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 弃

“双周夜话”2003年第5                                                             2003312

 

 

 

       2002年过去了,甚至2003年也过去了2 个多月。

       回顾过去的一年多时间,最值得总结的,也许不是自己获得了什么,而是放弃了什么。放弃当然首先意味着自己能力有限,对一些具有现实可能性的具体机会无能为力。放弃也意味着不愿意改变自己而任凭或者忍痛让那些机会过去。放弃亦意味着自己承担了某些成本或者机会成本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收益;当然,如果说放弃是自己自觉选择的话,放弃便还意味着自己没有按照经济理性行事。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自觉地放弃了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呢?

被我放弃的第一件东西,是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宣传奖。当然,这件东西,严格来说,不是我放弃,而是它根本不属于我,因为按照程序,只有一个人申请了该奖,这个人才有资格获奖。我没有申请这一奖项,别人为我申请时又没有通知过我,所以,我不应当获得这个奖。然而,在我去年所兼职的三个学校都大力激励教师获奖的背景下,在我的名字竟然鬼使神差地上了获奖者名单的前提下,它以及它附着的好处似乎又属于我,于是我便面对着是否放弃的选择。当然,程序第一,我的获奖违反了程序,所以我只能放弃这一表面上属于我的东西。

被我放弃的第二件东西,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的工作机会。那里的工作,尤其是从零开始建立以现代经济学为导向的经济学专业吸引着我,而那里较高的收入也使我容易建立起生活的物质基础。但是,在我兴高采烈地要去报到的时候,那里却以收入较高为理由,收回双方最初商谈好的条件。管理以诚信为本,但深谙此理的管理学院既然不讲诚信,以为有钱便能成事,我也只好放弃可能发展的机会和可能到手的收入。

被我放弃的第三件东西涉及到个人的财产。财产是我工作的副产品。为了使别人尤其是与自己有过一段共同经历的人生活的好一些,我愿意放弃自己的财产。

    人的一生,或者说个人在其积极能动的生命阶段中,每一年都可能获得一些东西,也放弃一些东西。获得当然使人高兴,但放弃也能够使人骄傲。获得可以显示成就的高度,放弃可以标识人格的底线。因此,我想,我还能够放弃上述那些东西,我对自己多少还是可以放心的:即使在过去一年多时间内做过一些错事,错误想必也不会很严重。

马克思研究与对民工态度

双周夜话”2003年第15                               200393

马克思研究与对民工态度

  我在2002年初建立个人主页的时候,把自己的文章“略论服务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一个扩展”挂上,希望能够引起讨论。当时我表示每年2月和8月将回复发来的讨论文章。如今,两个2月和两个8月过去了,我收到过批评,也有过讨论,但根据作者的意愿,它们没有在网上公开。另一方面,我又没有收到严格的学术批评意见。诚然,一年多的时间不算长,目前的状况也许很正常。可是,中国有那么多人在研究《资本论》,学术积累应当很深厚,但学术批评没有展开,似乎并不正常。
  近日在网上读到“中国青年报”今年3月21日的一篇署名为曹林的文章,谈民工读《资本论》,才恍然大悟,悟出了《资本论》研究和研究者对贫困态度的关联。曹林从一位民工在书摊上买《资本论》读、想了解包工头怎样剥削他们谈起,说如果看脱衣舞暴露了民工精神生活的空虚和无聊,看《资本论》则“恰恰暴露了民工这个阶层在当今社会中的价值真空和精神危机,”因为“看《资本论》就是一种不满的表达形式”,所以他反对民工读“资本论”。这使我很惊奇。因为按照“中国青年报”的一贯说法,如果真的有了精神危机,也得靠学习马列、尤其学习他们的经典原著才能够消除,所以应当鼓励民工读《资本论》,如何却把读《资本论》和看脱衣舞混为一谈了?

  马克思把自己的理论诉诸于无产阶级(工业中的雇佣劳动者,自然包括民工)。如果他的在天之灵有知,他对自己去世一百多年后,中国还有民工不是因为政治学习的强制、而是自己想弄清问题来读他的《资本论》所感到的欣慰程度,一定会比知道中国每年培养出几十个(上百个?)“《资本论》专业”博士所感到的欣慰强烈得多。由此想起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不正常,正是在于号称坚持马克思的学者里,没有精神生活也就没有精神危机的人太多,在于太多人为衣食甚至衣锦而研究马克思。马克思(和夫人)本来出身于富裕家庭,却宁愿忍受衣食无着的穷苦生活,而潜心于后来体现在《资本论》中的理论研究。在当时一年只有十来位博士毕业的时代,马克思要想获得小资乃至更富裕的生活不是难事,但他为了理论宁可受穷。所以,马克思理论涉及的绝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因为学术问题更多地与逻辑有关,但重大理论的选题则与一个人的精神素质有关。但马克思即使因此而贫困,他也绝无反顾。三十年前,我在农村的身份类似如今的民工,听从毛泽东的号召开始读马克思书。也许由于我自己和我生活的乡村的贫穷,我很快意识到他的书是穷人的书。后来我对各种经济学说有所了解,更感觉到在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中,只有马克思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虽然穷人的立场只是许多立场中的一种,而且不是每一件事情上都正确的立场。但自称坚持马克思理论的人,则必须持有穷人的立场。这一点早成国际惯例。在世界绝大部分不把马克思理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度里,研究马克思的人几乎都是从穷人角度考虑社会问题的人,更无须说坚持马克思的人了。当然,穷人的立场不意味着研究者或坚持者本人是穷人,但它一定意味着他们对贫穷有着“同情的理解”,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敢于象马克思那样过贫困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同情贫穷、敢于贫穷,是马克思研究者尤其坚持者必须具备的精神素质。

  把马克思理论当成小资生活后的纯学术研究对象,固然不能算错,因为就象《红楼梦》一样,《资本论》也有其独立的学术研究价值。但这种研究和坚持马克思理论已经无甚关联。而在我们的社会内,如果有人对贫困生活怀有深深的恐惧,对贫困者怀有深深的蔑视,而把研究和坚持马克思理论当成谋生的职业甚至让个人先富起来的手段,写文章首先想的是发表和由发表带来的职称和报酬,关心的首先是房子和股票,那么,这些人对马克思的“研究”与“坚持”实际上成了对马克思精神的亵渎。由于研究马克思在中国成了有钱有势的好事,号称研究马克思的人自然数量大,论文多。我想,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在中国出版的关于马克思的作品也许占全世界该类作品总量四分之三以上,自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中国人也许占到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能够算上学术创新的至多几十篇,而即使承受贫困也坚持马克思理论的学者可能还没有。在这样的情形下,马克思研究自然没有学术积累和学术批评,更没有马克思的精神。

  不时想想民工、想想我们社会的贫困者,想想他们为什么要接受那种低下的地位,想想如何改变他们的地位,即使是用学术研究的方式去寻求长期的改变,我们也许才能在研究马克思时体会到马克思的初衷,才能谈得上坚持马克思理论。读一读下面这首诗吧。坚持马克思理论的人不需要无保留地赞同它,但他如果做不到基本赞同,那他坚持的肯定不是马克思理论。


  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   
  
  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
  有的住花园别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里头;
  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弟兄们,我们没有一席之地。

  据说这里是我们的历史和梦想,是我们的骄傲,
  我们像亲戚来串门,却也引起它的懊恼;
  它让我们呆在原地不动,弟兄们,它让我们原地不动。
  
  我们的原地,荒凉的地方只有不长五谷的山沟,
  我们要靠它吃饭人们却痛心疾首;
  他们不让我们砍树,弟兄们,他们不让我们砍树。
  
  我们逃离饥饿,寻找幸福,交通部门要走我们的所有,
  让我们挤在一起窒息,疯狂,死去,认清自己
  不如他们眼里的一条狗,弟兄们,我们不如一条狗。
  
  我们没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们说活该,
  ”如果不交钱你就没有三证,对我们来说你就不存在。”
  可是我们存在,我们还活着,兄弟们,我们还存在。
  
  那从我们中间飞升上去的悄悄地说我们是一种文化,
  我们游荡去来,像蝗虫,从三国水浒吃到现在;
  他们说我们是害虫,弟兄们,他们说我们是祸害。
  
  去到一个科研院所,他们论证说
  目前还没有我们的现代化计划,等下辈子再来找它;
  但这辈子我们怎么化,弟兄们,这辈子我们怎么变化?

  我们交纳了增容费,暂且安身。报纸表达得暖昧,
  老太太的小脚跑来可真是敏捷,逢年过节地喊着防贼;
  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们,她指的是你和我。
  
  有人说我们太笨,素质太低,为什么禁止我们进入很多行业?
  他们明明知道中关村里的电脑是我们攒的。
  有人说我们到城里来只是出丑,同样是修路,扫地,
  
  法律法规却让我们交出自由,
  我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城里人身边;
  他们却皱着眉头,弟兄们,他们指我们太臭。
  
  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像富人的富有,就像我们的匮乏,
  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听说他们比我们活得光荣伟大;
  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动,弟兄们,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
  
  我想我听到了这个城市上空有一个声音,
  那是陌生却异常的权威,说: “”他们必须牺牲。””
  噢,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们,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
  
  看到一只狮子狗裹着短袄,别着胸针;
  看到门儿打开,让一只猫走进门;看到人们都在出国;
  看到学生们扔砖头,看到””我的朋友比尔””在北大演说;
  
  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鸟,
  看到一条鱼在饭店前的水池里自在地游,
  我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弟兄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武装警察越来越多,防暴队伍有特殊的任务,
  从东单到西单,他们要保卫权威和一种幸福,走去又走回;
  他们在寻找你和我,弟兄们,他们在寻找你和我。

  (原诗作者:余世存,2002)

君主乎?人民乎?

“双周夜话”2003年第4                                                             2003225

 

 

君主乎?人民乎?

 

  寒假在德国期间,一些国家正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60周年。德国电视台也更多播放了一些当年的镜头。尤其是当年美国飞机轰炸德国的不少照片,在德国还是第一次播放。显然,许多轰炸是多余的,造成了无辜居民的死伤。不过,即使是最反战的德国左翼知识分子,也没有否认美国轰炸的必要性,这是因为,没有这样的轰炸,德国人民的抵抗士气不会下降,对纳粹政权的信心不会动摇。

  经过战后若干次讨论,现在的德国人民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在整个德国民族身上,在德国人民身上,而不是希特勒等一小撮民族败类的责任,虽然后者应当付更多的个人责任。国际学术界也接受了这一认识。正是为了避免德国人民再次走上犯罪道路,战后的德国把西方世界的融合、把欧洲共同体的建立从而德国这一国家本身的消亡做为自己的长期目标。

  整个民族、整个人民也可能错误,可能犯罪。这种思想对生活在中国的我们是难以理解的。谈到日本的侵华战争,我们都习惯于遣责当年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而用日本人民是好的来安慰自己、安慰日本人。谈到现在的伊拉克危机,这里的报纸总用美国政府准备战争、伊拉克政府和人民准备反抗的语言,来表明他们同情伊拉克人民的态度。这里隐含的前提是人民总归是正确的,永远正确,绝对正确。

  一个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在幼年的时候或者软弱的时候,需要某种绝对正确的东西作为自己的依靠。但更多的时候,这一民族或者社会把某个外在的权威绝对化并作为依靠。在我们中国,古时候以为君主绝对正确。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教条很少有人相信,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却成了大义,渗透了几千年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甚至成了臣子良心的一部分。对朝政啧有怨言的人,批评的都是奸臣宦官弄权,而从不怀疑君主的绝对性。即使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还是靠新的真命天子来支持着君主的绝对性。辛亥革命后,君主不复存在,开始有了国民、人民的称呼,于是权威的绝对性也就从君主向人民转移。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几十万造反群众的簇拥下,领袖高呼着人民万岁,群众高呼着领袖万岁。当时的我,也为领袖能够喊出人民万岁而激动。文革既过,领袖的绝对性不复存在,人民取得了绝对的权威。人民支持的,自然就是对的;人民反对的,自然便是错的。当然,说这些话的都还只是人民的代表,也许他们会错,可人民本身是不会错的。因此,即使伊拉克人民百分之百地投票选举侯赛因执政、即使伊拉克人民默认和帮助侯赛因藏匿着联合国禁止其持有的武器,伊拉克人民也是正确的。

    其实,人民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人组成的。任何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由这些个人组成的群体的智慧也不可能是无限的。既有限,就难免犯错误;如果太不自谦,甚至还会犯罪。所以,绝对正确的人民是不存在的。特别是当一个个的个人还不习惯于自由思考,社会内部还不能自由讨论,这个社会还需要某种绝对正确的东西来支撑自己的时候,组成这个社会的人民在整体上是非常可能犯错误的。所以,我们在放弃君主的时候,不应当再把人民当成绝对权威。在观察目前的伊拉克问题时,德国人民当年的错误以至罪行可以提醒我们,不要以为伊拉克人民一定是正确的。

交流的语言和平等

“双周夜话”2003年第7                                                             200348

 

交流的语言和平等

 

人和人的交流要用语言。而人的语言又分成许多种。遇到一位外地人、外国人,用什么语言与之交流,往往触及到人的深层心理。如果牵涉到个人尤其是权势者个人的利益,问题就更复杂。比如,最近就听到一个看法,在与美国学校的交流中,既然美国教授来中国讲课用英语,我们去美国讲课就应当用中文,否则就是不平等交流,就应当停止交流。

这样的看法当然不新鲜。大清皇帝早就要求面觐的夷人用中文,也许是有据可查的最早要求语言平等的例子。100年前的1903年,中国政府要废学堂兴学校。洋人不对等地废学校兴学堂,为什么我们要废自己的学堂兴他人的学校呢?当时也很有些慷慨之士起来反对。在学校里堂而皇之的教授外语,更是令人长叹。但尽管如此,100多年来,英语仍然不可阻挡地成了世界交流的通用语言。要对抗这一潮流,唯一的方法当然是停止国际交流,就向当年中国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那样。

然而,停止交流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个结果自然是权势者地位的暂时巩固,无论是清朝政府,还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某个单位的长官,都知道巩固权势的方法是禁止臣民和外界交流;第二个结果显然是公民精神和社会及某个单位的长期停滞。这也是中国100多年来的历史事实和中国许多单位现在还保持的状态。

所以,停止交流不可行。但是,要交流就有语言的问题。交流使用的主要语言基本上由交流的方便决定。上海大学的课堂语言是以中国北方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农贸市场的交易语言往往是上海话,家里用的又多是家乡话。据说新疆有人不断对那里的学校教授汉语提出批评。我的新疆学生必须听汉语授课。为什么“不让”他们用维吾尔语和我们交流呢?为什么上海的学校不教维吾尔语呢?是不是他们不能用维吾尔语和我们交流,他们就不应当和我们交流呢?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我们和美国人的交流语言。也许我们可以说两民族交流所用的主要语言是较强(用现在的时髦词汇,“代表先进文化”的)民族的语言。但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如果较弱民族因此而拒绝交流,较弱民族只会落于专制和停滞;从人类进步的角度说,较弱民族因此而拖慢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其实,衡量一个人、一个民族是否真在追求平等,主要不应当看他是否在更强的人、更强的民族前要求平等,而应当看他是否平等对待更弱的人、更弱的民族。我想,真正抱着平等心态的人,将会以平常心和他人交流,不会因为在日常社会中听到比如维吾尔人、越南人“被迫”讲汉语而沾沾自喜,也不会因为自己必须讲英语、德语而牢骚满腹。就此而言,“语言平等”是个政治家的伪问题。我想,无论汉语未来是世界通用语言还是地区性语言,其实都和汉民族与他民族、汉人与他人的平等无关,就象中国的公文用纸最近改成A4(汉语拼音发音还是英文字母发音?)标准,也无关于民族和个人之间平等一样。

从纪念胡寄窗先生想起

“双周夜话”2003年第20期                             2003年11月27日

从纪念胡寄窗先生想起

   今年是胡寄窗先生诞辰百年。胡寄窗先生经历了几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小变动,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但胡先生最为人称道的是主导创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培养了一批中国经济思想史人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很重要的原因也是胡先生的挖掘和研究。 

我上大学的时候,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教师很希望我能够成为这门学科中人。但我没有遵照师意,很抱歉地走了另一条路,和经济理论结上了姻缘。今天,在纪念胡先生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责任。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就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一样,永远值得我们自豪。但我们今天能够留下什么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值得在我们作古后,在比如二、三百年后,让那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来挖掘、来整理呢?我走上的道路,是一条应当为思想史学科的后来者提供学术资料的道路。如果走上同一条路的人们包括我自己不能够做好工作,那么,后人对今天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上说,走上经济理论研究的人,应当做的事情是承续经济思想的历史和继续创造历史,而把功过与否,让给以后的思想史学家来评论。 

在经济思想上创造历史是困难的,尤其在中国和世界结成一体、从而以往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用“国内领先”来表示创造历史的做法不再可行的现代,创造经济思想的历史就更为困难。但如果走上经济理论研究的我们不向自己提出创造历史的任务,我们便容易自满于三流甚至末流水平,容易用个人小环境的恶劣来否认他人对我们的期望。其实,小环境是个人创造出来的。胡寄窗先生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在关心宣教和实用的主流“学者”旁边,在缺乏项目支持、缺少领导重视的环境下,做出了自己的创造性工作,从而把同时代的主流“学者”远远抛在后面。胡先生的事迹再一次说明,创造历史的人也创造让自己发挥作用的小环境。创造这种小环境所需要的条件可能并不多,也许在政府面前保持独立,在社会风气面前保持独立就够了。跟着政府的意向走,研究政府最需要的东西,学者容易失去理论的一贯性和深刻性;跟着社会风气走,不愿意落伍于时髦,学者容易失去作为学者特征的气质和立场。如果这样的话,即使有资金支持,即使有领导栽培,即使有权力在握,风风光光,小环境不可谓不好(虽然也不可谓不劣,因为资金总有短缺,栽培总是不够,权力总是不全),但与创造历史恐怕无缘。胡寄窗先生总结的古代思想史证明了这一点,胡先生诞辰百年来的思想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纪念胡寄窗先生的时候,这一点尤其明显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无法回避,不得不写下这里的几句话。

伦琴墓前有感

“双周夜话”2003年第3                                                             2003211

 

伦琴墓前有感

 

可能是小时候家里人都很健康的缘故,加上没有好好地上中学,所以我听说X光很迟,知道X光就是伦琴射线更迟。今年寒假到了德国的小城吉森 (Giessen),没有想到伦琴(Wilhelm Roentgen)的墓距我的办公室不过二、三百米。很简朴的墓地,应当是伦琴父母和伦琴夫妇共用的,因为墓碑上刻着他们四个人的名字和生卒日期,伦琴出生最晚,因此名字刻在最下面。墓前没有鲜花,只有倔强着寒冬的野草;也没有任何纪念伦琴伟大发现的标记,两侧和前后是其他人的墓地,和伦琴的墓没有什么区别。

       一个伟大的人,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02年来,世界选出了100多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但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几位呢?甚至伦琴作为诺贝尔奖得主对大多数人也是陌生的。但有多少人不知道X光呢?病人不需要知道伦琴射线,“X光”这个名词对他就够了。甚至伦琴也没有希望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自己发现的奇怪射线。他首先称这一射线为“X射线”,首先请自己的妻子在射线前实验它的特殊显影作用。后来他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名誉,但他始终保持谦虚态度,沉默寡言,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更没有用自己的名誉去争取利益。他的一生也许就向他墓前的小草一样,简朴、倔强。他曾经被中学不公正地从开除过,他到外国才上了大学;后来,他甚至谢绝了政府让他担任帝国物理技术管理局局长的要求,满足于教授的在孤寂中探索的生活。他是在慕尼黑逝世的。虽然他生前就了解慕尼黑市政府会给予他墓地,但他仍然要求把自己墓地放在吉森这个小城市。

       伦琴是个人道主义者。他对别人的困难非常理解,很少向别人要求什么。他连让助手为自己做事都觉得难以开口。他的发现迅速被应用于治病救人,也许和他的这一素质密切相关。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物理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许多物理学大师活到了二十世纪,看到了诺贝尔奖的颁发。当时有资格领取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太多,所以很多人没有领到,至今还被科学界引为遗憾事。做出了比伦琴的发现更重要或者同等重要工作的同时代物理学家很多,但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伦琴的根据之一,就是他的发现拯救了无数生命,减少了无数病痛,带给了人类无法估量的福利。而这正符合诺贝尔本人的科学和人道统一的愿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享受着伦琴的成就,而他,仍然象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既坦然地承认“没有花香,没有树高”,但也“从不寂寞、从不烦恼”,静静地躺在这偏僻的小城,拒绝着世人的打扰。因此,我到他的墓地,也只能是孤独地去,静静地伫立,再孤独地回。

小说“项链”给我的感受

“双周夜话”2003年第13                                    2003713

 

 

小说“项链”给我的感受

 

    我几乎没有上过中学。不过,在我的感觉中,这好像更是一种幸运。中学生最辛苦了,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和期望,为了考试要把老师的话奉为圣旨,为了考试要背诵许多连老师都不相信的文字,甚至为了考试而使自己逆来顺受。

我的幸运感前几天又得到了一次证明。亲戚的一个孩子的家庭作业是续写莫泊桑(de Maupassant)的短篇小说“项链”。如何续写呢?不外是刚刚还清债务的骆塞尔夫人的虚荣心重新膨胀,或者那位借出项链的伏来士洁太太又改口说原先的项链是真的。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要这样续写,为什么不能够正面续写?原来是因为课堂上讲了,这篇小说的主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所以,必须从反面续写。这一说,我更加奇怪了。

“项链”是我自己多年前阅读的,没有老师的教导,没有课堂分析。但还记得阅读之后,非常感慨也非常感动。世间的阴差阳错让我感慨,而骆塞尔夫妇在需要自己承担责任时所表现出来勇气和意志使我感动。确实,小说化了大量篇幅描述骆塞尔夫人的虚荣心,但这恰好反衬出她承担责任的勇气和意志。虚荣心并不可怕。在任何社会里,都有一些人的虚荣心强一些。在任何社会里,包括在“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个人在向旁人展示自己美的、强的一面的时候,总可能有物质上不满足之处,总有可能暂时借用别人正常使用的物品。我自认为虚荣心不强,但最近出国,也向他人借了信用卡和照相机。用暂借的方式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不是一件坏事,只要别人没有因此而感到不方便,只要这一虚荣心的满足没有什么特别的功利目的。我们需要注意的首先不是虚荣心本身,而是满足虚荣心的方式。那种降低自己人格的方式是应当谴责的,那种给别人造成不便的方式是应当避免的。骆塞尔夫人借项链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的方式,既无可谴责之处,也不必刻意避免。

但“项链”能够成为传世之作的秘密,我想,是它展示了人的一种基本品德,就是对他人的责任感和实现这一责任感的正当方式。骆塞尔夫人丢了项链。她可以不负责任,不赖帐但也不还钱;她可以向女友说明真相,请求原谅和豁免,因为她的女友毕竟比她富裕;她可以因为自己在晚会上大出风头而去傍高官、傍大款,用出卖肉体的钱来还帐;她可以抱怨丈夫钱太少,促动丈夫利用权力去找钱。她的丈夫也完全可以利用比如部里公文办理的快慢来收受礼物。这些都不是臆想。我们听说或者经历过许多这样的事情。比如在刘震云的著名小说“一地鸡毛”中,主人公也是一个科员,但收受几件礼物就让生活变得惬意了。如果莫泊桑真是这样写了,他的小说也就落入了俗套。我们听惯了这类事情。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总会觉得生活不应当是这样,世界不应当是这样。只要我们对人世还没有完全失去希望,我们至少会朦胧地希望有人在需要自己承担责任的时候能够勇敢地承担责任,坚定地用正当方式实现自己的责任,即使我们自己因为软弱不能够做到这一些。莫泊桑的小说正满足了我们以及世世代代人的这种心理需求。它塑造了一个或者两个(骆塞尔夫妇)理想人物。他们犯了错误(丢失了项链)后,勇敢地承担责任,即使他们“想到了将来的苦恼,想到了就会压在身上的黑暗贫穷,想到了整个物质上的匮乏和全部精神上的折磨造成的远景”,他们也没有退却。他们搬入了阁楼,他们从事各种低级的劳动,他们省吃俭用,整整十年,归还债务、补偿错误。即使在今天,在我们常常自认为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里,有几位中央的或者市政府的科员遇到类似情况能够这样做呢?我自己能够这样做吗?莫泊桑擅长写普通人。他写的骆塞尔夫妇只是具备了人本来应当有的基本品德的普通人,可是,由于我们自己不敢具备这样的品德,他写的普通人才成了英雄。这不是某个“主义”下的英雄,也不是造就惊天动地业绩的英雄,但只要世间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还不愿意为自己的错误负责并且用正当方式负责,那么,莫泊桑塑造的这两位普通人便永远是人世间的英雄,“项链”便会被人们永远阅读下去。

是的,人世间阴差阳错的可能性很多。问题是阴差阳错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应当如何办。为他人负责、正当地负责,这是我“自学”“项链”时所感受到的体会。如果我也按部就班地上了中学,在课堂上阅读“项链”,我将会有什么样的体会,又将会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呢?想来真是后怕,没上中学真是我的幸运。

 

                                            初稿于2003610

                                            修改于2003713

 

―――――――

附:

 

(法)莫泊桑

 

世上的漂亮动人的女子,每每像是由于命运的差错似地,出生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一个正是这样。她没有陪嫁的资产,没有希望,没有任何方法使得一个既有钱又有地位的人认识她,了解她,爱她,娶她;到末了,她将将就就和教育部的一个小科员结了婚。

不能够讲求装饰,她是朴素的,但是不幸得像是一个降了等的女人;因为妇女们本没有阶级,没有门第之分,她们的美,她们的丰韵和她们的诱惑力就是供她们做出身和家世之用的。她们的天生的机警,出众的本能,柔顺的心灵,构成了她们唯一的等级,而且可以把民间的女子提得和最高的贵妇人一样高。

她觉得自己本是为了一切精美的和一切豪华的事物而生的,因此不住地感到痛苦。由于自己房屋的寒伧,墙壁的粗糙,家具的陈旧,衣料的庸俗,她非常难过。这一切,在另一个和她同等的妇人心上,也许是不会注意的,然而她却因此伤心,又因此懊恼,那个替她照料琐碎家务的布列塔尼省的小女佣人的样子,使她产生了种种忧苦的遗憾和胡思乱想。她梦想着那些静悄悄的接待室,如何蒙着东方的帏幕,如何点着青铜的高脚灯檠,如何派着两个身穿短裤子的高个儿侍应生听候指使,而热烘烘的空气暖炉使得两个侍应生都在大型的圈椅上打盹。她梦想那些披着古代壁衣的大客厅,那些摆着无从估价的瓷瓶的精美家具;她梦想那些精致而且芬芳的小客厅,自己到了午后五点光景,就可以和亲切的男朋友在那儿闲谈,和那些被妇女界羡慕的并且渴望一顾的知名男子在那儿闲谈。

然而事实上,她每天吃晚饭的时候,就在那张小圆桌跟前和她的丈夫对面坐下了,桌上盖的白布要三天才换一回,丈夫把那只汤池的盖子一揭开,就用一种高兴的神气说道:

哈!好肉汤!世上没有比它更好的……”因此她又梦想那些丰盛精美的筵席了,梦想那些光辉灿烂的银器皿了,梦想那些满绣着仙境般的园林和其间的古装仕女以及古怪飞禽的壁衣了;她梦想那些用名贵的盘子盛着的佳肴美味了,梦想那些在吃着一份肉色粉红的鲈鱼或者一份松鸡翅膀的时候带着朗爽的微笑去细听的情话了。

而且她没有像样的服装,没有珠宝首饰,什么都没有。可是她偏偏只欢喜这一套,觉得自己是为了这一套而生的。她早就指望自己能够取悦于人,能够被人羡慕,能够有诱惑力而且被人追求。

她有一个有钱的女朋友,一个在教会女学里的女同学,可是现在已经不再想去看她,因为看了之后回来,她总会感到痛苦。于是她由于伤心,由于遗憾,由于失望并且由于忧虑,接连她要不料某一天傍晚『原文如此――引者注』,她丈夫带着得意扬扬的神气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

瞧吧,他说:这儿有点儿东西是专门为了你的。她赶忙拆开了信封,从里面抽了一张印着这样语句的请帖:

教育部长若尔日·郎波诺暨夫人荣幸地邀请骆塞尔先生和骆塞尔太太参加一月十八日星期一在本部大楼举办的晚会。

她丈夫希望她一定快活得很,谁知她竟带着伤心而且生气的样子把请帖扔到桌上,冷冰冰地说:

你叫我拿着这东西怎么办?

不过,亲人儿,我原以为你大概是满意的。你素来不出门,并且这是一个机会,这东西,一个好机会!我费了多少力才弄到手。大家都想要请帖,它是很难弄到手的,却又没有多少份发给同事们。将来在晚会上看得见政界的全部人物。

她用一种暴怒的眼光瞧着他,后来她不耐烦地高声说:

你叫我身上穿着什么到那儿去?

他以前原没有想到这一层;支吾地说:

不过,你穿了去看戏的那件裙袍。我觉得它很好,我……”

瞧见他妻子流着眼泪,他不说话了,吃惊了,心里糊涂了。两大滴眼泪慢慢地从她的眼角向着口角流下来;他吃着嘴说:

你有点怎样?你有点怎样?

但是她用一种坚强的忍耐心镇住了自己的痛苦,擦着自己那副润湿了的脸蛋儿,一面用一道宁静的声音回答:

没有什么。不过我没有衣裳,所以我不能够去赴这个晚会。你倘若有一个同事,他的妻子能够比我打扮得好些,你就把这份请帖送给他。

他发愁了,接着说道:

这么着吧,玛蒂尔蒂。要花多少钱,一套像样的衣裳,以后遇着机会你还可以再穿的,简单一些的?

她思索了好几秒钟,确定她的盘算,并且也考虑到这个数目务必可以由她要求,不至于引起这个节俭科员的一种吃惊的叫唤和一个干脆的拒绝。

末了她迟迟疑疑地回答:

细数呢,我不晓得,不过我估计,有四百金法郎,总可以办得到。

他的脸色有点儿发青了,因为他手里正存着这样一个数目预备去买一枝枪,使得自己在今年夏天的星期日里,可以和几个打猎的朋友们到南兑尔那一带平原地方去打鸟。

然而他却回答道:

就是这样吧。我给你四百金法郎。不过你要想法子去做一套漂亮的裙袍。

晚会的日期已经近了,骆塞尔太太好像在发愁,不放心,心里有些焦躁不安。然而她的新裙袍却办好了。她丈夫某一天傍晚问她:

你有点怎样?想想吧,这三天以来,你是很异样的。于是她说:

没有一件首饰,没有一粒宝石,插的和戴的,一点儿也没有,这件事真教我心烦。简直太穷酸了。现在我宁可不去赴这个晚会。

他接着说道:

你将来可以插戴几朵鲜花。在现在的时令里,那是很出色的。花十个金法郎,你可以买得到两三朵很好看的玫瑰花。她一点也听不进去。

不成……世上最教人丢脸的,就是在许多有钱的女人堆里露穷相。

但是她丈夫高声叫唤起来:

你真糊涂!去找你的朋友伏来士洁太太,问她借点首饰。你和她的交情,是可以开口的。

她迸出了一道快活的叫唤:

这是真的。这一层我当初简直没有想过。

第二天,她到她这位朋友家里去了,向她谈起了自己的烦闷。

伏来士洁太太向着她那座嵌着镜子的大衣柜跟前走过去,取出一个大的盒子,带过来打开向骆塞尔太太说:

你自己选吧,亲爱的。

她最初看见许多手镯,随后一个用珍珠镶成的项圈,随后一个威尼斯款式的金十字架,镶着宝石的,做工非常精巧。她在镜子跟前试着这些首饰,迟疑不决,舍不得丢开这些东西,归还这些东西。她老问着。

你还有没有一点什么别的?

有的是,你自己找吧。我不晓得哪件合得上你的意思。她忽然在一只黑缎子做的小盒子里,发现了一串用金刚钻镶成的项链,那东西真地压得倒一切;于是她的心房因为一种奢望渐渐跳起来。她双手拿着那东西发抖,她把它压着自己裙袍的领子绕在自己的颈项上面了,对着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子出了半天的神。

后来,她带看满腔的顾虑迟疑地问道:

你能够借这东西给我吗,我只借这一件?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她跳起来抱着她朋友的颈项,热烈地吻了又吻,末后,她带着这件宝贝溜也似地走了。

晚会的日子到了,骆塞尔太太得到极大的成功,她比一般女宾都要漂亮,时髦,迷人,不断地微笑,并且乐得发狂。一般男宾都望着她出神,探听她的姓名,设法使人把自己引到她跟前作介绍。本部机要处的人员都想和她跳舞,部长也注意她。

她用陶醉的姿态舞着,用兴奋的动作舞着,她沉醉在欢乐里,她满意于自己的容貌的胜利,满意于自己的成绩的光荣;满意于那一切阿谀赞叹和那场使得女性认为异常完备而且甜美的凯歌,一种幸福的祥云包围着她。所以她什么都不思虑了。

她是清晨四点钟光景离开的。她丈夫自从半夜十二点钟光景,就同着另外三位男宾在一间无人理会的小客厅里睡着了;这三位男宾的妻子也正舞得很快活。

他对她的肩头上披上了那些为了上街而带来的衣裳,家常用的俭朴的衣裳,这些东西的寒伧意味是和跳舞会里的服装的豪华气派不相称的。她感到了这一层,于是为了避免另外那些裹着珍贵皮衣的太太们注意,她竟想逃遁了。

骆塞尔牵住了她:

等着吧。你到外面会受寒。我去找一辆出租的街车来吧。

不过她绝不听从他,匆匆忙忙下了台阶儿。等到他俩走到街上竟找不着车了;于是他俩开始去寻觅,追着那些他们远远地望得见的车子。

他俩向着塞纳河的河沿走下去,两个人感到失望,浑身冷得发抖。末了,他俩在河沿上竟找着了一辆像是夜游病者一样的旧式轿车——这样的车子白天在巴黎如同感到自惭形秽,所以要到天黑以后才看得见它们。

车子把他俩送到殉教街的寓所大门外了,他俩惆怅地上了楼。在她,这算是结束了。而他呢,却想起了自己明天早上十点钟应当到部。

她在镜子跟前脱下了那些围着肩头的大氅之类,想再次端详端详无比荣耀的自己。但是陡然间她发出了一声狂叫。她已经没有那串围着颈项的金刚钻项链了!

她丈夫这时候已经脱了一半衣裳,连忙问:

你有点怎样?

她发痴似地转过身来向着他:

我已经……我已经……我现在找不着伏来士洁太太那串项链了。

他张皇失措地站起来:

什么!……怎样!……哪儿会有这样的事!

于是他俩在那件裙袍的衣褶里,大氅的衣褶里,口袋里,都寻了一个遍。到处都找不到它。

他问道:

你能够保证离开舞会的时候还挂着那东西吗?

对呀,我在部里的过道里还摸过它。

不过,倘若你在路上失掉了它,我们可以听得见它落下去的声响。它应当在车子里。

对呀。这是可能的。你可曾记下车子的号码?

没有。你呢,你当初也没有注意?

没有。

他俩口呆目瞪地互相瞧着。末了,骆塞尔重新着好了衣裳。

我去,他说,我去把我俩步行经过的路线再走一遍,去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得着它。

于是他出街了。她呢,连睡觉的气力都没有,始终没有换下那套参加晚会的衣裳,就靠在一把围椅上面,屋子里没有生火,脑子里什么也不想。

她丈夫在七点钟回家。什么也没有找得着。

他走到警察总厅和各报馆里去悬一种赏格,又走到各处出租小马车的公司,总而言之,凡是有一线希望的地方都走了一个遍。

她对着这种骇人的大祸,在惊愕状态中间整整地等了一天。

骆塞尔在傍晚的时候带着瘦削灰白的脸回来了;他一点什么也没有发现过。

应当,他说,写信给你那个女朋友说你弄断了那串项链的搭钩,现在正叫人在那里修理。这样我们就可以有周转的时间。

她在他的口授之下写了这封信。

一星期以后,他们任何希望都消失了。并且骆塞尔像是老了五年,高声说道:

现在应当设法去赔这件宝贝了。

第二天,他们拿了盛那件宝贝的盒子,照着盒子里面的招牌到了珠宝店里,店里的老板查过了许多账簿。

从前,太太,这串项链不是我店里卖出去的,我只做了这个盒子。

于是他俩到一家家的首饰店去访问了,寻觅一件和失掉的那件首饰相同的东西,凭着自己的记忆力做参考,他俩因为伤心和忧愁都快要生病了。

他们在故宫街一家小店里找到了一串用金刚钻镶成的念珠,他们觉得正像他们寻觅的那一串。它值得四万金法郎。店里可以作三万六千让给他俩。

他们所以央求那小店的老板在三天之内不要卖掉这东西。并且另外说好了条件:倘若原有的那串在二月底以前找回来,店里就用三万四千金当郎收买这串回去。

骆塞尔本存着他父亲从前留给他的一万八千金法郎。剩下的数目就得去借了。

他动手借钱了,向这一个借一千金法郎,向那个借五百,向这里借五枚鲁意金元,向另一处又借三枚。他签了许多借据,订了许多破产性的契约,和那些盘剥重利的人,各种不同国籍的放款人打交道。他损害了自己后半生的前程,他不顾成败利钝冒险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姓,并且,想到了将来的苦恼,想到了就会压在身上的黑暗贫穷,想到了整个物质上的匮乏和全部精神上的折磨造成的远景,他感到恐怖了,终于走到那个珠宝商人的柜台边放下了三万六千金法郎,取了那串新项链。

在骆塞尔太太把首饰还给伏来士洁太太的时候,这一位用一种不高兴的神情向她说:

你应当早点儿还给我,因为我也许要用它。

她当时并没有打开那只盒子,这正是她的女朋友担忧的事。倘若看破了这件代替品,她将要怎样想?她难道不会把她当做一个贼?

骆塞尔太太尝到了穷人的困窘生活了。此外,突然一下用英雄气概打定了主意,那笔骇人的债是必须偿还的。她预备偿还它。他们辞退了女佣;搬了家;租了某处屋顶底下的一间阁楼下。

她开始做种种家务上的粗硬工作了,厨房里可厌的日常任务了。她洗濯杯盘碗碟,在罐子锅子的油垢底子上磨坏了那些玫瑰色的手指头。内衣和抹布都由她亲自用肥皂洗濯再晾到绳子上;每天早起,她搬运垃圾下楼,再把水提到楼上,每逢走完一层楼,就得坐在楼梯上喘口气。并且穿着得像是一个平民妇人了,她挽着篮子走到蔬菜店里、杂货店里和肉店里去讲价钱,去挨骂,极力一个铜元一个铜元地去防护她那点儿可怜的零钱。

每月都要收回好些借据,一面另外立几张新的去展缓日期。

她丈夫在傍晚的时候替一个商人誊清账目,时常到了深夜,他还得抄录那种五个铜元一面的书。

末后,这种生活延长到十年之久。

十年之末,他俩居然还清了全部债务,连同高利贷者的利钱以及由利上加利滚成的数目。

骆塞尔太太像是老了。现在,她已经变成了贫苦人家的强健粗硬而且耐苦的妇人了。乱挽着头发,歪歪地系着裙子,露着一双发红的手,高声说话,大盆水洗地板。但是有时候她丈夫到办公室里去了,她独自坐在窗前,于是就回想从前的那个晚会,那个跳舞会,在那里,她当时是那样美貌,那样快活。

倘若当时没有失掉那件首饰,她现在会走到什么样的境界?谁知道?谁知道?人生真是古怪,真是变化无常啊。无论是害您或者救您,只消一点点小事。

不凡和不俗

“双周夜话”2003年第14期                                   2003年8月21日

  不凡和不俗 

我在德国的时候,一次孩子在那里的中文报纸显眼处读到一份征婚广告,广告中形容征婚人“不凡”和“不俗”。孩子即问我何谓不凡、何谓不俗。我当时的回答是不凡指一个人的成就杰出,超出了周围人或者社会绝大多数人所达到的水平,不俗指一个人的行为坦荡,超脱了低级趣味尤其是斤斤计较。例子呢,比如作出新发现的科学家,执政可彰的政治家,公认的歌手、运动员,很富有的人,都可以视为不凡;一个人不认同农民不卫生的生活但仍然尊重他们,一个会计发现财务漏洞并可以安全地窃取他人财产时而不为之,便可以称作不俗。不凡的人,大都属社会名流,因其成就而为人知;不俗的人大都属平民百姓,因其自律而难成明星。因此,不凡但俗和不俗但凡的人都很多。不凡又不俗的人当然也有,外国的如华盛顿、爱因斯坦,中国的如孔夫子、陈寅恪,但不多。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不俗的人首先关注内心的充实,往往不那么特别在意为人所知的成就,其次他们只愿意用正当的手段去争取成就,因此不俗的人取得不凡成就、尤其在世时就被公认的成就不多。不凡的人如果首先重视外在的成就,就会非常努力、同时既可能用俗气的方式争取成就,也可能在取得成就后变得俗气,因此取得成就而又不俗的人也不多。 

那么,不凡和不俗如果不能兼得,哪一种更重要呢,孩子问我。我的回答是不俗更重要。宁可舍不凡而守不俗,不可舍不俗而求不凡。为什么呢?我想,因为人最终追求的是幸福。不凡的人虽然风光,但若俗,则幸福之感不多。俗而不凡的人要得幸福,必须具流氓心理,完全以成败论英雄,但这样的人毕竟很少很少;不俗的人可能风光不多,可内心实在,易得幸福,但真的幸福,不俗而凡的人必须具教徒心理,不因别人的成就而自惭形秽。在宗教社会里,这样的人很多,在传统儒家社会里,所谓的君子或知书达理之人,也不算少。在日常生活圈子内,有权或有名或有钱或其中两者竟至于三者都有的,可属不凡;处世公道、正直、不计较得失的人,可为不俗。市井之人却又铢铢较量,则是真正的凡夫俗子。 

在什么社会里,不凡和不俗的问题能够解决呢?我想,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下,总有一些人比较精明,更多地为自身利益而算计,也有一些人比较善良、正直,容易考虑到别人。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应当能够使不俗的人更加努力或者给予所有人努力的机会,同时又使不凡和希望不凡的人必须采用光明的方式去取得成就。就我们个人来说,需要记住的是,在最坏的制度下,也总有不俗兼不凡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又不能把自己的俗或凡仅仅归之于社会制度的因素。对自己,对孩子,我想,读书,不为任何实际目的地读许多经典名著,待人不要斤斤计较,处事不要敷衍马虎,可能是个人修养不俗之气质、争取不凡之成就的必要途径。

信 任

“双周夜话”2003年第2                                                             2003130

 

 

 

 

 

       本月24日来到德国,在吉森大学(Universitaet Giessen)做点文献工作。27日星期一拿着联系教授的一封信到经济学院的图书馆办理借书手续。管理员既没有核对我的证件,也没有收取费用,填个简单的表格,三分钟,就可以把书借回家了。而阅览更无需任何手续。过程之简便,用这里一位中国留学生的话说,你在中国根本不敢相信。是的,我从上海财经大学到邻近的复旦大学仅仅阅览,就要办各种证明并提交证件甚至交费,更不敢幻想借书回家了。有人说这些手续是图书馆为创收而设,有人说这些手续是为了防止孔乙己似的“窃书”,当然还有更光明正大的理由,比如为国家财产负责或者遵守制度等等。不过,我的感觉是,在中国,别人或者整个制度不相信你会归还借出的书籍,除非你要索回押金或者担心更大的处罚;因此就尽可能地不让你阅览和借书。而在德国,别人信任你,制度信任你,相信你会安静阅览,会归还借出的书籍。不还书的人中外皆有,我自己也有过。但德国管理员碰到这种情况也许只是遗憾地甚至理解地摇摇头,而不会想到改变信任人的初衷。他们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珍惜别人的信任。即使犯过一、两次失信的小错,也知道自己错误所在,并且会融合到这种互相信任的环境中。

    信任据说是人与人关系的润滑剂,它把人与人关系变的平和、轻松。中华民族素以“性善”为信仰、以集体主义为指向,比起例如相信性恶、崇尚个人主义的其他民族内部成员关系来说,应当是更加信任同胞也让同胞更加信任自己。没有出国之前,自己也以为如此。出国之后碰到各种大、小事情,才发觉当今国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比不上许多民族。国人的理由是什么呢?据说是因为别人不值得信任,所以自己信任别人或者让别人信任都没有用。每个持有这一理由的人都有亲身经历为论据,而且也都有信任别人也让别人信任自己的初衷。初衷改变的原因,既有制度腐败的问题,更有个人经历的教训。不过,我想,还是抱着信任别人的态度处事为好。也许别人不值得信任,包括那些大谈诚信是管理之本的管理学教授都不值得信任。但需要自问的是,自己是否值得他人信任。可能,不管别人如何,我们还是先让别人信任自己;可能,不管自己有多少受骗的感觉或者经历,还是不要改变信任别人的初衷。无论如何,世界还是美好的一面更多些,生活还是光明的一面更强些,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信任别人也让别人信任自己的心态为人处事,即使受骗,即使失败。其实,受骗和失败给自己造成的外在损失再大,也比不上改变初衷心态给自己一生造成的精神损失大。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比较地平和、比较地轻松,为了体会在得到别人信任时才能够产生的感动心情,还是先信任别人,先让别人信任。

地震和非典

“双周夜话”2003年第8                                                             2003423

                                                                              

地震和非典

 

昨天接到通知,作为有关方面防范非典的措施之一,如果我最近有离开上海的活动,应当事先去登记。接到这个通知,我一方面很感动,防范措施做的这么细致;另一方面,我又有一种感觉,是不是做得过分了。

记得1976年,中国的一个天崩地裂年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那年相继去世;邢台、云南、唐山相继地震。也许那一年属中国地震多发年,为防止唐山悲剧重演,各地有必要采取防震措施。因为地震常发于夜间,所以每家搭建防震棚,夜里必须住在棚内。其时我生活在农村,正值夏季,本来露天睡觉便无不可,而且常有几个年轻人拿张席子,到宽阔处聊天,然后昏昏睡去,“不知东方之既白”;但我还是喜欢睡在房里。那时,一到傍晚,若阴云遮空,便有地震之相;倘红霞西起,那一定是地震的预兆。我请假到家乡的城市看望母亲和妹妹。母亲不是强人,妹妹年幼,搭建防震棚本来就勉为其难;城市不比农村,夜间地震,逃出房子和房子夹着的街道不是一件易事。不过,我还是主张住在室内,虽然没有“死了好汉一条,不死一条好汉”的胆气,但中国之大,也许不至于全国到处都会地震的,以此自我安慰,睡觉亦香,早晨醒来也知道活着不完全是侥幸。后来学了点数学,才明白不完全是侥幸的科学说法是全国各地同时地震的概率太小。

唐山地震已经过去27年了。如今出现了“非典型性肺炎”。开始是谣传,拿到别人送给我消毒的白醋还以为人家受谣言之蛊惑。如今越传越真,政府也出面组织防治了。政府出面,谣言顿消。各地、各单位也许为本部职工健康,也许为紧跟政府,纷纷采取措施。措施越严格,防范效果当然越好,况且对下可得子民之谢,对上可获领导之奖,因此乎各项措施竞出,互争峥嵘。据说清华大学为防非典,不准校外人入校。清华是何等高校,尚且如此小心,其他学校自然必须更加严格,方能够在防治非典的战场和欢庆胜利的会场上得一席之地。

    防范非典,与防范地震自然不同,本应以增强身体素质、提高免疫力为要义。紧急关头采取特殊措施是必要的。况且中国学校有大门,人员有组织,比起别的国家,防范起来简单得多。不过,就象1976年不会到处发生地震一样,2003年也不至于到处出现非典。大张旗鼓完全应当,适度措施更为必要,但谨小慎微恐怕不必。就我而言,自忖还是以平常心待之为妥,在这段时间内多点个人卫生,多点休息,多点安静,多读点书,便近乎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