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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夜话”2003年第12期                                                         2003年6月17日

 

 

再谈财务公开问题

 

恰好一年前，我因为阅报有感，在去年的双周夜话13期上，对报上文章倡导的农村村级财务公开发了一些感慨。写文章的都是知识分子，但他们自己的比如校、院、系级财务便没有公开，怎么能够“鼓足勇气”倡导别人公开财务呢？当时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农民文化水平太低，农村干部素质太差，农村村级财务难以公开，那么，大学的学院、系由大学教师和具有大学文凭的职员组成，这些人的文化水平不可谓不高、素质不可谓不好，写起论村级财务公开的文章，下笔千言，洋洋洒洒，论点论据，不由人不信，为什么他们的财务不能够公开呢？”

      

       如今我自己当上了大学里专业学院的院长，一年前向别人提出的问题，便一变而成了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好在我当院长，原本就是为老师服务几年。既然为老师服务，工作就要向老师汇报，财务自然要向老师公开。于是学院便制定了规则（见附件），公开财务状况，包括重大的单项收支、院长个人从经过学院获得的收入，并由教师代表组成审计小组加以审查。

 

       学院财务公开，各个部门财务公开，包括企业在内的领导人的收入公开，这本不是需要下笔千言去论证其必要性可能性的事情。在公开场合，有几个人不懂得它的必要性可能性？同时，这些事情实行起来亦没有多大困难。然而竞出现论证者把道理说的不由人不信，可是自己便不信、不实行的事情，真是现代文明的一大奇特现象。我常常怀疑这样的论证者是不是患了精神分裂症而浑然不知，因此才能“理直气壮”地把自己不相信的道理说服别人相信。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是这个民族精神的代表。如果许多知识分子都对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却向别人论证如何地应当而且能够去做，这个民族也许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报纸上不断有人谈到目前中国的精神危机，指的大概就是我们今日经常看到的行愈丑而言愈美的现象吧。我想，克服这个危机的首要方法是知识分子的自律。自己愿意做的，才希望别人也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也不希望别人去做。而知识分子单位的财务公开便是验证他们是否自律的一块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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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文件

 

关于本院财务公开的若干

决   定

 

根据学校关于加强二级管理的指示精神和院财务透明化的要求，谨作出如下决定：

1．  将每学期教师的工作量和在院内取得的相应报酬公开，并同时公布工作量和报酬计算规则。

2．  在公布教师工作量与院内报酬的同时公开本院非教学人员的工作量和院内报酬。

3．  院每学期末公布该学期的院财务状况，包括

1)      收支平衡表

2)      重大的单项收入或支出

3)      院长个人从院获得或经过院获得的收入

4．  每学期末由三位不属于院级行政领导班子的本院职工组成院财务审计小组，审查该学期或自上一次审计以来的院经费收入和应用状况。

院财务审计小组的组织工作由院中共党总支和工会主席负责。

院行政领导班子和财务工作人员有义务向院财务审计小组提供后者所需要的所有信息。院工作人员有义务协助院财务审计小组工作。

5．  院财务审计小组的职权是

1）  检查院内收支状况，包括查验原始单据。

2）  检查内容包括

a)       如果学校、院订有规则，检查实际收支是否符合规则

b)      如果没有规则，检查实际收支是否符合学院整体利益，是否公平、合理。而学院整体利益、公平合理的含义由该小组自己解释。

3）要求有关人员对不明确的地方作出解释，包括要求对全院职工公开作出解释。

4）对严重违反规则或严重不公平合理的支出，要求有关人员检讨甚至退赔。

5）直接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该小组认为应当报告的事项。

6．  院财务审计小组在审计结束后将公布审计结论。结论除了其他内容外，应当明确指出：

a)       发现所审计的财务状况有严重不符合财务规则或者公平合理原则之处或

b)      没有发现所审计的财务状况有严重不符合财务规则或者公平合理原则之处或

c)       没有发现所审计的财务状况有不符合财务规则或者公平合理原则之处

7．如果本决定在公布后的一周内，

1)      学校没有下发复议批示，

2)      没有至少三位本院教师共同提出复议的书面申请，

本决定即开始生效。

 

 

经济学院

2003年5月29日

夏威夷是茫茫太平洋当中的一群岛屿。今年寒假，我来到夏威夷群岛中的瓦胡岛（O’ahu）。瓦胡岛四周环海。游人最多的地方是岛南部火奴鲁鲁市南侧的海滩。但观海最好的地方，应当是岛北部海滩。火奴鲁鲁海滩，秀丽、雅致，赏心悦目。尤其背对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你不得不感到回归大自然的享受。可北部海滩就是大自然本身，人烟罕见、交通稀少，只是在山和洋之间，鬼使神差地横插了一条陆地走廊，大约三百米宽，而海滩仅有五、六米宽。山是野石山，不高却峭直，灌木的绿色刚刚遮盖住苍劲的岩石。滩是天然滩，不宽但绵长，暗绿的礁石不时穿出金色的沙层。除了“不准游泳”的警告牌与间或出现的长凳外，这里看不到人工的痕迹。沙层和礁石共生的海岸，既不适于游泳亦不宜于散步，因此也没有游客。往往几个小时，漫长的海滩上只有我一个人，带着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的自传《Me》（我）。

也许受到旷无人烟的感染，大海显得非常宁静。我是农历大年初一和初二在海滩的。年轻时在江苏省乡下种田，知道初三潮、十八汛。特别是农历八月初三前后，海潮上扬，抬高长江水，逼得村前河水倒流，让我第一次体会到海的力量。夏威夷与江苏省有别，或者正月和八月不同？面前的大海，表面上宁静，潮水带着哗哗声，一波一波地涨退着，不慌不张、不急不忙。坐在它的前面，我努力使自己宁静，脉搏不紧不慢地跳动着，一滴一嗒，一张一弛，在这辽阔的一人世界里。

海浪来得缓慢。大约距海滩四百米远，平静的海面突然折起一星点皱纹。后面的海水推着这皱纹长大。过了好像五十米，皱纹成了凸折，也许有十米宽，五十厘米高，深蓝色，看上去像海面上一支中间粗、两侧薄的长月牙形水晶棒。凸折继续向前，并且越来越高，两侧凸起的更快。到了距海岸200米左右的时候，凸折俨然已成海浪，可能有二米多高，十五到二十米宽，酷像一堵水墙，又像一条正面修剪齐整的深蓝色灌木丛，被一股神秘力量推向海岸，模样是那样厚实、步伐是那样坚定。这时候，后面的海水也许性子太急，不断跃过高高的墙顶。海水一涌上墙顶，瞬间铺开一层白色的水帘，再散成白色的水花，好像灌木丛上盛开的白花，给海浪注入了活泼的生气。水帘往往很大，一时能罩满水墙。有时候，一些更性急的海水等不及从顶上翻过来，便飞快地窜入海下，从海浪前方涌出来，形成在水墙前的舞蹈，就像灌木丛前低低的野草随风摇曳。下方窜出的海水常常跳跃很高，宛如欢快的白色水花，和从顶部落下的水花交相辉映。水花不但给海浪带来明快的色彩，而且给海浪带来奔跑的声音。这时候，海浪开始呼叫了，哗哗的声音渐渐地从低到高，从细小到深沉、从模糊到清晰，越来越强。海浪也变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宽。突然，相邻的两条海浪搀起手来，形成很长很长的条浪；更多的时候，左右、前后相邻海浪互相推动，你追我赶，出现一片一片向前的波浪群。哗哗的浪声也从独唱发展成合唱和大合唱，歌声开始表现出广袤大海的气势。看着高唱着进行曲坚定向前的水墙，你也许会紧张，你也许下意识地做出大水扑身的准备，但到离海滩七、八十米前后，高高的海浪突然像手持盾牌的士兵方阵听到卧倒令，迅速低了下来。一米高、八十厘米、五十厘米、二十厘米，海浪边卧倒边向海滩奔来，响声变得清脆起来，色彩也从暗蓝快速换成淡绿，气势更从磅礴转为温柔，好像远看显赫的伟人，近前却是谦和的君子。海浪终于奔上了沙滩和礁石，淡绿的海水有节奏地拍打着我的脚和腿，跳跃的水花顽皮地扣击着我的身躯。一波过去了，大约三、五分钟，新的一波又来了，像永恒的宇宙，又像细心的恋人，不断抚慰着我，在这辽阔的一人世界里，体会着凯瑟琳·赫本饱含泪水的坚强。

“夜话”2006年第3期，2006年2月3日

“双周夜话”2002年第5期                                                         2002年2月26 日

 

 

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一句名言。哲学家用意深奥，法文用词精巧，非我辈所能探究。仅从中文译文的字面看，“我思故我在”意味着一个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在思考、在思索。一个人如果不思考，他就不再存在。严格地说，一个人可以在形体上存在，是一位现实的人；但是在人格上，他可能并不存在：他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如果他不思考的话。此时，这个人实际上依附于某一个他服从的人，后者的人格也就是他的人格。

三十年多前，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思考，仅仅单纯地跟着伟大领袖走。当时不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去思索，独立地思索，所以，当时即使有什么理解，也是在正统思路上的所谓“理解”，完全谈不上独立思考后的理解。因此，按照“我思故我在”的说法，那时的我只是一个形体意义上的人，而不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我没有自己的独立思索，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我思故我在”，懂得了我作为一个人类个体的特殊性，是以我思考的特殊性为前提的。没有思考，人云亦云，我就不具备特殊性，我的社会存在就可以被忽略。当然，这不排除我在许多场合下完全或者基本同意别人的看法，服从别人，可是，只有我的同意和同意、服从和不服从是自己独立思考后的结论，我才具备自我的人格，我作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才是存在着的。

       思考，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人类文明在今天达到的成果，无一不和人的思考相联系。火的使用得益于火种的保存，而后者离开先民的思考便无法设想。同时，思考也是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本质特征。人类社会中任何一项与原有物品、原有观念、原有制度不同的东西，都是个别人思考的结果。正是这些思考的人，显示出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可以平静地说“我在”。

“我思故我在”，还因为思考是每个人的内在权利。观察古今中外，我发现人类至今没有找出、而且也不可能找出任何方法来限制个体的思考权利。某个社会、某种环境可以限制个人公开其思考结果，但是它无法限制个人思考，尤其无法限制个人思考的特定内容。我曾经思索过这一点是否各国宪法都保护个人言论、迁徙、人身等权利，而不提个人思考权利的理由，因为思考是无法从外界禁止和限制，因此也无需用外部力量来保护的个人的权利。所以，思考是人类尤其每个个人的天然能力和内在权利，是个人具备独立社会人格的前提条件。作为人类中的一个个体，我乐意以我自己的思考，而不是以需要外部力量保护的头衔、财产、权利，来确认自己的存在。

双周夜话 2003年16期                                      2003-09-15

信任别人

   刚刚一位同学看到我的网页，发现很容易就可以留言，感到惊讶，这样太危险了。她问我如果别人用我的名字发留言怎么办。我说信任别人吧，还是要信任别人，信任这个世界。 

是的，我不能够排除别人用我的名字发留言到我的网页上，也不能够阻止别人用我的名字发留言到其他网页上。什么人能够阻止这样的事件发生呢？我想没有人能够阻止。在网络这个自由的虚拟世界里，甚至在不很自由的现实世界里，都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这样事情的发生。即使法律也无能为力，因为法律对不严重的“假冒”留言不会处置。对严重的“假冒”留言，要找出假冒者，却又不是一件易事：而无被告，法律不会受理。 

其实，无论在网络世界还是在现实世界，关键还是信任。信任别人，信任我们周围的人，信任我们日常接触的人，信任我们第一次接触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美味的饮食和得体的服装，但我们最需要的是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只有信任才能够使我们心情平静，才能使我们心绪踏实，才能够感受到世界的美丽和生活的乐趣。 

但是，如果我们要得到别人的信任，我们首先应当信任别人。一个不信任别人的人是无法得到别人信任的。当然，我们信任我们的朋友，我们信任我们的家人。但是这些还不够。我们应当信任人，信任这个世界的所有人，这就象教徒们敬仰上帝并且把其他人都当成与自己一样的上帝子民来信任一样。我虽然不是教徒，但信任大家，信任每个人都有“性本善”的一面，相信只要我们大家互相都给别人更多一些信任，我们每个人就会更多地表现出自己的“本善”，我们自己也才能够得到别人的信任。 

生活的经历告诉我，信任别人的前提是相信别人都是好人，相信世界的美丽和生活的乐趣。如果我们除了少数家人和朋友外，不信任别人，假设别人都是坏人，那么，这个世界，这番人生对我们便失去了意义。我们将会生活在恐惧之中，打电话不愿报自己的身份，怕对方是坏人；写文章不愿意讨论，怕被人剽窃；遇人先揣摩对方的心思，防止上当受骗。这样，我们也许能够把自己保护好，但世界在我们心目中却变得无比困难，生活便使得我们心力交瘁。自然，我们可以把这一切都归之于别人不值得信任，我们可以举出大大小小的例子来证明别人之不值得信任。当然，这些例子都是确切的，在生活中我们确实需要谨慎和稳重。可是，所有这些别人不值得信任的例子加起来也不足以证明我们日常接触的大部分人是不值得信任的，不能够证明我们周围的人文环境的险恶。如果我们换一种心态，我们首先信任别人，即使在自己因此而受窘受难的时候仍然相信人间的美好，那么，我们将会获得别人的信任，将能够体会到生活的价值。

“双周夜话”2002年第14期                                                    2002年7月5日

 

股民特权小议

 

 

最近读到两篇新闻，一篇说四川有一炒股者因股市低迷写信威胁中国证监会，并扬言要使用炭疽菌。另一篇说政府决定停止国有股减持，股市立即有了起色。

    我相信这两件新闻事件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不过，股民对证监会的不满需要理解。依我看，不满的根源是股民特权前一段时间得不到体现。当代中国有两个特别的特权群体。这就是城市人口群体和股民群体。城市人口特权出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其基础是把公民划成两类身份的户口政策。股民特权出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经济改革时代，其基础是让少数内部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政策。说这两个特权群体“特别”也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靠政策形成，不象传统的特权阶层或是靠其成员的人力资本，或是靠继承制度。这样，对这两个群体来说，原有政策的维持至关重要。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既包括了传统特权阶层成员如知识分子和官员也包括了平民，所以，知识分子和官员能够以平民的名义来维护特权。例如废止户口制度会恶化城市就业形势，而在股市中浮沉的也有许多下岗工人。城市人口特权现在是众所周知了。中国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户口制度的废止已是大势所趋，口头上谁也不便反对，目前拖延的主要理由是时机不成熟。但股民特权似乎不多为人所知。股民特权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为了发展经济，需要资本市场；为了改革国有企业，需要股份化。因此证券市场是改革成果，上市公司是改革的排头兵。哪个企业能当排头兵，是政府的决策。上市之时，内部人就先富了起来；上市之后，还得保证股民富起来，以昭彰改革成果。这里最重要的标志当然是保持股价的上升趋势。如果不能上市，做假帐也得上，毕竟改革国有企业、发展证券市场比假帐重要。上市之后，若股价升不上去，也得做假帐，因为保护改革成果更重要。上市公司的假帐其实不能冤枉会计师：他们多是为了证券市场大局在忍辱负重。如果假帐还不够支持股市，政府就得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以保障利好。这样的做法持续三、五年，股民习惯了，政府保证股民赚钱的意识定型了，股民特权就形成了。一旦形成，股民特权又反过来给政府造成强大压力。在股民看来，政府的责任就是抬高股价，使用什么方法是无所谓的。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监管政策只要对股市有影响，就得考虑股民们的利益，得让股民赚钱，否则便将遭到股民以及舆论工具的强烈反对。至于这些政策对农民、对其他人、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和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作用如何，当然都不在股民的考虑之列，就象农民的贫困不在户口制度拥护者的考虑之列一样。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政府可用来促进利好的政策不多，反倒是压抑股价的坏消息不少，股民对证监会对政府的不满自然可以理解。依我看，消除股民此种不满的根本之途，就是政府公开宣布不从股市、而从国民经济出发制订政策；公开宣布政府不再担保股民赚钱。这样，股民特权就将取消，股民的不满也才能指向上市公司、而不再指向证监会或政府；也惟有如此，上市公司才能感受到压力，证券市场才可能规范。

“双周夜话”2004年第24期                                                         2004年12月9日

 

 

还是说一说好

— 对“不说也罢”朋友留言的一些回应

 

不说也罢：

　　朋友，“不说也罢”有时很必要，但有时又必须说。你说出你的感觉（即使不算观点或者成型的理性思考吧），就能够逼使别人把他的想法明确起来，因为一个人的想法使别人感觉不好，这个人就得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想法。所以，说出你的感觉，往往是必不可少的。

　　读了崔之元评论朗咸平的文章， 你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众说纷纭，你到底相信谁？在你还无法相信自己的时候，你确实有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你能够相信自己了，你才能够对纷纭的众说做出判断。这就是古人说的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你要的是思考，而不仅仅是阅读。最重要的是思考。我在和学生的交往中深深感到这一点。在相似的年龄段，我读的书比我现在的年轻朋友们少得多，业余时间也少得多，但我做了一些思考。所以，朋友，思考吧，不管你思考的结果是什么，不管“舆论一律”的要求是不是限制你发表和交流你的思考结果。要明白， 只有思考后才能够知道你有没有值得发表和交流的思考结果。

　　联系到你的问题，我想说一说的是：

　　1． 都是国外的理论?

　　问题是，我们有中国的理论吗？如果有，是什么呢？如果没有，我们需要中国的理论吗？如果需要，那么印度、越南、坦桑尼亚是不是都需要他们各自国家的理论呢？

　　自然，这牵涉到对理论本身的定义。但无论如何，呼吁中国理论、中国经济学，本身便是值得怀疑的。另一方面，考虑到中国占世界的人口比重，考虑到中国的重要性，如果一种理论不能够在其框架内解释中国的基本事实，这种理论可能从严格意义上还算不上理论。就此而言，在欧美出现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理论，就有了一个应用到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等主要民族、主要国家的问题。如果它们在其中任何一个主要民族中失败，我们就有必要突破它们的框架去设想新的理论，或者得承认一种过去赞誉马克思主义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存在。但这里的问题是：

　　a. 我们了解在欧美出现的那些理论吗？

　　b. 我们会应用那些理论吗？

　　c. 我们即使了解/会应用，但结果肯定是五光十色的。于是：我们的结果丰富了还是突破了西方的理论？

　　这里不需要民族主义。如果一种理论在中国最早出现，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够应用于全世界；同时，别人也是这样的愿望。这都无可指责。 某一个确实正确的理论总是由某个人创立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这个理论只能由中国人创立，就像欧美人、阿拉伯人也没有理由要求某个理论只能够由他们民族中的某个人创立一样。

　　在二十世纪的世界上，欧美人形成了自己的所有权理论和企业管理理论，包括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管理的理论。无论从晚清算起，还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算起，中国人努力了很长时期，还是没有自己的系统理论。能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系统理论？在二十世纪后，人们必须熟悉世界上的现有理论，然后才能够讨论建立自己的理论。这就给中国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熟悉世界。而在这之前，中国人创立理论时只要熟悉自己的历史就够了。当然，一个中国人熟悉了国外理论后，可能就改变了自己原先的中国人特定的思考方式，也就不可能提出中国人的理论了。不过，我还是相信天才的存在。会有青年人把所有其他东西都抛在脑后，在基本熟悉了现有国外理论后，能够一下子击其要害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建立起同时能够解释中国和国外的理论，如果国外的理论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应当想到，那是属于全人类的世界理论，我们中国人不应当用它谋取狭隘的民族利益。

　　2． 前经济学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太多地关注经济学入门后的问题，而太少关注前经济学的问题。其实，经济问题仅仅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就像对个人来说经济问题仅仅是人生问题的一部分那样。所以，经济学是以公认的社会准则、人生准则为前提的。正是在其基础上，经济学展开自己，并从而使在经济学指导下的经济问题的解决符合社会或人生的目的。

　　崔之元先生的文章批评的现行改制方式，就是抓住了工人和经理、股东和经理之间的不平等，由于其地位不平等，所以他们之间不存在自由契约。那么，为什么他们的地位不平等呢？崔之元就不愿意多说了。比如从工人角度说，在中国是否被承认为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上，美国要求中国让工人有独立工会并且发挥作用，才能够算市场经济国家。按照崔之元的标准，美国的这个要求无疑是正确的。 没有独立工会，工人和经理之间就不可能平等，他们之间的契约就不是自由契约。市场经济是以参与者的平等为前提的，没有工会，市场经济的前提也就不存在。

　　因此，崔之元的问题在于他能不能够把他的平等权利观点贯彻下去。如果贯彻下去，那么，就要问为什么中国不能够有独立工会，尤其是中国现在的经济水平、人的文化水平比起比如150年前的英国高得多。我们支持那时候的英国工人结社，为什么禁止现在的中国工人结社？崔之元说中国“中央政府还没有完全被利益集团所操控”，那么，有多大部分已经被利益集团操控呢？是不是中国不准工人结社就是因为中央政府被利益集团操控的结果呢？

　　其实，崔之元所说的美国的情况，说到底，是那里大体实现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前提，或者是经济学的前提，也就是这里讲的前经济学。无论大陆法系，还是海洋法系，他们能够规范经济的前提，是社会有一个使市场经济得以在公认社会原则和人生原则基础上运转的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就是人的平等、自由和在良知前的自律，而这些东西又通过特别同情弱势团体的大众媒介的自由、通过公众的政治自由得到保证。因此，谈论国有企业在外国照样搞得好、谈论国外也实行社会分红的时候，崔之元和我们大家不应当忘记那里大体存在着前经济学的条件：平等、自由和自律。如果崔之元在这些条件基本上不存在的情况下来坚持国有企业和社会分红，他得到的将是苦果。当然，这一点也表明，把国有企业问题、社会分红问题仅仅看成经济学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说到底，它们首先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我本来想不说也罢， 可是仍然和你一样， 还是说了一些。一个以自由/平等/自律为基础的经济需要大家说话。很可惜，“freedom is not free”， 自由是要珍视自由的人付出代价来争取和保护的，而“说一说”的代价实在不能算大。因此， 朋友， 还是说一说吧。

 

                                                                                               2004年12月9日初稿

                                                                                               2004年12月10日修改

 

附：“不提也罢”先生留言

主题：重提朗顾之争 (2004-11-29 22:56:16)

 

1。经济学家们把我们都搞糊涂了，都是国外的理论，都是国外的资料，我们相信谁？2。许多人都是在国外留学或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拿回一些资料，翻译出版，换回自己所要的职称、声誉等，他又凭借这些声誉去到处讲演、在课堂上指导学生，过着滋润的生活，但这些东西有可能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们到底相信吗？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4403这是看了崔之元的演讲后的感觉。当然，对于能跟踪国外研究进行时的各位不在之列。

 

参见http://www.hujingbei.net/bbs/display.asp，相应页码。

“双周夜话”2002年第4期                                  2002年2月12日

 

 春节的作用

 

 今天是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记得童年时候，没进腊月就盼望春节了，因为到了春节才有糖果含，有肉吃，有压岁钱领，有炮仗放。后来到了农村，和农民在一起，夏收夏种的五、六月份和秋收秋种的十月，收割、脱粒、整田、栽种，几乎全靠人工，真正残酷的体力劳动。可就在那每天十几个小时劳动的农忙期间，农民还只是象毛泽东说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那样，中午甚至晚上吃些干饭，可肉是舍不得吃的。但到了春节，没有什么农活，农民却无论怎样穷，还是要买点肉吃、买点酒喝。我曾经惶惑不解，为什么不在农忙反在农闲吃肉？后来我逐渐体会到，过年其实是穷人们为了心安理得地享受一下物质生活而找到的一种方式，一个借口。对那些善良的穷人来说，平时再苦再累，买点肉吃也是一种奢侈，心理上难以承受；而到了过年，再穷再欠债，不买点肉吃，心理上也难以承受，觉得太对不起家人对不起孩子对不起节日。

    如今，我和许多人一样，不但过年、而且平时也常常有肉吃了。我们的孩子也不再盼望过年了，因为糖果、压岁钱对他们已经没有吸引力。为了偶然地享受一下“高消费”的物质生活，我们已经不需要用节日来安慰自己了。这是我们的努力和运气共同产生的结果。那么，现在春节还有什么作用呢？我想，至少可能有两个作用。第一，它给我们一种心理提示，使我们觉得我们应当和父母、和孩子、和亲人共同生活一下了。这样的共同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亲情或坦然的感觉是一种心理享受，它完全不亚于穷人通过节日得到的物质享受。脱离了物质贫困的我们，常常太需要这样的心理享受了。第二，作为穷人创造的节日，春节同样提示我们，中国和世界还有许多人，和我们一样地努力甚至比我们更加努力，但因为缺乏运气，他们继续停留在贫困状况中。例如，出生在贵州山区的孩子比起我自己的孩子来说，是太缺乏运气了。我们这些获得现代生活的人，只要想到“人生而平等”这一现代生活的道义源泉，想到我们自己在贫困时（或者可能贫困时）多么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同情，那么，春节就会使我们感到自己的幸运和自己面对穷人的义务。现在， 世界上穷人还很多， 根据国际社会的贫困 (每人每天低于2美元) 和极端贫困 (每人每天低于1美元) 标准， 世界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中， 中国更有两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而我们的户籍制度、我们的高考制度、我们的官吏制度，以及我们每一个不穷的人可能有的对穷人的歧视态度和巩固自己相对优势的无意追求，都压抑了穷人的声音，加重了他们改变自己处境的困难。但每年一度的春节会触动我们善良的本性，提醒我们注意贫困的存在，使我们在心理上特别地感到另一部分人的贫困也是我们难以承受的一种状态，特别地感到行善为仁的必要。也正因为春节的这一作用，当我在前往欧洲的飞机上想到春节的时候，25年前在农村的贫困景象历历在目，我明白自己现在的幸运，更提醒自己尊重穷人，在工作、生活中想到穷人和他们承受的不公正，为他们做一些事情。

“夜话”2005年第1期                                          2005年1月31日

 

 

世界需要外来的民主

       ――从伊拉克大选说起

 

　　昨天（2005年1月30日），伊拉克举行了1953年（我出生的年份）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尽管各种报道说法不一，但我可以肯定的两个事实是：一半以上的伊拉克选民投下了选票，选举过程没有特别重大的舞弊贿选现象。就此而言，伊拉克选举成功了。

　　毫无疑问，这一次伊拉克选举是外来力量促成的。没有美英为首的多国部队推翻前伊拉克专制政权，没有多国部队对各种反对武装的强大镇压，这一次自由选举是不可能发生的。然而，在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竟然有那么多伊拉克民众勇敢地走到了投票站，投下了一生以来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签注的选票，仅仅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表明，刚刚在三年前举行的只有一个候选人、并得到了99.99%选票的伊拉克选举是多么地令人恶心，而两年前还以“伊拉克人民”名义所做的专制主义宣传又是多么地令人可笑。

　　是的，伊拉克民主是外来力量强加给他们的。但这么多选民自愿地冒着生命危险投票，却向世界证明了他们需要民主。由于各种各样原因，他们自己争取不到或者很长时间内争取不到民主，不得不忍受本民族的专制。外来民主力量利用某个契机推翻了他们的民族专制，为他们创造了民主的前提，甚至“强迫”他们接受民主制度，为他们打开了通向历史的大门。这里，契机定义是重要的，打开历史大门是重要的，为此而付出的牺牲也是重要的。外来民主力量必须在这三个问题上作出恰当的决定。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外来民主力量向其他民族推行甚至强加民主制度的历史。俄国、中国在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尽管层次不同）是接受外来民主观念的例子，德国、日本、印度在二十世纪中的民主化则是接受外来民主强制的例子。伊拉克事件只是二十世纪历史的延续而已。自由、平等的民主制度便意味着每个人可以对这段历史持自己的评价。可是，如果我们假设德国、日本、印度现在还是专制国家，世界会是什么局面，我们就会明白，把民主制度强加给这些国家是多么地必要。就说我们的近邻日本吧。即使日本某个派别想发动战争，向选民解释战争理由和国内各种意见的公开争论，也会大大降低这个派别实现战争想法的可能性。就发动战争来说，一个民主国家需要道义理由，但一个专制国家只需要言论控制下的谎言。因此，如果日本现在是专制国家，中国面临的危险将严重得多。

　　德国许多学者承认德意志民族没有民主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德国民主制度是外来力量强加的结果。正是外来力量用扳道岔的方式强制改变了德国的政治道路，德国才有了如今的公民平等、自由和富庶。今天，能够自由表达意愿的德国人已经养成了平等、民主的基本习惯；他们感谢当年的外来力量。即使在同样没有民主传统、而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责任的反省远远不如德国深刻的日本，民主制度也已经扎根。德意志民族、日本民族、伊拉克民族，还有许多其他民族，不是没有民主的历史传统，就是民主传统过于薄弱，不足以依靠自身力量在比如一、两百年的时期内建立起自由、平等的民主政治。这样的民族需要外来民主力量，需要在强加的民主下形成自身的民主传统。就此而言，世界需要外来的民主，即使当人类社会已经走入二十一世纪，即使在大多数人已经具备知识的“知识经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