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制（出售）与法治高级研讨会议程
国企改制（出售）与法治高级研讨会议程
上午
9：00 会议开始
9：05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副院长顾士渊教授 致辞
9：10 胡景北教授 致辞
上半场 主持人：费方域 上海交通大学 经济学教授
苏青岗：国有资产出售规则追溯与研究
国有资产出售规则追溯与研究
目录
研究背景————————————————————————2
国有企业改革的简要回顾———————————————————-2-3
金雁：何妨学学匈牙利
何妨学学匈牙利
金 雁
这次关于“郎旋风”的讨论中，“非主流”的朋友除了俄罗斯之外，还把匈牙利提出来做反面教材。说匈牙利转轨前是东欧“消费者的天堂”，转轨后就一团糟云云。我以为这种说法是非常片面的。事实上，匈牙利剧变前的“高消费”是建立在前政权筑起的欧洲最高的债台之上。剧变时匈牙利全国国民仅积欠西方国家的外债平均每人已达2300美元，为波兰的两倍，捷克的五倍半，不仅是欧洲第一，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债务危机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匈牙利的国有资产产权改革之所以大不同于波、捷，而主要采取“面向外资全卖光”的形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还债。在这个意义上匈牙利的产权改革犹如一场国际性的大规模“债转股”：没有剧变前形成的西方债权，怎会有剧变后的西方股权？
国企改制（出售）与法治高级研讨会（新闻通稿）
新闻通稿
国企改制（出售）与法治高级研讨会在沪召开
2004年12月26日，国企改制（出售）与法治高级研讨会在上海同济大学中德学院二楼学术报告厅隆重召开。来自经济学、法学、哲学、历史等诸多学科领域的国内外学者30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对国有企业改制（出售）过程中的规范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开得非常成功。
胡景北：中国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立法问题
中国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立法问题
胡景北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
1．导言
中国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过程，如果从1984年原北京天桥百货公司首先向私人公开发行股票算起，到今年（2004年）已经延续了整整20年。1986年国务院发布文件，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商业、服务业企业可以拍卖或折股出售，打开了国有企业直接出售的非国有化道路之门。从此以后，尤其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以国有企业非国有化为主要内容的阶段。今天，中国大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已经完成了非国有化的主要工作，一半左右大型国有企业也完成了初次上市这个非国有化的重要阶段。据非官方资料，国有中小型企业已经有85％以上实现了非国有化。在2903家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大型骨干企业中，已有1464家改制为多元股东的公司制企业，改制面达50.4％（赵晓辉，《我国大型国企半数已改制》，www.drcnet.com，2004年12月）。因此，我们大概可以说，中国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进程至少已经走完了一半。假如考虑到中国总要有一部分国有企业既不直接出售、也不上市，其百分之百的所有权继续保持在国家手中，那么，我们的非国有化进程已经走完一半的估计应当是很保守的。
左大培：当前在企业“改制”方面急需采取的措施
当前在企业“改制”方面急需采取的措施
左大培（2004年11月8日）
最近3个月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辩论，已经揭发出前几年公有企业“改制”当中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造成了公有财产的巨大损失，严重地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也危害了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
王鹏：中国当前的国有资产状况
中国当前的国有资产状况
（王鹏 编，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一、国有资产的涵义及分类
所谓国有资产，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一切财产和财产权力的总称。它的存在源于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生活，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需要。国有资产不独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更不独中国才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甚至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组成国家后就产生了。从政府经济职能的意义上说，国有资产将伴随着人类的历史。对于中国而言，这更是一个关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问题。
叶林祥：中国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历程
中国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历程
引言
以中国1978年的农业改革为起点，前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构成了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尤其是最后十年的世界经济史的重要现象。转型经济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国外研究转型经济的专家甚至认为，转型过程同时也就是私有化的过程，而没有产权制度的根本变革，那就不成其为转型，至多成为改革(科勒德克，2000)。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无疑是最令人关心的问题，也是经济改革能否进行下去并完成、市场经济制度能够最终建立的关键问题。为了建立一个市场经济，前苏联、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之初就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快速大规模的私有化。与前苏联、东欧国家不同，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在保持国有部门的同时，从放松对非国有企业进入的管制开始的，与此同时也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但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因此改革的总体方向是稳步扩大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而几乎从没有把私有化作为一种改革措施进行认真讨论。1992年之前，官方明确规定，国有企业改革绝对不能变动公有制产权。但是，事实上，一旦非国有经济成长起来之后，尤其在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本文主要对中国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进程，重点是以1992年以后以产权改革为主要内容的非国有化进程进行描述。
朱秋霞：德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原则和方法
德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原则和方法
朱秋霞
(南京财经大学教授、波恩大学博士)
引言
本人于1999年撰写德国财政制度书稿的时候，《外国财政丛书》编委会曾经对我在书中提出的东德私有化债务提出疑问。他们的问题是为什么私有化对国家财政来说是亏损而不是盈利。中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如果八十年代末开始，已经经历了17个年头。然而中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正如许多学者所提出的那样，是在没有公开的法律程序下悄悄地进行的，因而形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的不必要的流失。这种没有法律程序和公开监督下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能够得以存在，并且在理论上被一些经济学家认可的原因就是，只要国家财政不亏本就是好的，就应该支持。所以，包装上市和债权转股权这些荒唐的私有化方法能够在中国大摇大摆地横行。这里的第一个重要理论误区就是国家财政帐户中国有企业私有化不亏损的说法。这种说法真的能够成立吗。有谁能够交出一本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总帐来，证明国家财政没有因此承担亏损？国家财政到目前为止为国有银行不良债务的注资总额究竟是多少个亿? 城市地方财政为所有下岗人员提供的社保和就业扶持资金总额究竟是多少个亿? 通过包装上市从股民手上圈去的资金总额究竟是多少个亿? 国有房地产公司通过国家垄断下的圈地运动又从老百姓手里圈去多少个亿? 果人们对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不能够提供答案，我就有理由对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不亏损的说法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