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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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景北，2000年，略论服务业资本–马克思《资本论》体系的一个扩展.pdf

“夜话”2007年第7期                                                                2007年4月4日

建议实行大学教授转校聘任制度

最近网上和网下议论纷纷的热点，是中国人民大学李景治与张鸣两教授因为萧延中的教授职称评定问题而引发的争论。按照张鸣的激愤之词，现今的中国大学不但衙门化，而且简直黑社会化了。这样的说法也许过于偏激，但中国许多大学里评职称时拉帮结派，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凭年头升职称，亦是中国大学的耻辱，后代人论及此，真不知如何叹息才好。中国现行的大学教授评任制度，至少有两大欠缺，一是各个大学内部缺乏公平严格的评价体系，二是各个学校之间缺乏流动，或者说缺乏大学教授的统一市场。这两大欠缺相辅相成。没有流动或市场，拉帮结派、找关系靠年头评任教授才有可能；没有公平严格的评价体系，市场又形成不了，因为就象商品一样，没有质量监管体系、以次充好、假冒伪劣情况严重的商品，是形不成统一市场的。

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大学教授对保持、发扬中国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负有特殊作用。现行大学教授评任制度的改革刻不容缓。我不擅长于政策建议。只是由于我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针对“户籍制度不宜改”的观点提出了“户籍制度五年内即宜改”，而近年来的事实又支持了我那时的预期，因此现在大胆提出大学教授转校聘任的改革建议。我建议从现在着手，经过三年准备期，到2010年，中国开始实行新的教授评定制度。我所建议的新制度的核心，是大学教授实行转校聘任，即一个人要想获得教授职称，他不能够在他当时工作的学校内申请和评定，而必须向招聘教授的其他学校申请并在其他学校聘任。具体地说，转校聘任制度的改革包括以下内容：

1．              各个大学不得在本校教师内招聘教授职称的教师，不得授予本校教师教授职称。

2．              各个大学需要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必须在除了本校外的全世界公开招聘。当然，初期可以限定在全国公开招聘，但至少必须在全国公开招聘，而不应当在更狭隘的地区或省市内招聘。

3．              每个希望获得教授职称的人，必须到独立于他现在工作的单位或者学校的其他学校应聘。由于中国大学将实行四级教授制度，现任教授要提升到更高一级教授，也必须到其他学校应聘。

4．              实行教授应聘的最高年龄限制。借鉴一些国家的做法，建议应聘最低级别教授者的年龄不得超过45岁，应聘最高级别教授者的年龄不得超过55岁。

5．              决定一个人是否达到教授职称资格的唯一标准是他的学术水平，具体标志是这个人独立发表的文字作品所达到的最高学术水准。因此，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完全可能因为其一篇文章的学术水平而被聘定为教授，相反，一个写有几百篇一般论文和著作的人一生都应与教授无缘。

6．              招聘教授的学校必须把应聘者的姓名和代表其最高学术水平的作品在网络上和相关报刊上公布，以接受社会的监督。教授聘任委员会的投票结果和每个成员的投票情况应当公开。

7．              如果一个学校聘任的教授，其学术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应聘者或者（在无其他应聘者的情况下）明显低于教授应当具有的学术水平，这个学校的教授聘任委员会的相应成员应当受到严厉处罚，至少终生丧失成为教授聘任委员会成员的资格，甚至取消其教授资格。

8．              国家成立教授职称仲裁委员会，对有关争议做出公开讨论和最终决定。该委员会每个成员的投票也应当公开。

9．              取消非学术性教学工作的教授职称。

至少就我了解的经济学学科而言，应当取消政治经济学本来就不具有的学术外表，还其宣传教育的本色。如果这样的宣传教育还需要维持的话，应当为它们建立另一套头衔和待遇，而与学术分开。

不这样分开的话，学术和宣教就会混为一谈，评定教授按照学术水平就会成为空话，学术独立也会成为空话。当然，这样做需要执政党为民族负责的情怀和勇气。我相信中国现在或者最近将来的领导人一定有这样的情怀和勇气，会把政治经济学一类宣教工作排除出学术评定范围。

10．          全国公立大学实行基本统一的大学教授薪金制度，并完全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私立大学的大学教授的薪金制度，应当类似于公立大学。

取消教授从科研资金提成个人收入的“潜规则”制度。这样的做法按照国际惯例是贪污。中国必须尽快改变这一制度，才有可能排除商人教授的趋势，重建大学学术氛围、重建独立知识分子阶层。同时取消按成果、教学工作量、带研究生、参加答辩、学术报告甚至出卷、阅卷、参加普通会议等的报酬。对在应聘时索取和接受特殊待遇的教授按收受贿赂罪惩处。

11．     对教授实行全国统一的户口、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制度，以保证教授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

基本统一大学教授的薪金和户口、社会保障制度，是大学教授流动的制度保证。既然中国能够对干部实行这样的制度，对比干部数量少得多的教授，实行这一制度应当更无困难。

12．  所有教授在各学校间的调动采取招聘、应聘和聘用方式。废除现有的教授调动制度本身从而废除教授调动的黑箱做法和一对一的特殊待遇私下谈判做法。

13.       在从2010年起对全国所有新任教授采取上述制度的同时，对旧制度下获得教授职称的位置，分五年或十年逐步转为公开招聘。

在新旧制度并存时期，未通过新制度而获得教授职称的教授，待遇应当低于新制度下产生的教授。

1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相应地建立大学教授的专门法规，并对新旧制度并存时期的长度和过渡方式做出专门规定。

当然，建立教授职称转校聘任的制度，还有许多细节需要讨论和规范。本文提出的具体建议本身也需要讨论、修改甚至放弃（如果有更好建议的话）。另一方面，教授职称转校聘任，其实又是许多国家久已行之的有效做法。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国。转校聘任制度本身，就用外部评价方式，大大降低了非学术因素尤其人情因素在教授聘任中的作用。和国外的通行做法相比，本文建议所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公开性，公开应聘者借以证明自己学术水准的作品，公开评委的投票和对掉以轻心甚至营私舞弊的评委的惩罚。

公开应聘者的作品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中国大学现在的评价体系不公平不严格。其实，现在各大学教授职称委员会的评委都很明白申请者中哪一位或哪几位的学术水平更高。但是，他们常常顾及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因此不能严格地把学术水平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年轻的佼佼者往往成为他们照顾关系的牺牲者。在国外，35岁以前当教授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果中国教授实行公开招聘、公开评定，35岁或更年轻的人担任教授的现象也会很多，因为许多年轻人的学术水平已经超过了50多岁的教授候选人或现任教授。通过公开应聘者姓名和其标志作品，局外人和应聘者自己能够对所有应聘者的学术水平做出上下高低的评价，评委在众目睽睽之下，自然会大大减少对其他非学术因素和关系的考虑，学术水平高的应聘者便容易被聘上。就中国人民大学争论的例子来说。假如它招聘国际政治方面的教授时公开应聘者的资料。萧延中若应聘，自然有局外人比较他与其他应聘者的水平，其中不乏具有真知灼见的局外人，在这样的社会监督面前，评委自我约束程度会明显提高，拒绝照顾关系的决心会大大增强（我相信，至少绝大部分现任评委内心里并不愿意照顾关系），投票结果有利于水平最高的应聘者的可能性会显著上升。诚然，即使公开投票也会有差错或者舞弊，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萧延中没有被聘上并且认为评委没有履行好职责，他还有申诉的渠道，而张鸣、李景治就萧延中是否达到教授水平的争论亦能够通过正常途径展开，中国人民大学这所校名听上去就让人严肃和尊重的学校，也就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心理上得到某种特殊的安慰。

公开评委的投票和公开处罚， 在中国当前学术评价不公正不严格的状况下，对于保证教授评定的学术标准也是必不可少的。公开评委的投票，意味着每个评委必须在公众面前承担自己投票的个人责任。这样，一个学术水平明显高于竞争者的人如果没有被聘上，相关的评委便不能用集体决定来搪塞，不能用投票状况的保密来掩饰个人品行的软弱甚至良知的湮灭。公开投票和公开处罚能够大大提高评委掉以轻心和营私舞弊的风险。这两项措施还能够减少教授评定的成本，因为各个学校成员众多的评价委员会以及繁琐的评价程序，其实都来源于逃避个人责任。我在德国读博士，论文只需要指导教授和学院（系）指定的另一位教授认可就行。所以，如果论文质量低却被通过，这两位教授的个人过错清清楚楚，因此他们也就不得不郑重地负起责任。中国的一篇博士论文，至少要指导教授（有时还有副指导教授）、预答辩委员会五位教授、外聘盲审的三或五位教授、答辩委员会五位教授、还有学校学位分委员会和委员会的诸位教授的认可，才能最终通过。结果呢，论文质量依然没有保证，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教授（包括指导教授）承担个人过错，都是集体的过错（所谓“制度”原因）。公开投票、公开处罚，让评委承担个人的人格责任和知识水平责任，我们也就不需要那么多评委、那么多评审程序。最后，国家仲裁的目的是防止某个学校或地区的评委集体作弊。在中国许多学校还是单位专制的情况下，评委集体作弊的现象必须事先加以预防。

中国大学制度的改革目标应当是教授主导、学术自由、教学自由。这一新制度的根本基础在于教授素质的提高。提高和保证教授素质的条件有很多。教授转校聘任是其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当然，仅仅教授转校聘任的单一措施，尚不能实现改革、建立新制度。所以，仅仅教授转校聘任是不够的，但缺少教授转校聘任又是万万不可的。同时，和高校改革的其他措施相比，教授转校聘任比较容易实行，因为它牵涉的人数毕竟不是非常多。受到这一措施负面影响最大的是熬年头盼着升教授的副教授和其他大学人员，以及刚刚或者将要调入学校工作的部分官员们，因为他们都希望戴着教授头衔退休。不过，他们每一个人都明白，只是因为中央还没有改变旧制度，他们才存着这样的希望。如果中国坚决地改变现行教授内部评定制度，建立新的学术至上的教授制度和公开公正的聘任制度，他们不但理解，而且会支持的。

“夜话”2006年第16期                                                            2006年9月6日

浅谈经济学直觉

       最近，我就经济学与数学关系和如何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写了两篇夜话。在那里，我强调了数学尤其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性。在这篇夜话里，我想强调经济学直觉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数学不能代替经济学，逻辑思维能力也不能代替经济学直觉。纳什（Nash）、格兰杰（Granger）这样的大家虽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们更多地是数学家（如果把统计学也归入数学的话），他们的研究更多涉及的是形式结构的数学，而不是这一结构的特定内容；可作为经验科学，经济学和物理学一样，需要探讨的恰恰是内容。

那么，什么是经济学直觉呢？在我看来，经济学直觉是提出经济学问题的能力。经济学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一旦从这点出发，我们就得遵循逻辑，严格地引出思路，一步一步地得出结论。而在出发点的确定上，我们缺乏明确的逻辑，所以需要直觉。就此而言，直觉先于逻辑，提出经济学问题先于经济学的数学建模和逻辑推导。爱因斯坦说得好：“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方向看旧问题，则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物理学的进化》）。爱因斯坦在这里说的科学是物理学，但他的观点对经济学同样适用。

我们举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例子说明爱因斯坦的观点。一般均衡理论通常又称为市场经济理论或者价格理论，它是经济学的核心。斯密（Smith）最早提出了自由和平等交易的市场活动将引导自利的个人达致社会的福祉。斯密的说法更像一个假想或者一种信念，他仅仅提出了问题，并没有证明。瓦尔拉（Walras）为斯密的问题建立了最初的数学结构，把价格理论转变为学术上的一般均衡理论，从而正式拉开解决斯密问题的序幕。瓦尔德（Wald）首先指出瓦尔拉一般均衡体系得以成立的数学条件。德布鲁（Debreu）在斯密提出问题的近200年以后解决了它。德布鲁为此取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们四人中，瓦尔德和德布鲁贡献的更多地属于爱因斯坦所说的“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这样的技巧在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它们本质上是数学的而非经济学的。相反，斯密和瓦尔拉的贡献是经济学的。斯密提出经济学问题，瓦尔拉在近100年后把斯密问题引向新的方向（而它成为经济学在二十世纪的主导方向）。尽管他们两人没有解决问题，但在大部分经济学家眼中，斯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瓦尔拉是一般均衡理论创始人。如果科学进步可以有重要性不等之分的话，那么，斯密和瓦尔拉所实现的经济学进步，比瓦尔德和德布鲁的贡献重要得多。

对经济学的学生和学者来说，数学是重要的，但经济学更为重要。这同时还是因为，经济学还没有达到物理学100年前的水准。在现在和今后一段很长时间内，许多经济学问题还不能甚至还不必要以数学方式提出。此外，很多问题提出后，其解决也需要经过大量的经济学思索，才能进一步发展出它们的数学结构。所以，除了经济学知识外，提出经济学问题的经济学直觉是非常重要的。不过，经济学直觉并不就等于对现实经济状况的了解。我们每天都面对着经济问题，每天都和市场、货币打交道。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经济世界中（当然不仅仅是经济世界），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许许多多事情都和经济有关。生活会让我们生发出经济的感觉。比如购物时，我们有意识甚至无意识地就会选择价廉物美的物品。我们也会提出问题，比如为什么某种商品今天的价格提高了。这些是我们的市场直觉或者经济直觉，以及我们的经济问题。但是，它们还是一种来自现实的感觉，还说不上经济学直觉。我们提出的问题也还算不上经济学问题。例如，企业界、政府界人士常常到大学做报告。这些报告引人入胜的地方是报告者对经济现象的了解，是他们从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这些报告者又不必然具有经济学的直觉，他们提出的问题常常不是经济学问题。

童年时，我们在课堂上学过牛顿问“苹果为什么落到地面”的故事，并且自己也问过同样或者类似的问题。这是一类物理或者自然现象问题，但它远远不是物理学问题。要成为物理学问题，它还得一般化。牛顿的贡献正是在于他把苹果落地问题转变成“物体为什么会落到地面”问题。虽然他的引力概念还具有神秘的色彩，但他利用这个概念不但能够解释苹果落地、月亮不落地的问题，而且能够展开物体相互作用的数学结构。物理学的另一个著名例子，是爱因斯坦说的一个站在铁路旁的观察者提出的问题：在行进中的火车上行走的乘客走的有多快？这个问题虽然比苹果为什么落地复杂，但也还是个物理问题；而当爱因斯坦由此普遍化为速度相加的一般问题时，它就成了物理学问题。这些物理学的著名例子表明，针对特殊现象提出的问题更象常识问题，只有把这类问题一般化，我们才能够提出科学问题，提出物理学问题、经济学问题或者其它科学问题，从而找到逻辑得以展开的理论出发点。

经济学中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斯密如果仅仅提出制针的分工如何提高制针企业甚至行业的生产率问题，他还只是为普通经济学家；可当他把分工概念一般化从而把分工和市场以及价格机制联系起来的时候，他就成了经济学的大家。科斯（Coase）如果仅仅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甲企业和乙企业为什么合并”的问题上，他提出的还只是经济问题而非经济学问题。当他把问题变为“一个企业的边界在哪里”时，他提出了经济学问题，我们也就经常读到别人对他的经济学直觉的赞誉。格申克龙（Gerschenkron）和刘易斯（Lewis）是同时代人。前者曾经列举了经济落后的几十种表现，但后者仅仅抓住一种表现即劳动严重过剩，把其它提升为劳动无限供给，便创立了现代经济发展理论。

我自己经历的一个激动人心的例子是增长经济学。六十多年前，哈罗德（Harrod）、多马（Domar）从凯恩斯理论（Keynes）出发，研究投资和储蓄的跨期或长期均衡，并提出最早的增长模型，以至于有接踵而来的卡尔多（Kaldor）等人的新剑桥模型、索罗（Solow）等人的新古典模型等。但后来卡尔多提出资本生产率不变是经济长期增长特征的大胆假想。这个假想彻底改变了增长经济学的方向，把它从凯恩斯经济学的延伸转变为独立的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专门学科，而其解释的核心问题就是资本生产率为什么不变。任何一个国家的统计资料都表明资本生产率不断变化。从这些资料中得出长期资本生产率不变的假想，需要的不是对经济现象的进一步了解，而是深入的思考和思维的跳跃，是一种经济学直觉。就增长经济学而言，卡尔多的经济学直觉，可以和伽利略提出如果无摩擦、物体会如何运动时的物理学直觉比美。卡尔多假想的意义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在经济学说史上，李嘉图（Ricardo）最早清楚地提出了资本利润率下降的长期趋势。马克思接受了李嘉图的想法，改称为中国学生人人皆知的“利润率递减规律”。凯恩斯再次确认了这个趋势。同时，在新古典理论中，边际生产率递减又是经济学基本规律之一。边际生产率递减，平均生产率自然早迟也得递减。因此，资本生产率从而利润率递减成了卡尔多之前经济学家和知识界公认的常识。这一常识又成为知识分子对市场经济不信任的理论根源。因为，只要资本多了，利润率便会趋向于零，市场经济便将结束。卡尔多的假想彻底扭转了这一思维方向，而增长经济学也随之转向，把解释重点转为长期资本生产率从而利润率为什么稳定。在这个方向上，凯恩斯理论的影响几无痕迹，哈罗德－多马模型、新剑桥模型黯然失色；适合于这个方向的索罗模型脱颖而出，成为增长经济学的出发点。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全球化等等因素，过去更多地被对市场经济没有信心的学者用来说明利润率为什么还没有降到零，现在反过来被融入说明利润率不会下降的增长经济学内。当我亲眼看到新增长经济学二十年来的巨大变化时，我常常感叹经济学直觉的威力。从同类经济现象中提出的经济学问题常有不同，思维跳跃的方向或有区别，但提出经济学问题所需要的直觉是一样的。在高低不定、受到无数力量影响的利润率数据面前，无论一个人指出利润率长期趋势是下降还是稳定，他都离不开经济学直觉，他都能够造就经济学的真正进步。

因此，经济学直觉不是对经济学现象的了解，特别不是对经济学现象的罗列。对经济现象一无所知的人当然不可能具有经济学直觉，但是，对经济现象的广泛深入了解却也不是经济学直觉的前提条件。况且，一个人了解的经济现象总是特殊的有限的。从特殊到一般、从有限到无限（或极限）需要跃迁。所谓经济学直觉，在我看来，就是从特殊经济现象引申出一般经济学问题的能力，是一种思维跃迁的能力。对于经济学来说，这一直觉能力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依靠这一直觉，我们才能提出经济学问题，才能在经济学中实现爱因斯坦所说的“真正进步”。

如果一个人不是天生地具有经济学直觉的话，那么，培养经济学直觉的途径，我想除了读书、讨论以外，可能还有这样几条：

1．具有全宇宙全人类的胸怀。具有这样的胸怀，容易把身边的现象一般化，容易跳出特殊现象的约束，思维容易从特殊的经济现象跃迁到一般的经济学疑问。

就我们中国人来说，困难的是跳出中国圈子想问题。我们没有普世宗教的传统。我们习惯把对中国有利的事情看成好事情。我们喜欢用能否直接解释中国问题来判断一种理论的有效性。这样，当我们需要创造理论时，我们很难从中国经济现象跃迁到一般经济学问题。因此，经济学者尤其年轻的经济学者，自觉地克服中国标准感，培养世界眼光，是非常重要的。

2．学术自由的胸怀。学术自由的胸怀指的是学者内心的自由，脱离政治判断和世俗观念的心绪自由，思考问题时的不受现有理论拘束的自由。在这里，外来的约束并不重要。这是因为，任何法规、任何暴力或者任何外在措施，都不可能限制一个人思考的天地，不可能限制一个人思考的具体内容。相反，我们对学术自由环境的要求，是以我们自己在学术思考上的内在自由为前提的。有了学术自由的胸怀，思维的跃迁、从特殊现象达致一般问题的直觉，就比较容易地出现。

3．强化一般化思维能力的训练。我曾经读过关于“苹果落地问题”的教学材料。教师启发学生继续提出的问题几乎全是“苹果为什么是红的”等等，而没有启发学生提出“还有什么东西落地、又有什么东西不落到地面”的问题。在思维的实践中，归纳是比较容易的，但从有限的归纳跳到一般的命题，往往需要自觉的训练。打个比方，任何概念都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般性。试试对所熟悉的概念，比如人、书、高兴这些概念做出自己的定义，一个人将发现，他必须超越个别特殊现象，他才能够达到一般化的定义。

4．思考。读书重要，讨论重要，思考更重要。高强度的思考是一切经济学直觉的前提。没有高强度的思考，再多的读书、讨论都无济于事。所谓学者要孤寂，说的便是孤寂有利于思考，因为孤寂免去了繁杂的干扰。如果不思考，孤寂也毫无意义。所以，创造一个适合思考的小环境，保持一种安宁的心绪，让自己集中精力反复咀嚼同一个问题，一个人将有更大的可能性抓住自己的经济学直觉。

“夜话”2006年第11期                                                           2006年5月20日

请爸爸多带孩子

近年来，我的年轻同事、朋友、过去的学生中，一些人有了孩子，另一些人很快将有孩子。在祝贺和预祝他们（她们）的时候，我常常表述自己的希望，就是他们中间已经当上或者很快将当的爸爸，多带孩子，尤其多带婴儿。

请爸爸多带孩子，首先因为他们都爱孩子。“自己的孩子”这种感觉就会使新做爸爸的人浸透了幸福的感觉。他们乐意照看孩子，抚慰孩子，喂水喂食，哄孩子入睡、和孩子逗趣，为孩子收拾。当然，和做妈妈的女性相比，他们显得笨拙、生硬、粗糙，可带孩子的“机巧”只能通过“干中学”来学得。在带孩子的过程中，做爸爸的会慢慢地变得灵巧一些、熟练一些、细心一些。而如果他们不带孩子或者几乎不带孩子，他们就没有机会把自己变得灵巧、熟练和细心。所以，只要带孩子，多带孩子，灵巧和细心自然就养成了。

请爸爸多带孩子，其次是因为爸爸都希望、也都需要把自己对孩子的爱直接传达给孩子，而不仅仅通过辛苦的工作、很多地挣钱、很多地为孩子提供物质条件来间接地表达对孩子的爱。爸爸多给孩子创造物质条件的心愿是好的，但孩子很难体会到。爸爸和孩子之间的感情需要互相的耳濡目染来培养，需要爸爸把时间直接给孩子，下班后、休假时和孩子嬉戏、照料孩子，陪孩子玩、吃、睡。孩子要求的就是你的时间。只要你给孩子时间，孩子就给你感情，孩子就会喜欢爸爸，在爸爸带领下吃饭、睡觉、玩耍、交流。

爸爸多带孩子，同时培养自身的人道主义素质。在男性的生命进程中，除了学校教育（可惜中国学校教育在这方面太薄弱）和小说阅读外，能够明显增强自身人道主义素质的机会，主要是恋爱和抚育孩子。恋爱能够让男性感受到温柔、体贴、为对方着想甚至奉献的善良，但孩子更能让爸爸深刻地感受到这样的情操。婴儿、幼儿是那么地娇嫩、柔弱、无助，只要和他们在一起，再刚烈再无情的男性也会变得善良、细心、关切，也会体验到婴儿的需要和自己直接关心他们的义务。这种对他人义务的直接感觉，虽然起源于对亲生孩子的本能，可它是人道主义最深厚的根源。我相信，一位细心关怀亲生婴儿的男性，有更多可能在大范围关怀弱者、爱护女性、照顾他人，有更强烈的消除社会丑恶现象的希望。

爸爸多带孩子的关键，是通过这个途径，爸爸对孩子的出自本能的爱、理性的爱甚至出自社会压力的爱，能够逐渐转变成发自心底的亲情，转化成对孩子的亲密情感，并且发展为和孩子之间无拘无束的交流。这样，爸爸和孩子之间的本能关系，就上升为人性的情感，人与人之间信赖、关怀、依靠的社会性情感。这样，在孩子逐渐长大的过程中，爸爸既能够顺当地教育和带领孩子，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培养”自己，和孩子一同成长，因为孩子在婴儿、幼儿、童年、少年、青年的长大过程中，爸爸面对着孩子带来的新事物、新思潮，容易保持自己的学习能力和生活兴趣，并给孩子树立起榜样。

爸爸多带孩子，更有助于爸爸从根本上杜绝打孩子的恶习。打孩子是中国男性的著名恶习之一。然而，一个男性是否粗暴、是否会暴打孩子，在他青年时期几乎是无法识别的。即使一个后来粗暴对待孩子的男性，在其结交女友、结婚、刚刚有孩子的时期，他也不会想到自己以后会粗暴对待孩子。其实，粗暴对待孩子的爸爸，没有几个人自己不痛苦。因此，如何把男性对亲生孩子本能的爱或者理性的爱，转变成与孩子的交流和对孩子的理解，是每个做爸爸、妈妈或者即将做爸爸、妈妈的人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这里，杜绝男性今后粗暴对待孩子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爸爸从孩子出生起就多陪伴孩子，多带孩子。在这个过程中，爸爸会体验到自己对别人（自己孩子！）的照料，为别人（自己孩子）的顾虑，男性的情感将细腻得多、在刚强的同时生发出温柔的感觉、怜悯的关怀，而消弭像“水浒传”中许多好汉那种不谙温情、不知怜悯的现象。

当然，面对孩子的哭啼不止，面对孩子的任性和作息时间的差别，做爸爸的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细心，需要做妈妈的更多支持和鼓励，也需要做妈妈的放手和放心。无疑，带孩子带婴儿是对男性耐心的艰巨考验，常常伴随着烦恼与无可奈何，但我的亲身体会告诉我，带孩子也充满了乐趣、幸福和喜悦。只要你耐下心陪伴孩子，你很快就会发现孩子在变化，在成长，三天便有不同，五天就又学会新东西，你会从心底里感到你在抚育人，你在成功。而这恰好表示，你自己的心灵也在变化，变得更有人性、更有责任。

所以，我衷心地希望我的年轻朋友如果当爸爸，就找时间多带孩子；如果当妈妈，就让孩子的爸爸多带孩子，帮助他，让他带好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