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双周夜话

“夜话”2007年第10期                               2007年5月26日

 

 

农民转移：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现象

 

 

如果有人问我当今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现象是什么，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农民向工人、乡下人向城市人的转移。中国经济第二重要的现象至少可以列出五到十种。但我认为，第一重要的现象只有一种：农民的转移。1978年，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二、劳动力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农民。2005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五十七与百分之四十五，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各下降了二十五个百分点。再过三十年，我们将看到中国大多数人、大多数劳动力不再是农民。想到这一点，任何一位了解历史的中国人，都会意识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一个彻底转变中国经济格局和社会格局的时代，一个我们甚至不敢想像其后果的时代，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思索，我们对中国未来的几乎所有展望，都把中国大多数人是农民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今天，我们终于发现这一前提即将失效，农民在中国即将成为少数人！

即使在狭隘的经济学领域，农民转移问题也具有根本意义。中国的“世界工厂”与巨额出口顺差、内需不振、收入分配、房地产等问题，离开农民转移都无法理解。没有上亿农民向工商业的转移，我们不可能生产出全世界到处可见的中国产品，不可能拥有万亿外汇储备，更不必讨论内需问题。没有上亿农民的进城，中国不会出现城市贫困，中国收入分配不会形成如今的格局。即使看起来面向高收入者的房地产问题，没有农民进城和他们对住房的需求，房地产市场也不会红火到如此地步。

中国经济最近三十年的快速增长，固然可以像其他国家那样通过增加资本与劳动力和通过提高技术来实现。但中国有几亿农民要转变为工人，这却是其他国家没有的特点。而只要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显著，农民到工人这一转变本身，就会提高产值，带来经济增长。所以，不理解农民转移，我们便无法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举个浅显的算术例子：一个农民一年生产的收入为5千元，一个工人的生产率则是5万元。工人生产率是农民的十倍。因此，即使中国不增加一个劳动力、一元资本，也不提高技术，但只要中国让一个农民转移到工业，中国国内总产值就会增加4万5千元。如果中国让1万个农民转移到工业，国内总产值将增加4亿5千万元；一亿个农民转移则增加总产值4万亿5千亿元。而中国2005年国内总产值也才达到18万亿元。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是改革制度、增加资本、提高技术，以保证农民能够自由地择业、工业能够自由地择工，保证农业有能力释放几亿人口，保证工业有能力接收几亿人口。

农民转移不仅仅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对中国收入分配和中国人口的福利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78年以前的中国计划经济虽然造成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但它和农民没有关系，农民的福利没有提高。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复兴与中兴时期，农民生活都有好转，但没有农民到工人的转移，农民就只能处于长期贫困之中，经济增长的福利只能归于少数人。我们可以说，没有农民转移，大多数中国人就不得不置身于经济增长之外，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不会扩散到他们身上，“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就是大多数中国人状况的真实写照。而有了农民转移，农民便直接参与了经济增长，直接获得了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中国才有了大部分人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中国才可能彻底摆脱贫困。大部分农民通过转移，在实现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把自己转变为城市人，并且创造了条件，使小部分仍然留在农业的农民能够转变为农业工人（农业劳动者），这样，中国也才能够最终告别经济增长仅仅有惠于少数人的历史。

在中国，虽然我们1982年就有了第一篇把农民转移当成理论问题讨论的文章，1994年有了第一个以中国农民转移特点为背景的理论模型，但与二十多年来农民转移的规模相比，经济学对农民转移的研究是太苍白了。当然，我们有理由原谅自己。仅仅四十年前，中国政府还动员几千万城市青年到农村务农；仅仅三十年前，我们的报纸还宣传人力支农；仅仅二十年前，《经济研究》上的学术文章还用“盲流”称呼农民工；仅仅十年前，中国政府尤其地方政府才意识到农民转移对经济增长尤其地方富裕的作用，而直到现在，比如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选题中，也还没有农民转移的题目。去年开始的新农村运动，甚至还带上了让农民留在农村的希望。而独立的经济学研究在中国才刚刚成型。不过，即使我们有理由原谅自己的过去，我们也应当抓住现在，抓住这个中国经济甚至中国社会当今最重要的农民转移现象，做出自己的研究工作。

“夜话”2007年第2期                                     2007年1月16日

 

我为什么要写“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

 

2006年10月，我为自己的“夜话”写了一篇文章“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事后，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有关部门也向我“请教”这个问题。因此，我想在这里做些解释。

写作“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首先是一种冲动，一种为自己负责、为国家、民族负责的冲动。在那篇文章起首处，我问我那时的老师为什么不告诉我群众运动也可能犯下罪行。可我同样在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对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历史，不但毛泽东有责任，刘少奇有责任（尽管他那么惨），周恩来有责任（尽管他那么苦），我们每个当事人也有责任，我自己也逃不脱责任。假设我当时更多点宽容，假设我多读点其他书籍，也许我不会那么极端地把专制主义视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如果说我还可以用年幼来减轻自己当年的责任，那么现在我早已不年轻，甚至还忝为知识分子，因此，当我回忆起四十年前我卷入其中的向毛泽东欢呼的一百多万青年人情景的时候，我明白如果我畏于言罪而不说点什么的话，我将有愧于我的孩子、我的学生和我自己的良心。

其次，作为当事人，我对文化大革命有切身的感受。这种感受也许不一定正确，并且也许会使我思考文化大革命时不那么冷静，所以写出的文章不如比方50年后的人写更深刻更理性。即使如此，我相信有着切身感受的作者写出的文章也有其价值。我们知道，杨振宁近年的婚事引起那么多议论的原因之一，就是许多人因此而对年龄悬殊的婚姻有了切身的感受。其实，在那么多发表议论的人中间，有几个人在小说中没有读到过类似年龄差距的婚姻呢？可读书的感受是一回事，事情发生在熟悉的人甚至自己身上所造成的震撼型的感受是另一回事。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规模事件，我们既应当有客观冷静的理性分析，也应当有身临其境的感性体验。可未来历史学家的设身处地毕竟需要以当事人现在写出的亲身体验为基础，而不能异想天开。就此而言，文化大革命的当事人在复述和以亲身感受分析文化大革命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最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没有从我们的民族消失。假如国家领导对某个公民的申诉信大加褒奖并号召全体人民公开揭发各个单位各级政府头目的“不良”言行，国家领导既得人心，平民又能出口怨气，某种形式的“文化大革命”或许等不到“让历史来评论”再需要的50年就会发生。我写“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文章，正是希望我自己和我的同胞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既不是国家领导维持权力的正当方式，也不是平民一吐怨气的恰当方式。国家领导要维持权力，自当以造福平民为本；平民欲减少怨气，则必以约束官员为要。而在这两方面，我们既有政府“民有、民治、民享”的现成观念可用，又有他国具体落实此种观念的方式方法可学，因此更不必借助文化大革命这种犯罪式的手段。我们也无须在黑暗中摸索寻找新的手段，就像我们不需要如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摸索建立“无产阶级的微积分”。我相信，只要政府和民众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中国完全有可能和平地建立起“民有、民治、民享”的社会政治制度并走上长期稳定的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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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抗议

从我们在3月29日就电话号码 135 8552 7835　的骚扰提出抗议后，该号码虽然不再骚扰我们，但三个新号码 135 6403 4527， 135 0192 8591， 136 4169 7562 　开始对胡景北教授和本教研室不断骚扰和威胁。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且要求肇事者立即停止骚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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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6年第8期                                                            2006年4月24日

 面对骚扰威胁，我将微笑向前

       许多天来，我的朋友、同事生活在由骚扰和威胁造成的恐怖中，甚至一天得不到我的消息就担心出事。一种恐怖主义，一种善良的人们以为是另外一个世界才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竟然就笼罩了我们自己。

指向我本人的骚扰和威胁理由，开始的说法是我与许多女性之间存在着暧昧关系，那些男士要报仇。可由于这种诽谤太不可信，它很快烟消云散。接着的说法是我宣传私有化，下岗工人要报仇。说我宣传私有化，倒不是诽谤。但以下岗工人名义威胁我，则不可信。我的亲戚是下岗工人，从来没有手机，更不用说买许多手机或手机号码了。

男女关系和私有化分别属于私德和公德范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既重视私德也重视公德，并且把私德的纯洁视为一个人参与社会事务、学术研究的心理基础。儒家的修齐治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儒家看来，不修身又何能齐家，更况治国、平天下？孔子明确认为学者应当先修身而后学。我的朋友曾把修身达致的人格总结为高贵/平实/深刻/纯洁/正直五点给我。而在人世中，男性的人格首先表现在他对女性的高贵和尊重风度、平实和爱护态度上。男性与女性关系可以分成爱情、亲情、友情、同情、色情、事情许多种。在爱情上，我是完美主义者。在事情上，我不是功利主义者。一个男性获得爱情的前提是其自身的高贵和平实。我追求爱情，珍视亲情、友情，给女性更多同情，但蔑视没有爱情的色情，摈弃滥用友情的事情。男女两性之间的这些关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区分的，而我恰恰清楚地分开了它们，所以，我可以郑重地宣布：我和我所接触的每一位女性的关系都是明晰的，不存在任何暧昧关系。

正是因为对个人私德的信心，我才参与了公共事务，有了公德问题。在公德上，我主张私有化。这是因为我认识到，国有企业只有在汪洋大海般的私有企业中间才能够学会游泳。而后者靠自身从小溪小河来长成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国有企业应当转变为私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确实造成了一些人的失业。学者无疑应当重视私有化中的失业和公正问题。而我恰恰又是中国特别重视公正私有化的少数学者之一。所以，我同样可以郑重地宣布：我的观点既非错误，我也没有利用自己的观点去获得任何不正当的个人利益。

在公德上，我主张自由尤其学术自由。2005年，中国经济学界出现强烈的学术专制回潮。第一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刘国光等人公开提出回到文化大革命那种“独尊马学”。一时间专制主义竟然呈现“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被刘国光当作对立面代表的林毅夫需要三次请求，并解释和刘国光没有原则分歧，才得到刘国光接见。学术专制和学术自由两者泾渭分明，如何可能“没有原则分歧”？其实，即使林毅夫下跪，一旦专制再起、“反右”/文革重来，他同样逃不脱牢狱之灾、“冤屈”之哀。福建集美中学那么多纯真学生放弃海外生活，投身祖国建设，可在文革中有几人没有被打成“里通外国的反革命”？所以，下跪是没有用的。在学术专制面前，一个人只有站起来，他才能在维护原则的同时真正地保护自己。中国的学术、中国的学者、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只有和学术自由联系在一起才有前途。2005年我站起来了。尽管我的明确反对学术专制的立场得罪了许多，可在这里，我也郑重地宣布：为了学术自由，我将永远站着。

有人以为骚扰和威胁或者更严重的不正当行为会迫使我屈服和下跪。但是，如果他们了解我当农民时裤脚一卷便下粪池干活的情形，如果了解我毫无怨言地接受扫马路工作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即使不能复来，亦当散尽千金”的情形，如果了解我“生既有爱，死亦何妨”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呼吁公开私有化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在家洗衣服拖地板的情形，那么，他们应当明白恐怖行为对我是没有用处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贫贱我经历了，不淫、不移我做到了；个人恐怖主义式的威武我正在经历，我同样将做到不屈。

人类在二十世纪取得的最大进步是对个人自由的认识。它为我们强调女性尊严、呼吁社会公正、要求学术独立打下了坚实的道义基础。人类也在二十世纪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包括骚扰威胁在内的一切恐怖行为的目的是把别人置于恐惧之中，一切专制的要义也是把臣民置于恐惧之中。所谓“伴君如伴虎”指的正是这类恐惧。我的朋友、同事和我自己都有权利享有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而我本人作为骚扰威胁的所指，更有责任为朋友、同事消除因我所起、为我所虑的恐惧。一方面，我深深地同情骚扰者威胁者，衷心希望他们自重。另一方面，我强烈谴责事实上的个人恐怖主义，强烈要求肇事者立即停止骚扰和威胁。同时，做为一个学者，我明白只有消除专制，消除国家专制、单位专制、家庭专制，只有建立法治国家和养成法治心理，包括我自己以及肇事者在内的每一个人才能消除恐惧，享有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所以，为了爱，为了自由的信念，为了朋友和同事，即使面对骚扰、威胁和专制，我也不会在私德和公德上降低自己的人格，我也将微笑向前。

“夜话”2006年第7期                                                                       2006年4月12日

 

四年总结

(1997-2001)

 

　　1997年4月14日，星期一，我乘飞机抵达上海，在八年的国外生活以后重新开始了在中国的生活。今天是2001年4月14日，从那时算起，四年过去了。

　　四年也许仅仅占到我全部生命的二十分之一。但这四年对我却很不寻常，因为它可能最终确定了我一生的命运。这里的主要原因是我所回到的中国处在一种几乎是全面腐化的状态中，这种状态具有非常强大的同化能力：所以抗同化成了我在这四年的主要问题，而这个问题又直接牵涉到生活的意义。实际上，在我迄今为止的生命中，我在这四年内才第一次真正直面了人生意义的问题，也才在自我意识的意义上确定了自己的命运。虽然1997年我踏上上海土地的时候，心理上做好了插队准备。但后来我发现1997年和1968年（下乡插队年）对我的两个重大区别。1968年我没有任何机会，欲积极而不能；1997年我拥有很多机会，思清静却难为。同时插队时单身一人，可以我行我素；回国时我在国内的亲人希望得到我的帮助，在国外的妻子希望我摆脱“贫困化”；而我也完全明白自己对家庭的责任。不过，尽管有这些区别，但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性和对某种心灵境界的追求，使我在这四年的抗同化过程中没有出现什么思想波动：我的思想是稳定的，轨迹是清晰的。在全方位腐败的社会风气中，我肯定做过一些不完全符合自我规范的事情，但在所有比较重要的事情上，我抵抗住了同化。我体会到，即使我在国内没有做出其他事情，只要我不被同化到腐败的制度和风气中，我就成功了。今天，我可以说，在这四年里，我在抗同化上是成功的。同时，我还做出了一些自己的工作。我相信，再过二十年，如果自己尚健而回忆这四年经历的时候，心情将是平静甚至幸福的。

 

一．物质生活

 

　　四年前刚到上海时，我对当时个人的物质条件和周围的环境污染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我没有向我的工作单位上海财经大学提出任何实质性要求。四年前的今天，当我回到我出国前的复旦大学教工宿舍的家中时，马桶不灵，厨房的豌筷都是污迹， 屋内满是霉味。我整理出一张床板用板凳搭了睡觉。手头只有从德国带回来的50马克（200多元人民币）。最初的月工资为800元左右。感谢朋友和上海财经大学借给我钱，让我装了电话，让我能够看望一下住在外地的父母亲，也让我能够买一些国内的专业书籍。应当感谢德国政府劳动部向我提供了回国第一年的生活补贴 (我自己决定不把这笔补贴带回国内的)，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在上海提供给我一台计算机。后者直接帮助了我的工作起步。
　　四年过去了，我的物质生活状况有了根本的好转。我有了自己的房子（尽管还有贷款待清）；月工资升到了3600元，是四年前的三倍半。2001年3月我的金融资产约15000元，是四年前的75倍。四年来，除了1997年为了父亲80寿辰的费用而打过一次工以外，我没有争取过任何本职工作以外的收入。当然，我的物质基础还很薄弱，但它是稳定的。就是说，仅仅依靠本职工作的收入，我已经为自己打下了一个稳定的物质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不需要很多地考虑金钱问题，从而有了思考和从事专业工作的时间。
　　在这期间，从1999年9月开始，我征得上海财经大学的同意，兼任同济大学中德学院企业管理学的工作，并由此获得每月1000马克的补助。这笔补助使我能够支持我的孩子在德国就学。我曾经试图仅仅在经济学专业工作而获得这样的经济能力，但失败了。随着收入的增长，未来我可能更多地为他人负一些经济责任。但我不准备为此而争取本职工作外的收入，在这点上，我是和抗同化联系起来的。

 

二．教学

 

　　我对自己的专业定位是理论经济学。我在上海财经大学在经济学领域工作，在同济大学在管理学领域工作。由于我对管理学只有一知半解的知识，在教学中我基本上处于边学边教的状态。一方面受自己的科研兴趣和知识结构所限，另一方面也没有决心把时间大量投入到管理学上，所以我没有做出任何事情。尽管前两年打算过把时间投入的重点转向管理学，但由于在经济学方面自己总有许多问题在思考，所以没有实现。现在我放弃了这样的打算。目前的想法是争取同济大学的工作也往经济学方面转，自以为这对学生对自己对大众都有好处。毕竟愿意搞管理学的人比愿意搞经济学的人多得多；同时自己将近五十，即使我完全转入管理学，做出成就的可能性也渺茫；对照自己所放弃的个人生活和追求亦不值得。所以目前的打算是管理学方面的工作仍然维持在边学边教的水平，并且随时准备退出该领域。
　　四年来我的工作主要在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就教学来说，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特色。四年前，当我第一次上课并把西方专业杂志的文献交给硕士研究生阅读的时候，学生都要求我讲课。我坚决拒绝了。我明确告诉他们，老师讲、学生听、课后写一篇没有意义的议论文或通过简单考试来结业的时代必须结束；他们必须直接读专业文献，必须按类似专业文献的要求撰写课程论文。我的课程总是以国外的最新教科书或专业杂志文献为参考教材。即使直接有关中国现实的上课部分，也和国内专业杂志上有学术深度的文献相联系。当然，这要求我把大量时间花费在上课上，尤其是那些教科书、文献，大多数我自己也没有使用过或阅读过，我必须边学边教。同时，我每个学期上的课、使用的文献几乎都不一样。应当说这往往是很辛苦的。在国内，学生总是把希望寄托在老师身上，不懂的地方问老师，甚至上课做报告的中途突然说做不下去了，让老师讲。这和国外学生完全依靠自己读通文献的情形大相径庭。不过，我渐渐地体会到，上课首先是一个自己学习的途径。没有这样的途径，很多文献我自己根本不会去读，国际上的学科发展我可能根本不会去了解。四年后的今天，应当说我的这种读文献、写课程论文并做报告、以课程论文为基础考试的上课方式已经被大部分学生接受。更多的老师也开始采用这样的方式。
　　在实践中，我强烈感到理论经济学教学的两大问题。一是思考方法粗放。学生被传授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还是大而广之地讨论问题，分析的成份太少；同时还有强烈的宣传工作的思维方式。二是内容陈旧，教学内容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这和理论经济学教学在总体上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为主密不可分。它在目前还很难完全改观。不过，在我所及的范围内，我明确地告诉学生他们必须毫不留情地抛弃他们所习惯了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否则他们在学术上就不会有前途。我参与执教的是西方经济学及相关课程。我完全支持和我一同开始这四年工作的朱保华老师对教学内容的重大改革，希望把教学内容全面向西方高质量的教科书看齐。我们深深地感到整个经济学课程体系、教学水平、教育方向、师资都急需改革。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必须扭转整个教学制度向低水平的教师和学生看齐、让教学制度和社会腐败同化的方向。这方面今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三．科研

 

　　四年来，我的科研工作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解释。1998年发表的“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一种可能机制”，便试图系统地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在那篇文章里，我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一般理论出发，尤其在自己早先提出的自耕农模型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可能遵循的一种机制或规律。在我了解的范围内，似乎还没有人像我在那篇文章里那样提出和解决问题。应当说那篇文章代表了我在经济学上达到的顶峰。它既表示我终于幸运地做成了一件事情，也表示我不再可能有新的发展。所以，后来我做的科研工作，基本上只是在所达到的平面上外推。四年中做的外推工作大概只是两个方向，一是推及到目前中国经济改革结束后，二是推展到中国的整个现代经济发展史。这两个工作基本上是成功的。他们表明我提出的模型和机制对中国经济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是，我还没有把自己提出的理论推及到当前的中国现实。这应该是自己从现在开始的重点工作。
　　在2000年我把自己将近20年前写作的“略论服务业资本”公开发表。该文虽然不是这四年的工作成果，但它是我十分重视的另一个科研工作，在适当机会将它公开发表是我直到那时的宿愿。
　　其他科研工作也做过一些，但在自己的心目中并不重要，代表不了自己的工作。
　　同时，在这四年里，我没有写过任何“伪学术”的文章，没有为完成科研工作量而拼凑文字，也没有写过任何违反自己心愿的作品，亦没有参加过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在学术上我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我的科研工作量确实不多，也是值得自己严重注意的。在现实生活中，我常常把不重要的事情放在前面，以为完成了它们再来静心思索。但实际上那些事情总是无限多，不可能完成的。因此，今后看来还是要更多地放弃一些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上海财经大学1998年专门为我提出的项目“中国实证经济学的体系和方法”拨出12万元。这使我的科研有了充足的资金。为此我对上海财经大学怀有深深的感谢之情。

 

四．人生思索

 

　　四年里，抗同化的问题促使我先是不自觉地、后来自觉地思考着人生的意义。在这四年中我明确认识到自己在个体之间的常规竞争中注定是个失败者。同时，我在中国的单身生活意味着我对自己所珍视的一部分人生内容尤其是夫妻生活的放弃。放弃亦是失败。失败的认识也促使我思考人生的意义。况且，如果说我的失败至少部分是我自己的选择，但它给我妻子造成的损害，却违反了我不伤害别人的准则：我自己的准则和我自己的选择出现了矛盾。我把社会看成善的，并首先考虑坦诚待人。但我比较地走到了极端，在很大程度上自觉地选择了财富、职位、名誉竞争中的败者角色，从而导致了自己在夫妻感情关系中的失败，并使她受到了损害。为此我将承担责任。
　　我的孩子给我的理解令我欣慰。我是在确信他基本形成了对社会的责任感和获得了学习能力后才离开他的。但他能否做出一些超出普通职业范围的事情还取决于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而我相信我在中国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离开了他。但只要我们在一起，他总会主动地拉起歌曲“血染的风采”（只是我们都超脱了国家的概念），使我很感动。我有许多相互理解甚至相互欣赏的朋友、同事、学生和家人。他们给我的关心和帮助既使我在心灵内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也在实务上减少了我的困难。因此，在自认败者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平静的。像我这样一个出身于下层的人，缺乏学校训练、从16岁起就自谋生计，25岁才带着残缺不全的知识步入学校，但受到的又几乎全是过时的教育，而能达到今天这样生活稳定、工作自由、心境平静、未来被迫改变自己的风险不大而且还有很多知音者的状况，世界给予我的是太多了，远远超出我作为失败者所放弃所丢失的；另一方面，我不但是以光明正大的方式领取了世界给予我的，而且也用自己的努力为世界为他人做了一些工作。因此，我想我能够坦然地面对这个世界。生活对于我无疑有苦涩的一面，某些东西的放弃会造成我长久的遗憾，但我更深地体会到的是生活的美丽，因为人生最美好的东西如思维的自由、心情的平静、朋友的相知，我都已经获得。
　　今后呢？我的大概可以算是好的素质有1. 喜欢思索，所以需要自由时间；2. 不愿意把自己的思考直接和现实利益联系起来；3. 认为仅思考不行为，仅批评不做事的方式缺乏道德和人格的力量，所以想把思考和行为联系起来。如同我的一些坏的素质难以改变一样，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备改变这些自以为不算坏的素质。但它们不但规定了我这四年的生命轨迹，也基本决定了我的未来。可是，在具体的形式上，在回国四年后的今天，我却面临着两种困难的选择：
　　第一，继续往技术化的经济学方向发展，还是更多地转向社会学、哲学。我的感觉是中国已经解决了如何富裕的经济学问题。中国以及人类现在面临的理论问题是富裕和自然环境、人文道德的关系以及公民的参与。我最初读书是从哲学开始的，并且始终对类似问题有兴趣，但这些问题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
　　第二，继续在学术上发展，还是更多地关注社会。在这四年里，我感到仅仅自己抗同化是不够的，社会腐败的治理需要制度的更新，而自己也有责任做些超出书本的工作。但这无疑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不利，而我觉得尽管我在经济学研究上走到了自己能达到的顶峰，但自己还有许多经济学以及社会科学的问题需要探索。
　　当然，不管我如何决定，我对人生的感悟不会改变了，改变的将只是生命的具体表现。

 

2001年4月17日完稿于上海

 

{这是五年前为自己写的一个总结，曾给若干朋友看过。这次发表时对涉及他人的字句有个别改动。

胡景北 2006年4月12日}

“夜话”2007年第3期                                2007年01月30日

 

不把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再施加给别人

学生：

你好！谢谢你的信。我理解你的愤怒，支持你公开表露愤怒，支持你公开说出感受。我担任过多年研究生考试出题工作。应当说，重复出题未尝不可，但时间间隔必须相当长，而且不应当出现在大题目上。小的不超过1、2分一题的题目如判断题、选择题，间隔若干年而个别地重复出现，是完全可能甚至不可避免的。但大题目在比如20年内完全不变地重复，肯定是一种错误，特别在考研这样重要的考试中。因此，今年考研英语翻译题和2005年的试题重复，教育部犯了错误。教育部应当向国人做出公开道歉。我相信，教育部内部对这点的认识和我、你一样清楚。他们不习惯的只是处理社会事务时的坦诚（即使他们属于中央政府）。在教育部内部，这次出题错误应当会得到某种处理。然而，这类错误毕竟和比如教育部盖的某个办公楼倒塌不同，因为后者没有社会意义，所以内部处理就够了。考研出题错误牵涉到公众，教育部应当向广大考生和准备考研的青年人公开道歉的。

你问我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会这样不了了之。我的回答是如果像你这样的人多了，这件事情就不会这样不了了之。否则的话，它完全可能不了了之，因为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在这里不会起很大作用。没有民意的充分表达，任何监督都非常有限。

同时，我也要说，即使教育部公开道歉，重新组织考试也很少可能，你和广大考生还是应当承认上次考试结果。在这里，君子风度是绝对需要的。记得英格兰球队在马纳多拉的手球被确定后的表现吧？我们都应当有那样的风度，承受委屈，心情开朗。

在这里，让我由衷欣慰的是你看到了这件事对考生心理的影响和你的担忧。是的，你和许多考生正确地感到了委屈和不公正。可你在愤怒的时候，却又考虑到了你们很容易从恶的一面接受教训、由此“学到作为一个成功官僚的好方法”的问题。对此，作为一名教师，我十分感谢你。

你的考虑让我想起自己的经历。我年轻的时候在乡下种田，得到许多好心的关照，也碰到许多明显的歧视。比如，我在当地“知识青年”中可以说是表现最好的。但任何“知识青年”之间（农民青年不在此类）分配的名誉、补助、不参加大田劳动的安排等等，都和我无关。我明白自己不应当追求那些。因此，即使全公社只有我一个“知识青年”在种田，我也没有怨言。同时，我还没有傻到不知严重歧视的程度。和你现在一样，我那时也考虑到了未来：假如某一天我有“资格”瞧不起别人，我是不是也会像别人现在歧视我这样再歧视别人？我明白我不能够那样做，不能把自己遭遇到的不公再由自己施加到新的年轻人身上去。所以，许多次我提醒自己，不能因为别人瞧不起自己而产生报复心理，不能因为别人有理由歧视自己、自己就有理由歧视比自己更“差”的人。不过，当时我接触的人和我自己都没有想到上天眷顾，我后来竟然能够入大学甚至当教授，真的有“资格”瞧不起别人了。幸亏年轻时对自己的提醒和警觉，我今天仍然能够平等待人，尊重而不歧视任何人。和衣着不整的农民工交往，我想起自己当年的心情，总是给他们友好的笑容和正视的目光。和坚持专制的学者论争，我会特别加上即使他们已经不属主流甚至丧失了学者本质即学术自由精神，他们也有权利说话的意思。所以，读了你的留言，我很欣慰，因为我相信，基于你对自己及同龄人错误接受教训的担忧，你即使今后为官，也不会把现在官员对你的不公，再加到未来的年轻人身上。

我们生活的社会还有着太多的不正不公。不公正遭遇可以激发一个人奋斗，改变个人地位的奋斗和改造社会制度奋斗。但是，如果一个人奋斗仅仅为了自己从人下人升到人上人，一旦自己成功了就利用权力实行大大小小的专制（也就是我在别处说过的社会专制），那么，我们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的社会将永远沦于一部分人报复另一部分人的循环之中，我们每一个人则无法摆脱落为人下人的恐惧。无论就社会还是就个人而言，避免这一结局的唯一方式，是在每一个现行制度下遭遇不公的人，明确地认识到自己不应当把这种不公再施加给后来的人，不把这种不公再经由自己传递下去。你的留言让我看到了希望，谢谢你。

 

胡景北

 

附录：署名“学生”的留言（http://www.hujingbei.net/bbs/display.asp）

姓名：学生

主题：请问胡老师  事情会不了了之吗？  (2007-1-28 1:30:19)

20  21号两天进行了研究生考试。其中英语考试，教育部考试中心出题出错。英语的翻译和05年的一模一样。很多同学都买了一本历年真题解析。我也买了。这本书上写得清清楚楚，证明了翻译出题的确出现重大失误。但是，教育部表示：经过认真查证，英语考试中没有出题失误……英语考试对于考生的重要性我想大家都明白。10分的翻译意味着很多之前看过05年真题的人能在5分钟之内得10，又会有更多的时间写作文。不公平！！

可惜！可恶！如果是大官贪污之类的事情，一般人不了解内情也就不说了。对于教育部这样的失误，全国千千万的考生都看在眼里。很多参考书白纸黑字地表明了出题的错误。面对这样明显的问题，教育部竟敢说他们的出题很科学，没有出题问题！！！纯粹的官僚主义！！根本没有把学生放在眼里，事实上即使有一百万人清楚的知道教育部在撒谎也不能把教育部怎么样。大概也正因为缺乏监督吧，教育部才能如此大胆。
    我们学生的确不能怎么样，最多在论坛上发帖子骂一骂。之后，不管怎么样愤怒，也只能无奈的接受。
    教育部的行为违背的公平正义！教育部的官员都是胆小鬼，他们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他们又是勇敢者，面对着明显的错误竟然敢死不承认。其实，出错题并不要紧，关键是他们错了不承认才让人可气。毕竟是管教育的部门阿！管教育的人都不讲诚信了，那学生怎么办？今年目睹这一切的学生，当他们有一天当了官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想起当年教育部的处理方式，他们会不会认为自己学到作为一个成功官僚的好方法。教育部的行为，影响深远，严重地破坏了学生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
     胡老师，您的见识比我们要多得多，我想问您，您觉得这件事情真的会这样不了了之吗？难道就没人出来说句公道话？不是说民主党派的有监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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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6年第11期                                                           2006年5月20日

 

请爸爸多带孩子

 

近年来，我的年轻同事、朋友、过去的学生中，一些人有了孩子，另一些人很快将有孩子。在祝贺和预祝他们（她们）的时候，我常常表述自己的希望，就是他们中间已经当上或者很快将当的爸爸，多带孩子，尤其多带婴儿。

请爸爸多带孩子，首先因为他们都爱孩子。“自己的孩子”这种感觉就会使新做爸爸的人浸透了幸福的感觉。他们乐意照看孩子，抚慰孩子，喂水喂食，哄孩子入睡、和孩子逗趣，为孩子收拾。当然，和做妈妈的女性相比，他们显得笨拙、生硬、粗糙，可带孩子的“机巧”只能通过“干中学”来学得。在带孩子的过程中，做爸爸的会慢慢地变得灵巧一些、熟练一些、细心一些。而如果他们不带孩子或者几乎不带孩子，他们就没有机会把自己变得灵巧、熟练和细心。所以，只要带孩子，多带孩子，灵巧和细心自然就养成了。

请爸爸多带孩子，其次是因为爸爸都希望、也都需要把自己对孩子的爱直接传达给孩子，而不仅仅通过辛苦的工作、很多地挣钱、很多地为孩子提供物质条件来间接地表达对孩子的爱。爸爸多给孩子创造物质条件的心愿是好的，但孩子很难体会到。爸爸和孩子之间的感情需要互相的耳濡目染来培养，需要爸爸把时间直接给孩子，下班后、休假时和孩子嬉戏、照料孩子，陪孩子玩、吃、睡。孩子要求的就是你的时间。只要你给孩子时间，孩子就给你感情，孩子就会喜欢爸爸，在爸爸带领下吃饭、睡觉、玩耍、交流。

爸爸多带孩子，同时培养自身的人道主义素质。在男性的生命进程中，除了学校教育（可惜中国学校教育在这方面太薄弱）和小说阅读外，能够明显增强自身人道主义素质的机会，主要是恋爱和抚育孩子。恋爱能够让男性感受到温柔、体贴、为对方着想甚至奉献的善良，但孩子更能让爸爸深刻地感受到这样的情操。婴儿、幼儿是那么地娇嫩、柔弱、无助，只要和他们在一起，再刚烈再无情的男性也会变得善良、细心、关切，也会体验到婴儿的需要和自己直接关心他们的义务。这种对他人义务的直接感觉，虽然起源于对亲生孩子的本能，可它是人道主义最深厚的根源。我相信，一位细心关怀亲生婴儿的男性，有更多可能在大范围关怀弱者、爱护女性、照顾他人，有更强烈的消除社会丑恶现象的希望。

爸爸多带孩子的关键，是通过这个途径，爸爸对孩子的出自本能的爱、理性的爱甚至出自社会压力的爱，能够逐渐转变成发自心底的亲情，转化成对孩子的亲密情感，并且发展为和孩子之间无拘无束的交流。这样，爸爸和孩子之间的本能关系，就上升为人性的情感，人与人之间信赖、关怀、依靠的社会性情感。这样，在孩子逐渐长大的过程中，爸爸既能够顺当地教育和带领孩子，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培养”自己，和孩子一同成长，因为孩子在婴儿、幼儿、童年、少年、青年的长大过程中，爸爸面对着孩子带来的新事物、新思潮，容易保持自己的学习能力和生活兴趣，并给孩子树立起榜样。

爸爸多带孩子，更有助于爸爸从根本上杜绝打孩子的恶习。打孩子是中国男性的著名恶习之一。然而，一个男性是否粗暴、是否会暴打孩子，在他青年时期几乎是无法识别的。即使一个后来粗暴对待孩子的男性，在其结交女友、结婚、刚刚有孩子的时期，他也不会想到自己以后会粗暴对待孩子。其实，粗暴对待孩子的爸爸，没有几个人自己不痛苦。因此，如何把男性对亲生孩子本能的爱或者理性的爱，转变成与孩子的交流和对孩子的理解，是每个做爸爸、妈妈或者即将做爸爸、妈妈的人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这里，杜绝男性今后粗暴对待孩子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爸爸从孩子出生起就多陪伴孩子，多带孩子。在这个过程中，爸爸会体验到自己对别人（自己孩子！）的照料，为别人（自己孩子）的顾虑，男性的情感将细腻得多、在刚强的同时生发出温柔的感觉、怜悯的关怀，而消弭像“水浒传”中许多好汉那种不谙温情、不知怜悯的现象。

当然，面对孩子的哭啼不止，面对孩子的任性和作息时间的差别，做爸爸的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细心，需要做妈妈的更多支持和鼓励，也需要做妈妈的放手和放心。无疑，带孩子带婴儿是对男性耐心的艰巨考验，常常伴随着烦恼与无可奈何，但我的亲身体会告诉我，带孩子也充满了乐趣、幸福和喜悦。只要你耐下心陪伴孩子，你很快就会发现孩子在变化，在成长，三天便有不同，五天就又学会新东西，你会从心底里感到你在抚育人，你在成功。而这恰好表示，你自己的心灵也在变化，变得更有人性、更有责任。

所以，我衷心地希望我的年轻朋友如果当爸爸，就找时间多带孩子；如果当妈妈，就让孩子的爸爸多带孩子，帮助他，让他带好孩子。

“夜话”2007年第1期                                       2007年1月2日

 

转载

 

给我未来的孩子

张 梅

 

孩子，我首先希望你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你可以是农民，可以是工程师，可以是演员，可以是流浪汉，但你必须是个理想主义者。当你童年，我们讲英雄的故事给你听，并不是要你一定成为英雄，而是希望你具有纯正的品格；当你少年，我们让你接触诗歌、绘画、音乐，是为了让你的心灵填满高尚的情趣。这些高尚的情趣会支撑你的一生，使你在最严酷的冬天也不会忘记玫瑰的芳香。理想会使人出众。孩子，不要为自己的外形担忧。理想纯洁你的气质，而最美貌的女人也会因为庸俗而令人生厌。通向理想的道路往往不尽人意，而你亦会为此受尽磨难。但是，孩子，你尽管去争取，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而决不可怜。在那种貌似坎坷的人生中，你会结识到许多智者和君子，你会见到许多旁人无法遇到的风景和奇迹。选择平庸虽稳妥，但绝无色彩。不要为蝇头小利放弃自己的理想，不要为某种潮流而改换自己的信念。物质世界的外表太过复杂，你要懂得如何去拒绝虚荣的诱惑。理想不是实惠的东西，它往往无法带给你尘世的享受。因此你必须习惯无人欣赏你，学会精神享受，学会与他人不同。

其次，孩子，我希望你是个踏实的人。人生太过短促，而虚的东西又太多，你很容易眼花缭乱，最终一事无成。如果你是个美貌的女孩子，年轻的时候会有许多男性宠你，你得到的东西过于容易，这会使你流于浅薄和虚浮；如果你是一个极聪明的男孩，又会以为自己能够成就许多大事而流于轻佻。记住，每个人的能力有限，我们活在世上能做好一件事足矣。写好一本书、做好一个主妇。不要轻视平凡的人，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攻击自己做不到的事。你长大后会知道，做好一件事太难，但决不要放弃。

你要懂得和珍惜感情。不管男人女人，不管墙内墙外，相交一场实在不容易。交友的过程会有误会和摩擦，但你想一想，偌大世界，能有缘结伴而行的又有几人? 你要明白朋友终会离去，生活中能有人伴在你身边，听你倾谈，倾谈给你听，你就应该感激。要爱自己和爱他人，要懂自己和懂他人。你的心要如溪水般柔软，你的眼波要像春天一样妩媚。你要会流泪、会孤身一人坐在黑暗中听伤感的音乐。你要懂得欣赏悲剧，悲剧能丰富你的心灵。

希望你不要媚俗。你是个独立的人，无人能抹杀你的独立性，除非你向世俗妥协。要学会欣赏真，要在重重面具之下看到真。世上圆滑标准的人很多，但出类拔萃的人极少。而往往出类拔萃又隐藏在卑琐狂荡之下。在形式上，我们无法与既定的世俗争斗，而在内心，我们都是自己的国王。如果你的脸上出现谄媚的笑容，我将会羞愧地掩脸而去。世俗许多东西虽耀眼却无价值，不要把自己置于大众的天平上，你会因此无所适从，人云亦云。

在具体的做人上，我希望你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不要娇气十足。你每天至少要拿出两小时来读书，要回信给写信给你的朋友。不要老是想着别人应该为你做些什么，而要想着怎么去帮助他人。

借他人的东西要还，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恩惠。要记住，别人的东西，再好也是别人的，自己的东西，再差也是自己的。
　　还有一件事，虽然做起来很难，但相当重要，这就是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缺点。你会一年年地长大，你渐渐会遇到比你强、比你优秀的人，你会发现自己身上有许多你所厌恶的缺点。这会使你沮丧和自卑。但你一定要正视它，不要躲避，要一点一点地加以改正。战胜自己比征服他人还要艰巨和有意义。

不管世界潮流如何变化，但人的优秀品质却是永恒的：正直、勇敢、独立。我希望你是一个优秀的人。

 

（网友雪芳推荐了这篇文章。这里转载于http://www.e-duzhe.com/bbs/ dispbbs.asp? boardid=2&id=380，并改正了个别别字。这篇文章可能发表在1992年的《读者》杂志上。如果这里的转载侵犯了版权，我谨表示道歉并愿意承担责任。接受网友推荐，把这篇题为“给我未来的孩子”的文章转载于此，首先是提醒自己，因为尽管年过半百，但深感自己依然在成长，所以依然需要把志士仁人们对孩子和青年的希望继续看作对自己的希望。   胡景北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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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6年第14期                                    2006年7月26日

 

从农家的小桌子想起

――我的1971年农村日记（1）

 

       十多天前，在湘西山区一个农家里，凹凸不平的泥土地面，被烟熏黑的屋顶，低矮昏暗的房间，我轻轻地问一个赤着脚丫的小女孩在哪里写字做作业。她指着墙边的小桌子说：“在那里”。

那是一张大约60厘米高、60厘米宽的酱色旧桌子。上面放着我不敢正视的“脏”碗。那也是这家农民仅有的一张桌子。小女孩常常坐在小凳子上，在那里写字。

我突然激动起来。三十多年前，比她略大的年龄，我也是如此，在这样的房子里，伏在这样的桌子上写字。只是我的桌子是桔色的；我已经离开学校，每天写的不是作业，而是日记。

       从15岁到24岁，我在农村度过。那时候，和我同龄的同村男青年都在上学。可我是作为劳动力来到农村劳动、作为城市青年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所以我已经无学可上。因此，我本来不应当再与文字有缘，但是，上天给了我一张小桌子，一张涂着让人开朗的桔色的小桌子让我写字。现在，除了日记本，这张小桌子是唯一一件依然在我身边的农村时期的物品。

今天，我把自己保存下来的农村日记中的第一本输入计算机并且公开。日记里记载的是我的一段历史，也是中国青年和中国社会的一段历史。我是坚持着读完自己日记的。在阅读过程中，我既常常脸上发烧，亦常常心潮澎湃。然而，无论是善是恶，是美是丑，是好是坏，一个人必须正视自己的历史，特别是白纸黑字记载下来的历史。虽然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可以变化，但历史事实是不可改变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现实，也敢于正视历史。那天在湘西，我终于正视了小女孩家用的饭碗，那些从没有仔细刷洗过的放在小桌子上的饭碗。今天，我也需要直面自己那些在小桌子上记录下来的历史。

在重读这些日记之前，我知道我曾响应着毛泽东的号召，自觉地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知道我曾深受专制思想的影响；我知道自己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和沉重劳动；我也知道无论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我对自己没有丧失过信心。可是，我没有想到，在我记忆中引为骄傲的这些日记，大部分内容竟然类似报纸摘要；我没有想到，我曾经那样虔诚地相信着“二报一刊”，把它上面的每句话都当成真的；我没有想到，我曾经那样热烈地把毛泽东作为中国和世界的唯一救星，即使林彪事件发生、毛泽东的做法受到许多人怀疑后，我仍然坚定地相信他是绝对正确的。今天，在这些日记面前，我必须承认，我的青春时期是学习、接受专制思想并把它融入血液的时期。我完全不知道世界，我真诚地相信毛泽东思想是人类文明的所能达到的顶峰，生活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自己是精神上最幸福、物质上最享受（因为资本主义下的人民生活在缺衣少食的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所以，无论农村生活多么苦，劳动多么累，我都坦然地接受，而没有任何独立的想法，没有任何自由的思考。

我是幸运的。上天给了我一张小桌子，让我写字，让我学习，让我成为有知识的人；我又是不幸的，在小桌子上把“独尊毛泽东”的专制主义当成唯一正确的文字写了下来，因此，我在小桌子上记录下来的大部分知识又是无用的。如今，当我终于排出满是专制主义毒素的血液，换上新的血液、从而能够呼吁学术自由的时候，我对主张“独尊马学”的刘国光和其他学者的个人际遇有着深刻的同情，因为他们和我在绝对专制的环境下写过同样真诚的文字，因为换血的过程是那么地痛苦，我们实在难以指望大部分人能够承受。另一方面，想到今天仍然伏在小桌子上写字的湘西小女孩，我却又不能够不大义凛然地反对刘国光们提出的专制主义回潮。今天，中国已经远远走出了绝对专制的状态。我的同龄农村朋友在上中学时，连物理、化学课程都不允许上，因为这两个名称是资产阶级的；语文课本则等同于政治教材。湘西的小女孩今天虽然还必须接受某种政治说教，但学校教授的知识毕竟大大扩宽了，世界也在她面前敞开了大门，所以，她在小桌子上记录下来的知识，大部分将是有用的。中国只有在继续减少专制、继续扩大自由民主的方向上前行，湘西小女孩的未来才有保证。因此，我希望自己当年在小桌子上写的日记既可以给我以做人做事的教训，也可以提醒我自己和别人不但看到中国的变化，而且认识到中国变化的正确方向。

“夜话”2006年第14期，2006年7月26日

 

 

附录：我的日记（1971.01.27－1971.05.15）或点击下载

【这段时期日记的全文请见文件：胡景北日记 I（1971.01.27－1971.05.15）】

注：1968年，在城市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运动中，我从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来到江苏省句容县宝华人民公社凤坛大队建华生产队（现改名为江苏省句容市宝华乡凤坛行政村建华生产组）。从那时起到1977年，我在那里作为一个农民生活和劳动。就大的政治和文化形势来说，那是一个疾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1968年）基本结束、思想革命化或者说文化法西斯化以及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在那一阶段达到顶峰后，又继续向社会基层结构扩张和向人的心灵渗透的时代；从经济形势来说，那是一个计划经济和物质匮乏的时代，是一个农民通过沉重的体力劳动才能够获得基本物质生存资料的时代。

我在农村生活的年龄是15岁至24岁。在那段时间里，我写下了一些日记，估计超过50万字。现在，部分日记已经丢失；尚保有的日记，有一些字迹已经模糊，一些纸页已经粉末化。为了保存这些个人历史记录，谨打印于此。

本文件是1971年1月27日到1971年5月15日的日记。按照过去某个时候的整理，它应当是那时保存的第四本日记。如今它是还保存着的第一本日记。

在打印这些日记时，没有对其做任何修改，也没有对文法错误或内容难以理解之处做任何解释或附注。考虑到这些日记所记载的人、事已经过去30多年，所以对涉及的人、事，没有做任何“避讳”性质的修改。

不过，这里的打印文件可能存在个别打字错误。

2006年7月28日

 

 

1971年1月27日

 

很凑巧，新的一年日记，从新的日记本第一页记起。

春节，是我国人民传统的节日，它预示着春天的来到。

哥哥今年不回宁了。寄来一封信，内有一段，也很能表达我的心意。他说：

“‘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新年佳节里，我也不由得遥望南天，浮想联翩。我们全家六口人，分居五处，你们和我虽相距四、五千里，但心却相连。尤其我们兄弟姊妹，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广阔天地里，处处受到党和人民的教育和关怀，时时在进步中，是深引骄傲的。我们的一生都交给党和人民来安排，一切都献于共产主义事业，我们的前程必将是光辉灿烂的。想到这些，还有什么可难过的呢？”

 

 

1月28日

 

关磊于二十五日回宁，今天来我家玩玩。下午，从内蒙回宁的沙震国、严圭、周铮，接着章铮也来玩玩。下晚，我亦去房守为家玩玩。

上午和关磊观看了东方红路画廊。画廊里展出了我国一片大好的国内形势和一片大好的国际形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最引人久久不肯离去。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靠毛主席领导，每一步路都靠毛主席指引。你看：去安源，会井冈，到北京，毛主席率领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披荆斩棘，推翻了三座大山，烈火中诞生了新中国。你看，从开国大典，到国庆二十八周年，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高饶联盟的失败，到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破产，从八大到九大，新中国的每一步，都是毛主席指引，每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导师，是世界人民最伟大的领袖，是工农大军最伟大的统帅，是革命航船最伟大的舵手，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对我们青年人寄予无限的希望，我一定不辜负毛主席的希望，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

 

 

1月29日

 

下午到人民公园参观了“井冈山的斗争”展览，瞻仰了“毛主席诗词”展览。毛主席诗词展览馆展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三十七首诗词，充分表现出：毛主席不仅是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最伟大的诗人。

《井冈山的斗争》展览展出了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的伟大革命实践。井冈山的道路，是我国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亚、非、拉各国人民已纷纷走上这条道路。

晚上到小学同学刘维维家玩玩。他现在南京煤气公司，情绪很好。

南京现在工业战线形势大好。九四二四工程第一期已完成，西钢出铁，储气柜只用六十八天就造好了，开创了煤气工业的先例。郊区又发现了石膏矿。工业战线正在大跃进。

 

 

1月30日

 

上午到彭士林家，下午到沙声平家，又遇关磊与老杨来找，大家谈谈农村情况，都表示在七一年要大干一场。

批判刘少奇反对、诋毁“井冈山道路”的反动谬论。井冈山道路，即在农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道路，是我国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是对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重大发展，是毛主席对世界革命的伟大贡献。它比十月革命斗争形式更具有普遍意义。

可是，大叛徒刘少奇却说什么：不管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先城市后农村，都能取得胜利。这是刘少奇反对井冈山道路的铁证。

在中国，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井冈山道路，还是走先城市后乡村的道路，一直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新老修正主义激烈斗争的问题，这两条道路，只有一条是对的，根本不像刘少奇所说随便哪一条都行。刘少奇这种说法的罪恶目的有二：1、树立他的威信，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井冈山道路是毛主席亲手开辟的。而刘少奇害怕艰苦，不愿到山区农村去，躲在大城市里，搞什么白区斗争。刘少奇一直企图把白区斗争凌驾于武装斗争之上，拼命反对武装夺取政权。2、破坏世界革命。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像中国这样的。在这些国家里，农村是极其广阔的，而阶级敌人势力较小，城市较少，资产阶级势力较强，所以，革命政党必须以乡村为中心，在乡村积蓄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才能取得胜利。刘少奇却要把革命政党拉回城市，让他们迷醉于议会斗争，罢工罢课，而不能最后夺取政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押上了历史审判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真理已深入人心，各国人民纷纷走井冈山道路，到处点燃了井冈山的烽火，星星之火，已经燎原。井冈山道路越走越宽广。

 

 

1月31日

 

房守为同志在农村过个革命化的春节，于昨晚才回宁。今天上午到我家来玩，和他谈谈。

晚吴宗宁来找，谈谈农村情况。

浙江省新省委顺利诞生。南萍同志任第一书记。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建党路线的胜利》，社论着重提出了路线和作风问题。路线问题决定一切，我们要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风是路线和世界观的反映，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力量。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保证。当前主要任务是反骄破满。

 

 

2月1日

 

上午整顿内务，决定带本《农业基础知识》回乡，要搞些科学实验。

下午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学习方法》、《鲁迅和他的教导青年的话》还给彭士林，接着回乡。

“夜话”2007年第5期                                 2007年3月13日

 

宽容：现代人应当具备的优秀品质

 

今年的第一期夜话，我转载了张梅的文章“给我未来的孩子”。她希望她的孩子追求理想、踏实、有着丰富的情感世界、正直、勇敢、独立，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我是转载给自己读的。在为她的文章感动的同时，我又感觉到除了她列举的品质外，一个优秀的人似乎还需要具备其他一些品质。积自己五十余年的经历，我相信宽容也是一个现代人必不可少的优秀品质之一。

宽者，阔、舒也；容者，纳、包也。阔而能纳、舒之可包的宽容，最初表示房、仓宽大可居人或可储谷，后来引申到宽厚容人的品德。古人对宽容评价极高。孔夫子说“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尚书》称“有容德乃大“。不过，古人所指的宽容，含有宽宏大度、宽恕容忍的意思。《尚书》比较完整的句子是“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以忍为先。孔子说的宽猛相济、以宽服民，则把宽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当然，无论把宽容当作手段还是视为德行，宽宏大度、宽恕容忍的宽容都是一种明智做法或优秀品质。在日常生活中，谁都免不了错误；在个人行为上，谁都少不了缺点。一个人如果斤斤计较他人的错误或缺点，这个人就显得心胸狭隘，既不为大家喜爱，也难以为自己释怀。反过来，如果对他人缺点、错误采取宽厚谅解的态度，则既能服人，又可舒己。自然，宽宏大度不易做到。它需要“忍”，忍受、忍让，需要难得的“糊涂”。我们从小都读过廉颇、蔺相如的故事。这段故事之所以历代流传，是因为蔺相如的宽容大度让人感动。廉颇挑衅，他避让；廉颇认错，他宽抚，毫无自倨自得之感。蔺相如的大度宽容，应当是我们的楷模。

不过，我今天想说的现代人应有的宽容品质，和蔺相如式的宽容虽然又着密切联系，但根本点不同。现代品质的宽容，出发点不是他人的缺点错误，而是他人与自己同样正确；内涵不是宽恕、容忍，而是他人与自己的平等。对他人错误、缺点的宽容，现在和过去一样都是必须的。现代品质的宽容绝不否定宽恕、容忍。它只是超越了宽恕、容忍的范畴，而提出了自己正确、别人也正确的问题。在生活中，一方正确、一方错误是常有的情形，例如廉颇、蔺相如的故事。可在生活中，双方都正确亦是常见情形。关羽为与刘备相聚，挂印而去，有其正确一面；曹操知刘备是天下唯一能与自己争雄的人物，不容关、刘相聚，也有正确一面。若曹操只认自己一方之理，在关羽一意孤行时对其或杀或囚，史家当不会以曹操为错，毕竟事业至上。但曹操知关羽也有正确一面，因此不但不以恕、忍之心，反倒以敬佩之情送袍放行。自己对，关羽也对，这是曹操当时的心态。

现代意义的宽容，就是在坚持自己价值的同时也承认他人价值、要求自己空间的同时亦给予他人空间。宽的辞源是阔大，容的辞源是包纳。人世大小，在乎于心。世界是大家的，人世就大，就能容纳所有人；世界是自己的，人世就小，容不得他人。具体地说，世界可以是家庭、朋友、单位（比如工厂、学校、班级、生产组、社区等等）、地区、国家、地球、宇宙。宽容就是相信世界属于大家，自己有一份，别人也有一份。让别人在这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不是自己的宽宏大度，更不是自己的宽恕和容忍，而是别人本来就有权利占一席之地，别人的权利本来就不比自己权利低一点少一分。因此，现代人的宽容，不是“咬碎钢牙朝肚里咽”的忍受、不是不得已的退让、不是对别人错误的宽恕、不是“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大度，不是“难得糊涂”的自寻安宁，不是出于善良而“不忍罚”的宽厚、不是发自宠爱的放任。现代人的宽容也许包括了这一切，但它的本质与传统的宽容截然不同。现代人宽容的核心含义是相信各个人的人格平等，相信每个人有权利追求他自己认为的幸福。简单地说，宽容就是自己有理想，也让别人有不同的理想；自己独立、也让别人独立；自己勇敢、也让别人勇敢；自己正直，也让别人正直。

这里我们遇到了正直和宽容的矛盾。如果宽容不是出于恕和忍，难道还有不同的正直吗？是的，生活中有着不同的正直。自己正直，反对自己的人也完全可能正直。例如，提倡中国农村土地国有制的人可以是正直的，提倡私有制的人也同样可以是正直的；佛教徒正直，天主教徒同样正直。我们认为殉情的祝英台正直，她父母甚至祝英台本人都会认为逼婚才是正直的。因此，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正直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理想、幸福或者真理常常不是唯一的。在几何学中，一条线的每一点都可以引出一条垂直线。同样，生活的每一个角度都有它的正直。我们没有任何标准说一个人只有站在某一角度上，他才是正直的。因此，自己在某个角度上是正直的，别人在另一个角度上也可以是正直的。

既然各个人的理想、幸福、正直可能不同，他们之间的相处就需要以互相承认对方正确、正当的宽容为基础。宽恕、容忍是绝对不够的。宽容对应的英语词汇是tolerance。和中文的宽容一样，tolerance既有宽恕容忍之意，也有“承认并尊重他人的信仰或行为的能力或行动”（the capacity for or the practice of recognizing and respecting the beliefs or practices of others，《金山词霸》“tolerance”词条）的意义。在现代社会里，后一种意义变得特别重要。这种意义的宽容，在中国和世界各民族传统上很少受到重视。在中国历史上，“独尊儒学”或“独尊马学”的知识分子谈不上对别种观点的宽容。在西方和中东历史上，天主教、伊斯兰教谈不上对异教徒的尊重。因此，各民族历史上充满了强迫他人服从自己的战争和专制。不同理想都正确的宽容理念是和自由主义一道出现的。欧洲启蒙运动形成的自由主义强调人与人的平等，强调一个人与生俱来便拥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因此它同样强调了幸福的个人主义含义：每个人有自己的幸福观和价值观。这样，自由主义便强调了不同价值观的并存与相互尊重。由此，人与人之间除了对抗和服从外，又多了平等共处的宽容关系。因此，在专制气氛下，一些英汉字典虽然带有敌意地把互相尊重的tolerance解释成“一种自由主义观点”，却也正确地指出了宽容和自由主义的关系。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平等共处的宽容，市场经济如何可能、民主政治如何可能、男女平等如何可能、信仰自由如何可能？相互尊重的宽容才使我们不再需要在压制别人和服从别人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在今天，每个人都和几百年前一样，不喜欢别人的某些追求、想法、行为、性格、爱好甚至长相，不喜欢某些观点、主义、组织甚至国家。这是人的正常情感。可宽容的品质让我们超越这种情感，在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同时，自觉地尊重别人，让别人说话、行事、自得其乐。宽容渐成习惯，我们就能进入宽容的境界，大大方方地看待人世，在勇敢、独立地坚持自己人格、自己信奉的正直时，也让宽容给予自己愉快和开放的心绪与不同于自己的配偶、亲属、同事以及其他团体、阶级、民族的人平等相处。

“夜话”2006年第16期                                                            2006年9月6日

 

 

浅谈经济学直觉

 

       最近，我就经济学与数学关系和如何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写了两篇夜话。在那里，我强调了数学尤其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性。在这篇夜话里，我想强调经济学直觉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数学不能代替经济学，逻辑思维能力也不能代替经济学直觉。纳什（Nash）、格兰杰（Granger）这样的大家虽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们更多地是数学家（如果把统计学也归入数学的话），他们的研究更多涉及的是形式结构的数学，而不是这一结构的特定内容；可作为经验科学，经济学和物理学一样，需要探讨的恰恰是内容。

 

那么，什么是经济学直觉呢？在我看来，经济学直觉是提出经济学问题的能力。经济学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一旦从这点出发，我们就得遵循逻辑，严格地引出思路，一步一步地得出结论。而在出发点的确定上，我们缺乏明确的逻辑，所以需要直觉。就此而言，直觉先于逻辑，提出经济学问题先于经济学的数学建模和逻辑推导。爱因斯坦说得好：“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方向看旧问题，则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物理学的进化》）。爱因斯坦在这里说的科学是物理学，但他的观点对经济学同样适用。

 

我们举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例子说明爱因斯坦的观点。一般均衡理论通常又称为市场经济理论或者价格理论，它是经济学的核心。斯密（Smith）最早提出了自由和平等交易的市场活动将引导自利的个人达致社会的福祉。斯密的说法更像一个假想或者一种信念，他仅仅提出了问题，并没有证明。瓦尔拉（Walras）为斯密的问题建立了最初的数学结构，把价格理论转变为学术上的一般均衡理论，从而正式拉开解决斯密问题的序幕。瓦尔德（Wald）首先指出瓦尔拉一般均衡体系得以成立的数学条件。德布鲁（Debreu）在斯密提出问题的近200年以后解决了它。德布鲁为此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们四人中，瓦尔德和德布鲁贡献的更多地属于爱因斯坦所说的“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这样的技巧在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它们本质上是数学的而非经济学的。相反，斯密和瓦尔拉的贡献是经济学的。斯密提出经济学问题，瓦尔拉在近100年后把斯密问题引向新的方向（而它成为经济学在二十世纪的主导方向）。尽管他们两人没有解决问题，但在大部分经济学家眼中，斯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瓦尔拉是一般均衡理论创始人。如果科学进步可以有重要性不等之分的话，那么，斯密和瓦尔拉所实现的经济学进步，比瓦尔德和德布鲁的贡献重要得多。

 

对经济学的学生和学者来说，数学是重要的，但经济学更为重要。这同时还是因为，经济学还没有达到物理学100年前的水准。在现在和今后一段很长时间内，许多经济学问题还不能甚至还不必要以数学方式提出。此外，很多问题提出后，其解决也需要经过大量的经济学思索，才能进一步发展出它们的数学结构。所以，除了经济学知识外，提出经济学问题的经济学直觉是非常重要的。不过，经济学直觉并不就等于对现实经济状况的了解。我们每天都面对着经济问题，每天都和市场、货币打交道。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经济世界中（当然不仅仅是经济世界），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许许多多事情都和经济有关。生活会让我们生发出经济的感觉。比如购物时，我们有意识甚至无意识地就会选择价廉物美的物品。我们也会提出问题，比如为什么某种商品今天的价格提高了。这些是我们的市场直觉或者经济直觉，以及我们的经济问题。但是，它们还是一种来自现实的感觉，还说不上经济学直觉。我们提出的问题也还算不上经济学问题。例如，企业界、政府界人士常常到大学做报告。这些报告引人入胜的地方是报告者对经济现象的了解，是他们从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这些报告者又不必然具有经济学的直觉，他们提出的问题常常不是经济学问题。

 

童年时，我们在课堂上学过牛顿问“苹果为什么落到地面”的故事，并且自己也问过同样或者类似的问题。这是一类物理或者自然现象问题，但它远远不是物理学问题。要成为物理学问题，它还得一般化。牛顿的贡献正是在于他把苹果落地问题转变成“物体为什么会落到地面”问题。虽然他的引力概念还具有神秘的色彩，但他利用这个概念不但能够解释苹果落地、月亮不落地的问题，而且能够展开物体相互作用的数学结构。物理学的另一个著名例子，是爱因斯坦说的一个站在铁路旁的观察者提出的问题：在行进中的火车上行走的乘客走的有多快？这个问题虽然比苹果为什么落地复杂，但也还是个物理问题；而当爱因斯坦由此普遍化为速度相加的一般问题时，它就成了物理学问题。这些物理学的著名例子表明，针对特殊现象提出的问题更象常识问题，只有把这类问题一般化，我们才能够提出科学问题，提出物理学问题、经济学问题或者其它科学问题，从而找到逻辑得以展开的理论出发点。

 

经济学中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斯密如果仅仅提出制针的分工如何提高制针企业甚至行业的生产率问题，他还只是为普通经济学家；可当他把分工概念一般化从而把分工和市场以及价格机制联系起来的时候，他就成了经济学的大家。科斯（Coase）如果仅仅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甲企业和乙企业为什么合并”的问题上，他提出的还只是经济问题而非经济学问题。当他把问题变为“一个企业的边界在哪里”时，他提出了经济学问题，我们也就经常读到别人对他的经济学直觉的赞誉。格申克龙（Gerschenkron）和刘易斯（Lewis）是同时代人。前者曾经列举了经济落后的几十种表现，但后者仅仅抓住一种表现即劳动严重过剩，把其它提升为劳动无限供给，便创立了现代经济发展理论。

 

我自己经历的一个激动人心的例子是增长经济学。六十多年前，哈罗德（Harrod）、多马（Domar）从凯恩斯理论（Keynes）出发，研究投资和储蓄的跨期或长期均衡，并提出最早的增长模型，以至于有接踵而来的卡尔多（Kaldor）等人的新剑桥模型、索罗（Solow）等人的新古典模型等。但后来卡尔多提出资本生产率不变是经济长期增长特征的大胆假想。这个假想彻底改变了增长经济学的方向，把它从凯恩斯经济学的延伸转变为独立的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专门学科，而其解释的核心问题就是资本生产率为什么不变。任何一个国家的统计资料都表明资本生产率不断变化。从这些资料中得出长期资本生产率不变的假想，需要的不是对经济现象的进一步了解，而是深入的思考和思维的跳跃，是一种经济学直觉。就增长经济学而言，卡尔多的经济学直觉，可以和伽利略提出如果无摩擦、物体会如何运动时的物理学直觉比美。卡尔多假想的意义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在经济学说史上，李嘉图（Ricardo）最早清楚地提出了资本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马克思接受了李嘉图的想法，改称为中国学生人人皆知的“利润率递减规律”。凯恩斯再次确认了这个趋势。同时，在新古典理论中，边际生产率递减又是经济学基本规律之一。边际生产率递减，平均生产率自然早迟也得递减。因此，资本生产率从而利润率递减成了卡尔多之前经济学家和知识界公认的常识。这一常识又成为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不信任的理论根源。因为，只要资本多了，利润率便会趋向于零，市场经济便将结束。卡尔多的假想彻底扭转了这一思维方向，而增长经济学也随之转向，把解释重点转为长期资本生产率从而利润率为什么稳定。在这个方向上，凯恩斯理论的影响几无痕迹，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剑桥模型黯然失色；适合于这个方向的索罗模型脱颖而出，成为增长经济学的出发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全球化等等因素，过去更多地被对市场经济没有信心的学者用来说明利润率为什么还没有降到零，现在反过来被融入说明利润率不会下降的增长经济学内。当我亲眼看到新增长经济学二十年来的巨大变化时，我常常感叹经济学直觉的威力。从同类经济现象中提出的经济学问题常有不同，思维跳跃的方向或有区别，但提出经济学问题所需要的直觉是一样的。在高低不定、受到无数力量影响的利润率数据面前，无论一个人指出利润率长期趋势是下降还是稳定，他都离不开经济学直觉，他都能够造就经济学的真正进步。

 

因此，经济学直觉不是对经济学现象的了解，特别不是对经济学现象的罗列。对经济现象一无所知的人当然不可能具有经济学直觉，但是，对经济现象的广泛深入了解却也不是经济学直觉的前提条件。况且，一个人了解的经济现象总是特殊的有限的。从特殊到一般、从有限到无限（或极限）需要跃迁。所谓经济学直觉，在我看来，就是从特殊经济现象引申出一般经济学问题的能力，是一种思维跃迁的能力。对于经济学来说，这一直觉能力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依靠这一直觉，我们才能提出经济学问题，才能在经济学中实现爱因斯坦所说的“真正进步”。

 

如果一个人不是天生地具有经济学直觉的话，那么，培养经济学直觉的途径，我想除了读书、讨论以外，可能还有这样几条：

 

1．具有全宇宙全人类的胸怀。具有这样的胸怀，容易把身边的现象一般化，容易跳出特殊现象的约束，思维容易从特殊的经济现象跃迁到一般的经济学疑问。

就我们中国人来说，困难的是跳出中国圈子想问题。我们没有普世宗教的传统。我们习惯把对中国有利的事情看成好事情。我们喜欢用能否直接解释中国问题来判断一种理论的有效性。这样，当我们需要创造理论时，我们很难从中国经济现象跃迁到一般经济学问题。因此，经济学者尤其年轻的经济学者，自觉地克服中国标准感，培养世界眼光，是非常重要的。

 

2．学术自由的胸怀。学术自由的胸怀指的是学者内心的自由，脱离政治判断和世俗观念的心绪自由，思考问题时的不受现有理论拘束的自由。在这里，外来的约束并不重要。这是因为，任何法规、任何暴力或者任何外在措施，都不可能限制一个人思考的天地，不可能限制一个人思考的具体内容。相反，我们对学术自由环境的要求，是以我们自己在学术思考上的内在自由为前提的。有了学术自由的胸怀，思维的跃迁、从特殊现象达致一般问题的直觉，就比较容易地出现。

 

3．强化一般化思维能力的训练。我曾经读过关于“苹果落地问题”的教学材料。教师启发学生继续提出的问题几乎全是“苹果为什么是红的”等等，而没有启发学生提出“还有什么东西落地、又有什么东西不落到地面”的问题。在思维的实践中，归纳是比较容易的，但从有限的归纳跳到一般的命题，往往需要自觉的训练。打个比方，任何概念都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般性。试试对所熟悉的概念，比如人、书、高兴这些概念做出自己的定义，一个人将发现，他必须超越个别特殊现象，他才能够达到一般化的定义。

 

4．思考。读书重要，讨论重要，思考更重要。高强度的思考是一切经济学直觉的前提。没有高强度的思考，再多的读书、讨论都无济于事。所谓学者要孤寂，说的便是孤寂有利于思考，因为孤寂免去了繁杂的干扰。如果不思考，孤寂也毫无意义。所以，创造一个适合思考的小环境，保持一种安宁的心绪，让自己集中精力反复咀嚼同一个问题，一个人将有更大的可能性抓住自己的经济学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