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人道的自由主义者
（第12期）什么是私有化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到今天才因为朗咸平而有了国外常见的比较民主的讨论。但一讨论就发觉常常以国企改革为主题发表言论的一些学者、官员虽然在纸媒上垄断了言论权，可连许多最基本的概念也没有搞清楚。前几天我刚刚写过一篇短文，说明“什么是国有资产流失”，接着就读到了樊纲先生关于私有化的言论。樊纲是我敬重的国内学者之一，据说前几年因为“提倡”私有化受到了高层领导的严厉批评。但樊纲这一次关于私有化的言论却使我大失所望：他连什么是私有化还没有搞清楚！这就促使我再写这篇“什么是私有化”的短文。
（第２期）在中国，私有化是一个需要规范的事实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政府把国有企业经营权从政府机关转移到企业经营者开始的。把企业的经营权或者国有资产的使用权授予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过程是典型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高峰是1992年中国政府颁布的“关于国有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条例“。该条例正式授予或者追认了国有企业经营者的14项权利，包括投资权、收入分配权、用人权。这些权利比私人经济的股份公司中，董事会授予经理的权利更广泛。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到1995年，这14项权利的平均落实率已经达到75％以上。因此，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民营化“过程已经基本结束。通过“民营化“过程，国有企业管理者在获得了国有资产使用权的同时，也获得了国有企业盈利的部分“剩余索取权“。
一位自由主义者眼中的中国自由主义
―― 对若干误解的澄清
一、前言
最近，郎咸平先生针对中国国有企业在非国有化（即私有化）改制中重大弊病，提出了“新法治主义”，要求以法治手段规范国有企业改制（见《第一财经日报》2004年12月13日）。我赞同郎咸平这一观点。实际上，从我意识到国企非国有化改制的规模和弊病开始，我就提出了类似观点，要求国企出售的公开化。但是，我对郎咸平用“新自由主义”名称概括国企非国有化改制中的弊病，并把对这些弊病的批评理解成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却有不同看法。我同意郎咸平的这类批评，但我不同意他使用的名称，因为他所批评的根本不是自由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而是有权有势者对权力的滥用。这类滥用，本来是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最为深恶痛绝的。所以，郎咸平用自由主义指代拒绝规则和法治的权力滥用，应当是一种误解。由于他的误解广泛流传，由于其他对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张冠李戴的各种误解和责难广泛流传，作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我有必要说明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基本立场，澄清对自由主义的误解；有必要指出，那种不讲法治，主张“无论什么方式，实现‘国退民进’就行”的观点和做法，其实和自由主义完全无关；倡导类似观点和支持类似做法的学者不属于自由主义者，而属于“机会主义者”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范围。
（第１期）私有化，三好坞旁的疑问
－－代 www.sanhaowu.net 序
以三好坞命名的私有化专题研究网站www.sanhaowu.net问世了。三好坞是一个微型公园。坞者，城堡（或今日之山亭？）、山坳、水边也。三好坞虽小，但有山、有水、有亭，是谓景之三好。推及于人间，学、问、辩，可谓学者之三好。学然后知不足，不足乃问，一问再问，乃为辩；辩而又学，又问，以趋无穷。然而，一个人掌握的知识有限，其学、其问、其辩，若能免于肤浅，则必与他的知识结构有关。我所学范围在社会科学，经济学知识略多些，每每生发的疑问亦脱不了本行。近年来，每当我散步在三好坞，就不由自主地问：为什么许多中国学者不愿意用私有化概念呢？什么是私有化？私有化就是把原先的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生产资料变成私有资产。十几年来，私有化在中国大地上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更成为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突出现象。试想，报纸上天天说国有企业“产权改制”，产权便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从哪一种制度改到哪一种制度呢？自然是从公有产权改到私有产权。报纸上天天说“国有资产从竞争领域里退出”。如何退？机器、厂房之类实物根本无法退，只有把它们卖了，拿着出卖后的货币收入来退。卖给谁呢？自然不能卖给国有单位，否则“国有资产退出”便无从谈起；因此只能够卖给个人，只能够私有化。事实上，中国许多学者尤其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中国正在发生的私有化事实，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拒绝使用名词“私有化”，而采用“民营化”一词。民营化的意思很清楚，国有资产让私人经营。民营化在中国发生过，那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企业承包制，国有企业让私人承包经营。我一直把中国农村1978年后出现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视为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的私用化，它和民营化概念类似：生产资料所有权没有变，但使用权变了。十年前，全民所有制企业放弃原先的标准称呼“国营企业”，改用现在的称呼“国有企业”正反映了那时全民所有制企业民营化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