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的国有资产状况
（王鹏 编，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一、国有资产的涵义及分类
所谓国有资产，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一切财产和财产权力的总称。它的存在源于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生活，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需要。国有资产不独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更不独中国才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甚至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组成国家后就产生了。从政府经济职能的意义上说，国有资产将伴随着人类的历史。对于中国而言，这更是一个关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问题。
经济学对国有资产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有资产，指的是国家依法取得和认定的资产，或者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和投资收益，以及向行政单位拨款等形成的资产。在此意义上，国有资产与国有财产基本等同。
但按照市场经济的理论，严格来讲，资产和财产还是有区别的，即只有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经营活动的财产才叫资产。根据这个区别，引申出国有资产狭义上的定义，即一般所称的经营性国有资产，或企业国有资产。
国有企业资产、集体企业中的国有资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的中方国有资产、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以及境外的中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中的国有资产，通常纳入狭义上的国有资产定义范围。此外，它还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占有使用为获取利润而转作经营用途的资产，以及已投入生产经营过程的国有资源性资产。故而广义的国有资产包括上述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具体如下：
（1）经营性国有资产：指从事产品生产、流通、经营服务等领域，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依法经营或使用，其产权属于国家的一切财产。它是国有资产中最重要、最活跃的部分。具有运动性、增值性和经营方式多样性的特点。
（2）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指不直接投入生产经营过程，用于行政、公益服务事业及没有启用的国有资产，包括：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及类似机构使用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科学、教育、卫生、体育及类似机构使用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直接供公共使用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以及没有启用的国有资产等。
（3）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指由行政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在法律上确认为国家所有、能以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资源的总和。包括国家拨给行政事业单位的资产、行政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规定运用国有资产组织收入形成的资产，以及接受捐赠和其他法律确认为国家所有的资产。
（4）资源型国有资产：指在人们现有的知识、科技水平条件下，通过对某种资源的开发能够带来一定经济价值的国有资源。国有资源指自然界中存在的，所有权属于国家的自然资源。资源型国有资产具有经营性和非经营性，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资源型国有资产从实物形态上具有品种的稀缺性、数量的有限性、品种的复杂性和分布的失衡星等特点；从价值形态上则具有所有权的垄断性、范围的相对性、资源的资产性和有价性等特点。
我国的国有资产来源于下列渠道：
一是国家依法取得和认定的资产，主要是依法没收的官僚资本和敌伪财产；依法宣布国有的城镇土地、矿产、海洋、水流以及大森林、大荒山等；依法赎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依法征收、征用的土地；依法没收的其他财产；依法收取的罚金；依法认定和接收的无主财产和无人继承的财产等；
二是资本金的投入及其收益，主要是国家投入国有企业、中外合资合营企业、股份企业的资本金及其权益；
三是国家对行政事业单位拨入经费形成的资产；
四是接受馈赠，主要是公民赠与国家的财产和外国友人、团体、政府赠与我国的财产。
除上述之外，凡在我国境内所有权不明确的各项财产，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也应属于国有资产。
截至2002年底，我国国有资产总量共计118299.2亿元。其中经营性国有资产为76937.8亿元，占65%；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为41361.4亿元，占35%。
二、国有资产的形态及其转化
国有资产作为全民的资产主要是追求其应有的社会经济效应，尽管国有资产在数量上十分庞大，但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国有资产分成四种基本的形态：
1、企业形态。企业形态的国有资产就是国有企业，包括全资的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参股企业中的国有股份。这一部分资产因其盈利性也被称作经营性国有资产。截止2002年底，我国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量为76937.8亿元，占全部国有资产的65%。由此也可以看到，国有企业仅仅是国有资产的一部分，不过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而且人们多数的注意力。
2、公共产品形态。公共产品形态的国有资产是指国家和社会拥有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环境卫生、文化教育等资产。我国统计中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指的主要就是这一部分国有资产。截止2002年底，我国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量为41361.4亿元，占全部国有资产的35%。从目前来看，公共产品形态的国有资产发展势头迅猛，而且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是国有资产拓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3、货币形态。货币形态的国有资产是指以现金或投资基金的形式存在的国有资产，包括社会保障基金、教育基金等。但以往对于这种形态的国有资产缺乏关注，因此也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很显然，这种形态的国有资产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4、资源形态。资源形态的国有资产是指国家拥有的土地、森林、矿藏等资源。在我国，多数自然资源都归国家所有，自然也就是国有资产，截止到2002年底，国有资源部统计的资源形态的国有资产为29万亿元。这一形态的国有资产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它是一种国家可以处置的资产，另外一方面这种处置对于生态、环境等又存在较大影响，因此需要科学规划，统筹安排。
三、国有资产规模及结构分布
（一）国有资产规模
鉴于国有资产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它应当占有一定的份额和比重。但目前，国有资产总量过多、比例过大、分布过广以及资源的利用效率不高。
先来看看我国国有资产的存量规模。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说，国有资产的存量规模已经十分庞大。据财政部统计，到2002年底，我国国有资产总量已达118299.2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76937.8亿元，占65%；非经营性资产41361.4亿元，占35%。经营性国有资产中，国有工商企业又占到65476.7亿元，占85.1%；国有警容保险企业占到10223.0亿元，占13.3%；国有境外企业占到2657.9亿元，占4%；各类国有建设基金占到1238.1亿元，占1.6%。（3）
从社会资源的占有情况来看，国有资产占有社会经济资源的60%-70%，这一点从下面几个数据可得到说明：（一）国有单位的投资在固定资产总投资中始终占近60%，“六五”期间为66% $ “七五”是63%，“八五”是59%，“九五”是53%。不过，自筹及国内贷款占据主体地位。“九五期间前四年国家投资4372.15亿元、国内贷款20625.06亿元、利用外资10054.3亿元、自筹及其他72038.3亿元，所占比重分别为4.12%、19.4%、9.5%和67.9%。（二）从流动资金的占有量来看，银行流动资金贷款的70%-80%是带给了国有企业。（三）从固定资产原值的变化来看，国有经济的增长非常快，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由1980年的3730亿增加到1995看看年的30，900万亿，增长了8.2倍，固定资产净值从1980年的2，528亿增加到1995年的17，400多亿，增加了7倍。
（二）国有资产分布结构
如上所述，国有资产的数量十分庞大，但分布结构却非常广泛和分散。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考察国有资产的分布情况。（4）
首先，从国有经济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中所控制的份额，根据“表1”、“表2”资料，可以看出：
1） 在大多数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自然垄断的门类和行业中，国有控制企业的经济总量占明显的主导地位。
分门类看，国有控制企业在“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金融、保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卫生、体育及社会福利业”以及“采掘业”等门类中，营业收入均占有60%以上的份额，最高的高达94.9%，起着明显的主导作用。
国有事业单位所占比重高、影响大的门类主要有5个，分别是“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视电影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和“农、林、牧、渔业”（见表2）
分行业来看，国有控制企业在30个大类、88个中类行业中，营业收入所占比重超过60%。这些行业中，涵盖了大部分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重要的自然垄断行业
2） 在那些比较重要的基础产业、制造业和服务行业中，国有控制企业的经济总量占有较高的比重。
在“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营业”3个门类中，国有控制企业所占的比重均超过了50%；在“社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所占比重也超过了40%。
分行业看，国有控制企业所占比重在40%-60%之间的大类行业有19个，重类行业有60个。这些行业，囊括了大部分比较重要的基础产业、制造业和服务行业。
3） 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竞争比较激烈的部门，国有企业所占比重相对较低，但仍保持着一定的比例。
在“房地产业”和“制造业”2个门类，国有控制企业的经济总量所占比重低于40%。
分行业看，在37个大类行业、195个中类行业中，国有控制企业的比重低于40%。这些行业绝大多数是那些竞争比较激烈、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加工业和一般性的服务行业。其中，诸如，“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业”，“皮革、皮毛、羽绒及其制品业”、“家具制造业”等6个大类行业，40多个中类行业，国有控制企业经过近些年来的结构调整，目前所占比重已不足10%。
4） 原材料加工业（如“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中，国有大企业在本行业全在重要工业行业，国有大企业是行业内大企业的主体。
在那些特殊行业（如“武器弹药制造业”、“烟草加工业”、重要的采掘业（如“木材及竹材采运业”、“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和那些重要的能源、部大企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2001年营业收入所占比例均超过了90%；在那些比较重要的基础产业和加工工业中（如“煤气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国有大企业也占有较高的比例。
另外，比较国有经济在各门类中的“企业属”、“从业人员”和“营业收入”所占的比重（见表1），可以看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大部分门类中，国有控制企业的从业人员在全部企业中所占的比重，均死于其营业收入所占的比重（只有“农、林、牧、渔业”、“社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例外），这说明国有经济控制的企业在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所占的份额相对较高，同时，在同类行业中，国有控制企业多时一些记事册次和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龙头企业；二是国有控制企业在全部企业中所占的比例，企业属比例大大低于其营业收入和从业人员比例，这说明国有经济中规模较大企业所占的比重相对较高。
其次，分地区来看，普查资料显示，在2001年，大部分地区国有控制企业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其中，东部发达地区国有经济比重明显低于内地，但仍占有稳固的控制地位。
1） 从“营业收入”所占的比重来看，东部地区最低，为43.5%，中部和 西部相差不大，分别为66.1%和64.9% $ 均接近2/3。分省市自治区看，有24个省（市、自治区）超过一半，其中，比重高于70%的有9个地区，最高的是吉林省，为76.9%，其余的8个地区依次为西藏、贵州、甘肃、黑龙江、新疆、青海、江西和云南；有10个地区的比重在60%至70%之间，依次为内蒙古、湖北、山西、陕西、北京、广西、宁夏、安徽、湖南和辽宁；有5个地区的比重在50%至60%之间，依次为重庆、河北、四川、河南和海南；尤其个地区的比重低于50% $ 最低的是浙江省，为28%，其余的6个地区，从高到低依次为江苏、广东、福建、山东、天津和上海。
2） 从“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来看，东部地区最低，不足1/3，为30.4%，中部和西部均超过1/2，分别为52.5%和50.4%。分省市自治区看，有5个省（市、自治区）超过50%。其中，比重稿于60%的有7个地区，最高的是新疆，为73.9%，其余的6个地区依次为黑龙江、海南、吉林、西藏、贵州和内蒙古，有8个地区的比重在50%至60%之间，依次为甘肃、湖北、陕西、气管海、广西、陕西、宁夏和江西。有6个地区的比重在30%治0%之间，依次为四川、重庆、天津、北京、山东和上海。有4个地区的比重低于30%，最低的是浙江省，为14.1%，其余的3个地区，从高到低依次为广东、福建和江苏。
3） 从“企业数”所占的比重来看，东部地区只有12.1%，中部和西部地区均超过1/5 $ 分别为21.6%和21.1%。分省市自治区看，各地国有控制企业数所占的比例均大幅度低于“营业收入”和“从业人员”比例，超过50%地区只有一个，是西藏，占57.4%;比重高于和低于20%的地区各有15个，在15个比重高于20%的地区中，有5个地区的比重高于30%，依次为湖北、贵州、青海、甘肃和黑龙江，其余的10个地区依次为新疆爱那个、广西、海南、内蒙古、吉林、云南、山西、江西、山西和湖南；在比重低于20%的15个地区中，比重低于10%的地区有两个，分别是浙江和江苏，比重分别为6.5%和9%，其余的13个地区，从低到高依次为上海、北京、广东、福建、河南、四川、山东、重庆、天津、辽宁、安徽、河北和宁夏。
4） 从企业的实收资本来看（见表3，表4）[5] $ 截止到2001年底，在垄断性强的产业，国家资本仍占有绝对的优势。其中，在地质勘查与水利管理业，国家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率达78%之上，其次为金融保险业，这一比率达74.85%，以下依次为交通运输、仓储与电信业（70.91%）、采掘业（70.59%）、卫生、体育与社会福利业（65.45%）、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59.93%）、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57.08%）。显而易见，在这些非竞争性的产业或自然垄断产业里，国家资本在全部资本中的比率仍在60%至70%左右。
不过，在非垄断的竞争性产业，国家资本在企业实收资本中的比重只占1/3左右。其中，房地产业中国家资本的比率最低，为21.88%；其次是制造业，国家资本的比率为28.29%；下面依次为社会服务业（31.32%） $ 批发与零售贸易、餐饮业（32.93%）、建筑业（36.74%），农、林、牧、渔业（37.08%）、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40.85%）。
如果将各个产业中的全部资本分为三个子类：国有绝对控股企业的资本、国有相对控股企业的资本和其他企业的资本，表4告诉我们，在所有产业的全部实收资本中，国有绝对控股企业的资本平均占到52.81%，国有相对控股企业的资本只占3.46%，两者相加，国有控股企业的资本在大部分大类产业中仍保持着控制力。
若分部门来看，在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中，国有控股企业的资本占总资本的比率高达91.75%，其次为金融保险业（85.89%、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81.74%）。即使是在制造业与社会服务业这一类竞争性行业中，国家啊他能够过孔国库能够股方式，使控股企业的资本占本行业总资本的比率都超过了40%。这再次说明，通过控股方式可以提高国家资本对社会总资本的控制力。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这个城市公用事业行业。该行业的国家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率为57.08%，而通过国家控股方式，使国家控股公司的资本占该行业全部资本的比率上升到81.74%。这是因为城市公用事业已经引入了国有控股的企业法人资本构架，而控股使国有资本的调控里间接上升了24个百分点。它意味着，即使在未来的若干年内，国家资本占全部实收资本的比率下降了，只要国家资本仍在水电气这些公用事业产业保持绝对或相对控股地位，国家资本仍能保持其对社会产业资本的调控力。
综上所述，中国国有资产的规模与分布结构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尽管在全部单位中，国有绝对控股（包括国有独资）与相对控股的企业法人量只有15%，但在全社会总资产中，国家资本仍达44%以上；（2）共有资本（国家与集体资本）仍占全部企业实收资本的53.06%；（3）尽管上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的集体经济已呈相对下降趋势，但国家通过新的合作经济方式，在私人资本与外资参与的公司型企业中通过控股，仍然控制了全社会实收资本的56%以上；（4）国家资本在房地产业、制造业、服务业、商业与餐饮业等竞争性产业中已经推出，其占上述产业的资本的比率已降为30%上下，而在垄断性产业与公用事业和金融行业中，国家资本仍占70%左右；（5）通过国家控股方式，可以使国家资本对全社会资本的调控力间接增加8-12个百分点；（6）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分布结构进一步优化，国有资产向基础产业和大型企业聚集步伐加快。基础产业占国有工商企业国有资产总量已超过62%；国有大型企业占国有工商企业资产总量已超过77%。
（三）国有资产绩效分析
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国有资产在所有行业和领域都占据绝对控制地位的状况已有很大改变。但从总体上看，国民经济的命脉仍然牢牢地掌握在国有经济的手中，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具有很强的控制力。也正因为如此，国有资产的总体绩效表现得并不能令人满意。
组 织 薪 酬 激 励 第1章 组织薪酬激励简介 简介 随着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的出现和兴起。对于组织激励问题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组织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薪酬激励是组织激励的一种重要形式（注：工作自由度（晋升）与资产所有权是另外两种激励方式）。组织激励的对象是员工。激励员工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员工的努力程度；（2）员工的人力资本投资；（3）learning。三种激励方式对员工三个方面的影响，构成了组织激励研究的主要内容。本文是其中一部分内容的综述，主要内容涉及薪酬制度对员工努力激励的影响。由于薪酬的变化在科层制中特别明显，所以文章中还研究了晋升所带来的薪酬变化对员工努力的影响。 激励理论、合同理论以及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与组织经济学的发展相辅相成，基础理论的深入得益于应用学科与相关经验研究的全面展开。它们之间更多的时候都交织在一起，因此在行文过程中面临着一个需要选择的问题：是根据激励理论发展的逻辑推进，还是根据企业面临的激励问题展开。 由于文章的主题是应用性的，所以我选择后一种行文思路：根据企业面临的问题展开。但是为了文章的完整性与可读性，当中对相关的理论进行简要论述。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采取什么激励制度？本文研究各种薪酬激励制度使用的条件。目前企业采用的薪酬激励方式主要包括：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年度奖金、期权、佣金、锦标制，以及团队激励。结合激励理论逻辑，我把文章分为六章：第1章对简单介绍组织薪酬激励研究的相关内容；第2～5章详细介绍各种薪酬制度研究的内容。第2章介绍一种常见的显性激励合约――计件工资制，前提是雇主目标与员工的产出都是可以合同化的。第3章介绍关系激励合约的基础――主观绩效度量，前提是雇主目标模糊，要寻找可以替代指标，涉及哪种替代指标更合适、这些指标是否都可以合同化、不能合同化指标能够使用的理论基础等问题；第4章介绍锦标制。在前面两章里暗含的一个假定：雇主面对一个员工，雇主解决激励问题的信息只能来自于一个员工。但是组织内典型特征是一个雇主面对多个员工，在对单个员工绝对绩效度量成本很高时，可以充分利用其他员工相关信息推断该员工的努力程度，采用相对绩效度量。但是在员工之间工作外部性很强时，锦标制带来激烈的竞争，员工之间的合作难以实现（也是任何个体激励都会带来的问题）。专业化协作与组织在节省交易成本方面的优势，是组织出现的两大条件。缺少任何一方都会使得专业化协作不能成功，即组织不能出现。因此，组织必须在节省交易成本（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成本是一种代理成本，属于交易成本的一种）与促进合作做出权衡。这就引出了第5章的团队激励。组织引入弱激励（团队激励）来代替强激励，以促进合作。为什么弱激励能够促进合作呢？分别从同事之间的监督与关系激励合约两个角度来考虑。文章的结尾，第6章主要对与各种薪酬制度相关的经验研究作简单的阐述。 第2章 计件工资制 本章分4节。第1节考察计件工资制的定义；第2节分析计件工资制短期（一期）合同（静态），计件工资制解决信息问题的能力（道德风险解决，以及线性薪酬最优的条件，员工能力的甄别）；第3节分析计件工资制在长期劳动合同时所面临的问题（承诺的重要性）；第4节分析外部市场对计件工资制有效性的影响（外部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 2.1 计件工资制的定义 2.2 静态模型（解决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的模型 2.2.1 Holmstrom（1979）模型与Holmstrom & Milgrom(1987)模型（从解决道德风险方面考虑计件工资制，并且进一步发展出计件工资制最优时的条件） 2.2.2另外一种是采用效率工资制Stiglitz()（对经典模型约束的一种修正），Macleod and Malcomson (1998)“Motivation and Markets”。市场对效率工资和根据产出支付的选择。 2.2.3 Lazear(1986b)模型（解决逆向选择问题，能力类型的甄别） 2.3 动态模型――组织内长期劳动合同 Gibbons（1987）模型，考虑工作难度是私人信息时的2期模型，会导致所有的薪酬计划无效率。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承诺），假设企业具有一定的市场垄断能力（这为承诺的可信性提供了保障） 2.4 动态模型――市场的制约（市场约束――一种特殊关系合约对计件工资制的影响） 2.4.1 Kanemoto and Macleod(1992)模型考虑了二手工人市场（一种外部劳动力市场）对计件工资制的影响。 2.4.2Carmichael & Macleod（2000）模型考虑了产品市场对承诺可信性的影响。 第3章 主观绩效度量与关系激励合约 在第2章里，我们是假设雇主目标清晰，且目标可以客观度量。这就意味着雇主目标可以写进合同的，并且可以由法庭保证实施的。但是，现实中的组织未必都有明确的目标，如：政府、非赢利机构等，即使那些大型股份公司，由于公司价值波动太大而难以作为产出指标。因此，用其他的绩效度量指标来替代。这些绩效度量指标主要分为两类：（1）客观绩效度量指标（可以合同化的，）、（2）主观绩效度量指标（不可以合同化，因为第三方无法证实的合同：引出一个理论问题――为什么可以存在）。本章分为5节。第1节分析替代性的绩效度量指标好坏的标准；第2节研究主观绩效度量可行的理论基础――重复博弈；分析信息对称时的关系激励合约；第3节分析信息不对称时的关系激励合约；第4节分析一种特殊的关系激励合约――职业生涯考虑；第5节分析主观绩效度量可能带来的问题。 3.1 绩效度量指标（采用其他绩效度量指标的不得已，以及带来的问题：激励的不是委托人想要的，或者是激励了委托人想要的一部分。） 3.1.1 George P. Baker (1992) “incentive contracts an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George P. Baker (2002) “Distortion and risk in an optimal incentive contract” 3.1.2 Holmstrom and Milgrom（1991） “Multitask principal-agent analyses: incentive contracts $ asset ownership and job design” 3.2 主观绩效度量与重复博弈（信息对称时的关系合约） 3.2.1 Bull（1987）and Dilip Abreu et al.(1990) and Drew Fudenberg(1994) 3.2.2 George P. Baker $ Robert Gibbons $ Kevin J. Murphy(1994) “Subjective performance measures in optimal incentive contracts”. 3.2.3 B.Douglas Bernheim and Michael D.Whinston(1998)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strategic ambiguity” 3.3 主观绩效度量与关系合约――信息不对称时的关系契约（也可以成为自执行合约或是隐性合约。关系合约是一种法律术语。隐性合约是与显性合约对称的一种称呼，但是Baker Gibbons and Murphy认为隐性合约的称呼会使人认为这些合约是模糊不清的，事实上并非如此，所以他们采用关系合约的称呼。本文也采用这种称呼） Jonathan Levin(2002) “relational incentive contracts” 3.4 职业生涯考虑――一种特殊的关系契约（市场约束） Fama(1980) Holmstrom(1982) Gibbons and Murphy(1992) 3.5 主观绩效度量带来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种办法：一种办法是组织设计，见Paul R. Milgrom（1988） “employment contracts $ influence activities $ and efficient organization”.） Canice Prendergast and Robert H. Topel “Favoritism in organization” 第4章 锦标制 Gibbs and Hendricks 1996分析认为在同一岗位级别上，基于业绩的工资差异很小；而当工作级别不同，工资差异很大。工资的大变动一般都伴随着晋升。Lezear and Rosen （1981）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员工努力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位置（工资更高）。这个位置的报酬是固定的，几个员工共同竞争这些位置――锦标制。相关的经济学研究主要考察，通过锦标制晋升的激励效应。本章分为5节。第1节分析锦标制的理论基础――相对绩效评估；第2节分析锦标制解决道德风险的能力；第3节分析锦标制在处理逆选择问题方面的能力；第4节锦标制在长期劳动合同中有承诺的作用；第5节分析锦标制可能带来的问题； 4.1 静态模型 Holmstrom（1979，1982a）提出充分统计量的一个重要应用是相对绩效评估。其发挥作用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相对绩效评估很普遍，其中以奖励（即：晋升）的形式最为常见。 4.2一种解释：（解决道德风险） Lazear and Rosen（1981） Green and Stokey（1983） Nalebuff and Stiglitz（1983） Rosen（1986）认为，随着雇员职位上升，收益的百分率增加，因为赢的一方的收入不仅仅是这一等级的胜者的奖励。还包括可能继续升职带来的收益，因此，收入与组织层次有凸的关系，然而，最后一层（CEO）没有继续升职的可能，所以需要其他额外的奖励。 4.3另一种解释：甄别工人类型 4.3.1 Rosen（1982）分析了一个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如何把员工配置到不同的位置，并且各自支付工资。这样的配置决策暗含着晋升也有激励效应。 4.3.2 Knoeber and Thurman(1994)进一步考虑了雇员的能力，人数从2人到多人，（涉及事前的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问题） 4.4 长期劳动合同中承诺作用 从动态角度上看，锦标制为委托人提供了一种支付薪酬的承诺。 Carmichael（1984） Malcomson（1984a） Bhattacharya（1983） 4.5 锦标制带来的相关问题 竞争过于激烈，合作减少，甚至出现同事之间的互相诋毁。 Holmstrom and Milgrom(1990) Itoh（1992，1993） Lazear(1989)认为，在外部性很强的工作中（即使个人工作度量没有问题？？），基于个体产出的薪酬是不合适的，导致团队个体之间过于激烈的竞争，甚至会出现“sabotage”（ Kong-Pin Chen(2003)，Milgrom（1988），Milgrom and Roberts(1988)，Prendergast and Topel(1996)）。 解决问题的思路――构成下一章的主要内容 第5章 基于团体产出的薪酬 本章首先分析团队面临的道德风险（构成第1节内容），以及逆选择问题（构成第2节内容）。解决团队面临问题的一个出路就是团队激励。为什么团队激励能够促进合作（构成第3、4节内容）？ 5.1 团队道德风险（搭便车） Groves(1976) Alchian and Harold Demsetz（1972）：解决搭便车问题，专门有人监督（并且通过赋予监督者以权利束，让监督者有激励监督）。 Holmstrom（1982）委托人并不一定要监督。委托人可以起到一种打破预算平衡的作用，也同样可以解决搭便车问题。 5.2 多个代理人的逆选择模型 John McMillan（1991）: “optimal contracts for team 中国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立法问题 胡景北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 1．导言 中国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过程，如果从1984年原北京天桥百货公司首先向私人公开发行股票算起，到今年（2004年）已经延续了整整20年。1986年国务院发布文件，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商业、服务业企业可以拍卖或折股出售，打开了国有企业直接出售的非国有化道路之门。从此以后，尤其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了以国有企业非国有化为主要内容的阶段。今天，中国大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已经完成了非国有化的主要工作，一半左右大型国有企业也完成了初次上市这个非国有化的重要阶段。据非官方资料，国有中小型企业已经有85％以上实现了非国有化。在2903家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大型骨干企业中，已有1464家改制为多元股东的公司制企业，改制面达50.4％（赵晓辉，《我国大型国企半数已改制》，www.drcnet.com，2004年12月）。因此，我们大概可以说，中国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进程至少已经走完了一半。假如考虑到中国总要有一部分国有企业既不直接出售、也不上市，其百分之百的所有权继续保持在国家手中，那么，我们的非国有化进程已经走完一半的估计应当是很保守的。 2002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国家要制定法律法规，建立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各级政府要严格执行国有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坚持政企分开…”。可惜的是，2002年以来，各级政府部门尽管发布了许多关于国有资产尤其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条例、通知、意见，但十六大提出的“要制定法律法规”的任务，却还没有实现。如果考虑到国企管理的重要任务是管理国企产权向私人的转让即非国有化，考虑到多年来国企非国有化的巨大进展和缺乏规范，十六大提出的任务无疑是摆在中国面前尤其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迫切任务。 2．国企非国有化改制立法的必要性 从法理上观察，国企非国有化改制需要立法，几乎是无需解释的。世界差不多所有国家在国有企业大规模非国有化改制时，都首先制定法律。许多国家在大型国有企业非国有化改制时，甚至针对一个一个企业的特点专门制定具体法律。其实，不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变更需要法律来规范，就是私有产权或者社区产权的重大变更，也都需要立法来昭示和规范。为人熟知的英国工业化时期的圈地运动曾经被人用“羊吃人”来诟病，但很少有人了解圈地运动的规范和有序。这里，我想从上海市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摘录一段话，说明英国圈地运动的规范性： “在18世纪60年代前，英国议会通过了208项圈地法令，圈占土地31万英亩。以后发展得更快，从1760年到1844年，通过了3800多个圈地法案，圈占土地达700万英亩以上。经过这样大规模的圈地，英国的小农制在18世纪中期就被消灭了。”（高级中学课本（试用本），历史（上册），第88页） 中学教材传播的多是官方观点，所以，英国圈地运动的规范和有序，应当是个事实。当然，我们也知道，尽管马克思和其他许多人从道德上谴责圈地运动，但英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严重的事件，要求重新处理圈地运动；圈地运动本身也没有出现过严重的反复。显然，对于圈地运动后实现的土地所有制的长期稳定，圈地运动本身的规范化是重要因素。 中国目前出现的反对立法规范国企非国有化的意见，不是从法理上、从国有企业产权变更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原则上提出的。相反，这样的意见主要出自于对现实的考虑： 1．如果提出非国有化立法，就会有利益集团出来反对，那么非国有化本身就实行不了。 2．如果提出非国有化立法，许多企业就不愿意非国有化。因为一些调查发现，如果企业改制时不卖给经理，这些经理就不肯改制。而任何非国有化立法，都不可能规定把企业无条件地卖给现任经理。 3．非国有化立法耗时费事，赶不上国企非国有化进程。 4．如果立法，便可能用这个法来追溯已经完成或部分完成的非国有化，便可能造成秋后算帐式的清算。 这些反对意见都值得认真考虑。但经过这样的考虑，我仍然不同意它们。对第一条意见，我的看法是，坚持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利益集团不是不了解中国正在展开的大规模国企非国有化改制。但很显然，迄今为止他们的反对对非国有化进程没有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国企非国有化进程现在已经走了一半以上，它的大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此时，这个利益集团更难阻止非国有化趋势。万一他们还能够阻止的话，那么，即使中国不立法规范，他们也会阻止非国有化的。这里要看到的是，如果在十年前，国企非国有化刚刚上路，还带有试验性质和对这个利益集团反对的担心，第一条意见还有一定说服力，那么，在2004年，国企非国有化已经完成了一半以上，非国有化已经全面推开，第一条意见就完全失去了意义。我们应当相信，非国有化不是那么弱不禁风的过程，不是那些坚持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利益集团可以随便扭转的。 对第二条意见我要说的是，非国有化立法恰恰要避免把国企仅仅卖给现任经理的做法。正是立法能够向那些经理清楚地表明这一点，从而彻底打破他们对自卖自买的预期。一旦这个预期被打破，他们对自己管理下的国企的改制也就不会那么反对了。其实，中国国企非国有化进程被扭转的最大危险，不是那些坚持传统意识形态的利益集团的反对，而正是这些经理们的自卖自买。所以，中国一定要通过立法消除这样的危险。 针对第三条反对意见，我相信，非国有化立法是可以迅速完成的。第一，国企直接出售和上市的相关法律在比如香港地区已经很完整。大规模非国有化的法律在英、德等西方国家、在前苏联和东欧转型国家也都很完整，都可以借鉴。第二，中国近二十年来的非国有化过程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政府部门也发布了大量条例和行政法规。拟议中的立法可用这些行政条例为基础，因此仅仅就非国有化而言，立法并不是那么耗时费事的。 第四条意见反映了人们对检查过去非国有化过程的担心。可是，这种担心和我们现在提出的非国有化立法并无关系。新的立法可以从它生效时开始实行，并不一定需要追溯立法前非国有化的合法性和规范性问题。但是，过去非国有化过程中的问题，主要不是它们是否符合拟议中的非国有化立法，而是它们是否符合当时有效的行政条例与相关的民法、商法。因此，是否对过去非国有化过程加以检查，本质上和拟议中的非国有化立法无关。此外，对违反当时规则的清算至少不应当完全否定，因为没有这样的清算，法治是无法建立的。可是，即使中国不实行非国有化立法，过去非国有化中的严重腐败和监守自盗国有资产的现象，至少可能部分地被清算。所以，对清算的担心不但不应该成为反对非国有化立法的理由，而且应当成为支持该立法的理由，因为立法正是为立法之后的非国有化不致于被清算提供了一种保障。如果我们假设2005年中国能够像十六大要求的那样制订出起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或者至少制订出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法律，那么，2005年及以后开展的非国有化遭到清算的可能性将大大减少，2005年以前的非国有化虽然可能遭到部分清算，但大规模清算的可能性也将大大减少，因此，中国通过非国有化建立起来的私有经济制度的稳定性将会大大提高。 3．国企非国有化改制立法的可行性 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国的非国有化立法是可行的。对此的理由主要有： 1．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国企非国有化经验。我们常常看到国企非国有化过程中的资产流失和自卖自买现象，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国企非国有化的一些成功例子。无论上市还是直接出售，中国已经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根据这些经验，中国在非国有化立法中，有能力对外国经验选择性的加以应用。 2．中国已经形成了大量以政府条例表现出来的非国有化规章制度。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中国在这方面的政府文件，在最近二十年来大体上以指数级数增加。在以下问题上，中国政府实际上都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则： ――关于交易标的：哪些国企可以、哪些国企不可以出售、那些国企限制出售 ――关于交易主体：国企出售受让方、出让方的要求和限制，外商参与的要求 ――关于交易审批：审批手续、职工代表大会的权限 ――关于交易机构：产权交易机构的功能、设立产权交易机构的条件 ――关于交易程序：交易的主要方式、主要环节；拟出售国企的评估。土地转让价的确定、评估价与底价、交易价的关系、债权债务处理、价款支付、产权交接 ――关于职工安置：职工身份转换、社会保险的安排、退休职工的处理 ――关于交易收入：国企交易收入的性质界定，如何收取这些收入，如何使用这些收入 ――关于非国有化后企业的登记：工商登记、财政税务问题 中国政府这些年来发布的这些规则，尽过讨论和修改，可以大量地用到拟议中的非国有化法律内。这将大大地有利于非国有化法的制订和实施。 3．中国国企非国有化立法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用法律方式正式承认中国存在着国企的非国有化的现象。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现象，自然也就不需要法律来规范它。所以，中国国企非国有化立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向国民公开昭示中国部分国企非国有化的事实。但由于这一点已经成为多年来的事实，由于中国国企非国有化的进程已经完成了一半以上，由于大量国民、尤其是能动性很强的国民已经认可国企非国有化，因此，中国政府向国民昭示国企非国有化的时机已经成熟。继续拖延昭示，对政府、对整个国企非国有化进程不但无益，而且变得有害，并有损于政府的威信、降低政府的执政能力。 4．中国政府在两年前的十六大上已经提出了制订国有资产法律的要求，因此从政府行为上说，立法具有可行性。制订国企非国有化法律，显然比制订一般性的国有资产法更为可行。这不但是因为国企非国有化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重大现象，而且也是因为国企非国有化法，比如我曾经提出的《国有企业出售法》，不需要涉及对国有资产的一般规定，不需要涉及国有资产或国有企业在全国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性质、功能等问题。国企非国有法规范的，是国有企业引入部分或者全部私有产权的现象。这样的现象比较容易定义，也比较容易立法。相比之下，一般的国有资产法或者国有企业法由于牵涉的面很宽，立法难度很大，同时由于当前人们对国有资产、国有企业的整体功能、性质等看法还很难达成共识，由于这样的共识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过于密切，因此目前制订一般的国有资产、国有企业法律的时机并没有成熟。 5．公众对国企非国有化改制问题的情绪非常强烈，以至于使人担忧。但是，由于非国有化改制缺乏明确的规范，由于改制中确实出现了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公众的情绪又需要和能够理解。在这样的公众情绪面前，中国不失时机地制订国企非国有化立法，正好顺应了公众的要求，缓解公众的不满情绪。因此，迅速制订国企非国有化法，同样具有社会心理上的可行性。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制订比如《国有企业出售法》、《国有企业上市法》不但非常必要、非常迫切，而且非常可能。作为关心中国命运的学者，我们希望中国建立起长治久安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希望中国社会和经济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但要实现这两个希望，中国现在的非国有化过程必须规范，而且必须在法律层次上加以规范。 附： 胡景北：尽快制订“国有企业出售法” （写于2004年9月13日） 朗咸平最近发表的关于中国大陆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的资产流失的案例研究，至少揭示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私有化过程中严重的不规范现象。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需要建立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在原计划经济时代公有资产、国有资产一统天下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转轨的任务之一，便是把很大一部分国有生产资料转变为私有生产资料。因此，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现的私有化现象，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为现在的私有化趋势以致于私有化大潮。如果说在私有化初期，也就是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不规范现象，还可以说带有试验的性质，还更多地是为规范而获得经验，那么，90年代后期以来，私有化成为趋势，各地方各地区争先恐后地搞私有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继续不对私有化过程加以法律规范，中国就不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有资产的实际流失和国有企业改制的混乱，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社会造成政府听任国有资产流失的恶劣印象。 中国现在已经处于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的状态，但由于缺乏规范，目前的私有化状况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就是无名、无法、无序。 无名，中国媒体至今不愿意面对中国的私有化趋势，这就使得中国的私有化“师出无名”。媒体用不伦不类的“民营化”来替代，而这又使得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极左派有了口实，从而增加了私有化的困难以及现在的私有化被推翻的危险。
姓名： 胡景北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53年3月 出生地点： 江苏省 职业： 高校教师 专业： 经济学 电子信箱：jingbeihu#yahoo.com(#换成@) 教师 “ 利他行为可否理性，如何理性？ —— 一个经济学视角的解说与建构 管毅平 （上海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 经济与金融系，200052 [email protected] / www.21topic.com / 论坛 / 管毅平教授专栏） 1. 前人对于理性假设的解释难以令人满意。 2. 社会科学的发展，要求有一个兼容性尽可能好的行为人基本假设。而现状是，各个学科各搞一套。经济学的新古典理性假设，相对而言好一些，但是也有其问题，应该而且可能改进得好一些。 从经济学视角，结合文献综述和推论，粗线条地给出我对于理性的理解性建构。 有必要区分行为人的动机、过程和结果。在此基础上建构的适合于社会科学分析基础的理性假说的要义是：行为人具有唯一的利己行为动机，行为人不可能也不必要有并存而且对立的两种行为动机。行为人的最大化自身效用的动机，有贯彻决策过程直到实施结果始终的趋势，其指向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转化为信息约束）条件怎样变动，行为人都会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期决策和结果与初始动机目标的偏差最小化。如此，造成“有限理性”或者非理性行为的原因和条件，被分解在最大化效用动机假设和信息不完备或者不对称两条假设之中。 作为心理动机的行为人最大化自身效用，即在现实条件约束下追求自己做事结果最优的利己心。这里的效用的意蕴，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精神的；可以是利己的，也可以是利他的，总之是全方位的社会中行为人的可能偏好。 标准的经济行为人理性假设最易遭受批评和最薄弱的两个基本环节：1. 对于利他行为的解释力疲弱，例如难于象分析家庭成员之间的利他行为一样来分析非亲缘相关者之间的利他行为。2. 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行为人偏好的多样性，例如难以应对来自社会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质疑——现实人的动机和行为是多样化的，仅仅以一个最大化效用的行为假设，不足以解释纷繁复杂的人类经济行为，更不用说人类的其他行为了。 西蒙较为晚近的文章（Simon，1993）认为，人类的有限理性和可教导性刻画了人群中利他行为出现的特征。从演化的视角看，有限理性意味着信息的不完备，人类由此具有“可教导性（docility）”，即人们通过社会各种渠道获得信息（他人的建议、说服、介绍等等）来增强生存适应性的倾向。利他行为，就是社会说服可教导的个人采取的一种选择性行动。 问题是，如果不从利己动机出发推论，互惠何以立基？公正何以建基？反过来，从利他动机出发推论，还有必要互惠和公正么？利他者的无私给予和奉献，意味着只有单向的惠人，无需交换的惠己，如此单向的执着，哪里还有公正插足的余地？所以，可能的逻辑是，互惠和公正只是偏好，这些偏好很难不受到深层利己动机的驱策。 由上述分析，可以形成一个关于理性行为人动机、偏好及其行为假设的一般性命题： 利己行为，是行为人在约束条件下满足他自己的利己偏好的最大化行为。 利他行为，是行为人在约束条件下满足他自己的利他偏好的最大化行为。 因此，无论行为人的利己行为与利他行为都源自唯一不变的利己动机。 下面的图示 $ 简要地表达了行为人有约束的最大化行为的传递调适次序： …… …… 获得效用 做出决策：在约束条件下选择偏好因子并排序 …… …… 利他偏好 依据约束条件，调适动机与偏好（目标）的偏差，求最大化效用 达成约束下的 效用最大化结果 1.
“夜话”2007年第11期 2007年6月13日 为邹恒甫扼腕 邹恒甫和张维迎都是国内著名经济学家。邹恒甫在国内办学，普及与提高国内的经济学教育水平，其功当有公论。张维迎在国内企业改革问题上观点鲜明，国企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无论成功与否、评价如何，就理论解释与政策建言而论，张维迎自有其地位。邹恒甫与张维迎又都供职于北京大学光华学院，那里的经济学、管理学教学改革曾得力于两人。我与邹恒甫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有所不同，与张维迎对国有企业私有化方式的看法差异很大，但我尊重这两位国内难以多得的学者。我也曾耳闻他们的矛盾。尤其邹恒甫口无遮挡，常评论国内经济学界名人包括张维迎，贬远多于褒。按国内惯例这是对被评者的大不敬，但由于他一扫国内官话评人必褒的庸俗风气，却也令大众耳目一新。 然而，邹恒甫近日公开发表的致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的信，走得过远，不仅无助于驱逐庸俗风气，反会助长庸俗风气。邹恒甫信的起因，是作为光华学院院长的张维迎解除了邹在光华学院的职位。作为局外人，我不知道光华学院的教授聘任和解聘制度，不明了光华学院解聘邹恒甫是否合乎程序，不清楚邹恒甫是否在光华学院甚而北大内部提出了申诉。邹恒甫给周济部长的公开信，本来应当告诉部长从而也告诉我们这些情况，并特别说明自己的解职如何地不符合程序或者——如果符合现有程序的话——现有程序是如何地不合理不合法，以及自己的申辩请求在光华学院与北大如何地受到冷遇，以至于只好向教育部申诉。可惜的是，我在邹恒甫的信里没有读到这样的内容！ 假如邹恒甫真的在光华学院受到了不符合程序或者符合程序但程序规则是“恶法”的冤屈，邹恒甫做的应当是申诉程序或申诉正义，通过自己的冤屈揭示出光华学院无程序或“恶法”的荒唐，从而要求建立程序与正当规则并依法治院，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平反自己的冤屈。在全世界，程序和正当规则的建立，最初几乎都是因为个别人的冤屈清楚地暴露了原有状态的黑暗面，才使新程序与规则的建立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中国遣返规则的改变就是因为孙志刚因之而死，让公众无法继续忍受原有规则。当然，在从上到下层层专制的中国更多出现的是被冤屈者躲到一边默默地舔去自己伤口的血。可邹恒甫已经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他现在依然在美国有职位，因此第一他应当明白民主是怎么一回事，明白美国大学内部权力制衡与民主决策的机制；第二他应当有底气反抗他遭受的单位专制（如果光华学院也是单位专制的话）；第三他应当清楚他反抗的方向是彻底消除单位专制，在光华学院建立新的管理制度，而不是仅仅为自己伸冤。可惜的是，我在邹恒甫的信里也没有读到这样的字句！ 相反，我在邹恒甫信中读到的是张维迎人格的道义批评。我不了解张维迎的人格。但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平反“冤屈”，邹恒甫需要的不是道义诉求，而是民主与法治；是消除单位专制，而不是换一个好人来专制。张维迎是不是好人并不重要。比如，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希望自己担任院长，都有权力为自己的当选拉票。在中国，敢于表示自己要当院长、校长、省长、总理并为此拉票的人是太少而不是太多了。现在，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开始了差额选举，差额必然导致拉票。所以，我们实在不必把拉票视为坏人做的坏事。同样，我们也不应当注重某个“长”是否好人，我们应当注重的是某个“长”是否依法办事以及法律规则的质量。以好人自居的人，被大众认为是好人的人，所干的坏事常常超过坏人干的坏事。世界上最严重的坏事差不多都是在好人专制下干的，因为好人更容易丧失敬畏之感，公众也更认为无需用法治约束好人。邹恒甫在民主国家待了二十几年，明白中国和美国大学教授管理制度的“天壤之别”（邹恒甫信中用词），他也应当理解这种天壤之别的原因之一是美国人彻底抛弃了中国儒家的“好人专制”观念，应当明白制度建设是保护每一个人同时也是保护他本人的最有效方式。可惜的是，我在邹恒甫的信中亦没有读到这样的意思！ 将近两年前，我就邹恒甫的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IAS）的变故写过一篇短文《邹恒甫应当说话》（www.hujingbei.net/shuangzhouiyehua/ Yehua2005No06.doc）。在那里，我曾经说：“历史其实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今天我们的所为就是明天后人评论的历史。如果邹恒甫不说话，那么，二十年后重新回顾，我相信后人不但为IAS的关闭扼腕，后人还会为邹恒甫的无作为扼腕。而且，二十年后，时过境迁，后人重视的将不是IAS，而是在这个事件中各个人的人格，尤其是好人的人格缺陷。邹恒甫读书极多，他应当认识到自己不该让历史遗憾。”可邹恒甫近日给周济部长的公开信，却令我现在便扼腕长叹，并为他写下这第二篇短文。 城乡矛盾和发展经济学 胡景北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 2006年5月19日 目 录 一、 从贫困到富裕与从乡村到城市 二、 城乡矛盾 三、 没有城乡矛盾的情形 四、 城乡矛盾的原因 五、 现有经济学理论的不足 六、 发展经济学的任务 一、从贫困到富裕与从乡村到城市 一个国家或者经济体系可能有许多方式从贫困走向富裕 农业社会： 新的作物：如马铃薯、烟草等 新的土地：闯关东 人口减少：湖广填四川 只有工业革命创造了普遍富裕的可能性。 工业革命创造了普遍富裕的技术条件，同时又改变了人类存在的自然面貌和社会面貌。 自然面貌方面最显著的便是城市的崛起， 社会面貌方面是人口向城市的集中。 造成这两者的共同原因，是工业的工厂化生产。 城市的高生产率和高的生活水平，就与农业社会形成鲜明对比。 乡村成了贫困的代名词，城市成了富裕的代名词， 从贫困到富裕，对个人来说，成了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问题， 对国家来说，同样成了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过程。 贫困到富裕可以视为城市化的过程。 我的观察视角：移民过程――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二、 城乡矛盾 有了城市，就有了城乡关系和城乡矛盾。 在农业社会，社会阶级可以是 自耕农 国家贵族阶级 佃农 地主 农奴 封建庄园主 等等。 有了工业，便出现 工人阶级 资产阶级 后两个阶级又组成常说的市民 假定不考虑国家统治阶级，则有自耕农、工人、资本家三大阶级。 资本家与工人：互相依靠互相矛盾 资本家与农民：互相依靠互相矛盾 （新增工人靠农民，但希望农民工资要价低、农产品价格低； 农民移民靠资本家投资，希望工资高、农产品价格高） 工人与农民：互相依靠互相矛盾 （都希望在面对资本家时工资高 但双方争夺就业 工人希望农产品价格低，农民希望高） 城乡矛盾是三大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矛盾，具体表现农民试图成为市民，市民阻止农民成为市民 农民要求通过市民化实现富裕，但市民在追求自身富裕的同时却阻止农民的市民化。 这就是城乡矛盾的实质。 这也就是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 为什么主要矛盾： 农民是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富裕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 农民富裕的必要条件是大多数农民转变为市民； 但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却延缓了市民自身富裕的进程，因此市民将阻止农民转变为市民，从而造就了城乡矛盾或者农民和市民的矛盾。 市民又可以分为两个阶级：资产阶级（雇主和经理阶级）和工人阶级。市民的主体是工人阶级 所以，农民和市民的矛盾又特别地表现为农民和工人两大阶级的矛盾。 一位印度经济学家的观点 注意：城乡矛盾不是自然或者技术矛盾，而是社会矛盾 三、没有城乡矛盾的情形 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城乡矛盾，城市不发展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不存在，城乡一体化 欧美早期发展过程：基本不存在 这三大阶级的关系，在早期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城乡矛盾。 这里的主要原因，一是早期的欧洲农民不愿意去工业，因为那时工业比农业更苦，而且更没有保障，二是早期的城市不发展，电、自来水都还没有，城市生活没有明显地比乡村好，三是宗教、风俗对农村、农民和传统的强调。 所以，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是逐步的。另一方面，城市对农民始终是开放的，没有城市人和农村人的特权区别 前苏联、东欧集权经济发展过程：基本不存在， 由于战争等因素，那里没有出现劳动力过剩的特别严重问题，农民转移顺利，城乡之间居民没有身份区别，城乡矛盾不大。 四、城乡矛盾的原因 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城乡矛盾，中国也存在着严重的城乡矛盾。为什么？ 同济大学 中德学院 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教研室 双周研讨会纪要 2003年9月23号 中国近代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 2003年9月23日，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教研室召开研讨会，邀请了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玉茹。王教授是国内有名的中国经济史专家，她在本次研讨会上报告了她对中国近代经济增长周期的研究。 首先，王教授讨论了她对中国“近代经济”的时间界定。她认为近代经济应当以洋务运动为起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为终点。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期开始进入中国，但中国传统经济起初没有受到触动，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以工厂形式组织起来的经济形式没有出现。这种经济形式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开始具有重要性，中国经济才开始出现现代经济增长的某些特征。王教授将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分为如下三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1887年－1914年。这一周期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洋务运动和大量外国资本的输入。洋务运动本身也经历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的发展阶段。由于经营管理的不善，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兴起快，衰落也快，因此经济在增长了一段时间后便放缓下来。 第二个周期：1914年－1936年。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内私人资本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又称为私人资本阶段。1914年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投资呈绝对下降趋势，但已经有了初步积累的中国私人资本出现了投资高潮。北洋政府尤其是民国政府成立后，建立了各种协调经济发展的政府机构，颁布了很多法律法规，这对当时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些法律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颁布的法规基本相似。这些法律的颁布又刺激了新的投资。当然，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也出现过波动，这主要是由军阀混战造成的。这一个周期的后期，由于世界经济危机，中国出现了通货紧缩。 第三个周期：1936年至1949年。由于战争，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王教授指出，在第一和第二个周期中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因素主要是投资的增长，管理方法的改进、政府的政策促进（激励革新、资助参加世界展览会等）、中国当时相对稳定的政局。 王教授在周期研究中主要采用了两个测度指标：人口和国民收入。相对于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在进入近代经济增长之前，人口增长速度是快的。当时中国人口处于加速增长的状态。虽然与现在的情况相比，当时的人口增长速度不是很快。但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仍然是一种传统的模式，没有出现技术革新，经济结构也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人口的加速增长使得中国在进入近代经济发展之前已经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王教授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测度指标国民收入。由于近代中国缺乏对国民收入的统计，现在所能利用的数据仅仅是对若干年份的估计数，无法形成时间序列。但近代中国有比较系统的物价统计与海关进出口统计。在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周期波动时，王教授主要采用的是物价指数，同时辅之以海关统计，以及若干学者关于国民收入的不同估计。王教授并指出在测度指标的选取中存在着许多缺陷，因此必须慎重。 与会者对王教授的研究提出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形态对经济发展有哪些影响？是否可以认为只要社会稳定就有经济的发展？ 王教授认为对于经济发展，仅仅社会稳定还是不够的，还要有新的生产力的出现。至于社会形态，对中国在近代经济增长之前的社会形态的性质，是否封建社会，学术界争论很大。 2．对近代经济增长的周期研究有什么现实的意义？是否可以根据研究在经济发展低谷的时候采取一些措施? 王教授指出对后发展国家来讲，政府行为是很重要的。王教授通过比较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说明。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发生在同一时期。但中国的洋务运动是自下而上、被迫进行的，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是自上而下、主动实施的。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建立了基本适应经济增长的法律制度，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很快。但是中国在洋务运动之后，整个经济状况仍然没有很大的改观。 3．当时中国农村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对于剩余的劳动力是如何吸纳的？政府是否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吸纳这部分劳动力？劳动力剩余的出现是否会促进工业化的发展？ 王教授认为中国近代经济中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到城市的过程是很困难的。当时中国没有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但也没有劳动力市场，招工基本上采用包工制。虽然城市化会吸纳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但是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仍然沉积在农村，政府没有采取特别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4．若无外力的推动，近代中国是否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土壤？ 王教授表示不可能。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由于外力的推动作用，而不是由于自身经济发展的要求。 5．在中国一般情况下，经济史是按照政治运动来分期，而王教授按照经济发展波动来划分。那么政治体制因素对经济发展起到哪些作用?比如说财政制度发展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很大，那么政治运动对经济发展周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王教授指出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但是经济发展的惯性也不完全取决于政府和政治运动。这一点是经济发展与财政政策发展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不同。 6．近代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是否可以认为近代经济的增长就是农业的增长？ 王教授说虽然在中国近代经济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很高，但是投资主要用于城市。在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态。经济增长指的不是农业经济的增长，所以说经济增长的周期和农业的发展是没有关系的。 7．近代经济周期研究具体使用的是哪些指标？ 王教授说她主要使用的是国民收入和人口。但是国民收入没有连续的统计，所以实际上采用的是物价指数。王教授在研讨会上发放了9个物价和进出口统计曲线图，9个图对应9个指标，它们是分别计算的和绘制，没有采取加权的方法，但是9个图表现出来的周期却基本趋同的，这说明尽管没有使用国民收入指标来确定周期变动的年份，但周期波动的基本趋势和基本年代是有一定可信程度的。 8．价格指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国民收入? 王教授表示价格指数不能完全代表国民收入，而且物价指数受世界价格指数的影响是很大的。 9．根据王教授的图表，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周期，但作者是否忽视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第二阶段的低点会不会比第一阶段高点的数值还要大？ 王教授说这个现象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由于研究数据的缺乏，无法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还有人提出，王教授将1936年到1949年作为第三个周期，由于在这个周期中中国经济增长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将它做为一个周期可能没有实质性意义。同时，王教授的周期研究即使有资料基础，但似乎还只是一种有欠深入的描述性研究，对导致周期繁荣和衰退的动力还缺乏具体的说明。同时，如何把中国近代经济的周期波动和现代经济学的周期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也是应当考虑的。另一方面，按照王教授的区分，中国近代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很不规则，这是否表明中国经济在1949年之前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形成周期的状态。所有这些以及其他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张肖虎：组织薪酬激励
胡景北：中国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立法问题
袁鲲：基于等价鞅理论的信用风险定价研究
胡景北教授简历
先后在南京市白下区科巷小学、江浦县桥林小学、南京市白下区五老村小学就读
南京市第九中学正常就学时间：1965年9月至1966年5月
江苏省句容县宝华人民公社凤塘大队建华生产队
（现江苏省句容市宝华乡凤塘村建华生产组）
插队后期，先后任生产队仓库保管员、记工员、现金保管员
(因高度近视从农村回到城市)
南京市白下区五老村居民委员会从事各种临时性工作
南京大学经济学系
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学士论文：略论服务业资本
因学分修完而提前半年毕业
期间任经济学系学生刊物”经济初探””第一期主编
北京大学经济学系西方经济学专业
导师：陈岱孙、胡代光、厉以宁、杜度、范家骧诸先生，并由胡代光先生具体指导论文
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硕士论文：斯拉法、斯蒂德曼和劳动价值论
期间任北京大学研究生刊物””北大研究生论文集””第一期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系（2000年起改为经济学院）
其中：
1984.9－1987.5 任助教
1987.6－1997.5 任讲师
1997.6－2004.9 任正教授
讲授的课程有：
西方经济学
西方微观经济学
西方宏观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流派
政治经济学 （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
发展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专题
高级微观经济学 等
其中：
1989.01－1997.04在德国进修和攻读博士学位
期间：1989.01－1989.03 在歌德学院
（Iserlohn市）学习德语
1989.04－1990.08在波恩大学
（Bonn市）进修
1990.09－1997.04德国科隆大学（Koeln）
经济和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导师：Christian C. von Weizsaecker
获得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 中国和德国金融统计的比较研究及中国金融统计向德国金融统计模式的转换
2003.06-2004-06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
德国科学基金会联合会基金教授管毅平：利他行为可否理性，如何理性？
一、“斯密问题”在当代的延展：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二、利他行为可否理性，取决于理性的定义
三、理性的利他行为：分析的关键
四、理性行为人的动机、偏好、行为与效用函数的建构
为邹恒甫扼腕
宋世方：国际贸易政策合作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提纲）
胡景北：城乡矛盾和发展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