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的弹道导弹恐怖袭击可能是他给自己设下的陷阱

——今年停火是否可能？

今年下半年，前线、空中和谈判方面将会发生什么？

乌克兰新闻社（RBC-Ukraine），20260804

普京进入下半年，既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胜利，也没有停止战争的意愿。乌克兰方面则试图遏制前线的压力，并不断深入俄国后方作战。战争到今年年底战争的走向以及谈判的可能性——请阅读这篇“乌克兰新闻社”的文章。

文章要点：

俄军的攻势有所放缓。俄军的推进速度比以往春夏两季的战役要慢，但俄军并未放弃在关键方向上的攻势，仍然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占领整个顿涅茨克州。

威胁所在。顿涅茨克州西部科斯蒂安蒂尼夫卡方向的局势最为严峻。到年底，该州西北部的莱曼和多布罗皮利亚方向的危险可能会增加。

北部威胁。俄军可能在乌克兰北部的切尔尼戈夫或基辅州北部开展有限的军事行动，希望以此迫使乌克兰从顿巴斯地区调兵到这些地方。

俄国是否会再次动员征兵尚未定论。如果俄国在今年9月大选后真的启动动员，动员人数可能达到10万至30万人，征兵过程可能持续数月之久。

空袭将会加剧。乌克兰正在加大对俄国军事经济的空袭力度，而俄国则依靠弹道导弹、喷气式“沙赫德”无人机空袭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

和平的希望。以往的妥协方案均告失败。普京不愿在没有取得任何可以被视为胜利的结果的情况下就停止战争。目前各方正在寻求新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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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战争迅速结束的预期与前线的实际情况越来越不符。俄国正试图继续其攻势，并同时对我们的后方发动袭击。乌克兰正在寻求各种途径来提高俄国侵略的代价，扩大对俄国军事、工业和后勤设施的打击规模和范围。

“几个月前，总统指示官员们想方设法迫使俄国在年底前停止侵略并坐下来谈判。其目的是，如果我们进入冬季时仍处于战争状态，俄国人将对我们进行猛烈打击，而今年的冬天将比上个冬天更加艰难。总统布置的这项任务并未取消，每个人都在继续执行，”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乌克兰新闻社”。

前线局势

与往年不同，往年春季后半段俄军推进速度明显加快，并在夏季达到高峰。而今年俄军推进速度比往年同期慢了好几倍，甚至比冬季还要慢。

俄军此前试图加强在扎波罗热州的攻势，其目标是尽可能逼近扎波罗热市。但由于乌克兰的反击而延缓。然而，这不意味着俄军完全放弃了这一方向：即使俄军在那里的攻势有限，也能迫使乌军在那里保持可能在顿巴斯地区需要的兵力。

顿涅茨克州仍然是双方主要作战区域。俄军目前的目标是占领克拉马托尔斯克–科斯蒂安蒂尼夫卡地区——乌克兰在顿涅茨克州北部防御的基石。俄军正试图尽可能逼近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个城市——这两个关键要塞目前由乌克兰控制。

科斯蒂安蒂尼夫卡的局势仍然最为严峻。据该媒体消息人士透露，敌军已在科斯蒂安蒂尼夫卡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他们的南方集团军不仅渗透到该市，还试图切断乌军的后勤补给线。更南边，俄军中央集团军正试图突破防线，从西面绕过科斯蒂安蒂尼夫卡、德鲁日基夫卡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直抵多布罗皮利亚。另一个危险地带是莱曼地区，俄军企图从东面向那里推进。

“乌克兰新闻社”采访的军政界消息人士称，他们认为顿涅茨克州的乌军防线没有迅速被突破的可能。但他们认为未来几个月，乌军可能会失去对科斯蒂安蒂尼夫卡的控制。他们评估认为，到年底，莱曼和多布罗皮利亚也可能面临同样的危险。“如果事态发展对乌克兰不利，到冬季结束时，俄军可能已经逼近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然而，要抵达这些城市，俄军仅仅缓慢推进战线是不够的。他们必须不断突破乌克兰的防线，扩展侧翼，并推进后勤补给，同时还要时刻提防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俄军是否会在乌克兰北部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仍是一个未知数。消息人士倾向于认为，俄军可能会以有限的兵力发动攻势，试图突破切尔尼戈夫州甚至基辅州的边界防线。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布良斯克州可能成为俄军进攻之前的集结地。目前，白俄罗斯是否直接参与俄国的行动并，还不能确定。即便白俄罗斯参与，俄军在乌克兰北部可能发起的进攻的目标，也不太可能是在基辅方向取得突破。俄军或许会将其称为“尝试”，即在边境沿线建立所谓的缓冲区。但这更可能是它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旨在沿边境延伸战线，迫使乌军从俄军试图实现其主要目标的顿涅茨克州抽调出兵力。

俄军是否有足够的兵力来发动对乌克兰北部的进攻行动，主要取决于克里姆林宫的征兵动员决策。即便现在，俄军也面临兵员短缺的问题。尽管招募合同兵的计划几乎百分之百地得到执行。但它既不足以组建新的部队和编队，也无法完全补充兵员损失。据“乌克兰新闻社”报道，过去一个月，乌军无人机造成的俄军损失已达4万人，其中超过百分之六十是阵亡。

俄军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无人机部队的招募。俄国学校向学生和年轻人提供在无人机部队服役的机会，认为这是一个更安全、更有声望的选择。然而，目前仍然没有志愿者加入。

乌克兰军政界人士不愿意对俄国今年9月大选之后，克里姆林宫是否会在今年秋季启动新一轮的兵役动员一事做出有把握的预测。知情人士估计，如果普京真的采取这一行动，可能会征招义务兵10万至30万人，同时还会继续进行合同招募。很可能，这样的义务兵征召动员将持续数月之久。一方面，这将使克里姆林宫避免出现突发的公众冲击；另一方面，这将减轻训练中心的负担：俄国的体系根本无法同时接收、提供服装、武器和训练数十万人。因此，这波新动员的影响最早可能在今年冬季、甚至明年显现。

空中冲突升级  

双方地面战斗的同时，双方空袭也愈演愈烈。自春季以来，乌克兰不断将战火推进到俄国后方深处，加大了对俄国境内的打击力度。乌军空袭范围不断扩大，空袭本身也逐渐从零星行动转变为针对敌方战争经济的系统性攻势。这正是乌克兰迫使普京进行真正和平谈判的计划之一。

“现在每天都有炸弹飞向俄罗斯。如果没有任何公开报道，那只能说明它们没有击中目标，”“乌克兰新闻社”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乌克兰空袭的主要目标仍然是俄国国防工业企业和炼油厂。7月初，乌军总参谋部报告称，空袭已导致俄国42.74%的炼油产能瘫痪。自春季中期以来，乌克兰开始封锁前线地区的俄军后勤补给线，旨在同时给敌军制造补给困难，并加剧克里米亚地区俄国人的生活困境。如今，大型物流中心——俄国市场的重要枢纽——也被列入了打击目标名单。

据该媒体消息人士称，在远程无人机的使用量方面，乌克兰已基本赶上俄国。他们表示，基辅仍然保持着技术优势：乌克兰率先应用的技术方案，往往在四个月后才出现在俄罗斯。

与此同时，俄国也在升级攻势，加大攻击力度。俄军已开始系统性地攻击乌克兰的国防企业、后勤设施和港口基础设施，以瘫痪黑海粮食走廊的运作。乌克兰的加油站也成为攻击目标，俄军借此干扰前线附近地区的燃料供应和民众日常生活。俄军对乌克兰首都的袭击策略也发生了变化。由于乌方严重缺少爱国者导弹系统的PAC-3拦截导弹，俄军越来越多地使用弹道导弹。

“俄罗斯人以伊朗为例。他们看到伊朗如何主要依靠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在中东地区制造恐怖。他们从中吸取了教训。他们为什么还要策划复杂的联合打击，选择不同的路线和不同的到达时间来攻击目标呢？现在，他们只需向首都发射10枚或者20枚、30枚弹道导弹。因为他们知道，鉴于我们的拦截弹数量不足，总会有一些导弹能够突破我们的防线。”一位军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

“乌克兰新闻社”的消息来源预测，这种趋势很可能在秋季继续：俄军将继续使用弹道导弹，并将其与巡航导弹打击和大规模的“沙赫德”无人机袭击相结合。据该媒体报道，目前俄国每月生产约66枚用于“伊斯坎德尔-M”系统的9M723导弹和约10枚高超音速“锆石”巡航导弹。最近，俄军频繁使用这两种武器攻击基辅及其周边地区。除此之外，俄军还会不时使用S-400防空系统导弹和朝鲜的KN-23弹道导弹空袭乌克兰。

据粗略估计，俄军7月份发射的弹道导弹数量超过了俄国同期产能。因此，如果不提高产量，俄军不太可能在弹道导弹打击中持续保持齐射导弹的数量。据该媒体报道，俄国目前正竭力提高喷气式无人机的产量，以应对乌克兰积极研发旨在击落常规“沙赫德”导弹的无人机拦截器。

在空战中，双方都存在弱点。俄军在实际操作中无法可靠地覆盖其广袤的领土和遍布其间的众多企业。乌克兰虽然需要防御的领土面积小得多，却面临着最关键的导弹防御装备短缺的问题。

问题不仅仅在于合作伙伴是否愿意向我们移交“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客观地说，全球PAC-3拦截弹的产量远低于乌克兰、美国及其中东盟友目前的实际需求。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估计，截至7月底，美国仅剩有约759至827枚PAC-3系列拦截导弹。相比之下，在伊朗战争爆发前，美国拥有约2,330枚此类导弹。五角大楼新签订的多年期合同计划将PAC-3拦截导弹的产量提高到2,000枚，但生产这些拦截弹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预计要到本年代末才能将其产能提高三倍。换句话说，未来的解决方案正在酝酿之中，但无法在今年秋季消除拦截弹短缺状况。

乌克兰自身导弹防御系统的前景目前仍不明朗。法意联合研制的SAMP/T NG防空系统旨在成为一种替代方案。首批系统承诺于今年交付乌克兰。但关键问题不仅在于防空系统本身的交付，还在于合作伙伴能否持续供应足够的拦截导弹。

今年冬季来临前，双方的打击行动很可能只会愈演愈烈：俄国将再次试图打击乌克兰的能源部门，并指望利用严寒天气施加额外的压力；而乌克兰则会以对俄能源、军工和后勤设施的攻击作为对等回应。

基辅方面认为，在前线进行顽强防御，同时对俄国领土发动大规模打击，应该能够让克里姆林宫意识到继续战争的真正代价。这不仅包括物质上的破坏，还包括俄国重新部署防空力量、削减出口、筹集维修资金，以及向民众解释，这场原本被描述为遥远的“特别军事行动”的战争，为何会越来越多地蔓延到他们的身边。

然而，仅靠远程打击不足以扭转战局。远程打击可以消耗敌人的体力，限制其能力和资源。但只有与前线的顽强抵抗、俄国经济的崩溃以及政治压力相结合，才能产生决定性的效果。

谈判前景如何？  

“乌克兰新闻社”近几周从乌克兰政府和外国外交官等多位消息人士处获悉，今年和平解决冲突几乎没有任何现实希望。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情况却截然不同。乌克兰刚刚开始明显加强中程尤其是远程打击的力度。俄军在前线缺乏突破，俄国国内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这让人们一度燃起希望，认为普京或许最终会认真地坐到谈判桌前。但事实上，这些行动对俄国领导层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效果——他们咬紧牙关，誓死抵抗。这一点甚至从普京本人及其下属日益强硬的言辞中可见一斑。了解莫斯科局势的消息人士向“乌克兰新闻社”证实了这一点：俄军打算让乌克兰人再经历一个严冬，并且指望这一次乌克兰国内形势能够彻底崩溃。

一位乌克兰政府消息人士在接受“乌克兰新闻社”采访时表示：“双方都缺乏（退出战争的）战略。”这意味着此前提出的妥协方案对基辅和莫斯科来说都无法接受。

例如，所谓的“安克雷奇精神”耗时近一年才得以澄清。正如乌克兰总统办公厅主任布达诺夫在接受“乌克兰新闻社”采访时解释的那样，俄国人将对克里米亚、赫尔松和扎波罗热部分地区以及整个顿巴斯地区的控制权纳入了这个模糊的概念。而且，据多家西方媒体报道，特朗普曾认为是他在安克雷奇为乌克兰向普京争取到这样的和平条款。但他对普京的这一承诺遭到了乌克兰的强烈抵制。

一位乌克兰谈判代表告诉“乌克兰新闻社”：“美国人多次问我们：‘你们为什么如此执着于顿巴斯这块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地方？……放弃它——你们就能获得和平。’”另一位乌克兰谈判代表表示，美方一些谈判代表尤其感到困惑，因为顿巴斯地区根本没有石油和天然气储藏。他们质疑，它有什么值得为之战斗的？乌克兰方面则解释说，将部分领土连同当地居民一起拱手让给敌人，根本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这只会是向俄国做出的毫无意义的让步；俄国可以毫发无损地夺取部分领土，然后立即或稍作停顿后继续侵略。

据“乌克兰新闻社”的消息，美国人后来不得不相信，并非只有泽连斯基一人持有这种观点，而是乌克兰社会即便并非完全一致，至少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此深信不疑：无论是在社会层面还是政界，人们都认为土地和人民不能随意出卖。最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公开宣布“安克雷奇精神”已死。不过，正如该媒体的一位消息人士所指出的，为了更加确定，最好还是听特朗普本人的表态。

另一个想法也未能实现——在顿巴斯地区设立自由经济区或非军事区。在一位乌克兰谈判代表的建议下，顿巴斯地区有时被戏称为“顿尼之地”（Donnyland），这显然是利用了特朗普的虚荣心以及他喜欢以自己名字命名各种事物的癖好。例如，连接纳希切万飞地与阿塞拜疆其他地区的路线项目，作为和平解决卡拉巴赫冲突的一部分，正式被命名为“特朗普国际和平与繁荣路线”。乌克兰、俄国和美国曾以各种形式讨论过“顿涅茨克兰”的概念，直到普京禁止其谈判代表参与此类讨论，并将主要任务设定为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州的全部领土。

一位乌克兰谈判代表告诉“乌克兰新闻社”：“我们现在正在寻找新思路，因为旧思路行不通。”人们寄希望于美国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预计于8月对基辅的访问。之后——或者在返回美国途中——他们还将访问莫斯科。一位乌克兰方面的消息人士向该媒体含糊地描述了计划：“他们来的时候，我们会坐下来，从各种方案中找出一些共同点。”

据他所说，泽连斯基上次访问华盛顿期间，“有可能重启谈判进程”，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具体细节。其他消息来源对和平前景持相当怀疑的态度。尤其令人担忧的是，特朗普的大部分注意力仍然像以往一样集中在伊朗问题上，而且由于中东新一轮战争的爆发，谈判实际上在冬季之前陷入停滞。

目前，莫斯科并未表现出在没有取得任何可称之为胜利的结果的情况下结束战争的意愿。几位知情人士在被问及“普京难道不想结束战争吗？”时，都给出了相同的答案：“他做不到。”“他已经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可以称之为胜利的标准。这甚至不是攻占基辅或推翻乌克兰政府——在他看来，在他所理解的世界观里，在他脑海中——随便你怎么称呼——最低限度的胜利是占领整个顿涅茨克州，外加卢甘斯克州。他现在不接受任何低于这个标准的胜利，”一位消息人士推测道。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消息人士以及“乌克兰新闻社”采访的其他军事政治圈人士对于这是否真的是普京想要结束战争的“胜利”存在分歧。

“他大谈特谈去纳粹化和其他一些抽象而荒谬的事情。俄罗斯人民根本无法衡量这些事情是否真的实现了。但他对所谓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的‘解放’却着墨不多。不像其他所有军事行动的目标那样，‘解放’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才是俄国人民能够真正评估的事情。但这是他自己给自己挖的坑，”该媒体的另一位消息人士解释道。

问题还在于，俄国总统可能对前线的真实情况有所误解。据“乌克兰新闻社”的消息来源称，过去一年里，普京看过一些战争前线的地图。那些地图的整个灰色地带都被标记为已占领，甚至连一个俄军士兵进入过的定居点也被标记为已占领，即便该士兵随后被消灭。因此，送到普京办公桌上的军事地图可能比实际接触线向前了大约十公里。在一些地图上，俄军甚至已经兵临扎波罗热市城下。在俄国的这种体系下，每一级指挥机构都会粉饰最终结果。如果普京确实基于这样的图景做出决策，他就会强烈地认为俄军需要继续进攻，并且强化其实现预期目标的信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克里姆林宫不断设定无法实现的最后期限。根据克里姆林宫的计划，俄军本应在今年年底前再次抵达顿涅茨克州西部的行政边界。该媒体的消息来源不仅怀疑这些最后期限的现实性，他们甚至无法预测俄军能否在2027年之前实现这一目标。

正是带着这种矛盾，双方进入了下半年。俄国没有通往胜利的捷径，但普京仍不愿放弃。乌克兰无法立即迫使俄国停止战争，但正试图让俄国在接下来的每个月都付出更大的代价。问题不在于谁会发动更多袭击，而在于谁的体系会率先承受不住战争的累积代价。

原文出处：https://newsukraine.rbc.ua/analytics/putin-s-ballistic-terror-could-be-his-own-1785734379.html，20260804检索。

“夜话”2026年第7期，2026年8月5日

【胡景北注：六十年前的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社论。现在转载于这里。】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人民日报》社论，1966年6月1日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我国，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解放十六年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是要逐步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最彻底的革命，这不能不遇到剥削阶级最顽强的反抗。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我们推翻了他们的统治，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并不等于没收了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剥削阶级统治了劳动人民几千年，他们垄断了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反过来用以欺骗、愚弄、麻醉劳动人民，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几千年来，他们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在社会上不能不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以后，他们是不死心的，总是企图利用他们过去这类的影响，为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复辟进行舆论准备。解放十六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是首先从意识形态上进行准备，搞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是由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尚且要经过多次反复，经过多少次的革命、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从思想准备到夺取政权，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进行了几百年之久。无产阶级革命是彻底结束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更不能幻想剥削阶级会乖乖地听任无产阶级剥夺他们的一切特权，而不想恢复他们的统治。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必然要象列宁所说的那样，以十倍的疯狂，来企图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篡党，篡军，篡政，这个事实，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说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训。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他们的政治统治被推翻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拼命维持所谓学术“权威”，制造复辟舆论，同我们争夺群众，争夺年青一代和将来一代。

资产阶级进行反封建的文化革命，到夺得政权的时候就结束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反对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这种文化革命的性质，同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文化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取得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先决条件，才能为这种文化革命开辟最广阔的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对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一切遗产、风俗、习惯，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加以透彻的批判。在人民生活中清除旧社会的恶习，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解放以来的经验证明，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走群众路线，使移风易俗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运动，那末，见效就可能快起来。

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少数新剥削阶级服务的，它只能由少数人参加。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和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它能吸引和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参加。资产阶级启蒙人物，总是卑视群众，把群众当作愚民，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当然支配者。无产阶级思想革命家同他们根本相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是在唤起人民群众的自觉，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资产阶级的卑鄙的自私自利，抑制不住自己对于人民群众的仇恨心。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也还是这样。

目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模和声势，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它的威力之大、来势之猛，在运动中所迸发出的劳动人民无限的智慧，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老爷们的想象。事实雄辩地证明，毛泽东思想一旦掌握了群众，就成为威力无穷的精神原子弹。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在大大推动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也必将对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发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我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引起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惊慌和混乱。他们一会儿想入非非，说什么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表明了中国下一代“和平演变”已经有了希望呀；他们一会儿又悲观失望，说什么一切消息表明，共产党的统治还是十分巩固呀；他们一会儿又表现出无限迷茫，说什么要对中国所发生的事情随时作出准确判断的真正的“中国通”是永远不可能有的呀。亲爱的先生们，你们的胡思乱想总是同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这一场文化革命的胜利，必将进一步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在各个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我们将由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伟大的共产主义！

(完）

“夜话”2026年第5期，2026年5月31日

注：转录时可能有极个别错误。引用时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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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注：该文于加州时间2026年5月30日22:00-23:00（北京时间5月31日13:00-14:00) 发到公众号上；5月31日9:24 （北京时间6月1日 0:24) 接到封禁通知。

由于我仅仅在该社论前后分别加了一个说明情形的注，而无任何褒贬之意，不至于“涉嫌违法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所以，封禁的原因应当仅仅在于社论本身。

钟罕逊先生的微信公众号“学者钟罕逊”上线了。

钟先生是我的中学学长，今年七十九虚岁，古时就是庆祝龟寿之年了。钟学长在如此高寿之年，不但笔耕不辍，而且勇敢地开设自己个人的微信公众号。仅就这一点而言，我就应当祝贺。

我和钟学长虽然同在南京九中三年半，可年级不同。“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年级界线。但在从1966到1968的疾风暴雨的三年中，我最初遵照“初一初二年级学生回家等复课”的要求，没有到学校；他是高中生，留校闹革命。1967年春天以后，我常常到学校，他却成了“逍遥派”。更重要的是，我们很快都被卷入同一场巨大的迁徙——被迫离开课堂，被迫离开城市。我们虽然都被迁徙在江苏省内，但分别到了丹阳和句容县，因此也无缘相识。

六十年过去了。作为“老三届”和“知青”的一员，我们各自走过人生的曲折，走过沉默、忍耐、挣扎，也走过对历史的反思与对自我的追问。现在我们都已退休。我不时在网络上写点文字。他则在家里写下大量稿子。不过，虽然我在网络上写，但不擅交友；他在家里写，却交往广泛。疫情过后，他和我联系，谈论我们共同认识的九中同学和了解的九中轶事，谈论极权制度，谈论他和我的文字。据他说，在南京九中的老三届中，如今只有四个人还在写。按当时的年级分，是他 [高二(1)班]、沈汉 [高一(2)班]、邓伍文 [初一(4)班] 和我 [初一(2)]班。不过，据我了解，我们当年的同学中还有些人在动笔，在比如“美篇”上就有她们/他们的作品。就他说的四人而言，沈汉教授著作等身，商务印书馆正在出版他的全集。伍文兄自著和独立编辑的书籍亦早已“等身”。我则有自己的公众号。钟学长自然不乏发表自己文字之愿。事实上，从我们建立联系开始，我就鼓励他写，并且许诺帮助他发布甚至出版作品。当然，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他和我的写作重点和风格不同，我迟至本月，才在自己的公众号上为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是他第一次在网络上发表文章。他应当更多地发表文章。这是因为，就我来说，无论他的写作重点和风格与我如何不同，无论我们在其他方面有多少分歧，但在我们共同的话题上，我们在下面四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文革不是“青春记忆”，而是灾难和犯罪；

“老三届”不但是文革受害者、更是加害者

知青不是“劳动锻炼”，而是“变相劳改”（林立果语）；

极权不是“伟大时代”，而是罪魁祸首

和沈汉、邓伍文及我相比，钟罕逊沉默太久了。一个沉默太久的人，应该拥有自己的声音；一个被毛泽东极权时代夺走过表达权利的人，更应该拥有自己的平台。因此，我向他建议：建一个自己的公众号。他很快答应了，像是等待这一刻已经太久，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拨动、一点小小的帮助，和他自己的勇气。

如今，他的公众号“学者钟罕逊”正式开通了。他现在每天都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表自己的原创文章。看到他的文字走向公众，我很激动。这不仅是一个公众号的诞生，更像是一个近八十岁的老人，终于从历史的阴影里走出来。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太多不能说的岁月。如今，我们成了老年人，应当赶紧把那些被压抑的记忆写下来，把那些被扭曲的历史重新摆正，把那些被沉默的声音重新唤醒。

愿他的公众号成为一个讲述真实的地方，一个记录时代的地方，一个表达反思的地方。愿更多人从他的文字里看到：沉默不是命运，表达才是。同时，我衷心地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老三届和知青，更多地用文字公开地表达自己。我们虽然已是老人，但我们年轻时是那么地激昂，如今也不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情。我们的曲折经历更为写作提供了我们后代所缺少而且也难以理解的丰富素材。所以，只要身体尚可，我们都应当写作和表达。这里，我们需要的不但是知识，而且是勇敢，是像钟罕逊开通微信公众号这样的勇敢。我们的写作和表达不但让我们的大脑活跃，而且也让社会活跃，让我们年轻时经历的那种困境难以重现，让我们的后代不再被迫被“停课闹革命”、不再被迫迁徙。

“夜话”2026年第4期，2026年5月22日

注：本文试图发表在微信公众号“学者胡景北”，该公众号却因此而被有关部门封禁七天。

吴敏最近发表的《“老三届”六十年祭》与《再谈“老三届”》两篇文章，受到老三届知青的广泛关注，第一篇的阅读量便超过11万。可我拜读后，总有一种不对味的感觉。沉思一下，原来不对味的地方是它们完全忽视了农村的老三届。吴敏的文章既然谈论老三届，就应当以全国的老三届为对象。而全国老三届不但包括城市、而且还包括农村的老三届。过去写老三届，常常只是城市老三届情感的抒发，而排除农村老三届。农村的老三届往往被冠以“回乡知识青年”的头衔，可这些青年依然是老三届，依然在1966年前是全日制中学（包括技校）的学生，依然在文革开始后“停课闹革命”，依然在1968年后才被“返回”农村，和城市老三届一样，失去了考大学和升学的机会。可是，这些回乡的老三届知青们，没有获得政府有关知识青年的任何优惠政策和照顾。他们除了极个别人在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考上大学或者中专外，绝大部分人在改革开放后，身份上没有改变，很多人进城打工，以缓解家庭的经济重担。由于政策不到位，他们经常遇到欠薪，或者是被骗，最终两手空空，终老于农村。他们在当时城乡激烈的动荡和变化中，很快就被淘汰，大多早逝。我1998年与同校同学回到1968年插队的乡下时，当年和我们同龄的回乡知青，基本上已不在人世。记得当时和我们接触较为密切的一位66届高中毕业生名叫“发火”。我们都好奇，他怎么会叫这个名字？他那时在大队组织宣传队，经常找我们协助工作。由于农村村镇以姓为分界，一方种姓掌权，另一方种姓必然受压。他属于受压的那一边，所以一直没有得到任用。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他也曾想一试，但是父母和老婆孩子都拖后腿，只有饮恨终身。90年代后，他在劳作时不幸从高处摔下身亡。而他只是千百万个农村户口的老三届回乡知青的一个缩影而已。

吴敏文章里那股“不对味”，正是忽略了这样一批老三届。不得不指出的是，吴敏使用的方法是城市精英视角的幸存者偏差——他算的永远是“当上工农兵学员的”“考上大学的”“能参加同学会的”那些老三届，而农村老三届从一开始就被他排除在这套统计学和叙事学之外。

一、吴敏叙事抹去的另一半

吴敏叙事抹去的另一半，是知青历史上最大的沉默之一。城市老三届作为知识青年，有政策、有档案、有返城通道，后来还有知青文学替他们控诉。农村老三届是回乡知识青年，没有政策、没有档案、没有返城资格，甚至没有“被记忆”的权利。

吴敏算来算去，算出老三届成为工农兵学员有多少万、恢复高考考上大学有多少万、电大夜大毕业有多少万。这套账本覆盖的，是城市户口的老三届。因为农村孩子没有被推荐上大学的资格，就算是大队支书的子弟有的还排不上队；1977年恢复高考时，很多人连报名的路费都凑不齐，更别提复习资料；就算考上了，家里缺劳力、缺工分，也走不了；电大夜大更和他们无缘，1980年前后，农村有几户能够买得起电视机，更不用说那时电视机还要凭票买，而农民是没有资格领取电视机票的。

前面说他们“终老于农村”，不是修辞，而是字面意义上的终身监禁——以户籍为牢笼，以土地为锁链，他们最终的命运大多是终老于农村。

二、”死亡半数”的真相：城乡是两个世界

吴敏引用“七普数据”，说1947-1952年出生人口约7,926万，死亡“将近半数”。但这个平均数一旦拆开，就会暴露残酷的真相。在下表中，

我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当年和同龄的回乡知青，基本上已不在人世——这恰恰说明：农村老三届的死亡率远高于城市老三届，却被统计平均掉了。

城市老三届在争论“我们班走了八人还是十五人”时，农村老三届的同龄人可能整个班级都走了。然而，他们没有同学会，没有微信群，没有公众号替他们发声。他们的死亡不是“数据”，只不过是田野里的一个个土包。

三、吴敏那套“学历稀缺论”的冷酷

吴敏的文章还用“同龄人比重”来论证老三届学历的含金量——“老初中生比当今本科生稀缺”“老高中生比当今硕士生稀缺”。这套算法的错误，是它把制度性剥夺偷换成了竞争性优势。

诚如吴敏所说，物以稀为贵。但农村老三届的“稀”，不是竞争出来的，是城乡二元结构筛出来的。1965年，全国高中阶段在校生中，城市占43.1%、县镇占47.9%、农村仅占9.0%；1962年农村高中生比例更低，只有7.8%。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农村学生要读高中，必须到县城或公社（乡镇）所在地，往往要步行十几里甚至更远。真正意义上的“农村高中”在文革前非常稀少。

农村高中毕业生考不上大学的基本出路：回乡务农，没有国家工作安排。文革前，农村户籍与城镇户籍实行严格的二元分割。作家陈忠实回忆，他1962年高中毕业时，同年级4个班，仅8人考上大学，他作为农村孩子回乡后，“给我们全村做了一个坏榜样”、“前途完蛋了，没有前途了”。他明确指出：“凡是上了高中的孩子一般都要上大学，除非是极个别的。因为国家的教育计划就是这样安排的，否则就没有必要上高中了。”当时城镇户口的高中生即使考不上大学，国家也会安排当工人；但农村户口的学生考不上大学，唯一的出路就是回乡当农民。

吴敏在计算“学历价值”时，农村老三届连被计算的资格都没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连“老初中”这个身份都没拿到，因为他们根本没能走进那扇初中校门。吴敏说的“4个同龄人中只有一个初中生”，在农村可能是四十个里头没有一个。

四、话语权的垄断：谁能定义“老三届”？

吴敏的文章中的那股“不对味”，归根结底是话语权的垄断。

城市老三届掌握文字、掌握媒体、掌握退休后的闲暇。他们可以写回忆录、开同学会、在公众号争论数据。他们的苦难是“被看见的苦难”——下乡、劳作、失恋、返城无门。农村老三届的苦难却是“不被看见的苦难”：他们没有“下乡”，因为他们自己虽然到村庄之外去上初中高中了，但他们的家庭从未离开过乡；他们没有“返城”，因为他们没城可返，也没有资格当城市人；他们的青春没有蹉跎的浪漫叙事，只有从生产队到建筑队、从土坯房到工棚的直线坠落。这个残酷的事实没有一个知青文学爱好者提起。他们只记住了自己的蹉跎岁月，而忘却了还有比他们更惨的同胞兄弟。

当城市老三届在回忆中感伤“青春被耽误”时，农村老三届连“青春”这个概念都是奢侈的——他们在1968年被迫离开学校后，就是农村的全劳力，二十几岁就是一家之主，三十几岁就被生活压弯了腰。

五、历史的真正伤口

1964年，我所在的南京九中开展空军招收飞行员的体检。我亲眼目睹了那时的“阶级固化”——空军大院子女体验表的营养栏都标注的是“佳”，平民子女那一栏，只有“中”和“差”——这样的阶级固化逻辑在今天的老三届叙事中依然延续，城市与农村，就是最大的阶级鸿沟，更是等级制度长期实施的结果。

吴敏的文章里那种淡淡的自得——“我们老三届是稀缺的”“我们是有价值的”——恰恰建立在对农村同龄人的双重剥夺之上：先是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再是剥夺他们被记忆的权利。

吴敏会说，关于这些可能没有任何人统计过。是的，因为统计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行为。政府统计的是城市老三届的返城率，不是回乡知识青年的死亡率；学者研究的是“新三届”大学生的命运，不是农村建筑工的寿命。农村老三届的死亡，是制度性沉默的一部分。

六、结语：记忆的政治

《国际歌》唱道“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但“我们自己”从来不是同质整体。1968年，一纸户籍将“我们”拦腰斩断：城市的“我们”与农村的“我们”，从此成为两个物种。城市知青好歹是“国家的人”，农村知青不过是“地里的人”——这一刀切下去，切出了两个平行宇宙，切出了两种死亡率，切出了两种被记忆的权利。半个多世纪过去，户籍制度仍在批量制造着城乡等级，仍在决定着谁有资格被统计、谁有资格被书写、谁有资格被哀悼。

为农村老三届发声，不是怀旧，而是记忆考古——是把被平均数碾碎的个体重新拼接，是把被“城市知青叙事”覆盖的“回乡知青叙事”重新挖掘。平均数是权力的修辞术：它把城乡差异搅拌成一碗稀粥，把结构性谋杀稀释为自然死亡，把“两个世界”熨平为“一个群体”。吴敏那套精致的统计学，正是这套修辞术的当代标本——数字越漂亮，抹除越彻底。当死亡率被算成一个整体，那些死在农村的、死在工地的、死在流水线上的，就自动从公式中消去了。他们不是“样本偏差”，他们是被统计学合法化遗忘的人。

如果真要算老三届的死亡，必须分开算——因为死亡从来不是均质的：

城市老三届：死亡率或许在20%-50%之间，且有显著差异。他们有档案、有返城记录、有死亡证明，他们的死是“被看见的死”。

农村老三届：死亡率可能远超50%，尤其是男性、重体力劳动者、早期进城务工者。他们的死是“无名的死”——没有档案注销，没有单位讣告，没有墓碑编号，甚至没有被纳入任何统计口径。他们只不过是“自然减员”，是“人口流动中的损耗”，是制度账簿上永远不会出现的赤字。

他们的早逝不是自然规律，而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慢性谋杀。户籍制度先剥夺了他们作为“知识青年”的身份，招工政策再剥夺他们作为“工人”的资格，权贵市场经济最后剥夺他们作为“人”的晚年。三重剥夺，层层加码，把一代人压缩进最短的生命周期。这不是某个时代的“阵痛”，而是一套精密体制的长期投毒——从1968年的下乡，到1990年代的“农民工”，再到今天的“灵活就业”，同一套逻辑在不同历史阶段更换面具，持续完成着对农村人口的系统性消耗。

吴敏那篇文章的“不对味”，根源在此：他用一组漂亮的数字，轻轻盖住了半个世纪的制度性屠戮。统计学在这里不是求真的工具，而是共谋的帮凶——它用“客观”“中性”“科学”的外衣，为历史书写中的抹除提供了合法性。当他说“老三届死亡率X%”时，他说的其实是“城市老三届死亡率X%”，而农村老三届连被纳入分母的资格都没有。

记忆从来不是中性的。谁被记住，谁被遗忘，本身就是政治。

本文无力逆转死亡，也无力改写制度。但作为一个后来人，作为一个还握有书写权的人，我拒绝加入那场由统计学、地方志和成功学共同编织的集体遗忘。我要记下这样一个事实：

在中国当代史上，曾有一批农村老三届知青。他们被户籍制度切割，被招工政策排斥，被文学叙事遮蔽，被统计数字抹除。他们活过，苦过，死过。他们的死不是自然死亡，是制度性死亡。他们的子孙仍在承受着同一条锁链。

当这一代人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消失的时候，愿这一点印记，能成为他们存在过的证明。愿他们在地下安息——不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公正，而是因为还有人拒绝忘记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

2026年5月11日

胡景北注：本文作者钟罕逊先生是我的中学学长，1968年到农村插队落户，1978年考入大学。感谢钟罕逊学长在本公众号发布他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