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研究与对民工态度

双周夜话”2003年第15                               200393

马克思研究与对民工态度

  我在2002年初建立个人主页的时候,把自己的文章“略论服务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一个扩展”挂上,希望能够引起讨论。当时我表示每年2月和8月将回复发来的讨论文章。如今,两个2月和两个8月过去了,我收到过批评,也有过讨论,但根据作者的意愿,它们没有在网上公开。另一方面,我又没有收到严格的学术批评意见。诚然,一年多的时间不算长,目前的状况也许很正常。可是,中国有那么多人在研究《资本论》,学术积累应当很深厚,但学术批评没有展开,似乎并不正常。
  近日在网上读到“中国青年报”今年3月21日的一篇署名为曹林的文章,谈民工读《资本论》,才恍然大悟,悟出了《资本论》研究和研究者对贫困态度的关联。曹林从一位民工在书摊上买《资本论》读、想了解包工头怎样剥削他们谈起,说如果看脱衣舞暴露了民工精神生活的空虚和无聊,看《资本论》则“恰恰暴露了民工这个阶层在当今社会中的价值真空和精神危机,”因为“看《资本论》就是一种不满的表达形式”,所以他反对民工读“资本论”。这使我很惊奇。因为按照“中国青年报”的一贯说法,如果真的有了精神危机,也得靠学习马列、尤其学习他们的经典原著才能够消除,所以应当鼓励民工读《资本论》,如何却把读《资本论》和看脱衣舞混为一谈了?

  马克思把自己的理论诉诸于无产阶级(工业中的雇佣劳动者,自然包括民工)。如果他的在天之灵有知,他对自己去世一百多年后,中国还有民工不是因为政治学习的强制、而是自己想弄清问题来读他的《资本论》所感到的欣慰程度,一定会比知道中国每年培养出几十个(上百个?)“《资本论》专业”博士所感到的欣慰强烈得多。由此想起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不正常,正是在于号称坚持马克思的学者里,没有精神生活也就没有精神危机的人太多,在于太多人为衣食甚至衣锦而研究马克思。马克思(和夫人)本来出身于富裕家庭,却宁愿忍受衣食无着的穷苦生活,而潜心于后来体现在《资本论》中的理论研究。在当时一年只有十来位博士毕业的时代,马克思要想获得小资乃至更富裕的生活不是难事,但他为了理论宁可受穷。所以,马克思理论涉及的绝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因为学术问题更多地与逻辑有关,但重大理论的选题则与一个人的精神素质有关。但马克思即使因此而贫困,他也绝无反顾。三十年前,我在农村的身份类似如今的民工,听从毛泽东的号召开始读马克思书。也许由于我自己和我生活的乡村的贫穷,我很快意识到他的书是穷人的书。后来我对各种经济学说有所了解,更感觉到在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中,只有马克思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虽然穷人的立场只是许多立场中的一种,而且不是每一件事情上都正确的立场。但自称坚持马克思理论的人,则必须持有穷人的立场。这一点早成国际惯例。在世界绝大部分不把马克思理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度里,研究马克思的人几乎都是从穷人角度考虑社会问题的人,更无须说坚持马克思的人了。当然,穷人的立场不意味着研究者或坚持者本人是穷人,但它一定意味着他们对贫穷有着“同情的理解”,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敢于象马克思那样过贫困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同情贫穷、敢于贫穷,是马克思研究者尤其坚持者必须具备的精神素质。

  把马克思理论当成小资生活后的纯学术研究对象,固然不能算错,因为就象《红楼梦》一样,《资本论》也有其独立的学术研究价值。但这种研究和坚持马克思理论已经无甚关联。而在我们的社会内,如果有人对贫困生活怀有深深的恐惧,对贫困者怀有深深的蔑视,而把研究和坚持马克思理论当成谋生的职业甚至让个人先富起来的手段,写文章首先想的是发表和由发表带来的职称和报酬,关心的首先是房子和股票,那么,这些人对马克思的“研究”与“坚持”实际上成了对马克思精神的亵渎。由于研究马克思在中国成了有钱有势的好事,号称研究马克思的人自然数量大,论文多。我想,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在中国出版的关于马克思的作品也许占全世界该类作品总量四分之三以上,自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中国人也许占到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能够算上学术创新的至多几十篇,而即使承受贫困也坚持马克思理论的学者可能还没有。在这样的情形下,马克思研究自然没有学术积累和学术批评,更没有马克思的精神。

  不时想想民工、想想我们社会的贫困者,想想他们为什么要接受那种低下的地位,想想如何改变他们的地位,即使是用学术研究的方式去寻求长期的改变,我们也许才能在研究马克思时体会到马克思的初衷,才能谈得上坚持马克思理论。读一读下面这首诗吧。坚持马克思理论的人不需要无保留地赞同它,但他如果做不到基本赞同,那他坚持的肯定不是马克思理论。


  十月诗草之五:歌拟奥登   
  
  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
  有的住花园别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里头;
  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弟兄们,我们没有一席之地。

  据说这里是我们的历史和梦想,是我们的骄傲,
  我们像亲戚来串门,却也引起它的懊恼;
  它让我们呆在原地不动,弟兄们,它让我们原地不动。
  
  我们的原地,荒凉的地方只有不长五谷的山沟,
  我们要靠它吃饭人们却痛心疾首;
  他们不让我们砍树,弟兄们,他们不让我们砍树。
  
  我们逃离饥饿,寻找幸福,交通部门要走我们的所有,
  让我们挤在一起窒息,疯狂,死去,认清自己
  不如他们眼里的一条狗,弟兄们,我们不如一条狗。
  
  我们没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们说活该,
  ”如果不交钱你就没有三证,对我们来说你就不存在。”
  可是我们存在,我们还活着,兄弟们,我们还存在。
  
  那从我们中间飞升上去的悄悄地说我们是一种文化,
  我们游荡去来,像蝗虫,从三国水浒吃到现在;
  他们说我们是害虫,弟兄们,他们说我们是祸害。
  
  去到一个科研院所,他们论证说
  目前还没有我们的现代化计划,等下辈子再来找它;
  但这辈子我们怎么化,弟兄们,这辈子我们怎么变化?

  我们交纳了增容费,暂且安身。报纸表达得暖昧,
  老太太的小脚跑来可真是敏捷,逢年过节地喊着防贼;
  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们,她指的是你和我。
  
  有人说我们太笨,素质太低,为什么禁止我们进入很多行业?
  他们明明知道中关村里的电脑是我们攒的。
  有人说我们到城里来只是出丑,同样是修路,扫地,
  
  法律法规却让我们交出自由,
  我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城里人身边;
  他们却皱着眉头,弟兄们,他们指我们太臭。
  
  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像富人的富有,就像我们的匮乏,
  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听说他们比我们活得光荣伟大;
  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动,弟兄们,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
  
  我想我听到了这个城市上空有一个声音,
  那是陌生却异常的权威,说: “”他们必须牺牲。””
  噢,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们,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
  
  看到一只狮子狗裹着短袄,别着胸针;
  看到门儿打开,让一只猫走进门;看到人们都在出国;
  看到学生们扔砖头,看到””我的朋友比尔””在北大演说;
  
  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鸟,
  看到一条鱼在饭店前的水池里自在地游,
  我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弟兄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武装警察越来越多,防暴队伍有特殊的任务,
  从东单到西单,他们要保卫权威和一种幸福,走去又走回;
  他们在寻找你和我,弟兄们,他们在寻找你和我。

  (原诗作者:余世存,2002)

你思故你在

“双周夜话”2002年第23                                                    2002115

 

你思故你在

 

几个月之前,我就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写了一篇夜话,表示我之存在,是因为我思考着,是因为我用自己的内在思考指导自己的外在行为。那么,你呢,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你何以证明你的存在,证明你的价值呢?我要向你说的是:你思故你在。

你思,首先表明你是一位合格的人,因为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点就是思考,因为没有你、我、他这样一个个的个人在思考,人也就不成为一个特殊的类。你思,表明了你的独立人格。也许你的思考还没有或者不会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思考本身就证明你不愿意依附于别人的结论,证明你与别人的不同。你思,还表明了你积极的人生态度:世界让你觉得好奇,而你又愿意探索。象大多数人一样,你也想永葆青春,而在心灵上永葆青春的灵丹妙药就是好奇和思索。

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过,如果我思考的结果不能够发表,我思考有什么用呢?我的回答总是你先把你的结果思考出来再说。在你没有思考出来之前,谈发表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你真的思考通了,你的结果发表与否对你也没有意义了:思考过程已经使你充实,成果发表只具有付产品的作用。当然,禁令或者出版费用确实可以限制你发表自己的思考成果。可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限制你思考。如果你在禁令或者金钱面前放弃思考,你不应当把责任全都推到社会:你个人也有重大责任,因为在你距离限制条件还很远的时候便放弃了。

你也许不是因为结果难以发表而不去思索,而是因为你要交出一篇毕业论文、你一年应当写出多少字数的任务压力而没有时间去思索。是的,你有太多的人要应酬,太多的事要办理,太多的任务要完成,有时还有太多的书要阅读。是的,这一切都很重要。可是,即使你应酬了那么多人,办理了那么多事,完成了那么多任务,读了那么多的书,你的生活可能还是被动的,你的人格还是没有特点的。你更多地在应付人生。如果你想理解人生,如果你想把握人生,如果你想获得生活中的主动性,那么,还是抽出一点时间,让自己清静,让自己思考。思考了,有了自己的想法,你才会显示出自己的特点,你才真的存在着。

    当然,思考首先是一个过程。你必须有勇气面对这个过程。也许你在聊天中会突然冒出一种伟大的想法,突然得到一句名言。但是,要把你的想法变成可以严肃讨论的命题,要让你的名言具有丰富的内涵,你必须思考,有时甚至是长时间的思考。其实,对你自己思想火花的深入思索,不需要你专门从事比如教师、科研工作者的职业:你在从事任何事务性或挑战性的工作之余都可以思考。这里的关键是勇气,是面对世俗的勇气,是坚持你个人的存在性的勇气。作为你的朋友,我祝愿你有这样的勇气。

五月的夜晚

“双周夜话”2003年第09                                                           200356

 

 

五月的夜晚

 

五月的深夜,我走在小区外的人行道上。风轻轻地吹着,柔和地掠过我的脸面;马路已经完全安静下来,习惯了噪音和废气的耳朵和鼻子享受着久违的轻松。没有月亮,淡淡的路灯似乎更加平和。

五月的夜晚,应当是一年中最舒适惬意的夜晚了。

这时,从对面人行道上走过来一个女孩,走在我的前面。她的步伐不象散步,也许是夜班,也许是朋友聚会,这么迟才回家。突然,她轻轻地跳起来,好象要摘一片树叶玩耍,也好象要抚摸一下树叶,那身影,那姿势,无声无息,但却给本来无声无息的春夜带来了生气,恰如画龙点睛,春夜一下子舞动开来,世界一下子完美了。

我突然感动了,原来,把世界美丽起来,是如此地容易。一个无意的动作,一个欢喜的蹦跳,就会让世界美丽起来。

我也想摘一片树叶,摸一下小树。

但我的手停在了半空,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树叶上树干上满是灰尘,只有在雨后的短促时间内,它才有幸展现自己那令人类心旷神怡的绿色和苍莽深重的褐色。

前面的女孩已经走远。

我突然怅惘了,让世界美丽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如果在我的身后,有一位类似我的心情的人在散步,他是无法欣赏到我刚刚感受的美丽的,因为我没法让自己欢喜地亲抚树叶,没法把生命赋予春夜。

我是理智的,我要估算树叶带给我的灰尘,我只有在了解成本和收益后,才能决定是不是应当摘一片树叶来欣赏。

前面的女孩这么晚还在这里走,应当也是这里的居民,应当也知道树叶上的灰尘。

但她还是高兴地和树叶玩耍。

    也许,让世界美起来,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理智。

股民特权小议

“双周夜话”2002年第14                                                    200275

 

股民特权小议

 

 

最近读到两篇新闻,一篇说四川有一炒股者因股市低迷写信威胁中国证监会,并扬言要使用炭疽菌。另一篇说政府决定停止国有股减持,股市立即有了起色。

    我相信这两件新闻事件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不过,股民对证监会的不满需要理解。依我看,不满的根源是股民特权前一段时间得不到体现。当代中国有两个特别的特权群体。这就是城市人口群体和股民群体。城市人口特权出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其基础是把公民划成两类身份的户口政策。股民特权出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经济改革时代,其基础是让少数内部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政策。说这两个特权群体“特别”也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靠政策形成,不象传统的特权阶层或是靠其成员的人力资本,或是靠继承制度。这样,对这两个群体来说,原有政策的维持至关重要。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既包括了传统特权阶层成员如知识分子和官员也包括了平民,所以,知识分子和官员能够以平民的名义来维护特权。例如废止户口制度会恶化城市就业形势,而在股市中浮沉的也有许多下岗工人。城市人口特权现在是众所周知了。中国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户口制度的废止已是大势所趋,口头上谁也不便反对,目前拖延的主要理由是时机不成熟。但股民特权似乎不多为人所知。股民特权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为了发展经济,需要资本市场;为了改革国有企业,需要股份化。因此证券市场是改革成果,上市公司是改革的排头兵。哪个企业能当排头兵,是政府的决策。上市之时,内部人就先富了起来;上市之后,还得保证股民富起来,以昭彰改革成果。这里最重要的标志当然是保持股价的上升趋势。如果不能上市,做假帐也得上,毕竟改革国有企业、发展证券市场比假帐重要。上市之后,若股价升不上去,也得做假帐,因为保护改革成果更重要。上市公司的假帐其实不能冤枉会计师:他们多是为了证券市场大局在忍辱负重。如果假帐还不够支持股市,政府就得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以保障利好。这样的做法持续三、五年,股民习惯了,政府保证股民赚钱的意识定型了,股民特权就形成了。一旦形成,股民特权又反过来给政府造成强大压力。在股民看来,政府的责任就是抬高股价,使用什么方法是无所谓的。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监管政策只要对股市有影响,就得考虑股民们的利益,得让股民赚钱,否则便将遭到股民以及舆论工具的强烈反对。至于这些政策对农民、对其他人、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和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作用如何,当然都不在股民的考虑之列,就象农民的贫困不在户口制度拥护者的考虑之列一样。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政府可用来促进利好的政策不多,反倒是压抑股价的坏消息不少,股民对证监会对政府的不满自然可以理解。依我看,消除股民此种不满的根本之途,就是政府公开宣布不从股市、而从国民经济出发制订政策;公开宣布政府不再担保股民赚钱。这样,股民特权就将取消,股民的不满也才能指向上市公司、而不再指向证监会或政府;也惟有如此,上市公司才能感受到压力,证券市场才可能规范。

从纪念胡寄窗先生想起

“双周夜话”2003年第20期                             2003年11月27日

从纪念胡寄窗先生想起

   今年是胡寄窗先生诞辰百年。胡寄窗先生经历了几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小变动,一生具有传奇色彩,但胡先生最为人称道的是主导创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立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培养了一批中国经济思想史人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很重要的原因也是胡先生的挖掘和研究。 

我上大学的时候,讲授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教师很希望我能够成为这门学科中人。但我没有遵照师意,很抱歉地走了另一条路,和经济理论结上了姻缘。今天,在纪念胡先生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责任。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就和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一样,永远值得我们自豪。但我们今天能够留下什么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值得在我们作古后,在比如二、三百年后,让那时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来挖掘、来整理呢?我走上的道路,是一条应当为思想史学科的后来者提供学术资料的道路。如果走上同一条路的人们包括我自己不能够做好工作,那么,后人对今天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上说,走上经济理论研究的人,应当做的事情是承续经济思想的历史和继续创造历史,而把功过与否,让给以后的思想史学家来评论。 

在经济思想上创造历史是困难的,尤其在中国和世界结成一体、从而以往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用“国内领先”来表示创造历史的做法不再可行的现代,创造经济思想的历史就更为困难。但如果走上经济理论研究的我们不向自己提出创造历史的任务,我们便容易自满于三流甚至末流水平,容易用个人小环境的恶劣来否认他人对我们的期望。其实,小环境是个人创造出来的。胡寄窗先生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在关心宣教和实用的主流“学者”旁边,在缺乏项目支持、缺少领导重视的环境下,做出了自己的创造性工作,从而把同时代的主流“学者”远远抛在后面。胡先生的事迹再一次说明,创造历史的人也创造让自己发挥作用的小环境。创造这种小环境所需要的条件可能并不多,也许在政府面前保持独立,在社会风气面前保持独立就够了。跟着政府的意向走,研究政府最需要的东西,学者容易失去理论的一贯性和深刻性;跟着社会风气走,不愿意落伍于时髦,学者容易失去作为学者特征的气质和立场。如果这样的话,即使有资金支持,即使有领导栽培,即使有权力在握,风风光光,小环境不可谓不好(虽然也不可谓不劣,因为资金总有短缺,栽培总是不够,权力总是不全),但与创造历史恐怕无缘。胡寄窗先生总结的古代思想史证明了这一点,胡先生诞辰百年来的思想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纪念胡寄窗先生的时候,这一点尤其明显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无法回避,不得不写下这里的几句话。

新年的感觉

“双周夜话” 2004年第1                               20041月7日    

 

新年的感觉

 

在温和的冬日里,新的一年来临了。我的个人网页也进入了新的一年。我的网页常常更新“双周夜话”。但近来的缓慢更新,却在新年迄始的时候,把我推到了必须直面的决策前:继续或者停止。如果说在去年元旦,我想过停止“双周夜话”;可在今年元旦,却好像有一种激情,继续写下去。网络是自由的天地,是每个人可以说话、可以说真话的地方。既然已经开始在这里说话,既然内心里好像还有话可说,那就继续,即使是自言自语。网络的自由也包括了自言自语的自由,这是纸质媒介和其他商业性、宣教性的媒介无法比拟的地方。 

新的一年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幸运:幸运地跨入了新的一年。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危险时时刻刻围绕着我们:假如地球的转动偏了半度,假如地震发生在上海,假如公共汽车急刹车时被撞到头部,假如吃了毒猪肉,假如染上非典,假如… 无数的假如随时都可能打断一个人的生命。但是,我很幸运,在这无数的致命假如的包围中走过了半生,又走入了新的一年。 

我的幸运在于,我是怀着感激的心情走入新一年的。在过去的生活中,我得到了那么多的帮助和指点;许多朋友、许多书籍教会我生活。我能够从一个贫穷且没有受到正规教育的孩子,成为一个说得过去的教师,经济上不拮据、文化上不苍白、情感上不孤独、人格上不屈辱、而且未来风险也不大。所以,我是太幸运了。社会给了我太多,别人给了我太多。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感谢同学,他们给了我一同学习的机会;当我和朋友共事时,我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启发和帮助了我。我不是基督教徒,没受过感恩的教育,但竟然也有了感激的心情,所以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

我的幸运还在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懂得了放弃的好处。照说,在我从贫困低贱的底层走向社会时,应当学会的是抓住一切机遇,而不是放弃。但我学会的竟然是放弃。如果不放弃的话,我可能做了官,可能有两三套房子,可能…至少也不会还乘公共汽车吧,就象一位外地朋友听说我在公共汽车上受撞时说的那样。但我不但放弃,而且竟然能够心平气和地放弃,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 

我的幸运并且在于,在放弃了那么多机遇以后,我竟然还获得了许多;而且,在我从社会、从别人那里获得许多许多的同时,竟然也为社会、为别人做了一点可以说是自己的工作。这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幸运。我不特别看重经济学、最大化、博弈论这些自己专业的知识,就是因为我对每一件具体事情都不去盘算。似乎都很吃亏,但五十年过去,却发现不但省却了盘算的精力和烦恼,不但获得的远远超过了放弃的,而且都是光明正大地获得的,心情自然是愉快的,所以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我相信,新的一年同样会令我感激、平静和愉快,会让我保持幸运的感觉。

夜深的对话

“双周夜话”2003年第1                                                               2003116

 

夜深的对话

 

明天又是双周的星期二。

2002年的第一天是星期二。那一天我为自己的工作建立了独立的网页。为了避免许多网页内容面貌长期不变最后不疾而终的结局,我决定从那一天开始,用每两个星期写一篇短文的方式来保证网页的常新。而由于我习惯于深夜工作,因此名之为“双周夜话”。

既然是话,总有一个对谁而言、与谁而语的问题。天南海北、大洋彼岸;百步之遥、咫尺之距,都有知心的朋友可言可语。但夜深之时,苍穹之下,万籁俱寂,似乎却是外与上天、内与心灵对话的时机。上天总有太多的神秘之处,是我今生不可能理解的。宇宙之外又是什么、大爆炸之前的时间如何计算、类人猿为什么会在东非首先直立起来、大脑细胞的电运动能否区别出我思考的是经济问题还是数学问题,都是我不可能知晓的。就我自己的专业而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出现是不是纯属偶然,腐败是否中国文化的必然现象,统计资料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证实工资和农业土地制度的关系,亦是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说清楚的问题。至于反躬自问,回归内心,情感的空间似乎比宇宙还辽阔。什么是人生?平民的人生和名人的人生哪一种更值得?善良的人是不是对自己都很残酷?爱是什么?爱上帝、爱世界和爱某个具体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也都是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答案的问题。即使我们对某个问题有了一定的解答,这些解答反过来又将导致更多的新问题。无论科学怎样发达,无论大脑怎样聪明,人类大概只能窥视茫茫宇宙的一星半点,探究短暂人生的几个片段。世界有太多的奇妙,人生有太多的奥秘。这些奇妙,这些奥秘,虽然可以和朋友一起讨论甚至争论,但它们也许更适合和上天对话,与心灵言语。夜深之时,苍穹之下,在静谧中感受搏动,在安宁中体会博大,自然而然生发出对宇宙的崇敬,对人生的热爱。“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因此而有所感受,有所“话”。所以,我的双周夜话,是写给自己的,是通过与上天和心灵的对话,澄清自己的想法,并记录以备忘。至于对错正误,则不在我的考虑之列,因为我还不敢确定思想是否有对错正误之分。

 

                                                                       2003113于北京

平安夜

“双周夜话”2004年第25                                                 20041224

 

 

平安夜

 

 

       今夜是平安夜。

       我不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徒。也许是少年时候崇拜毛泽东的口号听得太多了,崇拜毛泽东的决心也下得太多了,以至于产生了逆反心理,难以接受在教堂中听到的那些崇拜言词,因此至今才没有皈依。.

       其实,我对所有信奉宗教的人都很尊敬,包括信奉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以及其他宗教,因为在我看来,至少就平均水平而言,信奉宗教的人比不信教的人更加善良、更能自律。

       同时我非常喜欢“平安夜”这首今夜教堂内必定吟唱的歌曲。

       我第一次感受到“平安夜”这首歌是在五年前。那一次,我突然感到这首曲子是那么地祥和、那么地安宁、那么地温馨;脑海里不由地映现出一幅图画。一个可爱、可尊的生命就要诞生了。人们围坐在即将成为母亲的玛利亚周围,安静地等待着、安静地期待着,没有烦恼、没有急躁、没有焦虑。这时,有人低声哼起“平安夜”,然后大家轻轻地、慢慢地、柔声地唱起来。音乐渗进静谧的气氛,气氛融入平和的音乐,玛利亚所住的马厩变得那么地祥和、那么地安宁、那么地温馨,让我的心绪在歌声中安定,烦躁在歌声中消散 ……

       那时我还不了解歌词。现在令我喜欢的,仍然是它缓慢、平和、安详的曲调。

       今晚我本来要去上海大剧院聆听“平安夜”的,和我所尊重的教徒在一起。

       但上午接到通知,音乐会临时取消了。

       现在,当我接近午夜时分从办公室回到家,我仍然按捺不住地弹了几遍“平安夜”,平静而温馨的音乐,平静而温馨的夜晚,愿我所爱的人平安、平静,愿天下人平安、平静,也愿我自己平安、平静:

   5·65 3·︱5·65 3·︱2 2 7·︱1 1 5·︱……

从农村村级财务公开问题想起

“双周夜话”2002年第13                                                    2002619

 

 

从农村村级财务公开问题想起

 

小时候在家,常听母亲说到 “以心比心”。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长大后,读到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才体会到母亲的意思,大概就是孔夫子的站到别人角度设想的意思: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换到别人也不会愿意做,因此从道义上说,自己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应当说,这是基本的道德要求了。以这个要求为临界点,算它为零点吧。做不到这一点,那道德水平可能就是负数,就在损害社会;高于这一点,比如有人“己之所欲,亦施于人”,把自己也希望的好事送给别人,就象在公交车上把自己希望而且已经得到的座位让给抱有同样希望的别人,那是道德好的人,对社会将大有裨益。

这段感受来自于近来的阅报。在报上常见到谈论农村村级财务公开的文字。村级财务公开是个老大难的问题。“老”是因为它早已不新鲜了;“大”是因为它关乎到几亿农民。问题既大又久而不决,自然就难了。以我自己在农村的经历,知道那里很有一些人,粗野、蛮横,当上了村干部。农民身份,即使辖下有数千人,要转为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还是比登天还难。既然无升迁希望,农民包产到户了,生产也不需要他们多管,手中权力,也就集中在财务上。好容易从农民手里收上来一点钱,要他们公开收支,说清这钱有多少用在集体事业,有多少用于他们个人,扪心自问,确实不易。于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让这些作为村干部的农民明白,村级财务公开是他们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具体表现。

但是,谁来教育农民呢?当然是文明、高雅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然而,按照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标准,这些人教育农民的资格不够,因为他们自己的财务就没有公开过,甚至没有想到要公开。比村干部高一级的是乡干部。乡财务公开了吗?没有。再高一级是县。县级财务公开了吗?也没有。省级财务是公开了,但村干部最不愿意公开的与自己个人有关的部分,省级财政没有公开:省长工资几何,奖金多少,都在云里雾中。也许,官员有官员的难处。那么,知识分子的财务公开了吗?也没有。哪一所中学的财务公开了?哪一所高等学校的财务公开了?好象没有听说过。就是大学的系一级的财务也没有公开。如果说农民文化水平太低,农村干部素质太差,农村村级财务难以公开,那么,大学的学院、系由大学教师和具有大学文凭的职员组成,这些人的文化水平不可谓不高、素质不可谓不好,写起论村级财务公开的文章,下笔千言,洋洋洒洒,论点论据,不由人不信,为什么他们的财务不能够公开呢?

    也许,知识分子也有难言之隐,不便公开自己的财务。诚如此,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标准,知识分子便应当考虑到农村干部的难言之隐,即使不撰写论证村级财务保密的文章,也不应当发表论证财务公开的作品。和官员们不同,知识分子,尤其高级知识分子和学者,往往自诩为社会道德的楷模,那么,他们至少应该作到自己不愿意公开的事情,也不要求别人公开。自己由于各种难言之隐而无法说服自己公开财务的话,又怎么能够教育农村干部公开财务呢?如果硬要把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强加给农村干部,按照我们的计量分析,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平便成了负数,学者也就难逃伪君子之疑。面对这样的教育者,受教育的农村干部不会动心,记者在报刊的呼吁不会真心,村级财务也就很难公开,老大难的问题将继续“老”下去,并且没有老而逝之的迹象。

学术机构企业化:学术腐败的一个源泉

双周夜话”2002年第8

200249

 

学术机构企业化:学术腐败的一个源泉

 

 

纵看古今,横观中外,今天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特色是学术机构的企业化。这是中国继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展开政府机构企业化以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重大改革举措。从此,中国的学术机构进入了创收、分红、扩建、进一步创收的怪圈。经济目标成了学术机构的首要目标,经济利益成了学术机构的首要利益。学术机构不但在核算货币成本和收益,而且在用预期货币净收益指导自己的活动。由于这一变化是“有计划”的改革产物,由于它和现行制度、现行社会风气相吻合,由于中国学术机构本来就很少自己的独立传统,因此政府一改革,各方都照办,甚至竞争性地你追我赶,不赶上对方自己就失败,于是造成了全国规模的、席卷(几乎?)所有学术机构的企业化浪潮。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好象没有一所高校不把创收放在首位、好象没有一位手握创收权的校长、院长、系主任不在紧张地考虑创收。学校即企业的现象在古代有,在当今的外国也有,但都不成气候。古代,孔夫子办私学、朱夫子办书院、朝廷办京师大学堂,都没有办成企业。外国,德国政府办大学、美国私人办大学,也都没有办成企业。当然,德国禁止把大学办成企业;美国允许把大学办成企业,但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私立大学都不是企业。美国几百所研究型大学没有一所是企业化大学。像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斯坦福大学等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美国有关的法律已经禁止它们走入创收、分红、扩建、进一步创收的怪圈。所以,说学术机构尤其是大学的企业化是当今中国的特色,是有一定根据的。

 

古代和外国的学术机构不是企业,又是什么性质的单位呢?它们是中国的学术机构在名义上的注册性质“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区别在于后者是盈利性机构,前者是非盈利性机构。事业单位的特点是它的非经济性目标,而可观察的关键指标则是事业单位职工尤其负责人的个人收入和该单位的经济效益脱钩。用更正式的语言说,事业单位是非盈利机构。如果它有盈利,这些盈利只能用于非盈利的用途,而不能他用,更不能够分红;即使分红,分红量也很小。因此,事业单位的个人收入都是公开的。在这里,谁是事业单位所有者的问题无关紧要。一个事业单位可以由政府办、团体办或个人办。但在中国,大学名义上“还”是事业单位,享受着事业单位的优惠,而不承担企业的责任和受到社会与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可是,中国大学创收的目的,首先是分红。在大学内部,则是如何分红的问题。于是出一份考卷多少价格、一场监考多少价格、一篇论文多少价格、一节课多少价格,都成了改革措施。学术工作实行了计件工资制,学者成了普通劳动力。国有学校的利润既然不需要像国有企业利润那样上缴国家,也就成了学校经营者的红利,以及了解这些红利的办事人员的额外报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当今中国学术机构创收的积极性。只要政府给政策,或者只要政府容忍、或者只要和政府可谈判,学术机构就可以自己经营,自己营销。产品是市场急需的,卖得出高价的,也就是科研项目审批中的那一条“能创造经济效益”的;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比如高校往往比学者本人更热衷于比如博士点、博导等名誉,理解为什么有人把在学术界向上升的第一条途径列为“借东风:你不上、学校还要推你上。因为你上了以后,学校才好营销:学校要借你铺出一条新的财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术机构“还”想维持自己的学术形象,学术腐败也就无法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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