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通货膨胀主要不是货币现象而是相对价格现象
近来消费品价格指数（CPI）显著上升，通货膨胀重新成为当前经济的主要问题。什么造成了这场通货膨胀？许多学者认为流动性过剩、政府支出过大（比如2009年的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外汇储备过大是当前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而所有这些原因又可以归结为中央银行超发货币。假如商品就那么多，货币超发了，商品的货币价格当然要上涨，上涨严重了就成为通货膨胀。我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当前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相对价格上涨，食品价格快速上涨造成了CPI上涨和通货膨胀。因此，当前通货膨胀主要不是货币现象，而是相对价格现象。
理解我的观点需要修正两个经济学常识。第一个常识说通货膨胀仅仅是货币现象；第二个常识说相对价格不影响物价总水平，也就是不影响通货膨胀。我在下面用三个表说明这样的常识有误，而相对价格变化确实影响甚至造成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因此当前通货膨胀虽然有货币因素作用，但更重要的是相对价格因素。国家统计局公布每月CPI和食品价格指数的变化率。我们根据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假设国家统计局在计算CPI时把食品支出占中国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在2010年定为33%，2011年降低到32.5%。有了CPI、食品价格指数和食品支出比重，我们便可以算出中国的非食品价格指数。把非食品作为价值标准，我们又可以算出食品价格相对于非食品价格的变化。这就是表1中的非食品价格指数和相对价格的变化率。大家可以看出从2010年10月到2011年2月，CPI每月上涨5%左右，食品和非食品价格涨幅在10%与2%左右，而食品相对价格的涨幅在8%上下。
表1 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食品和非食品价格指数及食品相对价格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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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
CPI |
食品价格指数 |
食品支出比重 |
非食品价 格指数 |
食品相 对价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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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 |
4.4 |
10.1 |
33 |
1.6 |
8.4 |
|
201011 |
5.1 |
11.7 |
33 |
1.8 |
9.7 |
|
201012 |
4.6 |
9.6 |
33 |
2.1 |
7.3 |
|
201101 |
4.9 |
10.3 |
32.5 |
2.3 |
7.8 |
|
201102 |
4.9 |
11 |
32.5 |
2.0 |
8.9 |
(国家统计局也许公布了食品支出比重数据。请知道该数据的网友告我，谢谢。如果国家统计局还没有发布该数据，我在这里呼吁它迅速公布)
相对价格有什么意义？相对价格指的是不同商品的相对稀缺程度，对应的是人们的需求结构。比如有A、B两类商品。B相对于A的稀缺程度提高，B相对于A的价格越会上涨；B的稀缺程度降低，它的相对价格就会下降。我在表1计算了最近5个月食品相对价格的变化率。它们不但大于零，而且是些相当大的正数，表示第一相对价格在变化，第二食品相对价格在上涨，即食品比非食品类商品更为稀缺；第三涨幅相当大。
经济学确实有一条常识说相对价格变化不影响相对价格的重要性。但它有一些前提，教科书不会提及的前提。第一个前提是各种商品相对价格的升降会全部互相抵消，第二个前提是价值标准商品的价值单位会变化。我们考虑这第二个前提。举个简单的例子。某甲有3个苹果1个梨子，某乙有1个苹果5个梨子。两人同意两个梨子换一个苹果。如果以苹果为价值标准商品，一个梨子值0.5个苹果，梨子相对于苹果的价格是0.5，而两个人的总财富是(2+2)苹果+(1+5)梨子×0.5(苹果/梨子)=7苹果。假如现在出于某种原因，甲乙两人对梨子的评价提高，都同意1个梨子就能换1个苹果，梨子的相对价格提高为1，两人的总财富则变为(2+2)苹果+(1+5)梨子×1(苹果/梨子)=10苹果。因此，因为梨子相对价格提高了100%[=(1-0.5)/0.5]，两个人的总财富上升了43% [=(10-7)/7]。但由于苹果梨子还是那么多，两人总财富的上升可以视为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如何引起的呢？显然是相对价格。用苹果计值的梨子的价格从0.5上升到1，引起用苹果计值的总价格上升。这样的通货膨胀是由相对价格变化引发的，是一种相对价格现象。所以，相对价格变化不影响通货膨胀的常识只适用于一定的条件，而非处处适用。
回到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表1最右一栏的相对价格数据说明以非食品类商品为价值标准，中国食品的相对价格最近提高得很快。假如中国非食品类商品的价格不变，情况会怎样呢？我们用表2说明之。若非食品价格的上涨率等于零，食品价格上涨率将等于相对价格变化率；而食品价格上涨后，CPI必将上涨。我们用CPI*表示非食品价格不变时的CPI上涨率，CPI*是仅仅由食品相对价格变化导致的CPI变化。数据表明CPI*在最近5个月里的上涨率在3%左右。
表2 消费价格指数上升的相对价格因素和货币因素 (%
我赞成地震天谴说
天谴说属于中华民族的传统，也属于人类每一个民族包括日本民族的传统。欧洲民族的《圣经》明确记载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因为听信蛇的谗言而遭天谴被逐出伊甸园，人类从此必须艰苦劳作以获生存。而后来人类互相欺骗残杀的恶行又遭到天主用大洪水实行的天谴。仅仅因为诺亚是正人，天主才没有灭绝人类并让我们延续至今。在中国，孔夫子2000多年前编《诗经》就记下了我们先人的天谴说：“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臻”。中国历朝历代，从皇帝到黎民，天谴说代代流传。今天中国政府重新把孔子塑像立于天安门，我猜想政府是希望全国每一个人重温孔子说教包括孔子的天谴说。否则的话，重塑孔子像又有什么意义？
我赞成天谴说，绝对不是漠视和非难天灾人祸的受难者。中国古代帝王在发生大饥荒时既根据天谴说下“罪己诏”以求天恕，又大力赈灾以救饥民。中国平头百姓在他人受难时既用天谴说以求人自悔促己谨慎，又同情帮助受难者。孟夫子说的“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便是此意。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天谴说提醒今天仍然还幸运着的我们，那些受难者是在为我们受难受害；正是他们的受难受害才让我们避免了灾难；而他们的受难又提醒我们敬畏上天、提醒我们在上天前要谦卑、在大自然面前谦卑、在受难者面前谦卑、在弱者面前谦卑；一个人要谦卑、一个政府要谦卑、一个社会要谦卑、整个人类要谦卑。因此，把天谴说视为对地震或其他灾难受害者的不尊重，完全是对天谴说的误解。
我赞成天谴说，并不因为大地震和我们可能面临的核灾难出现在日本。在我看来任何重大自然灾害和个人挫折，都可以用天谴说加以理解，并用天谴说提醒自己要自省、自律。例如，从各国纷纷宣布暂停核电站计划和检查现有核电站安全的情况看，这次日本大地震与海啸可能造成的核灾难正是上天对人类轻率使用核能的谴责。那中国的地震呢？中国的大地震同样是天谴。1976年唐山地震是天谴，是对我们中国人在二十世纪中期还建立的“帝制”的谴责。2008年汶川地震是天谴，因为包括我在内的13亿中国人竟然容忍着那样劣质的小学教室：只到上天用地震谴责了我们之后，小学教室建筑才开始有了质量保证。试想，如果没有汶川地震，我们国家今天还会有多少学校教室停留在危楼状态？试想，如果在汶川地震后我国最高领导人发表“罪己书”承认天谴，我国的学校建筑质量是不是会比现在更高？
天谴说的关键是让人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在许多情况下只有上天能够让志满意得的个人、专横跋扈的专制者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他人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古代和今天的小流氓、古代和现代的大帝王都只有在上天面前才会收敛。如果一个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连上天也不惧，这个人就无可救药。在日常生活中，谁也惹不起这样的人；在社会生活中，这样的人容易给民族带来巨大灾难。而天谴说的功能正是约束人心、让人常怀畏惧之心，常思自己的所为是否合天意、合良知，以免天谴，并从源头上彻底杜绝“我是流氓我怕谁”、“不被抓到的事情就能干”的心态。而这样的心态，正是我们国家今天众多令人扼腕现象的根源。
“夜话”2011年第5期，
我 看 利 比 亚
最近两个月，争自由、要选举的示威浪潮席卷阿拉伯世界，也席卷了位于北部非洲的阿拉伯国家利比亚。但是，和突尼斯、埃及不同的是，利比亚的卡扎菲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甚至命令战斗机攻击和平的示威者。昨天，
卡扎菲是1969年利用军事政变上台的。上台之后，他就把利比亚国名从利比亚王国改成了“大利比亚阿拉伯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英文为the Great Socialist People’s Libyan Arab Jamahiriya）并没收西方公司在那里的投资。那时候，我们在中国曾经欢呼过利比亚革命的胜利，欢呼过社会主义的胜利。至于卡扎菲上台就废除了当时在阿拉伯世界首次明确宣布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利比亚宪法，我们只看成好事，因为我们那时也完全否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伟大领袖说话“句句是真理”、在国家领导人就是反革命的1969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本身就属于反革命言论。
四十二年了。今天的利比亚群众示威让利比亚再次回到世界视线的焦点。但这一次不是对卡扎菲的欢呼，而是对卡扎菲的愤怒。四十二年了，卡扎菲竟然依旧是利比亚领导人。仅凭这一点，在全世界普遍废除了皇帝制度的今天，卡扎菲就再也扮演不了正面角色。卡扎菲名义上在利比亚政府内没有任何正式职务，仅仅是“利比亚革命的指导人”，但国家权力完全掌握在他手中。在2011年的世界上，卡扎菲统治的时间大概仅次于古巴的卡斯特罗：卡斯特罗革命成功、上台执政已经五十二年了。因此，这一次卡扎菲残暴镇压示威，只有卡斯特罗支持。他们两人都是各自国家所谓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代领袖。这和埃及不同。依据埃及直到上个月依然名义上有效的宪法，埃及也是以劳动阶级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但穆巴拉克已经是埃及革命的第三代领袖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代领袖，从列宁和斯大林开始，每一个人都把国家看成自己的私物，把维持自己的专制看成国家的头等大事，并用最残忍的手段镇压不同意见者，无论这些不同意见者是党内的同志还是街头的百姓。今天利比亚的示威者针对的卡扎菲同样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代领袖，后者是不可能与老百姓谈选举、谈平等、谈民主。他们的生命就是权力；没有权力他们的生命也就没有了意义。因此，下台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代领袖是不可设想的。即使反对者是非暴力的和平的，暴力镇压也是他对反对者的唯一回应。
利比亚人是不幸的。四十二年前他们容忍卡扎菲废除宪法，四十二年来他们容忍卡扎菲的警察统治，现在他们必须经历比邻近的突尼斯、埃及更艰难、更危险的争取民主、争取选举权利的奋斗。然而，即使利比亚人的这次奋斗依然没有成功，卡扎菲的镇压也为其专制统治留下了最为耻辱的一章，为所谓的革命留下了最为耻辱的一章。卡扎菲的镇压让他自己、让利比亚人，也让全世界每个国家的人再一次清楚地认识到领导人的终身制、政党的终身制已经过时，不但在欧美国家过时，在中国过时，如今在号称具有自己特殊文化传统的阿拉伯国家也过时了。对此，只要我们回想一下八年前利比亚还自诩自己比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况要好并成功地当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国，我们就会感到阿拉伯国家尤其利比亚的群众示威给世界带来的震撼。
人心不可逆，潮流不可挡。卡扎菲的镇压行为暴露了专制制度最可憎的一面，也让世人看到了在潮流面前妥协的穆巴拉克的可贵：他避免了埃及民族从专制向民主转折过程中的悲剧。民主是一种妥协。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不同意见的人必须相互让步，相互妥协，才能找到大家共同接受的道路和方式。但愿利比亚的这场悲剧能够让利比亚民族吸取教训，让人类吸取教训，在平等、自由、公平的方向上走得更稳。
“夜话”2011年第4期，
我 看 埃 及
最近十多天来，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话题无疑是埃及。这个千年古国竟然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从“愤怒日”（表达对总统愤怒的示威日）到“离开日”（要求总统穆巴拉克离开即下台的示威日）到今天，示威接连不断，埃及首都开罗中心的解放广场也一直被示威者占据着；而原先口口声声效忠于穆巴拉克的军队竟然表示不会向示威者开枪。如今，示威从1月25号开始已经延续了15天。示威群众的核心要求是到今年当了整整三十年总统的穆巴拉克立即下台。而穆巴拉克也做了许多让步，比如解散了总理主持的埃及政府，宣布了埃及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集体辞职，并在其三十年总统生涯中第一次任命了一位副总统，甚至还逮捕三位贪污渎职的部长，但他就是坚持本人不下台。不过，他依然表示他本人和儿子不再做预定今年9月份举行的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也就是说，穆巴拉克的统治最多到今年大选后就彻底结束了。
我们不知道埃及未来几天可能的变化。示威能够逼迫穆巴拉克改变主意立即下台吗？穆巴拉克能够坚持在台上并“体面”地在今年9月大选后下台吗？埃及军队会改变立场吗？在一个政权更迭还没有制度化的社会里，政权的维持依靠军队；一旦军队动摇，大规模示威一爆发，政权就要更迭。但埃及和其它专制国家不同的是，它有一个形式上的制度，每六年大选一次，而今年恰好是大选年。现在，这一橡皮图章式的大选制度有可能救穆巴拉克一命。这肯定是穆巴拉克当初制定宪法时没有料到的。
谈到埃及，我们都知道金字塔，知道伊斯兰教，知道苏伊士运河。中国的进出口至少应当有百分之十需要经过苏伊士运河。而伊斯兰极端分子造成了世界性恐怖主义更让每位乘飞机旅行的中国人深受安检之苦。但突尼斯（一个多月之前爆发了群众示威并推翻了执政二十三年的原政权）尤其埃及的大规模群众示威让我们知道了伊斯兰世界的另一面：伊斯兰教义竟然不能教育官员不贪污和不滥权，参加示威的女性竟然那么多，同时互联网和手机又竟然那么普及。
当然，我们不但不知道未来几天埃及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也不知道这一波席卷了好几个阿拉伯国家的群众性示威抗议的长期影响。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造成阿拉伯世界这场大规模公开抗议和国家政权更迭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官员的滥用权力，是几十年一贯制的领导人无法把官员滥权约束在一定范围内。突尼斯和埃及最近十几年都有良好的GDP增长率记录，都有形式上的大选（尽管候选人往往只是专制者一个人），甚至官办的工会还组织过罢工来帮助工人争取工资和劳动条件，但它们都缺乏公民自由，缺乏言论自由，缺乏公民对政府的监督，更缺乏政府对公民在互联网上要求的善意回应。尽管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很大，失业率很高（它们的失业并滞留城市的农民工算失业），极端思想的组织包括地下组织很多，但这次席卷这些国家的示威口号是自由和公正，具体要求是公正自由的的选举，是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示威自由，而不是杀富济贫、不是要求政府救济和福利、不是反饥饿、要工作，更不是要实现某个教义或者主义。这是近两个月来席卷阿拉伯国家示威抗议的突出特点。
许多人认为突尼斯、埃及等国家的示威抗议以及它们看上去应当能够争取到的自由选举，只会导致伊斯兰专制主义上台，因为那里绝大部分人口都是伊斯兰教徒。过去的伊朗自由选举据说便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世界的传统和道德规范。然而，这些传统和道德规范并不意味着要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现实的宗教领导人，伊斯兰教并不必然地和国家首脑或宗教领袖的专制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教徒的自由愿望并不违反教义，而这样的愿望早迟都会造成教徒们对宗教领导人本身的选举要求，更何况对国家领导人的选举要求。宗教是人性的，因此其具体形式必将随人性发展而变化。欧洲国家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五百年来经历了政教分离和宗教组织内部民主化过程。伊斯兰教今天也已经处于类似的民主化过程中。伊朗尽管在1979年通过自由选举变成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国家，但其每一次新的选举都冲击了这样的极端主义。因此，我相信，无论这次阿拉伯国家的示威抗议的直接结果是什么，它们的长期结果都将是人们对政治自由的渴望的增强和社会对于这一渴望的顺应。
“夜话”2011年第3期，
离开托达罗
在上一篇关于中国经济均衡的夜话中，我指出中国经济中的三大宏观变量应当是国民收入、通货膨胀和农业劳动力转移，而非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经济理论中的国民收入、通货膨胀和失业。然而，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澄清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误解；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离开托达罗模型。这是因为，该模型是多年来国内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文献引用最多的理论，它对国内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误导也最严重。
托达罗（Michael P. Todaro）1969年提出发展中国家的乡城劳动力转移或者农业劳动力转移受城市失业状况的影响。城市失业加重，转移便少；城市失业减轻，转移便多。托达罗进一步指出，旨在减少城市失业的政府措施，虽然减少了原有的失业，但由于失业减少会导致更多农民进城，因此这些措施反而会加重城市失业。所以，托达罗建议的政策是改善农村状况，让农民留在农村。
然而，所有发达国家以及今天中国的经验都告诉我们，改善农村和农民状况的根本途径是让农民离开农村。尽管托达罗的政策建议可能适用于某些特殊情况，但在一般情况下肯定是无效的。记得五年前中国政府发动“新农村运动”时亦有把农民留在农村的考虑，但同样徒劳无功。
不过，就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建设来说，托达罗的误导在于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失业联系起来并切断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国民收入、通货膨胀的直接联系。我们知道，在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经济学理论内，所有与劳动有关的变量中只有失业才与国民收入、通货膨胀直接相关。其他劳动变量都受失业影响。比如妇女就业。西方国家许多妇女不就业。但如果失业减轻，妇女就业就多；失业加重，妇女就业就少。托达罗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便和西方学者对妇女就业的研究类似。
托达罗依托的背景是非洲小国肯尼亚，研究的对象是某个政策措施对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他曾经明确地提出自己要研究的问题：一项在城市新创造500个工作位置的措施会不会反而吸引比500更多的农民进城。一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它即使对肯尼亚这样的小国也不具有宏观经济的意义（可惜我自己最初看到时并没有发现），因为500个新就业还太少，还不能影响肯尼亚的工资水平。如果他的问题是增加5万个城市工作位置，他的回答立即就会两样，因为凭他的经济学功底，他一定明白5万个新就业对肯尼亚城市劳动市场的巨大影响。
中国虽然比肯尼亚大得多，但在农业劳动力转移上和肯尼亚类似。如果中国政府想采取措施在全国增加几万个城市就业，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托达罗的问题，托达罗的研究对我们将有很大启示。然而，我们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以2008年为例，该年中国非农部门创造了将近1300万新就业。那一年，中国城市失业是800多万，城市自然增长的劳动力是300多万，因此，城市劳动力即使全部就业也无法满足非农部门的劳动需求。更重要的是，如果城市劳动力全部就业，非农部门工资必将大幅度上涨，非农部门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现1300万的劳动需求。而非农部门没有那么强的劳动需求，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增长那么快。所以，非农部门从而中国经济的增长不可能依靠城市失业的减少。它们依靠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事实上，2008年中国有1100多万农民转移到非农部门。也就是说，中国非农部门劳动需求得以实现的条件是大规模的农业劳动力转移。2008年中国新增加城市失业50多万。显然，它和1100万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完全是两个数量级。城市失业变化完全无法解释农业劳动力转移。只有中国的投资、中国的非农部门增长才能解释农业劳动力转移。因此，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基本面上不受城市失业影响，也不必经过失业才和中国宏观经济挂钩；相反，它直接和整个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中国的数据明确地表示农业劳动力转移与中国GDP增长和CPI变化的关系比失业与后两者的关系紧密得多。所以，中国经济或者中国背景的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的关系，而不是和失业的关系。
但是，托达罗的理论多年来在中国广泛得如此传播，以至于每一位经济学者、每一位研究生只要一思考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就会自动地想到托达罗的观点并用它来思考。我自己曾经也是如此。确实，成型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引力，能够把后人的思维吸引到它的模式内。凯恩斯在提出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时便深有体会地谈到困难不在于理解新理论，而在于抛弃旧理论。我们今天碰到的也是同样的困难。要理解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解中国经济的均衡，我们必须抛弃旧理论。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离开托达罗的理论；否则的话，我们的命运也将和日本、韩国一样，虽然有快速经济增长，但没有经济理论。
“夜话”2011年第2期，
设想中国经济的均衡
中国经济近来处于比较严重的失衡状态，大概是没有多少异议的。我在去年最后一期夜话中提出当前中国经济失衡的基本原因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许多网友不同意我的观点，因此我需要进一步解释。不过，在我看来，对许多网友包括我自己来说，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的机理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我们能否想到中国经济还有个均衡的理论问题。造成这一困难的主要原因当然是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和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准备不足。另一个原因应当是某种不言自明的中国经济非均衡论。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并重新允许人们接触西方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开始，比较熟悉这一理论的经济学家就开始提出中国经济不可能均衡的观点。例如厉以宁先生就多次强调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我属于改革开放后最早学习西方经济理论（当时的专业名称是“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学生之一，明白当年厉以宁先生在学生中如日中天的威望。除了中国经济非均衡外，还有比如社会主义经济非均衡、转型经济非均衡等许多说法，因此，中国经济失衡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国经济均衡的问题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完全不必要去想。
然而，要想研究中国经济，要想建立“中国经济学”（我本人原则上反对这一说法），一个人又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均衡问题。这简单的就是因为离开均衡，我们就无法理解失衡。举个例子。离开人体的正常体温概念，我们就无法理解发热发寒的意义。当然，生命之树常绿，理论是灰色的。中国人了解生命科学对正常体温的定义和测度才有100年的历史。而几千年来，中国人凭借着发热、发寒的感觉看病吃药，一代代照样繁衍得不差。没有经济均衡的概念和理论，中国经济也可以发展得不错。不过，如果我们要对得起“研究”这份工作，我们要想研究而非议论中国经济，我们就无法回避中国经济在理论上的均衡问题。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均衡理论涉及的首先是短期均衡或者瞬时均衡，比如在2010年或者该年年末中国经济的均衡，而非比如三十年、五十年为跨度的均衡。这也和我们人体一样，生命科学需要研究的是每时每刻的正常体温，而非一年365天的平均体温。人的体温不可能每时每刻都保持正常，中国经济也不可能每年或每天都保持均衡。中国经济学家要做的是像生命科学家提出摄氏37度是人体正常温度那样建立中国经济均衡的理论模型。有了这类模型，我们才有了分析中国经济具体状况尤其失衡状况的理论基础。
让我们静下来仔细想象中国经济均衡会是什么图景。显然，首先我们要排除政府的经济活动而仅仅想象个人和企业互相作用的大市场。货币政策也会被我们排除，因为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货币发行没有问题。与外国的经济联系也应当暂时排除。政府尤其是它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与外贸无疑是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但它们更多的是促进或扰动中国经济均衡的因素。它们的作用只有在我们理解了中国经济如何依靠市场和内部力量达致均衡之后才能被我们清楚地定位。为了缩短思维路径，我们参考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宏观均衡图式，那里有比如充分就业均衡、失业失衡、自然失业率均衡，其时经济的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并确定均衡的价格水平。也许再过二十年或五十年，中国经济的均衡也是如此图式。然而，今天它肯定不是。对此，我只须列举两组简单的统计数据：2008年末中国和美国各有900万（非农）失业者，但美国只有200万农业劳动力，而中国有3亿多农业劳动力；该年中国和美国的新增失业分别为56万和185万，但该年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绝对量只有6万，而中国竟超过了1000万。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批评中国和美国的统计数据不准确。但同时，我们说失业和农业劳动力、新增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对比关系在中美两国正好相反，应当不会有大错。
一旦我们认识上述两项数量对比关系，我们将立即领悟到西方经济理论提供的就业或失业均衡图式不符合中国经济中的基本关系；中国经济的均衡不能以就业（失业）和价格水平为中心：它的中心概念应当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价格水平。中国经济均衡所讨论的三大经济变量应当是国民收入（GDP）、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一般价格水平（通货膨胀）。一旦我们走到这一步，我们就看到了万花筒般地令人目眩的中国经济的基本条理，我们眼前就可能出现某种秩序井然的中国经济图式，中国经济的均衡也就成了经济学问题和我们观察中国经济现实的基本工具。
经济思想史大家熊彼特（Schumpeter）曾经认为经济均衡的提出是经济学最伟大的进步。和其他学科门类一样，均衡概念也是经济学成为科学的标志。但是，多少年来我自己竟然忽视了中国经济也有均衡的问题，并且经历多少曲折、经过多少年才找到了中国经济均衡的概念（而且还不一定准确）。我相信，如果我们大家抓住中国经济的三大基本变量（GDP、农业劳动力转移和通货膨胀），我们就有可能从它们的相互关系研究中获得中国经济均衡的理论模型并建立起讨论和争论中国经济失衡原因、程度与恢复均衡方式的平台，各位网友对我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造成的中国经济失衡观点的批评也会更有针对性。当然，无论网友批评的针对性强否，我都衷心地感谢。
“夜话”2011年第1期，
当前经济失衡的基本原因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
当前中国经济显然处于失衡状态。失衡的主要表现是通货膨胀，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过快。通货膨胀无疑和超量发行货币有关，和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措施有关，也与大量增加和保有外汇储备的政策有关。但我认为，当前经济失衡的基本原因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
我们知道在CPI中住房所占比重不大，但农产品的比重很大；正是农产品价格的快速提高带动了当前CPI上升，以至于我们可以说没有农产品涨价，就没有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这一点可以通过一个简单公式说明：
CPI = 农产品比重×农产品价格+非农产品比重×非农产品价格
假设农产品和非农产品比重分别为40%和60%，暂且先假定两类产品的价格都等于1，此时CPI也等于1，即
CPI = 0.40×1.00 + 0.60×1.00 ＝ 1.00
如果农产品价格提高了20%，尽管非农产品价格不变，我们也有
CPI = 0.40×(1+20%) +0.60×1.00＝1.08
即百分之二十的农产品涨价将带来百分之八的CPI上涨。所以，即使中国货币政策没有失误、即使中国的财政刺激政策没有过度，即使中国的外汇储备适当，最后，即使非农产品尤其住房没有涨价，但只要农产品明显涨价，CPI就会提高，经济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就刚刚过去的今年11月份而言，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CPI上升了5.1％，其中食品价格上升了3.8％，占四分之三（http://www.stats.gov. cn/tjdt/gjtjjdt/t20101211_402689360.htm）；也就是说，如果食品没有涨价，11月的CPI便仅仅上升1.3％。这么低的CPI不但不是问题，可能对经济反有好处。
所以，理解中国当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失衡的关键是理解为什么中国当前农产品涨价过快。这就回到了我的观点：经济失衡的基本原因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
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或者非农产业，不务农而务工或经商，是当前中国经济的突出现象。所谓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指的是在某一时间段内，比如某一年内，农业劳动力转出农业的数量过多或者过少，一句话，转出数量不当。那么，多大数量才适当呢？这就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数量问题。比如在2010年，中国应当有多少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100万，500万，800万？显然，尽管中国农民转移是个持续了几十年的突出现象，但经济学家还是像卖鸡蛋的老太太一样，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理性的回答。
我在去年同时发表于同济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工作论文（可惜是英语）中指出，判断某一时间段或者某一年份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是否适当的标志，是这一时间段内农产品价格是否变化。举个简单的例子，2010年中国从农业转出的劳动力过多还是过少，可以看中国2010年底农产品价格和年初相比是提高还是降低：若农产品价格提高，转出劳动力便过多；若价格降低，便过少。如果价格稳定，则转移劳动力的数量适当。实际情况当然比抽象的理论标准复杂得多。不过，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根据这一标准判断，中国如今发生的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标志着过去几年里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过快，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
我用一点逻辑说明这个道理。农产品快速涨价的直接原因当然是农产品供不应求。我们先看需求。农民转到非农部门，收入提高。而且，不但他的收入提高，其实所有人的收入都提高。收入提高后，消费的农产品绝对量就会上升；同时，一个人越是从原先低收入水平上提高收入便越可能改善饮食。因此，农民在一段时间内转移得越多，全国总收入提高得越快，这段时间内对农产品需求增加得也越快。再看供给。农民转到非农部门，如果留在乡村的农民不更多劳动，如果资本不更多地进入农业，如果农业机械化跟不上，如果农业技术进步缓慢，农业产量就很难提高，更难大幅度提高，因此农产品供给难以很快增加。所以，农民转移得越多，农产品越容易供不应求，农产品涨价越不可避免。如果农民转移过多，农产品便一定要涨价。涨价的幅度则依农民转移过多的幅度而定。
正如我在关于农民转移和人类大历史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农民转移到非农部门是大势所趋。但大势所趋和均衡发展并非一回事。在任何一段时间内，转移的农民数量都有一个度，过多或过少都不正常。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信号。农产品价格是向我们指示农民转移数量是否失衡的信号。同时，解决农民转移失衡的途径，主要地又不在于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或者直接的价格管制政策去改变或者抑制这一信号，而在于实体经济的变化。只要实体经济恢复了农民转移的均衡，农产品价格便会稳定下来。恢复实体经济均衡的措施有短期长期之别，但其重点都应当放在刺激农产品供给。其中，国家财政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的直接投资和对农业技术的研究投入是最基本的措施，因为，说到底，只有大幅度增加农业资本和大幅度改进农业技术，我们才能够保证在农民转出农业的同时大幅度地提高农业产量，满足公众的农产品需求，并保持农产品价格以及CPI的稳定。
“夜话”2010年第11期，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人类大历史：一些思考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人类大历史：一些思考
整整半年没有写夜话了。
半年里，自己有很多改变，包括很少熬夜了。这大概也是没有写“夜话”的原因之一吧。
在学术上，我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现实的经济学问题。由于远离决策中枢并因此缺乏确实和及时的资料信息，也由于天马行空的思考习惯，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偏重于学术和宏观理论。在这半年里，我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人类大历史的关系。今天拿起笔来，在不是深夜的下午总结一下我最近的思考。
从人类发展的大历史看，当今中国发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人类迄今为止经历的第二次大规模变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变迁是人类从采集和狩猎社会变革到农业社会，即农业化。按照我们尚不完备的现有知识，当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人的始祖是早期东非人。他们大概在300万年前从动物进化为人并逐渐迁移到世界各地。早期的人类完全靠采集果实和捕捉动物为生，与我们今天在野外或者电视上看到的哺乳动物逐食行为没有什么两样。人们常说“劳动创造人类”，但动物和人类的逐食行为是同样的劳动，因此只有那些不直接为了逐食、但直接有助于未来逐食的劳动，才把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制造工具便是这样的劳动。在经济学中，工具被称为资本，是提高逐食劳动效率的主要手段。一些经济学家把人类用来击落树上果实的棍棒称为资本，可大猩猩亦会捡起棍棒击打果实。因此，资本或工具的特征不是林地上现成的树枝棍棒，而是人工修整过并且被重复使用的棍棒。使用工具，人类可以采集到靠肢体难以获得的果实、捕捉到靠力气难以制服的动物。今天我们已经难以想象人类从偶然地拿起树枝去击落果子，到自觉地把树枝修整为棍棒并在出外采集果实时随身携带的进化过程。我在农村的时候，如果农民发现一棵树的某个枝干特别适合做扁担，就会细心爱护它并在树长成后把那段枝干小心砍下来，沤干后再修整定型成扁担。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农民制作扁担的技巧，而是他们对扁担的深层意识和对可做扁担的树木的敏感。这类意识和敏感的形成所需要的时间，至少应当以万年为单位来计算，其间还不能中断。在寿命短暂且无文字的年代，意识和知识的隔代流传非常困难，中断是正常现象。今天我们不知道人类从什么时候、什么地区开始自觉地并且忍着饥饿地把采集好的果实再种植下去，把捕捉到的动物长时间地养着；我们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什么地区开始，人类主要地不再靠采集和狩猎、而靠种植和畜牧维生。无论如何，农业革命发生并且至少在人类活动的部分重要地区持续下来了。到距今10,000年前左右，当今依旧存在的世界各主要人类族群应当基本完成了从采集和狩猎向农业的变迁。考古学发现我们今天所食用的几乎所有农作物在六、七千年前就已经被人类栽培了。在我们读到的各种人类早期神话和传说中，尽管也有采集和狩猎，但它们几乎都不再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类主要经济活动：除了化石和人与自然本身的变化，人类当时还不能保存自己的历史记忆。
农业化让人类在物质意义上超脱了普通动物界：人不再靠攫取自然界现成的植物动物、而靠自己种植养殖维生；人不再靠对环境的本能反应、而靠理性计算和预期维生。理性和计算现在之所以变得重要，是因为播种下去的农作物收成好坏，关乎着个人与族群的饿殍与存亡，因此在播种前就必须对未来收成做出某种“合理预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产生了人类文明。人类文明是和农业一道出现和发展的。从经济学上说，农业化必然要求众多相应的技术革命。例如仓储技术。采集和狩猎时代的人类几乎无需储藏食品，但农业的一季收成必须加以储存以备在下一季播种时有种可种、下一季收成前有粮可食。农业化彻底消除了人类随季节迁徙的可能性，人类开始定居。因此，正如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要求摩天大楼一样，10,000年前的农业革命促成了当时的房屋建筑技术创新。今天，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想，与采集狩猎时期相比，农业化是一个短暂但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假设10,000年前人类就有经济学，那么，当时的经济学家一定会把农业化视为“现代经济增长过程”。
农业化过程结束，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人类消化农业革命成就，普及农业知识，强化有助于农业的生活习惯，减少自己与采集狩猎经济的联系，特别是弱化与其他动物雷同的习性。这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期，一个经济学家没有用武之地的时期。据说中国上世纪初的粮食亩产还不及二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费孝通先生写《江村经济》，说1920年代时人们用的物品几百年没有改变过。三十多年前我在农村，许多农民用的板床还是祖父母曾祖父母一代留下来的。他们自己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去买或者做一张新床。儿子尤其大儿子结婚了，父母便把原来的卧室包括床、柜都让给儿子儿媳，自己搬入旁边搭建的小屋中。我本人那时一天三顿饭也有两顿吃不饱。农业化过程中，产量迅速增加，人口却很少，可以想象人均收入提高很快。农业化过后，经济停滞，人口增加，土地有限，人均收入几乎不再提高甚至还会下降。因此，在停滞的农业社会里看到动物无需理性计划地无忧无虑，人们会怀念采集和狩猎经济。《圣经》文字写作之时，农业革命已经过去几千年，人类已经饱尝农业的辛劳而幻想无忧无虑的动物生活，也许正因为如此，《圣经》把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那里有随手可摘的果实尽情享用。不幸两人吃了禁果，不但被逐出伊甸园，而且被罚在土地上劳作，以艰难地生产粮食菜蔬度日。借此，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业的转变被想象成天主对人类原罪的惩罚。不过，如果人类今天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我们便谈不上品格和道德，更谈不上信仰。这一切只有在人类需要对生活做出预期并且也开始有了稳定生活后才会成型。但“惩罚论”也朴素地解释了人类何从实现向农业的转变。确实，这一转变是个奇迹，是由我们今天再也无法理解的无数大大小小的奇迹共同创造出来的。
农业社会也许持续了10,000年。到了公元十七世纪，也就是距今约三百年前，人类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社会变迁：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后农业社会。我用“后农业”称呼人类在下一阶段的社会，是因为我们现在不了解下一个社会是什么。发达国家的农民虽然很少，但他们无法脱离世界潮流。例如，发达国家每年移入的劳动力可能占其新增劳动力一半左右，而这一国际移民大潮可以视为发展中国家农民向国内非农地区移民的延续；同时，发达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比重不高。所以，发达国家的状况无法改变人类正从农业向后农业过渡的基本形势。如果不考虑世界各地断断续续出现又衰落的工商业，那么，人类第二次大规模社会变迁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学术界常常讨论为什么它没有从中国、印度、阿拉伯甚至中欧、南欧等地区开始。对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这样的一次性事件，类似的讨论意义有限，因为人类的大规模变迁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出现：它总是从某个地区开始并持续下来；但直到其它地区开始效仿，这一变迁才具有人类历史的意义。和农业革命一样，重要的是，工业革命不但在英国发生和持续下来了，它还被西欧其它民族和北美所效仿，并且演变为今天全世界几乎所有民族共同接受的大变迁。当然，直到今天，世界还有许多地区的人抵制它而希望保持农业社会。最极端的算是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了。同时，我们常常也会听到一些抱怨，比如施用化肥的粮食不如仅仅施用农家肥的粮食香纯。不过，这和抵制工业是两回事。在农业革命时期，一定有人反对食用种植出来的粮食而只吃采集的野谷。如今，人类已经足够理性，抱怨归抱怨，但不会因为工业化生产出来的食品“真的”有所欠缺而挨饿。
人类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持续不到200年，又开始向服务业转变，因此，用“非农化”或“非农革命”的概念代替“工业革命”，来指示我们正置身于其中的人类第二次大变迁也许更为确切。经济学家把这次变迁称为“现代经济增长”，其中“现代”指的便是我们生活的时代，“经济增长”指的则是和300年前相比，经济快速增长，人均收入迅速提高。就人类总体来讲，国际共产主义体系在1990年崩溃后的最近二十年，应当是“现代经济增长”开始后经济增长最快且持续最长的一段时期，也是非农化最为迅速的一段时期。今天，我们听到非洲的农民不愿意种可可，中国的农民不愿意种粮食：他们都想离开农业，想到工厂、办公室工作。这和200年前英国人宁愿流浪而不进工厂、30年前我和我的同辈人“上山下乡当一辈子农民”的满腔热情形成鲜明的对照。
为了从经济学上描述和分析人类所经历的上述两大变迁，我们首先需要指标。一套适宜的度量指标也许是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以及它的变化速度和加速度。人类从采集狩猎向农业经济变迁即农业化的过程中，农业劳动力比重上升，上升速度也许起初比较低；到了某一阶段，由于农业技术比较成熟，大部分人愿意食用种植的粮食与养殖的牲畜，农业劳动力比重上升速度会很高；到了变迁过程后期，由于采集狩猎的劳动力已经很少，上升速度又会下降并趋于零。在人类从农业经济向后农业经济变迁过程中，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也很可能出现变迁初期下降慢、中期下降快、后期又慢的类似状况。农业劳动力比重变化的加速度亦会出现相应的趋势。不过，由于我们不可能从化石中获得足够的资料来验证这个或者其他猜想，我们不可能建立分析人类第一次大变迁的科学经济学。可对于我们正置身于其中的第二次大变迁，我们应当能够搜集资料、发挥想象、建立理论。这里说的“应当”首先基于人类认识自身的欲望，其次基于人类顺利完成这场变迁的要求。我们可以想象，在农业化变迁中，部分人类族群会因为把劳动力集中于农业却未获得足够收成而不得不退回到采集狩猎，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因为坏收成和误过采集与捕猎季节两者共同导致的饥饿而灭绝。人类在非农化变迁中亦遭遇过严重悲剧。中国在1958年一次性把农业劳动力比重从81%降低到58%（按照这一速度，中国只要四年就可以彻底完成非农化大变迁），与此相关的农业大减产不但迫使中国在随后几年把该比重提高到81%以上，而且造成了至少2,000万人的饿殍。就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世界若干地区还因为粮食涨价出现过骚乱甚至生命损失。因此，“顺利完成第二次变迁”依然是摆在人类面前的现实问题，也是经济学的重大研究任务。一方面，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是经济学家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另一方面，和10,000年前相比，人类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自然科学，因此，经济学家对人类当前的变迁应当能够做出科学解释。在我看来，经济学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速度与加速度的理论模型，在这一或者这类模型的启示下，人类才有可能估计每一年度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速度的适宜程度，“顺利完成第二次变迁”也才有了理论可能性。
当然，即使人类无法建立这样的经济学，即使人类可能为此付出代价与经历曲折，人类也肯定可以完成“非农化”变迁。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在为自己的无能而羞愧的同时，也对人类的基本智慧充满信心。今天，全世界总劳动力中有三分之一左右依然在从事农业，农业社会向“后农业社会”的变迁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正处在高潮。同时，假如非农化保持最近二十年的速度，人类将在未来五十年里全面完成这一变迁。但如果世界发生类似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之类的事件，非农化速度将放慢，人类将需要100年、200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去完成这个过程。无论如何，人类的非农化变迁与农业化变迁在速度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度量非农化的时间尺度最大也就是百年，可农业化的时间尺度至少是千年，甚至是万年。
农业化让人从攫取现成食物转变为生产食物，并由此让人有了理性和道德即人性；非农化让人从按自然方式转变为用人工方式生产食物，解除了限制人的种群发展的食物约束。对我这样年轻时每日在土地劳作而依然忍饥挨饿、如今却常苦于过饱的人来说，食物约束的意义太重要了。生物史告诉我们，任何植物、动物一旦摆脱食物约束就会过度扩张并走向衰亡。因此，食物约束的解除在给人类开辟了发展新空间的同时，又给人类提出了避免自身衰亡的新任务。所以，人本身必须再次进化，以跳出食物约束的生物学框架。不过，即使人类没有因为过饱而灭亡，非农化对人本身进化的意义，也只有在非农化结束很长时间后，才能够被人类清楚地认识。我们今天关于非农化所知道的，几乎全都限于非农化在物质层面上的影响。我倾向于认为，和农业化过程结束后的情形类似，非农化过程结束后，人类也将需要很长时间去消化非农化的成就，普及非农化的知识，强化有助于非农生活的习惯，减少自己与农业经济的心理联系，弱化自己的动物习性而增强人性。这样一个后农业社会将再次出现经济长期停滞的状态，经济学家亦会发现自己无用武之地。但它可能产生新的耶稣、孔子、穆罕默德和释迦牟尼。举一个农业化后的人性变化的例子。人食人也许是人类在采集狩猎时期的常见现象，就像母兔为了保障自己和部分幼兔的生存，常常会在分娩后吃下一两只幼兔那样。农业社会则把“人相食”视为禁忌。可是，即使在已经完成农业化和进入农业社会几千年之后的中国春秋时代，当易牙为了齐桓公的开颜而“烹子”奉给后者进餐的时候，后者依然赞赏易牙的所为。也就是说，即使在2,000多年前，人相食在许多人类族群中依然属于道德许可的范围。中国1958年的非农化悲剧中也出现过人相食的现象。据说，刘少奇当时就此讲过一句著名的话：“人相食，历史书要写上的”。这句话既让他个人受到灭顶之灾，也让当代中国的历史学家至今无法释怀。然而，刘少奇的立论基础，也仅仅是人类在最近2,000年来演变出的对人相食的道德排斥，和历史学者对造成人相食现象的统治者的负面评价。如果说，农业社会产生的人性不再认可“人相食”，那么，非农化之后，是不是“人争食”也会成为道德禁忌？如同农业化过程中的人类完全不清楚农业化将给人性带来的变化，今天的我们也不知道人性将因为非农化而发生什么重大变化。我们只是知道，人性的变化、道德的变迁、人自身的进化，将是一个比人类生产方式与生活水平变化更为缓慢的过程。如果说人在采集狩猎社会具有更多兽性的话，那么，农业社会把人变成“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我希望并且相信，非农化以后出现的社会，将使人性更远离野兽、更接近天使。
“夜话”2010年第10期，2010年12月4-5日，2020年8月21日发布到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时略有改动，并且删去第一和第二节。
自由主义者应当支持南海本田工人罢工
从
我的理由如下：
1．在富士康工人跳楼抗争和本田工人罢工抗争之间，本田工人的罢工无疑更人道。富士康公司今年已经出现了十多起自杀事件，富士康公司也不得不在今年5月宣布工人加薪30%。难道非得本田工人也来个连环自杀以惊醒企业主的良知？在我们深深地为富士康自杀工人感到悲哀的时候，我们应当想到的是如何避免用富士康那样的生命悲剧，如何让工人在企业的劳动条件和工资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改善。
2．除了自杀和罢工外，工人可以采取的另一个方式是继续忍受。许多学者认为工人应当等到中国没有失业、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时候，那时候工资自动就会提高了。可第一市场经济不可能消除失业，第二什么时候才是劳动力供不应求呢？“民工荒”难道不是劳动力供不应求的表现吗？第三即使劳动力供不应求了，如果没有工人的要求甚至罢工，资方会自动提高工资吗？无论如何，中国工人已经忍受了太长太长时间。1949年到1978年的三十年，工人工资几乎毫无增加。1978年以后，伴随着农业生产的自由化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工人收入才有了一定提高。但是，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城市一线工人群体的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改善远远落后于最近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今天的收入分配差距才严重到了社会能够承受的底线，才到了温家宝所说的“危及政权”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再要求工人继续忍受，是不人道，也不是自由主义者所为。
3．工人另外可以采取的一个方式是向政府申诉。但是，第一，既然工资是市场决定的，劳动条件也是市场决定的，工人不必向政府申诉，因为在这里不存在富士康或者本田公司违反法律的问题。第二，工人当然可以希望政府出面要求企业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但问题是恰恰政府造成了目前的局面。如果政府这些年来没有把“提高财产性收入”作为自己的施政方针，如果政府没有把农民工包括富士康的工人和当地社会隔绝开来，如果政府没有把农民工作为二等公民看待，如果政府不是把“稳定政权”放在首位（而是大大方方地接受选举换政权）的话，中国收入分配的局面不会恶化到今天这个地步，富士康和本田的工资不会低到今天这个地步。就个案来说，即使政府可以出面要求企业增加工资，但我们很难设想如果富士康不连环死人，如果本田工人不罢工，中央或者广东或者南海的政府会在接到工人申诉或者工资统计数据后命令企业提高工资。第三，政府本来也不应当承担命令或者要求企业提高工资的责任。
4．一部分学者认为工资是市场决定的，工人不应当组织独立工会去争取工资的提高。这样的观点也许用在当今发达国家有一定理由，因为那里的独立工会可能太强大又太缺乏自制力。但是在中国，工人连一个小小的仅仅限于单个企业的独立工会都没有，工人的维权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仅仅能够通过发牢骚、怠工、辞职甚至某些极端方式（比如自杀或他杀）等完全“个人主义”的形式来表达，而在企业内部缺乏一个通畅的正式渠道，缺乏一种社会化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自行组织起来，用独立工会的方式建立和资方的对话机制，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
5．工资毫无疑问是由市场决定的。但是，市场如何决定工资呢？一个求职者或在职者和资方谈工资是一种市场决定方式，一群求职者和在职者与一个或者一群资方代表谈工资也是一种市场决定方式。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普通工人，求职者和在职者如果一个人一个人地与资方谈工资，他们的地位是弱势的。不错，他们如果不满意工资和劳动条件是可以走人的。可是，走人需要成本，转换工作对我们每一个人、更不用说普通工人都是一件大事。走人，用脚投票，是市场经济决定工资的最根本机制。在这个机制之上，市场经济还需要许多辅助机制。工人独立组织的团体与资方的工资谈判无疑是重要辅助机制之一，自由主义者完全没有必要否定这一机制。。
6．市场经济一方面以个人自由和个人决策为基础，一方面又要求个人之间的结社自由。正如许多人在一起需要政府一样，他们也需要各种各样的中间组织。工人组织工会说到底只是结社自由的一个表现。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们不能在要求自己的结社自由同时又反对工人的结社自由。在个人自由个人决策的基础上，个人又组织为各种团体为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工会仅仅是这样的团体之一。自由主义者反对的是包括工会在内的任何这样一种中间团体势力过大而严重损害市场经济和其他团体的利益。自由主义者不反对工会等中间团体本身，不反对个人通过这样的团体争取自己的利益。而在当今中国，包括独立工会在内的中间团体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甚至没有；他们的势力不是过大，而是过小甚至没有。因此，今天的中国特别需要个人之间的独立组织，需要独立的工会，需要独立工会参与工资谈判。
在市场经济中，独立工会和罢工是工人争取自身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但它们和党派政治、政权交替无关，因为它们不是也不应当是政治斗争的手段。我衷心希望政府、官办工会、本田公司和罢工工人都不要把这场罢工政治化。本田在中国公司的工资高低、工资决定的具体方式，工人自己的独立组织都是可以平和讨论的问题。尤其本田作为国际化的大公司，应当遵循国际惯例。那种开除罢工工人、要求学校不发给参加罢工的实习生毕业证等做法，只会损害本田公司在全世界的形象；日本工人罢工是常事，本田公司在和独立工会的谈判上也富有经验。今天，本田公司只用按照罢工问题上的国际惯例行事，只要承认中国员工和其日本本国员工的同等权利，本田罢工问题便不难解决。
“夜话”2010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