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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夜话”2002年第10期                                                    2002年5月7日

 

 

为陶渊明申冤

 

       我喜欢陶渊明，是因为对他那句“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自白很有同感。我幼时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精读”的必要；拿起一本书来，一气读完，似乎有解，但又不甚解，也不知道要“求甚解”。后遂成恶习，以致于现在当了教师，也没有一份好好的读书或讲课笔记：无奈时，就拿先生的这句话来解嘲。

今天谈陶渊明，是想为他申冤，而起因则是无意翻到的现行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学生要读“桃花源记”，好像没有异议。但书上的说明，把这篇散文视为陶渊明逃避现实的表现，却使我迷惑。国内中学教科书都是（半？）官方出版物，因此不载明负责这些内容的学者或官员。查一下吴兆基1997年编译的“古文观止”，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吴先生在对其它选文的按语中，几乎都仅仅交代作者生平和写作背景；略有评论，亦褒奖为主。但不知为何对陶渊明“独有钟情”，三篇选文的三段按语，都贬其消极避世、逃避现实。不过，要说这是多数学者认可的观点，似也不妥。清人龚自珍便称赞：“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今人陈寅恪经考证后认为“桃花源记”乃“寓意之文亦写实之文”，手头虽无其书可查，但陈先生认为所寓非消极之意，好像是不错的。施蛰存先生在“唐诗百话”里比较陶渊明和李白时，则肯定陶渊明对人世和社会好像是消极的，但人格却是积极的；而李白对人世社会好象还积极，但人格却是消极的。中学教科书对学者争论之事若难持公允之论，也应规避才是。

我对陶渊明其人其文其事没有“甚解”，为他申冤，使用的是自己的老办法：以事比事，以心比心。从文来说，如果陶渊明“桃花源记”是逃避现实，那么康有为写“大同书”是否逃避现实呢？假设今日有人写文章描写官廉政清，我们是否能因为文章中没有注明真实地点（那倒成了报告文学甚至假冒伪劣），或者没有提出几条建议（那更象奏折文学），就说作者在逃避目前腐败的现实吗？按照“逃避现实说”，所有给我们以生活和世界美感的文学，恐怕都在逃避现实。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作品，包括“桃花源记”使我们有意无意感受到的似乎是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和向善向美的熏陶，而这样的憧憬和熏陶，正为中学生和已走出中学校园的我们在现实中不失自我地生存所必需。否则的话，中学教科书又何必选入这些作品呢？

从事来说，陶渊明一生最大之事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田。如果由此而说他逃避现实，那更是大谬不然。以心比心，试想今日若有一县长不满省里官吏下县视察时敲诈勒索而宁愿辞官种田（注意不是另有高就），我们应当说他敢于直面现实，还是应当说他逃避现实呢？我们只能说他敢于直面现实！宁愿下乡种田而保持自身气节，正体现了一个人面对现实的勇气。试想，假如一个省有三、五个这样的县长，省官即使想入非非，也只得多加收敛，现实的政治自然会清廉得多。倒是那些不情愿地（情愿的情形不在这里考究）满足上司无理要求的县长，恰如鸵鸟一样，在躲避社会堕落的现实，逃避自己的现实社会责任。所以，从事考察，陶渊明更是一位勇者。晋朝之不救，有气节之感的官员多回避现实，迁就贪官污吏，而竟无响应陶渊明者，不能不说是一大原因。现行中学教科书把敢于抗争腐败的陶渊明说成逃避现实，亦不能不说是对尚未真正面对现实的学生的一种误导。

“双周夜话”2002年第14期                                                    2002年7月5日

 

股民特权小议

 

 

最近读到两篇新闻，一篇说四川有一炒股者因股市低迷写信威胁中国证监会，并扬言要使用炭疽菌。另一篇说政府决定停止国有股减持，股市立即有了起色。

    我相信这两件新闻事件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不过，股民对证监会的不满需要理解。依我看，不满的根源是股民特权前一段时间得不到体现。当代中国有两个特别的特权群体。这就是城市人口群体和股民群体。城市人口特权出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其基础是把公民划成两类身份的户口政策。股民特权出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经济改革时代，其基础是让少数内部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政策。说这两个特权群体“特别”也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靠政策形成，不象传统的特权阶层或是靠其成员的人力资本，或是靠继承制度。这样，对这两个群体来说，原有政策的维持至关重要。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既包括了传统特权阶层成员如知识分子和官员也包括了平民，所以，知识分子和官员能够以平民的名义来维护特权。例如废止户口制度会恶化城市就业形势，而在股市中浮沉的也有许多下岗工人。城市人口特权现在是众所周知了。中国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户口制度的废止已是大势所趋，口头上谁也不便反对，目前拖延的主要理由是时机不成熟。但股民特权似乎不多为人所知。股民特权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为了发展经济，需要资本市场；为了改革国有企业，需要股份化。因此证券市场是改革成果，上市公司是改革的排头兵。哪个企业能当排头兵，是政府的决策。上市之时，内部人就先富了起来；上市之后，还得保证股民富起来，以昭彰改革成果。这里最重要的标志当然是保持股价的上升趋势。如果不能上市，做假帐也得上，毕竟改革国有企业、发展证券市场比假帐重要。上市之后，若股价升不上去，也得做假帐，因为保护改革成果更重要。上市公司的假帐其实不能冤枉会计师：他们多是为了证券市场大局在忍辱负重。如果假帐还不够支持股市，政府就得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以保障利好。这样的做法持续三、五年，股民习惯了，政府保证股民赚钱的意识定型了，股民特权就形成了。一旦形成，股民特权又反过来给政府造成强大压力。在股民看来，政府的责任就是抬高股价，使用什么方法是无所谓的。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监管政策只要对股市有影响，就得考虑股民们的利益，得让股民赚钱，否则便将遭到股民以及舆论工具的强烈反对。至于这些政策对农民、对其他人、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和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作用如何，当然都不在股民的考虑之列，就象农民的贫困不在户口制度拥护者的考虑之列一样。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政府可用来促进利好的政策不多，反倒是压抑股价的坏消息不少，股民对证监会对政府的不满自然可以理解。依我看，消除股民此种不满的根本之途，就是政府公开宣布不从股市、而从国民经济出发制订政策；公开宣布政府不再担保股民赚钱。这样，股民特权就将取消，股民的不满也才能指向上市公司、而不再指向证监会或政府；也惟有如此，上市公司才能感受到压力，证券市场才可能规范。

“双周夜话”2002年第13期                                                    2002年6月19日

 

 

从农村村级财务公开问题想起

 

小时候在家，常听母亲说到 “以心比心”。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长大后，读到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体会到母亲的意思，大概就是孔夫子的站到别人角度设想的意思：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换到别人也不会愿意做，因此从道义上说，自己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应当说，这是基本的道德要求了。以这个要求为临界点，算它为零点吧。做不到这一点，那道德水平可能就是负数，就在损害社会；高于这一点，比如有人“己之所欲，亦施于人”，把自己也希望的好事送给别人，就象在公交车上把自己希望而且已经得到的座位让给抱有同样希望的别人，那是道德好的人，对社会将大有裨益。

这段感受来自于近来的阅报。在报上常见到谈论农村村级财务公开的文字。村级财务公开是个老大难的问题。“老”是因为它早已不新鲜了；“大”是因为它关乎到几亿农民。问题既大又久而不决，自然就难了。以我自己在农村的经历，知道那里很有一些人，粗野、蛮横，当上了村干部。农民身份，即使辖下有数千人，要转为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还是比登天还难。既然无升迁希望，农民包产到户了，生产也不需要他们多管，手中权力，也就集中在财务上。好容易从农民手里收上来一点钱，要他们公开收支，说清这钱有多少用在集体事业，有多少用于他们个人，扪心自问，确实不易。于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让这些作为村干部的农民明白，村级财务公开是他们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具体表现。

但是，谁来教育农民呢？当然是文明、高雅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然而，按照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标准，这些人教育农民的资格不够，因为他们自己的财务就没有公开过，甚至没有想到要公开。比村干部高一级的是乡干部。乡财务公开了吗？没有。再高一级是县。县级财务公开了吗？也没有。省级财务是公开了，但村干部最不愿意公开的与自己个人有关的部分，省级财政没有公开：省长工资几何，奖金多少，都在云里雾中。也许，官员有官员的难处。那么，知识分子的财务公开了吗？也没有。哪一所中学的财务公开了？哪一所高等学校的财务公开了？好象没有听说过。就是大学的系一级的财务也没有公开。如果说农民文化水平太低，农村干部素质太差，农村村级财务难以公开，那么，大学的学院、系由大学教师和具有大学文凭的职员组成，这些人的文化水平不可谓不高、素质不可谓不好，写起论村级财务公开的文章，下笔千言，洋洋洒洒，论点论据，不由人不信，为什么他们的财务不能够公开呢？

    也许，知识分子也有难言之隐，不便公开自己的财务。诚如此，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标准，知识分子便应当考虑到农村干部的难言之隐，即使不撰写论证村级财务保密的文章，也不应当发表论证财务公开的作品。和官员们不同，知识分子，尤其高级知识分子和学者，往往自诩为社会道德的楷模，那么，他们至少应该作到自己不愿意公开的事情，也不要求别人公开。自己由于各种难言之隐而无法说服自己公开财务的话，又怎么能够教育农村干部公开财务呢？如果硬要把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强加给农村干部，按照我们的计量分析，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平便成了负数，学者也就难逃伪君子之疑。面对这样的教育者，受教育的农村干部不会动心，记者在报刊的呼吁不会真心，村级财务也就很难公开，老大难的问题将继续“老”下去，并且没有老而逝之的迹象。

“双周夜话”2002年第24期                                2002年11月24日

 “权”与“礼”

 

    孔孟之道这个词，是我二十岁出头时碰上批林（彪）批孔运动，从有线广播中知道的。林彪要复资本主义，倡“藏富于民”，不以国家利益为重，孔孟要复周朝制度，称“男女大防”，不以革命友谊为先，都是令时人愤愤然的。林彪的说法不论，但作为孔孟罪证的“男女之防”一说，当时倒变成了年轻人之间常用的玩笑话，并且也被我和我的许多同辈接受了。后来读马列书、学经济学（不是经学），接触的几乎都是外国的理论；对孔孟之道，除了偶然见到若干语录外，没有读过原著。细想起来，有些愧为黄帝子民的感觉。于是近几年常把四书五经放在案头，间或读一读，才发现自己从当年那种摘语录做枪靶的背景下获得的孔孟印象太过狭隘。

比如，男女之礼，孟子是如此说的：“嫂溺不救，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也就是说，男女之接触，社会有规范。在正常情况下，去拉异型的手，是非礼；但若异型溺水，不伸手去拉，见难不援，见死不救，则又无异于豺狼。异性溺水，是特殊情况，伸手去拉，“权也”，是临时的权宜之计，又是救人于水火之中的必要方式。但特殊情况毕竟少有发生，因此在特殊情况下的“权变”，并不能够否定在一般情况下的礼。

于是乎想到白猫黑猫论。异性溺水，救人要紧。白猫黑猫，救起人就是好猫。于是拉住溺水异性的手，下水托起其身体等等，都行。但是，在正常情况下，白猫黑猫论就不中了。假设溺水的是某位男士倾慕已久但无缘相识的女性，这位男士当然应当救人出水，拉手或拽衣，自如白猫黑猫一般，救起人就是好猫。但在普通场合，该男士必不能运用白猫黑猫论，随便去拉对方的手：他要想结识对方，便必须遵守社会规则，要“礼也”。规则之一是表现出自己的正当能力。读好书便属于这样的能力。古人也有用“书中自有颜如玉”一说来教导学生用心读书的，那些先生是知道“把书读好”的白猫才行，读不好书而用权术去抢、骗美女这样的黑猫是不行的。

    然而不幸的是，白猫黑猫论一旦成名，其地位竟然从孟夫子所说的“权”变成了“礼”，有了调节社会和个人一般行为的功能。股票市场做为改革措施之推出，便有白猫黑猫，圈到钱就是好猫之嫌。白猫黑猫，能发财就是好猫，能稳定就是好猫，能得到提拔就是好猫，能够拿到好处就是好猫。至于用来发财、稳定、高升、获利的方法是否合“礼”，是否只有比如白猫才行，而黑猫绝不可用，则已经不在考虑之中了。这种只管目的、不问方法的哲学的泛化，和经济目的第一或唯一的气氛相配合，造成了整个中国民族的急功近利。从老百姓方面说，这几年的下岗过程中，许多人更改年龄、工龄、病历，以谋得下岗津贴或者退休金的好处，其状况固然值得同情，但方法却又令人可悲；考试舞弊、作文抄袭，用“黑猫”冒充“把书读好”的白猫，则令人可恨；至于有权的人一边唱高调，一边改分数、改票数、改产量、改政绩甚至随心所欲改规则，以达一己之私，更令人可鄙。此况不变，中华复兴无望。为改变从平民到高官不分白、黑的可悲可鄙心理，从官到民，以孔孟之道，辨明白猫黑猫，分清权、礼之别，“克己复礼”，重立社会规范，应是当务之急。

对上市公司审计新规定的疑问

 

2001年值得中国人大大庆祝一番的大事之一，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多年来的愿望，是政府近几年的施政目标之一，如今实现，当然值得庆祝。然而，从2002年1月1日起，中国国内公司要新发行A股或增发A股，其财务状况不但将经过中国会计事务所的审计，而且将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规定，似乎却又与世贸组织精神有相左之处。

加入世贸组织，本来是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让中国市场按国际惯例行事。然而，一国公司在本国发行股票，要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行事方式，据我所知，不是国际惯例。一面加入世贸组织，一面又违反国际惯例，这是使人难以理解的第一点疑问。第二点疑问，本国公司在本国发行股票，要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规定，是否有损于国家主权之虞？第三点疑问是，即使不谈主权问题，仅仅谈经济的全球化，那么，中国的会计事务所和外国的会计事务所也应当作为同等权利的法人主体参与市场，为何外国会计事务所的审计不需要经过中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而中国会计事务所审计的与外国没有直接关系的业务，要经过外国会计师的补充审计呢？中国会计事务所岂不成了二等公民？世贸组织倡导的市场竞争平等又从何说起？

       那么，深受这一新规定之害的中国注册会计师为什么不大声提出异议呢？要知道，这些会计师就收入和社会影响力来说，都属于中国的佼佼者之列。对此的解释之一是许多会计师做假帐。做假帐者如卖假货人，当然没有权利、至少没有同等权利参与市场竞争。但一定要冒既违反国际惯例又可能有损国格之风险来请外国会计师做补充审计，其前提必然是做假帐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占中国注册会计师总数的比重非常大，以致于不得不请外国人来把审计关。可是，中国的注册会计师不仅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多数立过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言，加之人人风度翩翩，谈吐不凡，在我心目中原本是品行高尚的优秀公民。我无法想象我遇到的10位这样品貌双全的会计师内可能有6人或者更多人竟然在做假帐！！中国会计师的人格何在？？因此，我衷心希望这种解释是个错误，希望早日读到充分尊重中国会计师人格和中国国格的解释。

2002年1月15日

“双周夜话”2002年第6期                                                           2002年3月15日

 

 

资本主义起源和良好道德规范

 

 

　　近来无意想到了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而没有起源于当时经济可能更加发达的中国？原因有很多种，技术创新（它也许比现有技术水准更重要）、探险精神、国家间的竞争、人文意识、宗教等等，都是原因之一。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想是良好的道德规范。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不可分离。个人有独立行动、独立决策的自由，市场才可能有平等的竞争，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才可能出现和发展。但平等竞争的前提，或为每个人能力同样，或强者自觉地按规则行事，而不恃强凌弱。由于每个个人的能力事实上是不同的，因此资本主义起源便部分地依赖于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有一个自觉按规则行事的强势人群存在。我们常常谈到企业家素质对市场经济的意义。如果我们把企业家视为努力追求并且知道如何追求个人利益的人，那么，任何社会都不缺乏企业家。只要有空间，他们就会在这个空间内争取自己的利益。假如一个社会给企业家足够的空间，每个企业家会如何追求个体利益呢？如果我们想象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择手段，象马克思说过的那样，为了300％的利润甚至不惜上绞刑架，那么市场经济秩序不可能建立，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出现，因为这样一种经济“制度”无法纳入到整个社会制度中，因为失败了的企业家和不以经济利益为追求的社会积极分子（也可以算企业家吧）将有正当理由制止和消除这种腐败堕落的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企业家在其活动空间内自制，需要他们仅仅用正当的手段按规则追求自己的利益，用中国的古训叫“生财有道”。市场经济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市场经济特有的规则，因此“正当手段”便意味着市场参与者尤其企业家具有良好的道德，自觉地按照人与人关系的一般行为规范行事；意味着企业家自觉地拒绝今天我们所说的寻租活动，自觉地拒绝自己的特权机会，更不用说拒绝欺诈和作假。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当年的西欧正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笃信上帝。许多人写作不署名，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写出来的作品是上帝对他心灵的呼唤，作品应当属于上帝。许多人争取财富，不断增加自己的财富，是为了向上帝表明自己的虔诚。他们争取财富增殖，不是个人或者子孙的享受，而是为上帝效劳，许多人最后把财富献给上帝或者上帝认为好的事情，例如教会、慈善组织等等。这些人在以上帝为终极目的时，把财富增殖视为中间目标。为了这样的中间目标，他们将自觉地仅仅使用正当手段，因为任何用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财富不但不会受到上帝的赞扬，反而会受到他的惩罚。如果这些人在市场交易中失败了，他们会认为这是上帝对自己的惩罚，他们将接受教训，更加谨慎更加努力地从事市场交易。在以这样的人为核心的市场参与者中，渐渐地形成了市场交易所特有的规范，尤其是防止寻租和特权交易的规范。市场经济也才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资本主义开始正常发展起来。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如何。就我的中国而言，历史上似乎没有自觉遵守“生财有道”古训的企业家人群。读一下“三言”“二拍”、“水浒”“红楼”，我到处发现企业家寻租现象。“人无横财不发”的贬抑之说，虽然被许多学者批评为中国过去发展市场经济的心理障碍，但亦非空穴来风，似乎多少也是中国企业家历史和现实的写照。由此看来，缺乏一群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的企业家，可能是中国无法从内部产生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原因之一。

“双周夜话”2002年第3期                                    2002年1月29日

  

公开性是公正性的唯一保证

―― 关于本人的奖励项目实施细则的一点解释

 

       2002年1月1日，我在建立个人主页的同时，设立了一个奖金项目，奖励第一位指出我的一篇文章和马克思《资本论》之间逻辑矛盾的人。项目实施细则规定，某一批评文章是否达到获奖水平，由我自己决定并在网站上公开说明。这里，由我自己决定对我的文章的批评是否达到某一水准，似乎违反了最起码的公正原则。对此，我想说明一下自己当时的考虑。

在我考虑设立奖金项目的时候，公正性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如何才能保证公正性呢？我考虑的结果是只有公开性才能保证公正性。我们知道，网络技术为大范围内的公开性提供了物质条件，因此，要说明的问题主要是为什么需要公开性来保证公正性。我的奖励项目虽然面对全世界，但它目前主要对中国大陆的读者有意义。而恰好在目前的中国大陆，没有公开性便没有公正性。这是因为，第一，今天的中国大陆，没有一个社会阶层能够充当“公正“的代表。你可以在美国、德国甚至中国港台地区任意选三、五位学者来仲裁，公众能够假定他们的仲裁是公正的。在过去中国的乡村，私塾先生通常是令人信任的仲裁者。今天的中国大陆当然不乏洁身自好的学者，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学者们已经腐败。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既不象西方人那样追求“真”，也不再象中国古人那样追求“仁”。在名、利面前，这个阶层的感觉是“穷途末路”，因此不再独善其身。所以，从这个阶层中任意选择三、五位组成一个评奖委员会来仲裁，并不能保证公正性。这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当今那么多奖励项目几乎都不具有公信力的原因，而这些项目的评奖委员会，那一个不是由德高望重的人士组成的呢？第二，我的奖励项目与马克思著作《资本论》有关。在今天中国大陆，“研究”资本论的专家多在温室中成长起来、而且（如果他们自己不痛下努力的话）终生也离不开温室。在那里，他们或习惯于和风细雨的同志式批评，或擅长于义愤填膺的口号型讨伐，与本人追求的学术风气相去甚远。年青一辈的《资本论》研究者中，佼佼者有，但离“德高望重”相距尚远，在整个阶层腐败的情况下，他们无法让公众相信其公正。第三，假如《资本论》有一定之逻辑性，本人的文章也有一定之逻辑性，那么，从众多文章中确定那些指出两者逻辑不相容的文章，技术上不应当十分困难；而上发到我的网页上的时间，又清楚标识了最先指出两者逻辑矛盾的文章。因此，只要把所有参奖文章公开，只要把奖励过程公开，公众就可以判断我的奖励项目是否具有公正性。

当然，即使一切公开，如果作为当事人的仲裁者就是要把奖金发给不应当获奖的人，那么公开性也不能保证公正性。但是，世上还有其他东西能够保证公正性吗？可能没有了。不过，这一切既适用于仲裁者是也适用于他不是当事人的情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相信世间还多少有公正性可言，相信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还多少有一点真、善、美的感觉，那么，一个人在公开场合便可能更多地表现出自己好的一面，更多地顾及公正性。一件事情越是公开，仲裁者越可能公正，仲裁者舞弊的可能性越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公开性是目前在中国学术界保持公正性的唯一途径，因此我自己的奖励项目自始至终追求最大可能的公开性，以便用公正性答谢所有的读者。

“双周夜话”2002年第4期                                  2002年2月12日

 

 春节的作用

 

 今天是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记得童年时候，没进腊月就盼望春节了，因为到了春节才有糖果含，有肉吃，有压岁钱领，有炮仗放。后来到了农村，和农民在一起，夏收夏种的五、六月份和秋收秋种的十月，收割、脱粒、整田、栽种，几乎全靠人工，真正残酷的体力劳动。可就在那每天十几个小时劳动的农忙期间，农民还只是象毛泽东说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那样，中午甚至晚上吃些干饭，可肉是舍不得吃的。但到了春节，没有什么农活，农民却无论怎样穷，还是要买点肉吃、买点酒喝。我曾经惶惑不解，为什么不在农忙反在农闲吃肉？后来我逐渐体会到，过年其实是穷人们为了心安理得地享受一下物质生活而找到的一种方式，一个借口。对那些善良的穷人来说，平时再苦再累，买点肉吃也是一种奢侈，心理上难以承受；而到了过年，再穷再欠债，不买点肉吃，心理上也难以承受，觉得太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孩子对不起节日。

    如今，我和许多人一样，不但过年、而且平时也常常有肉吃了。我们的孩子也不再盼望过年了，因为糖果、压岁钱对他们已经没有吸引力。为了偶然地享受一下“高消费”的物质生活，我们已经不需要用节日来安慰自己了。这是我们的努力和运气共同产生的结果。那么，现在春节还有什么作用呢？我想，至少可能有两个作用。第一，它给我们一种心理提示，使我们觉得我们应当和父母、和孩子、和亲人共同生活一下了。这样的共同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亲情或坦然的感觉是一种心理享受，它完全不亚于穷人通过节日得到的物质享受。脱离了物质贫困的我们，常常太需要这样的心理享受了。第二，作为穷人创造的节日，春节同样提示我们，中国和世界还有许多人，和我们一样地努力甚至比我们更加努力，但因为缺乏运气，他们继续停留在贫困状况中。例如，出生在贵州山区的孩子比起我自己的孩子来说，是太缺乏运气了。我们这些获得现代生活的人，只要想到“人生而平等”这一现代生活的道义源泉，想到我们自己在贫困时（或者可能贫困时）多么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同情，那么，春节就会使我们感到自己的幸运和自己面对穷人的义务。现在， 世界上穷人还很多， 根据国际社会的贫困 (每人每天低于2美元) 和极端贫困 (每人每天低于1美元) 标准， 世界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中， 中国更有两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而我们的户籍制度、我们的高考制度、我们的官吏制度，以及我们每一个不穷的人可能有的对穷人的歧视态度和巩固自己相对优势的无意追求，都压抑了穷人的声音，加重了他们改变自己处境的困难。但每年一度的春节会触动我们善良的本性，提醒我们注意贫困的存在，使我们在心理上特别地感到另一部分人的贫困也是我们难以承受的一种状态，特别地感到行善为仁的必要。也正因为春节的这一作用，当我在前往欧洲的飞机上想到春节的时候，25年前在农村的贫困景象历历在目，我明白自己现在的幸运，更提醒自己尊重穷人，在工作、生活中想到穷人和他们承受的不公正，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双周夜话”2002年第26期                                  2002年12月21日

                       

学者的衣着

 

       前几天秦晖先生来上海演讲，听者踊跃。如今著名学者演讲很多，听者踊跃的状况亦不少。但有区别。一位研究生告诉我秦先生穿的衣服旧，很奇怪。我想，在如今这个“先富起来的人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时代，秦晖先生当然不会藏富不露，有意识地穿旧衣服来“新潮”。我去过秦晖先生家，知道他家虽然远远比不上我见到的另外许多学者住宅的豪华，但不能够算贫困，应当有一套笔挺的西装在衣柜里吧。秦先生不着西装而穿旧服，我想还是“心不在焉”而致。

       “心不在焉”是学者特征。思索越紧张，思想越深刻，衣食上越可能心不在焉。因此，若一个学者衣食简朴，我们便可以估计他或她正在接近自己的学术顶峰。一到他有精力有兴趣有时间来考评食之味、衣之美，他或她便开始过时了。二十年前，我在北大，厉以宁先生常常衣着不整，所居亦狼狈，而那正是厉先生在学术界上辉煌的时候。在当时学生心目中，中国经济学家当数厉先生第一。秦先生如今被称为中国当代最有良心的学者之一，其学理分析亦正在辉煌时候，自然心不在衣食。好在当年我们听厉先生授课，今天的学子听秦先生演讲，想得到的是他们对学术问题的观点、科学研究的方法、社会人生的启示，虽然人要衣装，但毕竟简单明确、屏去装饰的思想才吸引着我们。这不象观球赛、看演出，那要的就是赏心且悦目的享受，就是兴奋以极致的放松，如果演员的服装不能新颖而使我们眼睛一亮，我们的享受和放松就会大打折扣。

学者最辉煌的时候，不是他们成为大小圈子明星的时候，而是他们在思想豁然开朗之后展开自己思想的时候。在展开思想的过程中，学者关注的仅仅是逻辑，是论争，是自己思想的说服力。此时的学者自然心无二物，想不到衣着对逻辑的助力。一朝成为明星，或欲启蒙大众，需云集应者；或多思想火花，但闪烁不定；或虽盛名可灸，恐其实难副：为强化观众眼睛一亮的感觉，便先得挑选衣着，以强化亮点，烘托名声。后者需要追星一族，前者需要论争对手。秦先生现在属于学者，但可能很快成为明星，不过，我还是希望他始终是学者，即使他的衣着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我为什么不参与当前的劳动价值论讨论

 

当前国内经济学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如火如荼。从学术性最强的『经济研究』杂志，到中小城市办的报纸，从国家科研项目到个人论文选题，到处可以看到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这里讨论的当然都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我在今年开通的主页上，也放了自己二十年前写的一篇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文章 （“略论服务业资本”，见本网页相应位置）。当然，看一下我的网页，就会明白它和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无关。于是，我就不得不面对朋友的问题：既然我有劳动价值论方面的知识，为什么不参与当前的讨论呢？

       我想，我的回答应当包括下面三条：

第一，当前的讨论缺乏科学性和严肃性。当前的讨论更多地出于政府的需要，而不是学术本身的发展所致。出于政府的需要当然也值得研究，就象我们应企业要求作项目研究一样。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一个为企业作可行性研究的人，必须得出可行的结论，才能领到企业的经费；一个为政府政策而作的研究，也必须得出政策正确的结论，才能够算成果。在这种背景下，讨论的科学性和严肃性都将让位于获得经费和获得成果的考虑。对这样的讨论，我是不愿意参与的。

第二，当前讨论的层次浅。我读到的几乎每一篇讨论文章，都提及当前政府的想法和现实的需要。而劳动价值论是什么？那是马克思在“实验室”做出的研究结论。假如马克思的结论正确，从实验室结论到上市商品中间也有很长的过程，况且马克思做的还是非常抽象的“理想实验”。马克思即使天才，寿命也有限，不可能独自研究清楚这一过程。当前的讨论看到的是实验结论和上市商品不符，便想重新解释上市商品。这当然不错，但上市商品从实验而来，当前的讨论不愿意重新做实验，而是抓住理论和实践不相符的地方来批评理论，或者就实践来发展新理论，因此也就只能流于常识。我曾经读过几篇讨论文章。它们让我想起的是“皇帝的新衣”的另一个版本：某个会场上的听众差不多要被日心说讲演者的头头是道所折服的时候，一个儿童喊出了“真理”的声音：“但太阳总是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的呀。”

    第三，个人的兴趣。从我开始自觉思考的时候起，我思考的就不是『解放日报』在谈到我的时候所说的“出谋划策”。我的“略论服务业资本”一文，虽然研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但不是为出谋划策而写，而是个人兴趣使然。出谋划策需要人，我对那样的人也是尊重的。但社会也需要不为出谋划策而思考的人，而大学教师本来便应当是离出谋划策最远、距个人兴趣最近的研究群体。不过，当经费由需要谋、策的人所分配、成果由需要谋、策的人所评定的时候，出谋划策容易得经费出成果，出谋划策者当然多，出谋划策的讨论当然如火如荼。这都很正常。经费、成果是好事，也是我之所欲，只是不要违拗自己的兴趣。当年在农村，那么辛苦，也没有想起要扭转兴趣，为村上的“批林批孔”出谋划策，以图个轻松活计干干，所以离开农村几年，才能够写出二十年后不需要修改还可以发表的文章；如今占据了大学教师的职位，仅仅做好本职工作这一条，就更要求我尽力写出基础性强时效性长的文章，而不是不断参与理论热点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