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双周夜话

“双周夜话”2003年第3期                                                             2003年2月11日

 

伦琴墓前有感

 

可能是小时候家里人都很健康的缘故，加上没有好好地上中学，所以我听说X光很迟，知道X光就是伦琴射线更迟。今年寒假到了德国的小城吉森 (Giessen)，没有想到伦琴（Wilhelm Roentgen）的墓距我的办公室不过二、三百米。很简朴的墓地，应当是伦琴父母和伦琴夫妇共用的，因为墓碑上刻着他们四个人的名字和生卒日期，伦琴出生最晚，因此名字刻在最下面。墓前没有鲜花，只有倔强着寒冬的野草；也没有任何纪念伦琴伟大发现的标记，两侧和前后是其他人的墓地，和伦琴的墓没有什么区别。

       一个伟大的人，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02年来，世界选出了100多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但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几位呢？甚至伦琴作为诺贝尔奖得主对大多数人也是陌生的。但有多少人不知道X光呢？病人不需要知道伦琴射线，“X光”这个名词对他就够了。甚至伦琴也没有希望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自己发现的奇怪射线。他首先称这一射线为“X射线”，首先请自己的妻子在射线前实验它的特殊显影作用。后来他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名誉，但他始终保持谦虚态度，沉默寡言，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更没有用自己的名誉去争取利益。他的一生也许就向他墓前的小草一样，简朴、倔强。他曾经被中学不公正地从开除过，他到外国才上了大学；后来，他甚至谢绝了政府让他担任帝国物理技术管理局局长的要求，满足于教授的在孤寂中探索的生活。他是在慕尼黑逝世的。虽然他生前就了解慕尼黑市政府会给予他墓地，但他仍然要求把自己墓地放在吉森这个小城市。

       伦琴是个人道主义者。他对别人的困难非常理解，很少向别人要求什么。他连让助手为自己做事都觉得难以开口。他的发现迅速被应用于治病救人，也许和他的这一素质密切相关。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物理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许多物理学大师活到了二十世纪，看到了诺贝尔奖的颁发。当时有资格领取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太多，所以很多人没有领到，至今还被科学界引为遗憾事。做出了比伦琴的发现更重要或者同等重要工作的同时代物理学家很多，但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伦琴的根据之一，就是他的发现拯救了无数生命，减少了无数病痛，带给了人类无法估量的福利。而这正符合诺贝尔本人的科学和人道统一的愿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享受着伦琴的成就，而他，仍然象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既坦然地承认“没有花香，没有树高”，但也“从不寂寞、从不烦恼”，静静地躺在这偏僻的小城，拒绝着世人的打扰。因此，我到他的墓地，也只能是孤独地去，静静地伫立，再孤独地回。

“夜话”2005年第7期                                2005年11月13日

惜乎哉 刘树成

 

难产而终于出生的2005年第10期《经济研究》，今天放到了我的书桌上。难产的原因是《经济研究》编辑部有人不同意发表已在网络上和其它杂志上发表的刘国光文章。而这期《经济研究》带着刘国光文章出世，不蒂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耻辱。因为刘国光的文章不具有任何经济研究的性质。说到底，刘国光的文章仅仅是被父母宠惯了孩子，刚刚发现世界不限于父母手掌大小时，而向父母提出的一手遮天的蛮横要求。

不过，最令我痛心的，不是刘国光竟然写出这样自毁名声的文章，不是《经济研究》竟然刊出了这样的文章，而是作为《经济研究》主编的刘树成，竟然容忍了这样文章的发表。

惜乎哉，刘树成！

原先便听说刘树成多次表示，如果有人强迫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刘国光这篇文章，他就辞职。然而，在《经济研究》第10期上，主编后面的大名，仍然是刘树成。

翻阅一下近五年来的《经济研究》，任何人都会发现，刘国光文章根本不适合《经济研究》的风格和水准。阅读一下刘国光文章，任何人，不管其意识形态如何，也同样会发现，它根本不是一篇研究型文章。因此，除了被强迫之外，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解释《经济研究》发表刘国光文章，对这一点，天下人心知肚明。

在强迫《经济研究》发表刘国光文章的压力面前，如果刘树成以辞职抗争，那股强迫的压力也许会知难而退，《经济研究》的声誉、中国经济学家的声誉，也许会免受凌辱。即使刘树成抗争失败，而不得不辞职以抗议，那么，强权者也知道了，尽管中国知识分子半个多世纪来生活在奴化环境中，他们仍然是不可侮辱的。《经济研究》声誉虽损，中国经济学家的声誉反而会升到新的高度，中国经济学家的整体人格反而会被世人刮目相看。

惜乎哉，刘树成！

在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上，我们记得的伟人是马寅初。在那毛泽东的话被奉为“句句真理”的时代，在那连巴金都“不违心”地写出献媚文章的时代，马寅初英雄造时势，单枪匹马与强权抗争，虽辞去北大校长而不悔。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时势已变，连御用文人都不敢再言“句句真理”。在这个时候，只要刘树成应时而起，顺势而立，刘树成便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继马寅初之后的第二位英雄，刘树成便将青史留名。马寅初需要等待三十年才得到人心，刘树成一天都不用等待，立即就会得到人心的公认；他为抗争强权而不惜辞职的行为，亦将被后人永久铭记。

惜乎哉，刘树成！

有人对我说，如果刘树成辞职，他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我不知道孩子在这里的作用，也不想了解刘树成妻子在这件具体事情上的看法。但是，强调“女人”的阻力，却仅仅是中国男性最受用可也最无聊的女性“祸水论”再版。占据要职的男性，在遇到重大问题时，心悸腿软，却把责任归之于女性的“辫子长、眼光短”。其实，有几个女性不希望夫婿或知己是刚强正直的男子汉大丈夫，不希望他们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况且，今日经济之宽松，物产之丰富，即使刘树成辞职，衣食住行也不至于拮据，刘树成又何必为那微不足道的“主编补贴”屈膝？也许，为刘树成辩护的理由是他继续担任主编所能够从事的事业。然而，太多的男性把官位与事业混为一谈，把世俗名利与事业混为一谈，而把自己的人格缺陷推到女性名下。可是，在这里，我们只要想一下，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8年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时，唯一举起反对之手的人，是一位女性，我们就会明白女性“祸水论”的荒谬，明白官位的考虑，毁了中国多少男性的尊严，也许这一次还毁了刘树成。

惜乎哉，刘树成！

在二十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戏剧家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中，安德烈亚说：“没有英雄的国家是个不幸的国家。”伽利略反驳说：“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国家”。伽利略说的对。马寅初在1949年前没有成为英雄，刘树成在学术自由的国家里也不会遇到成为英雄的机会。一个每位国民说真话都不必恐惧的国家，是不需要英雄的。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国家，因为那里大多数国民还在颤抖着、犹豫着甚至盘算着是否说真话，所以，这个国家才需要不颤抖、不犹豫、不盘算地说真话的人，所以这样的人才成为英雄。我们正是这样一个不幸国家的国民。让我们的国家走出不幸状态，是我们每一个国民的义务。但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在需要英雄的同时，又给它的国民创造出许多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机会。经济学是当今中国的显学，经济学家首当其冲地面对着社会变动、历史转折的重大考验，他们建功立业的机遇也最多。这样的机遇既可以是提出慎密思考的理论观点或政策建议，也可以是大义凛然地直面危机。当然，一个人遇到怎样的机遇，和他的运气有关；可一个人遇到机遇时能否抓住，则直接和他的个人品质有关。在后一种情况下，尼采说的完全正确，责任是一个仅仅对个人才有意义的概念。当今的中国需要英雄，当今的中国提供机遇，而一个人能不能抓住机遇，做出英雄的业绩，成为女中豪杰、男中丈夫，不但要看她（他）对人性脉搏和历史趋势的把握，同时要看她（他）挺身而立的勇气和决心。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把个人行为的责任推给集体、制度或者环境，尤其是刘树成这样被冠以或者自称为“经济学家”和“学者”的人。

惜乎哉，刘树成！

 

初稿于2005年11月9日

修改于2005年11月13日

“双周夜话”2003年第2期                                                             2003年1月30日

 

 

信  任

 

 

       本月24日来到德国，在吉森大学（Universitaet Giessen）做点文献工作。27日星期一拿着联系教授的一封信到经济学院的图书馆办理借书手续。管理员既没有核对我的证件，也没有收取费用，填个简单的表格，三分钟，就可以把书借回家了。而阅览更无需任何手续。过程之简便，用这里一位中国留学生的话说，你在中国根本不敢相信。是的，我从上海财经大学到邻近的复旦大学仅仅阅览，就要办各种证明并提交证件甚至交费，更不敢幻想借书回家了。有人说这些手续是图书馆为创收而设，有人说这些手续是为了防止孔乙己似的“窃书”，当然还有更光明正大的理由，比如为国家财产负责或者遵守制度等等。不过，我的感觉是，在中国，别人或者整个制度不相信你会归还借出的书籍，除非你要索回押金或者担心更大的处罚；因此就尽可能地不让你阅览和借书。而在德国，别人信任你，制度信任你，相信你会安静阅览，会归还借出的书籍。不还书的人中外皆有，我自己也有过。但德国管理员碰到这种情况也许只是遗憾地甚至理解地摇摇头，而不会想到改变信任人的初衷。他们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珍惜别人的信任。即使犯过一、两次失信的小错，也知道自己错误所在，并且会融合到这种互相信任的环境中。

    信任据说是人与人关系的润滑剂，它把人与人关系变的平和、轻松。中华民族素以“性善”为信仰、以集体主义为指向，比起例如相信性恶、崇尚个人主义的其他民族内部成员关系来说，应当是更加信任同胞也让同胞更加信任自己。没有出国之前，自己也以为如此。出国之后碰到各种大、小事情，才发觉当今国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比不上许多民族。国人的理由是什么呢？据说是因为别人不值得信任，所以自己信任别人或者让别人信任都没有用。每个持有这一理由的人都有亲身经历为论据，而且也都有信任别人也让别人信任自己的初衷。初衷改变的原因，既有制度腐败的问题，更有个人经历的教训。不过，我想，还是抱着信任别人的态度处事为好。也许别人不值得信任，包括那些大谈诚信是管理之本的管理学教授都不值得信任。但需要自问的是，自己是否值得他人信任。可能，不管别人如何，我们还是先让别人信任自己；可能，不管自己有多少受骗的感觉或者经历，还是不要改变信任别人的初衷。无论如何，世界还是美好的一面更多些，生活还是光明的一面更强些，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信任别人也让别人信任自己的心态为人处事，即使受骗，即使失败。其实，受骗和失败给自己造成的外在损失再大，也比不上改变初衷心态给自己一生造成的精神损失大。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比较地平和、比较地轻松，为了体会在得到别人信任时才能够产生的感动心情，还是先信任别人，先让别人信任。

“双周夜话”2003年第18期 　 　 　         2003年10月14日

神舟五号：中国与世界

    报载神舟五号即将发射升空。这是中国第一次发射载人飞船。我衷心祝愿这一次发射成功。

这次发射将产生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或第一个宇航员集体。在太空中，这位宇航员将向翘首仰望他们的我们以及全世界人说句什么话呢？为此新浪网在征集网民的意见。　

人类第一位（前苏联）宇航员向我们说过什么，好像已经被（至少是不生活在前苏联的）我们遗忘了。不过，1969年7月21日，第一位踏上月球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向着全球亿万通过电视和广播关注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人们说了一句话：“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可对人类来说，这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却流传下来了。

    1969年的我虽然只有十六岁，但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可惜的是，那个历史性时刻对我和所有普通的中国人是一个禁忌：也许因为那是美国人第一次登上月球，所以这个消息没有出现在中国任何新闻媒体上，尽管阿姆斯特朗虽然没有提到中国，可也没有提到美国。

    国内媒体过了多少年才开始提到人类、而不仅仅美国人的第一次登月，暂时还无暇查证。但今天，我们都开始跳出了“中国”的圈子，开始心平气和地谈论比如微积分的建立、学校的出现、计算机的发明等不是中国人创造的人类成就。然而，中国第一次载人太空飞行毕竟是一件大事，作为中国人很难不激动，因此，网民们所建议的中国宇航员对地球万千大众的话，多数也是祖国伟大、民族复兴等。

    确实，中国人为自己的宇航事业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据说仅仅这一次神舟五号就耗资24亿美元，而神舟五号上天本身就足以表明中国的强大。每个中国人都为祖国的强大而自豪。但是，没有神舟五号，我们的祖国仍然伟大。我们民族的复兴可能更重要地表现在贫困人口的减少和贫困者的个人尊严被尊重上，否则的话，四十年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就表示了中国民族的复兴，而用不着今天的神舟五号来承担这个民族使命了。另一方面，神舟五号上天不仅仅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强大的，甚至不是为了显示中国强大的，因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力从来就比不上中国；少数国家强于中国，但没有他们对神舟五号项目提供的部分关键技术，没有那些国家的许多人是为了人类而非他们的国家才建立的现代科学，没有那一些人的探险和失败，也不会有现在的神舟五号上天。太空活动尤其具有人类共同体的性质，所以，在神舟五号顺利升空的激动时候，如果我们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人类，而不仅仅是中国人，中国宇航员对地球上的所有人说的话，也许才不会很快地被世界大多数人遗忘；中国融入世界，也才更象是为了对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的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因此，如果中国宇航员真的要对我们说什么的话，我支持他（们）使用网民提议的“世界和平才有这一刻”或类似言语。

“双周夜话”2002年第15期                                                    2002年7 月17 日

 

 

生活的约束，有效吗?

 

 

我开蒙很迟，25岁以后才接触到高等数学，知道世界上有“条件极值”问题，就是在若干约束条件的限制范围内，找到所能够实现的最大目标值。后来我到经济学专业工作，才知道这个数学问题原来是经济学的核心。人称数学是抽象科学、经济学是经验科学，大概也因为此吧。

人生也是一种经验，每日每时真实出现的经历形成了一生的经验。人生的追求是不是也可以抽象为“条件极值”问题呢？本质上可能不是。因此目标就难定义，惶论量化并找出“最大值”了。所以，自己尽管在经济学专业工作多年，天天和条件极值问题打交道，可从来没有设想过自己人生的“最大化”问题。

不过，即使不追求最大值，即使仅仅想平平常常地生活，一个人也得面对许许多多约束条件。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严格约束。作为教师，备课时间、内容、资料、自己水平，都是把课上好的约束条件。想写篇文章，思路、文献资料、数据、时间、发表、书报检查制度，等等，都是约束。即使不考虑为下一次职称升级、为按照字数发钱的奖金，或者为完成科研工作量而写，而仅仅打算写点自己想写的文字，文献、时间、检查制度等等，也同样起着约束作用。至于想通过一场考试、计划一次活动、甚至准备一餐美味，都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真个是人生无处无约束。而纵观人的一生，或者就象自己，回顾五十年的人生，似乎也都是在不断的、多方面的限制下展开的。说到底，一个人只能在历史的、社会的、家庭的、个人的先天和后天约束条件下发挥自己。这些约束条件已经给我们每个人划出了无形的界限，我们只能够在这些界限内活动。

    这个道理，是我在农村生活期间明白的。不过，那时我也开始明白，我们所感觉到的许多约束条件，事实上并没有对我们形成限制或者严格的限制。形象地说，如果生活给我们划出的界限是一个半径为10公尺的圆，那么，我们一生的活动，可能从没有超出距圆心5公尺的范围。是的，既然圆周就在前面，为什么还要向前呢？但这样一来，生活的约束便失去了作用：它实际上并没有限制我们，是我们自己把自己限制在5公尺范围内。也许，我们应当反过来问：既然圆周还在前面，为什么不再向前呢？其实，只要我们向外再前进一步，我们的自由空间就大得多，我们就能够实现过去不敢想象的事情。我们所羡慕的人所做的，说到底是比我们朝着生活的界限多走了几步，甚至他们往往都还没有触及到界限。所以，如同我们在求解数学上的条件极值问题时必须检查约束条件是否有效一样，我们在生活中也应当经常问：约束条件有效吗？我自己的体会是大部分约束条件不象乍看上去那么有效。甚至一天二十四小时的约束常常也是无效的，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这个对所有人相同的限制面前，各个人的生命表现是那样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