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陈岱孙先生

“夜话”2007年第15                              2007827

 

追忆陈岱孙先生

 

      十年前的八月份,我在回国的飞机上,读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纪念陈岱孙先生的文章,才知道岱老已驾鹤西去。本来准备回国后拜访他的计划不可能实现了。当时便欲写点文字,可光阴荏苒,十年一梦,看到纪念岱老逝世十周年的文章,才似梦醒,坐下来完成宿愿。

      第一次拜访岱老是二十五年前。19822月份,我到北京大学读西方经济学。当时中国还没设立西方经济学专业,而是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研究方向。岱老是该专业领衔导师。一天晚饭后我随斯栋、善利诸兄拜访了岱老。第一次的印象不深,只觉得岱老身材高大,腰板挺直,是我从未见过的。后来我与岱老接触多了一些。一是由于当时刚成立的研究生会委托我与王玮兄(王兄竟英年早逝,惜乎!)、步克兄等编辑《北大研究生论文集(文科版)》。我们在文科各系聘请一些教授做顾问,经济系聘的是岱老。为此,我多次去过岱老家。自己投到该文集的拙稿《略论服务业资本》也由岱老审阅。记得好几次在岱老的小平房里向他请教。有一次请教马歇尔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又一次他提出我的文章中用的煤矿工人洗浴的例子不妥。二是由于岱老不顾八十多岁高龄,坚持为我们开课。他讲课内容就是他当时出版不久的《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我听课一贯不认真。有次斯栋兄发现该书中一个小错,岱老在课堂表扬了他,我很敬佩,可难改积习。岱老每次提前到教室,上课时依旧腰板挺直,温文尔雅,一字一句,思路极其清楚,当时的我,好像上课不是为了知识,而是为了感受岱老的风范。我读过书上描写的高贵典雅,见到岱老,我才第一次亲身体会到它。据说岱老年轻时就是翩翩君子,我生而晚也,未能睹其风采。可岱老过了八十高龄依旧神情怡然,坐如弓、立如松,矜持而典雅,温和而高贵。在北大我曾有幸接触若干名教授如尚健在的季羡林先生等,若论及贵族风范、名士气度,岱老当夺头筹。几个月前我在写《追求高贵》时,脑海里自然而然就映现出岱老的形象。也许,只有出身书香世家、家教严格、青少年时期没有受过折磨同时又终生保持追求的人,才能到达他的境界。

       不过,与十年前不同,今天提笔追忆岱老,我的头脑总是缠着一个问题:“岱老相信马克思主义吗?”在抵制刘国光的“独尊马学”观点时,有网友把岱老1985年那篇主张“马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章发到我的个人主页。岱老的文章为中国在大学里引入现代经济学课程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后者是刘国光们当时就反对的。可岱老的文章又为“独尊马学”留下了余地。那么,那篇文章是岱老的真实观点,还是岱老为引入现代经济学的“曲笔”?我的感觉是前者:他的气质决定了他不会做曲笔之事。在岱老那一代学者里面,1949年后相信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在少数。冯友兰、朱光潜等人都相信了马克思主义。邹恒甫曾感叹共产党竟然把岱老这位哈佛博士改造成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即使哈佛教授,也有非常同情甚至可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岱老是如何转变而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呢?他自己简短的回忆录对此只字未提。岱老一生时间,1949年前后各为一半。可他写于1982年的《往事偶记》,记得却全是1949年前的事情。难道1949年以后的事情,岱老就没有可记可书的?如果岱老的回忆录写于1955年(其时他已经经过了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或者1975年,他会不会反过来用大部分篇幅记录自己的转变或者自己1949年后的经历呢?这些问题对后人来说只能是迷了。可岱老不记,却又是他矜持高贵的表现:把自己的痛藏在自己心里,既不怨天尤人,也不说长道短。

       岱老生于1900年,卒于1997年,他经历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沉浮。今天我们刚刚离开二十世纪,我们的心灵留下了二十世纪的深刻烙印,所以,我们很难平静地对待二十世纪。可是,要了解岱老的转变,我们又不能离开二十世纪中国的沉浮,因为中国命运始终是岱老心之所系。18岁时,深受儒家教育但不谙世事的他因亲眼看到“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公园告示而受到刻骨铭心的冲击。救国从此成了他的生命动力。如今人们在考证上海黄浦公园前究竟是否有过那块侮辱国人的告示。但真相或虚构在这里没有作用,有作用的是一个人、一个群体对它的心理感受。例如,至少在他27岁回国之后,这张即使原先存在过的告示也被撤下了;可在他的感觉里,它依旧存在,直到1949年才消失,因为在他的感觉里,1949年之前中国始终积贫积弱,外不能防止侵略,内不能消弭混乱。而1949年之后中国外无入侵之敌,内有大好形势。尤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打败了美帝“侵略”阴谋,全国人民一条心建设美好祖国。这样一种形势,不能不让岱老那一代以救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激动,不能不让他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更加重要的是,只许服从、不许争论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还不许参加者沉默。经过毛泽东时代的人都知道,那时候人连沉默的权利都没有。你不表态,别人便天天上门动员你,就象还没有节育的家庭在十多年前天天有人上门动员那样。而岱老的气质决定了他无法说假话。本来,岱老可能成为一位非常同情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同时又不需要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明确到不是相信就是反对的地步。在生活中,在学问上,我们几乎对任何事情都不需要采取不相信就反对的二者择一态度。我自己讲授“西方经济学”,是因为我认为它比其他经济学说更有说服力,而不因为我相信只有它是真理、更不因为我反对其他经济学说。可是,在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里,一个人必须明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或相信或反对的立场。这种“明确”是极其残酷的。多少人在这里第一次说了假话!心灵高贵的岱老不会说假话,因此,在被迫明确自己看法的情形下,他明确地相信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想象他在那场运动中说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因此更应当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等虽然并不违心、但也只有在思想钳制下才可以理解的话语。可是,对于一位痛感国家(即政府)积弱而又深受儒家熏陶的知识分子,也许一个强大到不许人批评的政府亦是可以接受的。

       1949年后为新政府所鼓舞的中国人想不到反右,想不到文化大革命,更想不到几千万贫苦农民死于非命。三十多年后,右派分子几乎都平反了,死人事情公开了(岱老也许始终不知道),市场经济复活了。更重要的是,代表中国未来的他的学生、后辈再也不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了。岱老面临了新的冲击。可岱老值得我敬佩的是,他不但呼吁为了中国而引入和利用西方经济学,同时他让我们发表意见:他的贵族气质和名士风范决定了他的宽容态度和自由主义情怀。也许,他的“不记1949年以后”正表明了他的追求和他留给我们的空间。因此,他的相信马克思主义与“独尊马学”的专制主义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在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的问题上,知识分子个人会犯错误、知识分子整体也会犯错误,然而,不是他们可能的错误,而是他们的高贵气质,他们说真话的传统道德,他们对真、善、美的终生追求,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也决定了他们个人在后来者心目中的地位。在岱老逝世十周年之际,作为他的学生,我想自己纪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继续学做他那样的知识分子。

“丛林法则”不是自由主义

       最近在网络上读到姚洋先生与《南风窗》的问答录,标题为“‘丛林自由主义’是糟糕的自由主义”。姚洋先生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学者,对自由主义和制度、伦理都有研究,文章平实,说理透彻,学界声望很高。惟因如此,我担心他的这篇面向大众的问答录标题会误导读者,所以撰写此文,向姚洋先生建议,最好不区分糟糕的和优秀的、好的和坏的自由主义,因为被指称为“糟糕的自由主义”的“丛林自由主义”或丛林法则本来就不属于自由主义范畴。

       我想具体解释如下:

       首先,我们不区分好的极权主义和坏的极权主义,也不区分好的社会主义和坏的社会主义(比如专制的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社会主义),好的共产主义和坏的共产主义,更不区分好的马克思主义和坏的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好像也没有多少必要区别好的和坏的自由主义。

       其次,如果自由主义真的有好与坏两类,区分它们就不但必要而且也是必须的。可自由主义有着公认的明确定义,其基本点是一个人在而且仅仅在尊重他人同等权利的前提下按照自己意志而行动的权利,或者说每个人天然地具有并且也仅仅具有在习俗和律法范围下按照自己独立意志行动的权利。姚洋先生曾经在研究自由主义时定义自由“是一个人免于在其选择集受到外力限制时迫不得已地采取某种行动的状态”,而自由主义应当是对这样状态的追求。针对今天中国的现实,自由主义诉求的是每个公民言论行动的自由,是社会事务由自由的公民共同决定。如果我们暂时不在学理上详细探究自由主义的具体含义以及它的实用范围,而仅仅关注其基本定义与现实诉求,那么,人们可以说自由主义是好的(比如对我来说),或者是坏的(比如对国家专制者与单位专制者来说),然而,我们无法把自由主义本身分成好与坏两类。我曾经声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今天我依然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但我不必要说自己追求的是“好”自由主义而非坏自由主义。世界上所有支持与反对自由主义的人,也没有必要声明自己支持或者反对的是“好”或者“坏”的自由主义。这里的原因,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定义以及它的每一现实状况下的具体诉求是明确的,是无法分出好与坏两个部分的(当然自由主义内部存在各种派别和解释,可它们与这里的好、坏是两回事)。

       再次,姚洋先生以及一些网友说的“坏”自由主义指的是“丛林自由主义”。可他们所说的丛林自由主义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强盗原则”。它和自由主义完全是两回事。我们知道,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损害他人自由的自身自由。但强盗的原则是只要我力大,我就可以欺负你。显然,强盗原则和自由主义完全不相干,所以,我们不必把它称为自由主义的一个支派或者坏的自由主义。强盗原则或者丛林法则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本来就不属于自由主义,在任何意义上都与自由主义无关(它和自由有关,谁有本领谁就可以不顾他人地自由行事。但它和作为一种理论与诉求的自由主义无关),也与姚洋先生说的以哈耶克与诺齐克为基础的“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义”无关,因为后者依然承认任何一个人在律法范围内和仅仅在律法范围内的行动自由。可强盗原则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只承认强者的自由,包括强者不顾一切律法而损害弱者基本权利的自由,因此,强盗原则、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既不同于也许是强调过程的“右翼自由主义”,也不同于姚洋先生强调能力的“平等的自由主义”。把这样的强盗原则称为“自由主义”,即使说它是“糟糕的”或“坏的自由主义”,在大众中也可能只会引起对自由主义的误解,有害于姚洋先生与我共同欣赏的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

       又次,今天的中国确实严重地存在着强盗原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姚洋先生完全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今天的中国,强盗的丛林法则才是社会问题的根源。假如我们不考虑中国城乡之间的不平等,那么,中国的社会问题与经济不平等问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低危险度发展到现在的高危险度的根本原因,是强盗原则大行其道。在国有企业私有化大潮中最常听到的话“拿到了(抢到了)就是自己的”,便属于这种强盗原则。山西黑砖窑事件暴露的也是强盗原则,强迫弱势者为奴隶。至于强行折迁、强行占地,以及教师在学生文章上签作者名,学校医院高收费,等等,无一不是强盗原则,因为强者在这里都是无所顾忌地损害他人的权利。

       在强盗原则面前,人需要国家,自由主义需要国家。而且,自由主义不仅仅需要国家:它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至少必须强大到能够保证习俗与律法的执行,从而有效地抑制强盗原则。在自由主义内部有大国家与小国家的争论,但上述意义上的强国家是没有争论的。一个弱国家必然是无数强盗横行的国家。为了抑制这些强盗,人们往往拥护专制,因为专制者作为一个大强盗毕竟维持了丛林的秩序。自由主义需要的强国家,是一个既能有效地抑制无数小强盗横行霸道,又能够避免大强盗独断专行的强大国家。所以,自由主义既反对一个大强盗(所谓的利维坦)独霸森林的专制法则(类似国家专制),又反对无数小强盗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类似单位专制)。对此也许需要专门的阐述。这里我想请求姚洋先生重视的是,中国民众大多熟知自由主义对专制原则的反对,但许多人还不清楚自由主义对丛林法则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在大众媒体上分清自由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强盗原则的界限,对于我们共同欣赏的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在中国的命运,对于中国的未来,也许是非常重要的。      

追求高贵

追 求 高 贵

     今天,改版后的我的个人主页面世。改版起因于过多的广告留言。为阻止广告留言,在重新设计留言板的时候,我的主页也重新做了全面的设计。和原先的设计相比,首页最明显的特征是多了一个格言栏。在格言栏里,我将列出一些箴言、警句、希望,以提醒、鼓励和警示自己。

    作为格言栏的首次使用,我列出的是多年前一位朋友给我的希望:“高贵、平实、深刻、纯洁、正直”。是的,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应当做到高贵、平实、深刻、纯洁和正直。这里我仅就高贵说说自己的体会。

    高贵是一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文明品质。低级趣味是什么?低级趣味是粗话脏话,是猥琐不洁,是暧昧阴暗,是粗暴蛮横。一个高贵的人应当脱离了这样的低级趣味。一个高贵的人谈吐应当风趣幽默,喜怒笑骂更顺其自然,但粗俗词语、黄色笑话,却需要避免。饮食着装,整齐、干净、大方;行为举止,谦让、和气、自然;对待女性,尊重、礼貌、关照,对一个高贵的人是不言自明的。当然,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也会争酒斗胜,会狼吞虎咽;会不修边幅,会高谈阔论,会视旁人如无物,因为他也有自己的性情,因为他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因为他本来就不拘小节。但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任何情况下却都不会猥琐暧昧,不会对弱者粗暴,对女性越轨,所以,一个高贵的人,必然是文明的人。

    高贵也是一种脱离了农民或小市民习气的宽广胸怀。农民或小市民习气的主要表现是狭隘,在金钱上狭隘,在名声上狭隘,在情感上狭隘,在眼光上狭隘。因为狭隘,所以他们斤斤计较于一得一失,斤斤计较于眼前利益,斤斤计较于别人对自己的回报,津津乐道于自己的高尚行为和别人的小市民乃至低级趣味行为。一个高贵的人应当脱离了这样的习气。一些着装讲究、彬彬有礼的人看到别人在商店里不知疲倦地讨价还价,会觉得那些人“太小市民”;可当他们为了金钱而作假、为了名声而违心、为了获得职称而写作,为了失去职位而恼羞,他们自己并没有脱离农民或小市民。诚然,一个高贵的人也需要金钱、需要名声、需要情感、需要眼光,只是他们明白,无论一毛还是千金,无论官位还是职称,自己放得下这一得或一失。所以,高贵的人,必然是大度的人。

    然而,仅仅脱离了低级趣味、脱离了农民或小市民习气,还不足以让一个人具备高贵的气质。一套名牌服装和一副高大的身材或美丽的形体,更不足以让男人或女人表现出高贵的气质。高贵不仅意味着文明和大度,而且意味着正义和正当,意味着善良和慈悲,但这一切加起来还不能达到高贵。在我的心目中,高贵的真实含义,是以高雅与庄重的方式来展现一个人的礼貌、正义与善良。同样善良、正义和有礼貌的人之间的文野之分就在这里。一个高贵的人,不是通过服饰或地位,而是通过言谈与举止,在举手投足之间,谈笑风生之内,慷慨激昂之时,日常事务之中,处处表现出自己的文雅与庄重。一个高贵的人在欢乐的时候不会忘记别人,在痛苦的时候不会抱怨别人。他在兴奋的时候不会夸夸其谈,在愤怒的时候不会气急败坏。在胜利的时候,他不会趾高气扬;而在失败的时候,他会宽容所有人并且坦然地承认失败。他不以倨傲的方式给别人帮助,也不以阴暗的方式与对手竞争。他坚决拒绝放冷箭,而平静地接受决斗场上可能的失败与对手可能的冷箭。他不和对手争论家长里短,也不评论飞短流长。对一个高贵的人来说,宁可光荣地失败,不可卑鄙地胜利;宁可清白地贫困,不可贪婪地富裕。这是因为,对一个高贵的人来说。善良与正义如果不能通过文雅和庄重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些美好的心愿与正义的事业就会大大贬值,个人的尊严就难以提高,人与人的信任就难以建立,人间公道就难以实现。任何一个社会都不缺乏善良和正义的人,但它可能缺乏仅仅用高雅和庄重的方式来展现善良和正义的高贵的人,缺乏追求高贵的人。

    我愿意追求高贵,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朋友们的希望。

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德文翻译)

注:司马涛先生(Prof. Dr. Thomas Zimmer)将我的2006年“夜话”第18期“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历史轮回——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祭”全文翻译成德文,并将其发表在德国巴符州德中协会主办的《ChinaReport》第45期(20071月)上。司马涛先生还为此写了引言。我对司马涛先生表示感谢。译文经过我的校阅,但本文的最终有效文本是中文。

                                                                         胡景北 2007314

 

 

 

 

Die Kulturrevolution und die historischen Zyklen in China

– zum 40. Jahrestag der Kulturrevolution

 

Hu Jingbei (Shanghai)

 aus dem Chinesischen

mit einer Einleitung von Thomas Zimmer

 

Die Kulturrevolution ist nicht vergessen, und doch ist der 40. Jahrestag ihres Ausbruchs in China nahezu unbemerkt vorübergegangen. Ein geheimes Treffen chinesischer Wissenschaftler im Frühjahr 2006 in Peking, der eine oder andere Hinweis in der Presse, hin und wieder ein Buch zu dem traurigen Jubiläum (z.B. die Notizen des vormaligen Reporters der Volkszeitung Ji Xichen unter dem Titel Ein Zeitalter ohne historisches Vorbild, Peking 2006) – man schien nicht viel Aufhebens um die Erinnerung an die „zehn katastrophalen Jahre“ machen zu wollen. Dabei hat es in den 80er Jahren schon einmal die eine oder andere Veröffentlichung zur Kulturrevolution gegeben, doch damals wie heute (vgl. die eben angeführten Notizen des Reporters) handelt es sich vielfach um Darstellungen mit biographischem Schwerpunkt. Wie ein roter Faden ziehen sich die Schilderungen vom Leid der Opfer durch diese Werke. Die häufige Konzentration auf Angehörige des Pekinger Machtzirkels erlaubt zwar interessante Blicke hinter die Kulissen, doch wird dabei die Sicht auf die Verbreitung der Gewalt in der Gesellschaft insgesamt verstellt. Literarisch ist das Thema Kulturrevolution dagegen in einigen Werken der „Narbenliteratur“ ebenfalls in den 80er Jahren umgesetzt worden, doch nehmen sich des Zeithintergrundes gelegentlich auch noch Verfasser unserer Tage an, wie das Beispiel des vor einigen Jahren erschienenen Buches Geständnisse eines Rotgardisten von Liang Xiaosheng zeigt, in dem interessanterweise einmal eine „Täterperspektive“ geboten wird.

Theoretische Auseinandersetzungen mit der Kulturrevolution hat es in China dagegen nur gelegentlich zu Zeiten gegeben, in denen ein milderes politisches Klima herrschte. Ansonsten haben sich vornehmlich Exilchinesen, Autoren aus Taiwan und Hongkong sowie Sinologen mit dem Thema befasst und dazu etwas veröffentlicht.

Hu Jingbeis Artikel, der vor kurzem auf Hus chinesischer Internetseite erschienen ist und vielfältige Reaktionen der Leser ausgelöst hat, ist als der Versuch zu verstehen, der Diskussion über die Vergangenheit neue Impulse zu verleihen.

Der Gedanke, in den Erscheinungen der Kulturrevolution auch etwas Gutes zu sehen und die eruptive Gewalt von unten als demokratischen Impuls aufzufassen, ist in der chinesischen Diskussion nicht neu und immer wieder einmal von den Angehörigen der „Neuen Linken“ geäußert worden. Man mag das durchaus anders sehen: nach unserem westlichen Verständnis fehlt hier noch das eine oder andere fundamentale Element, um von einer „funktionierenden Demokratie“ sprechen zu können: die Beachtung eines demokratischen Verfahrens, die Einhaltung von Gesetzen, die Achtung der Würde anderer usw. Aber womöglich ist es gerade das, was Hu mit seinem Artikel bezweckt: das Bewusstsein dafür zu schärfen, dass ein Bedürfnis der Menschen in China nach Demokratie weiterhin vorhanden ist, dass der Impuls, der damals in der Kulturrevolution schon deutlich existiert hat und dann allerdings in einer ungeregelten Form zum Ausdruck kam, noch wach ist und dass man in China heute endlich damit beginnen muß darüber nachzudenken, wie sich geregelte demokratische Abläufe entwerfen lassen, die für den Staat, die Partei und die Bürger gleichermaßen Verbindlichkeit besitzen.

 

 

Im Jahre 1966, vor genau 40 Jahren, begann die „Große Proletarische Kulturrevolution“, die Mao Zedong selbst in Gang gesetzt hatte und die er leitete. Ab diesem Jahr wurden an den Mittelschulen und Universitäten in ganz China keine neuen Schüler und Studenten mehr aufgenommen. Mehrere Millionen Absolventen der sechsjährigen Grundschule, die ursprünglich im Herbst 1966 hätten an den Mittelschulen Aufnahme finden sollen, mußten damit bis zum Jahr 1969 warten.

Ich hatte das Glück, im Jahre 1965 mit dem Besuch der Mittelschule begonnen zu haben, und obwohl es mir nicht beschieden war, die „Pariser Kommune“, die „Oktoberrevolution“ und „den Sieg über den Banditen Tschiang Kai-shek“ mitzuerleben, so durfte ich mich doch glücklich schätzen, die Mittelschule besuchen zu dürfen und die Kulturrevolution sowie die „Erledigung Liu Shaoqis“ hautnah mitverfolgen zu können. Zig Millionen von Schülern, Studenten und Menschen überall in China übten sich bis 1968 in der Revolution. In diesem Jahr zeigte sich, dass man mit der Revolution in eine Sackgasse geraten war, es waren das Land und die Dörfer, die zum einzigen Rückzugsort für die Schüler und Studenten aus den Städten wurden.

In meiner Erinnerung umfasst die Kulturrevolution die beiden Jahre von 1966 bis 1968 – eben die Jahre, in denen es besonders stürmisch zuging, in denen man weder die Schule besuchte noch arbeitete, sondern in denen alle Schüler und Studenten zu Berufsrevolutionären wurden. Wenn heute von den zehn Jahren der Kulturrevolution die Rede ist, dann beinhaltet das auch immer die sieben Jahre von 1969 bis 1976. Doch recht betrachtet, sind diese sieben Jahre für die „Roten Garden“, die „Anhänger Kapitalismus“ und die Geschichte Chinas von keiner allzu großen Bedeutung, denn sie bildeten nur den schwachen Ausläufer einer anfangs mächtigen Bewegung. Die Kulturrevolution existierte zu dieser Zeit nur noch dem Namen nach und allein aus dem Grunde, da Mao Zedong nicht den Mut besaß, ihr Ende zu verkünden.

Heute, vierzig Jahre später, kann ich mich immer noch deutlich an den Tag des 18. Oktober 1966 erinnern, als ich gemeinsam mit einer Million Roter Garden Zeuge davon wurde, wie unsere Parade von Mao Zedong abgenommen wurde. Mir fällt dabei wieder eine Szene aus Tolstois Krieg und Frieden ein, in der Rostov bei der Abnahme einer Parade durch den Zaren denkt, daß diese ganze riesige Armee zusammen mit ihm, Rostov (der sich bei aller Verbundenheit mit der Armee doch auch nur als winzigen und unbedeutenden Teil von dieser empfand), auf ein einziges Wort des Zaren hin für diesen durch das Feuer gehen, Verbrechen ausüben, sich todesmutig in den Kampf stürzen oder vielleicht auch heldenhafte Erfolge erzielen würde. Im Roman überkommt Rostov beim Anblick jenes Mannes, der dieses mächtige Wort verkörperte, ein Schauer. Jawohl, auch die Erinnerungen an die Kulturrevolution durch jene, die sie persönlich miterlebt haben, verursacht einem heute unwillkürlich Zittern und Herzklopfen. Tolstois Roman war vor Ausbruch der Kulturrevolution nicht verboten. Wenn also jemand wie ich, der damals im Jahre 1966 dreizehn Jahre alt war nicht wusste, dass mittels einer riesigen Massenbewegung ebenso großartige und heldenhafte Erfolge auf der einen Seite wie grausame und abscheuliche Verbrechen auf der anderen Seite hervorgerufen werden konnten, so mochte das angehen; aber sollten nicht wenigstens die Universitätsstudenten und die Erwachsenen, die Tolstoi gelesen hatten, davon etwas wissen? Unser Klassenlehrer war damals der Russischlehrer, der hatte doch bestimmt Tolstoi gelesen. Aber warum hatte er uns nicht beigebracht, dass die Aussage, eine „Massenbewegung besitzt von Natur aus Gültigkeit“ nicht unbedingt richtig war? Selbstverständlich wäre der Mann, wenn er diese Aussage damals zu Zeiten der Kulturrevolution gemacht hätte als Konterrevolutionär und Gegner der „Großen Proletarischen Kulturrevolution“ kritisiert und bekämpft worden. Doch warum hatte er mit uns nicht schon früher, bevor die Dinge so stark eskalierten, einmal über Tolstoi gesprochen? Heute bin ich selbst ein Erwachsener. Ich habe Tolstoi gelesen, und obgleich ich in einer Gesellschaft lebe, in der das Recht auf freie Rede beschnitten ist, muß ich doch anerkennen, daß es heute immerhin viel toleranter zugeht als zu den Zeiten der Kulturrevolution. Daher bin ich – immer eingedenk der Tatsache, dass man die Zukunft zwar nicht voraussagen kann, dass jedoch eine Wiederholung der Geschichte immer möglich ist – bereit, meine Erfahrungen über die Kulturrevolution mitzuteilen, und zwar nicht zuletzt den Jugendlichen und jungen Menschen, die die Kulturrevolution nicht verstehen können und denen auch mein Tagebuch aus jeder Zeit nichts mehr sagt.

Ich bin der Ansicht, dass die Kulturrevolution auf der einen Seite ein grausames Mittel darstellte, mit dem Mao Zedong die Herrschaft durch seine Person festigte; auf der anderen Seite stellte sie den barbarischen Versuch des chinesischen Volkes dar, eine ideale Gesellschaft zu errichten. Einerseits stellte die Kulturrevolution dadurch, dass sie die Verwirklichung des Kommunismus im 20. Jahrhundert auf die Spitze trieb, dessen Undurchführbarkeit unter Beweis; andererseits trieb sie die wechselhaften Veränderunge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im 20. Jahrhundert ins Extreme und verlieh dem künftigen historischen Fortschritt Chinas damit mehr Veränderungsmöglichkeiten und mehr Risiken. Die Besonderheit der Kulturrevolution besteht darin, dass sie eine Form des das ganze Volk umfassenden roten Terrors darstellt sowie eine Form teilweiser politischer Freiheit eben für das Volk. Ich werde meine Auffassungen zur Kulturrevolution und über ihre Verbindungen zu den historischen Kreisläufen in China besonders mit Blick auf diese beiden Besonderheiten entwickeln.

 

 

 

  1. Die Kulturrevolution: Roter Terror

 

Es steht vollkommen außer Frage, dass die Kulturrevolution eine der diktatorischsten Momente i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darstellt. In dieser Zeit waren allein die Taten und Gedanken Mao Zedongs der einzig gültige Maßstab für das Handeln und Denken. Alle Handlungen, die gegen Maos Worte und Gedanken verstießen, galten als konterrevolutionär und wurden unverzüglich unter Gewaltanwendung bestraft. Ähnliche Momente hatte es i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zwar bereits gegeben, doch war dabei nie solch ein hohes Maß an Gewalt wie in der Kulturrevolution an den Tag gelegt worden. Dies hatte seinen Grund darin, dass die Kulturrevolution im Vergleich zu den gewöhnlichen diktatorischen Erscheinungen in der Geschichte zwei klare Unterschiede aufwies: 1. Die Kulturrevolution trat in einer in höchstem Maße durchorganisierten Gesellschaft auf. Jeder Chinese war in Arbeitseinheiten der Fabriken, Schulen, Produktionsbrigaden usw. organisiert. Selbst die Belange der Alten und Kinder wurden in den Einwohnerkomitees oder den Produktionsbrigaden geregelt. Mittels eines Organisationssystems, das die Gesellschaft vollkommen durchdrang, gelangten die Gedanken Mao Zedongs vollkommen bis in die letzten Winkel der Gesellschaft. Da jeder jeden überwachte, konnten alle abschätzigen Worte und Taten gegenüber Mao Zedong aufgedeckt und öffentlich bestraft werden. Die Roten Garden stellten dabei eine jugendliche Massenorganisation dar, in der man Mao Zedong vollkommen verehrte. Es war eine ihrer obersten Aufgaben abschätzige Worte und Taten aufzudecken und zu ahnden. 2. Die Menschen in China erkannten die Herrschaft Maos nicht nur in ihren Gedanken an, sondern identifizierten sich mit ihr auch emotional. Mao Zedong galt als der große Retter Chinas. Jeden Morgen hörte man die Melodie „Der Osten ist rot“, die als eine „Vertonung der Worte des Vorsitzenden Mao“ eine der großen Besonderheit in der Kulturrevolution darstellte. Überall fanden Veranstaltungen statt, auf denen Menschen z.B. über die „Bitternis in der alten Gesellschaft“ klagten und der „Errungenschaften des neuen China“ gedachten. Oder man ließ sich über die eigenen seelischen Veränderungen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Niederringung egoistischer Gedanken“ und der „Kritik am Revisionismus“ aus. Die totale Beherrschung selbst rein individuell-menschlicher Bereiche wie Schule und Studium, Arbeit, Kleidung und Freizeit – ja sogar die Liebe (d.h. die proletarische Liebe) durch die Politik führte dazu, dass gleichzeitig mit der starken Unterdrückung der alltäglichen Gefühle der Menschen die Bedürfnisse nach Liebe und seelischer Anteilnahme in individuelle Gefühle gegenüber Mao Zedong verwandelt wurden. Es war vor allem dieser zweite Aspekt, demzufolge die Überwachung jedes Menschen durch jeden anderen zu einem ganz bewußten Verhalten im Volke wurde. Und es war auch dieser zweite Aspekt, der später nach dem Tode Mao Zedongs dafür sorgte, dass Menschen, die Mao niemals persönlich begegnet waren, in großes Wehklagen ausbrachen und viele Tränen vergossen. Auch dass die Roten Garden, die nach 1968 viel durchzumachen hatten, ihre Gefühle gegenüber Mao Zedong nicht aufgeben konnten gleich der Mehrheit der Menschen, die die erste Liebe nicht vergisst, hat eben  hierin ihre Ursache.

Der Charakter der Herrschaft, die in der Kulturrevolution ausgeübt wurde, lässt sich mit einem Wort folgendermaßen umschreiben: „Roter Terror“ – übrigens eine Vokabel, derer sich die Roten Garden mit Stolz bedienten und die eine Art und Weise der Revolution bezeichnete, mit der die Verwirklichung der revolutionären Ideale garantiert wurde. Der Rote Terror stand im Gegensatz zu dem, was die Roten Garden mit Blick auf die 20er und 30er Jahre in China als den „Weißen Terror“ bezeichneten. Doch der Weiße Terror jener Zeit hatte immerhin noch dem Schriftsteller und Lehrer Lu Xun (1881-1936) eine Existenz ermöglicht, auch konnten die Professoren öffentlich ihre Ansichten verbreiten und bekunden, dass ihre Konzepte dem Marxismus zuzurechnen waren. Der Rote Terror dagegen legte fest, dass alle Worte und Taten, die nicht marxistisch waren, Ansichten darstellten, die gegen die Große Proletarische Kulturrevolution gerichtet waren. Daß solche Worte und Taten nicht öffentlich kundgetan werden durften, versteht sich von selbst. Doch selbst Partner, Kinder und Freunde, denen privat derartiges zur Kenntnis kam, waren aufgefordert, die Person, die das geäußert hatte, bekanntzugeben, denn derartige Äußerungen standen unter Strafe. Wichtiger ist aber, dass diese Bestrafungen zuallererst gewaltsam vorgenommen wurden und nicht auf die sprachliche und administrative Ebene beschränkt blieben. Daher trifft die Feststellung zu, dass der Rote Terror ein neues Ausmaß an Terror darstellte, wie man es bis dahin i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 nicht gekannt hatte. Selbstverständlich war es auch vor der Kulturrevolution nicht erlaubt gewesen, nicht marxistische Auffassungen in der Presse und in den Hörsälen vorzutragen. Doch die Kulturrevolution wurde in dieser Hinsicht zu einem Extrem. Außer Mao Zedong und seinem Stellvertreter Lin Biao (1907-1971) musste jeder befürchten, da seine Schriften womöglich einmal einer kritischen Überprüfung unterworfen würden. Die Worte und Taten ganz gleich von wem konnten einer schonungslosen Offenlegung unterzogen werden, um zweifelhafte Dinge ans Tageslicht zu bringen, die gegen Mao gerichtet waren. Wurde tatsächlich etwas gefunden, dann musste der Betreffende nicht nur den Verlust seiner Würde befürchten, sondern hatte auch körperliche Verletzungen hinzunehmen. Der Selbstmord von vielen Schriftstellern und Intellektuellen wie Lao She (1899-1966) oder Fu Lei (1908-1966) in der Zeit der Kulturrevolution, der Tod von zahlreichen Männern wie Staatspräsident Liu Shaoqi (1898-1969) und dem ehemaligen Verteidigungsminister Peng Dehuai (1898-1974) hatte sicherlich nicht nur etwas mit dem Verlust der Würde zu tun, sondern lag zuvorderst daran, dass sie die körperliche Peinigung nicht länger ertragen konnten. An der Mittelschule Nr. 9, die ich in Nanking besuchte, haben sich während der Kulturrevolution eine ganze Reihe von Lehrern umgebracht. Der direkte Grund dafür war nicht die Kritik an ihnen auf Wandzeitungen, sondern die Gewalt, die man ihnen gegenüber ausübte oder mit der man ihnen drohte. Die Herrschaft, die in der Kulturrevolution ausgeübt wurde, war in besonderem Maße eine des Terrors, dies steht nicht nur heute außer Frage, daran wird auch in tausend Jahren niemand zweifeln können. Ganz gleich welche festlandschinesische Zeitung aus der Zeit zwischen 1966 und 1968 man aufschlägt – der erste Eindruck, den der Leser erhält, ist der des Terrors, der der absoluten Macht Maos, erkennbar allein schon an apodiktischen Bemerkungen wie der, daß Maos Äußerungen „Satz für Satz die Wahrheit“ bedeuteten. Weiter ist da noch die Form höchster Verehrung gegenüber Mao Zedong durch die Roten Garden und die gewöhnliche Bevölkerung Chinas anzuführen sowie die willkürliche Bezeichnung von Menschen als „kapitalistische Parteigänger“ oder „Ochsendämonen“ und „Schlangengeister“ und die daraus folgende Bestrafung. Das alles war Ausdruck eines inhumanen und vollkommen irrationalen Terrors.

 

 

  1. Teilweise politische Freiheit

 

Gleichzeitig mit der Konstatierung des Terror-Charakters der Kulturrevolution möchte ich auf den Aspekt der Freiheit verweisen. Im offiziellen Sprachgebrauch handelte es sich bei der Kulturrevolution um „Unruhen“. Unruhe führt zu heftigen Bewegungen, heftige Bewegungen wiederum legen Freiheiten nahe, sind ohne Handlungs- und Bewegungsfreiheit nicht vorstellbar. Wer wollte heftige Bewegungen ohne die Freiheit der Gedanken ausführen? Erst wenn man die Freiheit dazu hat, kann man sich ungehindert bewegen. Erst die unbehinderten Bewegungen von mehreren hundert Millionen Chinesen führten zu Unruhen. Doch die Freiheit der Handlung und der Gedanken, von der hier die Rede ist, muß mit den Phänomenen der Herrschaft und des Terrors, von denen im vorstehenden Abschnitt die Rede war, in Einklang gebracht werden. Ansonsten bleibt uns die Kulturrevolution unverständlich.

Die chinesische Herrschaft wird oft in abstrakter Form als staatliche Herrschaft oder als kaiserliche Herrschaft bezeichnet. Dies trifft zwar zu, doch muß noch konkret die soziale Herrschaft ergänzt werden. In China ist jede Arbeitseinheit despotisch, und die Regierung auf jeder Ebene verhält sich gegenüber denen, die von ihr regiert werden despotisch. Ein Chinese lebt nicht nur in einer abstrakten staatlichen Herrschaft, er lebt auch in der konkreten Herrschaft, die von der Arbeitseinheit und dem Einwohnerkomitee ausgeübt wird. Die Herrschaft, die ein gewöhnlicher Chinese im täglichen Leben erfährt, ist nicht die staatliche Ebene der Herrschaft, sondern die Herrschaft, wie sie von der Führung in Unternehmen, Dörfern, Behörden, Lehranstalten und dem Einwohnerkomitee ausgeht. In der Mehrzahl der Fälle wird ein gewöhnlicher Chinese nicht die im täglichen Verkehr erfahrene Form der Herrschaft direkt mit der staatlichen Herrschaft in Verbindung bringen. In China schätzt man die Figur des aufrechten Richterbeamten Bao Qingtian. In den klassischen Erzählungen und Romanen wird gerne beschrieben, wie die Menschen die Sänfte der Beamten aufhalten und ihre Klagen vorbringen. Der Grund dafür ist, dass es in den Augen der gewöhnlichen Chinesen eine riesige Diskrepanz zwischen der selbst erfahrenen Herrschaft in der Gesellschaft und der staatlichen Herrschaft, die sic

为邹恒甫扼腕

“夜话”2007年第11

 

2007年6月13日

 

为邹恒甫扼腕

    邹恒甫和张维迎都是国内著名经济学家。邹恒甫在国内办学,普及与提高国内的经济学教育水平,其功当有公论。张维迎在国内企业改革问题上观点鲜明,国企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无论成功与否、评价如何,就理论解释与政策建言而论,张维迎自有其地位。邹恒甫与张维迎又都供职于北京大学光华学院,那里的经济学、管理学教学改革曾得力于两人。我与邹恒甫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有所不同,与张维迎对国有企业私有化方式的看法差异很大,但我尊重这两位国内难以多得的学者。我也曾耳闻他们的矛盾。尤其邹恒甫口无遮挡,常评论国内经济学界名人包括张维迎,贬远多于褒。按国内惯例这是对被评者的大不敬,但由于他一扫国内官话评人必褒的庸俗风气,却也令大众耳目一新。

    然而,邹恒甫近日公开发表的致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的信,走得过远,不仅无助于驱逐庸俗风气,反会助长庸俗风气。邹恒甫信的起因,是作为光华学院院长的张维迎解除了邹在光华学院的职位。作为局外人,我不知道光华学院的教授聘任和解聘制度,不明了光华学院解聘邹恒甫是否合乎程序,不清楚邹恒甫是否在光华学院甚而北大内部提出了申诉。邹恒甫给周济部长的公开信,本来应当告诉部长从而也告诉我们这些情况,并特别说明自己的解职如何地不符合程序或者——如果符合现有程序的话——现有程序是如何地不合理不合法,以及自己的申辩请求在光华学院与北大如何地受到冷遇,以至于只好向教育部申诉。可惜的是,我在邹恒甫的信里没有读到这样的内容!

    假如邹恒甫真的在光华学院受到了不符合程序或者符合程序但程序规则是“恶法”的冤屈,邹恒甫做的应当是申诉程序或申诉正义,通过自己的冤屈揭示出光华学院无程序或“恶法”的荒唐,从而要求建立程序与正当规则并依法治院,在这个过程中同时平反自己的冤屈。在全世界,程序和正当规则的建立,最初几乎都是因为个别人的冤屈清楚地暴露了原有状态的黑暗面,才使新程序与规则的建立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中国遣返规则的改变就是因为孙志刚因之而死,让公众无法继续忍受原有规则。当然,在从上到下层层专制的中国更多出现的是被冤屈者躲到一边默默地舔去自己伤口的血。可邹恒甫已经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他现在依然在美国有职位,因此第一他应当明白民主是怎么一回事,明白美国大学内部权力制衡与民主决策的机制;第二他应当有底气反抗他遭受的单位专制(如果光华学院也是单位专制的话);第三他应当清楚他反抗的方向是彻底消除单位专制,在光华学院建立新的管理制度,而不是仅仅为自己伸冤。可惜的是,我在邹恒甫的信里也没有读到这样的字句!

    相反,我在邹恒甫信中读到的是张维迎人格的道义批评。我不了解张维迎的人格。但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平反“冤屈”,邹恒甫需要的不是道义诉求,而是民主与法治;是消除单位专制,而不是换一个好人来专制。张维迎是不是好人并不重要。比如,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希望自己担任院长,都有权力为自己的当选拉票。在中国,敢于表示自己要当院长、校长、省长、总理并为此拉票的人是太少而不是太多了。现在,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开始了差额选举,差额必然导致拉票。所以,我们实在不必把拉票视为坏人做的坏事。同样,我们也不应当注重某个“长”是否好人,我们应当注重的是某个“长”是否依法办事以及法律规则的质量。以好人自居的人,被大众认为是好人的人,所干的坏事常常超过坏人干的坏事。世界上最严重的坏事差不多都是在好人专制下干的,因为好人更容易丧失敬畏之感,公众也更认为无需用法治约束好人。邹恒甫在民主国家待了二十几年,明白中国和美国大学教授管理制度的“天壤之别”(邹恒甫信中用词),他也应当理解这种天壤之别的原因之一是美国人彻底抛弃了中国儒家的“好人专制”观念,应当明白制度建设是保护每一个人同时也是保护他本人的最有效方式。可惜的是,我在邹恒甫的信中亦没有读到这样的意思!

    将近两年前,我就邹恒甫的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IAS)的变故写过一篇短文《邹恒甫应当说话》(www.hujingbei.net/shuangzhouiyehua/ Yehua2005No06.doc)。在那里,我曾经说:“历史其实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今天我们的所为就是明天后人评论的历史。如果邹恒甫不说话,那么,二十年后重新回顾,我相信后人不但为IAS的关闭扼腕,后人还会为邹恒甫的无作为扼腕。而且,二十年后,时过境迁,后人重视的将不是IAS,而是在这个事件中各个人的人格,尤其是好人的人格缺陷。邹恒甫读书极多,他应当认识到自己不该让历史遗憾。”可邹恒甫近日给周济部长的公开信,却令我现在便扼腕长叹,并为他写下这第二篇短文。

经济学教育和数学

“夜话”2006年第13                                    2006711

 

经济学教育和数学

 

200673日晚上举行的经济学教育改革圆桌会议(上海)上,经济学学习和数学学习的关系是听众席中的学生们最关心的事情。一位不知名的女同学向前排就座的老师们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如果一个数学系毕业生和一个经济学系毕业生报考你的硕士研究生,你选择谁?各位老师的简短回答不同,但占上风的意见是选择数学系毕业生。我本人的回答也很简单:我问经济学系毕业生三分钟问题,例如什么人是农民,如果她/他的回答逻辑很清楚,我便录取他,否则便录取数学系毕业生。

 

我的理由也很简单,经过数学系教育的学生大多概念明晰、逻辑清楚、推理严密,往往不必专门考察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可经济学教育常常不能够训练出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对经济学系的学生,需要个别鉴定。

 

那么,正像另一位同学提出的那样,我们学习经济学又有什么用呢?

 

如果我回答这位同学的问题,我首先要了解的是,你学习了经济学吗?可能你没有学习到经济学,尽管你在经济学系待了三年(参加会议的许多学生刚刚结束了本科三年级的学习)。几年前,我就要求我的研究生毫不留情地抛弃他们在本科阶段学得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尽管在名称上他们也许学了经济学,但在实际上,他们进入的更像是“宣传教育系”。我自己在25年前就有这样的经历。在经济学系本科阶段,我的“经济学”学习确实没有什么用,因为我没有学习到概念定义的本领,没有学习到逻辑推理的能力,我学习到的仅仅是我必须说它正确或者错误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仅仅是牵强附会的概念诠释法,仅仅是不允许批评谴责的温室里的观点。今天,还有一些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处境类似于我25年前的经历。同时,许多大学经济学系尽管引入了西方经济学课程,并且不再边讲授边批判,但它们的整个课程体系仍然建立在传统思维模式上,在其它系科作为政治课讲授的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系里仍然被列为“经济学”课,各种必修课、选修课仍然强烈地带有政治课的色彩,被强调为经济学系特色的经济史、经济学说史课程仍然保持着过去的面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位经济学系的学生以课程学习作为训练自己的内容,那么,他的“经济学”学习确实没有什么用,原因是他误以为自己学习了经济学,而其实没有或很少学习.

 

其次,如果你真的学习了经济学,你应当掌握逻辑思维能力。也许你还不习惯从实践中提炼出含义明确的问题,也许你对社会现实或者历史还感到难以把握,也许你对许多经济问题还理不清思路。这都不要紧,对一个本科生来说,这些都很正常。但是,如果你不具备逻辑思维能力,那就要紧了。例如,如果你从农村来,你知道在田头干活的人算农民,或者从农业获得主要收入的人算农民,但村干部算不算、不定期做小工的算不算,也许你不清楚,你在贯彻你的逻辑时犹豫着,这都不要紧,只要你的思考有逻辑就行了。如果你一下子跳到农村人都算农民,你用九亿农民的统计数字来回答,那就要紧了:你不会逻辑地思考,你不会分析。

 

再次,如果你真的学习了经济学,你应当具备批判和反批判的科学精神。这里的意思是,你已经明白,除了逻辑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护你的或者其它人的思想和观点。有人也许会说历史事实可以保护你。然而,历史事实可以用各种理论来解释,今天被当成证明某种理论的不可辩驳的史实依据,明天却会被认定为人类的一时糊涂,反而证明了其它理论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论。如果你读读斯大林的著作,你不难发现这些。所以,不要相信任何政治权力、任何个人暴力、任何世俗风尚、以及在你眼前显现出来的现象,它们都不能保护你的思想。因此,你必须学会严厉地批判自己的思想和别人的思想,只有这样,你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的“经济学”教育给你的专制教育,也才不会把心得体会当成研究,并能够和数学系学生走到同一起跑线上。

 

所有人都知道,经济学不是数学,经济学思想和观点也不一定非得用数学语言来表达。许多经济学著作、论文是非数学性的,许多经济学名师很少用数学。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许多情况下,学习用数学语言表达比学习用文字表达更容易。但是,我们千万要记得,即使用文字,一个人也得具备科学素质,也得讲求逻辑。没有逻辑,你的“观点”最多只能算思想的火花,你只能够发议论,写心得,但你不能够形成观点。中国从事传统“经济学”教学的教授很多,他们议论更多,那么多书籍、杂志上都是他们的议论,但是他们有什么观点吗?没有!为什么?就是他们的思维缺乏逻辑,所以他们也才需要其它东西来保护自己。因此,经济学系的学生如果不通过数学程度较高的经济学学习来训练自己的逻辑能力,他们必须通过其它方式来训练自己。可是,在现有教学体系的约束下,在缺乏敞开讨论的个人习惯和社会氛围的情形中,数学程度较高的经济学和作为其前提的数学学习倒是更可行的训练方式。

 

如果一个本科生准备继续深造的话,数学学习是少不了的。数学是经济学学术研究的主要语言之一,其重要性在许多场合甚至超过了文字。就算一个本科生毕业后立即走上社会,在工作中很少用到数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数学学习也不可少。这里的原因首先是数学和经济学对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一个人要做好任何高级工作,都必须具备这一能力。其次,学习了数学,你容易体会到经济学的美,体会到科学的含义。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或者至少是比较接近科学的学科,但是,不懂得数学,你不会体会到经济学的科学性,你很难获得科学素养。而这一素养,是人成为现代人的必备条件之一。

 

当然,即使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中贯彻了“教学自由”的理念、即使把中国经济学系的课程体系转变到分析和可证伪的科学基础上,我们也不能期望每个经济学系的学生都懂得逻辑和分析,可我们会看到一个基本面的改观。到那个时候,特别强调逻辑思维的重要性会相对降低,强调培养经济学直觉的重要性会提高,在那个时候,如果我再一次面对那位不知名女同学的同样问题,我的回答是我将分别问数学系和经济学系的毕业生三分钟问题,然后决定录取哪一位。

宁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

“夜话”2006年第12                               2006629

宁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

  三个月前的今年329日,我在本网页(www.hujingbei.net)就针对我本人和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的一个骚扰电话(号码 135 8552 7835)提出抗议。这以后一段时间内,骚扰电话变得更多(号码135 0192 8591135 6403 4527136 4169 7562)。但我的持续公开抗议,网友们对这种骚扰行径的抗议,以及同济大学保卫处的介入,终于迫使骚扰者停止了骚扰。今天,在从本网页首页取下抗议文本的时候,我和我的教研室同事,向网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同济大学保卫处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也向停止了骚扰的那些骚扰者表示感谢,并衷心希望他们自重。

  同济大学保卫处通知了我们部分调查情形。在上述四个电话号码中,有两个号码仅仅用来打电话给我本人和我们教研室,因此无法追查下去。其余两个电话号码是不是可以追查下去?可是,我认为,没有必要追查了。打骚扰电话的人,无论是自报下岗工人的还是不报来历的人,都是凡人、小人或者弱者,被逼或者被诱才做这种事情的。如果他们被查出,他们可能再次失去工作;他们会为周围人所不屑。他们的处境本来就很难,以后将更难,所以,我们应当为小人讳,为凡人讳,为弱者讳,不查也罢。

  从二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开始,中华民族形成了为圣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习惯。今天我们需要消除这个习惯,而代之以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的新习惯。圣者、贤者、尊者,道德文章、潇洒风度、豪放之客、侠义之士,都是君子。君子坦荡荡,本无所谓讳;即使有错,也不应讳,不须讳:虚心听之,用心正之,才是君子之道。一个人的言论行为如果需要,这个人就不是君子。如果一个人自称君子,却讳匿不正言行,这个人定是伪君子。时人后人应当揭其丑,以正君子之名,更无讳言之理。君子不会因为毁谤而丧失名誉,更不会因为自身错误缺点的公开而落入小人之伍。进一步说,如果一个社会内的君子需要隐讳,这个社会实际上不存在君子,这个社会才需要找出几个凡人、弱者的类似错误来张扬。

  当今中国,为官而有之头衔,为学而有之名号者,大概都能视为君子。只要看他们对下属、对学生宣讲章法、阐述道理时正义凛然的样子,就会发觉他们俨然以君子自居。这些当官为师的人是社会的典范和舆论的领袖,担负着管人教人的高级职务,掌握着立法执法的权力。社会风尚好坏、人心趋向善恶、百姓规矩方圆,首先取决于这些人言行一致的程度。他们管教下属、学生时满口仁义道德,如果言行一致,社会风气便正,人心便向善,百姓便有规矩。至于小人、凡人、弱者,无论他们如何犯错误,他们的影响是小的,动摇不了风气潮流、扭曲不了规矩方圆。所以,为他们讳或不讳,对大势无关紧要;从他们个人着想,则应当以讳为上。但如何保证起决定性作用的君子们言行一致呢?有效的方法只有一条,就是不为君子讳,就是把君子的言与行公开化,用舆论的压力强迫君子们言行一致。其它方法,例如党内处理、单位内处理,中国历代王朝都用过,都没有解决一放就腐败、一紧就专制的问题。为了打破这个怪圈,我们必须改变为君子讳的旧习惯,把为官为师者的言行放到光天化日之下。
  因此,宁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

附录:抗议文本:

强烈抗议

从我们在329日就电话号码 135 8552 7835 的骚扰提出抗议后,该号码虽然不再骚扰我们,但三个新号码 135 6403 4527135 0192 8591136 4169 7562  开始对胡景北教授和本教研室不断骚扰和威胁。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且要求肇事者立即停止骚扰行为。

中国经济起飞:认知和感悟

“夜话”2006年第20                              20061129

 

中国经济起飞:认知和感悟

   

     经过多日努力,我的朋友和我计算出了1952年到2005年中国新增资本与新增人口的比值,并绘出了它的坐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