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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夜话”2002年第9期                                                      2002年4月24日

 

 

还是不做为好

 

还是不做为好，我想。我被要求参加一次考试，“公民道德纲要”的学习考试，标准答案也给了，尽管在答案下方写着供参考的字样。是的，需要的时间不多，五分钟就行，都是选择题，按照标准答案在试题纸上打勾就行了。不过，我想，还是不做这样的考试为好。我在报纸上看到过“公民道德纲要”的大字题目，但我没有读过。我不是专职从事宣传工作或道德研究工作的人；在我这样的年龄，生活本身已经给了我太多的教育，已经不可能通过学习文件来增进自己的道德了：所以，我没有去读“纲要”。当然，即使我读了甚至认真读了纲要，我仍然不会做这样的考试，因为根据我自己对道德的理解，我以为这样的考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甚至本身就可能不符合“公民道德纲要”上的要求（我说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读过纲要，只能猜测）。首先，这样的考试没有必要，也没有依据，而根据道德规范，最好不要向别人提出不必要的要求，最好不要做没有依据包括没有不成文的道德依据的事情。不过，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让我把答案往上抄，交上满分卷子，然后在这个或那个办公室里被人们认为是学习“纲要”成绩优秀的一人或某一特定优秀人群中的一员，总觉得别扭，觉得在扭曲自己，而且在扭曲自己尚未被生活完全泯灭的对真、善、美的某些感觉。所以，还是不做这样的考试为好，还是让自己的心灵坦然一些为好。想一下，这和学生考试舞弊有多大区别呢？而作为教师，我的直接责任之一，毕竟是禁止学生考场舞弊，同时也从道义上向他们说明舞弊的可耻。为了使自己在学生面前不心虚，我想，还是不做这样虚假的考试为好。

中国人常说为人师表，外国人更认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教育对象是孩子和青年。要教育孩子和青年，教师不但要理解生活、懂得世界，而且还需要保持和孩子、青年一样的心态，这样，师生之间才有沟通、才有真正的教育。辜鸿铭所总结的“赤子之心、成人之智”，大概就是对教师的描述吧。因此，一个社会、一个政府、一个教育机构，要重视孩子、重视未来，它就不但要提高教师的工资，而且更要避免扭曲教师的心灵。如果说，提高教师待遇的目标之一，也是为了避免教师心灵的扭曲，避免他们为了挣钱而去做既使他们自己内心不安也有损于他们在学生心目中形象的事情；那么，直接要求教师扭曲心灵，去“圆滑”，去逢迎，去做假，就更不应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旦做了，而且是在意识到不应当做的情况下做了，心灵最初会感到扭曲，然后就会麻木，最后就由惯性而觉得自然。此时虽有成人之智，却失赤子之心，而受害最大的，不是教师本人，当然也不是坐在这个或那个办公室里无意识甚至有意识地要求教师做假的人（他们也许还会得利），而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是青年，也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好象“纲要”提出的道德要求第一条是爱国，教师本人努力做真事，政府机构不要求教师做假事，我们的孩子也才不会做假，我们所爱的国家才有希望。因此，我既为教师，虽被要求，但还是不做虚假的考试、虚假的事情为好。

“双周夜话”2003年第8期                                                             2003年4月23日

                                                                              

地震和非典

 

昨天接到通知，作为有关方面防范非典的措施之一，如果我最近有离开上海的活动，应当事先去登记。接到这个通知，我一方面很感动，防范措施做的这么细致；另一方面，我又有一种感觉，是不是做得过分了。

记得1976年，中国的一个天崩地裂年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那年相继去世；邢台、云南、唐山相继地震。也许那一年属中国地震多发年，为防止唐山悲剧重演，各地有必要采取防震措施。因为地震常发于夜间，所以每家搭建防震棚，夜里必须住在棚内。其时我生活在农村，正值夏季，本来露天睡觉便无不可，而且常有几个年轻人拿张席子，到宽阔处聊天，然后昏昏睡去，“不知东方之既白”；但我还是喜欢睡在房里。那时，一到傍晚，若阴云遮空，便有地震之相；倘红霞西起，那一定是地震的预兆。我请假到家乡的城市看望母亲和妹妹。母亲不是强人，妹妹年幼，搭建防震棚本来就勉为其难；城市不比农村，夜间地震，逃出房子和房子夹着的街道不是一件易事。不过，我还是主张住在室内，虽然没有“死了好汉一条，不死一条好汉”的胆气，但中国之大，也许不至于全国到处都会地震的，以此自我安慰，睡觉亦香，早晨醒来也知道活着不完全是侥幸。后来学了点数学，才明白不完全是侥幸的科学说法是全国各地同时地震的概率太小。

唐山地震已经过去27年了。如今出现了“非典型性肺炎”。开始是谣传，拿到别人送给我消毒的白醋还以为人家受谣言之蛊惑。如今越传越真，政府也出面组织防治了。政府出面，谣言顿消。各地、各单位也许为本部职工健康，也许为紧跟政府，纷纷采取措施。措施越严格，防范效果当然越好，况且对下可得子民之谢，对上可获领导之奖，因此乎各项措施竞出，互争峥嵘。据说清华大学为防非典，不准校外人入校。清华是何等高校，尚且如此小心，其他学校自然必须更加严格，方能够在防治非典的战场和欢庆胜利的会场上得一席之地。

    防范非典，与防范地震自然不同，本应以增强身体素质、提高免疫力为要义。紧急关头采取特殊措施是必要的。况且中国学校有大门，人员有组织，比起别的国家，防范起来简单得多。不过，就象1976年不会到处发生地震一样，2003年也不至于到处出现非典。大张旗鼓完全应当，适度措施更为必要，但谨小慎微恐怕不必。就我而言，自忖还是以平常心待之为妥，在这段时间内多点个人卫生，多点休息，多点安静，多读点书，便近乎足矣。

“双周夜话”2002年第21期                                                          2002年10月8 日

 

 

善良的局限性

 

在真、善、美三者中，我原先特别重视善良，以为善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而所谓的善良，便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以为这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而真、美在我心目中是次要的。

但是，许多事情促使我渐渐地转变了看法。远的不谈，就说前些天的一次聊天，天南海北、突然谈到了出版。一位在省市自治区级别的机关工作的人推测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美国德国肯定是非法出版物吧？！“这使我吃了一惊。为什么？说话者是我很熟悉的人，也很善良。照说他读过不少书，至少梅林的“马克思传“他读过，我知道。在省级机关，学校、开会、参观的机会也多，接触面、知识面不能说狭隘。但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推测呢？在当时的聊天场景下，这显然是好心人在推己及人：既然批评我们国家制度的书籍在我们国家是非法出版物，那么，批评美国德国制度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在那些国家被当成非法出版物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那些国家也应当把“资本论“划为非法出版物。我们自己希望做的，当然也得允许别人做。况且人之同心，事之同理，我们这样做，别人也肯定这样做。

然而，他这一次的推测是错误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从第一版起就是德国美国的正式或者合法出版物。它从来没有非法出版过，马克思自己没有、后来形形色色的出版社也没有在出版它时应官方要求而做过删改。在希特勒统治德国的短暂年头里它被做为犹太人的作品和共产主义的作品，而从合法出版物变成禁书。希特勒一倒台，“资本论“又成了合法读物。所以，“资本论“有过被当成非法出版物的经历。但美国是战胜希特勒的主力，现在的德国又和希特勒明确了划清战线，因此不能把他们和希特勒混为一谈。同时，“资本论“在美国，在希特勒之前和之后的德国，都是在正规的书店可以买到、在正规的图书馆可以借出的书籍，这一点，有过美国、欧洲经历的人都可以证明。而且，他们还可以证明，那决不是为了让我们中国人参观或考察而特地摆到书店和图书馆展示的（否则又有朋友可能会合理推测）。

    由此我体会到，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善良，有着严重的局限性。这里的关键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环境的狭隘。一个善良的人根据自己在所熟悉环境下行为处事的方式来希望别人，诚然是不错的。但他往往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他不熟悉的环境，不知道如果越出他熟悉的环境，他的推己及人就会得出不真实的推测。如果他按照自己错误的推测去办事，他的善良心愿很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弥补这一局限性的具体方法，是我们祖先教导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解自己不熟悉的环境和那些环境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弥补这一局限性的抽象方法，是西方人所说的追求真，追求适合于所有环境的普遍真理。不重视真的善，只能应用于日常生活；超出了日常生活范围，就可能变成不善。只有以真为基础的善，才是普遍的善。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已经成为大范围的社会网络的一部分的今天，日常生活的善转变为社会生活的不善，是非常可能的。因此，“真“已经成为“善“的必要条件，“真“的重要性一点不次于善。

“双周夜话”2002年第25期                              2002年12月5日

 

散步在北大

    这几天在北京，晚上常常在北大散步。与国内大变面貌的其他大学相比，未名湖周围仿佛和我二十年前求学时一模一样，因此随意漫步，也不致迷路。北大给我的教诲太多太多。在北大，我才明白学者是怎样的人，知道中国文化的传承是怎么一回事，理解以天下为己任是怎样一种情感。仅就亲身感受而言，陈岱孙先生的高贵、胡代光先生的宽厚、厉以宁先生的识见，至今让我景仰，促我上进。

二十年前，我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北大校门的。我在外地大学毕业前，有两条路可走，一工作一考研。当时自己已近而立之年，也一时兴起，盯上了北大：不考则已，要考就考北大。考取的希望本来近乎于零，但竟然侥幸得中，于是住入了紧邻当年教授（那可都是让学子肃然起敬的教授，而非今日忙于打工或奏折的“教授、博导”）住宅区的29楼，准备“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没有想到求无事却有事。那时刚刚开始有规模地招收研究生，要从学生会中分立出研究生会（我至今仍然没有理解分立的必要性，总担心是研究生要把自己区别于本科生的特权心理所致），系里同学竟推我去参与组织第一届研究生会选举工作。同学几乎清一色来自北大本科，而我刚入北大，不谙校园之例，本不该参与此事，但大家推我，只好勉从。那时北大还没有设学院。各个系研究生推举候选人，然后投票。我们这些“选举委员会”成员收集选票后便计票。按照规则，得票最多的前若干名便当选为研究生会委员，公布后，选举委员会便解散。没有想到好事多磨，在确定研究生会委员时却出了问题。原来几个和物理学相关的系都没有人当选。一时间有人抗议，有人建议。提出的补救方法有好几种，但每一种似乎都有难处。例如增加委员，但怎么让同学信服我们改动委员数目的合理性呢？重新选举，即使可行，工作量是否也太大呢？我们都是同样的研究生，不能够象“领导人”那样方便地改变规则并要求别人顺从。况且自己的责任在读书，谁愿意在社会工作上花时间呢？这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方法：在场的我们把选票数改一下，让那些系中有一人当选就行了。这确实简便易行，用今天的经济学语言是“交易成本低”。但我的第一感觉是惊奇：在我崇敬的北大竟然会提出这样的方法。我立即表示反对，认为其他事情可商量，改选票则是我们绝对不应当做的事。那天晚上的最后决定是按照实际选举结果和事先确定的委员数公布当选的委员，第一届北京大学研究生会也就成立了。而我自己在北大，亦没能再卸掉做社会工作的担子。

今天，北大依然是我崇敬的学校。同时，北大的经历使我懂得，生活中有少数几条基本原则，是我们即使在和自己崇敬的机构、尊敬的人物发生联系时也不能忘记的。事实上，一个机构、一个人值得我们崇敬，就是因为他们坚持不在这些原则上搞机会主义。但是，如果我们普通人容易忘记这些原则，他们将很难坚持原则。我想，北大之所以一直受到我们的崇敬，除了因为少数名家大家在维护这些原则之外，也是因为北大许多普通学者、普通学生在北大生活的各个侧面（还？）没有忘记这些原则，因为许许多多在其它地方工作、学习的人没有忘记这些原则并且把坚持这些原则的希望特别地寄托在北大。

“双周夜话”2003年第3期                                                             2003年2月11日

 

伦琴墓前有感

 

可能是小时候家里人都很健康的缘故，加上没有好好地上中学，所以我听说X光很迟，知道X光就是伦琴射线更迟。今年寒假到了德国的小城吉森 (Giessen)，没有想到伦琴（Wilhelm Roentgen）的墓距我的办公室不过二、三百米。很简朴的墓地，应当是伦琴父母和伦琴夫妇共用的，因为墓碑上刻着他们四个人的名字和生卒日期，伦琴出生最晚，因此名字刻在最下面。墓前没有鲜花，只有倔强着寒冬的野草；也没有任何纪念伦琴伟大发现的标记，两侧和前后是其他人的墓地，和伦琴的墓没有什么区别。

       一个伟大的人，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02年来，世界选出了100多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但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几位呢？甚至伦琴作为诺贝尔奖得主对大多数人也是陌生的。但有多少人不知道X光呢？病人不需要知道伦琴射线，“X光”这个名词对他就够了。甚至伦琴也没有希望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自己发现的奇怪射线。他首先称这一射线为“X射线”，首先请自己的妻子在射线前实验它的特殊显影作用。后来他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名誉，但他始终保持谦虚态度，沉默寡言，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更没有用自己的名誉去争取利益。他的一生也许就向他墓前的小草一样，简朴、倔强。他曾经被中学不公正地从开除过，他到外国才上了大学；后来，他甚至谢绝了政府让他担任帝国物理技术管理局局长的要求，满足于教授的在孤寂中探索的生活。他是在慕尼黑逝世的。虽然他生前就了解慕尼黑市政府会给予他墓地，但他仍然要求把自己墓地放在吉森这个小城市。

       伦琴是个人道主义者。他对别人的困难非常理解，很少向别人要求什么。他连让助手为自己做事都觉得难以开口。他的发现迅速被应用于治病救人，也许和他的这一素质密切相关。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物理学的发展是日新月异。许多物理学大师活到了二十世纪，看到了诺贝尔奖的颁发。当时有资格领取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太多，所以很多人没有领到，至今还被科学界引为遗憾事。做出了比伦琴的发现更重要或者同等重要工作的同时代物理学家很多，但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伦琴的根据之一，就是他的发现拯救了无数生命，减少了无数病痛，带给了人类无法估量的福利。而这正符合诺贝尔本人的科学和人道统一的愿望。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享受着伦琴的成就，而他，仍然象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既坦然地承认“没有花香，没有树高”，但也“从不寂寞、从不烦恼”，静静地躺在这偏僻的小城，拒绝着世人的打扰。因此，我到他的墓地，也只能是孤独地去，静静地伫立，再孤独地回。

“夜话”2005年第7期                                2005年11月13日

惜乎哉 刘树成

 

难产而终于出生的2005年第10期《经济研究》，今天放到了我的书桌上。难产的原因是《经济研究》编辑部有人不同意发表已在网络上和其它杂志上发表的刘国光文章。而这期《经济研究》带着刘国光文章出世，不蒂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大耻辱。因为刘国光的文章不具有任何经济研究的性质。说到底，刘国光的文章仅仅是被父母宠惯了孩子，刚刚发现世界不限于父母手掌大小时，而向父母提出的一手遮天的蛮横要求。

不过，最令我痛心的，不是刘国光竟然写出这样自毁名声的文章，不是《经济研究》竟然刊出了这样的文章，而是作为《经济研究》主编的刘树成，竟然容忍了这样文章的发表。

惜乎哉，刘树成！

原先便听说刘树成多次表示，如果有人强迫他在《经济研究》上发表刘国光这篇文章，他就辞职。然而，在《经济研究》第10期上，主编后面的大名，仍然是刘树成。

翻阅一下近五年来的《经济研究》，任何人都会发现，刘国光文章根本不适合《经济研究》的风格和水准。阅读一下刘国光文章，任何人，不管其意识形态如何，也同样会发现，它根本不是一篇研究型文章。因此，除了被强迫之外，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解释《经济研究》发表刘国光文章，对这一点，天下人心知肚明。

在强迫《经济研究》发表刘国光文章的压力面前，如果刘树成以辞职抗争，那股强迫的压力也许会知难而退，《经济研究》的声誉、中国经济学家的声誉，也许会免受凌辱。即使刘树成抗争失败，而不得不辞职以抗议，那么，强权者也知道了，尽管中国知识分子半个多世纪来生活在奴化环境中，他们仍然是不可侮辱的。《经济研究》声誉虽损，中国经济学家的声誉反而会升到新的高度，中国经济学家的整体人格反而会被世人刮目相看。

惜乎哉，刘树成！

在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上，我们记得的伟人是马寅初。在那毛泽东的话被奉为“句句真理”的时代，在那连巴金都“不违心”地写出献媚文章的时代，马寅初英雄造时势，单枪匹马与强权抗争，虽辞去北大校长而不悔。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时势已变，连御用文人都不敢再言“句句真理”。在这个时候，只要刘树成应时而起，顺势而立，刘树成便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继马寅初之后的第二位英雄，刘树成便将青史留名。马寅初需要等待三十年才得到人心，刘树成一天都不用等待，立即就会得到人心的公认；他为抗争强权而不惜辞职的行为，亦将被后人永久铭记。

惜乎哉，刘树成！

有人对我说，如果刘树成辞职，他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我不知道孩子在这里的作用，也不想了解刘树成妻子在这件具体事情上的看法。但是，强调“女人”的阻力，却仅仅是中国男性最受用可也最无聊的女性“祸水论”再版。占据要职的男性，在遇到重大问题时，心悸腿软，却把责任归之于女性的“辫子长、眼光短”。其实，有几个女性不希望夫婿或知己是刚强正直的男子汉大丈夫，不希望他们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况且，今日经济之宽松，物产之丰富，即使刘树成辞职，衣食住行也不至于拮据，刘树成又何必为那微不足道的“主编补贴”屈膝？也许，为刘树成辩护的理由是他继续担任主编所能够从事的事业。然而，太多的男性把官位与事业混为一谈，把世俗名利与事业混为一谈，而把自己的人格缺陷推到女性名下。可是，在这里，我们只要想一下，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8年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时，唯一举起反对之手的人，是一位女性，我们就会明白女性“祸水论”的荒谬，明白官位的考虑，毁了中国多少男性的尊严，也许这一次还毁了刘树成。

惜乎哉，刘树成！

在二十世纪德国最伟大的戏剧家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中，安德烈亚说：“没有英雄的国家是个不幸的国家。”伽利略反驳说：“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国家”。伽利略说的对。马寅初在1949年前没有成为英雄，刘树成在学术自由的国家里也不会遇到成为英雄的机会。一个每位国民说真话都不必恐惧的国家，是不需要英雄的。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国家，因为那里大多数国民还在颤抖着、犹豫着甚至盘算着是否说真话，所以，这个国家才需要不颤抖、不犹豫、不盘算地说真话的人，所以这样的人才成为英雄。我们正是这样一个不幸国家的国民。让我们的国家走出不幸状态，是我们每一个国民的义务。但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在需要英雄的同时，又给它的国民创造出许多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机会。经济学是当今中国的显学，经济学家首当其冲地面对着社会变动、历史转折的重大考验，他们建功立业的机遇也最多。这样的机遇既可以是提出慎密思考的理论观点或政策建议，也可以是大义凛然地直面危机。当然，一个人遇到怎样的机遇，和他的运气有关；可一个人遇到机遇时能否抓住，则直接和他的个人品质有关。在后一种情况下，尼采说的完全正确，责任是一个仅仅对个人才有意义的概念。当今的中国需要英雄，当今的中国提供机遇，而一个人能不能抓住机遇，做出英雄的业绩，成为女中豪杰、男中丈夫，不但要看她（他）对人性脉搏和历史趋势的把握，同时要看她（他）挺身而立的勇气和决心。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把个人行为的责任推给集体、制度或者环境，尤其是刘树成这样被冠以或者自称为“经济学家”和“学者”的人。

惜乎哉，刘树成！

 

初稿于2005年11月9日

修改于2005年11月13日

“双周夜话”2003年第2期                                                             2003年1月30日

 

 

信  任

 

 

       本月24日来到德国，在吉森大学（Universitaet Giessen）做点文献工作。27日星期一拿着联系教授的一封信到经济学院的图书馆办理借书手续。管理员既没有核对我的证件，也没有收取费用，填个简单的表格，三分钟，就可以把书借回家了。而阅览更无需任何手续。过程之简便，用这里一位中国留学生的话说，你在中国根本不敢相信。是的，我从上海财经大学到邻近的复旦大学仅仅阅览，就要办各种证明并提交证件甚至交费，更不敢幻想借书回家了。有人说这些手续是图书馆为创收而设，有人说这些手续是为了防止孔乙己似的“窃书”，当然还有更光明正大的理由，比如为国家财产负责或者遵守制度等等。不过，我的感觉是，在中国，别人或者整个制度不相信你会归还借出的书籍，除非你要索回押金或者担心更大的处罚；因此就尽可能地不让你阅览和借书。而在德国，别人信任你，制度信任你，相信你会安静阅览，会归还借出的书籍。不还书的人中外皆有，我自己也有过。但德国管理员碰到这种情况也许只是遗憾地甚至理解地摇摇头，而不会想到改变信任人的初衷。他们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珍惜别人的信任。即使犯过一、两次失信的小错，也知道自己错误所在，并且会融合到这种互相信任的环境中。

    信任据说是人与人关系的润滑剂，它把人与人关系变的平和、轻松。中华民族素以“性善”为信仰、以集体主义为指向，比起例如相信性恶、崇尚个人主义的其他民族内部成员关系来说，应当是更加信任同胞也让同胞更加信任自己。没有出国之前，自己也以为如此。出国之后碰到各种大、小事情，才发觉当今国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比不上许多民族。国人的理由是什么呢？据说是因为别人不值得信任，所以自己信任别人或者让别人信任都没有用。每个持有这一理由的人都有亲身经历为论据，而且也都有信任别人也让别人信任自己的初衷。初衷改变的原因，既有制度腐败的问题，更有个人经历的教训。不过，我想，还是抱着信任别人的态度处事为好。也许别人不值得信任，包括那些大谈诚信是管理之本的管理学教授都不值得信任。但需要自问的是，自己是否值得他人信任。可能，不管别人如何，我们还是先让别人信任自己；可能，不管自己有多少受骗的感觉或者经历，还是不要改变信任别人的初衷。无论如何，世界还是美好的一面更多些，生活还是光明的一面更强些，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保持信任别人也让别人信任自己的心态为人处事，即使受骗，即使失败。其实，受骗和失败给自己造成的外在损失再大，也比不上改变初衷心态给自己一生造成的精神损失大。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比较地平和、比较地轻松，为了体会在得到别人信任时才能够产生的感动心情，还是先信任别人，先让别人信任。

“双周夜话”2003年第18期 　 　 　         2003年10月14日

神舟五号：中国与世界

    报载神舟五号即将发射升空。这是中国第一次发射载人飞船。我衷心祝愿这一次发射成功。

这次发射将产生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或第一个宇航员集体。在太空中，这位宇航员将向翘首仰望他们的我们以及全世界人说句什么话呢？为此新浪网在征集网民的意见。　

人类第一位（前苏联）宇航员向我们说过什么，好像已经被（至少是不生活在前苏联的）我们遗忘了。不过，1969年7月21日，第一位踏上月球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向着全球亿万通过电视和广播关注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人们说了一句话：“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小步；可对人类来说，这却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却流传下来了。

    1969年的我虽然只有十六岁，但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可惜的是，那个历史性时刻对我和所有普通的中国人是一个禁忌：也许因为那是美国人第一次登上月球，所以这个消息没有出现在中国任何新闻媒体上，尽管阿姆斯特朗虽然没有提到中国，可也没有提到美国。

    国内媒体过了多少年才开始提到人类、而不仅仅美国人的第一次登月，暂时还无暇查证。但今天，我们都开始跳出了“中国”的圈子，开始心平气和地谈论比如微积分的建立、学校的出现、计算机的发明等不是中国人创造的人类成就。然而，中国第一次载人太空飞行毕竟是一件大事，作为中国人很难不激动，因此，网民们所建议的中国宇航员对地球万千大众的话，多数也是祖国伟大、民族复兴等。

    确实，中国人为自己的宇航事业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据说仅仅这一次神舟五号就耗资24亿美元，而神舟五号上天本身就足以表明中国的强大。每个中国人都为祖国的强大而自豪。但是，没有神舟五号，我们的祖国仍然伟大。我们民族的复兴可能更重要地表现在贫困人口的减少和贫困者的个人尊严被尊重上，否则的话，四十年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就表示了中国民族的复兴，而用不着今天的神舟五号来承担这个民族使命了。另一方面，神舟五号上天不仅仅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强大的，甚至不是为了显示中国强大的，因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力从来就比不上中国；少数国家强于中国，但没有他们对神舟五号项目提供的部分关键技术，没有那些国家的许多人是为了人类而非他们的国家才建立的现代科学，没有那一些人的探险和失败，也不会有现在的神舟五号上天。太空活动尤其具有人类共同体的性质，所以，在神舟五号顺利升空的激动时候，如果我们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人类，而不仅仅是中国人，中国宇航员对地球上的所有人说的话，也许才不会很快地被世界大多数人遗忘；中国融入世界，也才更象是为了对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的人类做出更大贡献，因此，如果中国宇航员真的要对我们说什么的话，我支持他（们）使用网民提议的“世界和平才有这一刻”或类似言语。

“双周夜话”2002年第15期                                                    2002年7 月17 日

 

 

生活的约束，有效吗?

 

 

我开蒙很迟，25岁以后才接触到高等数学，知道世界上有“条件极值”问题，就是在若干约束条件的限制范围内，找到所能够实现的最大目标值。后来我到经济学专业工作，才知道这个数学问题原来是经济学的核心。人称数学是抽象科学、经济学是经验科学，大概也因为此吧。

人生也是一种经验，每日每时真实出现的经历形成了一生的经验。人生的追求是不是也可以抽象为“条件极值”问题呢？本质上可能不是。因此目标就难定义，惶论量化并找出“最大值”了。所以，自己尽管在经济学专业工作多年，天天和条件极值问题打交道，可从来没有设想过自己人生的“最大化”问题。

不过，即使不追求最大值，即使仅仅想平平常常地生活，一个人也得面对许许多多约束条件。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严格约束。作为教师，备课时间、内容、资料、自己水平，都是把课上好的约束条件。想写篇文章，思路、文献资料、数据、时间、发表、书报检查制度，等等，都是约束。即使不考虑为下一次职称升级、为按照字数发钱的奖金，或者为完成科研工作量而写，而仅仅打算写点自己想写的文字，文献、时间、检查制度等等，也同样起着约束作用。至于想通过一场考试、计划一次活动、甚至准备一餐美味，都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真个是人生无处无约束。而纵观人的一生，或者就象自己，回顾五十年的人生，似乎也都是在不断的、多方面的限制下展开的。说到底，一个人只能在历史的、社会的、家庭的、个人的先天和后天约束条件下发挥自己。这些约束条件已经给我们每个人划出了无形的界限，我们只能够在这些界限内活动。

    这个道理，是我在农村生活期间明白的。不过，那时我也开始明白，我们所感觉到的许多约束条件，事实上并没有对我们形成限制或者严格的限制。形象地说，如果生活给我们划出的界限是一个半径为10公尺的圆，那么，我们一生的活动，可能从没有超出距圆心5公尺的范围。是的，既然圆周就在前面，为什么还要向前呢？但这样一来，生活的约束便失去了作用：它实际上并没有限制我们，是我们自己把自己限制在5公尺范围内。也许，我们应当反过来问：既然圆周还在前面，为什么不再向前呢？其实，只要我们向外再前进一步，我们的自由空间就大得多，我们就能够实现过去不敢想象的事情。我们所羡慕的人所做的，说到底是比我们朝着生活的界限多走了几步，甚至他们往往都还没有触及到界限。所以，如同我们在求解数学上的条件极值问题时必须检查约束条件是否有效一样，我们在生活中也应当经常问：约束条件有效吗？我自己的体会是大部分约束条件不象乍看上去那么有效。甚至一天二十四小时的约束常常也是无效的，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这个对所有人相同的限制面前，各个人的生命表现是那样地不同。

双周夜话2004年第7期                               2004年3月31日

一般均衡和爱情

    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内容，它和爱情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经济学离不开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那些看似无法用成本、收益衡量的事情，只要我们能够找到与其等价的货币价值，就可以用经济学来分析。这也就是经济学分析工具能够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大显身手的原因所在。例如一个人是否上大学的等价货币量可以用这个人在上大学和无偿获得从零开始不断增多的货币价值之间的选择来决定。货币多到一定程度，这个人就可能开始倾向于选择货币而不选择上大学。但爱情不同。爱情是一种奉献或利她/他主义，所以没有货币等价，或者说爱情的货币等价无限大。此时，经济学就失去了用武之地。例如以江山之财富来换取对方接受自己的爱而不得，便是因为那财富总是个有限值，而爱的价值无限大。 

不过，经济学常说的一般均衡和爱情至少有二个共同之处，第一它们都是理想（或者贬义地说是幻想）。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从来没有过均衡。无论设计多么周详的计划经济，还是自发运行的市场经济，都没有实现过一般均衡。我们看到的哪一个市场是均衡的，哪一个经济是均衡的？现实经济中根本没有均衡。且不说气候变化这样的外部冲击，就是经济系统内部各种意想不到的变动，也会阻止一般均衡的实现。更有甚者，一般均衡从原理上说便不是现实。它是经济体系在一系列严格假设条件下，例如完全竞争、完全信息下可能出现的一种理想的资源配置状态。既然完全竞争、完全信息不可能，一般均衡自然无法成为现实。爱情也是一样。我们可以举出一千个例子说明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爱情，却难以举出一个完美爱情的例子。无论是精心呵护的爱情，还是突然生发的爱情，我们知道的任何真实的爱情都不完美。虽然爱情不象经济均衡，不需要许多条件，它也许只需要双方全心全意的相爱。可是，现实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事情，一个人不可能不分心去兼顾，所以，完美的爱情只能停留在现实之外。

但是，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仍然那么重视一般均衡，许多年轻人年长人仍然那么重视爱情？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就是理想，是经济学或者人生的最高境界。而正是它们的不可最终实现，才吸引人类永远地去追求。所以，尽管人们有无数的例子说明现实的不完美，但在这些经济学家、这些年轻人年长人看来，所有这些例子加起来都不足以证明人们就不应当追求完美，不足以泯灭他们的完美之愿。因此，不管饱经世故的过来人如何苦口婆心劝人现实，每个时代照样有自己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同样，每个时代都有经济学家醉心于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即使象马克思那样对其所经历的经济制度抱着强烈批判态度的学者，也都要想象出一种类似实验室的理想状态来分析它。

一般均衡和爱情的第二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把参与者的自由平等当成自己的前提条件。两位自由平等的异性之间才能谈得上相爱，这个道理无需赘言。所有人互相之间的自由平等才能够实现一般均衡，亦是经济学的应有之义。一个人如果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如果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应用自己的资源，他自然试图改变：而这便意味着整个经济体系尚未均衡。一般均衡和爱情的真意也许都在这里：它不但不要求，而且拒绝为了集体、为了公众或者为了其他名义而放弃个体的自由与平等。遵从父母之命、按照组织要求可以结成婚姻，但无法产生爱情。同样，根据集体需要、考虑大局利益可以达成稳定，可不能实现均衡。爱情不可能因他人的命令而产生，个人配置资源的愿望也不会因他人命令而消失。从另一个角度说，这样的自由和平等，又保证了一般均衡和爱情的无害性：它们不强制人们接受自己，也就不会导致对别人对公众的危害。追求一般均衡的人和追求爱情的人一样必须具有尊重他人的品质，必须摒弃强制手段。一个强制推行的经济计划会造成灾难，但它本身就不是均衡，因此不应当归罪到均衡上。一个强制的婚姻会导致家庭悲剧，但它本身便不是爱情，因此也不应当归罪到爱情上。

经济学和文学一样，靠着一批理想主义者的推动。文学永远离不开作家理想的爱情，经济学也永远离不开经济学家理想的一般均衡。人类所经历的任何现实状态都不完美，所以人类在自己生活、思考的各个领域都需要指引方向的明灯。在今天的思维水平上，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一般均衡就是人类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明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般均衡理论不是技术，而是理念，是我们每一个学习经济学的人都应当了解的那些理想主义经济学家的社会理念和人生理念在经济学中的反映。 

（注：曾经在课堂讲解了一般均衡理论后，把它和爱情做了些比较。当时是即兴而发。有朋友听说此论，觉得有趣。这里虽然整理了想法，但自觉不如当时尽兴。是谓史不可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