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到母校南京大学读书,已经四十年了!
想到四十年前的入学,我对母校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我是母校破例录取的。那一年高考,我的中学校友章铮(后来又成为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校友)和我都侥获高分。我们两人对政治经济学(那时候所说的经济学专指政治经济学)过去就有兴趣且常常交流。事实上,虽然他在中学里只比我高一个年级,但他是我的政治经济学入门老师。“文革”造反时有些中学生便开始读马克思了。记得在章铮和我共同参加的学校“造反派”组织(南京九中新红联)里,就有一位高中同学 —- 沈汉 —- 在家读《资本论》了(沈先生后来成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我在下乡后才受章铮的直接影响开始读政治经济学书的。四十年前的高考是先通知考分后报志愿。因此,章铮和我都有信心申请到北京读政治经济学。可该专业的北京学校本来不多,在江苏省招生名额亦少,同校同专业在江苏招两人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此,章铮和我分开,他报考北京大学经济系,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然而,人大没有录取我。自己估计,没有录取的原因应当不是考分偏低。但无论什么原因,我已经落入第二轮录取,说不定会进入某个非重点大学,说不定会名落孙山。出乎意料的是在等待非重点大学录取通知的时候,竟然接到了南京大学的录取信。南京大学是我在重点大学中的第二志愿。后来听说,是当年热心重建经济系的车济炎老师到非重点大学录取工作地方发现了我并力主把我录取到南大的。我的“听说”也许有误,但南京大学破例录取我是确实的。后来在高校任教时,我不止一次听新生提到,南大招生老师在招生宣讲时声称南大从不录取第二志愿考生。我更明白南大录取我的不易。谢谢我可以称之为母校的南京大学,谢谢车老师和其他每一位老师。同时,也如陈萌同学所说,感谢邓公。当然,最感谢上天,因为它毕竟让太阳这样炽热的恒星也有死亡的时候,而我在太阳死亡之时幸而还算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