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外国经济学说史”课程论文初稿交稿期限延长到12月12日。
胡景北
2007年10月10日
关于“外国经济学说史”课程论文要求的若干具体说明
upload/2007_12/07120716597150.doc
关于“外国经济学说史”课程论文要求的若干具体说明
胡景北
2007年12月7日
在今年10月25号的课上，我已经讲解了对课程论文的要求并将此要求发布到网络上。虽然那份要求涉及的主要是形式上的规范，但它同时对内容提出了一般准则。这里，我把对课程论文的内容要求再做若干具体说明如下：
1.“导论”节必须明确指出所研读的文献讨论的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是10月25日的“论文要求”所说的“问题的提出”。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问题的提出”不能用大而化之的历史形势（如凯恩斯提出问题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危机）或者理论发展阶段，而必须在理解原著作如何提出问题和提出什么问题的基础上写出导论，而且必须从学术争论、前人学术缺陷或者不足的角度提出问题。
2. 在阐述原著作时，要找出原著作的逻辑，有条理地厘清原著作的思路或原著作对某一问题的思路。重要的地方要做出论证。
这里切记不能像普通教科书或者学说史书那样，仅仅流于一般地或肤浅地介绍。如果是原著作是大部头书籍，应当选其中的某一个观点加以阐述。
问题要小，阐述要集中，文章才能够深刻。
3. 课程论文要让读者信服作者读过并且理解了原著作。经济学说史的课程离不开原著阅读。一篇依靠二手材料的课程论文，是不合格的。
读者能否信服，关键在于课程论文的作者能够比教科书更深入地阐述原著作的观点和其论证过程。
4. 课程论文可以不写结论一节或者评论。如果要写评论的话，则必须注意以下原则：
（1） 不联系中国
（2） 不用原作者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以“本质上错误”）或“外国经济学家”（所以在有关中国问题上“动机不纯”）的理由
（3） 不用政治宣传评论
（4） 不评论课程论文本身没有集中阐述的原作者的其他观点
（5） 不用别人的评论（可引用别人评论，但本质上应当是自己的评论）
5. 请遵守10月25日发布的“课程要求”的形式规范，尤其是文献规范，否则以不合格论。
胡景北
2007年12月7日
外国经济学说史课程参考资料资料
胡景北：外国经济学说史课程考试方式和课程论文选题建议
胡景北 2007-2008学年第一学期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 授课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外国经济学说史
考试方式和选题建议
需要分数或选课证明的同学就与教师商定的题目一篇课程论文。该论文将公布在为本课程设立的网页上（www.hujingbei.net/list.aspx?cid=58）。论文要求另外通知（参见“撰写课程论文的若干要求”，上述网址）
课程论文交稿的时间限制
到2007年12月10日：交初稿
到2008年1月3日： 交终稿
交稿以发到下面电子信箱为准，过时做自动放弃计。
联系方式：
jbeihu@mail.tongji.edu.cn
建议的论文题目：
1.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的“看不见的手”
2.萨伊对“萨伊定律”的论证
3.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4.李嘉图理论的数学模型：Ok or not
5.穆勒为什么认为价值理论已经发展成熟
6.杰文斯的效用理论与其对劳动价值论的批评
7.门格尔的效用价值论
8.边际效用理论为什么能够成为经济学主流
9.庞巴维克的利息理论
10.马歇尔的供求价格理论
11.马歇尔论经济学的性质
12.克拉克的工资理论
13.李嘉图和克拉克的分配理论比较
14.古诺的垄断理论
15.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
16.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
17.埃杰沃斯的契约曲线和无差异曲线
18.帕累托论经济均衡与社会最优
19.庇古的收入再分配理论
20.希克斯的价值理论
21.萨缪尔逊对微观经济学公理化的贡献
22.迪布鲁的价值理论
23.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
24.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
25.凯恩斯革命的主要特点
26.希克斯的IS-LM模型
27.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
28.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争论
29.诺伊曼与摩根斯顿关于效用的公理化理论
30.纳什均衡和博弈论的发展
31.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32.新剑桥增长模型
33.索罗增长模型和增长核算
34.刘易斯经济发展理论
35.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
36.早期人力资本理论
37.早期的社会福利函数理论
38.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
39.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理论
40.弗里德曼的经济学方法论
胡景北：外国经济学说史课程论文要求
指导教师：胡景北 2007年10月21日
课程名称：外国经济学说史 授课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撰写课程论文的若干要求
注意：不符合本要求的论文不能作为终稿上交
1． 论文长度不少于4整页不多于7整页。该长度包括除封面页以外的所有内容。
2． 封面页按照本要求后面的统一格式。
封面页包括了题目、作者与目录。
3．论文在结构上和内容上，清楚地分为导论、文献综述、主体和结论四个部分
导论内容：问题的提出
主体内容：研究该问题的切入点、前提、逻辑推导过程、论述展开过程、数据来源说明、验证、基本结果，
结论：论文的基本结论、它们的局限性和未来继续研究的方向
注意：
如果提出自己的崭新观点，可直接提出观点，全文布局以建立观点为要
结论部分可以不写，尤其不要平铺直叙地总结。
4．结构上，清楚地列出题目、目录、正文、参考文献等部分
5．形式上，是一篇用自己的语言写成的科学论文或准科学论文，而不是草稿、感想、议论、抄录或小品文，也不是没有论证过程、没有理解的摘录，更不是工作报告（对此可参见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工作总结。
科学论文的关键是分析，即把某个问题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对其某一个或者某几个侧面加以深入的推敲，并用资料、文献佐证之，以得到既有逻辑一贯性又有证伪可能性的结论。
要了解自己的论文是否可算科学论文，可以简单地看：
1．所要研究的问题是否得到限定（比如所要研究的问题是不是清晰，相关的方面是不是已经排除等）
2．内容是否集中在所要探讨的侧面上（是否紧扣主题，论证和材料是不是和主题直接相关，展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不是被排除或者被继续探讨下去等）
3．逻辑是否清楚和一贯（是否能够用三句话把逻辑关系展示出来，论述过程中出现转换时是否对前后逻辑、思路有照应等）
6．论文中引用别人的思想、观点、材料、数据应当明确说明。
如果整节引用某一份文献，应当在节的题目或章的题目上加脚注，说明本节或本章的内容主要参考了某个文献。
7．正文后列出的参考文献必须是正文中引用过的。正文中引用的所有文献必须在正文后的参考文献部分列出。
8．正文中需要特别说明时，请用脚注。
脚注在全文内或者每章内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脚注放在每页的下方。
9．所列出的表和图分别在全文或者每章内连续编号并列出题目。图、表若用数据或者直接转引自文献的话，请在下方标记完整的资料来源。
自己计算的数据请标明，并说明原始数据来源和自己的计算方法
10．编辑方法：
A4纸，小四字号，每行34个汉字，每页44行。
正文和文献部分连续加页码，页码加在每页的右下方。
版面朴素、大方。不加页眉和页脚。页面上除了正文、脚注、页码外不得有其他装饰性文、图、线等。
11．正文分节编号方式如下：
第3章
3．1．
3．1．1
3．1．2
3．2
3．3
12．文献引用方式：
在正文内：：
用[ ] 注明出处，如[斯密，1972，33]，[Pasinetti $ 1960 $ 80-5]
论文：作者姓名，出版或发表年份，页码（外文仅列出作者姓）
著作：作者姓名，出版或发表年份，页码（外文仅列出作者姓）
在课程论文中，不同外文作者有同姓的，再加上其名的第一个字母
如本文献的出处和上一出处完全相同（除页码外），则用：[同上注，页码]。
文献标识所用的文献年份以所参考的文献的版本为准。
在参考文献部分：
论文：作者姓名，出版或发表年份，文献名，载于“某杂志”，卷数、期数（全卷编页的杂志可不写期数），全文的开始和结束页码
如：Pasinetti $ L. $ 1960 $ A mathematical formulation of the Ricardian system $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 vol. 27 $ 78-98.
载于书籍中的论文：作者姓名，出版或发表年份，文献名，载： 主编者姓名，主编，书名，全文的开始和结束页码，出版社所在城市：出版社。
如：马克思，1995 $ 共产党宣言，载：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Durlauf $ S./Quah $ D. $ 1999 $ The new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 in: Taylor $ J./Woodford $ M. $ ed. $ 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 $ vol. 1 $ pp. 235-308 $ Amsterdam $ etc.: Elsevier.
著作：作者姓名，出版或发表年份，文献名，出版社所在城市：出版社。
如果作者姓名是拉丁文字，则列出作者姓、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或两个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如 Friedman $ M. 或者 Keynes $ J.M.
如果同一作品的作者不超过三位，则全部列出作者，各作者间用 “/”
胡景北: 外国经济学说史导论：课件
章铮：苏南模式和长三角的崛起
美国《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关于胡景北教授的报道（中文翻译）
注：按照美国新闻界惯例，此类报道无须事前经被报道者过目，也无须代表被报道者的观点。
一位中国学者反思自己的过去
记者：Sarah Carr
原文载于美国出版的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第53卷第27期， 2007年3月9日
1971年1月27日：“我们的一生都交给党和人民来安排，一切都献于共产主义事业，我们的前程必将是光辉灿烂的。想到这些，还有什么可难过的呢？”
这是胡景北先生当年的日记，多年后的今天他不忍卒读。他意识到，“社会主义革命”导致无数学者被迫害，大批学校被关闭。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跟任何关心这段历史的人分享他的日记。现在，身为同济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希望向人们展示，在35年多前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中，共产主义政府是如何控制他的思想的。
“如果我们不反思这个问题，不弄清楚这种洗脑式的宣传教育是如何发生的，那么，我们以后可能还会再次面临‘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在同济大学的一个学生餐厅里吃饭时，胡先生这样说道。他是一个清瘦的人，但胃口很好，在吃完一大份比萨饼后，还吃掉了另一个盘子里剩余的比萨饼。
今年1－2月，利用一个基金的资助，胡先生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做研究。他打算写一本中文书，考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青少年的影响。他希望，他的研究工作能够帮助中国社会走向宽容和自由。
同时，胡先生把他十几岁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的日记上传到了网络上——他把这些日记比喻成当年纳粹德国希特勒青年团员的日记。他在想，当时只有18岁的他，是如何完全地把毛泽东当成值得他顶礼膜拜的英雄人物。
1971年1月2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导师，是世界人民最伟大的领袖，是工农大军最伟大的统帅，是革命航船最伟大的舵手，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发动中国青年组成“红卫兵”，呼吁他们向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东西”进攻。
在毛统治后期，中国教育系统陷入混乱之中。1968年，和当时数以百万计的青年一样，胡先生被下放到位于华中『应为华东——译者注』的江苏省的一个农村公社，作为一个农民在那里劳作和生活。那时他才15岁，刚念了半年的中学。在农村，他挑粪、施肥，在日记中写体力劳动对他个人和国家的好处，他就这样过着日子。
1971年2月2日：“我们全家六人，分成五处，我和哥哥、姐姐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于六八年分别到了牧区、农场、农村。接着，父亲又在七零年下放到江浦农村。我们是为革命而离开的。虽然彼此想念得很，尤其是父母，更是十分想念我们三个孩子……我觉得我们应做的，一方面是从政治上开导他们——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用革命大义使他们放开眼光，振奋精神，让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于革命的利益，……
胡先生在农村生活了将近10年，是写日记让他保持着头脑上的活力。有时他的日记像一篇分析事物的短文。他靠抄写旧的教科书自学了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
米勒·哥德曼指出，许多中国青少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着类似学习经历。哥德曼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助理。“许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在文化上靠的是自学，”她说，“这与儒家的艰苦劳动与教育的价值观有很大关系。”
1978年，胡先生25岁。此时毛已去世，“文化大革命”也已结束，胡先生才有机会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尽管离开教室已经超过10年，但他还是很轻松地考上了。
他进了南京大学，学习经济学。他旅行很多，后来又到德国去了几年。在那里，他发现人们讨论“纳粹时代”要比在中国讨论“文化大革命”开放得多。胡先生逐渐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与先前那个在农村辛勤劳作并在日记中赞美“革命”的男孩已大不相同。他从没理会过先前的自己和那些日记——因为他长大了，朝前走了。
去年夏天，在湖南省山区，在一间被烟火熏黑了的农家房子里，一个小女孩告诉胡先生，她用吃饭的桌子看书、写作业。
这一下子唤起了他对自己农村生活的回忆，他的日记也是在那样的小饭桌上写出来的。他重读了自己的日记，并试图出版，但由于中国限制出版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作品，他未能如愿。于是，他把部分日记上传到了网上，并打算把其余部分也尽快上传。
在斯坦福大学，胡先生读了一些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书和材料，这些资料在中国是找不到的。他打算为中国的青年人写书。这些青年人如果学会提问题，他们就有时间改变。他说：“在中国的学校里，习惯的思维方式是学生不要提问题，听就行了。这样，许许多多的学生就没有学会自己思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971年2月7日：“《红旗》杂志发表短评《认真读书，努力改造世界观》……这篇文章对我启发很大，澄清了头脑里一些糊涂思想。今后，我应加强学习，尤其要注意学习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
这个冬天在斯坦福大学，胡先生把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阅读和思考上。他列举了共产主义政府在教导青少年方面的一些方式——从他自己的少年起，经过“文化大革命”时期直到今天：第一，宣传；第二，媒体；第三，教育。
“从进学校的第一天起，”他说，“我们就被教导，我们应当是共产党的学生。”
中国今天的青少年比他那时候有更多的机会，胡先生说。学校是开放的，迅速发展的经济给大学毕业生提供了更多职业的可能性。上海的摩天大楼、海外的来访者、高档的饭店和商店，和他青年时候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但是，与建筑物的不断扩大相反，讨论政治敏感话题的空间即使有，也是很小的。
“公开讨论‘文化大革命’是非常困难，”波士顿的哥德曼女士说，“只有他们得到一个勇于面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时，情况才会改变。目前的领导人不愿意去面对这些。”
中国普通群众也缺乏分析自己历史的兴趣，她说，“中国人那么多年被剥夺了经济福祉，……政治问题目前只能是第二位的了。”
但是，胡先生说，他在某种程度上不再担心中国如何变富，他现在关注的是中国如何变正的问题。正如他35年前做的那样，他把目光投向了他的日记，希望能够找到答案——但是，现在的视角已大不相同了。
1971年1月29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一篇文章的标题）。
胡先生说，许多中国人错误地认为他们能把自己同过去割裂开来。因此，他把自己的过去摆出来，希望有一天，通过他的日记，能够引起集体性的内疚、质问，直到最后的清算。
Sarah Carr发自中国的报导。通过一个国际报导项目的资助，她于2006年秋天访问了中国5周。
胡景北为本文的翻译负责。
译者注：
1．原文引用的所有日记都是1971年的，但原文有三处错写成1972年。
2．译文所用的日记文本直接引自于该日记的中文原文。原报道中的英文翻译有错误之处。
3．胡景北1971年1月17日至5月15日的日记原文可见
http://www.hujingbei.net/upload/2007_07/07070612587135.doc
美国《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关于胡景北教授的报道
Hu Jingbei’s Note：Make reference， pls.， to the original one in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Vol. LIII， No.27， March 9， 2007， http://chronicle.com/weekly/v53/i27/27a04301.htm， if cited.
A Chinese Scholar Reckons With His Past
January 27， 1971: “If we dedicate all our lives to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letting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eople decide how we can make the most of our time， our futures are sure to be affluent. Thinking of this， how can I possibly feel blue?”
Jingbei Hu winces now when he reads that， recognizing how that “socialist revolution” led to the murder of countless scholars and the shuttering of many schools. Still， he is determined to share the words he wrote in his diary with anyone willing to read them. Now an economics professor at Tongji University here， his goal is to show how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bent his will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re than 35 years ago.
“If we don’t work on this problem， on understanding how this brainwashing occurred， we will have another Cultural Revolution，” Mr. Hu says while eating dinner in a student restaurant at Tongji. He is a wiry man who finishes every scrap of the oversized portions then eats the leftover pizza on others’ plates.
Through a fellowship， Mr. Hu spent January and February at Stanford University‘s Hoover Institution doing research for a Chinese-language book that will examine the impact of Communist ideology on Chinese children. In the long term， he hopes， his research will help pave the way for greater tolerance and freedom in China.
But in the meantime， Mr. Hu has put online the diaries he kept as a teena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diaries that he now compares to those kept by Hitler Youth members in Nazi Germany. And he is on a personal mission to understand how， as a young man of 18， he was so absolutely convinced that Mao Zedong was a hero worth putting all his faith into.
January 28， 1971: “”Our great leader Chairman Mao is the greatest contemporary Marxist Leninist， the greatest mentor of the Proletariat， the greatest leader of people in the world， the greatest general of the Union Army of Peasants and Workers， the greatest captain of the revolutionary ship， the reddest sun in our heart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lasted from about 1966 to 1976， Mao organized the youth of the country into squads of Red Guards and urged them to attack intellectuals and “”bourgeois things.””
The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fell into chaos during the latter years of Mao’s rule. In 1968， Mr. Hu， like millions of other young Chinese of the era， was sent to a commune in the countryside of Jiangsu， a province in central China， where he worked and lived as a peasant. He was 15 and had finished only half a year of middle school. Now he spent his time lugging manure， fertilizing cabbage， and writing in his diary about the benefits of such physical labor， both to himself and to the country.
February 2， 1972: “”My brother， my sister， and I were sent to the pasturing areas， farms and villages， separately in 1968 as part of the ‘Urban Youth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movement. My father was sent down to a village in Pudong， Shanghai. We split for the Revolution. Even though we miss each other much， and our parents miss the three of us very much， … we need to guide them through this， making them realize that the welfare of the Revolution outweighs personal benefits … .””
Mr. Hu lived in the rural area for nearly 10 years. But writing in his diaries kept his intellect alive. Sometimes he would structure the entries like short， analytical essays. He sought out copies of old textbooks to teach himself math， physics， and chemistry.
Many Chinese teenager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re similarly motivated， notes Merle Goldman， an associate of the John K.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at Harvard University. “”A lot of people from that era were， literally， self-taught，”” she says. “”It has a lot to do with Confucian values of hard work and education.””
By 1978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ad ended and Mao had died. Mr. Hu， 25， was given the chance to take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s. Despite not having been inside a classroom for more than a decade， he passed easily.
He went to Nanjing University and studied economics. He traveled， even living in Germany for several years. There he found the people to be much more open about discussing the Nazi era than the Chinese were about discuss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Gradually Mr. Hu became an intellectual who had little in common with the boy who had so earnestly labored and kept diaries extolling the benefits of the Revolution. He never repudiated that boy and his diaries — he simply grew up and moved on.
Last summer， though， Mr. Hu was traveling through a mountainous area of Hunan province when， in a dim room of a peasant household made darker by smoke， a small girl told him that she used the kitchen table to study and write.
Memories of his own years living in the countryside and writing at a table in a hovel rushed back to him. He reread his diaries and tried to get them published， but failed because of official restrictions on what can be published abo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has put part of the diaries online and hopes to post the remainder soon.
At Stanford he had access to books and materials abo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are not available in China. His plan is to write his book for the young people of China. They are the ones who have time to change if they learn to ask questions， he says: “”In Chinese schools，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is that people shouldn’t ask， they should simply take. Many， many students can’t think for themselves. That’s a huge problem.””
February 7， 1972: “”The article ‘Study Hard， Try to Change Your Perspectives’ in the Red Flag magazine … inspired me a lot and helped me sort out some confusion. From now on， I will try to bring my studies to another level， and will pay extra attention to the fiv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Chairman Mao.””
At Stanford this winter， Mr. Hu spent most of his time reading and thinking. He is compiling lists of ways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has been able to inculcate its young people — from his own youth，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he present day. No. 1: Propaganda. No. 2: Media. No. 3: Education.
“”From the first day of school，”” he says， “”we were taught that we should be students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children of China today have more opportunity than the young people of his own era， Mr. Hu says. The schools are open and a booming economy provides college graduates with more career possibilities. The Shanghai of skyscrapers， international visitors， and luxury restaurants and shops is like no place in the China he grew up in.
But while the buildings expand， the space for discussing politically sensitive topics is， if anything， contracting.
“”It’s very hard to get a public discussion going abo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what happened，”” says Boston‘s Ms. Goldman. “”It will change when they get a leadership that will face up to what happened， but the present leadership has no desire to face up to that.””
Ordinary people， too， lack interest in analyzing their history， she says. “”The Chinese have been so deprived for so long of economic well-being. … Political issues are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right now.””
Mr. Hu， though， says that at some point he stopped worrying about how the Chinese can become rich. Instead he has become preoccupied with how they can become good. As he did 35 years ago， he looks to his diaries for the answers — but now with a far different end in sight.
January 29， 1972: “”A single spark can start a prairie fire”” (the title of one of Mao’s essays).
Many Chinese people mistakenly believe that they can detach themselves from the past， Mr. Hu says. So he’s putting his own past front and center， hoping that someday， reading the words of his diary will elicit a collective wince， questioning， and， finally， a reckoning.
Sarah Carr reported from China for five weeks this fall through an International Reporting Project fellowship.
Hu Jingbei’notes:
1. All diaries cited in the report are dated the year of 1971， not 1972.
2.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diaries contain some mistakes.
3. The original Chinese diaries dated from January 27 to May 15， 2007， are online:
http://www.hujingbei.net/upload/2007_07/07070612587135.doc
“
私有化，三好坞旁的疑问
（第１期）私有化，三好坞旁的疑问
－－代 www.sanhaowu.net 序
以三好坞命名的私有化专题研究网站www.sanhaowu.net问世了。三好坞是一个微型公园。坞者，城堡（或今日之山亭？）、山坳、水边也。三好坞虽小，但有山、有水、有亭，是谓景之三好。推及于人间，学、问、辩，可谓学者之三好。学然后知不足，不足乃问，一问再问，乃为辩；辩而又学，又问，以趋无穷。然而，一个人掌握的知识有限，其学、其问、其辩，若能免于肤浅，则必与他的知识结构有关。我所学范围在社会科学，经济学知识略多些，每每生发的疑问亦脱不了本行。近年来，每当我散步在三好坞，就不由自主地问：为什么许多中国学者不愿意用私有化概念呢？什么是私有化？私有化就是把原先的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生产资料变成私有资产。十几年来，私有化在中国大地上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更成为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突出现象。试想，报纸上天天说国有企业“产权改制”，产权便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从哪一种制度改到哪一种制度呢？自然是从公有产权改到私有产权。报纸上天天说“国有资产从竞争领域里退出”。如何退？机器、厂房之类实物根本无法退，只有把它们卖了，拿着出卖后的货币收入来退。卖给谁呢？自然不能卖给国有单位，否则“国有资产退出”便无从谈起；因此只能够卖给个人，只能够私有化。事实上，中国许多学者尤其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中国正在发生的私有化事实，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拒绝使用名词“私有化”，而采用“民营化”一词。民营化的意思很清楚，国有资产让私人经营。民营化在中国发生过，那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企业承包制，国有企业让私人承包经营。我一直把中国农村1978年后出现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视为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的私用化，它和民营化概念类似：生产资料所有权没有变，但使用权变了。十年前，全民所有制企业放弃原先的标准称呼“国营企业”，改用现在的称呼“国有企业”正反映了那时全民所有制企业民营化的状况。
尽管我在三好坞散步时反复思索，但令我始终不得其解的是，第一，目前中国发生的，不是国有企业经营权或国有资产使用权，而是国有企业资产所有权的变更，是国有企业的出售、上市、国有股减持和转让给私人，这样的变化，怎么能够说是民营化呢？第二，几乎所有中国学者在向海外介绍他们在国内说的民营化的时候，用的英语对应词全是、而且也仅仅是 privatization。但privatization的中文对应词是私有化，指的是财产或者生产资料所有权（而非经营权！！）从国家向个人的转移。为什么许多学者在国内说民营化，到了国外却说私有化呢？是什么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呢？我相信大部分经济学家确实有一些理由这样做，其中不少经济学家完全出以公心，才在国内外应用不同的概念。作为一名学者，在倡导好学、好问、好辩的www.sanhaowu.net 网站上，我想问的首先是不愿意在中国应用“私有化”概念的各位学者各自的理由是哪些。
其次，我想问的是，通过公开事实和采取有效措施，中国政府和人民在防治非典型性肺炎上取得了很大成绩，那么，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不是也应当公开事实并相应采取措施呢？据说，许多学者在中国国内不愿意、政府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亦不愿意挑明中国私有化的事实，是为了国内的稳定。然而这一说法需要证明。两个月前，一些政府官员（是否亦有部分学者？）不愿意挑明非典发生的事实，也是为了国内的稳定，但结果却是国内人心的不稳定；而不愿意公开事实，延误了本来早就应当采取的防治措施，导致了疫情的扩大。因此，不公开事实，不一定有利于稳定。假如两年以后，中国大部分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了，再来承认私有化的事实，国内人心可能更不稳定，因为任何一届新的中国政府、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都可能追问那原先作为主体的国有经济到哪里去了。作为学者，我和政府官员一样希望中国稳定，希望中国长治久安。在www.sanhaowu.net网页上，我期望得到答案的问题是，不公开私有化才能够保证国内稳定的观点所依据的理由是什么。
再次，作为学者尤其经济学者，只有了解了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才可能对中国经济现状作出正确的分析。而作为中国国有资产所有者，每一位中国公民有义务了解中国国有资产的状况。中国现在有多少国有资产，近五年来出售了多少，今年计划出售多少，出售方式如何，出售价格几何，出售收入何在，购买者是什么人，出售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出售是否成功，以及其他相关的信息，都是了解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信息。考虑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对整个中国社会、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这些信息对于任何一位想了解自己祖国的中国人也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个道理也许没有人不承认。那么，我要问的是，人们如何才能公开地获得具有权威性的中国私有化信息呢？
和五十年前民族资本的公有化一样，目前出现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是中国经济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它对中华民族的考验，远远超过非典。如果说中国人民现在就有完全的信心获得防治非典工作的胜利，那么，大多数中国人对私有化的胜利信心却明显不足。许多购买了国有企业产权的人不愿意承认企业是自己的，表明了私有企业家本身便对目前的私有化做法持疑虑态度。我们知道，非典疾病对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不一定具有历史意义，但即使如此，由于其严重性，政府也无力亦不应当单独承担防治非典的责任，而需要公开疫情，需要全国人民来共同承担责任。与非典相比，私有化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政府更无力更不应当单独承担责任，全国人民包括我自己在内应当和政府共同承担这一责任，把中国正在发生的私有化按其本来面貌公开、公正、公平地做好。正是出于这一认识，我建立了专门的私有化问题研究网站www.sanhaowu.net。这个网站将公开搜集和传播中国私有化的信息，汇集中外学者关于私有化的议论和研究，为私有化的讨论提供一个公开的论坛。我希望借此向所有关心中国私有化的人提供服务和帮助，并希望它能够得到大家的关心和帮助。
是为序！
写于：2003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