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转移与人类大历史:一些思考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人类大历史:一些思考

  

整整半年没有写夜话了。

半年里,自己有很多改变,包括很少熬夜了。这大概也是没有写“夜话”的原因之一吧。

在学术上,我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由于远离决策中枢并因此缺乏确实和及时的资料信息,也由于天马行空的思考习惯,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偏重于学术和宏观理论。在这半年里,我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人类大历史的关系。今天,重新拿起笔来,在不是深夜的下午总结一下我最近的思考。

从人类发展的大历史看,当今中国发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人类迄今为止经历的第二次大规模变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变迁是人类从采集和狩猎社会变革到农业社会,即农业化。按照我们尚不完备的现有知识,当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人的始祖是早期东非人。他们大概在300万年前从动物进化为人并逐渐迁移到世界各地。早期的人类完全靠采集果实和捕捉动物为生,与我们今天在野外或者电视上看到的哺乳动物逐食行为没有什么两样。人们常说“劳动创造人类”,但动物和人类的逐食行为是同样的劳动,因此只有那些不直接为了逐食但直接有助于未来逐食的劳动才把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制造工具便是这样的劳动。在经济学中,工具被称为资本,是提高逐食劳动效率的主要手段。一些经济学家把人类用来击落树上果实的棍棒称为资本,但资本的特征不是林地上现成的树枝棍棒,而是人工修整过并且被重复使用的棍棒。使用工具,人类可以采集到靠肢体难以获得的果实,捕捉到靠力气难以制服的动物。今天我们已经难以想象人类从偶然地拿起树枝去击落果子到自觉地把树枝修整为棍棒并在出外采集果实时随身携带的进化过程。我在农村的时候,如果农民发现一棵树的某个枝干特别适合做扁担就会细心爱护它并在树长成后把它小心砍下来,沤干后再修整定型成扁担。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农民制作扁担的技巧,而是他们对扁担的深层意识和对可做扁担的树枝的敏感。这类意识和敏感的形成所需要的时间至少应当以十万年计算,其间还不能中断。在寿命短暂且无文字的年代,意识和知识的隔代流传非常困难,中断是正常现象。今天我们完全不知道人类从什么时候、什么地区开始自觉地并且忍着饥饿地把采集的果实再种植下去,把捉到的动物长时间地养着;我们也完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什么地区开始,人类主要地不再靠采集和狩猎、而靠种植和畜牧维生。无论如何,农业革命发生并且至少在人类活动的部分重要地区持续下来了。到距今10 000年前左右,当今依旧存在的世界各主要人类族群应当基本完成了从采集和狩猎向农业的变迁。考古学发现我们今天所食用的几乎所有农作物在六、七千年前就已经被人类栽培了。在我们读到的各种人类早期神话和传说中,尽管也有采集和狩猎,但它们几乎都不再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类主要经济活动:除了化石和人与自然本身的变化,人类当时还不能保存自己的历史记忆。

农业化让人类在物质意义上超脱了普通动物界:人不再靠攫取自然界现成的植物动物,而靠自己种植养殖维生;人不再靠对环境的本能反应、而靠理性计算和预期维生。理性和计算现在之所以变得重要,是因为播种下去的农作物收成好坏关乎着个人与族群的饿殍与存亡,因此在播种前就必须对未来收成做出某种“合理预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产生了人类文明。人类文明是和农业一道出现和发展的。从经济学上说,农业化必然要求众多相应的技术革命。例如仓储技术。采集和狩猎时代的人类几乎无需储藏食品,但农业的一季收成必须加以储存以备在下一季播种时有种可种、下一季收成前有粮可食。农业化彻底消除了人类随季节迁徙的可能性,人类开始定居。因此,正如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要求摩天大楼一样,1万年前的农业革命促成了当时的房屋建筑技术创新。今天,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想,与采集狩猎时期相比,农业化是一个短暂但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假设10000年前人类就有经济学,那么,当时的经济学家一定会把农业化视为“现代经济增长过程”。

农业化过程结束,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人类消化农业革命成就,普及农业知识,强化有助于农业的生活习惯,减少自己与采集狩猎经济的联系或者与其他动物习性的类同。这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期,一个经济学家没有用武之地的时期。据说中国上世纪初的粮食亩产还不及二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费孝通先生写《江村经济》,说1920年代时人们用的物品几百年没有改变过。三十多年前我在农村,许多农民睡的板床还是祖父母一代留下来的,他们自己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去买或者打一张新床。我自己那时一天三顿饭也有两顿吃不饱。农业化过程中,产量迅速增加,人口却很少,可以想象人均收入提高很快。农业化过后,经济停滞,人口增加,土地有限,人均收入几乎不再提高甚至还会下降。因此,在停滞的农业社会里看到动物无需理性计划地无忧无虑,人们会怀念采集和狩猎经济。《圣经》文字写作之时,农业革命已经过去几千年,人类已经饱尝农业的辛劳而幻想无忧无虑的动物生活,因此《圣经》把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那里有随手可摘的果实尽情享用。不幸两人吃了禁果,不但被逐出伊甸园,而且被罚在土地上劳作以生产粮食菜蔬度日。因此,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业的转变被想象成天主对人类原罪的惩罚。不过,如果人类今天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我们便谈不上品格和道德,更谈不上信仰。这一切只有在人类需要对生活做出预期并且也开始有了稳定生活后才会成型。但“惩罚论”也朴素地解释了人类何从实现向农业的转变。确实,这一转变是个奇迹,是由我们今天再也无法理解的无数大大小小的奇迹共同创造出来的。

农业社会也许持续了10000年。到了公元十七世纪,也就是距今约三百年前,人类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社会变迁: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后农业社会。我用“后农业”称呼人类在下一阶段的社会,是因为我们现在不了解下一个社会是什么。发达国家的农民虽然很少,但它们无法脱离世界潮流。例如,发达国家每年移入的劳动力可能占其新增劳动力一半左右,而这一国际移民大潮可以视为发展中国家农民向国内非农地区移民的延续;同时,发达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比重不高。所以,发达国家的状况无法改变人类正从农业向后农业过渡的基本形势。如果不考虑世界各地断断续续出现又衰落的工商业,那么,这次变迁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学术界常常讨论为什么它没有从中国、印度、阿拉伯甚至中欧、南欧等地区开始。对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这样的一次性事件,类似的讨论意义有限,因为人类的大规模变迁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出现:它总是从某个地区开始并能够持续;但直到其它地区开始效仿,这一变迁才具有人类历史的意义。和农业革命一样,重要的是,工业革命发生了并且在人类活动的若干重要地区持续下来了。不过,直到今天,世界还有许多地区的人抵制它而希望保持农业社会。最极端的算是阿富汗的塔利班。当然,我们也会听到一些抱怨,比如施化肥的粮食不如仅施农家肥的粮食香纯。不过,这和抵制工业是两回事。在农业革命时期,一定有人反对食用种植出来的粮食而只吃采集的野谷。如今,人类已经足够理性,抱怨归抱怨,但不会因为工业化生产出来的食品有某些欠缺而挨饿。

人类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持续不到200年,又开始向服务业转变,因此,用“非农化”或“非农革命”来指示我们正置身于其中的人类第二次大变迁也许更为确切。经济学家把这次变迁称为“现代经济增长”,其中“现代”指的便是我们生活的时代,“经济增长”指的则是和300年前相比,经济快速增长,人均收入迅速提高。就人类总体来讲,国际共产主义体系垮台后的最近二十年应当是“现代经济增长”开始后经济增长最快且持续最长的一段时期。也是非农化最为迅速的一段时期。今天,我们听到非洲的农民不愿意种可可,中国的农民不愿意种粮食:他们都想离开农业,想到工厂、办公室工作。这和200年前英国人宁愿流浪而不进工厂、30年前我和我的同辈人“上山下乡当一辈子农民”的满腔热情形成鲜明的对照。

为了从经济学上描述和分析人类所经历上述两大变迁,我们首先需要指标。一套适宜的度量指标也许是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以及它的变化速度和加速度。人类从采集狩猎向农业经济变迁即农业化的过程中,农业劳动力比重上升,上升速度也许起初比较低;到了某一阶段,由于农业技术比较成熟,大部分人愿意食用种植的粮食与养殖的牲畜,农业劳动力比重上升速度会很快;到了变迁过程后期,由于采集狩猎的劳动力已经很少,上升速度又会下降并趋于零。在人类从农业经济向后农业经济变迁过程中,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也很可能出现变迁初期下降慢、中期下降快、后期又慢的类似状况。农业劳动力比重变化的加速度亦会出现相应的趋势。不过,由于我们不可能从化石中获得足够的资料来验证这个或者其他猜想,因此我们不可能建立分析人类第一次大变迁的科学经济学。可对于我们正置身于其中的第二次大变迁,我们应当能够搜集资料、发挥想象、建立理论。这里说的“应当”首先基于人类认识自身的欲望,其次基于人类顺利完成这场变迁的要求。我们可以想象,在农业化变迁中,部分人类族群会因为把劳动力集中于农业却未获得足够收成而不得不退回到采集狩猎,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因坏收成以及误过采集与捕猎季节所导致的饥饿而灭绝。人类在非农化变迁中亦遭遇过严重悲剧。中国在1958年一次性把农业劳动力比重降低了23%(按照这一速度,中国只要四年就可以完成非农化大变迁),与此相关的农业大减产不但迫使中国在随后几年把该比重提高了24%,而且造成了至少2000万人的饿殍。就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世界若干地区还因为粮食涨价出现过骚乱甚至生命损失。因此,“顺利完成第二次变迁”依然是摆在人类面前的现实问题,也是经济学的重大研究任务。一方面,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是经济学家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另一方面,和10000年前相比,人类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自然科学,因此,经济学家对人类当前的变迁应当能够做出科学解释。在我看来,经济学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速度与加速度的理论模型,在这一或者这类模型的启示下,人类才有可能估计每一年度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速度的适宜程度,“顺利完成第二次变迁”也才有了理论可能性。

当然,即使人类无法建立这样的经济学,人类也肯定可以完成“非农化”变迁,尽管人类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与经历更多的曲折。经济学家在因自己的无能而羞愧的同时,也对人类的基本智慧充满信心。今天,全世界总劳动力中有三分之一左右依然在从事农业,农业社会向“后农业社会”的变迁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正处在高潮。同时,如果非农化保持最近二十年的速度,人类将在未来五十年里全面完成这一变迁。如果世界发生类似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之类的事件,非农化速度将放慢,人类将需要100年、200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去完成这个过程。无论如何,人类的非农化变迁与农业化变迁在速度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度量非农化的时间尺度最大也就是百年,可农业化的时间尺度也许是万年甚至十万年。

农业化让人从攫取现成食物转变为生产食物,并由此让人有了理性和道德即人性;非农化让人从按自然方式转变为用人工方式生产食物,解除了限制人的种群发展的食物约束。对我这样年轻时每日在土地劳作而依然忍饥挨饿、如今却常苦过饱的人来说,食物约束的意义太重要了。生物史告诉我们,任何植物、动物一旦摆脱食物约束就会就会过度扩张并走向衰亡。因此,食物约束的解除在给人类开辟了发展新空间的同时,又给人类提出了避免自身衰亡的新任务。所以,人本身必须再次进化。非农化对人本身进化的意义也许只有在非农化结束很长时间后才能够被人类清楚地认识,我们今天知道的几乎全都限于非农化在物质层面上的影响。我倾向于认为,和农业化过程结束后的情形类似,非农化过程结束后,人类也将需要很长时间去消化非农化的成就,普及非农化的知识,强化有助于非农生活的习惯,减少自己与农业经济的心理联系,减少与其他动物习性的类同而增强人性。这样一个后农业社会将再次出现经济长期停滞、经济学家无用武之地的状态。但它可能产生新的耶稣、孔子、穆罕默德和释迦牟尼。举一个农业化后的人性变化例子。人食人也许是人类在采集狩猎时期的常见现象,就像母兔为了保障自己和部分幼兔的生存常常会在分娩后吃下一两只幼兔那样。农业社会则把“人相食”视为禁忌。可是,即使在已经完成农业化和进入农业社会几千年之后的中国春秋时代,当易牙为了齐桓公的开颜而“烹子”奉给后者进餐的时候,后者依然赞赏易牙的所为。也就是说,即使在2000多年前,人相食在许多人类族群中依然属于道德许可的范围。因此,当刘少奇针对1958年后中国大饥荒中出现的人相食批评毛泽东时说“人相食,历史书要写上的”,他指的也仅仅是最近2000年来的历史记载对人相食的负面评价。非农化之后,是不是“人争食”也会成为道德禁忌?如同农业化过程中的人类完全不清楚农业化将给人性带来的变化,今天的我们也不知道人性将因为非农化而发生什么重大变化。我们只是知道,人性的变化、道德的变迁、人自身的进化,将是一个比人类生产方式与生活水平变化更为缓慢的过程。如果说人在采集狩猎社会具有更多兽性的话,那么,农业社会把人变成了“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我希望并且相信,非农化以后出现的社会,将使人性更远离野兽、更接近天使。 

“夜话”2010年第10期,2010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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