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为抵制“二次文革”出点力

昨天,我响应法学界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呼吁,对从91日开始公开征求意见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在“中国人大网”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下:

“中国人大网”为公众提意见而设立了很方便的平台。打开供公众提意见的“中国人大网”主页http://www.npc.gov.cn/flcaw/

就会发现大字标题“正在进行征求意见”和下面列出的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五个法律草案。点击第五个“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就会看到网页http://www.npc.gov.cn/flcaw/userIndex.html?lid=ff8081818a22132f018 a499710595932

该网页要求必须填写的信息只有两项:省份和职业。姓名和联系方式都属于自愿填写。我填了自己的姓名。我是中国公民,但目前身在海外。可是“省份”一栏内的选项只有中国境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所以我只好选取出国前的户籍所在地“上海”。职业一栏,因为退休前在大学工作,我选取了“事业单位”。选完后,点击红色的“进入”按钮,便出现本文列出的第一个截屏页面,然后在“提出意见”下的空白窗口,写出自己的意见。我的意见很简单:

“建议撤销第三十四条第二、第三款,理由是其中的‘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提法过分不严谨

建议修改第五十九条第四款第二条,修改为‘以围堵、拦截等方式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从重处罚’,理由是现在该条中的‘侮辱、谩骂、威胁’的提法过于不严谨。”

感谢法学界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正是他们的大声疾呼,提醒我注意到“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中的某些条文是如此地不合适。同时,我也想起自己亲身经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时,我们“红卫兵”重视的区别不是中国和外国,而是无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加资产阶级。那时,自己是红透了的红色卫兵。记得自己读到《人民日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那样地激动,以至于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它。这篇社论说: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在人民生活中清除旧社会的恶习,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么,见效就可能快起来。”

这篇社论提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成为后来有名的提法“四旧”。这篇社论同时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那些奇装异服、那些“端午”“中秋”节日,那些古书旧书海外来书,那些文物,都被“破四旧”运动扫入了“历史的垃圾桶”;那些“四旧”的代表者即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教授、学者、老师),都受到比如戴高帽子游街甚至鞭打至死的的残酷打击。

我在十几岁时的亲身经历,是不是要在我七十几岁再亲身经历一次?我试着把上面《人民日报》社论中的“无产阶级”改成“中华民族”、把“剥削阶级”等改成“外来势力”,那段社论就变为:

“中华民族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外来势力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中华民族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外来势力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在人民生活中清除外来势力的恶习,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么,见效就可能快起来。”

但愿我改写的这段社论不会真的出现在我们的官方媒体上,但愿“二次破四旧”和“二次文革”不会发生。可仅仅“但愿”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有行动。就《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提出意见,反对泛化治安管理处罚的行为,是我们为抵制“二次破四旧”和“二次文革”出的一点力。现在已经有56,845人出了力,对该修订草案提出了意见。昨天我也为此出了一点力。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是否也能够抽一点空,出一点力,就这个修订草案提出自己的意见?

“夜话”2023年第4期,2023年9月7日

浅谈“厉以宁时代”—-为悼念厉老师而作

我所敬重的厉以宁老师已经逝世两个多月了。上月初清明节祭奠父母时,我也祭奠了厉老师。和许许多多悼念厉老师的网友一样,我在祭奠时也深深体会到某种时代结束的感觉:“厉以宁时代”结束了,甚至“后厉以宁时代”也结束了,还有其他含义的时代也结束了。回忆四十一年前的1982年,当我有幸成为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们的六大导师是陈岱孙、罗志如、杜度、胡代光、范家骧和厉以宁(排序可能有误)。如今,他们当中最年轻的厉老师也去世了:一个时代,以厉以宁为标志的我的学术导师们的时代,真的结束了。

但即使对于我,“厉以宁时代”也远远超出导师和学生两代人的含义。那么,“厉以宁时代”的具体含义又是什么呢?或者说,厉以宁时代的标志是什么?我想,它的第一个标志是厉以宁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引路人,第二个标志则是厉以宁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建言人。就这两个标志而言,1978年后中国经济学和经济改革探讨应当存在一个 “厉以宁时代”。本文只想浅谈一下第一个标志。

厉老师作为经济学的引路人,对我和我的许多同龄人几乎是不言而喻的。1978年恢复高考时,经济学在中国仅仅意味着马克思名义下的政治经济学。恢复高考前,四人帮治下的复旦大学蒋学模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印刷了上亿册。恢复高考后我们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只是删去四人帮专用词如“资产阶级法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后的过去教材的加厚版。那时候,经济学界的所有讨论都是在政治经济学圈子里绕弯子,例如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什么、服务业是否生产劳动、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绝对贫困化还是相对贫困化一类的讨论。讨论结果也仅仅由有关部门决定。至于非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关部门的标准说法是自从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就蜕变为“庸俗经济学”,根本不值得了解。所以,我上大学时所知道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到1823年去世的李嘉图为止。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专制荒漠中,在改革开放刚露苗头的时节,厉以宁横空出世,凭其二十多年厚积的知识,突然发表大批介绍二十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专著。仅从1978到1985年,厉以宁便出版了《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1978年)、《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1980,合著)、《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1982,合著)、《工业区位理论》(1982,合著)、《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1982,合著)、《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1983,合著)、《西方福利经济学述评》(1984,合著)、《教育经济学》(1984)、《消费经济学》(1984)、《简明西方经济学》(1985)等专著。厉以宁这些著作和他在其他场合如《国外经济学讲座》上介绍的西方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对刚刚进入大学的我们全是闻所未闻的新知识。这些知识吸引了每一个雄心勃勃的经济学学子,也让最早和最多传播这些知识的厉以宁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引路人。

厉以宁的引路人作用尤其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引入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厉以宁把中国经济学从狭隘和说教的政治经济学引领到广阔和活跃的“大”经济学,从此,经济学在中国不再仅仅是官方政治经济学的简称,不再仅仅是宣传口号的附庸,而同时有了可以争论、辩驳和反对的分支。第二,通过他的著作,厉以宁确立了后来改名为“西方经济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中国传播、教学和研究的基本模式。这里,如果说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还必须参照西方人自己的教学型式,那么,厉以宁的比如《论加尔布雷思的制度经济学说》、《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等著作,开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新风气,其研究方法,至今依然是许多中国经济学著作和经济学博士论文写作的基本方法。第三,通过在中国问题上应用西方经济学,厉以宁开创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的先河。在厉以宁以前,中国经济是政治经济学的专属研究范围。任何以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为主要任务的学者(这里用“任务”一词,是因为当年的计划经济制度也计划学术,并把学术任务分配给不同学者。例如,胡代光先生便说过他是应组织要求而从统计学转向资产阶级经济学专业的)都不会越雷池一步。后来常见的“西方经济学对我国借鉴意义”一语,只是在厉以宁闯入中国经济研究领域后才出现的说法。如果这样的说法仅仅是“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另一种表述,那么,我们同时应当体会,从“体用皆马学”到“西学亦可用”,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和艰难的一步。厉以宁首先跨出这一步,别人迅速的接力才让这一步踏实。在这个方面,厉以宁甚至做成了1949年以后在中国空前并且至今还绝后的事情:作为一位西方经济学专业学者,他出版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986年)。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学界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旁边多了西方经济学领域。但两个领域的人互不搭理互不跨界。例外仅仅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人继续用经久不变的老调批判西方经济学。可厉以宁跨界了。如果说他在跨界建立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综合体系方面是失败者,那么,他在把西方经济学扩展到中国经济研究方面则不但是成功者,而且是引路人。

当然,一个时代有开始也有结束。如果说中国经济学的厉以宁时代是从上世纪七十多年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的,那么,厉以宁时代是何时结束的呢?我想,它大概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结束。谈一个时代的结束,不如谈其后续时代的开始。“后厉以宁时代”的开始至少也有三个值得注意的标志性现象。第一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学留学生归国从教和国内青年人直接接触西方经济学。当我1982年初到北大经济系读硕的时候,北大经济系一些本科毕业生则到西方国家求学。1994年,他们中间的林毅夫、易纲、海闻等和其他归国学者如张维迎等建立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是经济学留学生归国的重要事件。那时候,网络开始出现。它让国内青年学子有了直接获得西方经济学第一手资料的机会。当时世界上还不存在任何网络防火墙。这些年轻人如饥如渴地吸收从西方传来的西方经济学,而不再专注于厉以宁为代表传播的中文版的西方经济学。我曾经写过的上海财经大学孙经纬老师便属于他们中的一员。我也曾经说过当时许多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比他们的导师更了解经济学,因为他们的导师还不会用网络,其经济学知识还停留在厉以宁传播的初等西方经济学范围内。就基本点来说,这些归国学者和青年学子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超过了厉以宁和停留在厉以宁著作上的国内学者。

第二个标志性现象和第一个现象直接相关。归国学者和网络自学者用的是西方原版教材,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国的西方经济学教学不但开始直接采用西方教材,而且是西方大学今天用什么教材,中国今天就用那些教材。西方经济学教材和著作的翻译成了一股热潮。厉以宁开始的通过中介的西方经济学传播和教学模式被超越了。同时,中国大学经济学各专业教学中,西方经济学的比重开始超过政治经济学。

“后厉以宁时代”的第三个现象最为重要,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开始被广泛视为经济学本身;西方经济学不但被用于研究中国经济,而且在许多人眼中,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能够用来研究中国经济: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已经成为“体”而非局限于“用”。随着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学杂志改版转向,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成为经济学者的日常工作。在他们的研究意识里,政治经济学充其量只余留少许痕迹。这和陈岱孙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呼吁、厉以宁老师身先士卒的“西学可用”,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到本世纪初,中国经济学清楚地超越了厉以宁时代,而跨入被许多归国学者和青年学子造就的新时代。由于这里缺乏类似厉以宁的远远走在同伴之前的代表性人物,因此,我把“厉以宁时代”称为“西学为用”时代,而把“后厉以宁”的这个新时代称为“西学为体”时代。

据说厉老师晚年讲过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我看来,厉老师不但完成、而且是辉煌地完成了他对中国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一个人能够引领一个国家的经济学二十年,这是难以想象的巨大的个人成就。在经济学传入中国的100多年历史中,厉以宁为经济学传播所做的贡献,应当超过其他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厉以宁也许没有做出重要的经济学理论贡献。他所提出的“非均衡”研究方法,他解释资本主义起源的“制度刚性”论点,也许都不足以构成重要学术成就。但厉以宁对经济学尤其中国经济学的历史贡献不在提出新理论,而在传播和应用现有理论到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厉以宁说他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建立新理论,是作为他学生的我们、是他的学术后人的历史任务。可惜的是,用一位厉老师曾经的博士生的话说,至少在厉老师到上世纪末为止指导的研究生中(当然也包括他和我本人),没有人能够在学术上接上厉老师的班。我们也许在推动中国经济学进入“西学为体”时代的过程中出了一点力,但既难以建立新理论,也难以坚持这个时代,因此,在悼念厉老师的时候,我同样感受到内疚。现在,不但厉以宁时代结束了,“西学为体”的时代也结束了,我们面对着中国经济学的新时代,一个高涨的民族主义侵蚀了经济学的新时代。在这个时候,作为厉老师当年的学生,我在悼念他的时候,更希望把以他命名的时代具体化,更愿意回顾他二十多年坐冷板凳的坚忍不拔精神,他观察时局的敏锐眼光和他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厉以宁老师千古!

“夜话”2023年第3期,2023年5月2日

回乡有感

国庆长假期间,我回到第二故乡――当年插队的农村。阔别农村已经 23 年,离开上一次的访问也 3 年了。年轻时同滚一个草铺、共在一田插秧的农民朋友,熟知我当年大豌喝酒的“劣迹”,如今虽然蓝边豌升格为高脚杯,但车轮大战摆开,一餐之饮, 却也超过了我平素三、五年所喝的酒精。谈到如今粮食的高产量,不禁欣然;说到若干熟人的生活甚至今不如昔,又感愀然;提到一起挑粪抢墒插秧割麦挖河砍柴玩笑逗乐的当年二十岁左右的朋友们,有四位已经不在人世,更觉惨然。好在现在世道开明,谈锋所及,再无顾忌,况且大家皆在半百前后,尽管无夫子之德,不敢说略知天命,但做官发财子孝孙众等等万千百种想法,虽不能说全无,却也淡薄:因此都能畅怀,且至尽兴。

酒足之后,我走出房门。一阵凉风过来,顿时吹散了我的酒意。我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浓重的夜色之中:面前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暗黑夜色,不远处的村庄只能凭借感觉知道它的存在,而再也无法分辨出它的影迹。远处高高低低的山群,完全被墨黑墨黑的夜色笼住。仲秋的夜中,一切都静悄悄的,没有一丝声响。抬眼处,才呈现弧形的初月,此时却早早地升上了天空。暗重的夜色,把围着弯弯月牙的两条美丽弧线,清晰地映射在暗蓝色的天穹上。刚刚收完杂交稻而袒露在月光下的田野散发开来的泥土味,和快成熟的晚稻分泌出来的秋香味混合在一起,在这朦朦胧胧的暗色之中,好像又团成一种淡淡的气体,氤氲然地弥漫在被新月的柔弱光线安抚着的广袤土地上。

好一个安静、温馨、平和的世界,我不禁感到了醉意。

好像又回到年轻时的某个秋实季节。白天在大田里平田砍垡做底肥种麦子,晚上到打谷场拉起灯来给稻子脱粒。电动机在暗淡的灯光下沉重地哼着。丰收的年头,稻粒欢快地从脱粒机的转盘上跳开,再在木锨的指挥下聚成一垛垛金黄色的粮堆;灾荒的季节,懒懒散散汇拢在一起的稻粒,把本来暗淡的灯光映得更加阴涩。而不管风调雨顺还是旱涝洪蝗,土地在慷慨地献出水和营养的同时,也慷慨地送给稻子许多灰土。站在脱粒机旁几分钟以后,鼻孔就塞满了灰尘,吐出的痰都是黑的。秋天的夜,脱粒结束,下塘里洗澡已经太冷,于是就朝脸上扑几下塘水,然后挟床被子,和三两个同是年轻人的农民睡在稻堆旁。天上也是这样清晰柔和的月亮,四周也是浓重静谧的夜色,想搞清月亮身旁究竟有没有相伴的星星,眼皮却早已合在一处,更来不及思索是早霜在打湿着被子,还是晚露在滋润着面孔。

又一阵凉风吹来,把我从记忆中拉回。但我已经清醒,已经明白,在这块土地上, 在这片月光下,曾经有过自己真实的生活。我的青春在这里度过,而青春据说又是人生命中最艳丽的一页。

是的,青春是艳丽的。这首先因为青年人无忧无虑。无忧无虑使他们能够信奉真实和善良、追求美好和崇高,而健壮的体魄又使他们能够承受甚至是残酷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不过,青年人又是肤浅的:信奉来自书本,追求出于激情。但书本抵不上社会现实,激情拗不过平常生活。所以,艳丽的底色又是苍白的。如果他们不能把肤浅变为深刻,在他们跨入有忧有虑的成人阶段以后,他们就可能把自己青春时代的信奉和追求,看成一场浅薄的虚幻,而把那在尘世表面的沉浮视为生活的真实内容,把覆盖在泥土之上的柏油层,和耀眼灯光照亮了的半空,当作自己所立的地和所顶的天。

23 年前,我不期然地从宁静平和的乡村回到光怪陆离的城市,后来又忝列教师之 伍。在喧闹的环境内,在成就的竞争中,在物欲的诱惑下,在感情的纷乱里,在理性的逻辑上,既不能免于年轻时留下的肤浅,又平添了成年人特定的忧虑,应酬往来更使我陷入飘渺的幻觉。然而,站到年轻时信奉过的实在的土地上和追求过的纯洁的月光下,似乎忧虑之感顿无,惭愧之心忽生。生活的真实原来在这里,土地的真、人间的善、月亮的美,原来在这里,在几乎被我遗忘的乡村的大自然里。

“我还会到这里来的”,我对站在身边的朋友说。

注:本文曾载于《上海财经大学报》第289期第4版,2000 年 10 月30日。

“夜话”2023年第2期,2023年3月17日

Labor Migration Out of Agriculture in Today’s World

Labor Migration Out of Agriculture in Today’s World

Jingbei Hu

Abstract: The world is witnessing a mass migration of labor forces from agriculture into non-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s dropped from 970 million to 870 million, and the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hare (AES) from 43% to 27% over 29 years between 1991 and 2020. Around the year 2000, the quantity of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s peaked and started to decrease, and AES fell to 40%. Assuming that AES was 80% around the year 1700 when modern labor migration out of agriculture began and 0% when it ends in the future, the reduction of AES to 40% indicates that humans finally achieved half of their mission of the migration as they entered the third millennium after 300 years of arduous effort. Our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speed and spatial extent of the current migration are unprecedented. Over the past 29 years, the world’s AES fell by more than 15 percentage points, while the average speed was 4% per 30 years between 1700 and 2000. Thus, the current labor migration is almost four times faster than the average of the past 300 years. Furthermore, the recent migration is more extensive in spatial terms than in any other period in human history, as evidenced by data from country groups and individual countries worldwide.

Keywords: Worldwide labor migration out of agricultur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labor into non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labor outmigration, Labor migration out of agriculture between 1991 and 2020,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hare, Decrease in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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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bei Hu, Professor of economics Emeritus

Email: [email protected]; homepage: www.hujingbei.net

Citation: Jingbei Hu, 2023, Labor Migration Out of Agriculture in Today’s World, translation of Section 1 and 2 of Chapter 1 of the Chinese book: Jingbei Hu, 2022,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out of Agriculture, New York: World Chinese Publishing, pp. 1-14.

谈谈不同诉求和看法的发表

习近平主席在2023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也会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习主席说得完全正确。按照习主席的贺词,我国下面所要做的,便是让不同诉求、不同看法公开表达出来,而不受到有关部门任意封禁。考虑到微信的普及程度,如何让不同诉求和看法不受微信网管的任意封禁,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否则的话,不同诉求和看法无法正常表达,大众和政府便无从知道社会存在什么不同的诉求和看法,各种诉求和看法之间的沟通、协商以至于共识便成为空话。

在这个方面,我深有体会。恰恰在新年前,我的微信文章“关于抗疫的若干紧急建言”两次遭到封禁。第一次封禁理由如下:

检查该文,疑似“‘最高’领导向大家说明疫情情形和抗疫措施”的建议用词“不当”,于是把单引号中词删去,果然通过审核发表了。可仅仅一小时零1分钟,它又“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而被第二次封禁。

由于第二次封禁没有明确指出涉嫌违反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具体条文,因此无法整改,我的建言便被永远封禁。而我的建言仅仅是关于抗疫措施的几个建议,至少应当属于习主席讲的不同诉求和看法。比如,建议领导对公众说明情形,减少民众惊惶;建议某些紧急措施,减少疫情对民众的伤害。它们不一定恰当更不必须采用。但封禁就让这些建议无法为社会所知悉,更无法加入“沟通协商“之中。比如,我对军管殡仪馆的建议不近适当,但它若加入“沟通协商”,有关部门可能早早就对殡仪馆采取某些紧急措施了,近期大量亡者的后事办理便会更为人性,各国卫星也就拍摄不到我国许多殡仪馆人满为患的悲惨情景。我国有那么多比我更了解情形更具有知识的人。他们对抗疫的不同诉求、看法和建议比我提出的更为适当,而他们也几乎只能够通过微信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微信目前的封禁方式,将让他们的看法和建议根本无法进入“沟通协商”之中。

因此,我国必须彻底改革目前微信的言论管控方式,习主席所说的不同诉求和看法才能够发表出来,不同诉求和看法的“沟通协商”才有可能。同时,我想强调的是,发表不同诉求和看法,是每个人的权利,而非对普通民众的恩赐。如果从恩赐角度出发,则无论怎样改革,不同诉求和看法的发表依然无法实现,沟通协商依然会流于空谈。共识也就依然是海市蜃楼。

“夜话”2023年第1期,2023年1月13日

迎接2023年 应对2023年

2022年就要过去了!无论我们是否欢迎,2023年都坚定地来到了我们面前;我们都不得不跨入2023年。

既然如此,既然不可改变,就让我们以平静和开朗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年。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前面的年头虽然不多了,可太阳升起的每一天依然是新的一天,改换挂历的每一次依然是新的一年:平静和开朗,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我们面对新一年的适当心情。

不过,和过去几十年相比,“平静和开朗”现在也许更为重要。这不但在于它能够让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正常工作,而且在于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平衡理性和感情。而免疫系统和理性感情平衡两者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在迎接2023新年之际,我们许多人第一次刻骨铭心地发现刚刚过去的2022年是如此地出乎意料,马上到来的2023年是如此地不确定而难以预料和展望。

三年前的2020年,我曾经撰写了一篇短文“回眸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2036)。回眸之余,我在简短展望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时,却发现它充满不确定性。2010年,世界经济失衡,世界的热词是“再平衡”(Rebalancing),但“学人和商人对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前景都抱有‘自以为是’的比较确定的预期;十年后的今天,尽管平衡多了,可没有人敢于确定地预期下一个十年甚至仅仅五年会发生什么:能够预期的仅仅是未来的不确定;其它一切都无法预期。”

这样对未来不确定的强烈感觉既来自像新冠疫情这样的自然因素,也来自整个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更来自我们中国的基本变化,因此我们中国人的感觉也最强烈。在那篇2020年的短文中,我说:“十年前,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中国的国际定位是个问题。那时候,虽然中国首先挣脱了2008年经济危机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中国内外部分学者开始倡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融入世界经济、政治和法规体系,似乎还是普遍的共识。可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共识已被彻底打破。打破共识的事件很多,例如中国修宪取消了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中国近些年每年军舰下水吨位超过世界其它所有国家的总和等等。”显然,那一共识的打破让中国在应对重大国内外事件时不再受“国际惯例”约束,因此更容易采取与世界多数重要国家不同的方式,从而大大加重中国事情的不确定,加重国人对不确定的感觉。

展望2023年,我们依然面对极其强烈的不确定性。我们还会遭遇第二波甚至第三波新冠病毒大感染吗?我们会参考“国际惯例”来应对疫情吗?我们会遇到烧在自己身上的战火吗?或者离开这样的战火会更远还是更近?我们的经济会恢复增长还是还是更加萧条?推动经济的第一动力是消费还是政府投资?封控的法制混乱和社会创伤将如何平复或加剧等等,都是我们在展望2023年时不得不面对的不确定性。

就个人而言,恰恰在几天前,一位年轻朋友和我谈到自己应当如何应对这些不确定性。我的建议是:

1.保持身体健康。尽可能不受新冠病毒感染;感染了尽可能完全康复。

2.保持对未来的乐观。只要身体好,心情平静开朗,就会有未来。心理健康同样重要。不要看轻“逆来顺受”。只要相信未来,逆来顺受就是应对最困难状况的好方式。少数人也许能在高度不确定性中得益;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此时最好是等和忍。

3.一个有利的位置。所谓有利就是有助于应对危机和不确定性。比如工作位置既不容易被解雇也不容易被政策打压。比如身份位置让自己在困难时更容易被发现并得到他人尤其政府援助,甚至在战时更容易避免强制。例如,北京居民在这次疫情爆发时得到的医疗资源便比其他地方人多得多;大城市获得救助的可能性要比中小城市高。1960年前后中国出现饿殍现象,但全都发生在社会很少关注的农村地区。就此而言,农民迁移到城市是他们应对巨大不确定性的一种方式。

4.学习,增加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知识和能力与金钱财富不同之处是它们无法被外人夺走,一旦不确定性大大降低,知识和能力就是一个人发挥作用甚至大展宏图的基础。文革后考入大学的老中学生都是文革中继续读书的人。这一点我们都还记忆犹新。更重要的是学习让人增长见识,明白世界和人生,明白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作为。

5.能帮助别人就帮助一点。这一点对于一个人的心理非常重要。如果在巨大不确定性基本消除后回顾这段时期,如果在人生的后期回顾这段时期,帮助过别人的感觉会让一个人觉得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我二十多年的短文写作中,这应当是第一篇和迎接新年有关的文字。它也许太沉重了,也许还不够沉重。只是,无论如何,我衷心地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健康、平静和开朗地跨入新的2023年,希望新的一年会大大降低我们面临的不确定性,让我们再次品尝基本的确定性给我们带来的平安感觉。

愿上天在2023年和以后保佑我们每一位中国人。

“夜话”2022年第30期,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1月8日注:因公众号被禁用,2022年底的短文延至今日发布。)

(又注:本文于加州时间1月8日22:20在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发布。但二十分钟后的10:40即被封禁)

关于当前抗疫的紧急建言

自本月初中国放弃严格封控政策后,新冠疫情呈现突然和大面积爆发的景象。感染大爆发之后发生的是重症和死亡大爆发。这里,就我从亲友处了解的部分情形,从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良知出发,提出关于抗疫的以下建言:

1.最高领导人亲自向全国人民说明当前疫情状况和政府已经与将要采取的措施。疫情突然大面积爆发后,全国人心惶惶,不知所以。卫生和疾控部门仅能够发布一般性信息,不具备足够资格来发布具有权威性的重大公告,只有最高领导人才可能具有这样的资格。

放眼世界,绝大部分国家虽然都有应对疫情的专设机构和临时机构如抗疫领导小组,但最高领导人都亲自出面向公众说明疫情状况。尤其当抗疫政策发生重大转变时,他们更是直接面向公众解释这样的转变。中国虽然有自己的特色,但在疫情大爆发的这种特殊形势下,最高领导人亲自说明情形应对也是其职责所在。

2.向全国人口迅速和免费发放新冠病毒检测盒和部分特殊的发烧药物如布诺芬。政府立即接管全国新冠检测盒和比如布诺芬的生产和分配,并告知各地居民他们最早和最迟可以领到这些检测盒与药品的日期。

3.政府立即接管辉瑞特效药的进口和分配以及国内的生产和分配,并用军机迅速将这些特效药送到各地医院,以挽救生命。同时,将这些特效药到达各地医院的最早和最迟到达时间公布于众。

4.政府对殡仪馆实行军管,以疫情爆发前价格为逝者迅速和适当地办理丧事。

5.建立或重新建立专门的疫情网站以发布权威的疫情消息和抗疫措施并对公众的各种问题加以解释。对于解释错误并造成后果的,政府做出赔偿保证。

我衷心希望目前的疫情紧急状况迅速过去,衷心希望我的亲友和同胞少受生命和其他疫情损失。

上天保佑每一位中国人!

“夜话”2022年第29期,2022年12月27日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后记

2013年3月,在朋友和学生们为我退休而举办的研讨会上,我做了题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十二个理论问题”的报告,提出以下十二个问题:

1.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可能性

2. 农业和非农业的制度演变

3.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速度

4.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加速度

5. 人口或劳动力增长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6. 恩格尔系数变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7. 资本的部门配置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关系

8. 资本积累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的关系

9. 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相对价格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10. 为什么农产品相对价格以上升趋势为主

11. 农产品相对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关系

12.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的关系

现在这本书,是我就上述问题所做的较为系统思考的总结,它们主要涉及第3、4、5-9与第11和12个问题。我对其他问题的思考尚未成熟和系统,也就没有包括在本书内。此外,本书没有讨论与非农化密切相联系的人口、教育、收入分配、乡村振兴等经济政策问题。即使在本书专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和加速度问题方面,本书也只是提出一些原理性质的观点,而没有建立完整的经济模型。但正值大疫,且行开七秩,亦应总结,于是找出十多年来草就的许多旧稿,举要删芜,加上近年的一些思考,整理成书。若可助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青年学者少走一二弯路,我愿足矣。

曾有友人问我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恰好在九年多前的那份报告里,我提到自己的研究动机如下:

“为了让几千年几万年以后的人类理解我们经历的这场非农化转型,我们应当利用自己身历其间的优势做出自己的工作。今天的我们很难回溯和理解先人当初的农业化转型。我们希望未来人类对非农化转型的认识不再重蹈我们今天对农业化转型认识的‘悲剧’。这是我从事非农化研究的第一个动机。我的第二个动机来自我们这一代人自身的需要。人类在最近三百年的非农化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甚至遭遇了一次性死亡上千万人的灾难。为了减少曲折并避免类似灾难在人类今后的非农化过程中重演,作为大学教师这样职业的研究者,我们有责任探讨和解释非农化的规律。比如,从经济学角度说,非农化既要快又不能太快;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自然遇到对今天和未来人类来说最适当的非农化速度问题。这个问题显然既具有人类认识自身演进的大历史价值,又具有理解当前人类非农化过程的普世价值,还具有对正在经历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我们中国经济的认识价值和经济政策指导价值。我的第三个动机来自我自己的农村经历。在中国和世界经济状况差的人群中,农民是数量最大的群体。改善农民状况的一个基本方式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一部分农民转移走了,剩下农民的经济福利便容易提高,所以农民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也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息息相关。”(参见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23)

不过,我最初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不是出于这些动机,而是由农村经历生发出的某种敏感。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所在生产队和其他几个生产队共同开办露天采石场。我被生产队派到那里推过一年独轮车。采石场是生产队主要财源。但公社和大队把它视为“资本主义尾巴”,临近农忙季节就催促甚至强迫采石场停工,让我们回去务农。我当时笃信政府的反资本主义宣传,也认为农民以农为本,应当为国家为世界革命多贡献粮食,而少从事甚至不从事非农产业。我那时亦完全接受了政府灌输的马克思主义。后来有幸进入大学,我的志向是发展马克思理论。我在北京大学选择“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作为研究方向,目的是了解那些否定马克思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然后批判它们并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接触到“资产阶级”发展经济学尤其刘易斯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时,突然发现这是一个新大陆:刘易斯理论把我发展马克思的志向与我的农村经历直接联系起来。刘易斯否认劳动者可以储蓄,否则,“剩余劳动力”便无从谈起;马克思否认劳动者可以储蓄,否则,“无产阶级”便无从谈起:就此而言,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共通的。可我当农民时,我们有储蓄;如果不是政府阻止的话,我们能用自己的储蓄开办和扩大“高生产率”的非农产业。其实,在我了解刘易斯理论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已近十年,农村人民公社及其下属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已经取消,旧时的乡、村建制已经恢复,农民重新获得重要的自主权利,农民用自己储蓄兴办的所谓“乡镇企业”已经遍地开花。当然,我生活的农村属于中国最富庶的苏南地区,我们生产队又靠近铁路,所以,我的经历有其特殊性。但劳动收入不可储蓄的命题对刘易斯和马克思至关重要,而我的经历却截然不同,我需要一个可以交代自己的解答。后来我发现刘易斯的研究前提是由地主和佃农组成的两阶级农地制度,马克思的研究前提是地主、租地资本家和雇工组成的三阶级农地制度,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地制度是他们没有考虑过的由同一所有者与耕作者组成的一阶级制度。这便是我1994年文章的内容。从那里出发,我进一步发觉,马克思和刘易斯都没有重视甚至没有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问题,遑论其巨大历史意义。而在我看来,比起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阶段和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转移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或非农化阶段应当是人类面临的更基本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这样,我逐渐形成前面所讲的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三个动机,也就是我理解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意义。

本书部分内容曾在课堂上讲授过。整理书稿时想象的读者对象,是国内读者尤其年轻经济学者。最近二十年来,我在网络上写过不少短文,已惯于自我审查。本书亦注意自我审查。可即使如此,本书也无法在国内出版,只得退而求其次,在外国出版。但我依然期望有兴趣的国内读者能够读到本书,期望中国彻底和永远地放弃文字审查制度。

是为后记。

胡景北

2022年7月10日

美国加州坎贝尔市(Campbell,CA,USA)

“夜话”2022年第28期,2022年12月5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后记。

《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4-4)

本书把中国作为讨论的背景。在最近四十年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中,中国是当之无愧的领先国家,因此特别值得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者注意。同时,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的青春是在中国农村度过的:从15岁到24岁,我就是农业劳动力,每天都在农田劳作,春夏秋冬,风雨无阻,甚至还有“革命化的春节”。我永远记得和农民在一起劳作的日子:在泥泞而又狭窄的田埂上挑着沉重的稻秧,每移一步,都得用五个脚趾死死地抓住地面;在滚筒脱粒机前脱麦脱稻,扬出的灰尘把吐出的痰变得乌黑,可还是得干。那时候,我们农民用全部体力和生命生产粮食,可我们依然吃不饱。那时候,我真诚地认为多一些粮食、少一些饥饿的唯一方法,是强化国家控制和“革命化”教育、增加农业劳动力和促使他们更辛苦地劳作。直到我离开农村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世界许多国家的普通人早已能够吃饱且那些国家农民很少很少,也才意识到自己青年时想法的荒谬。其实,早在三百年前,人类就开始了非农化转型,依靠常识和勇气,艰难却又坚定地离开农业社会。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自己和普通中国人今天才能够吃饱、能够大规模转出农业。因此,我对那些最早跨出非农化步伐的人们,对每一位勇敢地走出农业而跨入未知的非农部门的劳动者,都充满了敬意。事实上,如果把百分之一的农劳比作为非农化转型的终点,则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人类已经走完转型过程的一大半路程。只要尊重普通人的常识和勇气,人类在完成后续的转型任务时,应当不再面临任何重大困难。通过我的农村经历,我相信,本书和其它探讨农业劳动力转移条件和机制的研究,即使可能对人类理解甚至顺利完成非农化转型有所裨益,这样的裨益也必须在社会尊重常识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本书是我在1997年出版的《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导论》的延续。在那之后二十多年的思考和写作过程中,我得到许许多多朋友的指点、支持和帮助。限于时间和篇幅,我无法一一回忆和提及他们,只能在这里向他们每一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以下提及的仅仅是他们中间和我最近接触较多的少数几位。在不从事教学科研的朋友中,我特别感谢(按汉语拼音排序)陆桔利、梅鸿、宋开生和张常伟。他们来自中国四个不同地区的农家。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他们人生的一段特殊经历。我们常常讨论这个话题,我从中得到许多启示。我的研究生同窗姜斯栋阅读了本书部分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从事教学科研的朋友中,陈体标(华东师范大学)、傅十和(厦门大学)、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蒋迪青(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李晋(美国加尔文大学)、李实(浙江大学)、黎德福(同济大学)、刘小川(上海财经大学)、卢云鹤(山东财经大学)、孙经纬(上海财经大学)、汪伟(上海财经大学)、许勇国(上海交通大学)、姚洋(北京大学)、叶林祥(南京财经大学)、袁志刚(云南财经大学)、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涛(复旦大学)、张肖虎(云南财经大学)、张艺(广东工业大学)、章铮(北京大学)、赵曙东(南京大学)、郑彩祥(同济大学)、郑江淮(南京大学)、朱保华(上海交通大学)特别值得我深深的感谢。本书的部分内容曾经在北京大学、上海货殖365经济研究社等处做过多次报告。这里谨感谢各个报告会的组织者、评论人和参与者。在我应当感谢的外国朋友中,方炳松和Nicholas Hope尤其值得一提。方炳松多次和我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启发我更深地思考所涉及的问题。Hope先生原先担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现改名为King Center on Global Development of Stanford University)主任。多年来,他不但向我提供在斯坦福大学从事研究的条件,而且逐句阅读和修改我提交给研究中心的英语论文。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曾为本书的研究提供过资助,这里谨表示特别的感谢。陈建波(东南大学)通读了本书初稿,对本书内容和编辑诸方面都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陈远焕(南京大学)、汪伟、朱保华热心帮助我联系本书的出版事宜,我衷心地感谢他们。同时,我非常感谢纽约的世界华语出版社和罗慰年先生、王昌华先生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努力。此外,本书部分内容曾经发表在若干杂志或工作文稿(working papers)上。本书在引用相关内容时将一一标注。我在这里诚挚地感谢上述各杂志和工作文稿单位。当然,本书依然存在的错误和缺点,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我把本书敬献给我的父母亲胡业崙和颜淑英大人。我从15岁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后便辗转各地,极少陪侍父母,遑论尽孝。如今,他们虽然已在天国,我依旧把本书视为我对他们的一点孝心。

胡景北

2022年6月29日

“夜话”2022年第27期,2022年11月30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的第4-4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