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人道的自由主义者
将近一个月前，我就中国的左派和右派问题写了一篇夜话，指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左派右派之争，而是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之争。但是，自由主义的观点绝不应当停留在理论层次上：它需要落实到各个重大社会、经济、文化问题上。在这篇夜话里，我将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提出对中国楼市改革和发展的十点建议。中国楼市已经沦为富人楼市，楼价过高不过只是富人楼市的一种表现而已。而富人楼市的形成又是因为理当代表社会大众利益的政府不作为甚至反过来推动楼市为富人造楼，造高价楼。政府土地和住宅政策不合理、楼价过高导致的楼市泡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威胁。楼市泡沫爆裂，中国经济危机对每个中国人都没有好处。可缩小楼市泡沫、维持经济稳定要求把中国楼市从富人楼市变成平民楼市，要求政府的土地和住宅政策从根本上转变方向，从保证“少数人借房致富”转变到保证“居者有其屋”。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我对中国楼市的健康发展提出以下十点建议：
主讲人胡景北：
首先感谢天则所给我这次难得的机会，能跟大家讨论、交流、听听批评，这对于我是很宝贵的。我的报告的许多内容已经发表了。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文章发表了，就像石沉大海一样，没有任何讨论、评价，没有任何人理会它，这对自己的理论进步没有意义，所以我希望有些评论和批评，那么这个理论还可以得到继续的发展。
《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s）一书作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为什么中国需要左派”（www.ftchinese.com/story/001029461）。朋友推荐我阅读。可我读后立即在大脑中浮现出的，却是四十年前惟读马列毛时熟悉的一段列宁语录“资产阶级的教授们只要一越出他们的专业领域，就会暴露出他们的可笑。”（大意）。黄亚生在资本主义的名校任教，按照列宁的标准肯定属于“资产阶级教授”了(当然，按列宁标准我也是资产阶级教授）。我今天已经不相信列宁的话，只是很遗憾：黄亚生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写的那样好，其他许多文章也写得漂亮，可“为什么中国需要左派”却成了他的败笔。我甚至怀疑这篇文章不是他写的。
二十年前的1989年初，我第一次跨出国门到德国学习。当时德国还分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俗称西德，资本主义国家）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俗称东德，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培训德语时，学员们都想去西德，好像没有人愿意去东德，其实东德不但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还算是最富裕的，但大家就是愿意去西德，不愿意去东德。也许因为西德给中国的奖学金名额更多，一起培训的朋友绝大部分都去了西德。我自己也去了西德的首都波恩（Bonn）。去德国不久，国内就发生了动真格的大事。很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断发生大事。那时我的德语十分差劲，看不明白电视，更读不懂报纸，当时又没有中文报纸可看，因此许多具体事情只有模模糊糊的感觉。匈牙利在那年5月份开始拆除它和奥地利边界上的铁丝网。当时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之间的旅行不需要签证，因此许多东德人经过捷克斯洛伐克到匈牙利便可以进入奥地利再到西德。欧洲各国都很小。东德造的小车子再不济，开个
一年前，我就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写了一篇网文《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源和意义》，表明我对该次危机的基本看法。我的看法可以用几句话简洁表述如下：农民和资本的结合是当代世界经济最突出的现象。通过这样的结合，农民提高了生活水平，资本提高了利润率。但是资本的增加速度远远超过农民的增加速度，所以，过了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积累后，农民收入的继续提高导致了资本利润率下降，2008年经济危机就出现了。而经济危机的作用便是摧毁那部分低利润率的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使资本主义生产适应新的更高的劳动收入水平。
一年前的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宣布破产；五天后的9月20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了美国和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市场救助计划。2008年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了。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和市场信心一下子崩溃了；几乎所有银行一下子陷入了流动性危机。世界经济突然从奇迹般的高增长低通胀跌落下来。失业和收入降低的危险突然出现在每一个人面前，而且千百万民众真的失业了。一年后的今天，世界金融和经济体系似乎已经脱离了危险期。主要国家的金融体系恢复正常运转；一年前面临倒闭威胁的金融机构又开始盈利。工业生产也从下降转为上升。当然，在我看来，危机还没有结束。不过，无论如何，比起一年前，全世界的商人和政治家都可以松一口气了，全世界的民众也可以缓一口气了。一年来失业的民众尽管还在失业，许多在业者尽管依然面临失业危险，但已经有了希望。
2002年1月1日我以个人名义建立了网页“www.hujingbei.net”。我在这个网页上除了发布部分教学和科研信息外，还不断地在“双周夜话”的栏目内撰写一些短文。本书收集了我从那时到2008年12月的七年间撰写的140篇“夜话”，并收入我在2002年以前发表在《上海财经大学校刊》上的两篇短文。我很遗憾的是七年里我没有能够坚持每两周写一篇夜话，有一年（2005年）甚至仅仅写了9篇。七年不算长也不算短，因此就把夜话汇总一下，编成现在的这本书（下载：www.hujingbei.net/upload/2009_09/09091109544561.pdf）。
《中国青年报》上月18日发表题为“博士生一代不如一代？”的文章，开首第一句引用一位研究员的话“我没有量化的数据，但我对自己的学生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便把题目从疑问句“博士生一代不如一代？”变成了肯定句“博士生一代不如一代。”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至少就我工作的经济学领域来说，按照学术水平衡量，不是博士生一代不如一代，而是博士生一代胜于一代。当今中国博士生的学术水平远远胜于5年前的博士生，更远远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博士生。
这次季风书店读书会请马丽同学介绍她最近做的农民工调查。我非常钦佩马丽同学，能够深入到农民工的住处、工地、学校，体验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状况，做了100多次访问交谈。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她能够正视贫穷，走近贫穷。在西方大学，如果一门课程谈的是发展中国家，教师、学生都会讨论贫穷问题，年轻人的社会主义倾向很浓，什么事情都为穷人考虑。但在我们的大学里，许多人惧怕贫穷。我在上海财经大学工作时曾建议研究生到乡村看看，住两天，但没有实现。在我们的课堂很少谈到贫穷。我们许多人谈到贫穷，会觉得自己就很穷，而不愿意走近更穷的人，不愿意正视贫穷，或者说惧怕贫穷。走近贫穷。我们在这点上做得不够。马丽做到了。她和我们不愿意接近的穷人交谈，她去我们嫌弃的棚屋，那些充满臭味的小农民工集聚的小街道，了解了农民工的真实情形。
一位自称是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客人今天到我办公室，拿出一份据说是某个单位接收某位研究生就业的证明，要求我通过那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让他毕业，其理由是做教师的应当给研究生毕业，尤其在金融危机期间就业难，研究生找到了工作，做教师的就应当通过他们的论文，让他们毕业、就业；而且这还是党和政府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