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国有企业改制的抉择、运行和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韩 强

      国有企业的改制已经成为当前的热点，特别是这次郎咸平引起的国有资产改革大讨论，进一步把这个问题推向高潮。我的观点是，国企改革，或者说制度的改革，不能仅限于所谓的“产权”改革，应该包括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一）产权改革不等于简单地化公为私
      就“产权”改革来说，不能简单地认为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就叫产权改革，还可以理解为：把单一的所有制改变为多元的所有制——股份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有控股公司，国有股可以占主导地位，其它股份为公众股，也可以让其它股份参加，例如民营股份。其实，在欧洲，国有控股公司很多，例如德国的大众公司、法国的雷诺公司。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确，改制并不等于把国有资产全卖掉。因为公有制是多样性的，有单一的公有制，还有劳动者集体所有制，还可以有国有控股公司，同样私有制也是多样性的，有单一的私有制，还有合伙人的集体所有制，还可以有民营控股公司。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所有制，都必须在所有权上明确。特别是集体所有制和公司制，必须明确每个参与者所占有的产权，这是不能含糊的，否则就会引起一系列的纷争。现在不仅一些改制后的公司发生产权纠纷，甚至连家族企业中也发生纷争。因此，作为参与者必须以法律文书的方法明确产权，才能避免纷争。
      这里有一个问题；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把国企卖掉，或者是MBO，让管理者收购，就能提高企业效率，他们认为自己管理自己的财产肯定能管好。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世界中不仅国企、而且相当多的民企经营不善也会倒闭。所以，不能把产权与管理方法混为一谈。还有的经济学家引用科斯理论宣传“产权明确”就是私有化，只有私有化才能节约交易成本。这是一个误解。
      其实，就是按照科斯的产权交易，也没有严格规定进行交易者，必须是产权的所有者，双方可以是使用者或代理人，但必须是全权的使用者或代理人。也就是说，你可以是公产的代理人，也可以是私产的代理人，但你必须是经过授权的，能完成交易的全过程。但是，张五常把“私产”推到了极端。最典型的例子是他要推翻古老的“海鱼不能被保障为私产”的观念。结果，他好像是在讲故事，因为流动的鱼是混合的，无法界定出哪一部分三文鱼是谁的。
      那么，科思理论是怎么说的呢？
      科斯在诺贝尔经学奖获奖演说词《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中作出这样的概括，“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中（标准经济理论的一个假设），当事人各方之间（平等自由）的谈判将会导致带来财富最大化的制度安排，而这状况与权利的初始配置是无关的。”请注意最关键的一句：“谈判将会导致带来财富最大化的制度安排，而这状况与权利的初始配置是无关的。”也就是无论是公产还是私产都可以交易，“与初始配置无关”，也就是说，即使不是初始的所有者，只是授权的使用者或代理人也可进行交易。这里最重要的是具有法律性的“授权”。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的文章中举了农夫与养牛者的例子。讲得就更清楚了。他假定农夫和养牛者在相邻的土地上经营；在两之间没有任何栅栏，因此，牛群规模的扩大就会增加农夫的谷物损失；农夫或者养牛者将土地用栅栏围起来每年要花费若干美元的成本；但如果存在当事人各方之间（平等自由）的谈判的市场交易，不论是养牛者支付给农夫一笔钱让他放弃土地，还是养牛者支付给土地所有者一笔稍高于给农夫的钱（若农夫自己正式租地的话）而自己租下土地，或者是由谁将土地用栅栏围起来，都会采用一种使双方都接受的收益最大损失最小的“合算”的方法——最终结果都一样，即使产值最大化。因此，对资源配置没有任何长期影响。
      这里，很清楚，农夫自己正式租地是使用权，不是所有权，这个使用权也可以交易。也可以是养牛者直接找土地的所有者进行交易，那所有者就要向农夫收回使用权，但是这种收回也要交易，因为你是提前解约，要承担农夫的损失才公平，这样就成了三方谈判。

      所以，我说，产权的交易不仅是所有者，交易者可以是使用者或代理人，但必须是全权的使用者或代理人。也就是说，你可以是公产的代理人，也可以是私产的代理人，但你必须是经过授权的，能完成交易的全过程。现在，我们向农民征地要给补偿金，土地是国家或集体的，农民的承包实际上是使用权，为什么还补偿呢？因为合同有法律效力，人家承包20年，你现存要改变合约，当然要给补偿金，所以不要以为土地是国家或集体的，就可以随意征用，因为你已经把使用权划分给家农民了，国家要有信用，现在要收回来，就应该补偿。
  
    现在，我们国有资产交易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是未经所有者授权的交易，特别是MBO，企业的管理层只是经营者，他们被授予的只是经营权，并没有产权的交易权，所以曲线MBO是不合法的。

    （二）所有者缺位问题
      郎咸平说：“我觉得最荒谬的事情，就是现在谈产权改革的时候，动辄就强调要民营化，又例如对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等说法，实际上都不是很准确的。中国国有企业的问题是经理层不够专业，做得不够好，并非完全是国有控股的问题。很多国家都会有很多的控股企业，这也是企业存在的一种形式。（《郎咸平探求民企“原罪“出路》《南风窗》2003年8月7日）
      这里，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借口“所有者缺位”就搞私有化，因为在“缺位”的情况下，搞所谓的“民营化”、“私有化”，只会公共财产的所有者受到更大的损失。另一方面，内地经济学家所说的“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是指在法律上规定了全民所有制，但是法律没有细化，在操作层面上，民众没有知情权、发言权、监督权。同时，企业要有管理者，不可能人人都直接管理企业。
      郎咸平一直强调，法律上已经规定了公有权，所以不存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也许是他不熟悉内地的情况，所谓“五龙治水”分散化的行政管理，这种操作方法，实际上形成了“所有者缺位”。所以，我认为关键问题是让所有者“复位”，怎样“复位”呢？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人民的知情权、发言权、监督权，具体形式就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建立监督机构。
      2002年12月23日《中国经济时报》有一篇《国资委应放在政府还是人大？》 的文章，记者刘建锋根据李新华、张树中编著的《外国国有资产管理理论与实践》和马海涛等人主编的《国有资产管理概论》，介绍了西方主要国家对于国有企业的管理也是通过政府来执行的，不过西方主要国家的国会，通过设立委员会等各种手段，实现了对国有资产的管理。
      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决定国有企业的建立、合并、撤销或内部机构变革，通过掌握财权控制联邦预算间接制约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活动，对于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美国国会还通过常设委员会或者临时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审议国有企业管理的各种议案。
      法国国会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监督主要通过调查和诉讼方式实现，国会议员拥有对涉及国有企业各个方面的直接和间接调查权，可召集会议直接调查也可组织有关调查组或委托审计院调查，有权在特定期限内设立调查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并就国有企业问题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口头或书面质询。
      还介绍了英国、德国的经验，还包括东方的印度：国会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方式，一是议员每年对国企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评议，二是国会每年举行一次围绕一个或一批国有企业的预算和议案等问题的辩论，三是通过与国有企业相关的公共会计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国有企业委员会实施具体的管理和监督，公共会计委员会负责审查国有企业的收支账目表和资产负债表、盈亏会计报表以及审计报告。
      这些经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发挥议会的作用。从法理上说，既然公有资产是全民的，议会当然要进行监督和管理。这样就从法律上保证了全体所有者的地位。
      如果我们看一看某些经济学家提倡的MBO，一味强调企业管理者的贡献，根本就没有把真正的所有者——全体人民放在眼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支持郎咸平、左大培要求停止MBO的观点。因为凡是MBO，或多或少总是暗箱操作。有人说公开操作就可以避免缺陷了，却忘记了一个问题：全透明的公开操作，MBO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公开操作，就会有人出比管理者更高的价格，当然是谁出的钱多，就卖给谁，管理者的特权也就消失了，MBO也就不存在了。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人突破不了洋教条，想改良MBO，却忘记了公开透明的操作，MBO的特权就消失了。
      这里，我还要说的，民营企业也会出现“所有者缺位”，也许有人会感到吃惊，民营企业是老板自己的，怎么会“缺位”？实际情况是：企业做大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举一个例子：
      《科学投资》《中国民企死亡全书》，就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李忠文也是一个渔民的儿子，19岁时被人推荐到天津当学徒，学习做鞋。1994年，羽翼渐丰的李忠文辞了原来的老板，借了4000块钱，和哥哥两人开始在天津打江山。李忠文很有生意头脑，在他做生意的第一年，他那个由老式澡堂子改建的只有420平方米的鞋店就为他带来了400多万元的收入。到1996年，李忠文和哥哥在天津已经拥有4家鞋店，每家单店面积都在四五百平方米，生意都不错。从1997年起到2000年，短短的4年时间里，“百信鞋业”在全国40多个城市开了80家连锁店，旗下拥有了2.8万名员工，总资产达到30多亿元。这时候的李忠文已经不仅仅是个亿万富翁，而且成为社会名流，被人誉为“中国鞋王”。他宣称，到2002年，“百信鞋业”要在全国开100家连锁店，5年内跻身世界500强。
　　  就在李忠文宣称他的“百信鞋业”要在5年内跻身世界500强的时候，灾难开始了。李忠文开鞋店，采取的是家电经销的那一套模式，即由厂家先垫货，待一段时间之后，再由商家给厂家结款。这种运作模式，可以很好地缓解商家资金紧张的局面，但同时也潜伏着巨大的危险。随着李忠文的信心爆棚，短时间内一下开出几十家店，而且单店面积越来越大，最大的超过1万平米。这些店铺占压了大量的资金，这使“百信”的资金始终处于极度紧缺的状态。这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替李忠文打理在全国各地几十家店铺的大多是他的亲戚朋友。这些亲戚朋友乘其一时分身乏术，开始公然地、大规模地损公肥私，化公为私，使企业利益受到极大损害；第二，劣质商品开始大量涌入“百信”，百信”销售额急剧下降，使本已紧张的资金链进一步绷紧。

国有企业改制（出售）的法治应坚持市场化取向

——在国有企业改制（出售）与法治高级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

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  胡雄飞

一、法治化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成熟的标志

市场经济是有序经济，是法治经济。为了确保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源配置和调节的功能，我们不仅要有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市场规则，而且市场规则还要法治化，即把各种市场规则以制度、法律和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由有关的政府部门依法对各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加以监督管理，并进行必要的评判和处置，以维护市场秩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一种现代市场经济。我们需要通过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法治化来加快推进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市场化是关键，国际化是标准，信息化是手段，那么法治化就是保障。法治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法治化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成熟的标志。

立法和执法是法治化的两个重要的、密不可分的环节。通过立法使市场行为有法可依，通过严格执法，建立起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避免或克服市场活动的消极作用，使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真正有利于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合理和不断优化。

法制化在我国现阶段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虽然我们已经加入WTO，但由于我国仍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许多方面的市场规则还尚未形成，已经制定的市场规则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已有的市场规则由于种种原因在实践中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国有企业改制（出售）方面的法治空白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加快市场规则制定和实施的法制化进程，以较为完整的法律法规的体系尽快克服和抑制目前我国市场活动中广泛存在的混乱和腐败现象，其紧迫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国有企业改制（出售）方面法治问题的实质是资本市场公平、公正及有效运作的问题

从国企改革2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后10多年的实践和探索来考察，国有企业改制（出售）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国有资产出售、转让的价格问题。一些同志认为，国有资产出售、转让的价格高于或等于评估价就没有问题，低于评估价就有国资流失的问题。其实不然。高于或等于评估价的也许可以是更高的价格出售、转让，低于评估价出售、转让的也许已经是最高价了。问题的关键是，在资本市场中该资产的市场价格到底值多少。由于时空的不同，受让者的需求及购买能力的不同，国有资产出售、转让的价格是会动态变化的。只要是经过产权交易所监证、交易双方通过谈判形成的、国资委认可的价格都应视作合法的、公平公正的交易，不存在国资流失的问题。即便是职工持股，甚或以MBO形式购买国有企业的股权，只要合法合规，都不能乱扣侵蚀国有资产的帽子。

二是国有企业中尚未转变身份的人员安置经济补偿问题。对国有企业改制中需要转变身份的人员，一定要处理好经济补偿的问题。如果国有资产转让、出售所得不足以解决这些员工经济补偿的，该企业的原持有者或部门有责任予以解决。当然，员工的经济补偿要有度。各地和各企业之间收入的水平是不一样的，对改革支付的成本也不可能一样，不要、也不能盲目攀比。

三、解决国有企业改制（出售）方面的法治问题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

国有企业改制（出售）方面的法治问题严重滞后与国企改革的实践。我们的国有企业都快出售、转让出去一大半了，我们的《国资法》却还未出台。所以，需要加快立法，依法行事。一个需要特别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是，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解决国有企业改制（出售）方面的法治问题应该坚定不移的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就已经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说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还专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年后，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今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更是要求把“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作为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首要任务来抓。

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资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应该始终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国有企业的改制及出售，在法治方面更加需要坚持这个方向，在立法和执法的过程中应体现、贯彻这个精神。法治要有利于国有资本流动起来，要有利于发挥市场对国有资本这个资源的基础性配置，要按资本市场的规则运行。比如，《国资法》应确认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中形成的价格的合法性；国有企业改制可以征求企业员工的意见，但决定权应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不能因为员工通不过，国有企业的改制及出售就不能进行。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以及出资人的出资人，有责任把员工的问题解决好。同时，员工也不能因为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阻绕国企改革的进程，因为延缓也会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

此外，在法治的一些细节问题上同样要坚持市场化的方向。比如，国有企业在产权市场完成交易，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必须经过评估的环节，但挂牌时未必一定要先评估，应降低进入资本市场的门槛，要知道有些国有企业连这笔交易成本都难以支付。

国有企业的改制出售及其法治，有理论方面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实践的问题，迫切需要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迫切需要出台合法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个案的发生而延缓国企改革的进程，相反，只能增强国企改革的紧迫感。20多年改革的时间已经告诉我们，只有紧紧把握住市场化这个方向，才能将国资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深入推进下去。偏离这个方向的立法和执法，不仅不利于国有资本结构的调整、国有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不利于这些国有企业自身的发展。

总之，国有企业改制（出售）方面的法治问题能否坚定不移的坚持市场化的取向，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战略问题，方向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第9期）从非典防治的公开化看国企出售的公开化——再论尽快制订《国有企业出售法》

　　郎咸平8月3日的文章之所以能够引起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响，就是他所揭露的国有企业在出售过程中的严重资产流失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共鸣。为什么公众反应这么强烈，就是因为绝大部分人感觉到了郎咸平指出的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公众的感觉是不是正确呢？有些经济学家说这种感觉是错误的，国有企业出售过程中其实很少甚至没有资产流失。确实，绝大多数人只是感觉，或者只是看到了他周围的现象而不了解全局。然而，公众并不对其感觉的正确或错误负责，他们应当负责的只是表述自己的真实感觉。具体事实是什么，国有资产在出售过程中的流失规模到底有多大，这不能够要求公众来说明，不能够指责公众的感觉错误，而只能够要求政府公开做出负责任的说明。这就象在抗击非典型肺炎（SARS）时的情况那样。2003年4月20号前，公众中广泛存在非典流行的感觉。凭借着这种感觉，公众抢购板蓝根和白醋。但具体事实如何，政府应当做出有责任的说明，而不是对公众感觉置之不理甚至责怪公众。果然，2003年4月20日，国务院做出了负责任的公开说明和相关人事变动的决定，这之后，公众感觉中的不确实部分很快消失，大家开始信任政府公布的数字，防治非典自然也取得了成绩。

　　非典的例子告诉我们，即使假设国有企业出售时“真的”没有资产流失，“真的”是“物有所值”地出售了，政府也需要向公众公开说明，这几年中国出售了多少国有企业，主要的出售方式是什么，出售的企业资产中，多少用于补偿职工，多少用于奖励，多少用于直接的出售，出售的收入是多少，这些收入到那里去了。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够向公众说明存在或者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如果存在，流失的规模有多大。也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够向公众解释如果有流失的话，流失的原因是什么，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防止流失。只有这样，公众感觉中的不确实部分才能够消失，政府才能够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

　　非典的例子也告诉我们，公众的感觉即使不正确，即使有偏差，有误解，也需要政府来澄清，需要政府在相关问题上公开信息。如果公众的感觉离开事实不远或者符合事实，政府就更需要出面。2003年4月20日前，公众对非典的感觉离事实不远，但政府不作为，公众的感觉只能够越来越强烈，公众对政府只能够越来越不信任。2003年4月20日国务院公开非典信息和采取坚决措施，一下子扭转了方向，公众感觉开始建立在政府信息之上了。国企出售的情况也是如此。政府不作为，不公布信息，不认真采取措施，公众对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感觉无论对错，都无法和政府接近，公众对政府将越来越不信任。即使公众支持国有企业出售的改革方向，但仍然不会支持现在的国有企业出售运动。因为，就算政府和经济学家所说的目标很好，公众也不会认同政府采用他们感觉的腐败手段去实现目标。这样，国企出售就会失去社会心理基础，就可能功亏一篑。

　　我们再来看防治非典时的政府工作。2003年4月20号之前，政府就已经多少注意到了非典的流行，开始采取措施集中收治非典病人，对非典疫情做出对策，卫生和防疫部门应当也已经做了不少安排。因此，我们不应当完全否定政府在2003年4月20号之前的工作。但是，毕竟和非典的危险性相比，和公众对非典的感觉相比，政府做得太少，不合格。2003年4月20日后，政府不但坚决撤换了不称职的主管部长，而且国务院按照传染病防治法迅速制定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卫生部很快颁布了操作性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标准》。政府防治非典工作的规范建立了，政府的权威也马上建立起来了，政府的工作合格了。由于中央政府带头做了合格的工作，各地方也立即动员，整个防治非典的形势马上改观。比如在上海，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随之于2003年5月14日通过了《关于加强预防和控制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决定》，上海市政府颁布了更细化的《非典型肺炎病例或疑似病例的推荐治疗方案和出院诊断参考标准（试行）》等。

　　与此相比，我们不得不说，政府有关部门比如国资委对迄今为止的国有企业出售尽管做了许多工作，发了许多文件，采取了许多措施，但这些工作、这些措施，顶多只能和2003年4月20日前的政府防治非典的不合格的工作相比。我们不必要否定政府的这些工作，但我们又必须指出，和国企出售的重要性相比，和公众对国企出售的感觉相比，政府做得又太少，不合格。国企出售对中国社会、中国经济甚至中国历史的影响显然比2002－2003年流行的非典更严重得多，但和2003年4月20日以后的防治非典措施相比，国务院迄今对国企出售没有颁布任何条例和规则；国资委今年1月发表的《暂行办法》和9月发出的《通知》也远远不及卫生部措施的级别。因此，政府在国企出售工作上的规范没有建立，政府权威没有建立，政府的工作到现在仍然没有合格。中央政府不合格，地方政府无所适从，不知道全国性的基本工作规范应当如何定，国企出售的无名、无法、无序现象自然无法改变，公众的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感觉也自然无法改变，甚至还会强化。

　　但是，和抗击非典情况不同的是，政府为了重建权威，树立国企出售的规范，除了采取若干紧急的政府措施外，需要立即准备《国有企业出售法》（或类似名称）的立法草案，以便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立法。这是因为，政府措施包括国务院的措施（更不用说国资委的措施了）必须以有关法律为基础。而我们恰恰缺少有关国有企业出售的法律。不论中国今后如何变化，中国总会存在国有企业，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总会存在国有企业出售的问题以及对它的法律规范。因此，《国有企业出售法》的立法本身和国有企业、国有经济以及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没有直接关系，在后面那些问题没有搞清之前，《国有企业出售法》完全能够立法。现在，全国各地正在出售国有企业，公众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感觉将会越来越严重，政府现在应当做的是迅速向社会公开表态，说明国企出售的状况，尽快制订《国有企业出售法》，保证国有企业出售的规范性。刚刚闭幕的中共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执政能力的口号。政府如果能够吸取抗击非典的经验教训，迅速推动国企出售的公开化和规范化，政府的执政能力就会得到肯定，中国的国企改革也才能够顺利进行。

　　2004年9月20日

利他行为可否理性，如何理性？

—— 一个经济学视角的解说与建构

管毅平

（上海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 经济与金融系，200052

ypguan@sjtu.edu.cn /  www.21topic.com / 论坛 / 管毅平教授专栏）

一、“斯密问题”在当代的延展：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 前人对于理性假设的解释难以令人满意。

2. 社会科学的发展，要求有一个兼容性尽可能好的行为人基本假设。而现状是，各个学科各搞一套。经济学的新古典理性假设，相对而言好一些，但是也有其问题，应该而且可能改进得好一些。

二、利他行为可否理性，取决于理性的定义

从经济学视角，结合文献综述和推论，粗线条地给出我对于理性的理解性建构。

有必要区分行为人的动机、过程和结果。在此基础上建构的适合于社会科学分析基础的理性假说的要义是：行为人具有唯一的利己行为动机，行为人不可能也不必要有并存而且对立的两种行为动机。行为人的最大化自身效用的动机，有贯彻决策过程直到实施结果始终的趋势，其指向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地转化为信息约束）条件怎样变动，行为人都会在约束条件下尽可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期决策和结果与初始动机目标的偏差最小化。如此，造成“有限理性”或者非理性行为的原因和条件，被分解在最大化效用动机假设和信息不完备或者不对称两条假设之中。

作为心理动机的行为人最大化自身效用，即在现实条件约束下追求自己做事结果最优的利己心。这里的效用的意蕴，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精神的；可以是利己的，也可以是利他的，总之是全方位的社会中行为人的可能偏好。

三、理性的利他行为：分析的关键

标准的经济行为人理性假设最易遭受批评和最薄弱的两个基本环节：1. 对于利他行为的解释力疲弱，例如难于象分析家庭成员之间的利他行为一样来分析非亲缘相关者之间的利他行为。2. 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行为人偏好的多样性，例如难以应对来自社会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质疑——现实人的动机和行为是多样化的，仅仅以一个最大化效用的行为假设，不足以解释纷繁复杂的人类经济行为，更不用说人类的其他行为了。

西蒙较为晚近的文章（Simon，1993）认为，人类的有限理性和可教导性刻画了人群中利他行为出现的特征。从演化的视角看，有限理性意味着信息的不完备，人类由此具有“可教导性（docility）”，即人们通过社会各种渠道获得信息（他人的建议、说服、介绍等等）来增强生存适应性的倾向。利他行为，就是社会说服可教导的个人采取的一种选择性行动。

问题是，如果不从利己动机出发推论，互惠何以立基？公正何以建基？反过来，从利他动机出发推论，还有必要互惠和公正么？利他者的无私给予和奉献，意味着只有单向的惠人，无需交换的惠己，如此单向的执着，哪里还有公正插足的余地？所以，可能的逻辑是，互惠和公正只是偏好，这些偏好很难不受到深层利己动机的驱策。

四、理性行为人的动机、偏好、行为与效用函数的建构

由上述分析，可以形成一个关于理性行为人动机、偏好及其行为假设的一般性命题：

利己行为，是行为人在约束条件下满足他自己的利己偏好的最大化行为。

利他行为，是行为人在约束条件下满足他自己的利他偏好的最大化行为。

因此，无论行为人的利己行为与利他行为都源自唯一不变的利己动机。

       下面的图示 $ 简要地表达了行为人有约束的最大化行为的传递调适次序：

1.      

国有资产出售规则追溯与研究

目录

研究背景————————————————————————2

国有企业改革的简要回顾———————————————————-2-3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简要回顾————————————————–3-4

研究线索————————————————————————5

第一阶段1984年——1992年10月————————————————--6-11

线索一———————————————————————--6

线索二———————————————————————--6-11

第二阶段1992年10月——1997年9月———————————————-12-21

线索一———————————————————————--12-13

线索二———————————————————————--13-17

中央的规则————————————————————–-13-17

地方的规则————————————————————–-17-21

第三阶段1997年9月——2002年11月——————————————————————––21-27

线索一———————————————————————————————————–21-23

线索二———————————————————————--23-27

中央的规则————————————————————–-23-26

地方的规则————————————————————–-26-27

第四阶段2002年11月——今——————————–————————————————--27-31

线索一———————————————————————————————————-27-31

线索二———————————————————————--31

中央的规则————————————————————–-31

地方的规则————————————————————–-31

总结—————————————————————————--31-33

国有资产出售规则追溯与研究

苏青岗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上海  200433）

研究背景 

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84年之前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自此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逐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部分，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20多年来，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手段的实践，我国的国企改革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但是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也相应展开，从1988年设立国资局到98年撤并再到2003年设立国资委，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模式在摸索中逐步推进完善。国企改革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国有企业是国有资产的物质载体，国有资产是国有企业的价值形态。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而且是主要部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国企改革成败与否的制度性基础。

在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国有企业（资产/产权）出售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国企出售必须保持合法合理规范的形式，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是保证国企出售合法有序进行的制度基础，制定规则是改革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自改革以来一直令人关注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没有立法的制度规范，就国企出售而言，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使得很多制度性漏洞被某些人利用，借机侵吞国有资产。虽然我国这些年来也先后出台了很多规范国企出售的各种规则，但是，这些规则从法律角度看，都不是立法机关的立法或法律形式，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中没有相关的条款，法律中也没有专门条文，其构成主要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各部委的部委规章、各地的地方性法规、以上机关发布的各种通知文件以及我国历次党代会的报告，但是这些大部分不具备真正的法律效力，因此就产生了制度性漏洞，改革过程中出现种种不规范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

本文从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出发，对我国国企出售（注：本文所指国企出售包括国企整体或部分出售，国企资产出售和国企产权出售，这几个方面有所交叉，以下同）的规则（注：这里规则是指对其有明确规定的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等规范规则和各个部门发布的文件通知意见等非规范规则）进行追溯并作深入研究，对我国国企出售规则的变迁做一个制度分析，探讨国企出售规则的规范形式和要件，对我国今后有关国企出售的立法规范提供规则性性回顾与制度性前瞻。

国企改革的简要回顾

从1978年开始，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部分。根据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改革目标、理论依据、主要措施上的重大区别，迄今为止，大致可以把国有企业改革分为四个阶段：

1、 第一阶段1979年春——1984年10月。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集中在农村，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搞“扩权”试点，简单的“放权让利”。

2、第二阶段1984年10月——1991年底。这一阶段主要是按“两权分离”的思路来进行改革，即国家掌握国企所有权，企业拥有经营权。所谓搞活企业，也主要是搞“经营权革命”，具体方式如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资产经营责任制等等。但是这些改革都没有触及企业制度和更大范围的国有经济问题。

3、 第三阶段1992年——2002年11月。这一阶段以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及这一年秋天召开的十四大为标志，企业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由80年代扩权让利的政策调整型改革上升到制度创新型改革，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时，也开始触及整个国有经济的机构和布局问题。

4、第四阶段2002年11月至今。以200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和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国有企业改革在继续推进制度创新的同时，开始对已经建立公司制的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完善其制定建设，而且提出了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现代产权制度。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简要回顾

1、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 过去国家对企业管得太多太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全民所有同国家机构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首次提出了两权分离的思想。

2、 1988年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