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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一个月前，我就中国的左派和右派问题写了一篇夜话，指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左派右派之争，而是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之争。但是，自由主义的观点绝不应当停留在理论层次上：它需要落实到各个重大社会、经济、文化问题上。在这篇夜话里，我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提出对中国楼市改革和发展的十点建议。中国楼市已经沦为富人楼市，楼价过高不过只是富人楼市的一种表现而已。而富人楼市的形成又是因为理当代表社会大众利益的政府不作为甚至反过来推动楼市为富人造楼，造高价楼。政府土地和住宅政策不合理、楼价过高导致的楼市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威胁。楼市泡沫爆裂，中国经济危机对每个中国人都没有好处。可缩小楼市泡沫、维持经济稳定要求把中国楼市从富人楼市变成平民楼市，要求政府的土地和住宅政策从根本上转变方向，从保证“少数人借房致富”转变到保证“居者有其屋”。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我对中国楼市的健康发展提出以下十点建议：

1.      租房可以报户口，租房者和买房者公民身份相同

2.      把70年土地使用费一次性征收改为逐年征收

3.      对一户多套住房征收高额累进物业税

4.      对外国人购房征重税

5.      公开政府官员的国内外房产

6.      禁止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建造、购买住宅分配给官员或职工

7.      政府和房地产公司脱钩

8.      改变住宅土地制度，恢复郊区农民自由建房的权利

9.      政府和社会力量建造经济出租房

10.  需要新建办公楼的政府机构迁到低房价城市或地区

以下是对上述建议的逐项论证

1.      租房就可以报户口，租房者和买房者的居民身份、和城市原居民的公民身份完全相同。

租房可以报户口，新迁入城市的移民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将不必为了户口而不得不赶紧买房子。支持当前高价楼市的人常常举外国年轻人也无力买房的例子。但是他们忘记了，外国年轻人租房就可以报户口，就可以像买房者一样获得获得所有当地公民权利。像中国在外国的留学生，毕业后确实无力很快买房，但他们也不需要很快买房，因为他们租房居住就可以获得和买房者同等的居民身份。假如不是这样，假如美国、欧洲也实行不买房子就不能报户口的政策，那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毕业后早就打道回府了。

租房就可以报户口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惯例，也是在毛泽东政府建立“二等公民”的户口制度之前中国的惯例。人口流动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现象。人口管理采行的应当是居住地原则，而非出生地原则。居住地原则重视的是一个人在某地区居住的稳定性，而非此人是否自有房子。租房居住的居民和自有房子的居民在社区管理、公民权利上不应当有任何区别。

一个国家追求的“居者有其屋”绝不意味着“居者必须购房”。“居者有其屋”的意思首先在于无论购房租房，居者的公民权利相同。在这个前提下，无论购房租房，居者有屋可居；无论购房租房，居者有经济上承担得起的屋可居，居住条件符合人的基本尊严。因此，居者有其屋也必然意味着许多人是租房子的“居者”。今天的中国，许多人在事实上是租房子的“居者”。可他们在居住地没有户口。支持高价楼市的人往往把楼市高价的责任推到人人要自有住房的幻想上，并且用国外自有住房比率低来说明中国人追求自有住房才造成了房价高企。可是，当一个政府剥夺租房者公民权利的时候，一个公民又怎么可能不追求买房呢？这个政府下自有住房比率又怎么可能不高呢？我们政府目前所要做的，是承认租房者的存在，恢复租房者在他们所居住社区、城市的公民权利。

租房就可以报户口不但可以缓解青年人和移民的购房压力，而且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条件。中国迟早将实行选举制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被作为“人民当家作主”标志而时髦一时的选民证迟早要成为中国人的正常文件。而那时候选民就是按照居住地原则确定的，与一个人在某地有无房产完全无关，更与一个人的原籍或者原住地完全无关。现在世界各国确定选民所在地区也全都根据居住地确定。中国近期或者未来的真正民主选举也只可能按照这个原则确定选民。比如一位来自安徽的农民工长期居住在北京，即使他在北京没有房产，他也应当是北京的选民。上海复旦大学一位青年教师是复旦大学集体户口，而他租房居住在浦东，他便应当是浦东选民而非复旦大学所在地的杨浦区选民。所以，居者有其屋本身又和居者有其权（公民权）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2. 取消70年土地使用费一次付清的做法。

目前政府对购房者一次性征收70年房产所用土地的使用费。它立即提高了现有房价，加重了购房者的负担。小时候上学课本说地主老财提前收租，可也不过预先征收了农民三、五年地租。现在政府一下子预先征收70年的土地使用费，让老百姓把他几十年以后才该付的费用现在就付清，可有哪个部门现在就把老百姓一年后工资付清的？目前的70年土地使用费一次付清的做法方式完全不合理，它应当改为逐年付款。

中国几千年来谁也没有听说过某年的政府要替10年后、20年、50年后的政府收钱的事情。当然，土地使用费逐年付款对政府的缺陷，除了现在的政府不能把未来政府的钱拿来用之外，据说政府还担心收不到款，老百姓不肯付款。这个担心只是政府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表现。1949年以前和1949年后直到文化大革命把城市地产全部收归政府之前，中国的政府机构没有现在这么庞大，人力、设备没有现在这么雄厚，土地税、费照样逐年收了上来。世界各国都逐年征收土地税费，也没有听说收不上来的事情。所以，中国政府应当对自己有信心，该逐年收费的事情就能够逐年办到。

3.      对一户多套住房征收高额累进房产税

征收高额累进的房产税或物业税是把楼市从富人楼市转变为平民楼市的关键措施。国家在鼓励、帮助居民购买第一套住房的同时，对第二套住房征收物业税，对第三套和第三套以上住房征收高额累进物业税。对占地特别大的住房征收惩罚性的土地占用费。

这类措施几乎无须论证。全国人大开会讨论物业税也不止一次了。世界各国都有物业税。我们到德国、美国常常看到一些高级房产、占地面积大的房产，后来因为交不起物业税而由主人干脆献给政府或者教会。一些中国富人到国外买房后发觉不合算，因为那里物业税高，房子空置在那里都空置不起。而中国投机性购房之所以盛行的一个重大原因是持有房产不需要成本。比起美国，中国是个人口更多、可用土地更少的国家，为促进“居者有其屋”，房子就不能够主要为富人建造，为投机者建造。引导房产市场不为富人造房和抑制投机购房的主要途径，是政府向高级住房、占地面积大住房和一户家庭多套住房征收高额累进的物业税甚至惩罚性的税收。这一点也是对政府的考验。可以说，只要政府一天还不征收物业税，政府在房产市场上就是在为富人服务。

4. 对外国人购房征重税

这是因为中国人均可用土地本来就少于其他国家，中国现在又处于城市化高峰，做到中国人居者有其屋、屋子符合人的基本尊严本来就有困难，外国人来中国购房更加剧了中国的困难。因此中国应当对外国人在中国购房征重税。这类重税同时也是把中国楼市从富人楼市转变为平民楼市所不可缺少的措施。事实上，中国许多城市建立的高档住宅区就是以外国人为购房对象的。这样一种潮流必须被打断。

5．公开政府官员的房产

当前楼市泡沫和官员腐败密切联系在一起。为了切断两者的联系，中国应当用法律手段强制官员公开家庭包括直系亲属的房产数量与面积，包括他们的国外房产。这一建议的必要性无须更多论证。

6．禁止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建造、购买住宅分配给官员或职工

这是因为国家已经取消福利分房，同时房产已经市场化。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建造或购买住宅分配已经成为对国有资产的盗用。此外，除了像国家主席、政府总理这样的职务需要在政府机关内集中居住、因此在任职期间由政府在机关区域内部提供一套公款住宅外，其余官员都不得享有公款住宅。

接受国家资助的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也应当如此。因为如果它们需要国家资助，那它们首先不能把自有资金用于建造或购买住宅并贱价分配给它们的干部和职工。

同时，私有企业购买住宅的费用应当作为利润支出。

7. 政府与房地产公司脱钩

政府与房地产公司脱钩也是几乎不需要论证的建议。政府代表全社会利益，房地产公司代表公司利益；政府追求国家和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与道义目标，房地产公司追求利润与市场份额。两者即使有交集也非常小。同时，政府是房地产市场供求诸方的裁判员，而非房地产公司一方的运动员。因此，政府应当与房地产公司脱钩。政府和政府各机构退出房地产公司的股份，政府官员和直系亲属退出个人在房地产公司的股份，政府在房地产公司和消费者、银行、土地或房产原所有者与使用者争论中保持中立和公正的先决条件。就目前争论的拆迁条例来说，这里的关键是政府不参与拆迁。在区域规划内，需要土地的开发商和原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的谈判一种市场交易。交易纠纷由法院裁定。任何拆迁条例在这里都是多余的。

8.      改变住宅土地制度，恢复郊区农民自由建房的权利

目前的非农业土地和非农业住宅用地所有权必须归政府的制度必须改变。非农业土地和非农业住宅用地完全可以归个人或个人组成的集体所有。改变可以先从增量开始。在城市郊区，对新的转变为非农用地包括非农住宅用地的原农用土地保持土地的私有制。政府对农用土地改变为非农用土地所应当做的，一是公开长期土地规划，而不是一个市长一个规划。这样，农民和其他人在规划框架内可以自由转让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第二，政府按照孙中山先生100年前提出的“土地增值归公”政策，对农用土地转变为非农用途征税包括征重税，以保证转变为非农用途的土地上公共设施的建设资金。

这一建议本来不需要论证。读读孙中山先生的著述就行了。不过我仍然提出一些论证。郊区土地自由建房首先牵涉到中国的粮食安全和18亿亩耕地红线。然而，世界各国尤其农产品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靠的不是限制土地用途，而是对农业的大量投资。美国为什么有这么多农产品出口？不是因为美国农业土地多，而是因为美国对农业投资多，以至于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美国农业是“投资过度”。中国保证粮食安全的唯一途径也是政府对农业投资和对农民补贴，以保证农民愿意种田，保证土地单产的提高和土地的经济使用。现在政府一方面强调“18亿亩红线”，一方面对农村大量耕地荒芜束手无策。任何城市人到农村走一走都会发现耕地荒芜现象的严重性。统计资料上的多少亩耕地与农民实际耕作的耕地完全是两回事。如果前者还保持着18亿亩，后者则远远低于18亿亩。所以，让农民肯种地、让农民把纯农区（即暂时甚至永远不会城镇化的农区）耕地都种上、支持农民用新技术种地才是中国粮食安全的根本。否则的话，18亿亩红线也保证不了中国的粮食安全。

改变城市土地制度建议的另一个论证有关所有制。许多人会说中国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或者“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对我来说，中国农用土地是一个个农民生产组中几十个人到上百个人的“集体私有土地”。土地是这些农民自己的。对城市人来说，对某个生产组以外的其他农民来说，对政府来说，一个生产组农民的土地就是那些农民的私有地。“公有制”等等说法都是扯谈，都是政府和基层官员不尊重那些农民土地权利的借口而已。在土地规划的范围内，土地所有者应当能够决定自己土地的用途。政府要做的是对土地转变用途征税甚至征收重税。还有一些人会说城市土地按法律属政府所有。但第一法律可以改变，因为城市土地是否属政府所有既不关乎公民基本权利，也不关乎社会基本性质，所以有关法律的变更并非难事；第二现行中国基本法律如宪法、土地法只是承认现有事实，而对新转入城市用途的农地的所有制归属并不明确；第三如果新转入城市用途的土地必须转为政府所有，那么，法律就应当对所有权转移过程中的补偿做出明确规定，并且需要征得原土地所有者农民的同意，但现行的土地征收、拆迁规定显然没有不符合这样的要求。第四政府只应当为了公共用途要求农民卖地。可建造民用住宅并非公共用途，所以政府没有理由要求农民卖地。在执行土地规划和依法纳税的前提下，农民有权利在自有土地上建造商品住宅，有权利和房地产公司谈判出卖、租让土地。政府也可以向农民购买或者租借土地建造经济房供应市场。

9.      政府和社会力量建造经济出租房

政府财政应当有一定比率用来建造经济适用房。同时，政府应当改变低价出售这些房子给城市原住民的政策，而变为低价出租。出租为政府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处置这些房子提供了空间，出租也给政府随租房者收入变化情况而调整房租提供了余地。这些经济适租房在面向城市低收入的原住民的同时，应当主要面向城市的新移民，面向“蚁族”，因为他们的居住状况通常比城市低收入的原住民更槽。

10.  需要新建办公楼的政府机构迁到低房价城市或地区

新成立的政府机构和需要政府拨款补助的单位、需要重新建造办公楼的政府单位都应当迁出一线城市，或者搬出该级政府管辖下的中心地区。国家级的机构不在首都、省级机构不在省会是各国常见现象。分散城市功能、政府机构、大学、国有企业设立或者搬到远离大城市的低房价地区是一个国家、一个省或地区平衡、平等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缓和大城市房地产供不应求的重要方式。打个比方，国家教育部搬到保定、江苏省教育厅设在扬州都没有什么不可行之处。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已经非常严重，政府应当从自己做起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夜话”2009年第22期， 2009年12月22日

“

主讲人胡景北：
首先感谢天则所给我这次难得的机会，能跟大家讨论、交流、听听批评，这对于我是很宝贵的。我的报告的许多内容已经发表了。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文章发表了，就像石沉大海一样，没有任何讨论、评价，没有任何人理会它，这对自己的理论进步没有意义，所以我希望有些评论和批评，那么这个理论还可以得到继续的发展。

10年前，大约是1999年或2000年，我在天则所做了一次报告，讲了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机制，当时我是从长期的角度来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今天报告题目中的劳动力部门转移实际上主要指农民在农业和非农之间转移，这是发展经济学的一个主要课题，发展经济学一般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10年我做的那个研究报告也从长期角度考虑。但是我现在想把它变成一个短期的问题。举个例子说，现在我们可能体会到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性，像去年的农民工失业问题，要回到乡村去，所以它一下子就变成短期问题了。我想我们需要把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结合起来，然后侧重从短期角度来研究劳动力转移问题，短期问题就涉及到短期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波动，国民经济的波动，还有价格的波动。所谓短期问题，就是如何把劳动力转移和这些波动联系起来。第一，劳动力转移本身是波动的，存在一种明显的短期波动的事实。第二，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波动和国民收入的短期波动、价格的短期波动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关系，我想谈谈这些。我今天谈的东西可能有些空洞，也有资料的问题，还请大家原谅。我在交给天则所的稿子后面又加了不少内容，可能有点太长了，第一部分是关于短期理论的提出；第二部分关于劳动市场，第三个部分关于三个市场，即两个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共同均衡，另外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共同均衡的长期的一面，因为这个问题经常是从长期的角度来提出的。短期波动这次讲的是产量波动，下面会讲到价格波动，然后讲到货币流通速度的波动和通货膨胀，就讲到了货币政策的有限性、局限性。这么多内容我今天是不可能讲完的，我想主要讲实体经济，劳动力转移和实体经济波动的关系。

主讲人胡景北：
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先看一些数据。从第一个图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农业劳动力长期下降的趋势，除了1958年那次大的波折以外，这个下降趋势还是很平稳的。可是如果我们要看短期，看图2，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波动是非常剧烈的。l1=L1/L是农业占总劳动力总就业的比重。这个比重在中国一直在下降，但是比重下降的年度变化非常大，变动率是非常大的。长期来说，农业劳动力不但向外转移，而且这个转移是高度波动的。

图1 中国劳动力转移的长期趋势

看中国的情况，农业劳动力占在总劳动力比重的差分的变化也非常大。中国农劳比重在平常的年份会下降1%或0.9%。中国一年下降最多的是一年下降23%。中国从1953年到2007年才下降了42%，从那一年的指标来看，一年就完成了三十多年的任务。当然还有很多年中国劳动力转移是负的，负的就表示农业劳动力比率上升。

图2 中国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波动

我们用h = -dL¬1/L表示农业劳动率比重变化的瞬时速度或者加速度。h从本世纪开始到2002年、2003年开始在上升，从这个趋势来看，到2008年应有一个下降的趋势。1959年和1979年h便出现显著的下降趋势，这是因为前期劳动力转移太多，所以政府就强迫部分城市人返回乡村，一下子农村劳动力又增加很多。1990年h下降，农劳比重上升可能是人口普查原因造成的，1990年人口普查表明中国人口和中国劳动力数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1990年中国的总劳动力增加了将近17%，也就是说1/6的劳动力就在那一年增加了，其实这一年的增加量应该是80年代一年一年增加的，但是统计局没有把这个增加量分到那几年去，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划分合适，所以就采用了统计局的这个数据。但无论如何，从上面的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劳动力转移有一个短期的意义。

下面我们来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波动，讨论它的波动机制。我们先来看图3，转移劳动力的劳动市场图。图的横轴是总劳动。横轴从左向右表示农业劳动投入，从右向左表示非农劳动投入。我们假设充分就业，并假设总劳动给定为L，则农业和非农业劳动投入分别是L1和L2，且L1+ L2=L。这里假设一个人不在农业就在非农业就业，反之亦然。图中的纵虚线表示总劳动的部门配置。假设劳动力的部门配置线为图3中的AB直线。我们从左原点引出农业生产函数线，从右原点引出非农业生产函数线。假设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非农业，所以对应于同量劳动投入，非农生产函数线更为陡峭。在劳动配置线是AB的情况下，非农业总产量是相应于B点的纵轴点。我们用非农产品做价值标准，农产品价格是p。为了使两个生产函数可加，我们用p乘农产品，所以图3中的农业生产函数线其实是农业产值函数线。在劳动配置线为AB时，农业总产值为对应于A点的纵轴点。A、B两点在纵轴上的对应点之和就是这个经济在劳动配置线为AB线时的总产值。AB线上劳动市场均衡的条件是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工资相等。我们假设农业工资由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品决定，非农业工资由非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品决定。从左原点拉出一条直线到A，这条直线和横轴的夹角可以表示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品。我们再从B点向右纵轴引出非农生产函数线的切线。这条切线和右纵轴上的点Z相交。过Z点作一水平直线，该切线和此水平线的夹角便能够表示非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品。如果两个夹角相等，农业和非农业工资便相等，一个劳动力流动到任何部门得到的工资相等，所以他不再流动，此时劳动市场均衡。均衡点就是图中的A点，AB线就表示劳动的均衡部门配置。图中其他两条劳动配置线都不是均衡配置，因为在生产函数形状给定后，其它配置线确定的两个夹角都不可能相等。

现在我们用图4考虑价格变化。如果p变化，农业产值生产函数会相应扬高或抑低，两夹角不再相等，AB线不再是均衡劳动配置线，劳动力又会在两部门间流动。因此，图4表明，只要价格变化，劳动市场就必须调整。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价格p是农产品相对于非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为了研究p的变化，我们考虑农产品市场。农产品供给是农业产值生产函数，与p、农业劳动投入和农业技术有关。我们把农产品需求视为总收入即总产值中的一个部分，用c表示农产品需求占总收入的比率。总收入越高，农产品需求越高，但c越低。我们在图5中绘出总收入曲线。农产品需求是总收入的函数，因此它和总收入一样从右纵轴的某一点开始向左上方延伸，只是由于c随总收入提高而下降，所以农产品需求线比总收入线向上延伸的斜率小得多。我们设想c在短期中不变，因此把农产品需求线绘成一条从E点向左上方延伸的直线。图5中我们仅仅绘出了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均衡点A，即农产品需求线和农业产值生产函数的交点，它表示在价格为p时，对农产品的总需求恰好等于在这一价格水平上的农产品总供给。同时，A也是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共同均衡点，因为在劳动配置线为AB时，两个夹角恰好相等，劳动市场也均衡。A点表示，AB线标示的劳动配置，使得配置到农业的劳动力在给定技术水平上所生产的农产量，正好在特定价格水平p上，一方面恰好等于在这一劳动配置时整个经济生产的总收入在这一价格水平上所产生的对农产品的总需求，另一方面配置到农业的劳动的平均产量在这一价格水平上又恰好等于配置到非农业的劳动的边际产量。由于农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均衡，所以经济的第三个市场即非农产品市场也是均衡的。

我的第六个图从长期角度观察经济发展。一旦超越短期，我们就得引入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我现在仅仅考虑资本积累。假设积累的资本“恰当地”配置在两个部门，两部门生产函数线都上扬了且上扬到“恰当”位置。我们假设总劳动不变，但总收入会因为资本积累而增加，所以农产品需求线尽管更平缓，但抬高了。同时两个夹角也扩大了。图6是发生资本积累后重新实现了均衡的两个市场共同均衡图。图中的粗线表示资本积累后的情形。在新的均衡点A*上，与原均衡点A相比，总收入提高，农产量和非农产量皆提高，农产品需求也提高，农业工资和非农工资也都提高，但农产品价格不变。均衡劳动配置线向左平移，表示农业劳动投入更少，非农劳动投入更多。用非农劳动的增加来定义经济发展，那么，在长期中经济将逐渐发展，一直到农业劳动力少到农业劳动边际产品和非农劳动边际产品相等的地步。

根据图6，我们可以定义劳动力部门转移的均衡。图6中的点A和A*分别是劳动力转移前后的短期均衡点，纵虚线AB和A*B*分别是劳动均衡配置。劳动力在这两个配置之间的转移量是|L1*- L1|或者|L2*- L2|。我们定义在两个均衡劳动配置之间转移的劳动力的均衡量是一个使得转移前后的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均衡且农产品价格不变的转移量。用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观察实际经济生活中发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波动。

现在我们观察短期。我们从某一点开始。假设发生一次冲击，比如2007年中国农产品价格相对于非农产品价格上涨很厉害。我们设想对中国经济的一种冲击造成了农产品需求的一次性上升。在图5中，它表示农产品需求线一次性上扬。我们为此绘出图7。因此，在原先的劳动配置线AB上，农产品需求线现在过点A’，A’>A，农产品需求超过供给。此时，经济的反应可能仅仅局限于劳动市场，一部分劳动力必须从非农转入农业，这样，整个经济的总收入减少并带动农产品需求下降，同时农业劳动力增加导致农产量提高，所以，在图7中，农产品市场在A~实现供求相等。这实际上是毛泽东政府1959年以后做的事情，强迫城市人到农村去。但是，由于劳动力转入农业，造成农业工资严重低于非农工资，因此劳动市场不均衡。但如果劳动力一流动，农产品市场马上供不应求，所以当时就不准许劳动力流动。

我们考虑另一个极端。农产品需求提高后，劳动市场不反应，仅仅产品市场反应。这就是我的第八个图。此时p上涨到p’， p’>p， 因此在农业生产函数不变的前提下，农业产值生产函数上扬，并过点A’与农产品需求线相交，产品市场供求相等，原先的劳动配置不变。但是，由于p变了，上面讨论的两个夹角不再相等，原先的劳动配置不再是均衡配置，因此劳动市场同样不均衡。由于p的变化，农业相对工资提高，一部分劳动力愿意转入农业。但劳动力一转移，产品市场又重新失衡。

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都会对农产品需求提高起反应，因此一方面我们看到劳动力在部门间的转移，一方面我们看到价格变化。由这两者我们又看到工资的变化。因此，在图9中我绘出两个市场同时变化后的结果，经济经过波动，将在A*重新实现均衡，达到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的重新共同均衡。经济数据在A与A*点上的区别是在A*点上价格提高了，工资提高了，利润率下降了，农业劳动力增加了，非农劳动力减少了。如果仅仅用劳动力向非农转移来度量经济发展，非农劳动力越多经济越发展，那么，从A到A*，经济将经历一次后退，或者说是衰退。

当然，这里的前提是经济灵活调整。如果经济中存在阻碍调整的因素，比如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价格和工资不能自由调整。就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来说，这里指的不再是命令经济下的不能自由流动，而是在市场经济中的阻碍调整因素造成劳动力难以自由流动。例如一个企业按照订货生产，交货期、交货量、价格都已经确定，在资本投入不变和技术、制度稳定的前提下，它需要一定的劳动投入。如果在生产期间出现农产品需求一次性上升，价格提高。工人工资要价提高。如果生产高度灵活，该企业可以减少工人以适应新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状况。但该企业做不到这一点：它需要保持现有工人。这样它可能就得提高工资，并减少利润。但是，如果许多企业这样做了，农业就缺少劳动力生产出相应于提高了的需求的农产量。因此，我们就看到产品市场的供不应求将传导为劳动市场的供不应求：农业需要劳动力来保证适应需求增长的农产品实物产量；非农业需要劳动力来抑制工资上涨的压力。可经济的劳动力总量是给定的，因此经济现在既没有更多劳动力用来生产农产品，也没有更多劳动力用来供给非农业。所以，产品市场过热就变成了劳动市场的过热。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将进一步上涨，工资也就进一步上涨，利润进一步减少，一些经济效益较低的企业将承受不住压力而首先破产，经济有可能出现危机。我想，我们现在面对的经济危机或者经济向下波动在一定程度上也许可以就此得到解释。
谢谢大家！

图3 劳动市场均衡  

                  
图4 价格波动对劳动市场均衡的影响

 
 
图5 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共同均衡

   图6 资本积累和经济均衡发展

图7 仅仅劳动市场反应：劳动力配置调整

图8 仅仅产品市场反应：价格调整
 

图9 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共同调整后的均衡
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DWContent.asp?DWID=433。在此向天则研究所和主持人、评论人以及与会者表示感谢。)

“夜话”2009年第21期， 2009年12月14日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s）一书作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为什么中国需要左派”（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461）。朋友推荐我阅读。可我读后立即在大脑中浮现出的，却是四十年前惟读马列毛时熟悉的一段列宁语录“资产阶级的教授们只要一越出他们的专业领域，就会暴露出他们的可笑。”（大意）。黄亚生在资本主义的名校任教，按照列宁的标准肯定属于“资产阶级教授”了(当然，按列宁标准我也是资产阶级教授）。我今天已经不相信列宁的话，只是很遗憾：黄亚生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写的那样好，其他许多文章也写得漂亮，可“为什么中国需要左派”却成了他的败笔。我甚至怀疑这篇文章不是他写的。

当然，无论这篇文章是谁写的，文章里面的观点都是值得讨论的。尤其在今天，中国正处于某种改革不行、不改革也不行的尴尬状态，这篇文章提出的“左派”问题更值得讨论。

毫无疑问，中国不但需要右派，需要中间派，也需要左派，今天甚至比以往更需要左派。可是，无论什么派，在中国目前和未来的环境下，他们都必须首先自由主义派，都必须承认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就是人与人的自由、平等和法治。在这一基础上，各个人对中国社会问题会形成自己的基本倾向和基本看法，包括对自由、平等、法治本身的看法，并出现左派、右派、中间派等等不同思想潮流。就具体政策建议和作为上，比如左派右派当然不同，可是它们的政策指向都应当是自由主义，是扩大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和法治。中国需要左派，但仅仅是自由主义的左派。比如秦晖和姚洋对中国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便不同，秦晖偏右，姚洋偏左，但他们最多是自由主义的右派和左派。中国需要他们俩人和他们各自代表的观点。但是，如果一个派别离开了自由主义，它的指向是专制主义的，那么，不管它号称左派、还是右派，它们都是中国之害，中国都不需要。

可惜的是，黄亚生的文章呼吁的“中国左派”，更像是一种专制主义指向的左派。下面，我就黄亚生对左派的定义和他的三个论证来说明这一点。

1．“左派”定义的误区

黄亚生定义的左派为“一方面不是意识形态型的，是务实的。另一方面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是那种‘为人民服务’传统的左派。”（见该文，下同）。他没有定义右派。但按照他的方式，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右派定义为“一方面不是意识形态型的，是务实的；另一方面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为人民服务’的传统的右派”。如果可以如此定义右派，那么左派右派在这个层面上无法区别，黄亚生的左派定义便是无效的；如果不可以如此定义右派，左派就已经得胜了，因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当然需要并且只需要这样一个派别！不过，如此一来世界上便没有左派右派之分了，因为每个人都会宣布自己是既务实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左派。

黄亚生定义中的关键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毛泽东政府用的词汇是“绝大多数人”）利益”、“为人民服务”。恰好这个关键是软肋。什么叫做“真正关心大多数人”？什么叫做“为人民服务”？它们本身就不可定义，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秦晖和姚洋谁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如果说左派真正关心，难道右派就不真正关心吗？黄亚生举劳动法为例。我是支持劳动法的，但是，我的许多朋友反对它确实有其理由，因为就业会受到影响，而中国还有许多人宁肯接受更低劳动条件而不愿意待在农村。如果就此说反对劳动法的人“不真正关心”大多数人，他们反而会说中国的大多数人是急着在城市找到工作的农村人；倒是支持劳动法的人才“真正不关心”大多数人。黄亚生把不同派别的争论提高到是否“真正关心”大多数人的高度，这些派别便无法争论。如果争论环境再一步恶化，这些派别甚至无法生存。对于不同派别的人，一句“他们不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就足以取缔他们。在中国近六十年的历史上，这样的取缔我们经历得太多了。

“真正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人民服务”都是动人的美好词汇。但是，这些词汇在中国被人玩弄的如此彻底，每个中国人明知玩弄者的欺骗却又只能陪着笑脸奉承，所以中国人对这些词汇具有高度的免疫力，甚至玩弄者自己都心知肚明。这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特点。比如委内瑞拉的查尔斯、洪都拉斯的塞拉亚被许多人认为是左派，但他们要修改宪法让自己成为无限期总统的做法在中国受到的蔑视便远远超过了西方人的蔑视程度，因为中国人对以“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为由终生执政的事情体会太深了，这就像受过伤痛的人特别明了伤痛可怕那样。面对中国人的这一心理创伤，在中国，即使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人也忌讳公开声明自己是那样的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绝不仅仅是中国人丧失了道德感，而是中国人被自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骗得太深了，所以他们自动地厌恶（尽管常常得笑脸相陪）那些“真正关心”一类的说辞，无论它是真是假。

中国的另一个特点是存在着强大的专制主义指向的左派和右派。由于什么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什么是“为人民服务”说不清道不明，这些人特别喜欢高调地宣称自己“真正关心大多数人”。1990年代后期中国搞国有企业私有化，据说国企怎么卖都行，只要工人不上街就行。这是典型的“右”了。可那时的当政者认为他们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才这样做的。近几年各类出版禁忌，包括黄亚生自己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版禁忌，应当是“左”了，主使人也以“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为理由。因此，黄亚生用是否“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为标准，不但无法判别自由主义的左派和右派，而且非常容易被专制主义利用，最后，这样的定义本身也带着太强烈的专制主义的语言色彩。

事实上，专制主义者也最喜欢使用这类既无明确含义、又充满道德感染力的词汇。古代君王便乐于体恤臣民。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衷心相信毛泽东、卡斯特罗这些“传统左派”当一辈子国家首脑是他们“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表现，即使他们老的连话都说不清楚，他们依然应该当元首“为人民服务”到最后一分钟。至于像华盛顿那样的人即使是好人的话，当了八年总统就想卸任便是“不愿意”终生为人民服务。后来的我才明白越是宣称“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宣传“为人民服务”的人越是不可靠，除非他不把自己的服务方法说成是唯一有利于人民的方法，并且服从人民对各种服务方法的选择。欧美国家的自由主义左派和右派就是这样。大多数英国人为什么有时候不选择英国工党、德国人不选择社民党、美国人不选择民主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即使这些左派党确实是“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他们关心的服务方法也不合大多数人的需要。反过来说，如果大多数英国人选择保守党、德国人选择基民党、美国人选择共和党，那也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右派党才是“为人民服务”的、至少要比左派党“为人民服务”得更好。在自由主义阵营中，无论左派和右派都不宣扬只有自己“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而是解说只有自己的某项主张“更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由于自由主义的左派和右派至少都信奉古典自由主义原则，所以他们执政才不会走到专制。

2. “左派”和人民福利

黄亚生从他的左派定义出发，自然就得出左派更能提高人民福利的结论，因为左派“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而大多数人是穷人，所以左派“看到穷人利益受到破坏，他会难过，他会气愤，他会主张政府采取措施直接保护穷人利益”。可是，我们凭什么说右派看到这样的现象不难过，不气愤？只是右派对政府抱有更强的警惕，更着意于防止政府做坏事，因此他往往不会立即主张政府干预，而会先探讨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保护穷人利益。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这两派都需要。而在中国，可能右派更加重要一些，因为中国政府的干预已经太多，因为中国政府干预的成本太高，因为一般老百姓还太习惯于政府干预，因为政府还太习惯于把自己的干预视为自己对老百姓的恩惠。

黄亚生为论证“左派更关心人民福利”举的两个例子都很笨拙（所以我委实不敢相信是他写的）。第一个例子是中国政府不在这里干预就在那里干预，左派要政府多干预社会领域就会“自动”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右派要求政府少干预社会领域“必将”导致政府多干预经济，所以左派的要求更能够促进市场经济。可是，中国右派要求的是全面减少政府干预，无论在社会领域还是经济领域。观察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和社会过程，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政府干预全面减少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有波折，尽管今天中国政府干预总规模依然太大，而在许多需要干预的地方却又做得太少。所以，说政府干预“总规模”不变而左派右派只是在干预“结构”上有别，不符合中国事实。最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分不开。没有社会领域对人约束的放松，市场经济便发展不了。

黄亚生举的第二个例子是经济适用房。这方面的争论很正常。全世界都有争论。拥护经适房的人并不一定就“真正关心”穷人，反对经适房的人也可能“真正关心”穷人，经适房的争论不应当在这个层面展开。黄亚生开辟了另一个层面：政府的钱不用来造经适房就会用去造政府大厦。在这个层面上，我相信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会成为黄亚生说的左派，因为在这种两择一的公开表态中，谁都会选择经适房，都会表现自己对穷人的“真正关心”。可我们在中国面临的不是这样的选择，我们讨论的既是如何保证经适房用于穷人，也是这笔钱是否还有其他用于穷人的方式，例如直接给穷人补贴，例如用于户口制度改革。我本人就一直认为，在户口制度没有改革之前，增加城市人口福利会提高户口制度改革的财政成本，因为户口制度改革将把大量现在被排除在城市福利之外的穷人吸纳入城市福利，所以任何提高现在城市人口包括穷人的福利的做法都必须十分谨慎，因为他们已经是某种“特权者”了。不过，这里的主要问题是黄亚生提出的两个层面都太像我所熟悉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层次，是排除任何自由与平实讨论的层次。如果换一个层次，例如讨论如何降低富人入住经适房的比率，黄亚生对茅于轼“厕所论”的批评才能够平实起来。

3. “左派”和私有经济

黄亚生认为“左派”比右派更能够促进私人经济的发展，为此他又一次提出了一个奇怪的理由：“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缺乏‘保障个人权利’这一基础的，因此中国没有真正的，完全独立于政府的私人经济。为什么没有真正的私人经济就需要左派呢？因为在中国经济体制里，真正的、百分之百毫无疑问的私人成分只有个人和家庭，而个人和家庭的最大组成部分就是工人和农民（用现代表达方式就是蓝领，用传统表达方式就是无产阶级）。而左派关心——或者说是应该关心——的是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因此推断出这么个结论——在中国只有左派是真正维护私人经济的。”

中国的左派读到黄亚生的高论不知道会受宠若惊还是会勃然大怒。黄亚生这个理由也完全可以应用到其他国家，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中，个人和家庭的“私人”成分都比企业更高，所以每个国家的左派都是“真正维护”私人经济的！左派们是哭好还是笑好呢？

黄亚生的错误就在于把个人和家庭视为私人经济的唯一或唯一主要成分了。可是，已经走出自然经济的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成分是企业。一个经济体存在个人和家庭（甚至包括家庭生产）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私有经济”，否则毛泽东政府时期中国也是私有经济了。即使在左派那里，判断一个经济私有与否或私有程度高低的标准也落在生产者或者企业一侧，例如生产资料掌握在私人或者非私人手中，企业是否为利润生产。所以，在黄亚生呼吁中国需要左派之前，可能先得了解公认的左派观点。

黄亚生关于私有化的论述，是他这篇文章中的亮点。这也是黄亚生的专业所在。专业素养限制了他在专业问题上使用是否“真正关心”、“真正维护”的语言来讨论问题。可是，一旦平实地讨论问题，他在私有化问题上的态度便完全是反左派的了，当然也是反强盗逻辑的右派。可这样的右派不属于自由主义。尤其是他批评的1990年代末的“北京共识”，正是那些专制主义“左派”最洋洋得意的东西。可惜这个亮点在他的文章太不重要了。

4. “左派”和一党制的“民主”

黄亚生不仅认为左派更能促进私有经济，而且还认为中国现行体制下左派当政就可以代替民主。什么是中国现行体制呢？他定义为缺乏个人权利的市场经济。在他看来，“因为左派最关心蓝领阶层的利益，而蓝领阶层在中国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恰恰是左派，可以补充市场经济中所缺乏的个人权利保障的基础。在民主体制里，选举是把具体人和政府抽象人联系起来的一个工具。在一党制下，左派起了联系抽象人与具体人的作用，起的是一个民主替代物的作用，虽然不是完美的替代。左派当政从功能上就成为一种没有选举的民主。”

好一个一党制下的“左派当政”可以替代民主。我们知道全世界一党制国家很多都是左派当政，“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最初是作为左派上台的；斯大林、毛泽东、昂纳克（原东德）、卡斯特罗（古巴）、波尔布特（柬埔寨）都是一党制时的左派当政，那里有民主吗？千百万人死于他们当政的和平时期，更多的人连生存权都没有，只能随当政者摆布。我很难想象黄亚生怎么能够把左派当政理解成“市场经济中所缺乏的个人权利保障的基础”，并且成了没有选举的民主？

就中国的情况来说，黄亚生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书中褒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贬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经济。他的褒贬自有理由。可1980年代的中国，在全世界左派眼中都是右派当政。翻翻那时左派人物的文章，常常可以看到他们感叹中国背弃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复辟了资本主义。但按照黄亚生的标准，那时期中国人民福利、市场经济、民主的发展都比其他时期好。可见好时期和左派当政完全是两回事。另一方面，谈到现在的中国，黄亚生说“左派可能比右派更拥护现行体制；而右派可能比左派更被动地接受现行体制”。按照他的说法，左派更拥护现行体制，那现行体制更应当是左派当政（否则他们为什么拥护呢？），于是现行体制更可能是一党制下“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体制，是“没有选举的民主”。这样的说法我相信连我们国家的当政者和左派也不敢接受。另一方面，黄亚生自己在这篇文章中继续认为中国目前的工资增长太慢是因为“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可见左派当政依然保障不了个人的权利。

结语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中国经济今天走到了新的路口。中国经济强大起来，中国人富了起来，少数人巨富起来。所以，中国经济不再单纯是穷的问题了。中国改革是在毛泽东绝对专制主义把中国拉到普遍和极端贫穷状况下发动起来的。改革主导思想的精髓就是邓小平说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为了保证少数人先富起来，大多数人的个人权利就得限制，用政治专制的方式去限制。比如法院不得受理国有企业私有化中的争议。三十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人离开了普遍贫穷，却走到了多数人不穷、少数人巨富的地步。这是三十年前改革逻辑的必然结果。中国需要转变到多数人小康，少数人大富的状态。如何转变？对左派来说，收入再分配最重要。但收入再分配需要政府；可而正是政府对多数人权利的压制才造成了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平等。在这里，中国的左派出现了分野。例如，被许多人认为是左派的左大培独立于政府的倾向就十分强烈。但更多的中国左派则希望“真正关心大多数人利益”的更专制的政府来实现再分配。可中国人对“真正关心”一类说法的免疫力和对更专制时期的痛苦回忆，把这些专制主义指向的左派边缘化了。中国确实需要更多的再分配，但中国又不需要更大更专制的政府。这就是矛盾。黄亚生的文章表露了矛盾的一面，但忘记了矛盾的另一面，而他的专制主义倾向的论证容易把对这矛盾的思索引向错误的方向。我坚定地认为，中国需要左派，但中国需要的是自由主义的左派，是在反对更大更专制政府和争取个人权利的同时实行收入再分配。

 “夜话”2009年第20期，2009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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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我就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写了一篇网文《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和意义》，表明我对该次危机的基本看法。我的看法可以用几句话简洁表述如下：农民和资本的结合是当代世界经济最突出的现象。通过这样的结合，农民提高了生活水平，资本提高了利润率。但是资本的增加速度远远超过农民的增加速度，所以，过了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积累后，农民收入的继续提高导致了资本利润率下降，2008年经济危机就出现了。而经济危机的作用便是摧毁那部分低利润率的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使资本主义生产适应新的更高的劳动收入水平。

在我看来，当今世界在整体上依然处于从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用全世界农民数量的相对和绝对减少来度量，并且可以用农民转入资本主义部门的速度来计量。农民转移速度有快有慢。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随着以共产主义运动为核心的专制制度在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农民转移在这些国家内部被遏制了；随着工人运动在欧美老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农民的国际转移又被遏制了，世界农民转移变得非常缓慢。这一状况在前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扩大了农民和非农民的经济差距；在国际上扩大了前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这样，共产主义运动就走到了它的反面：它把自己从农民的救星转变为农民的梦魇，把农民从惧怕与反对资本主义转变为渴望和欢迎资本主义。到了198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和它建立的专制制度及其影响在前资本主义国家走到了头，工人运动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时解体了。前者为农民转移创造了条件，后者为资本转移创造了条件，这样，资本和农民又一次结合起来，一方面，农民转移速度迅速提高，一方面，资本融资规模迅速扩大。农民转移的加速和资本融资的扩大出现在几乎所有国家中。但前者主要出现在刚刚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内，而后者主要出现在老资本主义国家内。亿万农民与资本结合并从而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在转化为对资本的巨大需求同时又为资本提供了巨大的盈利机会。为了实现盈利的机会，老资本主义国家在动员资本的时候又创造了各种融资方式，以便把现有的储蓄翻倍地应用起来。经济发展有五个要素，即制度、技术、劳动、资本和需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农民和资本自由结合的制度已经出现；老资本主义国家本来便放着现成的生产技术；农民作为最活跃的劳动力现在也是现成的了；资本又通过各种融资工资创造了出来，而全世界人尤其农民对消费的需求在压抑了几十年后更如井喷一样爆发出来。一切水到渠成。资本主义生产开上了高速公路，产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市场一片热火朝天。在这样一种“大好形势”下，为什么又突然发生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呢？我的解释在这片大好形势下，农民变得越来越少，使得农产量跟不上需求，农产品价格开始上涨；越是后转移的农民对工资的要求越高，而农产品价格上涨更刺激工资提高。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净作用是把一部分利润收入转移为劳动收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和金融无法继续保持原先的利润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出现了。而经济危机总是通过金融危机爆发出来。

凯恩斯左派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经济学家对2008年危机的解释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和工人工资的下降造成了工人购买力的萎缩，迫使快速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刹车。确实，在美国，在德国，如果用1970年前后的价格计算，工人在2007年的实际工资可能比他们在1977年还低。在纽约的移民劳动市场上，连名义工资都下降了好几年。但是，他们把目光仅仅局限在老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他们放眼观看全世界，他们就会发现新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的实际收入在最近三十年增加了许多倍。全世界至少有十几亿农民在这三十年里干脆就从食不果腹变成了吃饱穿暖。没有大量资本包括折旧后的原有资本和新资本转移到新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大量生产能力包括原有工厂整体转移到新资本主义国家，就不会有近三十年的大规模世界农民转移，自然也就不会有老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工资的下降。可是，毕竟前资本主义国家和新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比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穷很多，团结起来争取自己利益的力量小很多，发表言论的机会少很多，同时人数却又多很多，本来，不管一个人信奉什么主义，在考虑当今世界人类问题时总是应当首先考虑那些更穷、更弱尤其数量更多的农民。但是，很可惜，在世界知识界占据了100多年主流地位的左派理论中恰恰没有农民的地位。比如，马克思的《资本论》里除了资本剥夺农民的论述外，完全没有考虑农民向资本主义转移的问题。而在凯恩斯的体系里，农民转移问题根本不存在。实际上，从凯恩斯体系引出的危机救治方式，例如贸易保护，限制移民等等，从世界范围看，都是反对农民的。

其实，无论是马克思的理论，还是凯恩斯理论都没有对经济危机直接做出解释。凯恩斯理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产物。但凯恩斯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延续多年的经济繁荣会在1929年突然转为危机。他的《通论》出版于1936年，他所做的工作已经变成解释为什么1929年危机发生后经济迟迟不能复苏。他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和救治政策，只是在危机发生后才有用，因为危机总是在繁荣的时候突然出现。而在繁荣的时候，市场上不但不缺乏需求，经济中头痛的问题反而是需求过盛。只是到危机出现以后，市场需求才一下子萎缩，经济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1929年前后是如此，2008年前后也是如此。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和工人阶级购买力不断下降的矛盾。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已经表明，资本主义不但存在着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同时也存在着工人阶级购买力无限扩大的趋势。所以，马克思讲的矛盾并不存在。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无限扩大的趋势中，也会经常出现生产缩小、消费下降的状况。长期趋势和短期波动是相互依存的，就像一个人开车到某地的过程中会有加速、减速甚至倒车的现象那样。生产缩小、消费下降就是经济危机。但人类可能发明什么社会制度来消除经济的短期波动呢？没有可能，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消除经济波动以及社会波动。试图用所谓共产主义或者计划经济或者任何天堂与救星的说教来证明人类有可能消除经济波动的理论，和永动机的理论一样，不是幼稚的便是欺骗的。

当然，在承认经济发展和工人收入增长趋势的同时，我们又需要分析每一次波动的原因，需要找出教训以便在未来避免过大的波动。所以，一个人需要分析为什么最近二三十年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工资会下降，分析为什么最近二三十年那里的金融创新特别活跃。但只要认真思索，这个人就必然会跳出老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而走向对全世界最近二三十年经济变化的思索。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试图了解为什么前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近二三十年来转移得那么快，为什么这些国家的生产能力扩大得那么迅速，这个人也必须跳出前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同样走向对全世界最近二三十年变化的思索。而正是对世界经济的思考，让我相信农民和资本的结合既是解释近二三十年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也是解释2008年经济危机的关键。

“夜话”2009年第18期，2009年10月22日

    一年前的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宣布破产；五天后的9月20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了美国和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市场救助计划。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了。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和市场信心一下子崩溃了；几乎所有银行一下子陷入了流动性危机。世界经济突然从奇迹般的高增长低通胀跌落下来。失业和收入降低的危险突然出现在每一个人面前，而且千百万民众真的失业了。一年后的今天，世界金融和经济体系似乎已经脱离了危险期。主要国家的金融体系恢复正常运转；一年前面临倒闭威胁的金融机构又开始盈利。工业生产也从下降转为上升。当然，在我看来，危机还没有结束。不过，无论如何，比起一年前，全世界的商人和政治家都可以松一口气了，全世界的民众也可以缓一口气了。一年来失业的民众尽管还在失业，许多在业者尽管依然面临失业危险，但已经有了希望。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资本主义的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最大教训也许不是别的，而是经济危机并不可怕。在我们从小接受的独尊马学的正统教育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被描绘得非常恐怖，似乎一到危机时期，劳动人民就遭遇了巨大灾难，例如在1929-1933年大危机中，“一方面，工厂倒闭，大约有1700万工人失业，3000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另一方面，垄断资本家为了维持商品价格和利润，却大量销毁商品，破坏生产力。成袋咖啡倒入大海，牛奶倾入河中，小麦放在锅炉里烧掉，农作物被焚烧。”（参见例如http://ja.3edu.net/ls6/Lesson_83979.html，2009年9月19日）光是这句“3000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就让人毛骨悚然。就在刚刚发生的2008年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几百万失去了住房，失去了工作，承受了着危机的苦难；同时又有多少住房空置！

    今天，我们中国人第一次不是在课堂上听说，而是亲眼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使我们还没有获得新闻自由，即使我们的记者追随着喜欢负面新闻的资本主义记者，即使我们知道连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承认许多人在危机中失去了住房和工作，但我们依然没有听说那些劳动人民因为经济危机流离失所，没有听说他们在饥饿中挣扎，更不用说在“死亡线上挣扎”了。那些失去住房的人如何居住，尤其是他们的孩子和老人如何度过每一个阴冷的夜晚？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如何生活，如何避免饥饿甚至饿殍？我们的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和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师尽可以想象，尽可以激发学生对资本主义的仇恨。我自己就是在这样的教育和仇恨中长大的。反正信息封锁，反正无法对证，反正不允许争论。可是，当我们中国人今天第一次不是听说、而是亲眼看到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我们对危机的恐怖开始消散了。是的，我们确实不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失去住房的那些人如何度过每一个黑暗的夜晚，不知道失去工作的那些人如何避免饥饿，但我们知道那些人依然在适合居住的房子里度过黑夜，知道那些人依然用适合食用的食品吃饱肚子。而正是在这个月的一天夜里，我在上海四平路的街头还看到了工人（当然是农民工）就在轰鸣的机器旁睡觉。

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中国人对2008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见”，打破了独尊马学的中学政治、历史教育和大学政治经济学教育给我们的“百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恐怖神话开始暴露了它的臆想性质。当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无疑会给老百姓带来痛苦，给那些失去住房、失去工作的人带来痛苦；对此，我们应当同情，应当帮助，应当尽可能减少他们的痛苦。但同时，不适当地夸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散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恐怖感，却又是独尊马学者维持社会专制的方法。所以，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恐怖感的消散将让中国老百姓从独尊马学的阴影下彻底解脱出来。它对中国人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如果经济危机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的苦难不是那么可怕，人们也就不惧怕经济危机。2008年经济危机至少是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的最严重危机。2008年危机给资本主义社会老百姓带来的苦难不过如此，那以前危机的苦难多少可想而知了。而以后再发生类似的危机，人们也就不会恐慌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既然不是那么可怕，人们也就可以用平常心看待它了，正如用平常心看待我们一生中的起起伏伏那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然不是那么可怕，独尊马学的人就无法把它当成不可赦免的罪恶，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也无法把它当做反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理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然不是那么可怕，以避免经济危机为口实来创造一个新制度代替资本主义的说法也就失去了依据，这样，我们中国人就可以大大方方地看待资本主义了。

就我们中国自己的事情而言，经济危机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并不那么可怕的认识，还会令我们思路大开。例如，在耕地私有化和取消户口制度的问题上，许多人担心这两项改革实施以后，如果经济发生危机，进城的农民回乡没有田种，政府又管不了那么多人吃饭，中国也许还会发生千百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剧。正如我在几年前的《质疑新农村运动》中所说，这种担心是件好事，它是1959-1962年中国大饥荒在我们民族心理中留下的记忆，它使我们领导人处理经济问题时多少有点战战兢兢之感。但同时，这种担心又不必要，因为只要政治清明，“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会有，但严重饥荒不会再出现。”事实上，包括1929-1933年大危机在内，迄今为止没有一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造成过饥荒。1933年资本主义社会有1700万人失业，2008年中国有两千多万农民工失业，可他们依然有饭吃，甚至依然吃得饱。所以，经济危机虽然不可避免，经济危机虽然会给普通民众带来苦难，但由于经济危机带来的苦难并不可怕更不恐怖，因此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不应当成为否定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理由。

“夜话”2009年第17期，2009年9月20日

2002年1月1日我以个人名义建立了网页“www.hujingbei.net”。我在这个网页上除了发布部分教学和科研信息外，还不断地在“双周夜话”的栏目内撰写一些短文。本书收集了我从那时到2008年12月的七年间撰写的140篇“夜话”，并收入我在2002年以前发表在《上海财经大学校刊》上的两篇短文。我很遗憾的是七年里我没有能够坚持每两周写一篇夜话，有一年（2005年）甚至仅仅写了9篇。七年不算长也不算短，因此就把夜话汇总一下，编成现在的这本书（下载：www.hujingbei.net/upload/2009_09/09091109544561.pdf）。

本书的编排体例是每章的第一篇文章和该章的标题一致，其它文章按照发表时间先后排列。本书把夜话分成十章。但分章带有很大随意性，因为大部分文章适合编排在不同章内。

我把书名取为“自由、自律”，是因为把七年夜话收集起来以后才发现贯穿它们的主题其实是“自由、自律”。确实，没有自由，一个人不需要自律；但没有自律，一个人得不到自由。我渴望自由、强调自律。这七年的夜话表达了我的渴望和强调。同时，我深深感到，也许正是这些夜话，让我不断反思，不断警醒，我才能做到自律，也才能够享受到自由。当然，我现在享受的主要是心灵的自由，而不是比如言论和出版的自由（所以这本书不能正式出版）。不过，无论在什么外界条件下，心灵的自由也许都是最可宝贵的。

本书收集的夜话全部发表在www.hujingbei.net的“双周夜话”栏目中。从2005年起它们又同时发表于我在搜狐网站的博客www.hujingbei.blog.sohu.com上。陆桔利博士曾经为我收集了2002到2006年的夜话。这次收集整理又承蒙张艺的帮助。张艺并且通读了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对其中的文字表达尤其标点符号的应用提出了许多修改建议。我对她（他）们两位表示深深的感谢。本书中部分文章在网络发表前曾征求过许多朋友的意见。他们的姓名难以一一提及。这里也向他们表示感谢。同时，他们提出的建议没有完全被我接受，因此本书中依然存在的错误都由我个人负责。

              2009年9月4日于上海

“夜话”2009年第16期，2009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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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年报》上月18日发表题为“博士生一代不如一代？”的文章，开首第一句引用一位研究员的话“我没有量化的数据，但我对自己的学生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便把题目从疑问句“博士生一代不如一代？”变成了肯定句“博士生一代不如一代。”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至少就我工作的经济学领域来说，按照学术水平衡量，不是博士生一代不如一代，而是博士生一代胜于一代。当今中国博士生的学术水平远远胜于5年前的博士生，更远远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博士生。

       中国的博士生教育制度始于1978年，要给博士生分代的话，最简单的分法可以分三代，就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本世纪的三代博士生。这三代博士生学术水平孰高孰低明明白白：本世纪博士生水平高于上世纪博士生，上世纪90年代博士生又高于上世纪80年代博士生，一代胜于一代。最近几年的博士生更胜于前几年的博士生。就我自己以往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的经历说，博士生一代胜于一代的依据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1. 博士生入学考试参考书。将近十年前我接手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入学考试的经济学试卷出题工作。在这之前，那里使用的考试参考书是萨缪尔森 (Paul Samuelson) 的《经济学》初级读本，外国大学一年级的教科书。今天，上海主要大学经济学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参考书至少达到了国外大学高年级教科书水平，部分学校甚至使用了国外大学研究生的教科书。

       2. 博士生入学考试试题。十年前，在博士生入学的专业试卷上常常出现比如“你为什么要读博士”、“你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的看法”之类题目。众所周知，这类题目最适合官、商或其秘书，也最适合考官随意评分。我接手出题工作后，立即公布三个出题原则，a）不出议论题，b）不出联系实际题，3）不出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题目，而改为题意清晰、逻辑严格、正误明确的知识测试题目。如今，那些“你为什么要读博士”的题目也许还没有完全消失，但上海主要大学应当已经接受了我当初提倡的原则。根据这样的原则，官商考试并得高分的情形很难出现，而认真学习的人在考试中胜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当然，那些不根据考分而录取的状况另当别论）。

       3. 博士生课程。中国博士生教育有课程阶段和论文撰写阶段之分。十年前，上海可能没有什么严格的博士生课程可言。学生到导师家里汇报汇报自己读的书即可，而导师要学生读的书大都属于外国大学生初级阶段的书籍甚至不入流的书籍。记得我第一次用课堂给博士生开课，用的教材是《Microeconomics of banking》（银行微观经济学），通知给博士生。他们都非常奇怪，怎么要上课甚至还要考试，到导师家汇报一下还不行了；而且竟然用那么难的教材。确实，当时没有一位博士生能够读懂那本书。可是，今天上海主要大学都正式给博士生开课，用的教材往往也达到了国外各大学高年级甚至研究生的正式教材。

       4. 在职博士生比重。十年前，博士生中在职者非常普遍，从有权（官员）有钱（经理）者到本校与外校的教师甚至教授。他们不但入学常常有各种优惠，毕业亦有许多优惠。但今天，至少在上海主要大学，博士生中普通学生的比重非常高。普通学生入学和毕业都没有任何优惠，自然得努力才行。记得当年改变博士生入学考试出题时，由于新出题原则对在职者读博不利，一些博导提出异议，用比如在职者读博不用学校忧虑其就业问题等理由。我很感谢上海财经大学各级领导和许多同事师对我的支持。目前，社会上议论纷纷的官商在职读博现象在这里已经不复存在。（当然，许多学校现在搞的类似MBA的DBA即工商管理博士另作别论）

       5. 博士论文。十年前，博士生论文质量之差，可以说就平均水平而言，博士毕业生不知道什么是学术，以为写篇议论文便够了。至于高比重的在职者请别人写论文的事情就更等而下之了。但今天在上海主要大学，即使一个博士生剽窃，他至少也知道什么是学术论文了。剽窃是因为他写不出学术论文。可是写出十年前那种议论文对他依然毫无问题。十年前，他不用剽窃就可以轻松地拿到博士文凭；现在他即使剽窃也得去读点有水平的文章，至少这一点就表明，现在的博士生在学术水平上远远超过了上一代或者上几代。前几个月我对复旦大学一篇博士论文投了反对票，理由是一般议论而未深入。那位博士生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可十年前的博士生写出那样的论文还以为自己学术水平如何高呢。就我本人指导的博士生来说，他们在七、八年前撰写的博士论文放到今天我不会让其答辩，而他们在前两三年通过的博士论文我相信即使放到欧美国家的大学也能够顺利通过。

       6. 发表文章。从中国主要学术杂志的变化也可以看出中国博士生一代胜过一代。十年前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文章面向的是党政企业干部，今天的文章面向的是学者。十年前中国根本没有如今这种面向学者的学术杂志，那时和今天都被奉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学术杂志《经济研究》在那时几乎谈不上“学术”。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的作者中很多是博士生或者毕业不久的博士。就凭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想像中国博士生学术水平的进步。

       当然，我这里谈的是我个人的经历和我多少了解的北京、上海主要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博士生情况，因此我明确认为在学术水平上中国博士生一代胜于一代。试想那些仅仅具备外国大学一年级经济学知识的上几代博士生，那些入学时考“为什么要读博士”的博士生，有什么资格和现在具有外国大学高年级甚至研究生经济学知识的博士生比学术水平？那些满是空洞肤浅议论的上几代博士生的“论文”如何与现在逻辑论证明确的论文比学术水平？就是官、商，今天拿博士头衔也比十年前难多了，不信你去找那些拿到和尚未拿到博士头衔的书记、局长、董事长聊聊：而难便意味着博士生水平的提高。

       当然，我应当补充两点。第一，我所经历的中国博士生一代胜于一代的现象，并不代表中国博士生在整体上已经很接近国际水平，但它应当能够表明中国现在的博士生比前几代博士生更接近国际水平。第二，上海、北京博士生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低水平状况也许正在中国二线三线地区的大学开演，而那些地区之辽阔、博士点和博士生增加之迅速，完全可能让上海、北京博士生水平的提高相形失色，让全国博士生平均水平下降，而我是以偏概全了。不过，更重要的是如何防止上几代博士生低水平状况重演。中国博士生教育和本科教育一样，进难出易。上几代博士生水平太低的重要原因是进入难度太低，入学考试太简单。因此我在这里提出一个提高进入难度的建议：

       各学校在博士生入学考试开始后立即在教育部确定的网址上公开考题。

       这个方法容易实行，不需要成本。出题的博导们没有反对理由。一个专业领域可以出的考题太多了。如果一个博导出了三年题目就无题可出了，那他也不配当博导。同时各学校招收博士生的入学考试题目多少能够代表那个学校博士生的知识底线，博士生水平容易评价。其实，公开考题是我当年在上海财大接手经济学试卷出题工作后做的第二件事情（我出的考题见http://www.hujingbei.net/list.aspx?cid=16），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前面提及的改变出题原则。考题公开，无水平和低水平的题目将难以出现，知识性强的题目便会增加；再无漏题和虚评高分的腐败现象，官、商便会知难而退，有意于增进知识的人（包括在职者）便容易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中国博士生水平的提高便有了基础。

“夜话”2009年第15期，2009年8月12日  

这次季风书店读书会请马丽同学介绍她最近做的农民工调查。我非常钦佩马丽同学，能够深入到农民工的住处、工地、学校，体验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状况，做了100多次访问交谈。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她能够正视贫穷，走近贫穷。在西方大学，如果一门课程谈的是发展中国家，教师、学生都会讨论贫穷问题，年轻人的社会主义倾向很浓，什么事情都为穷人考虑。但在我们的大学里，许多人惧怕贫穷。我在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时曾建议研究生到乡村看看，住两天，但没有实现。在我们的课堂很少谈到贫穷。我们许多人谈到贫穷，会觉得自己就很穷，而不愿意走近更穷的人，不愿意正视贫穷，或者说惧怕贫穷。走近贫穷。我们在这点上做得不够。马丽做到了。她和我们不愿意接近的穷人交谈，她去我们嫌弃的棚屋，那些充满臭味的小农民工集聚的小街道，了解了农民工的真实情形。

我能够体会到农民工的情况。当年我自己从乡下回到城市，干的就是现在农民工的活。我被分配到环卫所扫马路。现在肯定是农民工在扫，我们这样的城市人人在管农民工。我们和他们的工资也许会相差五倍。这里的重要原因是农民工不享受正常的工人的权利。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参与市场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

马丽用她的案例，她所了解的真实情况，向我们展示了农民工的贫穷和困境。马丽同时告诉我们，造成农民工的贫穷和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户口制度让他们遭遇到的不公平待遇。由于她访问的农民工都来自外地，没有上海户口，所以他们在上海只能从事最脏最累的工作，他们的孩子没有权利入上海的学校，他们自己办的民工子弟学校受到各种限制和歧视。而这种权利的差别就是通过户口制度确定下来的。我认为中国的户口制度不是户口登记制度，而是社会等级制度。历史上中国劳动力都是自由流动、迁移的。自由走，自由定居，几千来都是这样的。但偏偏在毛泽东政府时期建立了这个制度，把中国人分成两个等级的制度。我很高兴地听说胡锦涛跟网友谈话时提到何时废除它的。我觉得户口制度是非人道的。其次，它和比如太监、裹小脚制度类似，并不是人类共性的制度。人类开始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以后，也只有中国、朝鲜以及另一个非洲国家实行了户口等级制度。所有其他成功走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都有户籍制度。但它们的户籍制度只是一个户口登记问题，一个人只要有住处，无论住在自有房屋还是租赁房屋中，就有权利也有义务在现住地登记户口。这是一种登记制度，而非审批制度。

所以，要改变农民工的处境，便需要废除现行户籍制度。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点可能不是农民工自己能够意识到的。许多农民工没有意识到这里的不平等。对他们来说，能够进城已经很好。确实，和毛泽东政府时期相比，他们的境遇已经好很多，已经能够进城找工作了。许多农民、农民工不知道毛政府时期搞的户口制度是不对的，也不知道现在这个户口制度依然也不对，不知道自己本来就应该有进城的平等权利。在马丽的调查中，一些上海人也不知道户口制度本身就是错的，不知道农民工和他们应当是平等的。

我很高兴地听说最近胡锦涛跟网友谈话时提到何时废除户口制度。这里的关键是废除毛时期建立并一直沿袭至今户口审批制度本身，而不是用各种方法绕过它。现在和毛时期不同，户口制度有了松动。满足这样那样的条件就可以转为城市户口。如果不满足那些条件，很多人还会去买户口，大家用各种方式试图改变这个户口，成为上海人、北京人。我们不去想这个户口制度本身有问题，而是采取相反的方式推崇户口。大家越来越推崇，户口越来越贵，越来越多人买。如果反过来，明确户口制度要废除，而且有个确定的时间表，几年内废除，户口的含金量就会大大下降。如果农民工能够在上海享受同样的权利，许多问题就能解决。农民工问题说到底是一是权利问题，二是贫穷问题。 面对他们遭遇的不公正待遇，面对他们的贫困现象，我们如何作为？居住在上海，看到上海城市很漂亮，我感到很骄傲，但同时也感到很羞愧。在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规律，如果一个国家的首都越漂亮，这个国家的农村就越贫困，因为平均收入就那么多。所以当我们为上海骄傲的时候，我们也应当感到羞愧，因为我们上海人欠农民工很多，欠农民很多。

(上海季风书店2008年6月21日举办读书会，由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生马丽报告她的农民工调查，我应邀做了评论。最近在网址

http://cid-e9564fafd00a3598.spaces.live.com/blog/cns!E9564FAFD00A3598!1068.entry 上发现我的评论记录。在征得读书会组织者同意后，根据该记录加以整理成本篇夜话。）

“夜话”2009年第14期，2009年7月21日

一位自称是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客人今天到我办公室，拿出一份据说是某个单位接收某位研究生就业的证明，要求我通过那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让他毕业，其理由是做教师的应当给研究生毕业，尤其在金融危机期间就业难，研究生找到了工作，做教师的就应当通过他们的论文，让他们毕业、就业；而且这还是党和政府的政策。

我的回答很简单。即使那是党和政府的政策，那也是错误的政策。对我来说，学术第一；研究生论文合格的理由是学术标准，其他任何理由都免谈。而且，对我来说，一个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人如果不能坚持这一点，如果只是跟着政策走，他/她根本不具备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素质。是的，政策多变，但教育理念永远不会变。一个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人所应当具备的素质是根据教育理念去制定、检查、修改教育政策和反对或者至少“怠工”执行不符合教育理念的政策。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听到许许多多“要求”或者“请求”教师让研究生论文过关的理由，最近遇到的就有论文太仓促、别人已有好评、女研究生准备生育等理由。但最常见的理由是户口和工作。上海户口、工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论文通过就行了；如果不通过，户口、工作就都没了。我没有亲自听到的理由更是五花八门。比如前两天听说北京一位研究生以自杀为理由，让教师通过了他的论文。正如上午那位客人对我说的，“教师要有人性”，我们教师要做的，似乎就是让研究生论文通过，毕业。

然而，我依然是那句老话：论文合格才行，论文合格就行，别的理由免谈。近几年中我的研究生中有人放弃了论文写作，有人推迟毕业。我否定了我参与评审的许多论文。有人找到我声泪俱下；有人对我义愤填膺，只是他们在我面前都没有争辩他们的论文合格。是的，教师要有人性。但一个人的人性要表现在他的正直上。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那不是人性，而是群体动物恐惧而从众的兽性。

正直就是坚持标准。学术有学术标准，虽历千年而不变，再历万年亦不会变。某泽某政府那么专制，自称开创了新时代，把学术变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工具，学者变为官员的附庸。曾几何时，那个时代过去了，学术还是千年以来的标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字还是无法因为有权有势就变为学术。后来某小某执政以后，“政治挂帅”让位于“经济挂帅”，不但官员把学者继续当成附庸，大大小小有点钱财有点关系的人也学得了官员一套：只要自己需要，学术就得让步。从政府官员嘴里的稳定和谐口号，到学生家长举出的特殊情况；从导师的面子，到学校的声誉，每一条让论文过关的理由都以为自己比学术标准更重要。而其实，所有这些理由加起来在学术标准这条唯一理由面前依然苍白无力。

坚持学术标准当然意味着一些研究生不能按时毕业或者不能毕业，一些研究生不能实现自己户口、就业或者其他设想，一句话，一些研究生成为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失败者。这本来是正常现象。英语中有个专门词“ABD”，allbut dissertation, 指的就是那些完成了全部课程但论文不成功的研究生。一个人考大学会失败，一个人办企业会失败，为什么一个人写论文就不会失败呢？我们同情失败者、帮助失败者，但不能放弃学术标准去迁就失败者。这个世界的人是多样的。就像很多人不适合办企业、很多人不适合炒股票、很多人不适合演电影一样，很多人也不适合写论文。而不适合写论文的人也许擅长办企业、炒股票、演电影，所以，写研究生论文失败的人在别的方面完全可能是成功人士。一个人人生的成功和失败与他写研究生论文的成功和失败是两回事。如果一个研究生的家长、他的政府、他的学校、他的导师真的把研究生学习的成败看作人生的成败，那很简单，要求研究生把学术标准放在第一位，研究生论文的成功就充满了希望。如果指望用其他理由来保证他的论文成功，那也很简单：在我这里行不通。

“夜话”2009年第13期，2009年6月25日

（注：2020年9月发布于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时稍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