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

“夜话”2006年第12                               2006629

宁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

  三个月前的今年329日,我在本网页(www.hujingbei.net)就针对我本人和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的一个骚扰电话(号码 135 8552 7835)提出抗议。这以后一段时间内,骚扰电话变得更多(号码135 0192 8591135 6403 4527136 4169 7562)。但我的持续公开抗议,网友们对这种骚扰行径的抗议,以及同济大学保卫处的介入,终于迫使骚扰者停止了骚扰。今天,在从本网页首页取下抗议文本的时候,我和我的教研室同事,向网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同济大学保卫处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也向停止了骚扰的那些骚扰者表示感谢,并衷心希望他们自重。

  同济大学保卫处通知了我们部分调查情形。在上述四个电话号码中,有两个号码仅仅用来打电话给我本人和我们教研室,因此无法追查下去。其余两个电话号码是不是可以追查下去?可是,我认为,没有必要追查了。打骚扰电话的人,无论是自报下岗工人的还是不报来历的人,都是凡人、小人或者弱者,被逼或者被诱才做这种事情的。如果他们被查出,他们可能再次失去工作;他们会为周围人所不屑。他们的处境本来就很难,以后将更难,所以,我们应当为小人讳,为凡人讳,为弱者讳,不查也罢。

  从二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开始,中华民族形成了为圣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习惯。今天我们需要消除这个习惯,而代之以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的新习惯。圣者、贤者、尊者,道德文章、潇洒风度、豪放之客、侠义之士,都是君子。君子坦荡荡,本无所谓讳;即使有错,也不应讳,不须讳:虚心听之,用心正之,才是君子之道。一个人的言论行为如果需要,这个人就不是君子。如果一个人自称君子,却讳匿不正言行,这个人定是伪君子。时人后人应当揭其丑,以正君子之名,更无讳言之理。君子不会因为毁谤而丧失名誉,更不会因为自身错误缺点的公开而落入小人之伍。进一步说,如果一个社会内的君子需要隐讳,这个社会实际上不存在君子,这个社会才需要找出几个凡人、弱者的类似错误来张扬。

  当今中国,为官而有之头衔,为学而有之名号者,大概都能视为君子。只要看他们对下属、对学生宣讲章法、阐述道理时正义凛然的样子,就会发觉他们俨然以君子自居。这些当官为师的人是社会的典范和舆论的领袖,担负着管人教人的高级职务,掌握着立法执法的权力。社会风尚好坏、人心趋向善恶、百姓规矩方圆,首先取决于这些人言行一致的程度。他们管教下属、学生时满口仁义道德,如果言行一致,社会风气便正,人心便向善,百姓便有规矩。至于小人、凡人、弱者,无论他们如何犯错误,他们的影响是小的,动摇不了风气潮流、扭曲不了规矩方圆。所以,为他们讳或不讳,对大势无关紧要;从他们个人着想,则应当以讳为上。但如何保证起决定性作用的君子们言行一致呢?有效的方法只有一条,就是不为君子讳,就是把君子的言与行公开化,用舆论的压力强迫君子们言行一致。其它方法,例如党内处理、单位内处理,中国历代王朝都用过,都没有解决一放就腐败、一紧就专制的问题。为了打破这个怪圈,我们必须改变为君子讳的旧习惯,把为官为师者的言行放到光天化日之下。
  因此,宁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

附录:抗议文本:

强烈抗议

从我们在329日就电话号码 135 8552 7835 的骚扰提出抗议后,该号码虽然不再骚扰我们,但三个新号码 135 6403 4527135 0192 8591136 4169 7562  开始对胡景北教授和本教研室不断骚扰和威胁。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且要求肇事者立即停止骚扰行为。

人的经济发展

“夜话”2006年第9                                  2006510

 

人的经济发展

――同济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成立致词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成立了。

同济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简称,英文简称:IED)首先是个形式,它是同济大学中德学院企业管理系经济学教研室的另一个名称。古往今来的历史表明,没有这类形式和名称,学术照样发展,学者照常工作;有了它们,学术、学者反易受累。因此,我们一定牢记,研究所的形式和名称只是从外部警醒我们,我们的工作是研究,是创造新知识;我们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发展,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应当落实在经济发展研究上。

       广义地说,有人类就有经济活动,有经济活动就可以说经济发展。不过,通常所讲的经济发展指的仅仅是一个社会从物质贫困到富裕的过渡。无论从世界整体来看,还是从中国来看,人类当前所处的阶段,在经济上还是狭义的经济发展阶段。今天,尽管极少数人享有奢华、部分人已经富裕,但无论世界还是中国都有很大一部分人依然生活在贫穷中。世界的富裕,中国的富裕,并不体现在大城市繁华和海边别墅,而体现在农民富足和乡村风格上。后者还远远没有实现。人类从工业革命开始已经为经济发展努力了300年。许多大思想家、大历史学家都曾经以为这个阶段即将完成。但在公元纪年第三个千年的起点上,在经历了无数欢乐和悲伤、激情和颓废之后,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前眺望,既清楚地看到了人类新阶段的曙光,也清楚地明白为了太阳的喷薄而出,我们仍然需要在熹微的晨光下再努力300年,仍然需要经历与挺住新的悲伤和颓废。

       然而,经济发展是也只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方面。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人类整体来说,经济活动既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动,却也只是人许多活动中的一种活动。猪“巧妙”地利用人而实现了食住无忧的富裕生活,在地球上(甚至很快会在月球上)繁荣了自己的种群。人类如果只是追求猪般的经济富裕,造物主就白白地创造了人。人是能说话、会写字,能思考、会喜悲的特殊生物。如果没有人为希腊神话或哲学感叹,没有人因中国唐诗和宋词动情,没有人继续说出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和美丽幻想,那么,即使人类富裕了,人类实现的也只是猪的欲望。所以,人的物质富裕只有和人在政治、文化、科学、情感、操行诸方面的发展结合起来才有意义,也才能够实现不是猪而是人的经济发展。正是由于此,我们在重点研究经济发展的同时,不但注意其它经济学领域,而且注意人类本身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注意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学、法学、环境学等诸方面的发展。

虽然经济发展本身不能导致人超越动物;但是,没有经济发展,人又不可能超越动物。人走出森林后(世界上至今仍有一些民族没有走出森林!)再走出维持生存状态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经济发展。在社会分工中,我们幸运地获得了把自己精力集中于经济发展研究的机会;而尚未成熟的经济发展理论,又给了我们利用这个机会的广阔天地。例如,人类还没有公认的经济发展基准模型。医生应用健康人的理论模型来观察现实的人,我们观察具体经济发展过程时却缺少类似的基准。当欧美国家处在经济发展阶段时,经济学本身还不发展,一般均衡和经济增长理论尚在襁褓;当经济学走向成熟时,欧美学者却又很难体会到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因此,置身于经济发展阶段中的我们,有着更多的机遇。在同济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成立的时候,我相信,只要我们发挥自己能说话、会写字,能思考、会喜悲的人的正常功能,就能够在认识到经济发展意义和局限性的前提下,为经济发展理论、为人类脱离贫困做出刻有个人印记的工作。

提高经济学逻辑思维能力的若干体会

“夜话”2006年第15                                  2006810

 

 

提高经济学逻辑思维能力的若干体会

 

libby1120:

      你好!如何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挑战。这件事,说起来容易,提出其重要性容易,但如何做,很难。我想说一下自己的一点体会吧。

1 严肃的学术态度。不要想过得去行了,不要想别人还不如自己,不要想自己已经够努力了。一定要想到,自己拿出来的东西应当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能够经得起一些锤打。

2 读名篇名著。质量平平的文章读多了,只会让自己堕落,因为自己有意识无意识地会把它们当参照系。所以,读名著、名篇。读多了,有意识无意识就会受到熏陶,会把它们当参照系,对自己的要求包括逻辑思维的要求自然也高了。

3 理出名篇名著的逻辑体系。比如,它们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从什么角度着手解决,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什么,结论是如何得出的。这里,它们提出问题和从什么角度着手解决问题,可能和逻辑关系不太大,但它们解决问题的思路、得出结论的过程,就是一个逻辑的过程。由于它们是名篇、名著,即使它们同样存在某些根本的问题,但它们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在它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上,它们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是强的、顺的,其中的逻辑如果有问题的话,也不是一下子能够辨别出来的。通过整理出名著、名篇逻辑体系的方式,熟悉经济学大家的思路,也就等于熟悉了逻辑,训练了自己的逻辑能力。

如果整理不出那些名著(包括名篇)的逻辑思路,那么首先找自己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形下,自己还没有理解它们。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提醒自己思考慎密。一是为了理解那些大家,二是也可能发现大家的逻辑问题。

4.  从名著出发继续推论。把名著逻辑理清楚后,顺其逻辑继续推理。重要的理论,创建者都是提出了内核。我们可以假设内核成立,即这个理论的基本命题成立,然后从它出发,进行推理,从而得出新的结论。当然这大都属于外围的结论。可是,它也非常有意义。它不但是我们应当做的工作,同时也是训练我们思维逻辑的工作。我自己年轻时研究马克思的工作就属于这一类,直接从马克思出发向外推论,把注意力放在推论的逻辑上,而很大程度上避免研究工作首先遇到的出发点或研究角度的问题。

5 思考要彻底。思考一彻底,你就有了坚固的基础。从那里出发,你就容易展开逻辑思路,逻辑过程就很清晰。如果不彻底,下面的逻辑就无法顺清。这也就是孔夫子说的名不正,言不顺吧。这一点,也是要提醒自己的,一直到自己无意识地就能够彻底地思考问题为止(就像足球先生无意识一抬脚就能够射出漂亮进球那样)。

6 培养做人要彻底的人生态度。要达到思考的彻底,首先是自己做人要彻底。男子汉大丈夫(指的是一种做人风范,而非男女之别),敢说敢当,敢吃苦敢投入。思考是件辛苦的事情。即使一个人有思考的乐趣,他常常也必须承担思考的辛苦。其次,思考能否出成果,是无法预知的,因此,思考的投入风险非常大:往往我们得不到明确的产出。再次,在中国目前学术尚不自由的环境下,思考即使出了成果,也有无法发表的问题。有位研究生对我说过,有些问题即使思考出来也不能够发表,那么思考有什么用呢?这里就是一个人生态度问题。我自己研究马克思的文章,一直到差不多二十年后我决定公开发表时,给《中国社会科学》,当时他们迟迟难以决定,让我等。我提出不为难他们,撤回。其实,如果中国不改革,我的文章在中国永远发不出来,因为仅仅那句作者的话,就通不过“审查”。但我没有畏惧这些,自己把理论搞清楚、自己对自己满意是最重要的。现在的年轻人,比如你吧,比我同年龄时不知多读了多少书。我的感觉,一些同学的问题是思考不彻底,而这种不彻底既和他们没有把学术当成生命,当成人生来看,也和他们对人生本身的看法便不彻底有关。

7 思考问题的纯粹状态,如果单纯就学术问题上谈,那么,思考的彻底就是思考到问题的纯粹状态。用经济学的语言,思考到均衡状态。首先设想某种均衡状态,研究该状态下的情形,得出均衡状态下的结论,由此出发,逻辑就容易展开,思路就顺。经济学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设想出均衡状态。均衡状态搞清楚了,不均衡的情形分析起来就有了逻辑。

8 训练想象力。均衡不是实践,均衡是想象的产物。就像在中学学物理学,小球在平滑平面上直线运动的试验永远得不出均衡状态,因为实验室永远不可能做到无摩擦。所以,物体在理想状态下运动是种想象。对一个问题,训练自己想象它的理想状态,然后从理想到现实,你就会有逻辑。如果不能够想象理想状态,逻辑就永远顺不起来。就我对马克思的研究来说,生产和消费如何区分,分不出来,逻辑就顺不下去。当我后来想象出一种干脆利落的简单状态“生产是人的劳动物化,消费是劳动产品人化”后,我知道自己思路通了。其实,均衡或者理想状态是简单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敢把世界或者生活想象得那么简单,总是担心自己漏了什么。在中国经济研究上这一点特别明显,所以我们很难把中国问题一般化。在训练想象力方面上,自然科学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教训,你不妨读读自然科学史和那些大家的回忆录。

9 保持对自己的批判态度。我们应当把自己置于始终的学习过程,把自己的工作始终当成某种练习,从而保持对自己的批判态度。这里的批判态度,在实践上也就是详细检查自己思维是否逻辑严密的态度。

10.写出通顺、流畅的文字。一些同学的文章,往往从一句话、一段文字突然跳到没有直接关联的另一句话、另一段文字。粗看上去是文字不通顺、不流畅,实际上很多是缺乏逻辑、思路不顺造成的。经济学仍然大量需要文字语言。如果你注意文字的通顺、流畅,在大部分情形下,你就同时注意到了文章的逻辑。

11.参加辩论和讨论。我的《经济学教育和数学》短文强调了数学对增强逻辑思维能力的作用。现在许多院校经济学专业开了大量数学课。不过,经济学专业的同学和朋友如果不自觉地把数学的严格思维渗透到经济学思维中,而仅仅把数学当成经济学的工具或者语言,那么,数学学习的作用也不会很大。至于把数学当成一种必须完成的负担的同学,那更是等而下之,不必提及了。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所谓逻辑能力决不仅仅是经济学方程、模型运算推导的严密。严格地说,那不是经济学学者的工作,而是数学学者的事情。经济学所需要的逻辑,是对经济学概念的严格定义,是对经济关系的严格和有序把握,以及在必要时把这样的把握用数学形式表述出来。对此,主要限于推导、解题的数学训练的作用又是有限的。经济学家圈子里所说的“tell a story”(讲故事),就是为数学推论找出经验背景。而对经验背景的把握需要我们具有清晰的思路和梳理经济关系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但要重视自己的数理逻辑能力,而且特别应当重视自己的一般思辩能力。提高思辩能力的最便捷方式,就是参加辩论和讨论,畅所欲言的辩论和讨论。不要顾忌讨论环境的好坏。关键是自己的坦然,一切为了搞清问题、理清思路,自己的问题和别人的问题,自己的思路和别人的思路。任何辩论和讨论的意义都在于批评。没有批评,辩论、讨论便没有价值。在讨论中,承认对方的并希望对方也承认自己的出发点、思考角度有合理性,以便把讨论集中在逻辑有无破绽上。

      一下子说了这么多,我自己也没有做好,只是和你共勉,并且希望你和其他网友多提意见。

 

附:libby1120 的信 (2006-8-6 16:19:01) 请教:如何提高逻辑思维能力?

胡老师,您好!

看了您的《经济学教育和数学》一文,很有共鸣! 

我深刻地意识到了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性,我虽一路经济学专业学过来,可一直未受逻辑思维这方面训练。现在刚读到博士,感觉自己是经济学思想上贫瘠(不及学思想史和哲学的同学思想深刻),且数学工具掌握得平平(远不如学过数学分析的和数理专业的同学逻辑性强)。

我很想努力提高,可也有些迷茫!请您指点!谢谢!

面对骚扰威胁,我将微笑向前

强烈抗议

从我们在329日就电话号码 135 8552 7835 的骚扰提出抗议后,该号码虽然不再骚扰我们,但三个新号码 135 6403 4527135 0192 8591136 4169 7562  开始对胡景北教授和本教研室不断骚扰和威胁。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且要求肇事者立即停止骚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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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6年第8                                                            2006424

 面对骚扰威胁,我将微笑向前

       许多天来,我的朋友、同事生活在由骚扰和威胁造成的恐怖中,甚至一天得不到我的消息就担心出事。一种恐怖主义,一种善良的人们以为是另外一个世界才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竟然就笼罩了我们自己。

指向我本人的骚扰和威胁理由,开始的说法是我与许多女性之间存在着暧昧关系,那些男士要报仇。可由于这种诽谤太不可信,它很快烟消云散。接着的说法是我宣传私有化,下岗工人要报仇。说我宣传私有化,倒不是诽谤。但以下岗工人名义威胁我,则不可信。我的亲戚是下岗工人,从来没有手机,更不用说买许多手机或手机号码了。

男女关系和私有化分别属于私德和公德范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既重视私德也重视公德,并且把私德的纯洁视为一个人参与社会事务、学术研究的心理基础。儒家的修齐治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儒家看来,不修身又何能齐家,更况治国、平天下?孔子明确认为学者应当先修身而后学。我的朋友曾把修身达致的人格总结为高贵/平实/深刻/纯洁/正直五点给我。而在人世中,男性的人格首先表现在他对女性的高贵和尊重风度、平实和爱护态度上。男性与女性关系可以分成爱情、亲情、友情、同情、色情、事情许多种。在爱情上,我是完美主义者。在事情上,我不是功利主义者。一个男性获得爱情的前提是其自身的高贵和平实。我追求爱情,珍视亲情、友情,给女性更多同情,但蔑视没有爱情的色情,摈弃滥用友情的事情。男女两性之间的这些关系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区分的,而我恰恰清楚地分开了它们,所以,我可以郑重地宣布:我和我所接触的每一位女性的关系都是明晰的不存在任何暧昧关系。

正是因为对个人私德的信心,我才参与了公共事务,有了公德问题。在公德上,我主张私有化。这是因为我认识到,国有企业只有在汪洋大海般的私有企业中间才能够学会游泳。而后者靠自身从小溪小河来长成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国有企业应当转变为私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确实造成了一些人的失业。学者无疑应当重视私有化中的失业和公正问题。而我恰恰又是中国特别重视公正私有化的少数学者之一。所以,我同样可以郑重地宣布:我的观点既非错误,我也没有利用自己的观点去获得任何不正当的个人利益。

在公德上,我主张自由尤其学术自由。2005年,中国经济学界出现强烈的学术专制回潮。第一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刘国光等人公开提出回到文化大革命那种“独尊马学”。一时间专制主义竟然呈现“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被刘国光当作对立面代表的林毅夫需要三次请求,并解释和刘国光没有原则分歧,才得到刘国光接见。学术专制和学术自由两者泾渭分明,如何可能“没有原则分歧”?其实,即使林毅夫下跪,一旦专制再起、“反右”/文革重来,他同样逃不脱牢狱之灾、“冤屈”之哀。福建集美中学那么多纯真学生放弃海外生活,投身祖国建设,可在文革中有几人没有被打成“里通外国的反革命”?所以,下跪是没有用的。在学术专制面前,一个人只有站起来,他才能在维护原则的同时真正地保护自己。中国的学术、中国的学者、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只有和学术自由联系在一起才有前途。2005年我站起来了。尽管我的明确反对学术专制的立场得罪了许多,可在这里,我也郑重地宣布:为了学术自由,我将永远站着。

有人以为骚扰和威胁或者更严重的不正当行为会迫使我屈服和下跪。但是,如果他们了解我当农民时裤脚一卷便下粪池干活的情形,如果了解我毫无怨言地接受扫马路工作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即使不能复来,亦当散尽千金”的情形,如果了解我“生既有爱,死亦何妨”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呼吁公开私有化的情形,如果了解我在家洗衣服拖地板的情形,那么,他们应当明白恐怖行为对我是没有用处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贫贱我经历了,不淫、不移我做到了;个人恐怖主义式的威武我正在经历,我同样将做到不屈。

人类在二十世纪取得的最大进步是对个人自由的认识。它为我们强调女性尊严、呼吁社会公正、要求学术独立打下了坚实的道义基础。人类也在二十世纪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包括骚扰威胁在内的一切恐怖行为的目的是把别人置于恐惧之中,一切专制的要义也是把臣民置于恐惧之中。所谓“伴君如伴虎”指的正是这类恐惧。我的朋友、同事和我自己都有权利享有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而我本人作为骚扰威胁的所指,更有责任为朋友、同事消除因我所起、为我所虑的恐惧。一方面,我深深地同情骚扰者威胁者,衷心希望他们自重。另一方面,我强烈谴责事实上的个人恐怖主义,强烈要求肇事者立即停止骚扰和威胁。同时,做为一个学者,我明白只有消除专制,消除国家专制、单位专制、家庭专制,只有建立法治国家和养成法治心理,包括我自己以及肇事者在内的每一个人才能消除恐惧,享有不受恐惧所困的自由。所以,为了爱,为了自由的信念,为了朋友和同事,即使面对骚扰、威胁和专制,我也不会在私德和公德上降低自己的人格,我也将微笑向前。

四年总结

“夜话”2006年第7                                                                       2006412

 

四年总结

(1997-2001)

 

  1997414日,星期一,我乘飞机抵达上海,在八年的国外生活以后重新开始了在中国的生活。今天是2001414日,从那时算起,四年过去了。

  四年也许仅仅占到我全部生命的二十分之一。但这四年对我却很不寻常,因为它可能最终确定了我一生的命运。这里的主要原因是我所回到的中国处在一种几乎是全面腐化的状态中,这种状态具有非常强大的同化能力:所以抗同化成了我在这四年的主要问题,而这个问题又直接牵涉到生活的意义。实际上,在我迄今为止的生命中,我在这四年内才第一次真正直面了人生意义的问题,也才在自我意识的意义上确定了自己的命运。虽然1997年我踏上上海土地的时候,心理上做好了插队准备。但后来我发现1997年和1968年(下乡插队年)对我的两个重大区别。1968年我没有任何机会,欲积极而不能;1997年我拥有很多机会,思清静却难为。同时插队时单身一人,可以我行我素;回国时我在国内的亲人希望得到我的帮助,在国外的妻子希望我摆脱贫困化;而我也完全明白自己对家庭的责任。不过,尽管有这些区别,但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性和对某种心灵境界的追求,使我在这四年的抗同化过程中没有出现什么思想波动:我的思想是稳定的,轨迹是清晰的。在全方位腐败的社会风气中,我肯定做过一些不完全符合自我规范的事情,但在所有比较重要的事情上,我抵抗住了同化。我体会到,即使我在国内没有做出其他事情,只要我不被同化到腐败的制度和风气中,我就成功了。今天,我可以说,在这四年里,我在抗同化上是成功的。同时,我还做出了一些自己的工作。我相信,再过二十年,如果自己尚健而回忆这四年经历的时候,心情将是平静甚至幸福的。

 

一.物质生活

 

  四年前刚到上海时,我对当时个人的物质条件和周围的环境污染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我没有向我的工作单位上海财经大学提出任何实质性要求。四年前的今天,当我回到我出国前的复旦大学教工宿舍的家中时,马桶不灵,厨房的豌筷都是污迹屋内满是霉味。我整理出一张床板用板凳搭了睡觉。手头只有从德国带回来的50马克(200多元人民币)。最初的月工资为800元左右。感谢朋友和上海财经大学借给我钱,让我装了电话,让我能够看望一下住在外地的父母亲,也让我能够买一些国内的专业书籍。应当感谢德国政府劳动部向我提供了回国第一年的生活补贴 (我自己决定不把这笔补贴带回国内的),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在上海提供给我一台计算机。后者直接帮助了我的工作起步。
  四年过去了,我的物质生活状况有了根本的好转。我有了自己的房子(尽管还有贷款待清);月工资升到了3600元,是四年前的三倍半。20013月我的金融资产约15000元,是四年前的75倍。四年来,除了1997年为了父亲80寿辰的费用而打过一次工以外,我没有争取过任何本职工作以外的收入。当然,我的物质基础还很薄弱,但它是稳定的。就是说,仅仅依靠本职工作的收入,我已经为自己打下了一个稳定的物质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不需要很多地考虑金钱问题,从而有了思考和从事专业工作的时间。
  在这期间,从19999月开始,我征得上海财经大学的同意,兼任同济大学中德学院企业管理学的工作,并由此获得每月1000马克的补助。这笔补助使我能够支持我的孩子在德国就学。我曾经试图仅仅在经济学专业工作而获得这样的经济能力,但失败了。随着收入的增长,未来我可能更多地为他人负一些经济责任。但我不准备为此而争取本职工作外的收入,在这点上,我是和抗同化联系起来的。

 

二.教学

 

  我对自己的专业定位是理论经济学。我在上海财经大学在经济学领域工作,在同济大学在管理学领域工作。由于我对管理学只有一知半解的知识,在教学中我基本上处于边学边教的状态。一方面受自己的科研兴趣和知识结构所限,另一方面也没有决心把时间大量投入到管理学上,所以我没有做出任何事情。尽管前两年打算过把时间投入的重点转向管理学,但由于在经济学方面自己总有许多问题在思考,所以没有实现。现在我放弃了这样的打算。目前的想法是争取同济大学的工作也往经济学方面转,自以为这对学生对自己对大众都有好处。毕竟愿意搞管理学的人比愿意搞经济学的人多得多;同时自己将近五十,即使我完全转入管理学,做出成就的可能性也渺茫;对照自己所放弃的个人生活和追求亦不值得。所以目前的打算是管理学方面的工作仍然维持在边学边教的水平,并且随时准备退出该领域。
  四年来我的工作主要在经济学教学和科研。就教学来说,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特色。四年前,当我第一次上课并把西方专业杂志的文献交给硕士研究生阅读的时候,学生都要求我讲课。我坚决拒绝了。我明确告诉他们,老师讲、学生听、课后写一篇没有意义的议论文或通过简单考试来结业的时代必须结束;他们必须直接读专业文献,必须按类似专业文献的要求撰写课程论文。我的课程总是以国外的最新教科书或专业杂志文献为参考教材。即使直接有关中国现实的上课部分,也和国内专业杂志上有学术深度的文献相联系。当然,这要求我把大量时间花费在上课上,尤其是那些教科书、文献,大多数我自己也没有使用过或阅读过,我必须边学边教。同时,我每个学期上的课、使用的文献几乎都不一样。应当说这往往是很辛苦的。在国内,学生总是把希望寄托在老师身上,不懂的地方问老师,甚至上课做报告的中途突然说做不下去了,让老师讲。这和国外学生完全依靠自己读通文献的情形大相径庭。不过,我渐渐地体会到,上课首先是一个自己学习的途径。没有这样的途径,很多文献我自己根本不会去读,国际上的学科发展我可能根本不会去了解。四年后的今天,应当说我的这种读文献、写课程论文并做报告、以课程论文为基础考试的上课方式已经被大部分学生接受。更多的老师也开始采用这样的方式。
  在实践中,我强烈感到理论经济学教学的两大问题。一是思考方法粗放。学生被传授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还是大而广之地讨论问题,分析的成份太少;同时还有强烈的宣传工作的思维方式。二是内容陈旧,教学内容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这和理论经济学教学在总体上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为主密不可分。它在目前还很难完全改观。不过,在我所及的范围内,我明确地告诉学生他们必须毫不留情地抛弃他们所习惯了的传统的思维方式,否则他们在学术上就不会有前途。我参与执教的是西方经济学及相关课程。我完全支持和我一同开始这四年工作的朱保华老师对教学内容的重大改革,希望把教学内容全面向西方高质量的教科书看齐。我们深深地感到整个经济学课程体系、教学水平、教育方向、师资都急需改革。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必须扭转整个教学制度向低水平的教师和学生看齐、让教学制度和社会腐败同化的方向。这方面今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三.科研

 

  四年来,我的科研工作主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解释。1998年发表的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一种可能机制,便试图系统地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在那篇文章里,我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一般理论出发,尤其在自己早先提出的自耕农模型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可能遵循的一种机制或规律。在我了解的范围内,似乎还没有人像我在那篇文章里那样提出和解决问题。应当说那篇文章代表了我在经济学上达到的顶峰。它既表示我终于幸运地做成了一件事情,也表示我不再可能有新的发展。所以,后来我做的科研工作,基本上只是在所达到的平面上外推。四年中做的外推工作大概只是两个方向,一是推及到目前中国经济改革结束后,二是推展到中国的整个现代经济发展史。这两个工作基本上是成功的。他们表明我提出的模型和机制对中国经济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是,我还没有把自己提出的理论推及到当前的中国现实。这应该是自己从现在开始的重点工作。
  在2000年我把自己将近20年前写作的略论服务业资本公开发表。该文虽然不是这四年的工作成果,但它是我十分重视的另一个科研工作,在适当机会将它公开发表是我直到那时的宿愿。
  其他科研工作也做过一些,但在自己的心目中并不重要,代表不了自己的工作。
  同时,在这四年里,我没有写过任何伪学术的文章,没有为完成科研工作量而拼凑文字,也没有写过任何违反自己心愿的作品,亦没有参加过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在学术上我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但另一方面,我的科研工作量确实不多,也是值得自己严重注意的。在现实生活中,我常常把不重要的事情放在前面,以为完成了它们再来静心思索。但实际上那些事情总是无限多,不可能完成的。因此,今后看来还是要更多地放弃一些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上海财经大学1998年专门为我提出的项目中国实证经济学的体系和方法拨出12万元。这使我的科研有了充足的资金。为此我对上海财经大学怀有深深的感谢之情。

 

四.人生思索

 

  四年里,抗同化的问题促使我先是不自觉地、后来自觉地思考着人生的意义。在这四年中我明确认识到自己在个体之间的常规竞争中注定是个失败者。同时,我在中国的单身生活意味着我对自己所珍视的一部分人生内容尤其是夫妻生活的放弃。放弃亦是失败。失败的认识也促使我思考人生的意义。况且,如果说我的失败至少部分是我自己的选择,但它给我妻子造成的损害,却违反了我不伤害别人的准则:我自己的准则和我自己的选择出现了矛盾。我把社会看成善的,并首先考虑坦诚待人。但我比较地走到了极端,在很大程度上自觉地选择了财富、职位、名誉竞争中的败者角色,从而导致了自己在夫妻感情关系中的失败,并使她受到了损害。为此我将承担责任。
  我的孩子给我的理解令我欣慰。我是在确信他基本形成了对社会的责任感和获得了学习能力后才离开他的。但他能否做出一些超出普通职业范围的事情还取决于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而我相信我在中国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我离开了他。但只要我们在一起,他总会主动地拉起歌曲血染的风采(只是我们都超脱了国家的概念),使我很感动。我有许多相互理解甚至相互欣赏的朋友、同事、学生和家人。他们给我的关心和帮助既使我在心灵内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也在实务上减少了我的困难。因此,在自认败者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平静的。像我这样一个出身于下层的人,缺乏学校训练、从16岁起就自谋生计,25岁才带着残缺不全的知识步入学校,但受到的又几乎全是过时的教育,而能达到今天这样生活稳定、工作自由、心境平静、未来被迫改变自己的风险不大而且还有很多知音者的状况,世界给予我的是太多了,远远超出我作为失败者所放弃所丢失的;另一方面,我不但是以光明正大的方式领取了世界给予我的,而且也用自己的努力为世界为他人做了一些工作。因此,我想我能够坦然地面对这个世界。生活对于我无疑有苦涩的一面,某些东西的放弃会造成我长久的遗憾,但我更深地体会到的是生活的美丽,因为人生最美好的东西如思维的自由、心情的平静、朋友的相知,我都已经获得。
  今后呢?我的大概可以算是好的素质有1. 喜欢思索,所以需要自由时间;2. 不愿意把自己的思考直接和现实利益联系起来;3. 认为仅思考不行为,仅批评不做事的方式缺乏道德和人格的力量,所以想把思考和行为联系起来。如同我的一些坏的素质难以改变一样,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备改变这些自以为不算坏的素质。但它们不但规定了我这四年的生命轨迹,也基本决定了我的未来。可是,在具体的形式上,在回国四年后的今天,我却面临着两种困难的选择:
  第一,继续往技术化的经济学方向发展,还是更多地转向社会学、哲学。我的感觉是中国已经解决了如何富裕的经济学问题。中国以及人类现在面临的理论问题是富裕和自然环境、人文道德的关系以及公民的参与。我最初读书是从哲学开始的,并且始终对类似问题有兴趣,但这些问题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
  第二,继续在学术上发展,还是更多地关注社会。在这四年里,我感到仅仅自己抗同化是不够的,社会腐败的治理需要制度的更新,而自己也有责任做些超出书本的工作。但这无疑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不利,而我觉得尽管我在经济学研究上走到了自己能达到的顶峰,但自己还有许多经济学以及社会科学的问题需要探索。
  当然,不管我如何决定,我对人生的感悟不会改变了,改变的将只是生命的具体表现。

 

2001417日完稿于上海

 

{这是五年前为自己写的一个总结,曾给若干朋友看过。这次发表时对涉及他人的字句有个别改动。

胡景北 2006412}

家父胡业仑九十大寿暨家父母六十婚庆祝辞

“夜话”2006年第21                              20061218

 

家父胡业仑九十大寿暨家父母六十婚庆祝辞

 

各位长辈、各位来宾、亲朋好友,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共同庆贺家父九十大寿、庆贺家父母结婚六十周年。我代表兄弟姐妹,代表全家,衷心感谢大家的光临。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家父如今已步入九十高龄。九十年沧桑巨变,九十载风云际会,家父既继承了家族的优秀传统,又见证了中国的历史变迁。

我们的家族尊师重教,历代出了许多举人、进士。家父自小聪颖好学。中国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后,家父成为家族中第一位大学生,在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中央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并定居南京。在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早期,家父不但把家族从乡村带入城市,也把家族从传统带入现代文明,为后辈人的继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家父亲和、乐观、有主见。早在中学时期,他就负责起当时最为艰难的学校消费合作社工作。进了大学以后,他又在自由竞选中当选为中央大学学生会主席。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大学的学生领袖,他渴望建设和平、自由、民主和富强的中国。但他刚过而立之年,中国政治格局发生剧变,他亦失去机会,甚至50多岁时还得到农村务农维生。尽管如此,家父始终保持平静、开朗的心情,从没有抱怨过命运和社会。60花甲过后,邓小平主持的拨乱反正为家父平反,恢复工作、补发工资。家父由衷地拥护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多次组织海内外校友聚会,为祖国的和平、自由、民主和富强尽力。

家父对子女要求严格。他教育我们坦诚为人,认真行事。他要求我们热爱知识,求学不倦。正是在家父的影响下,我们兄弟姐妹即使在最艰难、最不重视知识的时期,都不忘记学习,不离书本。更令他老人家欣慰的是,孙辈们正在把这种热爱知识、追求文明的传统发扬光大。

家父、家母最为家族所称道的是对感情的忠贞不贰。早在少年时,家父母就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做主定亲。后来家父出外救亡求学,整整八年与故乡失去联系。家母在家苦守八年。家父的才华使他不乏女性朋友,家母的美丽更让提亲者接踵而来。但他们谨守儒家之训,不疑不惧,互相等待,终于盼到抗战胜利,两人团聚,终成眷属。从那以后,无论在兵荒马乱的艰苦阶段、缺衣少食的困难时期、文化革命的不公年头,父母亲都相濡以沫,互相安慰、互相帮助,共同撑起家庭,共同抚养教育我们子女,共同走过了六十年的人生道路。今天,在恭贺家父九十大寿、家父母六十婚庆的大喜时候,作为子女,我们无比感谢亲爱的父母亲,最衷心地祝愿父母亲大人身体健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谢谢大家!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请爸爸多带孩子

“夜话”2006年第11                                                           2006520

 

请爸爸多带孩子

 

近年来,我的年轻同事、朋友、过去的学生中,一些人有了孩子,另一些人很快将有孩子。在祝贺和预祝他们(她们)的时候,我常常表述自己的希望,就是他们中间已经当上或者很快将当的爸爸,多带孩子,尤其多带婴儿。

请爸爸多带孩子,首先因为他们都爱孩子。“自己的孩子”这种感觉就会使新做爸爸的人浸透了幸福的感觉。他们乐意照看孩子,抚慰孩子,喂水喂食,哄孩子入睡、和孩子逗趣,为孩子收拾。当然,和做妈妈的女性相比,他们显得笨拙、生硬、粗糙,可带孩子的“机巧”只能通过“干中学”来学得。在带孩子的过程中,做爸爸的会慢慢地变得灵巧一些、熟练一些、细心一些。而如果他们不带孩子或者几乎不带孩子,他们就没有机会把自己变得灵巧、熟练和细心。所以,只要带孩子,多带孩子,灵巧和细心自然就养成了。

请爸爸多带孩子,其次是因为爸爸都希望、也都需要把自己对孩子的爱直接传达给孩子,而不仅仅通过辛苦的工作、很多地挣钱、很多地为孩子提供物质条件来间接地表达对孩子的爱。爸爸多给孩子创造物质条件的心愿是好的,但孩子很难体会到。爸爸和孩子之间的感情需要互相的耳濡目染来培养,需要爸爸把时间直接给孩子,下班后、休假时和孩子嬉戏、照料孩子,陪孩子玩、吃、睡。孩子要求的就是你的时间。只要你给孩子时间,孩子就给你感情,孩子就会喜欢爸爸,在爸爸带领下吃饭、睡觉、玩耍、交流。

爸爸多带孩子,同时培养自身的人道主义素质。在男性的生命进程中,除了学校教育(可惜中国学校教育在这方面太薄弱)和小说阅读外,能够明显增强自身人道主义素质的机会,主要是恋爱和抚育孩子。恋爱能够让男性感受到温柔、体贴、为对方着想甚至奉献的善良,但孩子更能让爸爸深刻地感受到这样的情操。婴儿、幼儿是那么地娇嫩、柔弱、无助,只要和他们在一起,再刚烈再无情的男性也会变得善良、细心、关切,也会体验到婴儿的需要和自己直接关心他们的义务。这种对他人义务的直接感觉,虽然起源于对亲生孩子的本能,可它是人道主义最深厚的根源。我相信,一位细心关怀亲生婴儿的男性,有更多可能在大范围关怀弱者、爱护女性、照顾他人,有更强烈的消除社会丑恶现象的希望。

爸爸多带孩子的关键,是通过这个途径,爸爸对孩子的出自本能的爱、理性的爱甚至出自社会压力的爱,能够逐渐转变成发自心底的亲情,转化成对孩子的亲密情感,并且发展为和孩子之间无拘无束的交流。这样,爸爸和孩子之间的本能关系,就上升为人性的情感,人与人之间信赖、关怀、依靠的社会性情感。这样,在孩子逐渐长大的过程中,爸爸既能够顺当地教育和带领孩子,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培养”自己,和孩子一同成长,因为孩子在婴儿、幼儿、童年、少年、青年的长大过程中,爸爸面对着孩子带来的新事物、新思潮,容易保持自己的学习能力和生活兴趣,并给孩子树立起榜样。

爸爸多带孩子,更有助于爸爸从根本上杜绝打孩子的恶习。打孩子是中国男性的著名恶习之一。然而,一个男性是否粗暴、是否会暴打孩子,在他青年时期几乎是无法识别的。即使一个后来粗暴对待孩子的男性,在其结交女友、结婚、刚刚有孩子的时期,他也不会想到自己以后会粗暴对待孩子。其实,粗暴对待孩子的爸爸,没有几个人自己不痛苦。因此,如何把男性对亲生孩子本能的爱或者理性的爱,转变成与孩子的交流和对孩子的理解,是每个做爸爸、妈妈或者即将做爸爸、妈妈的人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这里,杜绝男性今后粗暴对待孩子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爸爸从孩子出生起就多陪伴孩子,多带孩子。在这个过程中,爸爸会体验到自己对别人(自己孩子!)的照料,为别人(自己孩子)的顾虑,男性的情感将细腻得多、在刚强的同时生发出温柔的感觉、怜悯的关怀,而消弭像“水浒传”中许多好汉那种不谙温情、不知怜悯的现象。

当然,面对孩子的哭啼不止,面对孩子的任性和作息时间的差别,做爸爸的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细心,需要做妈妈的更多支持和鼓励,也需要做妈妈的放手和放心。无疑,带孩子带婴儿是对男性耐心的艰巨考验,常常伴随着烦恼与无可奈何,但我的亲身体会告诉我,带孩子也充满了乐趣、幸福和喜悦。只要你耐下心陪伴孩子,你很快就会发现孩子在变化,在成长,三天便有不同,五天就又学会新东西,你会从心底里感到你在抚育人,你在成功。而这恰好表示,你自己的心灵也在变化,变得更有人性、更有责任。

所以,我衷心地希望我的年轻朋友如果当爸爸,就找时间多带孩子;如果当妈妈,就让孩子的爸爸多带孩子,帮助他,让他带好孩子。

中国经济起飞:认知和感悟

“夜话”2006年第20                              20061129

 

中国经济起飞:认知和感悟

   

     经过多日努力,我的朋友和我计算出了1952年到2005年中国新增资本与新增人口的比值,并绘出了它的坐标图:

   看着这张图,我不仅激动,我甚至感到了惊心动魄:首先,1952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里,每个中国人拥有的资本几乎没有变化,中国经济竟然延续了几千年来的停滞特征!关于1952年以后中国计划经济的一切美好词汇,在这条简单线段面前都变得令人惊撼地苍白无力。其次,经过多少年的苦难、波折、彷徨和挣扎,我的祖国的经济,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起飞了。我们还没有1952年以前的系统数据,因此这张图还只能从1952年开始。可是,如果我们打开眼界,中国早在150年前就开始了现代化的努力。中国工业从1860年就起步了。1860年后三十年洋务运动的工业创业,1910年后近30年“民族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的工业建设,1958年“超英赶美”大跃进的尝试,1978年“四个现代化”建设,都试图造就中国经济的起飞。我们中国人的努力不可谓不勤,可努力的效果却又不可谓不低。我们的图形显示,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也就是仅仅十几年前,中国为每一个新来到世上的中国人所生产的财富,还没有明显超过遥远的祖先。事实上,就在今天大部分活着的中国人亲身经历过的19811982年,那么少的财富竟然还绝对减少过!幸运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彷徨挣扎的中国经济终于像飞机摆脱了地心阻力那样,坚决地离开了地面,起飞了!

    我们知道,资本是人生产出来但没有立即消费的产品。资本可以用到新的生产中,提高人的生产率。同时,资本也是人类的财富。一个人收入高低和财产多寡是两回事。一个人把收入省下来才有了财产。同样,一个国家的总产量和总财富也是两回事。一个国家把产量省下来将形成国家财富(注意不一定是政府的财富)。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也许会很高,但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可能花光收入,而没有留下财富。在世界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出现过许多次。中国历代王朝更替的初期,人均收入提高很快,可都没有积累起财富,因此都没有带来经济发展。如果不考虑政府滥用的话,那么,人类也许有一种生物学本能,会利用更多的收入扩大自己的种群。因此,经济起飞的条件在于,如果收入增长不能远远超越人口增长的话,人类就必须淡化自己的繁殖本能,而把更多收入用于增加现有人口财富。后一个条件十几年前在中国出现了(尽管以悲剧形式出现,但中国150年的经济发展本身何尝不是悲剧多于喜剧呢?),它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一起,在新的生产方式下,造就了中国经济最终的起飞。

我们计算的新增资本与新增人口之比,不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和富裕的最好指标。总资本和总人口之比更加恰当。可是,我们缺乏总资本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新增资本和新增人口之比能够让我们合理地想象全体中国人平均富裕程度。如果新增资本和新增人口比很少变化,那么,我们很难想象每个中国人平均拥有的财富会提高;如果前者像十几年前开始的那样强劲升高,后者也必定随之升高。就此而言,我们的图形不但揭示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停滞,也揭示了中国经济向着大众富裕方向的起飞,义无反顾的起飞。

事实上,我们自己就见证着中国财富的猛烈扩张。早在1848年,我们当时的先辈在中国刚刚看到但顽强拒绝资本主义文明的时候,马克思便惊叹,不到一百年的资本主义所创造出来的财富,比以往一切时代人类(包括中国人)创造的财富总和还多。今天,同样的奇迹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仅仅二十年前,有谁想到遍布中国大地的高速公路、有谁想到普通人的飞机旅行,又有谁想到农民因为劳动力太贵而购买收割机?中国人在最近二十年创造的财富,令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瞠目结舌。以平等、自由为基石的市场经济,在古老的中国再一次像魔法师一样变出了人们在过去无法想象的巨大财富。

今天,我们知道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在他的年代已经走到头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知道,用人均财富和富裕民族相比,中国还很穷;我们也知道,即使今天最富裕的民族也富裕得不够。中国经济发展走过了150年。在这期间,我们曾经狂热地赞颂过大清王朝的中兴、计划经济的成就。可我们的图形显示,那一切不过是我们在旧框架中试图起飞的无望挣扎,今日的中国才真正摆脱了千年的停滞。在高度评价中国经济巨大转折同时,我们又应当认识到中国经济离开富裕还很远。用飞机升空来比拟,如果飞机在10000米的高空才能够平稳飞行的话,那么,中国经济虽然起飞了,它的飞行高度也许还没有到达2000米。尽管它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地面,但是,它还有很长的升空路程要飞,它的飞行员和乘客还在骚动之中,它甚至还不知道如何对待突然出现在面前的庞大财富。升空中的飞机比停留在地面上危险得多。因此,为了完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任务,作为飞行员和乘客的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需要的都不是颂歌,而是平等、自由和自律,是基于它们的理性讨论与决策。

 

(注:新增资本与新增人口比的数据以1978年为基期。具体计算方式为(新增资本/新增人口)=(投资/新增人口)=[(投资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增长率×人口)][(投资率/人口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投资率/人口增长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投资率和人口增长率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没有扣除投资中包括的补偿折旧部分;没有考虑外汇储备。)

公司资助和学术自由

夜话”2006年第4                 2006年2月21

 

公司资助和学术自由

――在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资助方更替时的谢词

 

今年1月底,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Stifterverband fuer die Deutsche Wissen- schaft)正式结束了对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 (Lehrstuhl fuer Volks- wirtschaftslehre am Chinesisch-Deutschen Hochschulkolleg an der Tongji- Universitaet) 的资助。从今年2月开始,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成为本教研室的资助方。在这里,我作为教研室主持人,向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和德意志银行表示衷心的感谢。

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成立于1920年,重建于1949年。那是两个德国经济极其困难、德国科学极端窘迫的年头。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为维持当时的德国科学研究,以及后来为推动德国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发挥了显著作用。2000年开始,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资助同济大学中德学院成立了后来以经济学为方向的本教研室。六年多来,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给了经济学教研室大量无私的资助,为她所承担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德意志银行成立于1870年。在德国近、现代经济史上,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现在,德意志银行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业务遍及几乎所有国家。德意志银行1872年就在中国设立了分行,目前它在中国从事大量金融业务。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德意志银行十分重视它的社会责任,多方面地资助教育、社区建设和防病扶贫。德意志银行资助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为该教研室的持续性发展,提供了决定性的经济保证。

在当代社会里,商业和科学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类事业。科学的兴旺,离不开政府以外的商业界的支持和资助;商业的发达,既离不开自然科学的发现发明,更离不开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启示的制度架构。但商业利益和学者良知又有明确区别。一个商业组织追求的首要目标是股东价值,一个学术机构追求的首要目标则是知识增进。学术上的知识是超越了任何特殊股东群体、特殊人群和组织的一般知识。学者良知就是在任何可能出现机会主义的场合,都根据建立在宗教和传统上的良心,坚持这样的知识。因此,对学术来说,脱离于商业利益、政治利益的研究自由、教学自由,比金钱资助更加重要。

研究自由、教学自由是德国学者洪堡 (William von Humboldt) 200多年前提出来的。它在德国虽然几经波折,但五十多年来已经成为德国社会包括德国商业界的共识和德国学术界的现实,也是德意志银行对科学和教育秉持的基本态度。研究自由、教学自由要在中国成为共识和实践,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在资助科学研究时,仍然要求学者的研究结论和企业利益相一致。这种状况应当改变。本教研室希望加强和德意志银行的协作,并乐意为德意志银行承担非学术性的研究工作。同时,本教研室的重点将继续放在与德意志银行或者其它机构、团体没有直接关联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上。这些学术活动将完全不受本教研室资助方意愿的影响,而仅仅以研究自由、教学自由为原则,以学者良知为准绳。

作为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主持人,我相信,从长远看,一种以人的自由、平等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结构、一种以研究自由、教学自由为原则的中国教育和科研制度,无论对德意志银行还是对中国、德国的任何第三方,都是其自身利益的最好保障;而本教研室利用德意志银行资助资金的最好方式,就是为增进人类的一般知识、为促进中国的学术自由和社会自由做好自己的研究和教学。

 

修改于2006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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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eiwochenschrift Nr. 4/2006                                                                   21.02.2006

 

Wissenschaftsförderung von der Industrie

und Akademische Freiheit

—- Danksworte zum Wechsel der Stifter fuer meinen Lehrstuhl

 

 

Zum End Januar 2006 beendete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n Wissenschaft formal seine finanzielle Unterstützung für den 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am Chinesisch-Deutschen Hochschulkolleg (CDHK) an der Tongji-Universität. Im Anschluss übernimmt die Deutsche Bank ab Februar 2006 die Förderung dieses Lehrstuhls. Als Lehrstuhlinhaber danke ich hiermit dem Stifterverband und der Deutschen Bank herzlich für ihre Unterstützung.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wurde im Jahre 1920 gegründet und im Jahre 1949 neu gestaltet. Diese beiden Jahre kennzeichnen jeweils die Zeiten $ in denen sich sowohl die deutsche Wirtschaft als auch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in einer extrem schwierigen Lage befanden. Der Stifterverband für die Deutsche Wissenschaft spielte eine bedeutende Rolle zum Erhal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en $ vor allem als es später darum ging $ die Grundlagenforschung in Deutschland voranzutreiben. Im Jahre 2000 begann er die Förderung zur Einrichtung eines Lehrstuhls am CDHK an der Tongji-Universität $ der sich dann besonders auf Volkswirtschaftslehre spezialisierte. Mehr als sechs Jahre förderte der Stifterverband den CDHK-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intensiv und schuf damit eine Basis für die Lehre und Forschung in diesem Fachbereich.

 

Die Deutsche Bank wurde im Jahre 1870 gegründet und spielt in der modern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utschlands eine wichtige Rolle. Zur Zeit ist sie eine der weltgrossten Geschäftsbanken und ist in fast jedem Land auf der Erde tätig. Bereits 1872 eröffnete die Deutsche Bank ihre Niederlassung in China. Heuzutage betreibt sie in China verschiedene Finanzgeschäfte in großem Umfang. Neben ihren eigentlichen Geschäftszielen und dem operativen Geschäft wird soziale Verantwortung in der Deutschen Bank großgeschrieben. Der Finanzkonzern fördert die Bildung und Ausbildung $ Kommunalentwicklung und sogar Projekte zum Kampf gegen Aids und die Minderung der Armut. Dass die Deutsche Bank hinfort den Lehrstuhl für Volkswirtschaftslehre am CDHK unterstützt $ ist ein entscheidender Beitrag zu einer kontinuierlichen Entwicklung von Lehre und Forschung am Lehrstuhl.

In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sind Wirtschaft und Wissenschaft zwei Sektoren $ die sich ergänzen und gleichwohl unterscheiden. Eine blühende Wissenschaftslandschaft ist neben offizieller Förderung auf die Unterstützung der Industrie angewiesen. Eine prosperierende Wirtschaft setzt umgekehrt sowohl bahnbrechende Entdeckungen und Entwicklungen $ als auch institutionelle Rahmenbedingungen voraus $ die sich auf sozial- und geist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en gründen. Andererseits bestehen aber deutliche Unterschiede zwischen Kommerz und Wissenschaft. Eine kommerzielle Organisation hat in erster Linie den Wert für ihre Eigentümer $ den Shareholder-Value $ im Auge $ während ein akademisches Institut das Wachstum an Wissen als ihr wichtigstes Ziel sieht. Akademische Wissen hat seinen Wert über spezielles Interesse jeder Eigentümergruppe $ jeder Menschengruppe und jeder Organisation hinaus. Das intellektuelle Gewissen $ das aus Religionen und Traditionen resultiert $ fordert Intellektuelle zum Festhalten an diesem Wissen in jedem Falle $ selbst dann $ wenn Opposition geboten ist. Deshalb ist die Freiheit der Forschung und Lehre $ die sich von kommerziellem und politischem Interesse löst $ für die Wissenschaft letztlich von größerer Bedeutung als finanzielle Hilfe.

 

Das Postulat der Freiheit von Forschung und Lehre geht auf den deutschen Akademiker William von Humboldt bevor mehr als 200 Jahre zurück. Diese Freiheit ist $ nach sorgfältigem Abwägen der Meinungen im Volke einschließlich der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 seit mehr als 50 Jahren in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 realisiert. Sie spiegelt auch die Einstellung der Deutschen Bank wider. Hingegen muss China noch einen weiten Weg gehen $ bis dieses Maß an Freiheit in Forschung und Lehre als erreicht gesehen werden darf. Beispielsweise verlangen die meisten chinesischen Unternehmen immer noch die Uebereinstimmung der Aussagen der Wissenschaftler mit ihrem Interesse $ wenn sie letztere finanziell unterstützen. Dies sollte geändert werden. Der Lehrstuhl wird mit der Deutschen Bank kooperieren und sie gerne in Form von Beratung und gemeinsamen Projekten unterstützen. Gleichzeitig treibt er hauptsächlich Forschung and Lehre $ die keine unmittelbare Beziehungen mit ihr oder anderen Institutionen and Organisationen haben. Forschung und Lehre sind unabhängig vom Interesse der fördernden Seiten und folgen allein den Prinzipien der Freiheit der Forschung und Lehre sowie des intellektuellen Gewissen.

 

Ich $ der Lehrstuhlinhaber $ glaube $ dass eine gesellschaftliche Struktur $ die sich auf der Basis der Freiheit und Gleichberechtigkeit der Menschen gründet $ und eine Bildungs- und Wissenschaftsordnung $ die auf der Freiheit von Forschung und Lehre beruht $ die beste Garantie für das Eigeninteresse sowohl der Deutschen Bank als auch jeder dritten Seite in China und Deutschland ist. Darüber hinaus besteht die beste Anwendung der Mittel aus der Deutschen Bank von meinem Lehrstuhl darin $ dass mein Lehrstuhl für die Wissensvermehrung der Menschheit und die Förderung der akademischen und sozialen Freiheit in China seine Forschung und Lehre vorantreibt.

我相信

“夜话”2006年第1                                      200613

 

转录:

 

(约翰·小洛克菲勒,1941

 

我相信个人的价值至高无上,

我相信个人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我相信每一项权利都意味着责任;

每一个机会都意味着约束;

每一笔财产都意味着义务

 

我相信法律为人而定,而非人为法律而活

我相信政府是公众的仆人,而非公众的主人

 

我相信劳动的尊严,无论它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

我相信世界不会自动养活任何人,但它给每一个人劳动生活的机会

 

我相信节俭是妥当安排生活的关键,

我相信无论对政府、企业还是个人而言,节俭都是获得稳定经济实力的首要条件

 

我相信真理和正义是任何社会秩序长久稳定的基础

 

我相信诺言的神圣性,

我相信一个人的话应当有信用,

我相信一个人的最高价值不在于他的财产、权力或者地位,而在于他的名声。

 

我相信人类的基本责任是奉献有益的服务,

我相信只有纯洁的牺牲之火,才能烧尽自私的残渣,

让我们灵魂中的伟大之处发挥出来

 

我相信全知全爱的主,无论人们称呼他的名字是什么;

我相信一个人最高的满足、最深的幸福、最大的价值

是自己能够和谐地照主的意愿生活

 

我相信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

我相信只要有爱,我们就能克服仇恨,

我相信公正能够并且必将战胜强暴

 

―――――

原文如下:

 

I believe

John D. Rockefeller $ Jr. $ 1941

 

I believe in the supreme worth of the individual and in his right to life $ liberty $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 believe that every tight implies a responsibility; every opportunity $ an obligation; every possession $ a duty.

I believe that the law was made for man and not man for the law; that government is the servant of the people and not their master.

I believe in the dignity of labor $ whether with head or hand; that the world owes no man a living but that it owes every man an opportunity to make a living.

I believe that thrift is essential to well ordered living and that economy is a prime requisite of a sound financial structure $ whether in government $ business or personal affairs.

I believe that truth and justice are fundamental to an enduring social order.

I believe in the sacredness of a promise $ that a man’s word should be as good as his bond; that character – not wealth or power or position – is of supreme worth.

I believe that the rendering of useful service is the common duty of mankind and that only in the purifying fire of sacrifice is the dross of selfishness consumed and the greatness of the human soul set free.

I believe in an all-wise and all-loving God $ named by whatever name $ and that the individual’s highest fulfillment $ greatest happiness $ and widest usefulness are to be found in living in harmony with His will.

I believe that love is the greatest thing in the world; that is alone can overcome hate; that right can and will triumph over might.

 

(原文抄自于布朗大学洛克菲勒图书馆(Brown University John D. Rockefeller Library)正厅墙上,自己翻译。200613日于美国Provi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