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学术探索

2013年3月，在朋友和学生们为我退休而举办的研讨会上，我做了题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十二个理论问题”的报告，提出以下十二个问题:

1.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可能性

2. 农业和非农业的制度演变

3.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速度

4.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加速度

5. 人口或劳动力增长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6. 恩格尔系数变化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7. 资本的部门配置和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关系

8. 资本积累和农业劳动力转移加速度的关系

9. 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相对价格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10. 为什么农产品相对价格以上升趋势为主

11. 农产品相对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关系

12. 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失业的关系

现在这本书，是我就上述问题所做的较为系统思考的总结，它们主要涉及第3、4、5-9与第11和12个问题。我对其他问题的思考尚未成熟和系统，也就没有包括在本书内。此外，本书没有讨论与非农化密切相联系的人口、教育、收入分配、乡村振兴等经济政策问题。即使在本书专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和加速度问题方面，本书也只是提出一些原理性质的观点，而没有建立完整的经济模型。但正值大疫，且行开七秩，亦应总结，于是找出十多年来草就的许多旧稿，举要删芜，加上近年的一些思考，整理成书。若可助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青年学者少走一二弯路，我愿足矣。

曾有友人问我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恰好在九年多前的那份报告里，我提到自己的研究动机如下：

“为了让几千年几万年以后的人类理解我们经历的这场非农化转型，我们应当利用自己身历其间的优势做出自己的工作。今天的我们很难回溯和理解先人当初的农业化转型。我们希望未来人类对非农化转型的认识不再重蹈我们今天对农业化转型认识的‘悲剧’。这是我从事非农化研究的第一个动机。我的第二个动机来自我们这一代人自身的需要。人类在最近三百年的非农化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甚至遭遇了一次性死亡上千万人的灾难。为了减少曲折并避免类似灾难在人类今后的非农化过程中重演，作为大学教师这样职业的研究者，我们有责任探讨和解释非农化的规律。比如，从经济学角度说，非农化既要快又不能太快；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自然遇到对今天和未来人类来说最适当的非农化速度问题。这个问题显然既具有人类认识自身演进的大历史价值，又具有理解当前人类非农化过程的普世价值，还具有对正在经历大规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我们中国经济的认识价值和经济政策指导价值。我的第三个动机来自我自己的农村经历。在中国和世界经济状况差的人群中，农民是数量最大的群体。改善农民状况的一个基本方式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一部分农民转移走了，剩下农民的经济福利便容易提高，所以农民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也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息息相关。”(参见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23)

不过，我最初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不是出于这些动机，而是由农村经历生发出的某种敏感。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所在生产队和其他几个生产队共同开办露天采石场。我被生产队派到那里推过一年独轮车。采石场是生产队主要财源。但公社和大队把它视为“资本主义尾巴”，临近农忙季节就催促甚至强迫采石场停工，让我们回去务农。我当时笃信政府的反资本主义宣传，也认为农民以农为本，应当为国家为世界革命多贡献粮食，而少从事甚至不从事非农产业。我那时亦完全接受了政府灌输的马克思主义。后来有幸进入大学，我的志向是发展马克思理论。我在北京大学选择“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作为研究方向，目的是了解那些否定马克思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然后批判它们并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接触到“资产阶级”发展经济学尤其刘易斯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时，突然发现这是一个新大陆：刘易斯理论把我发展马克思的志向与我的农村经历直接联系起来。刘易斯否认劳动者可以储蓄，否则，“剩余劳动力”便无从谈起；马克思否认劳动者可以储蓄，否则，“无产阶级”便无从谈起：就此而言，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共通的。可我当农民时，我们有储蓄；如果不是政府阻止的话，我们能用自己的储蓄开办和扩大“高生产率”的非农产业。其实，在我了解刘易斯理论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已近十年，农村人民公社及其下属的生产大队、生产队已经取消，旧时的乡、村建制已经恢复，农民重新获得重要的自主权利，农民用自己储蓄兴办的所谓“乡镇企业”已经遍地开花。当然，我生活的农村属于中国最富庶的苏南地区，我们生产队又靠近铁路，所以，我的经历有其特殊性。但劳动收入不可储蓄的命题对刘易斯和马克思至关重要，而我的经历却截然不同，我需要一个可以交代自己的解答。后来我发现刘易斯的研究前提是由地主和佃农组成的两阶级农地制度，马克思的研究前提是地主、租地资本家和雇工组成的三阶级农地制度，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地制度是他们没有考虑过的由同一所有者与耕作者组成的一阶级制度。这便是我1994年文章的内容。从那里出发，我进一步发觉，马克思和刘易斯都没有重视甚至没有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问题，遑论其巨大历史意义。而在我看来，比起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阶段和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转移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或非农化阶段应当是人类面临的更基本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这样，我逐渐形成前面所讲的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三个动机，也就是我理解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意义。

本书部分内容曾在课堂上讲授过。整理书稿时想象的读者对象，是国内读者尤其年轻经济学者。最近二十年来，我在网络上写过不少短文，已惯于自我审查。本书亦注意自我审查。可即使如此，本书也无法在国内出版，只得退而求其次，在外国出版。但我依然期望有兴趣的国内读者能够读到本书，期望中国彻底和永远地放弃文字审查制度。

是为后记。

胡景北

2022年7月10日

美国加州坎贝尔市（Campbell，CA，USA）

“夜话”2022年第28期，2022年12月5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后记。

本书把中国作为讨论的背景。在最近四十年的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大潮中，中国是当之无愧的领先国家，因此特别值得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者注意。同时，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的青春是在中国农村度过的：从15岁到24岁，我就是农业劳动力，每天都在农田劳作，春夏秋冬，风雨无阻，甚至还有“革命化的春节”。我永远记得和农民在一起劳作的日子：在泥泞而又狭窄的田埂上挑着沉重的稻秧，每移一步，都得用五个脚趾死死地抓住地面；在滚筒脱粒机前脱麦脱稻，扬出的灰尘把吐出的痰变得乌黑，可还是得干。那时候，我们农民用全部体力和生命生产粮食，可我们依然吃不饱。那时候，我真诚地认为多一些粮食、少一些饥饿的唯一方法，是强化国家控制和“革命化”教育、增加农业劳动力和促使他们更辛苦地劳作。直到我离开农村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世界许多国家的普通人早已能够吃饱且那些国家农民很少很少，也才意识到自己青年时想法的荒谬。其实，早在三百年前，人类就开始了非农化转型，依靠常识和勇气，艰难却又坚定地离开农业社会。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自己和普通中国人今天才能够吃饱、能够大规模转出农业。因此，我对那些最早跨出非农化步伐的人们，对每一位勇敢地走出农业而跨入未知的非农部门的劳动者，都充满了敬意。事实上，如果把百分之一的农劳比作为非农化转型的终点，则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人类已经走完转型过程的一大半路程。只要尊重普通人的常识和勇气，人类在完成后续的转型任务时，应当不再面临任何重大困难。通过我的农村经历，我相信，本书和其它探讨农业劳动力转移条件和机制的研究，即使可能对人类理解甚至顺利完成非农化转型有所裨益，这样的裨益也必须在社会尊重常识的前提下才能实现。

本书是我在1997年出版的《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导论》的延续。在那之后二十多年的思考和写作过程中，我得到许许多多朋友的指点、支持和帮助。限于时间和篇幅，我无法一一回忆和提及他们，只能在这里向他们每一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以下提及的仅仅是他们中间和我最近接触较多的少数几位。在不从事教学科研的朋友中，我特别感谢（按汉语拼音排序）陆桔利、梅鸿、宋开生和张常伟。他们来自中国四个不同地区的农家。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他们人生的一段特殊经历。我们常常讨论这个话题，我从中得到许多启示。我的研究生同窗姜斯栋阅读了本书部分初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从事教学科研的朋友中，陈体标（华东师范大学）、傅十和（厦门大学）、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蒋迪青（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李晋（美国加尔文大学）、李实（浙江大学）、黎德福（同济大学）、刘小川（上海财经大学）、卢云鹤（山东财经大学）、孙经纬（上海财经大学）、汪伟（上海财经大学）、许勇国（上海交通大学）、姚洋（北京大学）、叶林祥（南京财经大学）、袁志刚（云南财经大学）、张曙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涛（复旦大学）、张肖虎（云南财经大学）、张艺（广东工业大学）、章铮（北京大学）、赵曙东（南京大学）、郑彩祥（同济大学）、郑江淮（南京大学）、朱保华（上海交通大学）特别值得我深深的感谢。本书的部分内容曾经在北京大学、上海货殖365经济研究社等处做过多次报告。这里谨感谢各个报告会的组织者、评论人和参与者。在我应当感谢的外国朋友中，方炳松和Nicholas Hope尤其值得一提。方炳松多次和我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启发我更深地思考所涉及的问题。Hope先生原先担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现改名为King Center on Global Development of Stanford University）主任。多年来，他不但向我提供在斯坦福大学从事研究的条件，而且逐句阅读和修改我提交给研究中心的英语论文。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曾为本书的研究提供过资助，这里谨表示特别的感谢。陈建波（东南大学）通读了本书初稿，对本书内容和编辑诸方面都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陈远焕（南京大学）、汪伟、朱保华热心帮助我联系本书的出版事宜，我衷心地感谢他们。同时，我非常感谢纽约的世界华语出版社和罗慰年先生、王昌华先生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努力。此外，本书部分内容曾经发表在若干杂志或工作文稿（working papers）上。本书在引用相关内容时将一一标注。我在这里诚挚地感谢上述各杂志和工作文稿单位。当然，本书依然存在的错误和缺点，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我把本书敬献给我的父母亲胡业崙和颜淑英大人。我从15岁被政府迁移到农村后便辗转各地，极少陪侍父母，遑论尽孝。如今，他们虽然已在天国，我依旧把本书视为我对他们的一点孝心。

胡景北

2022年6月29日

“夜话”2022年第27期，2022年11月30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的第4-4部分。

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困难是缺乏理论。而缺乏理论的基本原因，应当是现代宏观经济研究所依赖的新古典单部门假设，即整个经济是仅仅生产一种产品的单一部门。本书前面介绍的三类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也都建立在单部门假设上。例如，刘易斯虽然提出传统和现代两部门区分，但他在反对农业和非农业区分的同时，没有提出两种产品概念，而他的两部门假设只是单部门假设的一种辅助或外围形式。新古典结构变化研究中的各个部门则是对单一部门所做的次级部门细分。托达罗考察的是单部门模型中决定的城镇失业如何影响乡村劳动力转移，其方法和单部门模型中决定的失业如何影响女性或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研究方法相同。当然，正如新古典结构变化研究证明的那样，把农业视为和汽车制造业同类的次级部门亦可以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然而，这里的关键在于单部门假设的前提是各部门边际生产率相等命题。该命题意味着劳动力在任何两部门之间的转移不具有总产出效应，或者说包括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内的劳动力部门转移不具有宏观经济学意义。可农业和非农业生产率有巨大差距，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总产出效应和宏观经济学意义。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单部门假设可以等价地视为仅仅考虑非农部门的假设。当失业成为主要经济问题而失业者又需要非农部门来吸收的时候，只考虑非农部门的假设是合理的。但这样的假设预先排除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所以，为了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需要放弃单部门假设，而采用把整个经济分成农业和非农业的两部门假设。

本书第十到十五章组成另一个单元。该单元尝试在两部门假设前提下建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一种理论框架。设想一个劳动力追求更高工资并为此在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之间流动。非农部门制度是标准的新古典制度，农业制度则因民族和地区而异。第十章把耕地使用权长期稳定、主要使用家庭劳动力和务农的净产量高于生存水准的农户制度定义为广义自耕农制度。中国现行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制度属于广义自耕农制度。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农业制度，应当有一种向广义自耕农制度趋同的趋势。在这一制度中，农业工资由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决定，它高于生存水平并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不断提高。如果存在非农就业机会，农户将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配置劳动时间，配置标准是农业边际产出等于非农工资。农户的劳动总收入是其农业劳动的平均产出和非农劳动的边际产出之和。若农户完全放弃农业而转移到非农业，为了不降低自己的劳动总收入，他所要求的非农工资最低水准将是他的农业平均产出。就此而言，本书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决策中的农业工资视为农业平均产出工资。这一命题在一定程度上既符合农民理性，又能够包容两部门生产率差距。

第十一章讨论一个经济体系的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配置的机制，即农劳比的决定机制。劳动力配置均衡的标准是两部门实际工资相等。由于实际工资受到农产品和非农产品两者价格变动的影响，决定价格的商品市场不均衡，价格不稳定，劳动市场就不可能均衡；但劳动市场不均衡，劳动力还在两部门之间流动，产量和价格就会波动，商品市场亦不可能均衡。所以决定工资水平的劳动市场和决定价格水平的商品市场必须同时均衡。本书把非农产品当作价值标准商品，研究农产品相对价格和农劳比的共同均衡，证明这样的均衡存在、唯一和稳定。

迄今为止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全都止步于农劳比均衡。这和失业研究类似。如果失业研究发现某个社会可接受的均衡失业率，如果社会和经济不再发生重大变化，失业研究便可以止步于这一长期稳定的失业均衡。农业社会要求的同样是长期稳定的均衡农劳比。但非农化转型要求的，却是无论均衡与否，农劳比都必须下降。所以，农劳比均衡仅仅是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起点，农劳比下降的均衡才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真正问题。第十二章用农产品相对价格的跨期稳定性定义农劳比降低速度均衡。这一定义的经验基础在于价格跨期相等或有限波动是经济稳定的主要标志。因此，该定义具有可观察性与可操作性。本章用比较静态方法讨论了农劳比降速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就投资导致劳动力转移而言，农业投资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在保证农业增产的同时又创造了劳动力转出农业的可能性。非农投资提高非农劳动生产率，为非农部门扩大生产和吸收农业劳动力提供了空间。但投资在两部门之间的配置必须均衡，才能在价格稳定的前提下，既让两部门各自生产的更多总产出等于相应提高的对两部门产品各自的总需求，又让上升了的农业劳动平均产出工资等于上升了的非农劳动边际产出工资，还让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实现转移均衡，农劳比均衡下降。在这一过程中，投资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两者共同推动经济增长。

第十三章进一步探讨恩格尔系数、技术、资本产量弹性等因素的变化对农劳比降速均衡的影响。在非农化转型时期，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变化。总的来说，恩格尔系数下降、农业比非农业的技术进步更快、农业资本产量弹性更高等因素，都会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伴随着劳动力向非农部门集中，资本也向非农部门集中。

第十二章的目的是发现农劳比降速均衡的实现机制，找出不引起农产品相对价格跨期波动的农劳比下降方式。该章只考虑投资配置和农劳比降速的均衡，不考虑投资和降速两者的大小。可农劳比必须达到一定的降速，非农化转型的历史使命才能够“较快地”完成。速度取决于加速度。第十四章考虑农劳比加速度均衡。投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条件。投资是生产者为了未来收入或利润而对资金所做的跨期配置。储蓄是消费者跨期配置收入。由于农业和非农工资都高于生存水平，所以工资与资本收入一样可以储蓄。该章用资本市场利率的跨期稳定性定义农劳比降低加速度均衡。资本市场在决定投资多少的同时，也通过加速度决定了农劳比降速的大小。而跨期相等或波动有限的利率保证了农劳比下降加速度的恰当性。该章初步探索了加速度均衡的存在性。

中国1958年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极端失衡和它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虽然是人类非农化转型中的一个特例，但非农化转型中的短期波动却是正常现象。本书最后一章即第十五章讨论这样的经济波动。本章引入货币市场，指出如果农业劳动力转移严重失衡，农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剧烈，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货币价格亦将波动。所以，宏观价格水平既受到货币数量变化影响，也受到农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影响。本章提出通货膨胀放大系数概念，说明农产品相对价格波动将多倍地放大为食品相对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的波动，导致宏观经济失衡。由此，本章试图证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失衡可以转变为货币市场失衡甚至通货膨胀，以及货币政策的作用和局限性。

本书最后是关于农劳比降速均衡证明等的数学附录和关于世界、中国和美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数据附录。

当代经济学的核心是高度数学化且可以拟合经验数据的经济模型，在宏观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则是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毫无疑问，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一个长时期的动态过程。地震和气候等自然因素，战争和政治变动等社会因素，发现新土地和运用新技术等自然和社会综合因素等等，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都具有高度随机性。所以，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需要动态和随机模型。但是，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尚未成熟，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概念甚至还是在本书中第一次提出，因此，本书的着力之处，是从直观上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条件和转移过程的某些普遍规律，解释这些条件和规律所蕴含的经济学原理。所以，本书既不是一本以数学模型为主体的高度抽象的作品，也没有提供农业劳动力转移均衡的严格证明。就此而言，本书没有完成。实际上，本书提出的问题远远多于它所解决的问题；即使它所解决的问题，也需要更多辩论。但在另一方面，本书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现象和规律的讨论，既可能为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随机动态模型提供某种思维框架和计量工具，又可能揭示这些模型所忽略的经济均衡实现机制，还可能为更抽象的经济学研究提供直观的说明和经济政策的指引。如果本书能够吸引更多年轻学者关注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本书也就达到了目的。

“夜话”2022年第26期，2022年11月28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的第4-3部分。

本书的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揭示当前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并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非农化转型的分期。这一章同时介绍了经济思想史上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若干观点，以及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难以展开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原因。本章的目的是为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建立必要的历史框架和思想史基础。

第二至第五章组成一个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概念、现象和经济学问题的单元。第二章提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指标和为这些指标获得数据的标准方法。经济学家认为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两个主要困难是缺乏理论和数据。本章定义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和加速度指标，证明利用现有统计资料，人们不但可以整理出这些指标的数据，而且整理出来的数据是唯一和无歧义的。因此，本章解决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的数据困难。第三章利用上述指标和数据梳理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历史，指出中国是当今世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典型国家，可以胜任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的背景国家。第四章则利用中国与美国的统计资料，展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定量特征，例如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转移速度两者变化的抛物线趋势、农劳比的降低趋势、转移速度和加速度的波动周期性，以及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差距的长期性等。这些特征构成农业劳动力转移理论的研究对象。本章并把非农化大转型分成早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特别突出地表现在非农化转型的早期和中期。第五章则具体提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问题，即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均衡问题。该章特别强调农业劳动力转移虽然是一个科学问题，但同时又是一个常识问题。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研究，人类依然可能相当顺利地实现非农化转型。但是，若不尊重常识，人类即使掌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科学理论，照样会遭遇重大失败。

第六到第九共四章分别评论三种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研究。第六章讨论刘易斯理论。刘易斯把经济分为生产率高低不同的两个部门，阐明低生产率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他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概念远远不能涵盖农业劳动力转移。迄今为止的世界非农化转型历史证明，无论一个国家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这个国家都存在农业劳动力转移。此外，剩余劳动力概念既难以严格定义，又缺乏相应数据，因此不能用于实证研究。第七章介绍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一个特殊分支“结构变化研究”。该研究虽然不专门针对、但包括农业劳动力转移。“结构变化研究”从不同侧面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条件和总体趋势。它的最重要缺陷是没有考虑农业和非农业两部门生产率差距；或者说，在新古典研究中，两部门生产率差距是瞬时出现瞬时消除的。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历史事实表明，两部门生产率差距巨大且贯穿非农化转型的全过程。

刘易斯理论和新古典结构变化研究重视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长期问题。托达罗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则从经济政策角度提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问题。本书第八章指出托达罗理论虽然发现了城镇失业和乡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但它属于个别政策效果的研究问题，用托达罗的话说，是“一个减少500个城镇失业的政策是否会诱导超过500个乡村劳动力进城”的问题。它和我们专注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不是一回事。农业劳动力转移牵涉的是成千上万从农业转入非农业的劳动力，而非与个别经济政策有关的少量转移。同时，托达罗理论无法容纳价格变化，因此无法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短期波动。第八章用中国1978年以后的统计资料证明，在非农化转型中期的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具有总产出效应，而且该效应远远大于同时期失业变动的总产出效应。与第八章相联系，第九章进一步讨论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是非农部门扩张。本章根据中国最近七十年的经济发展史，揭示中国每年新增的非农就业大部分来自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转移对非农就业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现在，中国进入总劳动力不断减少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在未来若干年，将成为中国新增非农就业的唯一重要来源。本章亦指出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和经济增长，而且和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着值得重视的联系。不过，本章以及本书其它各章利用统计数据的目的，仅仅在于揭示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影响它的若干最重要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联系，而非对它们之间的相关甚至因果关系的严格度量和验证。本书这样做的原因，首先在于本书的重点不是经济计量研究，其次在于现有的统计数据也许不具备计量研究所需要的可靠性。

“夜话”2022年第24期，2022年11月25日

注：本文是刚刚出版的拙著《农业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序言”的第2部分。

在本系列的前三期中，我们为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建立了一个历史框架。它有助于我们明白自己身处的世界，弄清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说的“历史潮流”究竟是什么。本期将以这个宏大的历史叙事为前提，转向具体的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特别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农业劳动力转移指的是劳动力从农业就业转向非农就业的职业变换。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由非农部门拉动的。非农部门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就快；非农增长慢，经济增长就慢。非农部门增长一方面要靠适当的制度、创新或者模仿的技术，一方面要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就劳动力投入来说，非农部门要增长，就得增加就业。非农部门新增就业有三个来源：（1）城镇每年新增的劳动力，我们称为新增非农劳动力，（2）城镇失业者得到就业，即失业减少，（3）从农业转移来的劳动力。我们观察2010到2020的十一年间中国新增非农就业的来源。看表。

年	新增非农就业	新增非农劳动力	失业减少	农业劳动力转移	比重和
	万人	%
2010	1,237	13.3	1.1	85.6	100.0
2011	1,550	4.3	-0.9	96.6	100.0
2012	995	3.5	0.5	96.0	100.0
2013	1,744	2.1	-0.5	98.4	100.0
2014	1,514	3.4	-1.7	98.3	100.0
2015	925	-1.2	-1.5	102.7	100.0
2016	435	-9.8	-3.7	113.5	100.0
2017	426	-33.7	2.3	131.4	100.0
2018	504	-40.0	-0.4	140.4	100.0
2019	528	-51.4	5.5	145.9	100.0
2020	554	-22.9	-38.8	161.7	100.0
合计	10,411	-4.2	-2.3	106.5	100.0
年平均	946	-4.2	-2.3	106.5	100.0

上表显示，这十一年里，农业劳动力转移占我国新增非农就业的比重，最低也超过了百分之八十五（2010年），最高则高达百分之一百六十（2020年）。就十一年整体来看，我国总共新增非农就业超过一亿人。在新增非农就业的三个来源中，城镇新增劳动力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四百多万。同样，从总量看，城镇失业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二百多万。这样，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城镇失业减少两者，不但对非农就业增长毫无贡献，而且造成非农就业的亏空。所以，在这十一年里，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完全靠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但保证了非农就业的增加，而且填平了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失业减少两者的亏空。因此，我们可以说，就劳动力资源而言，没有农业劳动力转移，就没有中国经济增长。

当然，仅仅十一年的情况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特别是我国从1980年前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随后降低。由于人口和劳动力变化之间存在二十年左右的滞后联系，因此，上表所显示的十一年，正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滞后影响充分表现出来的时期。所以，上表显示的现象，也许是“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而非“正常现象”。就此而言，为了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新增非农就业的关系，我们需要考察更长的时间。看图。

       上图中，带点的曲线表示新增非农就业，不带点的曲线表示农业劳动力转移。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劳动力统计数据从1952年开始。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计算从1953年开始的新增非农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数据，并且绘制出上图。图中的正数表示非农就业增加和农业劳动力转移，负数表示非农就业减少和农业劳动力倒流。该图清楚地显示，新增非农就业和农业劳动力转移两者的变化轨迹高度一致，变化方向完全相同，特别是变化幅度非常接近。新增非农就业大的年份，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也大；新增非农就业小的年份，农业劳动力转移量也小。更重要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新增非农就业的数量差距很小，前者占后者的比重很高。就整个1953到2020的六十八年而言，农业劳动力转移占新增非农就业的比重为 68.7%，超过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其他两类新增非农就业的来源（城镇新增劳动力和失业者就业），对新增非农就业的贡献加起来，也不及农业劳动力转移贡献的一半。所以，在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前、甚至在中国鼓励生育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非农就业扩张都决定性地依靠农业劳动力转移。因此，在中国，新增非农就业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依赖，绝不仅仅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后果：实际上，它远远超越了包括“独生子女”政策在内的各种人口政策的影响。此外，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制度在这六十八年间的巨大变化，我们甚至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它对非农就业的影响，甚至超越了具体经济制度的约束，而具有某种可称为规律的稳定性。就此而言，我们也许可以说，不理解农业劳动力转移，我们不但难以理解我们身处在其中的历史潮流，而且也难以理解我们刚刚经历的中国经济增长。

“农业劳动力转移”科普系列第4期

“胡景北夜话”2022年第13期，2022年8月21日

注：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对本文的批评和建议，请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留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