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胡景北知青日记 第2稿 20210210.pdf

（因应出版社要求 ，《胡景北知青日记》目前不提供下载，请见谅。）

我于1953年3月在江苏省南京市出生，1959年上小学，1965年9月进入南京市第九中学。1966年上半年，政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宣布中学“停课闹革命”，我的中学学业遂停。1968年下半年，政府组织当时依然停课的城镇中学生迁移到农村地区，我于1968年12月从江苏省南京市迁移到江苏省句容县宝华人民公社凤塘大队建华生产队（现为江苏省句容市宝华镇凤塘行政村建华村民小组）。1977年5月，我从该地返回江苏省南京市，1978年9月被分配到南京市白下区环境卫生管理所当工人；1978年10月进入南京大学当学生。

在农村生活期间，我写了大量日记。目前依然保存着的15本日记，涵盖时间为1971年1月17日至1976年10月18日。此外，我还保存着自1978年4月23日至8月21日的一本日记。上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其余日记皆已不存。由于1978年的那本日记内容依然和我的农村生活和思想密切有关，因此，我把所有这16本日记编为本书并命名为《胡景北知青日记》。这些日记本的原始页码编排和起讫日期如下：

我在农村生活时期，农村实行的是行政与经济组织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又分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个层次。生产队是土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是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同时又是最低一级的行政组织和承担包括争议仲裁、养老保险、社会救济和其它许多功能的最低一级社会组织。生产队往往和自然村同一。我所在的生产队便是如此。在当时的中国计划经济制度之下，生产队必须按照上级下达的计划来确定种植什么、种植多少和怎样种植。在生产队内部，农民集体耕作土地。农产品收获后，由上级确定产量在政府和生产队之间的分配，方式是先根据产量确定生产队平均每个人口当年的原粮量，剩余的卖给政府。生产队内部按照上级规定的人口/劳动分配比（我所在生产队，大部分年份内，人口平均原粮总数的百分之八十按人口分配，百分之二十在劳动力之间按照工分分配）将原粮分配给各户。粮食价格则由政府决定，农民没有议价权利，粮食亦不准自由买卖。此外，每户农民有一小块自留地，用来生产自食的蔬菜。

就国内整体的政治和社会形势来说，那是个人独断的专制达到极端的时期，是政权内部激烈争斗、政府向民众全面灌输极权思想的“思想革命化”和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时期，也是一个极权体制和思想向社会基层结构扩张和向人的心灵渗透的时期。从经济形势来说，那是一个计划经济和物质匮乏的时期，是一个农民通过沉重的体力劳动才能够获得最低物质生存资料且经常挨饿的时期。就文化形势来说，那是全国只有几十份报刊公开发行、只有几本“革命”小说可以公开阅读的时期，是一个信息几乎完全垄断、文化几乎完全禁锢的时期。

本书附录1“本书日记天数统计”显示，我的日记涵盖的天数为2213天，其中日记写作天数为2139天，包括日记纸张遗失等在内的未写天数为74天。因此，我的日记几乎不间断地连续记录了我在上述环境下的日常生活和劳动。不过，这些日记的绝大部分内容记录的却是我的思想状况，是我如何学习政府确定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理论，如何学习当时中国仅存的宣传这些理论的报纸杂志，如何把这些理论融化到自己的血液中，如何用这些理论看待世界和中国，看待我接触的人与事。和这些内容相比，我对生活、对劳动、对发生在身边甚至自己身上的生产队和农村事情记录的反倒不多。所以，与其说这些日记是我的知青生活记录，不如说它们是我的思想演化过程的记录。就此而言，我的这些日记在展示我的个人思想经历的同时，也许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示部分中国青年人当时的思想状况，展示一个青年形成某种极端思想的过程。所以，我的这些日记对于他人尤其研究者了解当时部分中国青年的状况，了解中国政府当时实行的“思想革命化”政策的部分状况，了解极端思想的形成过程，也许会有一些帮助。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在2006年第一次把上表中列出的第1本日记发布到网络上，后来又在2007和2018年分别发布了第2和第3本日记。我曾为这三本日记的发布写了三篇引言。这三篇引言现在作为附录2、3、4列在本书末。

在整理和发布这些日记的时候，对日记内容没有做任何性质的改动。对日记中的文法错误或内容难以理解之处的订正和解释，也限制在最低程度并在相应处标明。当然，本书依然可能存在个别打字错误。为了便于读者比较，我将把上述日记的照片亦发布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上。

徐小青、梅丽和宋开生先后承担了把这些日记输入计算机的主要工作。这里，谨向她（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本书依然可能存在的个别打字错误，将由我全部负责。在此，我请求读者，若发现内容难以理解或可能的打字错误时，请直接在我的个人主页www.hujingbei.net 上留言，或者写电子邮件给我，我的电子信箱是[email protected]。谢谢！

                                                                                                胡景北 2020年11月27日  

“夜话”2020年第15期，2020年11月29日

两个星期前，我在微信上发布了2003年的一篇拙文“财务公开，从我开始”。那篇文章介绍了我于2003年被任命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后，和院领导班子一起制定的财务公开制度，包括公开大额单项收入与支出，公开院长个人经过学院获得的收入，以及由教职员工选出的小组对学院财务的审核。当然，这些是直接面向全体员工的财务公开制度。在学院领导班子内部，我们还实行了比如大额单笔支出需要院长和主管财务的副院长共同签字等规定。

拙文当年在网络、如今在微信发布后，都收到不少评论和疑问，例如一个大学内下属学院的权力，我们为什么公开财务，财务公开的具体实施情形、我的前任和后任院长实行的财务制度如何等等。我当年在网络上回答过部分问题。这里，我仅仅就财务公开谈谈知识分子即学者在自己权力范围内的作为。

从一个小故事谈起。我在上海财经大学的同事、时任公共管理学院院长的蒋洪先生，曾经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很少，能够被人们记住的更少。蒋先生就是被大家记住的委员之一。蒋先生之所以被记住，是因为他大声疾呼政府财政信息公开，尤其是预算公开。蒋先生卸任后，有人私下问他：你呼吁财政公开，为什么没有像胡景北老师那样先在自己学院内公开财务。蒋先生据说很认真地思考了一下，回答说他当年“没想到”自己学院也可以搞财务公开。

蒋先生是我非常尊重的同事，我相信他的回答是真诚的，“没想到”是确实的。一位学者被任命为专业学院的院长，任命他的学校领导谆谆嘱咐的是搞好关系、提高教学科研水平、争取本地和国内荣誉。为此，新院长上任后想到的是整合资源、争取资金、大力创收、修订奖惩规则、招兵买马、激励科研等等。对学院内部基本制度的改变，对财务公开这类改革，确实可能“没想到”。我猜测，这应当是蒋先生和大部分学者新任院长的情形。当然，部分新任院长本来就有利用现有制度牟利的想法，那是另一回事。例如，据我所知，上海财经大学有位院长在和少数人商量分配资金时就声称过：“我们不拿，也是贪官拿”。这种等而下之的事情，不是本文关注的对象。不过，避免这类让学者大掉价事情出现的根本方式，便是财务公开这样的对现有制度的改革。

“没想到”自己执掌的单位既需要财务公开，自己也有权力实现单位财务公开的学者很多。我本人是因为在近十年的农村集体经济中，长期负责过生产队的粮食和现金管理，知道政府和农民上下两方面对生产队财务公开的要求，才在担任院长时想到了财务公开。因此，我理解蒋先生与其它院长的“没想到”。同时，我还是认为，中国的事情最好从自己做起；建议政府和他人做的事情，最好从自己做起；我们学者指出掌权者应当做的事情，那么，如果我们自己掌权了，那就从我们自己做起，不管这个权是大是小。学者属于社会精英。学者在思想上先走一步，是天经地义的，是学者的职责；如果学者在行动上也先走一步，则既能实现“知行合一”的学者人格，又能让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先在自己执掌的小单位内成形。而财务公开，便是既体现人格又彰显抱负同时还简单可行的一步。

中国虽然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和集中领导的体系，但各个大学、大学内的各个学院都有自己的一定权力。尤其实行创收责任制的学院，院长有很大的财务自主权。当然，和大学以外的企业与其它创收单位比，大学内部单位创收和自主支配的资金很少，上亿人民币的有，但不多。然而，它毕竟是钱，是院长几乎可以随心所欲支配的钱。所谓的“院长一支笔”，指的就是院长对资金动用的个人决定权。举个例子，我的前任院长程恩富，在我接任院长之前，曾动用九万元学院资金去出版自己编辑的书。在动用之前，程恩富在学院领导班子中提出该资金使用建议，但因副院长等人反对而作罢。可即使学院领导班子没有通过，程恩富依然能够“擅自”转出这笔钱，其原因就在于财务人员只根据他的签字即“院长一支笔”而办事。而程恩富院长时的领导班子成员，也只是在我接任后清理账目时才知道程恩富竟然“私自”把那笔钱转出去了。我在“擅自”和“私自”上加引号，是因为当时的制度，可以让院长合规地用学院资金为私人谋利。所以，在中国现有体制内，院长管理的虽然是最基层学术单位，但也有足够大的权力，可以自行动用资金。同样，他也有足够大的权力，可以建立新的财务管理制度，实行财务公开，而无需学校或上级的批准。因此，只要院长“想得到”，现实中既不存在任何特别的困难阻碍他把学院资金改头换面地为个人谋利，也不存在任何特别的困难阻碍他建立财务公开制度，但学者之所以为学者，是因为他们是公认的社会精英，是饱学之士，甚至还直接就是政府或乡村集体经济财务公开的论证者和倡导人，所以，比起其它人，学者如果在自己的学校、学院内掌权，更应当实行财务公开。

如果说中国的希望在学者身上，我为我的学者同事祈祷，为中国祈祷！

“夜话”2020年第13期，2020年9月16日

(注：本文同时发布在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