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赜林：实际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问题研究
《实际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问题研究》
大纲
黄赜林
02秋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生
1、问题的提出
解释经济波动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课题，有关经济波动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是经济波动的初始根源是什么；二是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是什么；三是如何治理经济波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集中体现在对经济波动的解释，传统的凯恩斯模型把经济周期看作是名义变量特别是货币供给出现异常变动的产物，在一般均衡模型中由于系统可以自动向均衡状态调整，名义变量的冲击不会对经济造成持久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改革后中国的产出进行单位根检验，并构建冲击反应函数测量冲击对产出的影响程度，实证研究发现，冲击对中国产生了持久性影响并且影响被放大。由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简称为RBC）与传统凯恩斯模型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产出波动中是否存在较大的持久性分量，因此，研究也表明传统凯恩斯模型对于研究经济波动的可行性值得怀疑（该内容在第三章）。据此，本文试图从实际冲击的角度解释中国的经济波动问题。具体地，本文旨在解释实际冲击特别是技术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有多大这一问题，以RBC理论为基础，寻找能够较好解释实际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影响的RBC模型。
2、RBC理论与其它宏观理论的比较
RBC理论的形成是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它为理解经济波动的实质和根源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该理论以新古典增长模型为基础，通过构建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解释。它在两个关键的方面与早期理论有所不同。第一，与早期的均衡理论文献相比，RBC模型给予波动的传导机制（即冲击的影响随时间扩散的机制）更多的重视，认为跨期替代（如劳动、消费）尤其是资本形成需要一定时期是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第二，顾名思义，RBC模型强调引起周期波动的冲击根源是实际的而非“货币的”因素。特别是，周期的主要驱动力量被认为是对技术的冲击，而不是在早期的均衡分析中强调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干扰。
相比之下，关于引起波动的冲击的性质，RBC理论的观点更多地反映了它与其他理论的分歧。就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区别两种观点。较为温和的观点认为，从定量的角度看，技术冲击作为经济周期运动的驱动者比货币冲击更为重要；较为激进的观点认为，货币冲击的后果根本是可以忽略的。前一个立场与均衡理论的货币错觉相容，因为两者都没有否定供给冲击的作用。但是，较为激进的实际周期观点—即认为货币冲击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周期波动根源的观点，则明显与大多数其他理论不一致。在这一形式上，实际周期方法向主流宏观经济分析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将隐含地把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实际周期假说的温和形式上，因为它更确切地代表实际周期论者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所持的观点。
3、评价标准
RBC模型的评价方法是校准法（Calibration）。所谓的校准法是通过参数的设置生成一些模拟结果（比如变量的周期性和变化幅度），并将模拟结果与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相比较的评价方法（即比较两组变量的方差矩阵和相关系数矩阵）。
4、基本RBC模型及其扩展模型
早期实际经济周期模型被称为基本RBC（或标准RBC）模型，其假设前提是完全竞争和理性预期，没有涉及市场失灵、政府干预以及货币冲击等因素，模型只能较好的解释实际经济波动的部分特征事实。因此，基本RBC模型受到经济学家特别是新凯恩斯学派在模型假设和传导机制方面的猛烈抨击。在20世纪80、90年代，RBC理论针对质疑和抨击予以回应和扩展，在假设前提、模型结论等方面进行修正和完善，主要从劳动市场、货币市场、政府部门、开放经济以及其它方面对基本RBC模型加以扩展，扩展的RBC模型在假设前提、传导机制及其经验结果都会发生变化，从而使RBC理论趋于成熟。
论文大纲
导 言
第一章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文献综述
第一节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背景及主要观点
第二节 基本实际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及其特征
第三节 基本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扩展
第四节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简短评价
第二章 实际经济周期研究相关的方法
第一节 H-P滤波法（用于产生周期数据）
第二节 线性化一阶条件方法（用于求解模型）
第三节 广义矩估计方法（用于估计方程）
第四节 校准法（用于评价模型）
第三章 中国经济周期中的一些特征事实
第一节 实际冲击与中国产出持久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第二节 改革前后中国经济波动特征的比较分析（从生产率冲击角度分析）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事实
第四章 基本RBC模型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不引入劳动力）
第一节 基本RBC模型的理论分析
第二节 基本RBC模型的实证检验
第三节 模型模拟的结果分析与比较
第五章 可变劳动RBC模型在中国的实证研究
第一节 可分劳动RBC模型的理论分析
第二节 可分劳动RBC模型的实证检验
第三节 不可分劳动RBC模型的理论分析
第四节 不可分劳动RBC模型的实证检验
第五节 模型模拟结果的比较分析
第六章 包含政府部门的RBC模型在中国的实证研究
第一节 包含政府部门的RBC模型的理论分析
第二节 包含政府部门的RBC模型的实证检验
第三节 模型模拟的结果分析与比较
第四节 参数敏感性分析
总结及展望
“
曾军平：自由社会中的集团选择
国企改制（出售）与法治高级研讨会议程
国企改制（出售）与法治高级研讨会议程
上午
9：00 会议开始
9：05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副院长顾士渊教授 致辞
9：10 胡景北教授 致辞
上半场 主持人：费方域 上海交通大学 经济学教授
9：20－9：40 第一场 姚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学教授
9：40－10：00 第二场 秦晖 清华大学 历史学教授
10：00－10：20 第三场 田国强 美国德州A&M大学、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教授
10：20－10：40 休息，合影留念
下半场 主持人：杨建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 经济学研究员
10：40－11：00 第一场 顾功耘 华东政法学院 法学教授
11：00－11：20 第二场 胡鸿高 复旦大学 法学教授
11：20－11：40 第三场 肖耿 香港大学 经济学副教授
12：00 午餐
下午
上半场 主持人：陈宪 上海大学 经济学教授
13：30－13：50 第一场 左大培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学研究员
13：50－14：10 第二场 仲大军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经济学研究员
14：10－14：30 第三场 韩强 南开大学 哲学教授
14：30－14：50 第四场 丁栋虹 复旦大学 管理学教授
14：50－15
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问题研究 杨 智 峰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目录： 一.集体所有制的定义和特点、与公有制、股份制、私有制的联系与区别。 二.城镇集体所有制的演变及现状 1. 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形成及发展过程 2. 传统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主要缺陷 3. 现阶段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特征 4. 城镇集体产权形成、发展和变革的过程 5. 城镇集体产权结构现状及特征 6. 城镇集体企业产权变革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三.集体所有制改革的个案 1. 山东诸城中小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案例 2. 蚌埠市集体企业改革的条例 3. 伊春市国有集体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四.集体所有制产权改革中的问题与思考 城镇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现状。 1．集体所有制产权改革的理论及实践滞后。 2．改制过程中的问题及分析。 (1) 集体企业的产权及产权界定问题 (2) 股份合作制与职工集体股问题； (3) 改制过程的规范性及资产评估、出售价格的问题； (4) 量化后的股权流动性问题、股权分散与改制过程中的鼓励管理层持股问题。 (5) 城镇集体企业改制后的政企分开和健全治理机构问题 (6) 改制后的企业形式与公司法相矛盾的问题 五.附录 诸城市集体企业改革汇报 蚌埠市集体工业企业企业改制条例 伊春市集体企业改制条例 一、 集体所有制的定义和特点、与公有制、股份制、私有制的联系与区别 1.集体所有制的定义和特点 集体企业是按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进行归类的办法划分出来的一种企业模式，根据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是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实行共同劳动、在分配方式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 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应当符合下列中任一项的规定： (一)本集体企业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 (二)集体企业的联合经济组织范围内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 (三)投资主体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集体企业，其中前(一)、(二)项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应当占主导地位。本项所称主导地位，是指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占企业全部财产的比例，一般情况下应不低于51%，特殊情况经过原审批部门批准，可以适当降低。 这种模式下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为: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集体企业内的个人不再拥有对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集体企业内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 集体所有制是专指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一种所有制模式， 是指部分劳动群众共同出资入股、共同劳动、共同拥有生产资料、共同享有劳动成果的一种公有制形式。在集体所有制经济中，生产资料是集体的财产，劳动者在集体范围内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集体企业内的个人不再拥有对企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集体所有制的特点： (1)企业资产属于该企业劳动者组成的群体集体所有，(这是就集体所有制的本来含义或典型形式而言，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诸多变异或偏离，如乡镇以至村办企业中，企业资产更多是属于该乡镇或村的全体劳动者而非企业劳动者所有，有的集体企业不少资产是属政府部门或银行的。) (2)产权不在企业劳动者群体内分割，每个企业劳动者都对企业全部资产拥有完全重合的财产权利，但又都无权单独行使其财产权利。也就是说，相对于明确的企业外部产权界区，企业内部，劳动者之间不存在明晰的产权界区， (3)资产收益不作为独立的收入项目在企业成员之间按产权比例分配(这是指作为计划经济中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典型形态而言。在集体所有制的初期形式中，曾存在过资产收益的单独分配，近年来，某些集体企业也逐步恢复了股金分红)，一般是作为劳动报酬，根据成员的劳动数量、质量情况分配; (4)企业成员的户、股资金或资产实际上不具有退出自由; (5)不存在独立的财产继承权，企业成员的产权继承基木上是通过其后代或亲属进入该企业而实现的。 我国按这种模式进行的所有制实践，从企业建立之初就在实质上否定了集体成员对集体财产的真正的所有权，集体成员与集体组织之间不存在具体的财产权纽带，集体成员与企业之间按资分配的关系是不存在的。按这种集体所有制模式建立的企业，在所有权结构上，始终就不存在明确的所有权主体，其所有者只是高度抽象的“劳动群众集体”，而其后由地方政府注资的集体企业则表现为公有制的特征，为地方政府所有的“二国营”公有制企业。 2.集体所有制与公有制的联系 公有制是指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共同拥有物质生产资料的财产所有权制度。其基本涵义是，公共所有的生产资料，既属于全体劳动人民或某个群体所有，同时又不属于其中任何个人所有。每个成员都有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力，但每个成员又不能凭借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他人的劳动。这就是说，在公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既属于劳动集体或全体劳动人民所有，又不属于任何单个的劳动者个人所有。这种公有制有两个最基本特征: (1)它排除了所有制方面的任何私人特权，不允许任何人把劳动者共同所有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私有财产，也就是说，它只承认财产的公共占有，而绝对排斥个人占有。 (2)它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凭借公有的生产资料，去谋取个人或单位的私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强调了公共财产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而否定了其可量化到集体或个人的可分性。 集体所有制具有公有制的两个基本特征，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 3.集体所有制与股份制、私有制的区别 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看，股份制或私有制企业里有两个特点，一是股东主要由职工、外部自然人、法人、私营企业主所组成，劳动者在企业内部仅仅是占有一小部分的生产资料，而不是全部占有;二是企业一般由法人或私营企业主个人控股，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是由占控股地位的经济成份所决定。在集体所有制企业内部，集体经济的特征表现在:劳动者同时也是所有者，两者身份是统一的，它表现了全体劳动者集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本特征。 从产权流动的情况看，股份制或私有制企业里的产权可以自由转让和流动，产权不断的流动，引起股东和股东性质的不断变化。而在集体所有制企业里，只承认财产的公共占有，而绝对排斥个人占有，强调了公共财产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而否定了其可量化到集体或个人的可分性。 二、 城镇集体所有制的演变及现状 1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形成及发展过程 我国集体所有制由城镇集体所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构成。乡镇企业中的乡镇办集体企业属于城镇集体所有制范围，村办的集体企业则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制范围。 我国城镇集体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7)，主要是在建国以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解决失业工人就业问题，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通过说服教育和示范引导城镇小私有制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组建了一批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形成了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 第二阶段(1958-1978)，是传统城镇集体经济发展的主要时期。它分为四个时期。一是1958年为引导城镇妇女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掀起大办街道工厂和生产组的热潮，组织了集体所有制街道工厂等;
市场经济的宪政维度探索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 王小卫 作者简介： 王小卫：男，1970年生，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是宪政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先后在《经济研究》等权威和核心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译著《社会契约与博弈论》(上、下卷)，作为课题组核心成员参加完成国家级、省市级课题十余项，在《经济学消息报》、《东方早报》等报刊发表理论文章多篇。 联系地址：上海国定路777号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 邮政编码：200433 电 话: 13916923980 ; 021-65509495(h) 电子信箱：xiaoweiwang@citiz.net 摘要：本文从转型经济的实践出发，针对政府——市场二分法的局限性，提出了宪法——政府——市场三分法的分析框架。并根据这一框架对中国的经济转型进行了研究，中国经济转型的经验表明政府行为与经济转型的效率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本文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政府的角色与定位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因素，经济转型面临法治资源稀缺的瓶颈约束。政府目前不仅直接拥有和控制着规模巨大的资本与资源，而且仍然具有“裁判”与“球员”双重身份，对政府权力的软约束所产生的后果是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距离缺乏有效的界定，经济转型的政府成本上升。因此，建立公正、透明和有权威性的宪法规则与秩序，对于中国这类历史上宪政资源缺失的国家的经济转型有着特别的含义。 关键词：宪政 政府悖论 制度博弈 Government and Market: Review by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Abstract: To counter the limit in concept of one dividing into two with government and market $ it advances analytical structur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one dividing into three with constitution $ government and market $ from the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Through observed the experiments of economic transition in China from the concept of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 it find out that government role is still the critical problem to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soft regular to political power $ the increasing costs of the government limits the efficiency of its economic transition. The basic conclusion is that constitutional system and market system is a set of complementary systematic arrangement each other; only by constitutional establishment can we bound the distance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and such an order has a special meaning to China. Key Words: Constitution Government Dilemma Institution Game 市场经济的宪政维度探索 伍柏麟 王小卫 政府是一个集中决策、人为设计、分层管理的行政组织体系。而市场是一种分散决策、自发形成、自由竞争的权利交换体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构成了经济学的永恒话题。转型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在千回百转之后仍然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本文从转型经济的现实出发，针对政府—市场的二分法的局限性，提出了宪法—政府—市场的三分法的分析框架，并在对中国经济转型的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结论。 1 宪法—政府—市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在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之前，对于政府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政治和道德角度去研究的，亚当·斯密首次在道德上确立了自利的合法性，并开始从经济角度去研究政府问题，对政府与市场关系作了明确的界定。 经济学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认识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1776年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阶段，强调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市场机制的经济自由主义是经济思想的主流，政府作用则被置于辅助地位，政府职能基本限于完成斯密所界定的三项任务。第二阶段：20世纪20—60年代。在这一阶段，以旧、新福利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为标志的政府干预理论处于鼎盛时期，经济学文献中到处是对市场失灵的论证，经济学家据此对政府增加了越来越多的职能。第三阶段：从60年代至今。经济自由主义再度复兴，经济学家的视角转向了政府失灵或政策无效，主张还是把自由市场机制和自由企业制度作为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工具，并把政府身上过多的职能一一卸了下来。本文把主流经济学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这种非此即彼式的理解概括为政府—市场的二元冲突模式。 在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冲突模式中，政府与市场之间被视为是一种代替品的关系，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选择上非此即彼。事实上，这只是一种极端的情形。形成这种二元冲突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第一，17—19世纪英国和西欧的制度演进，为解决政府悖论创造了一种机遇。《国富论》和《独立宣言》在1776年同时公诸于世，表明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密切关系。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正是十九世纪，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结合，给英国和美国带来了黄金时代（弗里德曼，1979）。根本的原因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以法治为基础，政府的任意行为受到法律约束，使它不易侵犯产权和限制企业的自由组建和发展（钱颖一，2002）。因此，法治成了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假设。无论是在斯密时代，还是凯恩斯时代，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都是在这一条件下的讨论。对这一点的忽视是产生这种二元冲突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是，马歇尔之后的主流经济学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以配弟、斯密等人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不是资源配置问题，而是如何才能使一个国家更富裕的问题。亚当·斯密强调，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一定程度上，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发展经济学（杨小凯，1999）。而马歇耳之后的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重心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配置问题。作为法学家的斯密所关注的政府悖论问题逐渐退出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市场的法治条件已逐渐在制度上进入一个稳定均衡状态，并成为一种制度共识存在，而不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对象。二是由于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进行数学处理时非常得心应手，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了马歇尔之后的经济学的主流。因此，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里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讨论就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二元冲突的模式。在这种分析框架下，与对市场的资源配置和企业问题的研究相比，现代经济学对政府的研究相对有限（钱颖一，2002）。 历史的视角表明，宪政民主作为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政治形式出现在启蒙时代之后，从宪政产生、存在和发展变化的逻辑来看，所谓宪政，必须是活着的宪法或者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有效的宪法。从宪法与其实现的制度方式之间的关系来看，宪法目标的制度实现是一个制度不断演进的过程，是一个权力与权利博弈的过程。宪政安排提供了“政府悖论”的制度之解。这是经过了长期的制度博弈的结果即通过宪法的社会控制或治理方式，即国家的权力资源必须按宪法程序运行，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由宪法为权力的运行提供合法性基础。因此宪政是解开“政府悖论”的纳什解或纳什均衡。所谓纳什均衡的含义是假设在有n个人参与博弈，给定其他人的战略的条件下，每个人选择自己的最优战略，所有参与人选择的战略一起构成一个战略组合，这种战略组合由所有参与人的最优战略组成，也就是给定别人战略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方会单独改变策略。纳什均衡的进化机制认为，纳什均衡并不是或并不一定是博弈方一次性选择的结果，而是有一个通过修正和改进向纳什均衡的调整逼近的动态过程。对制度的纳什均衡分析表明，一种制度安排要有实际意义，必须是一种纳什均衡，否则，这种制度安排便不能成立。对宪法的分析也同样可能得出，当一部宪法不是纳什均衡时，它就不会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起作用，就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摆设，而纳什均衡意义上的宪法就是宪政。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在引进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时，由于所处的发展水平和现实问题上的差异，因此应用一个抽象掉宪法条件的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冲突模式来分析发展与转型问题时缺少针对性（张帆，2001），并产生了以下几方面的负作用。 第一，对经济发展或经济转型中的政府角色认识不足。对政府和市场的讨论缺乏现实的历史基础，只是从主流经济学的经典答案出发来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范围，从“应然”的角度出发来给政府定位，这虽然回答了政府应该做什么，政府可以做什么，但无法回答如何才能让政府做到这些，或者接受这一角色定位。对于现实中的政府越位或越界，只能寄希望政府自己的自律来解决。 第二，是对发展和转型本身深层次的问题认识不足，把发展和转型等同于以要素的投入来产生的GNP的增长或商品的市场化程度。对于经济转型或经济发展中的宪法化效应缺少分析，对自由和权利对经济发展或转型的意义缺乏认识。由于缺乏宪法条件，当发展或转型过程中出现挫折或预期目标无法实现时，往往出现体制复归或对市场制度本身的不信任。 第三，进行宏观调控成了政府扩张的根据。现代市场经济并不否认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但这种调控是有条件的，是承认市场的主导作用下的宏观调控，是从市场之外的有限界入。如果缺乏宪法条件，这样的宏观调控容易变成政府对市场的控制或侵犯。如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之一的财政政策如果不受宪法约束，就会变成向市场寻租的工具，并成为政府扩张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也是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偏爱财政政策的原因。宏观调控的效果并不只是简单的由政府财政或货币政策的组合或类型来决定，更重要的是宏观调控的制度环境。因此，转型经济的宏观调控的前提是建立在规则约束之下的金融、财税体制。 第四：国有企业改革收效不大，但冲突日益突出。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宪法性市场竞争规则。由政府各个部门或行业自己制定的改革方案或法规的动机和主要内容是为行业或部门内的国有企业提供优惠或保护，这样的规则本身缺乏公正性、透明度和权威性。由于缺乏权威性的公共市场规则，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只能是“斩不断，理还乱”。国有企业的改革还需要政府出于“父爱”的财政支持、金融支持甚至通过股市的来“解困”。因此“政企不分”成了国有企业的理性选择。 第五，寻租和腐败问题严重。寻租行为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寻租现象往往存在于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一方面是促进市场发育的法律、法规缺乏和不完善，另一方面是过多的经济干预。政府不适当的干预和管制导致的稀缺和垄断产生了巨额租金。围绕这些租金的分割，引起了社会上上下下的争夺。 对于转型经济中的寻租和腐败问题，基于传统的政府—市场二元替代模式的治理建议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结束双轨运行，从根本上消除租金产生的制度根源。但这个建议本身是含糊的，因为没有通往市场的市场之路，单纯的市场化取向的结果可能是掉入“印度病”的陷阱之中，即寻租的制度化，而基于宪法—政府—市场三元互补模式的治理寻租的建议首先是通过宪法来约束政府权力，使政府与市场的功能在宪法条件下实现互补，这才是解决转型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的根本方法。 第六，全国性统一市场难以建立。在市场经济中，宪法规定构成了一国范围内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在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分析框架中，由于缺乏宪法视角，因此，部门、行业和地方政府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利用政策保护甚至司法保护提高了形成全国性统一市场的交易成本。宪法以其法律权威性及规范性应当成为统一国内市场最有力的制度保证，有必要在宪法中明确禁止地方政府分割市场的行为，有利于促使宪政框架下市场经济体制的真正确立（朱淑娣等，2001）。 第七，农民问题日益突出。中国的农民问题开始于农民的制度创新。1978年安徽凤阳的农民鉴订的第一份土地承包合约的风险来自政治方面，这就表明中国的农民的市场化进程中除了自身素质提高外，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推动宪法化进程来消除农民与居民的“身份”差异，创造市场经济的公平的起跑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八，国家立法进入误区。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颁布了大量的法律。在一些领域存在过度立法，有些法律出现重叠，有些法律条文过细过窄，降低了法律的质量和权威，容易引起冲突和混乱。立法效率低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审批和管制为主导的政府管理模式与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之间的冲突造成的。需要从宪法层面上来规范立法、司法与行政的关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最后，由于受这种分析框架的局限，对一些新的经济现象缺乏理解。例如，根据资本投入的程度，一般把经济模式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 今天，我想从经济学理论上阐明一下我的观点。经济学中有一个原理，市场中比如一年流通的货币总量，等于该年经过这个市场交易的物品的价格总量，也就是下面这个著名的恒等式： （1） MV=PY （M：货币量，V：每单位货币在一年内的周转使用次数，P：物价总水平，Y：用基期价格计算的实际总产值） 这个恒等式中四个经济量各自变化的相互关系是 （2） m+v=p+y 这里的小写字母是大写字母表示的各个经济量的变化率，即m是货币量的变化率，v是货币周转次数的变化率，p是物价总水平变化率，y是实际总产值变化率。公式（2）常常被用来说明物价总水平如何变化。如果p大于零，物价在提高，经济便出现了通货膨胀。所以，公式（2）也常常被用来说明通货膨胀的原因。我们用m*表示货币增长率和产值增长率的差距，即m*=(m-y)，并把公式（2）改写成 （3） m*+v=p 这里，m*>0意味着货币超发。公式（3）说明通货膨胀即p>0不源于m*>0便源于v>0。由于v的变化难以解释，而m*可以由中央银行控制，因此一个省事的方式是认定通货膨胀来自货币超发，也就是说m*>0导致了p>0。这个观点其实很难成立。我国经济近30年的发展中，m*总是远远大于零，就是说我国货币的增长率几乎总是远远大于产值增长率。但我国通货膨胀却不那么频繁、在大部分年间也不那么严重。可见在许多年里，我国的v应当是个负数。就此而言，说货币超发就会导致通货膨胀至少在逻辑上不够严谨。 不过，对我的农产品涨价导致通货膨胀的观点来说，重要的是公式（3）右侧的p。把总产值分成农业和非农产值，物价总水平分解成农产品价格和非农产品价格，p就可以写成 （4） p=na+(1-n)b 公式（4）中，a、b分别是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价格的变化率，n是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公式（4）的含义为物价总水平变化率是两类商品价格的变化率的加权平均数，而权数是农业产值比重。把公式（4）代入到公式（3），我们就得到 （5） m*+v=p=na+(1-n)b 显然，如果a=b，我们会有a=b=p，公式（5）就和公式（3）完全一致。此时，研究通货膨胀不需要考虑a或b的变化，而只需要考虑m*和v如何造成p的变化就够了。如果a和b变化虽然不同，但差距不大，我们也可以忽视它们而仅仅考虑公式（3）。但在我国的情况下，a和b的差距很大，我们就不能不突破公式（3），不能不考虑公式（5）。 公式（5）启发我们： 第一，如果a、b的差距很大，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关系必然变化很大。经济学家把这样的变化称为相对价格变化。相对价格变化是实体经济现象，而非公式（5）左侧的货币变量能够解释的。 第二，假如通货膨胀率p或者m*+v不变，a和b之间必然是一正一负的关系。a大于零，b必须小于零；a小于零，b必须大于零。 第三，中国经济当前的特点是a大于零。此时，如果b不小于零，p就必然大于零，经济出现通货膨胀。 第四，为了实现通货膨胀，m*+v必须大于零，货币必须超发，或者货币周转速度必须加快，或者两者同时发生。 第五，在a大于零的前提下，若m*+v不大于零，b必须小于零。它表示非农部门价格下降，利润下降，非农部门可能陷入衰退状态。由于非农部门是我国经济的主体，非农部门衰退便是我国经济的衰退。 第六，因此，在a大于零的前提下，我国经济将同时面临通货膨胀和衰退的威胁，经济政策需要在通货膨胀和衰退之间权衡。 第七，在a大于零的前提下，中央银行的作用有限。从公式（5）看，首先中央银行无法影响a与b之间的非同步变化，也就无法改变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变化态势。其次，中央银行很难控制v的变化。再次，就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m*而言，假设不考虑v，中央银行收紧银根，让m*=0，通货膨胀消失，但b必须大大地小于零，此时非农部门会衰退；中央银行如果放松银根，至少放松到非农价格不下降即b=0，那么，中国经济会有m*=na>0，通货膨胀依然出现。如本文第一段所言，对今年六月份来说，即使非农价格不提高，CPI也将上涨4.26%。 所以，无论中央银行如何做，中央银行都会受到责难。银根紧，有人批评中央银行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银根松，有人批评中央银行造成通货膨胀。用公式（5）分析，中央银行两面不讨好的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当前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来自于a、b的不同步变化，即公式（5
国有企业改制的抉择、运行和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一）产权改革不等于简单地化公为私 所以，我说，产权的交易不仅是所有者，交易者可以是使用者或代理人，但必须是全权的使用者或代理人。也就是说，你可以是公产的代理人，也可以是私产的代理人，但你必须是经过授权的，能完成交易的全过程。现在，我们向农民征地要给补偿金，土地是国家或集体的，农民的承包实际上是使用权，为什么还补偿呢？因为合同有法律效力，人家承包20年，你现存要改变合约，当然要给补偿金，所以不要以为土地是国家或集体的，就可以随意征用，因为你已经把使用权划分给家农民了，国家要有信用，现在要收回来，就应该补偿。李连军：会计师事务所品牌声誉研究
章铮：苏南模式和长三角的崛起
杨智峰：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问题研究
王小卫：市场经济的宪政维度探索
双周夜话|2011年 $ 双周夜话→2011年 $ 农产品涨价造成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析 $ 2011/7/22 $ 袁鲲：基于等价鞅理论的信用风险定价研究
韩强：国有企业改制的抉择、运行和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韩 强
国有企业的改制已经成为当前的热点，特别是这次郎咸平引起的国有资产改革大讨论，进一步把这个问题推向高潮。我的观点是，国企改革，或者说制度的改革，不能仅限于所谓的“产权”改革，应该包括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就“产权”改革来说，不能简单地认为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就叫产权改革，还可以理解为：把单一的所有制改变为多元的所有制——股份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有控股公司，国有股可以占主导地位，其它股份为公众股，也可以让其它股份参加，例如民营股份。其实，在欧洲，国有控股公司很多，例如德国的大众公司、法国的雷诺公司。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确，改制并不等于把国有资产全卖掉。因为公有制是多样性的，有单一的公有制，还有劳动者集体所有制，还可以有国有控股公司，同样私有制也是多样性的，有单一的私有制，还有合伙人的集体所有制，还可以有民营控股公司。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所有制，都必须在所有权上明确。特别是集体所有制和公司制，必须明确每个参与者所占有的产权，这是不能含糊的，否则就会引起一系列的纷争。现在不仅一些改制后的公司发生产权纠纷，甚至连家族企业中也发生纷争。因此，作为参与者必须以法律文书的方法明确产权，才能避免纷争。
这里有一个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把国企卖掉，或者是MBO，让管理者收购，就能提高企业效率，他们认为自己管理自己的财产肯定能管好。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世界中不仅国企、而且相当多的民企经营不善也会倒闭。所以，不能把产权与管理方法混为一谈。还有的经济学家引用科斯理论宣传“产权明确”就是私有化，只有私有化才能节约交易成本。这是一个误解。
其实，就是按照科斯的产权交易，也没有严格规定进行交易者，必须是产权的所有者，双方可以是使用者或代理人，但必须是全权的使用者或代理人。也就是说，你可以是公产的代理人，也可以是私产的代理人，但你必须是经过授权的，能完成交易的全过程。但是，张五常把“私产”推到了极端。最典型的例子是他要推翻古老的“海鱼不能被保障为私产”的观念。结果，他好像是在讲故事，因为流动的鱼是混合的，无法界定出哪一部分三文鱼是谁的。
那么，科思理论是怎么说的呢？
科斯在诺贝尔经学奖获奖演说词《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中作出这样的概括，“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中（标准经济理论的一个假设），当事人各方之间（平等自由）的谈判将会导致带来财富最大化的制度安排，而这状况与权利的初始配置是无关的。”请注意最关键的一句：“谈判将会导致带来财富最大化的制度安排，而这状况与权利的初始配置是无关的。”也就是无论是公产还是私产都可以交易，“与初始配置无关”，也就是说，即使不是初始的所有者，只是授权的使用者或代理人也可进行交易。这里最重要的是具有法律性的“授权”。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的文章中举了农夫与养牛者的例子。讲得就更清楚了。他假定农夫和养牛者在相邻的土地上经营；在两之间没有任何栅栏，因此，牛群规模的扩大就会增加农夫的谷物损失；农夫或者养牛者将土地用栅栏围起来每年要花费若干美元的成本；但如果存在当事人各方之间（平等自由）的谈判的市场交易，不论是养牛者支付给农夫一笔钱让他放弃土地，还是养牛者支付给土地所有者一笔稍高于给农夫的钱（若农夫自己正式租地的话）而自己租下土地，或者是由谁将土地用栅栏围起来，都会采用一种使双方都接受的收益最大损失最小的“合算”的方法——最终结果都一样，即使产值最大化。因此，对资源配置没有任何长期影响。
这里，很清楚，农夫自己正式租地是使用权，不是所有权，这个使用权也可以交易。也可以是养牛者直接找土地的所有者进行交易，那所有者就要向农夫收回使用权，但是这种收回也要交易，因为你是提前解约，要承担农夫的损失才公平，这样就成了三方谈判。
现在，我们国有资产交易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是未经所有者授权的交易，特别是MBO，企业的管理层只是经营者，他们被授予的只是经营权，并没有产权的交易权，所以曲线MBO是不合法的。
（二）所有者缺位问题
郎咸平说：“我觉得最荒谬的事情，就是现在谈产权改革的时候，动辄就强调要民营化，又例如对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等说法，实际上都不是很准确的。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是经理层不够专业，做得不够好，并非完全是国有控股的问题。很多国家都会有很多的控股企业，这也是企业存在的一种形式。（《郎咸平探求民企“原罪“出路》《南风窗》
这里，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借口“所有者缺位”就搞私有化，因为在“缺位”的情况下，搞所谓的“民营化”、“私有化”，只会公共财产的所有者受到更大的损失。另一方面，内地经济学家所说的“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是指在法律上规定了全民所有制，但是法律没有细化，在操作层面上，民众没有知情权、发言权、监督权。同时，企业要有管理者，不可能人人都直接管理企业。
郎咸平一直强调，法律上已经规定了公有权，所以不存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也许是他不熟悉内地的情况，所谓“五龙治水”分散化的行政管理，这种操作方法，实际上形成了“所有者缺位”。所以，我认为关键问题是让所有者“复位”，怎样“复位”呢？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人民的知情权、发言权、监督权，具体形式就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建立监督机构。
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决定国有企业的建立、合并、撤销或内部机构变革，通过掌握财权控制联邦预算间接制约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活动，对于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美国国会还通过常设委员会或者临时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审议国有企业管理的各种议案。
法国国会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监督主要通过调查和诉讼方式实现，国会议员拥有对涉及国有企业各个方面的直接和间接调查权，可召集会议直接调查也可组织有关调查组或委托审计院调查，有权在特定期限内设立调查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并就国有企业问题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口头或书面质询。
还介绍了英国、德国的经验，还包括东方的印度：国会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方式，一是议员每年对国企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评议，二是国会每年举行一次围绕一个或一批国有企业的预算和议案等问题的辩论，三是通过与国有企业相关的公共会计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国有企业委员会实施具体的管理和监督，公共会计委员会负责审查国有企业的收支账目表和资产负债表、盈亏会计报表以及审计报告。
这些经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发挥议会的作用。从法理上说，既然公有资产是全民的，议会当然要进行监督和管理。这样就从法律上保证了全体所有者的地位。
如果我们看一看某些经济学家提倡的MBO，一味强调企业管理者的贡献，根本就没有把真正的所有者——全体人民放在眼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支持郎咸平、左大培要求停止MBO的观点。因为凡是MBO，或多或少总是暗箱操作。有人说公开操作就可以避免缺陷了，却忘记了一个问题：全透明的公开操作，MBO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公开操作，就会有人出比管理者更高的价格，当然是谁出的钱多，就卖给谁，管理者的特权也就消失了，MBO也就不存在了。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人突破不了洋教条，想改良MBO，却忘记了公开透明的操作，MBO的特权就消失了。
这里，我还要说的，民营企业也会出现“所有者缺位”，也许有人会感到吃惊，民营企业是老板自己的，怎么会“缺位”？实际情况是：企业做大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举一个例子：
《科学投资》《中国民企死亡全书》，就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李忠文也是一个渔民的儿子，19岁时被人推荐到天津当学徒，学习做鞋。1994年，羽翼渐丰的李忠文辞了原来的老板，借了4000块钱，和哥哥两人开始在天津打江山。李忠文很有生意头脑，在他做生意的第一年，他那个由老式澡堂子改建的只有420平方米的鞋店就为他带来了400多万元的收入。到1996年，李忠文和哥哥在天津已经拥有4家鞋店，每家单店面积都在四五百平方米，生意都不错。从1997年起到2000年，短短的4年时间里，“百信鞋业”在全国40多个城市开了80家连锁店，旗下拥有了2.8万名员工，总资产达到30多亿元。这时候的李忠文已经不仅仅是个亿万富翁，而且成为社会名流，被人誉为“中国鞋王”。他宣称，到2002年，“百信鞋业”要在全国开100家连锁店，5年内跻身世界500强。
就在李忠文宣称他的“百信鞋业”要在5年内跻身世界500强的时候，灾难开始了。李忠文开鞋店，采取的是家电经销的那一套模式，即由厂家先垫货，待一段时间之后，再由商家给厂家结款。这种运作模式，可以很好地缓解商家资金紧张的局面，但同时也潜伏着巨大的危险。随着李忠文的信心爆棚，短时间内一下开出几十家店，而且单店面积越来越大，最大的超过1万平米。这些店铺占压了大量的资金，这使“百信”的资金始终处于极度紧缺的状态。这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替李忠文打理在全国各地几十家店铺的大多是他的亲戚朋友。这些亲戚朋友乘其一时分身乏术，开始公然地、大规模地损公肥私，化公为私，使企业利益受到极大损害；第二，劣质商品开始大量涌入“百信”，百信”销售额急剧下降，使本已紧张的资金链进一步绷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