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三好坞旁的疑问

(第1期)私有化,三好坞旁的疑问
     
--代 www.sanhaowu.net

  以三好坞命名的私有化专题研究网站www.sanhaowu.net问世了。三好坞是一个微型公园。坞者,城堡(或今日之山亭?)、山坳、水边也。三好坞虽小,但有山、有水、有亭,是谓景之三好。推及于人间,学、问、辩,可谓学者之三好。学然后知不足,不足乃问,一问再问,乃为辩;辩而又学,又问,以趋无穷。然而,一个人掌握的知识有限,其学、其问、其辩,若能免于肤浅,则必与他的知识结构有关。我所学范围在社会科学,经济学知识略多些,每每生发的疑问亦脱不了本行。近年来,每当我散步在三好坞,就不由自主地问:为什么许多中国学者不愿意用私有化概念呢?什么是私有化?私有化就是把原先的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生产资料变成私有资产。十几年来,私有化在中国大地上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更成为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突出现象。试想,报纸上天天说国有企业产权改制,产权便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从哪一种制度改到哪一种制度呢?自然是从公有产权改到私有产权。报纸上天天说国有资产从竞争领域里退出。如何退?机器、厂房之类实物根本无法退,只有把它们卖了,拿着出卖后的货币收入来退。卖给谁呢?自然不能卖给国有单位,否则国有资产退出便无从谈起;因此只能够卖给个人,只能够私有化。事实上,中国许多学者尤其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中国正在发生的私有化事实,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拒绝使用名词私有化,而采用民营化一词。民营化的意思很清楚,国有资产让私人经营。民营化在中国发生过,那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企业承包制,国有企业让私人承包经营。我一直把中国农村1978年后出现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视为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的私用化,它和民营化概念类似:生产资料所有权没有变,但使用权变了。十年前,全民所有制企业放弃原先的标准称呼国营企业,改用现在的称呼国有企业正反映了那时全民所有制企业民营化的状况。

  尽管我在三好坞散步时反复思索,但令我始终不得其解的是,第一,目前中国发生的,不是国有企业经营权或国有资产使用权,而是国有企业资产所有权的变更,是国有企业的出售、上市、国有股减持和转让给私人,这样的变化,怎么能够说是民营化呢?第二,几乎所有中国学者在向海外介绍他们在国内说的民营化的时候,用的英语对应词全是、而且也仅仅是 privatization。但privatization的中文对应词是私有化,指的是财产或者生产资料所有权(而非经营权!!)从国家向个人的转移。为什么许多学者在国内说民营化,到了国外却说私有化呢?是什么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呢?我相信大部分经济学家确实有一些理由这样做,其中不少经济学家完全出以公心,才在国内外应用不同的概念。作为一名学者,在倡导好学、好问、好辩的www.sanhaowu.net 网站上,我想问的首先是不愿意在中国应用私有化概念的各位学者各自的理由是哪些。

  其次,我想问的是,通过公开事实和采取有效措施,中国政府和人民在防治非典型性肺炎上取得了很大成绩,那么,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不是也应当公开事实并相应采取措施呢?据说,许多学者在中国国内不愿意、政府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亦不愿意挑明中国私有化的事实,是为了国内的稳定。然而这一说法需要证明。两个月前,一些政府官员(是否亦有部分学者?)不愿意挑明非典发生的事实,也是为了国内的稳定,但结果却是国内人心的不稳定;而不愿意公开事实,延误了本来早就应当采取的防治措施,导致了疫情的扩大。因此,不公开事实,不一定有利于稳定。假如两年以后,中国大部分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了,再来承认私有化的事实,国内人心可能更不稳定,因为任何一届新的中国政府、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可能追问那原先作为主体的国有经济到哪里去了。作为学者,我和政府官员一样希望中国稳定,希望中国长治久安。在www.sanhaowu.net网页上,我期望得到答案的问题是,不公开私有化才能够保证国内稳定的观点所依据的理由是什么。

  再次,作为学者尤其经济学者,只有了解了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才可能对中国经济现状作出正确的分析。而作为中国国有资产所有者,每一位中国公民有义务了解中国国有资产的状况。中国现在有多少国有资产,近五年来出售了多少,今年计划出售多少,出售方式如何,出售价格几何,出售收入何在,购买者是什么人,出售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出售是否成功,以及其他相关的信息,都是了解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信息。考虑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对整个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这些信息对于任何一位想了解自己祖国的中国人也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个道理也许没有人不承认。那么,我要问的是,人们如何才能公开地获得具有权威性的中国私有化信息呢?

   和五十年前民族资本的公有化一样,目前出现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是中国经济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它对中华民族的考验,远远超过非典。如果说中国人民现在就有完全的信心获得防治非典工作的胜利,那么,大多数中国人对私有化的胜利信心却明显不足。许多购买了国有企业产权的人不愿意承认企业是自己的,表明了私有企业家本身便对目前的私有化做法持疑虑态度。我们知道,非典疾病对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不一定具有历史意义,但即使如此,由于其严重性,政府也无力亦不应当单独承担防治非典的责任,而需要公开疫情,需要全国人民来共同承担责任。与非典相比,私有化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政府更无力更不应当单独承担责任,全国人民包括我自己在内应当和政府共同承担这一责任,把中国正在发生的私有化按其本来面貌公开、公正、公平地做好。正是出于这一认识,我建立了专门的私有化问题研究网站www.sanhaowu.net。这个网站将公开搜集和传播中国私有化的信息,汇集中外学者关于私有化的议论和研究,为私有化的讨论提供一个公开的论坛。我希望借此向所有关心中国私有化的人提供服务和帮助,并希望它能够得到大家的关心和帮助。

   是为序!

    写于:2003515

公开私有化是学者的共同底线

(第5期)公开私有化是学者的共同底线

  中国正在私有化,而且是大规模的私有化,这可能是每一个关心社会问题的学者都清楚的事实。且不说经济学家每天在改制民营化国有资产退出的名目下讨论私有化的问题,几乎所有在中国思想界有所影响的现代学者,也都在自己的文章中讨论过或者至少涉及到中国正在进行的私有化,我们在例如汪晖、任不寐等不同倾向的学者那里都能够看到他们对私有化的观点。不管一个学者对私有化持什么观点,不管他是一般地反对或者赞成私有化,不管他对中国目前进行的私有化采取什么立场,只要他是一位学者,他的态度至少应当是:如果私有化,就公开私有化。借用秦晖先生的话语,这一态度应当是中国所有学者在中国目前的私有化浪潮前的共同底线。有些专注于纯科学、纯哲学或专门题目的学者不知道可能也不需要知道当前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但绝大多数学者应当知道社会重大问题所在,而且他们也确实知道中国正在私有化。对这些学者来说,不管他是左派或新左派,是右派或极右派,还是持有任何其他立场,只要他是一位学者,在私有化这一重大社会问题前面,他的最低立场便必须是如果私有化,就公开私有化。而因为事实上中国正在大规模地私有化它的国有企业,任何一个学者在这一事实面前的最低底线便应当是:公开私有化。

  公开私有化首先是学者对私有化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态度的最低底线。在私有化问题面前,学者都会表态。他们可以反对私有化,可以赞成私有化,可以为私有化附加每个人自认为正确的各种条件,可以因为没有把握而对私有化不置可否,但是,如果私有化真的发生了,他们态度的区别再大,也不能够低于公开私有化的底线。就左派或持有左派倾向的学者来说,他们希望社会主义,希望起码的或者更多的社会公平,他们便至少应当维护国有的或者公民共同所有的资产不受侵犯。如果这些资产真的要私有化,他们至少应当强调私有化过程的公平和正当。因此,在私有化已经大规模发生的前提下,在他们已经无法阻止私有化的前提下,他们在继续反对私有化的同时,至少必须强调实际私有化过程的公开化。在任何情况下都尽可能地争取社会公平,这是左倾学者的天职。而在私有化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尽可能争取社会公平的起码要求,是尽可能争取私有化的公开化,因为只有公开才能够讨论和实现起码的公平。所以,不管左派或左倾学者之间对私有化有多大的分歧,他们如果不能够坚持公开私有化的观点,而是支持或者听任私下的私有化,那么,他们便在听任国有资产被少数官员和管理者瓜分和侵吞,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社会责任都将失色。就右派或持有右派倾向的学者来说,他们希望自由、希望市场经济,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希望与自由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私有制,因此,他们会在不同程度上支持私有化。但是,如果说右倾学者支持私下的私有化,支持或者听任少数官员和管理者瓜分和侵吞国有资产,用偷偷摸摸的方式实现私有化,或者说他们同意无论什么方式,私有化了就行,那么,我们便完全误解了右倾学者的基本立场。右倾学者强调自由,倾向私有制,但他们同时强调任何人不能够有偷窃的自由,任何私有财产必须正当,强调一个人不能够为了某种目标包括美好的目标而违反程序,违反基本道德。因此,即使私有制是他们的目标,他们也不会赞成黑暗的私有化方式。其实,目的就是一切本来便是右倾学者最为反感的思维方式。所以,不管右倾学者之间在私有化方面的分歧多么严重,但程序公正和为了保证程序公正所必须的公开化,却是他们在私有化这一重大社会问题上最低的思维底线。

  其次,公开私有化是在私有化问题上学者良心的最低底线。一个学者也许对私有化的优劣不甚了解,对私有化的过程不甚关心,对私有化无法确定比较清晰的立场,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对公开私有化的要求。这是因为,学者之间在立场(或无立场)、倾向(或无倾向)、学识、风格等等方面的区别都不能够淡化、更不能够抹煞所有学者在学者良心上的无区别。学者良心是对社会正义(无论它如何定义)超越了谋略考虑的责任。学者们也许对一件物品的出售方式、附加条件、出售价格有各种争论,但如果这件物品是偷窃来的,学者要做的,便不是如何把偷窃的物品包装好以便瞒天过海出售掉,不是争论这件物品的出售方式、价格高低(尽管物品的出售方式、价格高低的问题有其适用于所有其他商品交易的研究意义),而是首先要求把偷窃物品归还原主、在惩罚偷窃者的同时,再来讨论这一物品(如果它继续被出售的话)的出售方式和定价高低。国有企业的出售也是这样。一个国有企业是公共财产,不管它的出售方式如何、附加条件多少、定价水平高低、买者资格优劣,公共资产出售的前提是公众的知情,就象一个普通商品的出售前提是物主知情一样。而公众的知情便意味着公共资产出售的公开化。一个关心社会问题的学者对私有制、私有化了解的再少,再无法清晰地确定自己的立场,但如果国有资产私有化,私有化便应当公开化,却是一个人凭着学者的良心就应当能够得出的推论。所以,私有化的公开,实在是学者良心的共同底线。如果一个学者以现实情况、利害关系、谋略考虑、效率计算来反对公开私有化,那么,他就不能够算是一位学者,而变成了一名技术员,尽管技术员在任何制度下都是有用的。

  2003830

工作文稿投稿说明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

经济发展文论系列 

本文论系列欢迎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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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没有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过的符合学术规范的学术论文。
   2. 字数不限、人文、社会科学专业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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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来稿在本文论系列发表后,全部版权继续由作者保留。作者可以在任何其它公开出版物和非

公开出版的工作文稿(working papers)系列再次发表,并可以不注明已经在本文论发表过。

  

 

    

同济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获得了德意志银行的资助

Das Institut fue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an der Tongji-Universitaet ist gefoerdert von der Deutschen Bank

The Institut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funded by the Deutsche Bank

联系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1239号: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 胡景北教授

邮编:200092

电话: +86 21 65980687

电子信箱: [email protected]

网页: www.hujingbei.net

德意志银行经济学教研室简介

 

欢迎访问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基金教研室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基金教席成立于1999年9月1日。成立之初,教席获得了同济大学和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 DAAD)的支持。从2001年1月1日起,设在联邦德国埃森市的德国科学基金会联合会(Stifterverband fue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设立了专项基金支持本教席,教席亦更名为德国科学基金会联合会经济学基金教席。从2006年2月1起,设在联邦德国法兰克福市的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接替德国科学基金会联合会,开始支持本教席,教席又更名为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基金教席。

    德国科学基金会联合会、德意志银行希望通过这一形式,支持中国的高等教育和中国的科学研究,同时促进德国和中国在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

  本教席在教学方面,负责中德学院的经济学教学工作和管理学的部分教学工作。在研究方面,重点放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理论问题上,同时亦对西方经济学、德国经济等问题加以理论研究。本教席并且资助其他人员从事与本教席的研究方向相关的科研项目。

  自1999年9月1日以来,本教席由胡景北教授主持。目前有学术助手一人,秘书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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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e Texte unten)

公司资助和学术自由
――在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资助方更替时的谢词

Wissenschaftsförderung von der Industrie
und Akademische Freiheit
—- Danksworte zum Wechsel der Stifter fuer meinen Lehrstuhl

        今年1月底,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Stifterverband fuer die Deutsche Wissen- schaft)正式结束了对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 (Lehrstuhl fuer Volks- wirtschaftslehre am Chinesisch-Deutschen Hochschulkolleg an der Tongji- Universitaet) 的资助。从今年2月开始,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成为本教研室的资助方。在这里,我作为教研室主持人,向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和德意志银行表示衷心的感谢。

        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成立于1920年,重建于1949年。那是两个德国经济极其困难、德国科学极端窘迫的年头。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为维持当时的德国科学研究,以及后来为推动德国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发挥了显著作用。2000年开始,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资助同济大学中德学院成立了后来以经济学为方向的本教研室。六年多来,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给了经济学教研室大量无私的资助,为她所承担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德意志银行成立于1870年。在德国近、现代经济史上,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在,德意志银行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业务遍及几乎所有国家。德意志银行1872年就在中国设立了分行,目前它在中国从事大量金融业务。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德意志银行十分重视它的社会责任,多方面地资助教育、社区建设和防病扶贫。德意志银行资助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为该教研室的持续性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经济保证。

        在当代社会里,商业和科学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类事业。科学的兴旺,离不开政府以外的商业界的支持和资助;商业的发达,既离不开自然科学的发现发明,更离不开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启示的制度架构。但商业利益和学者良知又有明确区别。一个商业组织追求的首要目标是股东价值,一个学术机构追求的首要目标则是知识增进。学术上的知识是超越了任何特殊股东群体、特殊人群和组织的一般知识。学者良知就是在任何可能出现机会主义的场合,都根据建立在宗教和传统上的良心,坚持这样的知识。因此,对学术来说,脱离于商业利益、政治利益的研究自由、教学自由,比金钱资助更加重要。

        研究自由、教学自由是德国学者洪堡 (William von Humboldt) 200多年前提出来的。它在德国虽然几经波折,但五十多年来已经成为德国社会包括德国商业界的共识和德国学术界的现实,也是德意志银行对科学和教育秉持的基本态度。研究自由、教学自由要在中国成为共识和实践,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在资助科学研究时,仍然要求学者的研究结论和企业利益相一致。这种状况应当改变。本教研室希望加强和德意志银行的协作,并乐意为德意志银行承担非学术性的研究工作。同时,本教研室的重点将继续放在与德意志银行或者其它机构、团体没有直接关联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上。这些学术活动将完全不受本教研室资助方意愿的影响,而仅仅以研究自由、教学自由为原则,以学者良知为准绳。

        作为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主持人,我相信,从长远看,一种以人的自由、平等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结构、一种以研究自由、教学自由为原则的中国教育和科研制度,无论对德意志银行还是对中国、德国的任何第三方,都是其自身利益的最好保障;而本教研室利用德意志银行资助资金的最好方式,就是为增进人类的一般知识、为促进中国的学术自由和社会自由做好自己的研究和教学。

 

Wissenschaftsförderung von der Industrie

 und Akademische Freiheit

 —- Danksworte zum Wechsel der Stifter fuer meinen Lehrstuhl

Zum End Januar 2006 beendete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n Wissenschaft formal seine finanzielle Unterstützung für den 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am Chinesisch-Deutschen Hochschulkolleg (CDHK) an der Tongji-Universität. Im Anschluss übernimmt die Deutsche Bank ab Februar 2006 die Förderung dieses Lehrstuhls. Als Lehrstuhlinhaber danke ich hiermit dem Stifterverband und der Deutschen Bank herzlich für ihre Unterstützung.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wurde im Jahre 1920 gegründet und im Jahre 1949 neu gestaltet. Diese beiden Jahre kennzeichnen jeweils die Zeiten, in denen sich sowohl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als auch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in einer extrem schwierigen Lage befanden.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spielte eine bedeutende Rolle zum Erhal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en, vor allem als es später darum ging, die Grundlagen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voranzutreiben. Im Jahre 2000 begann er die Förderung zur Einrichtung eines Lehrstuhls am CDHK an der Tongji-Universität, der sich dann besonders auf Volkswirtschaftslehre spezialisierte. Mehr als sechs Jahre förderte der Stifterverband den CDHK-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intensiv und schuf damit eine Basis für die Lehre und Forschung in diesem Fachbereich.

Die Deutsche Bank wurde im Jahre 1870 gegründet und spielt in der modern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utschlands eine wichtige Rolle. Zur Zeit ist sie eine der weltgrossten Geschäftsbanken und ist in fast jedem Land auf der Erde tätig. Bereits 1872 eröffnete die Deutsche Bank ihre Niederlassung in China. Heuzutage betreibt sie in China verschiedene Finanzgeschäfte in großem Umfang. Neben ihren eigentlichen Geschäftszielen und dem operativen Geschäft wird soziale Verantwortung in der Deutschen Bank großgeschrieben. Der Finanzkonzern fördert die Bildung und Ausbildung, Kommunalentwicklung und sogar Projekte zum Kampf gegen Aids und die Minderung der Armut. Dass die Deutsche Bank hinfort den 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am CDHK unterstützt, ist ein entscheidender Beitrag zu einer kontinuierlichen Entwicklung von Lehre und Forschung am Lehrstuhl.

In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sind Wirtschaft und Wissenschaft zwei Sektoren, die sich ergänzen und gleichwohl unterscheiden. Eine blühende Wissenschaftslandschaft ist neben offizieller Förderung auf die Unterstützung der Industrie angewiesen. Eine prosperierende Wirtschaft setzt umgekehrt sowohl bahnbrechende Entdeckungen und Entwicklungen, als auch institutionelle Rahmenbedingungen voraus, die sich auf sozial- und geist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en gründen. Andererseits bestehen aber deutliche Unterschiede zwischen Kommerz und Wissenschaft. Eine kommerzielle Organisation hat in erster Linie den Wert für ihre Eigentümer, den Shareholder-Value, im Auge, während ein akademisches Institut das Wachstum an Wissen als ihr wichtigstes Ziel sieht. Akademische Wissen hat seinen Wert über spezielles Interesse jeder Eigentümergruppe, jeder Menschengruppe und jeder Organisation hinaus. Das intellektuelle Gewissen, das aus Religionen und Traditionen resultiert, fordert Intellektuelle zum Festhalten an diesem Wissen in jedem Falle, selbst dann, wenn Opposition geboten ist. Deshalb ist die Freiheit der Forschung und Lehre, die sich von kommerziellem und politischem Interesse löst, für die Wissenschaft letztlich von größerer Bedeutung als finanzielle Hilfe.

Das Postulat der Freiheit von Forschung und Lehre geht auf den deutschen Akademiker William von Humboldt bevor mehr als 200 Jahre zurück. Diese Freiheit ist, nach sorgfältigem Abwägen der Meinungen im Volke einschließlich der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seit mehr als 50 Jahren in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 realisiert. Sie spiegelt auch die Einstellung der Deutschen Bank wider. Hingegen muss China noch einen weiten Weg gehen, bis dieses Maß an Freiheit in Forschung und Lehre als erreicht gesehen werden darf. Beispielsweise verlangen die meisten chinesischen Unternehmen immer noch die Uebereinstimmung der Aussagen der Wissenschaftler mit ihrem Interesse, wenn sie letztere finanziell unterstützen. Dies sollte geändert werden. Der Lehrstuhl wird mit der Deutschen Bank kooperieren und sie gerne in Form von Beratung und gemeinsamen Projekten unterstützen. Gleichzeitig treibt er hauptsächlich Forschung and Lehre, die keine unmittelbare Beziehungen mit ihr oder anderen Institutionen and Organisationen haben. Forschung und Lehre sind unabhängig vom Interesse der fördernden Seiten und folgen allein den Prinzipien der Freiheit der Forschung und Lehre sowie des intellektuellen Gewissen.

Ich, der Lehrstuhlinhaber, glaube, dass eine gesellschaftliche Struktur, die sich auf der Basis der Freiheit und Gleichberechtigkeit der Menschen gründet, und eine Bildungs- und Wissenschaftsordnung, die auf der Freiheit von Forschung und Lehre beruht, die beste Garantie für das Eigeninteresse sowohl der Deutschen Bank als auch jeder dritten Seite in China und Deutschland ist. Darüber hinaus besteht die beste Anwendung der Mittel aus der Deutschen Bank von meinem Lehrstuhl darin, dass mein Lehrstuhl für die Wissensvermehrung der Menschheit und die Förderung der akademischen und sozialen Freiheit in China seine Forschung und Lehre vorantrei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