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专题：3
2002－2003学年第一学期 “高级宏观经济学”博士课程论文
指导教师：胡景北教授
“华盛顿共识”述评（摘要）
张 文 027024
“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是20世纪90年代世界主流经济思想对于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应当采取的经济发展政策的一种概括，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影响。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经济思潮的变化，这一概括性术语所特指的问题和经济政策也随之演变，结果在具体的应用方面产生了一定的混乱和理解偏差。本文具体说明“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演变，并对其在实践中出现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反思和评论。
一、针对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华盛顿共识”
所谓“华盛顿共识”，最初是在解决拉丁美洲国家的偿债危机的过程中，主要的国际多边经济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主要债权国家和债权银行，在为拉美国家设计所谓的“调整计划”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经济改革方案。由于这套方案得到了对世界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赞同，而这些机构都集中在华盛顿，所以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20世纪80年代，由于不适当的经济政策，许多发展中国家累积了大量外债，同时经济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如高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严重，对外收支失衡等。1989年，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出席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作证时表示支持布雷迪计划，他将其观点命名为“华盛顿共识”。这份共识主要有十点内容:
（1）财政方面，尽量减少政府预算赤字，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
（2）调整公共开支的轻重缓急次序，集中于初级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有高经济回报率和改善收入分配潜力的领域，消减公共福利方面的开支；
（3）税制改革，主要是拓宽税收基础，降低边际税率以刺激积极性，实质就是扩大税基而减收企业税；
（4）利率自由化，经过一定时期的过渡，最终实现由市场决定的利率；
（5）汇率方面，实行统一汇率并确保其竞争性以促进出口的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即意味着货币贬值；
（6）贸易自由化，以关税取代数量上的贸易限制，即消除非关税壁垒而实行低关税；
（7）对外国直接投资实行开放，取消各种障碍；
（8）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9）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争的限制；
（10）确保资产所有权。
二、针对转轨国家的“华盛顿共识”（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
20世纪80年代，原中央计划经济30多个国家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在对经济转轨问题的思考过程中，主流经济学家的经济转轨政策建议由于得到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这些政策处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改革策略的选择方面，坚信市场化转变必然带来效率的改进，必须打碎所有共产主义国家机构，加强立法，同时引进所有主要改革迅速开始市场经济的运作；
(2)尽快实行私有化，改造国有企业，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尽快把产权转移到私人手里，使私有产权得到确立，相信市场可以保证有效率的产权转移；
(3)市场将自发产生作用，必须关闭所有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全面放开各个市场的进出，让市场自发决定价格（物价、利率、汇率等），取消价格补贴，形成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体系；
(4)防止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政府只是负责宏观财政货币政策，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
(5)硬化预算约束，缩小政府规模，实行预算平衡并推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货膨胀的发展；
（6）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取消对外贸易限制，建立自由贸易体制，从国外进口一个真实的价格。
从改革举措来看，转轨国家在稳定宏观经济方面采取了暴风骤雨式的措施，如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采取了严厉的财政货币紧缩政策，甚至采取严格的行政控制手段抑制实际收入，使得起初是总需求随后是总供给急剧下降，经济进入急速的衰退期。转轨之初，人们普遍认为，私有化是可以以较快的速度进行的，但事情并非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私有化而来的并非是预想中的持续的经济增长，而是持续的负增长。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私有化带来效率和增长的假设只有在完备的制度安排下的产权变革、新的市场行为以及适当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条件下才能成立，而私有化本身是不能自动带来这些条件的。由于国内资本的短缺，一些国家期望能在短期内通过引入外国资本来完成私有化的动机促成了放松金融管制，在国内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没有发育的情况下，快速私有化导致大大低估国有资产，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到外国投资者和与其勾结的现任和前任官员手中。在对资本流动放松管制和金融基础薄弱的情况下，伴随着灰色经济下的非法交易、腐败和集团犯罪，发生了资本的大规模外逃。
三、发展与制度变迁——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
基于转轨十几年来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一些经济学家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了深刻反思，认识到它存在两大缺陷:一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分析市场经济时都视制度为当然，在将其运用到经济转轨中时便忽视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North，1997)；二是经济学家混淆了发展的最终目标与转轨过程。在他们那里，自由化、稳定化和明确的产权私有化等即是最终目标，发展战略是次要的，至于如何过渡到这些目标，则认为可以一步到位，“跳跃”到市场经济，即使经济绩效不尽如人意，只要实现了这些目标，也是完成了转轨。在批判“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观点，被称为“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这种观点认为，发展的目标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应该包括可持续增长、平等发展和民主等，应注意保护环境和提高贫困群体生活质量；政府应在加强金融监管，增加市场透明度并促进公平竞争，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加快技术转移，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Stiglitz $ 1998)。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有效的产权和法治应是转轨国家取得成功的必要要素。有效的产权意味着产权明晰、产权受到保护且产权可以实施，可以产生稳定的预期，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建立法治是经济转轨成功的先决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是基于法治的经济，法律应保护个人自由，保证经济权利和义务。
经济转轨是一个制度重建的过程，即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取代适应计划经济的制度的过程，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经济转轨涉及到规则的改变，正式的规则如宪法可以迅速改变，而非正式的规则如行为规范、习惯和惯例的改变则不可能立即发生。转轨国家在制度变化后都通过了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私人产权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因为尊重私人产权的公民文化的形成非一日之功，国家基本职能的弱化使之难以有效地保护产权。世界上存在相对成功的经济制度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能否将别国相对成功的制度移植到转轨国家中则是一个问题，应当承认，产生相对成功的经济制度的制度环境是独特的，转轨国家可以学习借鉴别国相对成功的制度，但不能全盘照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