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景北，2006年，“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的链接：https://www.hujingbei.net/archives/552）
作者：Prof. Dr. Thomas Zimmer, 译者：胡景北
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被遗忘，然而，它爆发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在中国却几乎悄无声息地过去了。2006年春天，中国学者在北京举行过一次秘密聚会；报刊上偶尔出现一两处相关报道；也不时有书籍为纪念这一令人悲伤的历史事件而出版，例如《人民日报》前记者纪希晨的纪实作品《史无前例的年代》（北京，2006年）。人们似乎不愿大张旗鼓地纪念那“灾难性的十年”。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就出现过一些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著述。不过，无论当时还是今天（参见前面提到的纪希晨的著作），中国关于文革的著述往往侧重人物生平；对受害者苦难的叙述，像一条红线贯穿在它们之中。这些著述也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北京权力圈内的人物身上。这固然使人得以饶有兴味地窥见幕后的情形，却也遮蔽了文革暴力在整个社会中蔓延的景象。在文学方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些“伤痕文学”作品曾经表现过文革这一主题。今天的中国作家偶尔仍会触及文革的时代背景。例如，梁晓声几年前出版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便是如此。有意思的是，这部作品呈现了从“施害者视角”观察的文革。
在中国内地，只有在政治气候较为宽松的时期，才偶尔出现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探讨。相比之下，主要是流亡海外的中国人、台湾和香港的作者，以及汉学家探讨这一问题并发表相关作品。
胡景北的文章不久前发表于他自己的中文网站，并引发了读者的多种反响。我把他的文章理解为中国内地学者的一次尝试，旨在为有关中国过去的讨论注入新的推动力。
在有关中国文革的讨论中，存在着一种并不新鲜的看法，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某些现象中也有好的东西，并把自下而上骤然爆发的暴力理解为一种民主冲动。“新左派”人士一再表达过类似看法。当然，人们对此完全可以持不同意见。按照我们西方的理解，文革中自下而上的民主冲动还缺少若干根本要素，例如遵循民主程序、遵守法律、尊重他人尊严等等，因此还不能称之为一种“能够正常运作的民主”。也许，这恰恰就是胡景北撰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提醒人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人对民主的需求依然存在；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明显存在、却以一种缺乏规则约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那股冲动，至今仍然活跃；而到了今天，中国必须开始思考，如何设计有规则可循的民主程序，使其对国家、政党和公民都同样具有约束力。
（完）
“夜话”2026年第13期，2026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