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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夜话”2003年第4期                                                             2003年2月25日

 

 

君主乎？人民乎？

 

　　寒假在德国期间，一些国家正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60周年。德国电视台也更多播放了一些当年的镜头。尤其是当年美国飞机轰炸德国的不少照片，在德国还是第一次播放。显然，许多轰炸是多余的，造成了无辜居民的死伤。不过，即使是最反战的德国左翼知识分子，也没有否认美国轰炸的必要性，这是因为，没有这样的轰炸，德国人民的抵抗士气不会下降，对纳粹政权的信心不会动摇。

　　经过战后若干次讨论，现在的德国人民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在整个德国民族身上，在德国人民身上，而不是希特勒等一小撮民族败类的责任，虽然后者应当付更多的个人责任。国际学术界也接受了这一认识。正是为了避免德国人民再次走上犯罪道路，战后的德国把西方世界的融合、把欧洲共同体的建立从而德国这一国家本身的消亡做为自己的长期目标。

　　整个民族、整个人民也可能错误，可能犯罪。这种思想对生活在中国的我们是难以理解的。谈到日本的侵华战争，我们都习惯于遣责当年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而用日本人民是好的来安慰自己、安慰日本人。谈到现在的伊拉克危机，这里的报纸总用美国政府准备战争、伊拉克政府和人民准备反抗的语言，来表明他们同情伊拉克人民的态度。这里隐含的前提是人民总归是正确的，永远正确，绝对正确。

　　一个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在幼年的时候或者软弱的时候，需要某种绝对正确的东西作为自己的依靠。但更多的时候，这一民族或者社会把某个外在的权威绝对化并作为依靠。在我们中国，古时候以为君主绝对正确。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教条很少有人相信，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却成了大义，渗透了几千年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甚至成了臣子良心的一部分。对朝政啧有怨言的人，批评的都是奸臣宦官弄权，而从不怀疑君主的绝对性。即使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还是靠新的真命天子来支持着君主的绝对性。辛亥革命后，君主不复存在，开始有了国民、人民的称呼，于是权威的绝对性也就从君主向人民转移。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在几十万造反群众的簇拥下，领袖高呼着人民万岁，群众高呼着领袖万岁。当时的我，也为领袖能够喊出人民万岁而激动。文革既过，领袖的绝对性不复存在，人民取得了绝对的权威。人民支持的，自然就是对的；人民反对的，自然便是错的。当然，说这些话的都还只是人民的代表，也许他们会错，可人民本身是不会错的。因此，即使伊拉克人民百分之百地投票选举侯赛因执政、即使伊拉克人民默认和帮助侯赛因藏匿着联合国禁止其持有的武器，伊拉克人民也是正确的。

    其实，人民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人组成的。任何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由这些个人组成的群体的智慧也不可能是无限的。既有限，就难免犯错误；如果太不自谦，甚至还会犯罪。所以，绝对正确的人民是不存在的。特别是当一个个的个人还不习惯于自由思考，社会内部还不能自由讨论，这个社会还需要某种绝对正确的东西来支撑自己的时候，组成这个社会的人民在整体上是非常可能犯错误的。所以，我们在放弃君主的时候，不应当再把人民当成绝对权威。在观察目前的伊拉克问题时，德国人民当年的错误以至罪行可以提醒我们，不要以为伊拉克人民一定是正确的。

“双周夜话”2003年第7期                                                             2003年4月8日

 

交流的语言和平等

 

人和人的交流要用语言。而人的语言又分成许多种。遇到一位外地人、外国人，用什么语言与之交流，往往触及到人的深层心理。如果牵涉到个人尤其是权势者个人的利益，问题就更复杂。比如，最近就听到一个看法，在与美国学校的交流中，既然美国教授来中国讲课用英语，我们去美国讲课就应当用中文，否则就是不平等交流，就应当停止交流。

这样的看法当然不新鲜。大清皇帝早就要求面觐的夷人用中文，也许是有据可查的最早要求语言平等的例子。100年前的1903年，中国政府要废学堂兴学校。洋人不对等地废学校兴学堂，为什么我们要废自己的学堂兴他人的学校呢？当时也很有些慷慨之士起来反对。在学校里堂而皇之的教授外语，更是令人长叹。但尽管如此，100多年来，英语仍然不可阻挡地成了世界交流的通用语言。要对抗这一潮流，唯一的方法当然是停止国际交流，就向当年中国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那样。

然而，停止交流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个结果自然是权势者地位的暂时巩固，无论是清朝政府，还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某个单位的长官，都知道巩固权势的方法是禁止臣民和外界交流；第二个结果显然是公民精神和社会及某个单位的长期停滞。这也是中国100多年来的历史事实和中国许多单位现在还保持的状态。

所以，停止交流不可行。但是，要交流就有语言的问题。交流使用的主要语言基本上由交流的方便决定。上海大学的课堂语言是以中国北方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农贸市场的交易语言往往是上海话，家里用的又多是家乡话。据说新疆有人不断对那里的学校教授汉语提出批评。我的新疆学生必须听汉语授课。为什么“不让”他们用维吾尔语和我们交流呢？为什么上海的学校不教维吾尔语呢？是不是他们不能用维吾尔语和我们交流，他们就不应当和我们交流呢？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我们和美国人的交流语言。也许我们可以说两民族交流所用的主要语言是较强（用现在的时髦词汇，“代表先进文化”的）民族的语言。但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如果较弱民族因此而拒绝交流，较弱民族只会落于专制和停滞；从人类进步的角度说，较弱民族因此而拖慢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其实，衡量一个人、一个民族是否真在追求平等，主要不应当看他是否在更强的人、更强的民族前要求平等，而应当看他是否平等对待更弱的人、更弱的民族。我想，真正抱着平等心态的人，将会以平常心和他人交流，不会因为在日常社会中听到比如维吾尔人、越南人“被迫”讲汉语而沾沾自喜，也不会因为自己必须讲英语、德语而牢骚满腹。就此而言，“语言平等”是个政治家的伪问题。我想，无论汉语未来是世界通用语言还是地区性语言，其实都和汉民族与他民族、汉人与他人的平等无关，就象中国的公文用纸最近改成A4（汉语拼音发音还是英文字母发音？）标准，也无关于民族和个人之间平等一样。

对上市公司审计新规定的疑问

 

2001年值得中国人大大庆祝一番的大事之一，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多年来的愿望，是政府近几年的施政目标之一，如今实现，当然值得庆祝。然而，从2002年1月1日起，中国国内公司要新发行A股或增发A股，其财务状况不但将经过中国会计事务所的审计，而且将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规定，似乎却又与世贸组织精神有相左之处。

加入世贸组织，本来是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让中国市场按国际惯例行事。然而，一国公司在本国发行股票，要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行事方式，据我所知，不是国际惯例。一面加入世贸组织，一面又违反国际惯例，这是使人难以理解的第一点疑问。第二点疑问，本国公司在本国发行股票，要经过外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这一规定，是否有损于国家主权之虞？第三点疑问是，即使不谈主权问题，仅仅谈经济的全球化，那么，中国的会计事务所和外国的会计事务所也应当作为同等权利的法人主体参与市场，为何外国会计事务所的审计不需要经过中国会计事务所的补充审计，而中国会计事务所审计的与外国没有直接关系的业务，要经过外国会计师的补充审计呢？中国会计事务所岂不成了二等公民？世贸组织倡导的市场竞争平等又从何说起？

       那么，深受这一新规定之害的中国注册会计师为什么不大声提出异议呢？要知道，这些会计师就收入和社会影响力来说，都属于中国的佼佼者之列。对此的解释之一是许多会计师做假帐。做假帐者如卖假货人，当然没有权利、至少没有同等权利参与市场竞争。但一定要冒既违反国际惯例又可能有损国格之风险来请外国会计师做补充审计，其前提必然是做假帐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占中国注册会计师总数的比重非常大，以致于不得不请外国人来把审计关。可是，中国的注册会计师不仅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多数立过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言，加之人人风度翩翩，谈吐不凡，在我心目中原本是品行高尚的优秀公民。我无法想象我遇到的10位这样品貌双全的会计师内可能有6人或者更多人竟然在做假帐！！中国会计师的人格何在？？因此，我衷心希望这种解释是个错误，希望早日读到充分尊重中国会计师人格和中国国格的解释。

2002年1月15日

“双周夜话” 2002年第12期                              2002年6月6日

 

 

我所认识的生永

 

我第一次认识生永，是在去年暑假。那天我正在系里值班，他来了，个子不很高，穿着也还朴素。通过姓名之后，他点了一支烟，然后问我：

“听说你平时喜欢写写东西，是不是？”

“有时高兴，就动动笔，”我回答说。

“想不想发表呢，在报纸上，或者杂志上？”

“还没有想过。”

“不要紧，想发表的话，我可以帮忙。”他打开话闸，谈了一气报纸杂志发表文章的内幕后，郑重地告诉我：“没有熟人，你是别想在报纸上发表东西的。”

“是这样吧。”也许是看过了巴尔扎克的“幻灭”—— 那里对新闻界内幕有精彩的描写—— 我对他的话不大感兴趣，虽然他谈的东西也有些中国特点。

他似乎很会揣度，又聊了几句便走了。开学后我知道了他的一篇暑假调查，已经被报社打出了小样。

他在学校里很不引人注意，上课来一下，下课便回家。在他去年统计学考试不及格的时候，我听说他的外界交往时间太多。接着，他偷窃一千多元现金的案子发了，学校给了他一年留校察看的处分，他这才为大家所知道。

偷钱，其原因据说是为了还债，而这债，是他在交际和谈恋爱时欠下的—— 不过也仅仅是听说。但这些也都好理解。交际多，特别是象家庭舞会之类的交际，是他能够在报上发表文章的诀窍之一，而人， 又都是想出名的。恋爱以至于同居，也许可算是七年知青生活的一个后果吧。迟来的感情，是更容易战胜理智的。偷钱无疑是错误的—— 虽然对方很有些钱—— 特别是偷的手段令人发指：用过量的安眠药使人家沉睡。

生活的目的。对于一部分大学生来说—— 我自己可能也是 ——只是舒适的工作、受尊敬的地位， 和称心的爱人。这也不能算错，只是需要了解生活本身的限制，而生永，正是超过了道德的现实界限。

今年暑假，我仍然在学校值班，然而却听到了生永作为情场的失败者而死的消息。生活的目的仅仅是爱情，—— 生永对于爱情是认真专一的，生命之火当然是很难保持旺盛的。人们是应当热爱生活的，但生活，并不止于爱情 ——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生永死了，他留下的无形的痕迹很快也将被忘却之神抹去。但生活，却是永存的。

 

                                                                                                  写作于1980年9月3日

 

（附记：日前去南京大学，忆及在那里的学生生活，想起大三时曾在学校黑板报上发表过一篇文字。回沪后竟然还找到了原稿。二十多年沧桑，所见所闻多已与时俱进，但似乎心得体会，还停留在原有水平上。今日再写类似主题，亦不会比那时更有进步：所以便拿它充作本期的“夜话”。    2002年6月4日）

“双周夜话”2002年第6期                                                           2002年3月15日

 

 

资本主义起源和良好道德规范

 

 

　　近来无意想到了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为什么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而没有起源于当时经济可能更加发达的中国？原因有很多种，技术创新（它也许比现有技术水准更重要）、探险精神、国家间的竞争、人文意识、宗教等等，都是原因之一。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想是良好的道德规范。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不可分离。个人有独立行动、独立决策的自由，市场才可能有平等的竞争，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才可能出现和发展。但平等竞争的前提，或为每个人能力同样，或强者自觉地按规则行事，而不恃强凌弱。由于每个个人的能力事实上是不同的，因此资本主义起源便部分地依赖于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有一个自觉按规则行事的强势人群存在。我们常常谈到企业家素质对市场经济的意义。如果我们把企业家视为努力追求并且知道如何追求个人利益的人，那么，任何社会都不缺乏企业家。只要有空间，他们就会在这个空间内争取自己的利益。假如一个社会给企业家足够的空间，每个企业家会如何追求个体利益呢？如果我们想象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择手段，象马克思说过的那样，为了300％的利润甚至不惜上绞刑架，那么市场经济秩序不可能建立，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出现，因为这样一种经济“制度”无法纳入到整个社会制度中，因为失败了的企业家和不以经济利益为追求的社会积极分子（也可以算企业家吧）将有正当理由制止和消除这种腐败堕落的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企业家在其活动空间内自制，需要他们仅仅用正当的手段按规则追求自己的利益，用中国的古训叫“生财有道”。市场经济刚刚出现的时候，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市场经济特有的规则，因此“正当手段”便意味着市场参与者尤其企业家具有良好的道德，自觉地按照人与人关系的一般行为规范行事；意味着企业家自觉地拒绝今天我们所说的寻租活动，自觉地拒绝自己的特权机会，更不用说拒绝欺诈和作假。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当年的西欧正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笃信上帝。许多人写作不署名，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写出来的作品是上帝对他心灵的呼唤，作品应当属于上帝。许多人争取财富，不断增加自己的财富，是为了向上帝表明自己的虔诚。他们争取财富增殖，不是个人或者子孙的享受，而是为上帝效劳，许多人最后把财富献给上帝或者上帝认为好的事情，例如教会、慈善组织等等。这些人在以上帝为终极目的时，把财富增殖视为中间目标。为了这样的中间目标，他们将自觉地仅仅使用正当手段，因为任何用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财富不但不会受到上帝的赞扬，反而会受到他的惩罚。如果这些人在市场交易中失败了，他们会认为这是上帝对自己的惩罚，他们将接受教训，更加谨慎更加努力地从事市场交易。在以这样的人为核心的市场参与者中，渐渐地形成了市场交易所特有的规范，尤其是防止寻租和特权交易的规范。市场经济也才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资本主义开始正常发展起来。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如何。就我的中国而言，历史上似乎没有自觉遵守“生财有道”古训的企业家人群。读一下“三言”“二拍”、“水浒”“红楼”，我到处发现企业家寻租现象。“人无横财不发”的贬抑之说，虽然被许多学者批评为中国过去发展市场经济的心理障碍，但亦非空穴来风，似乎多少也是中国企业家历史和现实的写照。由此看来，缺乏一群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的企业家，可能是中国无法从内部产生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原因之一。

“双周夜话”2004年第16期 　　　　　　　　　　　　　        2004年8月24日

 

说真话

 

       刚从远离Internet的地方归来，就有朋友告知在中国经济学教学科研网上，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许多教师被网民评论或者调侃了一番，希望我能够读一读。果然，在网址“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10&ID=44900”上，一位化名为Skywalker的网民对经济学院不少教师做了简短直接的评论。我不知道其它教师读了这些对自己的评论有何感觉。我的感觉是他（她？）对我的评论是恰当的。在我现在的位置上，能够听到对自己的批评已经不容易，能够听到比较恰当的、确实说到痛处的批评更不容易。所以我很感谢很佩服。我想，这样的批评不但对我自己有好处，对我的学生、同事和朋友也有好处。

应当说，我在不同环境下也做过若干次学术报告，但很少听到过直刺报告弱处和错误的评论。这也许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不愿意说“恰到痛处”的话。“皆大欢喜”无疑有好的一面。不过，它同时阻碍了我们深入思考问题、思考自己。缺乏深刻性不但是许多文章给我们留下的感觉，而且也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给他人留下的感觉。而它可能正是我们平时的“皆大欢喜”带来的后果之一。表面上的皆大欢喜带来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背后评论。既然不好公开说真心话，背后总能说吧。但“谁个背后无人说”结果，往往却让每一个人感觉到人心的叵测。

网络有助于缓解中国文化中的这个悖论。有了网络，有了虚拟，即使我们还不能够对公共事务公共人物说什么真心话，但我们能够对日常事务日常人士说真心话了。原先通过曲折渠道传达到当事人那里的对他的背后评论，现在可以直接和公开地被他接收。原先传达过程中的信息损失、信息扭曲、参与传达的特定个人的喜怒善恶等各种情况，现在一下子都扫除了。由于网上评论是公开的，评论水平自有众目昭彰，对评论者动机和目的的全部猜测就变得不再重要。同时，网络上既然能够说真心话，直刺当事人痛处的评论便容易形成和表达。这样的评论本身以敏锐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为前提。而当事人在这样的评论面前，也容易向深刻的方向改变。自然，这里要有前提，即当事人一要有精力去学习和思考，二不是鲁迅先生所称的“文氓”。

当然，网上的评论和网下的评论一样，不但不可能做到完全准确，而且还可能根本不值一读。对此我们实在不必多加苛求。Skywalker对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诸教师的个别评论准确程度如何，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过，我认为他（她？）说的是真心话，说得有水平（至少对我的情况），值得一读。网上评论比纸媒评论之所以更值得重视，便是因为它更多地表达了网民发自内心的真话。这是网络最可珍贵的地方。说真话本来是人的最原始要求。社会礼仪的发展虽然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真话做了范围、时间、环境的限制，与人为善的愿望又使我们在无伤大碍的情况下抑制自己说出对别人不利的真心话。但所有这些限制和抑制都是以说真话为大前提的。在比较重要的情况下，我们应当甚至必须不顾一切限制地说真话。也许，如果我们自己更多地说真心话，如果让别人更多地说真心话，我们大家才能像罗大佑希望的那样，互相拥有对方“真心的面孔”，才会“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着明天会更好”。

 

附录：Skywalker 的评论：

(请参见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10&ID=44900，2004年8月24日。评论中有若干别字，请注意。)

 

goahead所提的方案（即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分为政治经济学院和西方经济学院 ―― 转引者注）其实不会有什么效果。程恩富从政治局上课回来，吆五喝六地成了钦差大臣，连谈敏也得让他几分。程恩富曾经公开对人文学院部分教师大加指责，不点名地批评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做反马克思主义的事情”。即使找一个地方把程恩富贡起来，也很难保证他不会伸手干预。更可能的是，这样的院系划分方法正好给了程恩富充分的口实。

谈敏这么多些年来就出了一本《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据说有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传播的前史”的课题，可是迟迟没有出版。他花在学术上的精力很少。

张尧庭的名字现在就是给财大和经济学院装点门面的，因为他小中风后一直卧床在家里，连过去的同事和学生都要张冠李戴。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张对数理统计居然还能有所反应，可见学养之深厚。

费方域和胡景北就不多说了，水平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仍然想指出胡景北的一些不足，这从他的《工资增长的发展经济学导论》小册子就可以看出。胡景北在发展经济学理论方面是有一些个人探索的，然而他的建模水平有些不足，和他的经济学直觉不能相比。

对教学而言，朱保华其实是很有价值的。这是因为他涉猎的经济学领域很多，有的时候可以当万斤油来使，事实上他出国访问回来后确实一直在充当“救火队员”（朱保华语）。

引进杜恂诚是一桩非常合算的买卖。在经济史方面，特别是近代中国金融史领域，杜的研究工作非常扎实。我上过他的课，为了完成自己的课题，他不下一次往返于上海和南京，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寻找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赵晓雷实际上长期呆在财大的经济研究所，那是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里面搞了不少人，程恩富也在那里挂名，可惜研究水平实在不能名符其实。我有个朋友在所里当行政，向我叹了不少苦经。

朱平方在胡时代担任副院长，另一个主管教务工作的副院长是朱保华。朱平方的关系比较多，经常能组织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计量方面的讲座。计量方面，从财大出去的陆懋祖是兼职教授，海闻易纲那套教材里有他的书。

胡永刚终于升到了博导，对于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人来说，实在也难为他了。他主要研究方向在宏观经济学，不过很多朋友反印他的宏观经济学功底实在不怎么样。有个朋友直言不讳地说：胡永刚大概只看了罗默的教材，还没怎么看懂就跑来上课了。

张银杰总算混上博士生导师了，她来财大争了好久了，虽然这本来就是答应别人的。张银杰的政治经济学听众甚多，然而我对他的评价却不高。一来，此人自恃在中央党校上过几天课，颇有些自命不凡。二来，上课所讲也只不过就是套套逻辑、玩玩概念。张银杰总是认为他在给学生传递正确地观点，这也正是有很多学生爱听她的课的原因所在。然而，张始终没有搞清楚一点，那就是她所讲的可能是无意义的，一个无意义的东西遑论对错？不过话说回来，如过程恩富能像张银杰一样上政经，也要比现在这样胡闹强百倍。

何玉长从厦门大学出来，照理说和钱伯海还算有师生之谊，结果跟着程恩富大肆批判钱好多年，是海派经济论的主将之一。不过，他不这样还能干什么呢？在写几本“旅游经济学”这样的垃圾出来？现在他去教务处当处长了，也算颐养天年。不过似乎还不死心，把杨培雷汉过去帮忙。结果几个教改方案搞得全校怨声载道。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说过：何老师是个好人，可是很多时候办出来的事情比谁都坏！杨培雷本人是搞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的，根据和他当面交流的结果，证明他这方面是不懂的。

李新是个拿“有突出贡献的归国学者”奖金的白痴。八十年代末到苏联学习经济学，末了拿到学位已经变成了俄罗斯联邦的博士了。他所做的就是在课堂上宣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如何利用西方经济学来引导苏东国家走上歧途，完全是阴谋论。而正经的转轨经济学却一窍不通。撇开这不谈，上课的能力也是极其糟糕，基本上只能照本宣科。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课程，只能到处拼凑资料，完全不成体系，显得很没有底气。

马艳政经算是上得不错的，而且不像张银杰那么招摇。她上政经有一点好，就是从来不把政经当作绝对真理。这为学习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不影响其后西经的学习。

范翠红在产业组织理论，拍卖理论方面做得不错。前段时间她怀孕休产假，现在她生完孩子，可以重新投入到学术科研中来。未来将成为经济学院不可多得的得力干将。

伍山林如果能从一开始就接受经济学教育的话，今天肯定会更有能力。我和他私交很不错，这是他给我留下的基本印象。韩清、李春琦、沈根祥、张明恒几个搞计量的具有共同的优点，就是比较脚踏实地。他们将继续把计量经济学的水平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成为经济学院的支柱。

程霖是谈敏的学生，现在担任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由于财大经院主打经济思想史，所以未来的日子应该非常好过。问题是他学术能力不足，而且官瘾不小，但又不是非常会做官。他如果能一心一意把经济思想史的框架搭起来，做一些基础性工作，我就谢谢他了。

伍装据说是夏业良的同学，说实在的很没有什么深度的一个人，比较浅薄。冒佩华在胡的院长助理位子上做了不少重要的行政工作，但是学术不行。

沈志义不知道在学些什么，一些基本的概念都没搞清楚。居然能把普惠制（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比最惠国待遇更优惠）和WTO实施的普遍最惠国待遇搞在一起，连国民待遇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自己以为搞得清清楚楚的）。没见到常进雄在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方面有什么作为。

杜卫华是比李新更白痴的人，不知道是怎么招进来的，更不知道是怎么把博士读出来的。此人号称是在环境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进行研究，其实两个领域都不懂，整一个乱交叉。上课极其不认真，居然把爪哇虎扫描成了瓜佳虎还不知道，连念了五遍瓜佳虎。

尹协华自称是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的同学。他上世界经济史还算上心，不过知识结构极其老化，观念非常陈腐，没有什么新知。漆光瑛教外国经济学说史已经好多年了，关人倒是从不客气，唯独教学质量提不上去，只能照本宣科。而且也是知识结构老化，观念陈腐，没有新知。

“双周夜话”2002年第19期                                                        2002年9月10 日

 

让穷人有希望，让富人有保障

 

在今天的中国，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的中国，贫富不均现象是难免的。今后，不穷不富的中产阶层可能会多一些。但中产人士仍然希望富裕，而穷人当然更愿意富起来。一个具有现实性的好的经济制度是什么呢？我想，简单地说，也许是一个让穷人有希望、让富人有保障的制度。

       让穷人有希望，就是使他们相信，只要肯吃苦、肯努力，他们是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使自己富裕起来的。农民的情形就是如此。当年我在江苏农村时，政府规定每个农民每年口粮最高额是600斤原粮（相当于400斤米吧）。在没有肉、没有其它副食品的时候，这笔口粮是填不饱肚子的。但年成再好，收获再多，“多余产品”也只能交给政府。同时，除了务农，政府不准农民做这做那的挣钱。因此，农民就是肯吃苦、肯努力，他也不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让自己富裕起来。个人没有富裕的希望，国家当然就更没有富裕的希望。好在这种状况仅仅持续了20年。现在，农民收获，是交了国家的，剩下自己的：田种的好，就能富裕。如果他还从事其它行业，还能千里流动，寻求机会，他的致富可能性将更大。而在中国，一旦农民有了致富希望，中国的富裕就是早迟的问题了。

       让富人有保障，就是使他们放心，他们的财产受到法律的保护，任何人、任何政府都不能剥夺他们的财产，不能限制他们应用自己的财产。孟子早就指出有恒产者有恒心。产之恒者，就是永久性，至少在可以想象的未来时间内不会变化，这样，富人才能有恒心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建设性作用。

       让穷人有希望和让富人有保障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富人没有保障，穷人就不敢存富裕希望，小康足矣；穷人没有希望，富人便保障不了。在我看来，尽管我亲身经历过的穷人没有致富希望的那20年给我们的教训是那么地刻骨铭心，但在中国历史上，让穷人有希望这个问题解决得是比较好的。就象范进那穷途潦倒的生活、市侩庸俗的环境，一朝考得高分，金榜题名，立即就有了房子、银子，摇身一变就进了富人阶层，这在其它国家绝对不可想象。可是中国没有解决好让富人有保障的问题。别说皇帝一句话，财产马上充公，只是那每隔几十年，顶多一、两百年，就有一场杀尽富人的起义，也是其它国家不曾出现过的。即使在今天，中国的最大问题，也是富人有无保障的问题，而非穷人有无希望的问题。中国要想长久富裕，最终避免历史上的兴乱循环，让富人有保障，使他们有恒产有恒心是绝对必要的。

    不过，让富人有保障的途径，不是压制穷人，而是鼓励富人有道生财。努力致富的人是社会上很有能力的一批人。一个限制他们致富的制度肯定不是一个好制度，但一个鼓励他们致富的制度不一定是好制度。一个好制度应当仅仅鼓励他们依照合理的规则致富。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制度才不但能够让人们富裕，而且能够在道义上、法律上和实践上永久性地保障富人。如果一种制度太多地让人去发不义之财，那么，富人包括有道致富的富人是没有保障的。因此，为中国的长久考虑，为富人考虑，中国需要的不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制度，而是让和仅仅让每个人合法富裕的制度。

“双周夜话”2004年第22期                                            2004年11月9日

 

 

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

――― 对“匿名”先生留言的若干答复

 

谢谢“匿名”先生11月4日用仁义礼智信评价我的辞职的留言。我的答复牵涉到我原来的一些思索，所以可能长一些，并可能跳出就事论事的范围。

 

“匿名”先生提出的批评无疑是有道理的。从仁义礼智信角度考究一下，我辞职的做法确有不妥之处。比如第一条不智，就说得实在。象这类事情，如果在西方国家，那是肯定上法院，而且对我这样起诉的人是胜算在握；即使在中国，至少也应当到法院一试。法院在这里的主要问题是确证当年几位校领导的口头许诺，以及检查学校是否发生了某些不可抗力的事件使它无法履行诺言。这自然可以请求法院调阅学校讨论我的问题的会议记录；我相信学校领导重视个人品行，不会否认其诺言，那么连调阅那些材料都不必要。西方国家正是靠许多人在受到不公时勇敢地对簿公堂，才使惯于机会主义的一些人类似的毁约想法不敢实行，才使那里的法制得以实现。因此，我承认我不诉诸法律（不管中国的法律制度是否健全，不管法院是否立案。现在的问题是我根本没有去试探这条途径）而仅仅辞职的做法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做法，就此而言，我感谢“匿名”先生的指点。

 

应当说，我的身上确实缺少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相反地，我具有的基本上是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自重、自强、自省，简单地概括是自尊，洁身自好。传统知识分子几乎不诉求外界。如果外界条件过于恶劣，不能让他们做到自尊的时候，他们就退避山野，做一个委屈自己的自得其乐甚至不得其乐的隐者；或者离开故土，到外界有空间让他们自尊的地方去生活，也就是孔夫子说的贤者避世避地。中国的老子、孔子都希望甚至实行了后一种方式。象陶渊明、张志和这样的人实行第一种方式退避山野后，根本不顾及外面是何朝何代，实际上也和故土的变更无关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本质上只属于知识分子，而不属于中国知识分子，因为“中国”这样一个概念对他们是外在的，和他们需要的自重、自强与自省完全无关。这些退隐者的做法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成为文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因为文人的根本是人格，是自尊自重，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他们愿意退出尘世。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文人在自尊和遂志的两难之间经受痛苦煎熬的重要时期。一是元初，一是清初。元初不少前宋文人既有做官之念，又知做官之耻，于是生造了“吏隐”一词，以表示自己虽为新朝之吏，但其心同于隐者。清初文人在倍受精神折磨的时候逃入了青楼，便有了“狎妓不碍忧国”之论。但由于他们都放弃了文人赖以安身立命的自尊自重传统，因此为当时和后世所诟。我常常想，陈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可能仅仅是托词，他也许是在用一个弱女子身上表现出来的“三户灭秦”之志，衬托出男性文豪人格的分裂，也表明自己虽不能隐于山林、但却用公开不合作及生存方式上的退隐维护自己人格的决心。

 

然而，最早在西方大量出现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不但是自尊（它既包括了对自己的尊重，也包括了对外界的尊重，这就是自由和让别人与自己一样自由的要义），而且要求外界对自己的尊重（要求别人让自己和他一样自由）。由此生发出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性。试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的教授多少年来都象陶渊明、张志和那样行事，他们早就辞职回家种田了（当时他们每个人都有田地），世界今天不但没有那样独立的大学和学术，而且根本不会有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但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他们不是那样，他们挺立着，因为错的既然不是自己，为什么自己要退避？为什么自己要离开？现代知识分子的自尊和传统知识分子不相上下，但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不但同时要求社会尊重他们的个人自尊，而且明白对他的尊重只有当每个人都得到尊重的时候才能够获得保证；而为了后者，强权就必须受到严格的制约、忽视自尊和尊重他人的文化就必须改变。所以，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几乎仅仅追求内心的自由，那么，现代知识分子则在这个基础上，同时要求外在的自由，在整个世界的自由、在国家内的自由、在社区的自由、在就业单位内的自由，以及最后在家庭的自由，也就是说，从皇权往下一个一个层次地直到父权、夫权都必须受到严格的约束，以保证每个人在良知、道德和世俗的法律下享受自由和平等。

 

根据我对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上述理解，我想对”匿名”先生提出的“不智”、“不义”和“不信”做一些解释。他对我的批评在“现代知识分子”的范畴内是完全正确的。我不采取积极诉求的方式去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反而消极退避、辞职离开，所为实系不智，对我的同事、对我的学生，亦有不义和不信之处。就此而言，我对我的同事、学生始终有一种深沉的内疚，我愿意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道歉。

 

但同时，在“传统知识分子”的范畴内，我的辞职在基本面上也许很难说不智、不义和不信。否则的话，比如老子离开中国、孔子不愿为官、陶渊明辞职、陈寅恪拒绝出仕都可以如此而论了。尽管我无法和这些后来竟然成为圣贤的人相比，但人皆可以成圣贤。圣贤需要良知和勇气。我们缺乏的往往不是良知而是勇气。可令我们难以做出果敢决定的常常也是对他人利益的“过多”考虑。据说陈壁君在战后的南京法院上为其夫汪精卫和自己辩护时义正词严，令审判者难堪，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从沦陷区老百姓的利益出发，才成立了绥靖主义的南京政府。法国维希政府也这样为自己辩护。汪精卫政府和维希政府都不无道理，但人们仍然要把他们视为“伪”政府。而象比如耶鲁大学因在越战期间坚持自己独立精神而得不到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无疑损害了该校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利益。章伯钧以自己的右派言论把他的妻子和孩子带入了困境甚至监狱（其实，这也是强权者强迫某个人服从时常用的绥靖主义语言“考虑考虑对你家庭的后果”。）。再说陶渊明吧，如果他折一下腰，治下的百姓自然得福，家人也不至于跟他回乡（他的妻子、孩子能领会他的回乡之乐吗？）；如果他有学生在县城，又不能随他同行，他亦得抛弃学生。由他的不肯折腰之不智，自然就有了对百姓之不义和对学生之不信，更惶论对家人之不仁。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否定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境界，甚至否定了知识分子本身：因为在考虑到这批人群、那批人群利益的前提下，一切都可以谈判，一切都可以委屈，自尊和洁身自好将不复存在，所以无论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知识分子也将不复存在。

 

       在今天的“现代化”时代，依然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特点，是我个人的悲剧，也是令“匿名”先生哀吾不幸、怒吾不争的原因。“匿名”先生所说的不仁，和常见理解不同。但他揭示了一点，就是传统知识分子仅仅诉求内省的做法，无助于社会制度的演进。在他们用退隐方式获得一己之安宁的同时，却强化了大众对强权之畏惧。我感谢“匿名”先生的提醒。长期的低调生活和读书中的思考使我成为传统知识分子。但无论如何，时代已经变迁，在建立让每个人能够避免人格扭曲、做到自尊自重的社会和文化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时候，我衷心希望自己是中国最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并且希望自己能够走上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

 

附：“匿名”先生留言

主题：不智、不幸和不争  (2004-11-4 17:21:31)

一怒之下，断然辞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职务，此举有三罪，吾今试举之：身为现代知识分子，不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只懂忿而辞职，此乃匹夫之怒，是为不智。如“赖”在院长位置上，再以院长身份与学校打维权诉讼，就凭此举的新闻价值，恐怕学校早就履行诺言了也！
    院长一职乃公器，非君一已之个人事务也，当年入选，曾对全院职工许下改革诺言，多少教职员工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事实上你和他们已成命运共同体，如今你一走了之，置同命运的众人于不顾，别人地位与子不同，焉可如此潇洒？此是不义！
    当年信誓旦旦，要把财大建成国内西方经济学重镇，培养一批人材，而今人材未成，莘莘学子望眼欲穿，而师长何在？此是不信！
    仁义礼智信五者，君已五居其三，剩下的仁和礼两条就不上纲上线了，如要罗织，这二顶帽子也不是套不上的，如你放弃与财大当局对簿公堂的机会，使得财大当局失去一次受法制教育的机会，进而使他们失去一次燔然醒悟，公开向你道歉，表现自己闻过则喜，从善如流风范的机会，是谓不仁矣！

 

参见http://www.hujingbei.net/bbs/display.asp，相应页码。

“双周夜话”2003年第13期                                    2003年7月13日

 

 

小说“项链”给我的感受

 

    我几乎没有上过中学。不过，在我的感觉中，这好像更是一种幸运。中学生最辛苦了，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和期望，为了考试要把老师的话奉为圣旨，为了考试要背诵许多连老师都不相信的文字，甚至为了考试而使自己逆来顺受。

我的幸运感前几天又得到了一次证明。亲戚的一个孩子的家庭作业是续写莫泊桑（de Maupassant）的短篇小说“项链”。如何续写呢？不外是刚刚还清债务的骆塞尔夫人的虚荣心重新膨胀，或者那位借出项链的伏来士洁太太又改口说原先的项链是真的。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要这样续写，为什么不能够正面续写？原来是因为课堂上讲了，这篇小说的主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所以，必须从反面续写。这一说，我更加奇怪了。

“项链”是我自己多年前阅读的，没有老师的教导，没有课堂分析。但还记得阅读之后，非常感慨也非常感动。世间的阴差阳错让我感慨，而骆塞尔夫妇在需要自己承担责任时所表现出来勇气和意志使我感动。确实，小说化了大量篇幅描述骆塞尔夫人的虚荣心，但这恰好反衬出她承担责任的勇气和意志。虚荣心并不可怕。在任何社会里，都有一些人的虚荣心强一些。在任何社会里，包括在“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个人在向旁人展示自己美的、强的一面的时候，总可能有物质上不满足之处，总有可能暂时借用别人正常使用的物品。我自认为虚荣心不强，但最近出国，也向他人借了信用卡和照相机。用暂借的方式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不是一件坏事，只要别人没有因此而感到不方便，只要这一虚荣心的满足没有什么特别的功利目的。我们需要注意的首先不是虚荣心本身，而是满足虚荣心的方式。那种降低自己人格的方式是应当谴责的，那种给别人造成不便的方式是应当避免的。骆塞尔夫人借项链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的方式，既无可谴责之处，也不必刻意避免。

但“项链”能够成为传世之作的秘密，我想，是它展示了人的一种基本品德，就是对他人的责任感和实现这一责任感的正当方式。骆塞尔夫人丢了项链。她可以不负责任，不赖帐但也不还钱；她可以向女友说明真相，请求原谅和豁免，因为她的女友毕竟比她富裕；她可以因为自己在晚会上大出风头而去傍高官、傍大款，用出卖肉体的钱来还帐；她可以抱怨丈夫钱太少，促动丈夫利用权力去找钱。她的丈夫也完全可以利用比如部里公文办理的快慢来收受礼物。这些都不是臆想。我们听说或者经历过许多这样的事情。比如在刘震云的著名小说“一地鸡毛”中，主人公也是一个科员，但收受几件礼物就让生活变得惬意了。如果莫泊桑真是这样写了，他的小说也就落入了俗套。我们听惯了这类事情。但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总会觉得生活不应当是这样，世界不应当是这样。只要我们对人世还没有完全失去希望，我们至少会朦胧地希望有人在需要自己承担责任的时候能够勇敢地承担责任，坚定地用正当方式实现自己的责任，即使我们自己因为软弱不能够做到这一些。莫泊桑的小说正满足了我们以及世世代代人的这种心理需求。它塑造了一个或者两个（骆塞尔夫妇）理想人物。他们犯了错误（丢失了项链）后，勇敢地承担责任，即使他们“想到了将来的苦恼，想到了就会压在身上的黑暗贫穷，想到了整个物质上的匮乏和全部精神上的折磨造成的远景”，他们也没有退却。他们搬入了阁楼，他们从事各种低级的劳动，他们省吃俭用，整整十年，归还债务、补偿错误。即使在今天，在我们常常自认为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里，有几位中央的或者市政府的科员遇到类似情况能够这样做呢？我自己能够这样做吗？莫泊桑擅长写普通人。他写的骆塞尔夫妇只是具备了人本来应当有的基本品德的普通人，可是，由于我们自己不敢具备这样的品德，他写的普通人才成了英雄。这不是某个“主义”下的英雄，也不是造就惊天动地业绩的英雄，但只要世间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还不愿意为自己的错误负责并且用正当方式负责，那么，莫泊桑塑造的这两位普通人便永远是人世间的英雄，“项链”便会被人们永远阅读下去。

是的，人世间阴差阳错的可能性很多。问题是阴差阳错落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应当如何办。为他人负责、正当地负责，这是我“自学”“项链”时所感受到的体会。如果我也按部就班地上了中学，在课堂上阅读“项链”，我将会有什么样的体会，又将会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呢？想来真是后怕，没上中学真是我的幸运。

 

                                            初稿于2003年6月10日

                                            修改于2003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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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项  链

（法）莫泊桑

 

世上的漂亮动人的女子，每每像是由于命运的差错似地，出生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一个正是这样。她没有陪嫁的资产，没有希望，没有任何方法使得一个既有钱又有地位的人认识她，了解她，爱她，娶她；到末了，她将将就就和教育部的一个小科员结了婚。

不能够讲求装饰，她是朴素的，但是不幸得像是一个降了等的女人；因为妇女们本没有阶级，没有门第之分，她们的美，她们的丰韵和她们的诱惑力就是供她们做出身和家世之用的。她们的天生的机警，出众的本能，柔顺的心灵，构成了她们唯一的等级，而且可以把民间的女子提得和最高的贵妇人一样高。

她觉得自己本是为了一切精美的和一切豪华的事物而生的，因此不住地感到痛苦。由于自己房屋的寒伧，墙壁的粗糙，家具的陈旧，衣料的庸俗，她非常难过。这一切，在另一个和她同等的妇人心上，也许是不会注意的，然而她却因此伤心，又因此懊恼，那个替她照料琐碎家务的布列塔尼省的小女佣人的样子，使她产生了种种忧苦的遗憾和胡思乱想。她梦想着那些静悄悄的接待室，如何蒙着东方的帏幕，如何点着青铜的高脚灯檠，如何派着两个身穿短裤子的高个儿侍应生听候指使，而热烘烘的空气暖炉使得两个侍应生都在大型的圈椅上打盹。她梦想那些披着古代壁衣的大客厅，那些摆着无从估价的瓷瓶的精美家具；她梦想那些精致而且芬芳的小客厅，自己到了午后五点光景，就可以和亲切的男朋友在那儿闲谈，和那些被妇女界羡慕的并且渴望一顾的知名男子在那儿闲谈。

然而事实上，她每天吃晚饭的时候，就在那张小圆桌跟前和她的丈夫对面坐下了，桌上盖的白布要三天才换一回，丈夫把那只汤池的盖子一揭开，就用一种高兴的神气说道：

“哈！好肉汤！世上没有比它更好的……”因此她又梦想那些丰盛精美的筵席了，梦想那些光辉灿烂的银器皿了，梦想那些满绣着仙境般的园林和其间的古装仕女以及古怪飞禽的壁衣了；她梦想那些用名贵的盘子盛着的佳肴美味了，梦想那些在吃着一份肉色粉红的鲈鱼或者一份松鸡翅膀的时候带着朗爽的微笑去细听的情话了。

而且她没有像样的服装，没有珠宝首饰，什么都没有。可是她偏偏只欢喜这一套，觉得自己是为了这一套而生的。她早就指望自己能够取悦于人，能够被人羡慕，能够有诱惑力而且被人追求。

她有一个有钱的女朋友，一个在教会女学里的女同学，可是现在已经不再想去看她，因为看了之后回来，她总会感到痛苦。于是她由于伤心，由于遗憾，由于失望并且由于忧虑，接连她要不料某一天傍晚『原文如此――引者注』，她丈夫带着得意扬扬的神气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

“瞧吧，”他说：“这儿有点儿东西是专门为了你的。”她赶忙拆开了信封，从里面抽了一张印着这样语句的请帖：

“教育部长若尔日·郎波诺暨夫人荣幸地邀请骆塞尔先生和骆塞尔太太参加一月十八日星期一在本部大楼举办的晚会。”

她丈夫希望她一定快活得很，谁知她竟带着伤心而且生气的样子把请帖扔到桌上，冷冰冰地说：

“你叫我拿着这东西怎么办？”

“不过，亲人儿，我原以为你大概是满意的。你素来不出门，并且这是一个机会，这东西，一个好机会！我费了多少力才弄到手。大家都想要请帖，它是很难弄到手的，却又没有多少份发给同事们。将来在晚会上看得见政界的全部人物。”

她用一种暴怒的眼光瞧着他，后来她不耐烦地高声说：

“你叫我身上穿着什么到那儿去？”

他以前原没有想到这一层；支吾地说：

“不过，你穿了去看戏的那件裙袍。我觉得它很好，我……”

瞧见他妻子流着眼泪，他不说话了，吃惊了，心里糊涂了。两大滴眼泪慢慢地从她的眼角向着口角流下来；他吃着嘴说：

“你有点怎样？你有点怎样？”

但是她用一种坚强的忍耐心镇住了自己的痛苦，擦着自己那副润湿了的脸蛋儿，一面用一道宁静的声音回答：

“没有什么。不过我没有衣裳，所以我不能够去赴这个晚会。你倘若有一个同事，他的妻子能够比我打扮得好些，你就把这份请帖送给他。”

他发愁了，接着说道：

“这么着吧，玛蒂尔蒂。要花多少钱，一套像样的衣裳，以后遇着机会你还可以再穿的，简单一些的？”

她思索了好几秒钟，确定她的盘算，并且也考虑到这个数目务必可以由她要求，不至于引起这个节俭科员的一种吃惊的叫唤和一个干脆的拒绝。

末了她迟迟疑疑地回答：

“细数呢，我不晓得，不过我估计，有四百金法郎，总可以办得到。”

他的脸色有点儿发青了，因为他手里正存着这样一个数目预备去买一枝枪，使得自己在今年夏天的星期日里，可以和几个打猎的朋友们到南兑尔那一带平原地方去打鸟。

然而他却回答道：

“就是这样吧。我给你四百金法郎。不过你要想法子去做一套漂亮的裙袍。”

晚会的日期已经近了，骆塞尔太太好像在发愁，不放心，心里有些焦躁不安。然而她的新裙袍却办好了。她丈夫某一天傍晚问她：

“你有点怎样？想想吧，这三天以来，你是很异样的。”于是她说：

“没有一件首饰，没有一粒宝石，插的和戴的，一点儿也没有，这件事真教我心烦。简直太穷酸了。现在我宁可不去赴这个晚会。”

他接着说道：

“你将来可以插戴几朵鲜花。在现在的时令里，那是很出色的。花十个金法郎，你可以买得到两三朵很好看的玫瑰花。”她一点也听不进去。

“不成……世上最教人丢脸的，就是在许多有钱的女人堆里露穷相。”

但是她丈夫高声叫唤起来：

“你真糊涂！去找你的朋友伏来士洁太太，问她借点首饰。你和她的交情，是可以开口的。”

她迸出了一道快活的叫唤：

“这是真的。这一层我当初简直没有想过。”

第二天，她到她这位朋友家里去了，向她谈起了自己的烦闷。

伏来士洁太太向着她那座嵌着镜子的大衣柜跟前走过去，取出一个大的盒子，带过来打开向骆塞尔太太说：

“你自己选吧，亲爱的。”

她最初看见许多手镯，随后一个用珍珠镶成的项圈，随后一个威尼斯款式的金十字架，镶着宝石的，做工非常精巧。她在镜子跟前试着这些首饰，迟疑不决，舍不得丢开这些东西，归还这些东西。她老问着。

“你还有没有一点什么别的？”

“有的是，你自己找吧。我不晓得哪件合得上你的意思。”她忽然在一只黑缎子做的小盒子里，发现了一串用金刚钻镶成的项链，那东西真地压得倒一切；于是她的心房因为一种奢望渐渐跳起来。她双手拿着那东西发抖，她把它压着自己裙袍的领子绕在自己的颈项上面了，对着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子出了半天的神。

后来，她带看满腔的顾虑迟疑地问道：

“你能够借这东西给我吗，我只借这一件？”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她跳起来抱着她朋友的颈项，热烈地吻了又吻，末后，她带着这件宝贝溜也似地走了。

晚会的日子到了，骆塞尔太太得到极大的成功，她比一般女宾都要漂亮，时髦，迷人，不断地微笑，并且乐得发狂。一般男宾都望着她出神，探听她的姓名，设法使人把自己引到她跟前作介绍。本部机要处的人员都想和她跳舞，部长也注意她。

她用陶醉的姿态舞着，用兴奋的动作舞着，她沉醉在欢乐里，她满意于自己的容貌的胜利，满意于自己的成绩的光荣；满意于那一切阿谀赞叹和那场使得女性认为异常完备而且甜美的凯歌，一种幸福的祥云包围着她。所以她什么都不思虑了。

她是清晨四点钟光景离开的。她丈夫自从半夜十二点钟光景，就同着另外三位男宾在一间无人理会的小客厅里睡着了；这三位男宾的妻子也正舞得很快活。

他对她的肩头上披上了那些为了上街而带来的衣裳，家常用的俭朴的衣裳，这些东西的寒伧意味是和跳舞会里的服装的豪华气派不相称的。她感到了这一层，于是为了避免另外那些裹着珍贵皮衣的太太们注意，她竟想逃遁了。

骆塞尔牵住了她：

“等着吧。你到外面会受寒。我去找一辆出租的街车来吧。”

不过她绝不听从他，匆匆忙忙下了台阶儿。等到他俩走到街上竟找不着车了；于是他俩开始去寻觅，追着那些他们远远地望得见的车子。

他俩向着塞纳河的河沿走下去，两个人感到失望，浑身冷得发抖。末了，他俩在河沿上竟找着了一辆像是夜游病者一样的旧式轿车——这样的车子白天在巴黎如同感到自惭形秽，所以要到天黑以后才看得见它们。

车子把他俩送到殉教街的寓所大门外了，他俩惆怅地上了楼。在她，这算是结束了。而他呢，却想起了自己明天早上十点钟应当到部。

她在镜子跟前脱下了那些围着肩头的大氅之类，想再次端详端详无比荣耀的自己。但是陡然间她发出了一声狂叫。她已经没有那串围着颈项的金刚钻项链了！

她丈夫这时候已经脱了一半衣裳，连忙问：

“你有点怎样？”

她发痴似地转过身来向着他：

“我已经……我已经……我现在找不着伏来士洁太太那串项链了。”

他张皇失措地站起来：

“什么！……怎样！……哪儿会有这样的事！”

于是他俩在那件裙袍的衣褶里，大氅的衣褶里，口袋里，都寻了一个遍。到处都找不到它。

他问道：

“你能够保证离开舞会的时候还挂着那东西吗？”

“对呀，我在部里的过道里还摸过它。”

“不过，倘若你在路上失掉了它，我们可以听得见它落下去的声响。它应当在车子里。”

“对呀。这是可能的。你可曾记下车子的号码？”

“没有。你呢，你当初也没有注意？”

“没有。”

他俩口呆目瞪地互相瞧着。末了，骆塞尔重新着好了衣裳。

“我去，”他说，“我去把我俩步行经过的路线再走一遍，去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得着它。”

于是他出街了。她呢，连睡觉的气力都没有，始终没有换下那套参加晚会的衣裳，就靠在一把围椅上面，屋子里没有生火，脑子里什么也不想。

她丈夫在七点钟回家。什么也没有找得着。

他走到警察总厅和各报馆里去悬一种赏格，又走到各处出租小马车的公司，总而言之，凡是有一线希望的地方都走了一个遍。

她对着这种骇人的大祸，在惊愕状态中间整整地等了一天。

骆塞尔在傍晚的时候带着瘦削灰白的脸回来了；他一点什么也没有发现过。

“应当，”他说，“写信给你那个女朋友说你弄断了那串项链的搭钩，现在正叫人在那里修理。这样我们就可以有周转的时间。”

她在他的口授之下写了这封信。

一星期以后，他们任何希望都消失了。并且骆塞尔像是老了五年，高声说道：

“现在应当设法去赔这件宝贝了。”

第二天，他们拿了盛那件宝贝的盒子，照着盒子里面的招牌到了珠宝店里，店里的老板查过了许多账簿。

“从前，太太，这串项链不是我店里卖出去的，我只做了这个盒子。”

于是他俩到一家家的首饰店去访问了，寻觅一件和失掉的那件首饰相同的东西，凭着自己的记忆力做参考，他俩因为伤心和忧愁都快要生病了。

他们在故宫街一家小店里找到了一串用金刚钻镶成的念珠，他们觉得正像他们寻觅的那一串。它值得四万金法郎。店里可以作三万六千让给他俩。

他们所以央求那小店的老板在三天之内不要卖掉这东西。并且另外说好了条件：倘若原有的那串在二月底以前找回来，店里就用三万四千金当郎收买这串回去。

骆塞尔本存着他父亲从前留给他的一万八千金法郎。剩下的数目就得去借了。

他动手借钱了，向这一个借一千金法郎，向那个借五百，向这里借五枚鲁意金元，向另一处又借三枚。他签了许多借据，订了许多破产性的契约，和那些盘剥重利的人，各种不同国籍的放款人打交道。他损害了自己后半生的前程，他不顾成败利钝冒险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姓，并且，想到了将来的苦恼，想到了就会压在身上的黑暗贫穷，想到了整个物质上的匮乏和全部精神上的折磨造成的远景，他感到恐怖了，终于走到那个珠宝商人的柜台边放下了三万六千金法郎，取了那串新项链。

在骆塞尔太太把首饰还给伏来士洁太太的时候，这一位用一种不高兴的神情向她说：

“你应当早点儿还给我，因为我也许要用它。”

她当时并没有打开那只盒子，这正是她的女朋友担忧的事。倘若看破了这件代替品，她将要怎样想？她难道不会把她当做一个贼？

骆塞尔太太尝到了穷人的困窘生活了。此外，突然一下用英雄气概打定了主意，那笔骇人的债是必须偿还的。她预备偿还它。他们辞退了女佣；搬了家；租了某处屋顶底下的一间阁楼下。

她开始做种种家务上的粗硬工作了，厨房里可厌的日常任务了。她洗濯杯盘碗碟，在罐子锅子的油垢底子上磨坏了那些玫瑰色的手指头。内衣和抹布都由她亲自用肥皂洗濯再晾到绳子上；每天早起，她搬运垃圾下楼，再把水提到楼上，每逢走完一层楼，就得坐在楼梯上喘口气。并且穿着得像是一个平民妇人了，她挽着篮子走到蔬菜店里、杂货店里和肉店里去讲价钱，去挨骂，极力一个铜元一个铜元地去防护她那点儿可怜的零钱。

每月都要收回好些借据，一面另外立几张新的去展缓日期。

她丈夫在傍晚的时候替一个商人誊清账目，时常到了深夜，他还得抄录那种五个铜元一面的书。

末后，这种生活延长到十年之久。

十年之末，他俩居然还清了全部债务，连同高利贷者的利钱以及由利上加利滚成的数目。

骆塞尔太太像是老了。现在，她已经变成了贫苦人家的强健粗硬而且耐苦的妇人了。乱挽着头发，歪歪地系着裙子，露着一双发红的手，高声说话，大盆水洗地板。但是有时候她丈夫到办公室里去了，她独自坐在窗前，于是就回想从前的那个晚会，那个跳舞会，在那里，她当时是那样美貌，那样快活。

倘若当时没有失掉那件首饰，她现在会走到什么样的境界？谁知道？谁知道？人生真是古怪，真是变化无常啊。无论是害您或者救您，只消一点点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