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胡景北

一位自由主义者眼中的中国自由主义

―― 对若干误解的澄清

一、前言

    最近，郎咸平先生针对中国国有企业在非国有化（即私有化）改制中重大弊病，提出了“新法治主义”，要求以法治手段规范国有企业改制（见《第一财经日报》2004年12月13日）。我赞同郎咸平这一观点。实际上，从我意识到国企非国有化改制的规模和弊病开始，我就提出了类似观点，要求国企出售的公开化。但是，我对郎咸平用“新自由主义”名称概括国企非国有化改制中的弊病，并把对这些弊病的批评理解成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却有不同看法。我同意郎咸平的这类批评，但我不同意他使用的名称，因为他所批评的根本不是自由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而是有权有势者对权力的滥用。这类滥用，本来是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最为深恶痛绝的。所以，郎咸平用自由主义指代拒绝规则和法治的权力滥用，应当是一种误解。由于他的误解广泛流传，由于其他对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张冠李戴的各种误解和责难广泛流传，作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我有必要说明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基本立场，澄清对自由主义的误解；有必要指出，那种不讲法治，主张“无论什么方式，实现‘国退民进’就行”的观点和做法，其实和自由主义完全无关；倡导类似观点和支持类似做法的学者不属于自由主义者，而属于“机会主义者”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范围。

    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解释的是

1．只有自由主义理念才能够指引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变革

2．法治是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自由主义是实现法治的最有效形式

3．中国的自由主义针对当今中国经济问题的基本立场是市场化、私有化、法治化

4．中国的自由主义要求用法治规范中国经济的私有化过程，反对巧取豪夺式的无名、无法、无序的私有化。

5．法治主义或者新法治主义只有在自由主义理念统率下才能够促进中国的长治久安。

二、中国需要理念

    我们先来看郎咸平批判的新自由主义观点是什么。他在题为《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中对新自由主义作了如下的简单表述：

    “… 国有企业、政府全面退出经济舞台。…自由经济、民营经济，更可以向美国靠拢的经济体系，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一个小政府角色，应该提倡个人主义。”（引自郎咸平：《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载： 李健、王小卫编著，《出路》第60页）

    我们知道国际上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的简洁表述是“市场化、私有化、民主化”。如果把郎咸平说的民营经济理解成民营化，而中国的民营化含义即国际通行词汇私有化；小政府和个人主义则与民主化有密切联系，所以郎咸平对中国新自由主义的表述，和国际上公认的新自由主义概念基本一致，用他自己的话说，“还是比较客观的”。（出处同上）

    问题是，这样的新自由主义又有多少值得批判呢？市场化、私有化、民主化，特别是在一个过去没有市场、没有私有财产、没有民主的国度内，难道不是应当大力提倡、呼吁的吗？当然，我注意到，和其他误解与责难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人不同，郎咸平多次表示过，他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是尊敬的。确实，这样的新自由主义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但也正因为一个值得尊敬的主义或学派竟然受到了包括尊敬它的人的误解，这些误解便特别需要澄清。

    回顾过去的二十六年，中国在经济领域内走的大体上是自由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指引的道路。正是这条道路，给中国带来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几乎所有人绝对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没有市场化、没有私有化、没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化，中国很难达到今天的经济水平，中国普通人对经济、社会问题的发言也不会象今天这么自由（尽管今天的自由程度还太低）。试想二十六年前，郎咸平能够在大陆自由发表言论吗？当他、当我们在享受二十多年来的变革成果时，我们不应当忘记，我们享受的正是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成果。

    郎咸平认为对当今中国来说，重要的不是理念，而是数据，希望大家用数据说话。数据自然是重要的，尤其是官方和企业应当但没有公开的数据对于我们认识中国问题、对于股东认识企业，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数据不能够否定理念。同时，数据的局限性在于，如果我们不提醒自己，数据容易使我们落入就事论事的技术性讨论。所以，数据需要用理念来高屋建瓴地加以把握。就此而言，理念甚至更为重要。理念给我们方向和信心。理念使我们即使在数据不能显示明确结论的时候，甚至在数据显示了明确否定的结论时依然不迷失方向、不丧失信心。比如，尽管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数据非常出色，但理念让当时世界许多人明白计划经济不可行，也迫使当时的政府用一切方法封锁和诋毁它。如果数据能够决定理念的优劣，中国政府那时便没有必要严密地封锁自由主义理念。历史尤其二十世纪的历史清楚地表明了，如果没有理念，即使我们有数据，我们仍然没有方向和信心，我们只能在数据指示的范围内，走一步看一步，也就是采取投机的方式。而后者正是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

    我在其他文章中曾经说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无论邓小平执政还是江青、张春桥执政，无论采取市场经济指向的还是计划经济指向的政策，中国经济都会出现增长。当时的情形，稳定就会带来增长。无论谁在当时取得了政权，都会鼓励经济增长。邓小平的“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在当时当地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他恰好采取了市场经济指向的政策。假想邓小平采取的是计划经济指向的政策，他在当时也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甚至也可能有后来的二十年增长，创造出前苏联在上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的经济奇迹。但从长期观点看，从理念的角度看，他那个计划经济的猫仍然是错误的，一时的鼠灾消除会带来更大的鼠灾。因此，判断一个长期经济政策，理念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的问题正在这里。邓小平采取了正确的改革政策，但他又从实用主义角度看待自己的政策，并把偶然成功的猫论视为一般原则，实际上把机会主义视为一般原则。这样的机会主义后来迅速蔓延到各级政府和公众。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不但成了中国改革的原则，其实也成了中国改革的现实。至于河那边是什么，摸着石头可不可以过河、会不会到河中间没有石头可摸、摸着石头过河的代价等等问题，没有人思考、没有人敢于思考：这样的思考甚至是个禁区，更不用说公开讨论了。1978年开始改革至今，中国连一种改革的理念、改革的目标都没有明确过，这才是中国改革最深刻的悲剧所在，也是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反复陷入“改革成果更需要改革也更难改革”怪圈的最深刻原因。因此，当我们今天回顾中国二十六年的改革，观察当前的国有企业非国有化改革，展望未来的改革前景，我们不但要谈数据，而且要谈理念。

三、自由主义理念才能够指引中国

    如果谈理念，那么，什么理念才能够指导中国的改革，给中国方向、给中国人信心呢？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在当今世界流行的理念中，只有自由主义能给中国以方向、给中国人以信心。

    自由主义是什么？自由主义除了带上当代色彩的“市场化、私有化、民主化”之外，它的基本内容就是每个人天然地拥有和任何他人一样的免受压迫、免受恐惧的权利以及独立自主的行为和言论的权利；政府是人们建立起来保护而非压抑个人自由的公共机构；个人天然地享有免受政府和其他机构压迫、恐惧的权利，拥有在政府面前和任何他人（包括政府最高官员）一样的行为和言论权利；个人的这些权利或者自由仅仅受他们共同制定的法律约束；政府的首要职能就是依据法律保护个人自由不受他人损害，包括不受政府的损害。

    在现实生活中，损害个人自由的最大危险是政府。所以，个人需要用法律来约束政府、用新闻自由来监督政府、用私有财产保证自己独立于政府的生活能力、用市场经济、政治民主、社会自由来保证自己不受政府干涉的选择自由。

    自由主义当然还有其他内容，但我列举的这些内容无疑属于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这些内容也许可以用一句话粗糙地概括“个人自由、法律约束”。自由主义可以舍弃比如“私有化”的内容（在比如当今的美国，私有化就并非必须的内容。在比如五十年前的世界上，私有化也不是自由主义的必备内容），从而不再冠以比如“新自由主义”的名称，但任何类型的自由主义都不能舍弃我所列举的个人自由的内容，否则它从根本上就不是自由主义。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我所列举的内容，早已经成为国际上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其他主要思想流派的共识，成为包括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比如全球化、私有化的各个团体的不言而喻的共识。之所以成为共识的原因，我们举一个就足够了：没有这些共识，那些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各种流派；那些反对全球化的大小团体也许早就被取缔了。实际上，所谓的现代社会，就是以“个人自由、法律约束”为本质特征的社会。其他思想流派只是在这个或那个具体问题上，要求对部分人的自由加以更多的约束，可他们始终承认个人自由的基本前提。例如社会主义流派要求增加对富人的约束、要求在个人自由和平等的问题上更多地考虑穷人事实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但社会主义流派并不要求剥夺或者严重限制富人的自由。我们在中国往往感到奇怪的是，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和东欧诸国放弃了“社会主义”旗号、所谓的“社会主义”运动失败后，为什么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依然在欧洲流行。然而，如果我们了解，欧洲社会主义把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当作自身行动纲领的前提，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它不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共进退的原因。在这篇文章中，我之所以还把现代社会各思想流派的这些基本共识称为“自由主义”，除了习惯之外，一是考虑到它们最初在世界上是以“自由主义”被宣传、被为之奋斗、被开始实施的历史，二是考虑到当今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比起其他流派来说，更重视它们的外延和它们在具体问题上的应用。

    把这些以“自由主义”冠名的共识应用到中国，中国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立场，可以归纳为市场化、私有化和法治化。市场化让个人和企业独立决定自己的需求、供给、消费、储蓄、资源配置、资产配置。私有化让个人在自主积累私产的同时，把原先过大的国有资产和公有制范畴下的集体资产转移为个人资产。法治化是用法律方式保障和约束个人、企业与政府独立自主的经济行为，保证他们中间每个个体在应用自己新获得的经济自由的同时，不损害他人的正当利益。市场化给予个人经济决策的权利和责任，私有化大大有助于建立以私人财产所有权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法治化要求市场化、私有化以符合公众正当心理和常识的方式有序地开展，从而把个人、企业的经济自由纳入到现代自由、法治社会的范畴内。当然，中国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问题会有具体的观点，但其基本立场，至少包括了市场化、私有化、法治化三点。

    从世界大势看，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和十多年来的国有企业非国有化改制无疑受到世界性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刺激。其实，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跟着世界潮流变化。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思潮是推动全世界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改革的主要精神力量。在经济领域内，所有国家都在扩大政府的作用，都规模不等地对私有企业实行了国有化。前苏联、中国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把这一思潮的实践结果推到极端。但前苏联、中国制度的基本性质依旧应当在这一世界潮流内得到理解。同样，二十世纪七十、八十年代，随着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在英美执政而成为舆论界和政治界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扭转了全世界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改革的方向：从更多的政府扭转为更多的市场。在经济领域内，所有国家都在扩大市场的作用，都规模不等地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而作为当年社会主义思潮极端结果的前苏联与中国的制度，更在这一世界大潮的冲击下解体，并接受了市场经济和其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国退民进”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中国自由主义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和法治化，也是当今中国的大趋势。

    可是，狭义的“国退民进”只发生在原先的市场经济国家内。在前苏联和中国以及其他许多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们需要完成的是比“国退民进”更基本的任务：建立现代公民社会和现代国家，建立现代的公民和政府关系。显然，这样的任务在自由主义成为世界主流思潮时更容易完成，甚至只能够在自由主义思潮成为主流的时代完成。这是因为比如中国面临的建立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的任务，必须在自由主义框架内完成。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和其他流派相比，自由主义更强调每个人同等的发言权和法律面前的同等地位，更强调对容易损害自由和法治的政府抱有强烈的警惕性。而没有个人自由和法律平等、没有个人对政府损害自身自由的警觉，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现代公民—政府关系都无从谈起。因此，只有中国承认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内容，中国才有了让各种思想派别、各种经济政策、社会政策表演自己的平台；中国才有了法治主义（或新法治主义）、社会主义（或新社会主义）、保守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或新激进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形形色色其他流派和它们的政策此消彼长、互比短长的竞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够历史地理解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的意义，理解中国国有企业非国有化改制的意义。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自由主义理念、澄清广泛流传的对自由主义的误解，对中国才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毫无疑问，就像在社会主义思潮流行的时代，我们必须防止其极端形式那样（这里的教训对我们中国人是太深刻了），在当前的自由主义思潮下，我们也必须防止其极端形式。自由主义的极端形式之一是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自由主义思潮下走入极端将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潮下就将走入专制主义。这是因为，无政府主义下必然滋生和蔓延的强盗型的权力滥用和与其共生的“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大众投机心理，常常需要超人的社会理想和暴力两者协同才能够制胜，而这两者的协同又正好导致专制主义。专制主义的实现预示着它赖以建立的精神基础――超人理想的破灭，因为超人理想本身便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据此建立的制度必须专制，才能够维持自己。但专制制度也不能够长久。它压抑的人性一旦爆发，在专制制度毁灭的同时，却又由于在专制下长成的人民不习惯自律而出现全民性的强盗和投机倾向。对此，我们只要想到下述事实就能够理解：对那些迫于高压而循规蹈矩的人来说，自律始终是个陌生的概念。如果进一步考虑到中国没有成形的宗教、没有成型的讲求自律的贵族阶层，那么，专制制度解体时出现的全民性强盗和投机倾向更加值得警惕。

    因此，为了既反对无政府主义又反对专制主义，为了让中国走出无政府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循环，尤其是为了防止中国在未来社会主义思潮重新高涨时再次走上专制的极端，作为学者，我们在强调自身自律的同时，需要强调自由主义的法治内容。而这正是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近三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在领导世界潮流的西方国家里更强调的是减少规章、简化法律、弱化政府。新自由主义这样强调的根据，是自由主义要求的自由和法治在西方国家已经基本实现。但是今天的中国既缺自由，又乏法治。所以，在中国的环境下，我们需要的正好是西方国家学者在五百年前强调的、后来被所有非极端的自由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接受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每个人在不损害他人同等自由前提下的自由；所有个人包括政府和各种社会机构在内的个体法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损害他人正当自由的行为尤其政治和经济的强盗行为必须受到足以遏制这些行为的公开惩处。如果说这就是理念的话，那么，中国的改革正需要这样的理念来指引。中国的改革，无论国有企业非国有化还是股票市场，无论政治民主化还是社区公民参与制度，都应当和自由主义或者现代社会的这一核心理念联系起来。

四、自由主义包括了法治

    我们在上一节理解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应当不至于成为郎咸平和网络上许多朋友反对的对象。但他们又确实在反对自由主义。那么，他们反对的中国自由主义是什么呢？从郎咸平列举的现象看，他们最为反对的是中国股市和产权改革：“上市公司可以无所顾忌地圈钱而无严刑峻法的惩处，国企老总也可不顾全体员工多年辛苦，在MBO这种‘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条件’之下，侵吞国有财产”（见《第一财经日报》2004年12月13日）。

    郎咸平指出的现象是事实，郎咸平的反对呼声对反思和规范中国经济改革有着重大意义。对此，郎咸平功不可没。使我遗憾的只是，郎咸平用错了旗号：上市公司无所顾忌地圈钱和国企老总无所顾忌地侵吞国有财产，正是那些人滥用自己手中的经济权力或者政治权力的突出表现。这样的滥用、甚至是强盗型的严重滥用，恰恰是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最不能容忍、最为反对的现象。理由很简单：上市公司的圈钱自由，正好损害了股东尤其中小股东保护自己财产的自由。在上市公司圈钱和中小股东保护自己财产的两种自由之间，显然中小股东保护自己财产的自由才是正当的，应当用法律保障的；而上市公司圈钱的自由，是一种强盗型的无理要求，其思想应当用法律抑制、其行为应当用法律惩处。国企老总的侵吞国有财产的自由，正好损害了财产所有者 ―― 中国公民保护自己财产的自由，因此前者同样需要用法律加以抑制和惩处，而后者需要用法律来保障。按照自由主义的原则，事情其实非常清楚：上市公司和国企老总实行的是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这样的逻辑和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毫无共通之处，怎么可能把它混淆成自由主义或者新自由主义呢？

    如果我们观察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我们可以看到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由主义的趋势和脉络，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有权有势者的强盗逻辑和投机行为盛行且不受惩处的严重现象。这样的矛盾现象很容易使普通人甚至部分学者把后者也归罪于自由主义。然而，后者实际上既是专制制度失败时给它先前统治下的人民留下的灾难和代价，也是现行政府既不愿把自由主义（包括自由主义的法治内容）作为执政原则、又无法（在经济上）实行专制管理的后果。

   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自由主义和法治的关系。就通常使用的政治学术语来说，自由主义其实包涵了法治主义。例如，弗格森（Adam Ferguson）是这样定义自由的：

    “自由（liberty or freedom）不能够从这个词的起源出发被理解成免除一切约束。相反，在自由社会内，自由是把每一条正当约束应用到社会所有成员（无论他们是官员还是平民）的最有效方式。”（引自Hayek：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书首引言）

    霍布豪斯（Leonard Hubhouse）更明确地指出：

    “普遍自由的第一个条件是一定程度的普遍限制。没有这种限制，一些人可能自由，另一些人却不自由。一个人也许能够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其余的人除了这个人认为可以容许的意愿外，却无任何意愿可言。换言之，自由统治的首要条件是：不是由统治者独断独行，而是由明文规定的法律实行统治，统治者本人也必须遵守法律。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自由和法律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对立。相反，法律对于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法律对个人施加限制，因此它在一个特定时候和一个特定方面与个人自由是对立的。但是，法律同样也限制他人随心所欲地处置个人。法律使个人解除了对恣意侵犯或压迫的恐惧，而这确实是整个社会能够获得自由的唯一方法和唯一意义。”（《自由主义》第9页）

    按照弗格森（以及所有自由主义者）的意思，自由不是免除约束，而是每一个人遵守大家公认的每一条正当约束。约束应当是正当的，而正当的前提是它符合由人类贤哲和宗教伦理总结的个人和社会道德，比如不偷窃、不抢劫、不欺诈。约束须每一个人遵守，因此除了宗教、信誉等形式外，约束还需要表现为法律，需要每个人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而自由就是使每个人遵守法律的最有效的方式。为什么它是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因为在自由社会里，每个人在揭露和批评他人不遵守法律行为时都没有恐惧。显然，这样的自由方式，比起主要依靠政府机构和司法机关的方式来说，法治的有效性高得多。实际生活也表明了这一点。那些以自由为旗帜的国家，也是世人公认的法治最严的国家。在那里，法治之所以能够建立，重要前提便是每个公民在控诉政府、工作单位、他人的违法行为时，不必担心政府、单位、其他个人的报复。

    霍布豪斯则干脆认为法治国家是社会和个人能够获得自由的唯一方法。确实，没有法律，没有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包括政府、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平等，自由就是空话，因为个别人或少数人便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践踏普通人的自由，并且造成一种恐怖的空气，使受到他们践踏的人不敢反抗；由于缺乏法治、缺乏法律面前的平等，普通人甚至无处申诉、无法反抗（除了采取极端行动外）。中国最近采取的国企非国有化方式就是这样一种践踏普通人自由和权力的方式，甚至法院也公开表示不受理国企非国有化问题上的纠纷，从而完全排除了普通人申诉的可能性，并给少数政府官员和国企老总侵吞国有资产铺平了道路。这样的非国有化方式是朗咸平所反对的，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所反对的。

    弗格森和霍布豪斯关于自由主义的观点，属于古典自由主义范畴，但它同样隐含在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中。我们可以说，缺少弗格森所说的“把每一条正当约束应用到社会所有成员”，缺少霍布豪斯所说的“普遍限制”，就谈不上任何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过去的老自由主义不能缺少这样的内容，当今的新自由主义也不能够缺少这样的内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亦不能够缺少这样的内容。

    因此，我们看到，在所有以自由主义为口号的国家内，尽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政府作用减弱了，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继续得到保证，正当的约束继续通过法律得到执行。新自由主义要求的只是减弱他们认为的政府过大作用。在经济领域里，新自由主义要求政府更多地退出，以便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尽管在政府作用大些还是市场作用大些的问题上，新自由主义的立场是市场作用大些。但这丝毫不妨碍新自由主义对政府有序退出、对国有资产出售和国有企业私有化立法规范的要求。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对偷盗国有资产、私下买卖国有企业行为的谴责和绳之以法的呼吁，如果不比其他思想派别更强烈的话，也会和其他派别一样强烈。所以，在这些国家里，尽管出现了大量的“国退民进”现象，但没有发生郎咸平所揭露的类似中国的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

    反之，“国退民进”过程中出现大规模国有资产流失、出现国有企业私下买卖、出现国有企业偷偷变成私有现象的国家，不是那些十几年前还反对自由主义的国家（比如前苏联），就是那些现在依旧反对自由主义的国家（比如中国、越南）。仅仅这一简单的事实就表明，不应当把中国国有企业非国有化的基本弊病推到自由主义身上。郎咸平所揭露的“自由主义”名称下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根本不是自由主义的主张或者实行其主张的结果：这些现象是滥用权力的结果，是强盗和投机行为。如果一定要用“主义”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强盗逻辑和市侩主义相结合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比如近年来国内有一种解释国企非国有化改制的口水理论：某人在餐桌上向菜里吐口水，这盘菜自然就归某人吃了；因此，国有企业非国有化改制时，某人把国企搞坏了，这个国企自然就归他。这不是强盗逻辑又是什么呢？这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和自由主义挂上钩。为了在餐桌上独吞一盘好菜而向菜里吐口水的人是流氓；同理，为了把国企变为自己私产而把国企搞坏的人也是流氓，只不过后者是有权有势的官员流氓。对这样的只要自己自由、完全无视他人自由的流氓只能够用法治来惩处，否则的话，自由社会就是一句空话。

    国企非国有化改制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目前的国企非国有化改革是把过去被国家没收的财产退还给私人，所以谈不上“国有资产流失”。这种说法也是自由主义者不能接受的。自由主义者原则上承认被国家没收的私人财产应当退还给私人。在一些十几年来走上自由主义道路的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有企业在实行非国有化时，确实采取措施，把被国家不恰当地没收的企业退还给原先的财产所有者。不过，在计划经济早期被没收的私人企业的原主人，今天已经难以确定，所以那些国家的退还私产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宣示，一种尊重正当财产所有权的宣示。今天的中国即使有一小部分国企来自于早期不恰当地没收的私人企业，我们要做的，也是把这些企业退还给原先的所有者，而不是“退还”给现在的国企老总！把国企私有化视为“退还”给私人，再进一步视为“退还”给现在的国企老总，那不是强盗逻辑又是什么呢？那不是现在的国企老总做强盗从原先的私有者手上抢夺财产，又是什么呢？按照这样的逻辑，既然现在的国企老总能够抢劫原先资本家的财产，别人也就可以抢劫现在国企老总的财产。这样的抢劫来抢劫去，中国社会就没有“正当”可言，没有自由可言。因此，中国自由主义强烈反对任何为国企改制中有权有势者的强盗行为辩护的观点，强烈要求国企改制的法治化。

    郎咸平在上面我们所引用的文章提到了1553年的英国信托责任例子，那些出海的船员忠实于自己的信托责任。但这个例子的整个故事却有着如下的内容，即那些承担了信托责任的人明白，他们的富裕需要用上帝认可的方式去实现，而上帝不是白猫、黑猫都认可的。在宗教观念不强的中国，在人民的教养和自律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提高的状况下，我们比讲求绅士风度的英国更需要法治来约束人们的致富行为，约束上市公司和国企老总、约束政府，把他们的个人主义的致富积极性引导到正当约束的途径上。就此而言，在专制制度解体的时候，强调法治以避免过度的强盗型的滥用权力和大众投机行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为过。

    不过，我们所强调的法治或者法治主义，是自由主义框架内的法治，是遵循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法治。与自由主义理念不一致的“法治”是大大小小的专制。它的极端表现是皇帝和专制国家或专制单位领导人把自己的意志当做律法，把自己当成特权者。按照弗格森和霍布豪斯的自由主义观点，自由和特权水火不相容。特权者仅仅要求自己的自由，而不顾及他人的自由。他们实际上用践踏他人自由的方式强行贯彻自己不正当的要求。在非极端形式下，掌握公共权力的人用各种借口要求自己的特殊地位。一个国有企业经理要求国企出售时仅仅卖给他，就是这样的特权例子。同样，一个国有企业的职工在国企出售时要求更多的补偿，也是这样的特权例子。在中国还没有自由之前，这样的特权即使有所谓的“条例”支持，它们依旧是特权，是专制的弱化表现。专制的弱化往往更可怕。中央专制者的“法治”尚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但削弱了中央专制的分散型特权“法治”则连秩序也维持不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多地强调秩序的法治主义或者新法治主义是及时的必要的。

   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在中国提出的法治主义，只应当是自由主义框架内的法治主义，是自由主义指向的法治主义，而不应当是反自由主义的“法治”。比如，自由主义者不讳言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但经济的基本作用必须让位于市场。比如，自由主义者不讳言国有企业的高效率，然而，自由主义者又认为，国有企业只有置身于私有企业的汪洋大海中，置身于其所有者通过民主方式的监督下，它们的高效率才是长期可靠的。因此，以“国退民进”为标志的中国私有经济的重建，是值得欢迎的事件。自由主义者在强调用法治防范和惩治国企非国有化过程中的强盗和投机行为的同时，不否定私有化本身。即使自由主义者在特定形势下要求政府暂停私有化，他们也是为了使私有化的实施方式接近于自由主义的基本要求。自由主义认识到私有财产的基本功能之一是让个人在政府面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是，用强盗逻辑获得的个人财产不具备这一功能。相反，这样的财产完全可能成为政府扩大其权力的理由：强盗逻辑获得的财产将由政府没收为公产。用强盗逻辑建立的私有制也完全可能成为极端社会主义思潮重新建立公有制的理由。自由主义者反对强盗逻辑的私有化方式，强调用法治规范私有化的必要性，正是为了维护私有化的正当性和由此建立的私有制的稳定性。因此，今天中国的法治主义应当是自由主义的法治主义，而不是专制主义的“法治主义”。今天中国需要的法治，是一种把中国以较为有序的方式引导到自由、民主方向的法治，是把中国人民、中国政府约束到平等、自律方向的自由主义的法治。

国有企业改制（出售）的法治应坚持市场化取向

——在国有企业改制（出售）与法治高级研讨会上的发言提纲

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  胡雄飞

一、法治化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成熟的标志

市场经济是有序经济，是法治经济。为了确保市场机制对社会资源配置和调节的功能，我们不仅要有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市场规则，而且市场规则还要法治化，即把各种市场规则以制度、法律和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由有关的政府部门依法对各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加以监督管理，并进行必要的评判和处置，以维护市场秩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一种现代市场经济。我们需要通过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法治化来加快推进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市场化是关键，国际化是标准，信息化是手段，那么法治化就是保障。法治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法治化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成熟的标志。

立法和执法是法治化的两个重要的、密不可分的环节。通过立法使市场行为有法可依，通过严格执法，建立起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避免或克服市场活动的消极作用，使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真正有利于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合理和不断优化。

法制化在我国现阶段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虽然我们已经加入WTO，但由于我国仍处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许多方面的市场规则还尚未形成，已经制定的市场规则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已有的市场规则由于种种原因在实践中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国有企业改制（出售）方面的法治空白可以说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加快市场规则制定和实施的法制化进程，以较为完整的法律法规的体系尽快克服和抑制目前我国市场活动中广泛存在的混乱和腐败现象，其紧迫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国有企业改制（出售）方面法治问题的实质是资本市场公平、公正及有效运作的问题

从国企改革2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后10多年的实践和探索来考察，国有企业改制（出售）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国有资产出售、转让的价格问题。一些同志认为，国有资产出售、转让的价格高于或等于评估价就没有问题，低于评估价就有国资流失的问题。其实不然。高于或等于评估价的也许可以是更高的价格出售、转让，低于评估价出售、转让的也许已经是最高价了。问题的关键是，在资本市场中该资产的市场价格到底值多少。由于时空的不同，受让者的需求及购买能力的不同，国有资产出售、转让的价格是会动态变化的。只要是经过产权交易所监证、交易双方通过谈判形成的、国资委认可的价格都应视作合法的、公平公正的交易，不存在国资流失的问题。即便是职工持股，甚或以MBO形式购买国有企业的股权，只要合法合规，都不能乱扣侵蚀国有资产的帽子。

二是国有企业中尚未转变身份的人员安置经济补偿问题。对国有企业改制中需要转变身份的人员，一定要处理好经济补偿的问题。如果国有资产转让、出售所得不足以解决这些员工经济补偿的，该企业的原持有者或部门有责任予以解决。当然，员工的经济补偿要有度。各地和各企业之间收入的水平是不一样的，对改革支付的成本也不可能一样，不要、也不能盲目攀比。

三、解决国有企业改制（出售）方面的法治问题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

国有企业改制（出售）方面的法治问题严重滞后与国企改革的实践。我们的国有企业都快出售、转让出去一大半了，我们的《国资法》却还未出台。所以，需要加快立法，依法行事。一个需要特别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是，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解决国有企业改制（出售）方面的法治问题应该坚定不移的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就已经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说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还专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年后，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今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更是要求把“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作为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首要任务来抓。

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资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应该始终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国有企业的改制及出售，在法治方面更加需要坚持这个方向，在立法和执法的过程中应体现、贯彻这个精神。法治要有利于国有资本流动起来，要有利于发挥市场对国有资本这个资源的基础性配置，要按资本市场的规则运行。比如，《国资法》应确认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中形成的价格的合法性；国有企业改制可以征求企业员工的意见，但决定权应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不能因为员工通不过，国有企业的改制及出售就不能进行。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以及出资人的出资人，有责任把员工的问题解决好。同时，员工也不能因为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阻绕国企改革的进程，因为延缓也会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

此外，在法治的一些细节问题上同样要坚持市场化的方向。比如，国有企业在产权市场完成交易，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必须经过评估的环节，但挂牌时未必一定要先评估，应降低进入资本市场的门槛，要知道有些国有企业连这笔交易成本都难以支付。

国有企业的改制出售及其法治，有理论方面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实践的问题，迫切需要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迫切需要出台合法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个案的发生而延缓国企改革的进程，相反，只能增强国企改革的紧迫感。20多年改革的时间已经告诉我们，只有紧紧把握住市场化这个方向，才能将国资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深入推进下去。偏离这个方向的立法和执法，不仅不利于国有资本结构的调整、国有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不利于这些国有企业自身的发展。

总之，国有企业改制（出售）方面的法治问题能否坚定不移的坚持市场化的取向，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战略问题，方向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