的新阶段。所以，如今开始的十年和随后几个十年，应当会见证人类经济史和资本主义历史的重大变化。

第四个重要事件应当是技术的变化。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最重要的技术变革，也许是人工智能的巨大进展。2017 年，一台装上人工智能软件和国际象棋与围棋基本规则软件的计算机，只要几个小时的对弈“实践”，就不但能够从零开始学会下棋，而且能够完败世界顶级棋手。它标志着在规则明确的行为中，计算机通过自学胜过了人类。这里，一个棋类天才需要十几年习得的技艺，应用人工智能的计算机几个小时就习得了。而且，如果说人类习得这些技艺的成本会变得越来越高的话，计算机学习的成本一定会越来越低，因此，人工智能和计算机自我学习，将把自动化推广到新的应用领域和新的高度。人工智能和人脑的生物学研究包括对人类思维的物理学研究密不可分。强大的计算能力、人脑的生物学研究和大数据相结合，应当是从现在开始的十年和更长时间内技术变革的重心。同时，这样的技术变革对人类本身、对人类社会制度的影响也会在从现在开始的十年和更长时间内明确地显现出来。实际上，计算机和大数据的结合，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里，已经被一些国家的政府用于社会控制。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世界最前面。这一点也是中国问题之所以成为世界问题的一个原因。所以，在现在开始的十年里，人工智能成为技术发展热点的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关系，也将变成全世界的热点问题。

第五个需要提及的重要事件是人类向太空的探险。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人类登陆火星，突然变成了一种可操作可实现的想法。人类虽然发射过许多火星飞船，但直到本世纪初，登陆火星最多还只是人类的一种目标，一个雄心。但是，在上一个十年，登陆火星开始成为具体的行动计划，火星殖民即人类长期居住在火星的各种研究也逐一展开。美国宇航局甚至制定了2033年前后登陆火星的规划。世界其它大国也制定了自己的火星计划，连比较贫穷的印度也于2013年成功发射了火星飞船。此外，美国2015年首次成功回收火箭并于次年使用回收的火箭成功发射卫星。人类太空探险的经济成本由此而显著降低。在如今开始的十年中，我们可以预期，人类以登陆火星为中心的太空探险将会成为新技术发展的推动力和不时出现在世界头条新闻的消息。

最后，尽管这篇短文没有回顾最近十年来世界在减少战争、污染、专制和不公方面的进展，我依然像十年前那样，衷心地希望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将更少战争、更少污染、更少专制、更少不公。同时，在祈祷我的同胞和世界所有人免遭眼下的新型冠状病毒之害并保持健康之后，我也祈祷自己在十年后还有精力撰写一篇回顾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的短文。

“夜话”2020年第3期， 2020年2月8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