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农业投资比重提高到农业产值比重

   

当前我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农产品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飙升并带动消费物价指数CPI上涨。因此,如何提高农业产量以满足不断扩大的农产品需求,是我国面对的严重挑战。在这里,我建议的应对措施之一是提高国家总投资中的农业投资比重,简洁地说是把农业投资比重提高到农业产值比重。

农业投资比重指的是每年投向农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每年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农业产值比重指的是农业GDP占全国GDP的比重。就2006年以来的近五年来说,我国农业产值比重略高于10%,或者说全国GDP中有百分之十以上是农业生产的。但我国农业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比重这几年从来没有超过3%。也就是说,我国农业用不足百分之三的全国投资支撑着超过百分之十的全国GDP。这种情况当然难以为继,从2007年以后我国的农产品价格开始长期上升的趋势,近年来更是愈演愈烈。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国农业投资比重如此之低,还是发生在农业劳动力大规模转出农业的时期。如果说,农民少量转出农业,留在农业的人更辛苦一点,资本略微增加一些,农产量就能够维持;随着农民转出的越来越多,留在农业的人难以增加劳动量,为了维持或者保证一定的农产量,农业需要的资本就越来越多。今天的中国,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必须用资本换农民的地步:要想农民转出农业,资本就必须转入农业。中国农业必须走资本替代农民的道路,中国农业才有希望。以前我曾经指出近几年农民转出农业过快、农业面临缺乏劳动力的危机,我在这里则希望强调,农民转出农业过快和资本进入农业过慢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农业缺乏劳动力与中国农业缺乏资本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由于劳动力转出农业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因此,资本必须大量进入农业,我国农产品供给才有希望满足需求。

当然,仅仅说资本必须大量进入农业还不够,它太容易流于空谈。几十年来我们年年讲“以农业为基础”,讲“高度重视农业”。可一直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农业基础总是不稳固,“高度重视”往往亦流于口号。对此,政策制定者有责任,学者也有责任。学者的责任之一是没有提出一个衡量是否“高度重视”的指标,或者说资本是否“大量”进入农业的指标。我在这里提出一个指标,即农业投资比重等于农业产值比重。这个指标当然不是“纯科学”指标。但它是个适用的指标。也许我们能找到一个“纯科学”的指标,但很难。例如美国不少经济学家埋怨美国对农业是“过度投资”,显然他们也不知道对农业投资的纯科学的“度”在哪里。对我国来说,如果农业投资比重等于农业产值比重,则在技术、劳动力诸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也许农业产值比重能够保持在现有水平;但是,由于我国农业劳动力处在绝对减少阶段,农民离开农业是大趋势,因此即使我国做到农业投资比重等于农业产值比重,农业产值比重也会逐渐降低,中国经济也会朝着非农产值比重、非农投资比重和非农劳动力比重逐渐提高的方向发展。所以,把农业投资比重锚定于农业产值比重,与经济增长的历史规律没有矛盾。另一方面,虽然农业资本是替代劳动力的,但我们无法知道为了抵消比如100万劳动力转出农业对农业生产的负面作用而需要进入农业的资本数量;同时,我国农业产量不但要在农业劳动力转出过程中保持稳定,而且还得增产以满足不断提高的需求,所以,在某种可比的比率上,每年我国对农业的投资应当大于每年转出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就此而言,中国农业需要大量资本,中国农业的前途在大量资本的投入,在资本密集型农业。在这个意义上,用农业产值比重来确定农业投资比重,偏差应当不会很大。

目前,我国农业投资比重不足百分之三,远远低于百分之十的农业产值比重,因此,我国经济、我国政府的一个艰巨任务是在未来比如510年内把农业投资比重提高到农业产值比重。这一任务不但是艰巨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因为它意味着在最近几年我国农业投资的增长率必须快于非农投资的增长率。可是,总投资一定时多投资农业又意味着少投资非农业,而农业投资对我国GDP的带动作用明显低于非农投资。但是,我国经济几十年来每次下行危机都由于农业基础不稳,如今,农业基础薄弱甚至已经威胁到了我国粮食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已经不能不做出痛苦但明智的选择,提高农业投资比重。而我提出的让投资比重等于产值比重,在某种意义上也为了度量我们是否真的重视农业、是否真的想有一个稳固的农业基础。

 

“夜话”2011年第12期,201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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