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双周夜话

“夜话”2006年第10期                                2006年5月29日

 

《农民经济学》译者后记

 

弗兰克·艾利思的《农民经济学》是我在德国时读到的一本关于发展中国家农民的教科书。这本书的特点首先是简明、清晰，其次它不用复杂的数学推导，而主要依靠文字阐述，并辅之以图形和简单数学公式，因此它不但适合于经济学尤其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学生，而且适合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以及关心农民状况的一般读者。这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它不但介绍了利用新古典价值观念和理论工具建立的各种农民模型，而且大量介绍了从马克思的价值观念与理论工具出发的农民研究以及对这两个理论的批评。这和我们接触到的大部分经济学教科书仅仅介绍马克思主义（不一定是马克思）或者新古典观点不同。因此，艾利思的《农民经济学》不但会给读者更加广阔的眼界，而且会给读者理论相对性的感觉。后一种感觉也许对我们中国读者更加重要，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某一种理论“绝对”正确的气氛中，习惯了对某种理论的“独尊”。其实，一种理论再正确也有其相对性即局限性。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即使我们还不能确切指出一种理论的相对性所在，即使我们衷心拥护那种理论，我们也能够抱着开放的心情看待对那种理论的批评和对其他理论的支持。

农民问题无疑是今天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观察农民的生活、生产、他们对外界的态度、对自身未来的预期的时候，在讨论农民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理论工具。这就象我们观察自己的心跳、观察太阳的升落需要理论工具一样。西方学者为我们理解农民问题提供了新古典、马克思以及其他一些学派的理论工具。也许这些工具已经足够，也许这些工具还不够。可无论足够还是不够，我们应当做的是熟悉这些工具，熟悉农民生活的环境，然后才能谈得上用前者解释后者，或者发展新的理论工具来解释后者。

关于本书的翻译，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本书以《Peasant Economics（农民经济学）》冠名，以peasant为研究对象。英语词汇peasant一般翻译为农民，但它也有某种农奴的含义。虽然peasant是种田人，可这个种田人有一种被迫种田、被别人管束着种田的感觉，因此社会身份低下。这就使它在英语语言中成为贬义词。英语词汇farmer 有更多的农业工作者或者类似制造业工人的种田人含义。不过，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语言里的农民也是贬义词。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国家里，农民事实上代表了一种低下的社会地位，尽管他们名义上甚至事实上不再是农奴。

但peasant中文翻译的主要问题在于中文存在农民和小农两个概念。中文为什么产生了两个对应于peasant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有什么联系的问题值得写一篇博士论文。就我们的语言习惯来说，“小农”似乎更像马克思主义的专用词汇，而“农民”则广泛用于其他场合。比如我们说小农经济、小农生产方式，但很少说农民经济、农民生产方式；我们说农民收入、农民决策、农民家庭，可很少说小农收入、小农决策、小农家庭。在中文里，“小农”比“农民”的贬义性更强。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中，小农会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占领所有社会生产部门而消亡。所以，peasant不但代表了一种低下的社会身份，而且代表了已经过去的历史。小农的历史已经终结，尽管小农还存在着。这种态度促使20世纪上半叶受马克思理论强烈影响的中国学者把peasant翻译成小农而非农民。到了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小农经济（peasant economy）既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罪为每日每时产生市场经济的肥沃土壤，又在改革开放时期被视为市场经济难以发展的替罪羊。另一方面，“农民”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即使有贬义也十分淡薄，“小农”则不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学概念。最近五十年来，新古典经济学特别强调发展中国家“种田人”的理性，即使他们社会地位低下，他们也是理性人。考虑到本书同时大量介绍了新古典农民模型和农民研究，把peasant翻译成“农民”对本书而言似乎更合适一些。

对我的翻译来说，小农和农民两个概念并存是中文中的一个事实，我必须面对它。一方面，翻译《Peasant Economics》需要为peasant这样的核心词汇选择一个统一的中文对应词汇，另一方面，中文中又存在着两个对应词汇而无法统一。对这个矛盾，我最后采取的解决方法是尽可能把peasant译成“农民”，而在明确利用马克思框架讨论peasant时把它译成“小农”。这样的做法无疑会引起一些混乱。对此，在向读者表示歉意的同时，我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始终记住农民和小农在英文中只是一个词。

       本文的翻译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帮助。匿名审稿人仔细审阅了译文初稿，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使现在面世的本书避免了很多错误和缺点。对此我十分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任俊萍编辑为本书的版权、翻译和出版付出了大量努力，并对我的拖延表示了极大的理解和宽容，值得我衷心感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翻译了本书第六章。虽然我后来重新翻译了该章，但他的译稿给了我许多启发，毫无疑问地节省了我不少精力。宋开生先生不但为译文编制了图形、目录和文献，而且指出了译文中许多不当之处。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他们都出身于农家，我接触的许多学生、同事也出身于农家，我自己则在年轻时脚踏实地做过近十年农民，因此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常常在一起讨论农民问题。这些讨论不但促使我翻译《农民经济学》，而且也让我在翻译过程中始终感受到中国农民的背景。我希望这本书的翻译有助于提升我们讨论农民问题的层次。译文肯定还有许多错误和欠妥之处。它们是我不够尽心或学识不足所致。我诚恳欢迎读者的批评和指正。这些批评和指正可以直接发到我的主页 www.hujingbei.net或者寄给上海人民出版社。

 

 

胡景北

2006年5月28日于上海

“夜话”2006年第12期                               2006年6月29日

宁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

　　三个月前的今年3月29日，我在本网页(www.hujingbei.net)上，就针对我本人和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学教研室的一个骚扰电话（号码 135 8552 7835）提出抗议。这以后一段时间内，骚扰电话变得更多（号码135 0192 8591，135 6403 4527。136 4169 7562）。但我的持续公开抗议，网友们对这种骚扰行径的抗议，以及同济大学保卫处的介入，终于迫使骚扰者停止了骚扰。今天，在从本网页首页取下抗议文本的时候，我和我的教研室同事，向网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同济大学保卫处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也向停止了骚扰的那些骚扰者表示感谢，并衷心希望他们自重。

　　同济大学保卫处通知了我们部分调查情形。在上述四个电话号码中，有两个号码仅仅用来打电话给我本人和我们教研室，因此无法追查下去。其余两个电话号码是不是可以追查下去？可是，我认为，没有必要追查了。打骚扰电话的人，无论是自报下岗工人的还是不报来历的人，都是凡人、小人或者弱者，被逼或者被诱才做这种事情的。如果他们被查出，他们可能再次失去工作；他们会为周围人所不屑。他们的处境本来就很难，以后将更难，所以，我们应当为小人讳，为凡人讳，为弱者讳，不查也罢。

　　从二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开始，中华民族形成了“为圣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习惯。今天我们需要消除这个习惯，而代之以“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的新习惯。圣者、贤者、尊者，道德文章、潇洒风度、豪放之客、侠义之士，都是君子。君子坦荡荡，本无所谓讳；即使有错，也不应讳，不须讳：虚心听之，用心正之，才是君子之道。一个人的言论行为如果需要“讳”，这个人就不是君子。如果一个人自称君子，却讳匿不正言行，这个人定是伪君子。时人后人应当揭其丑，以正君子之名，更无讳言之理。君子不会因为毁谤而丧失名誉，更不会因为自身错误缺点的公开而落入小人之伍。进一步说，如果一个社会内的君子需要隐讳，这个社会实际上不存在君子，这个社会才需要找出几个凡人、弱者的类似错误来张扬。

　　当今中国，为官而有“长”之头衔，为学而有“师”之名号者，大概都能视为君子。只要看他们对下属、对学生宣讲章法、阐述道理时正义凛然的样子，就会发觉他们俨然以君子自居。这些当官为师的人是社会的典范和舆论的领袖，担负着管人教人的高级职务，掌握着立法执法的权力。社会风尚好坏、人心趋向善恶、百姓规矩方圆，首先取决于这些人言行一致的程度。他们管教下属、学生时满口仁义道德，如果言行一致，社会风气便正，人心便向善，百姓便有规矩。至于小人、凡人、弱者，无论他们如何犯错误，他们的影响是小的，动摇不了风气潮流、扭曲不了规矩方圆。所以，为他们讳或不讳，对大势无关紧要；从他们个人着想，则应当以讳为上。但如何保证起决定性作用的君子们言行一致呢？有效的方法只有一条，就是“不为君子讳”，就是把君子的言与行公开化，用舆论的压力强迫君子们言行一致。其它方法，例如党内处理、单位内处理，中国历代王朝都用过，都没有解决一放就腐败、一紧就专制的问题。为了打破这个怪圈，我们必须改变为君子讳的旧习惯，把为官为师者的言行放到光天化日之下。
　　因此，宁为小人讳，不为君子讳。

附录：抗议文本：

强烈抗议

从我们在3月29日就电话号码 135 8552 7835　的骚扰提出抗议后，该号码虽然不再骚扰我们，但三个新号码 135 6403 4527， 135 0192 8591， 136 4169 7562 　开始对胡景北教授和本教研室不断骚扰和威胁。我们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且要求肇事者立即停止骚扰行为。

“夜话”2006年第17期                                               2006年9月29日

 

感谢提醒和批评

 

　　几天前，署名为“一位关注您名誉的普通学者”的朋友通过电子邮件提醒我，在我从上海财大经济学院院长职位离任之前，曾向教师发放科研启动费。自愿领取该启动费的每位教师个别和学院签订科研启动费合同， 其大意是在未来两年内以“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为作者单位发表至少一篇论文或者专著包括译著并达到一定质量；若完不成合同，所领取的科研启动费需要退回。现在两年已经过去，那位朋友听说我本人也没有完成合同，因此关心地问我“如何让那份协议生效?”

 

　　收到这封信，我很感动。作为和那位朋友一样的普通学者，除了亲友外，还有人关心着我，对我寄托着希望，希望我保持名誉，这是我的福气。在今年第一期“夜话”上，我翻译了小洛克菲勒的“我相信”。他相信的一点便是“一个人的最高价值不在于他的财产、权力或者地位，而在于他的名声。”我也相信这一点，而且要求自己身体力行地去做。不过，自我要求虽然重要，但它是绝对不够的。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之处，都会有意识无意识地回避甚至忘却某些不乐于正视的事情。因此，在一个人的自我要求周围，必须有许多人的希望、提醒、批评、警告和反对，这个人才必须面对自己的软弱，勇敢地正视自己并且坚定地实行他对自己的自我要求。没有后面这样的社会机制，一个人的天性即使非常高贵、正直，即使在某些事情上、某段时间内获得了很好名声，他要在所有重要事情上、在一生获得好名声，依然是不可能的。就关注我名誉的那位朋友提醒我的科研启动费合同一事，我自己便没有完成。由于我离开了上海财大，我不再需要在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实施这些合同，因此，我很容易“忘却”这件事情。但那位朋友的提醒，却让我不得不直面两年前亲笔签字的合同，不得不直面自己的良心和世人的监督，而不再能够用“忘却”来掩饰自己的软弱。这样，我就可以避免人格错误和名誉损失。所以，谢谢这位朋友，谢谢关心我的所有其他朋友、其他人。

 

　　也许有人会说，写这封电子邮件给我的人是个坏人，想把我逼到角落，逼我受损失（金钱损失，以及上海财大经济学院其它没有完成合同的教师对我的抱怨）。这种说法也许有道理。世界上确实有坏人，网络又使得我们无法辨认发信人的身份和动机（当我们自己在网络上用其它名字发言发信时，别人也无法辨认我们的身份和动机！）。可是，既然我们无法辨认别人的动机，为什么我们要把别人想象成坏人呢？难道我们希望别人在读到我们的网络发言前先把我们看成坏人吗？就关注我名誉的朋友的这封信来说，在数额有限的科研启动费和价值无限的个人名声之间，无论希望我重视前者还是后者的朋友，都值得我感谢，都是好人，因为他们都在为我着想，都希望我生活得尊严一些、愉快一些、舒适一些。只是他们想法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同时，把向自己提出意见、批评甚至激烈反对自己的人想象成好人而非坏人，这一念之差，我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真好，这个世界值得我为之工作、为之奉献，我的心就充满着温暖，生活就充满着阳光。所以，我完全没有必要把别人想象成坏人，没有必要抱怨别人、抱怨世界。人世间有成千上万的例子说明世界是好的，又有成千上万的例子说明世界是坏的。然而，归根结底，在一个人的心中世界是怎样的，在这个人的眼中世界就是怎样的。把别人尤其批评者设想成好人，世界就会变得美好，生活就会变得轻松，自己也会无形地变得更好，一个人也才可能永久地获得他的最高价值――名声。

“夜话”2006年第9期                                  2006年5月10日

 

人的经济发展

――同济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成立致词

 

       同济大学中德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成立了。

同济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简称，英文简称：IED）首先是个形式，它是同济大学中德学院企业管理系经济学教研室的另一个名称。古往今来的历史表明，没有这类形式和名称，学术照样发展，学者照常工作；有了它们，学术、学者反易受累。因此，我们一定牢记，研究所的形式和名称只是从外部警醒我们，我们的工作是研究，是创造新知识；我们的研究重点是经济发展，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应当落实在经济发展研究上。

       广义地说，有人类就有经济活动，有经济活动就可以说经济发展。不过，通常所讲的经济发展指的仅仅是一个社会从物质贫困到富裕的过渡。无论从世界整体来看，还是从中国来看，人类当前所处的阶段，在经济上还是狭义的经济发展阶段。今天，尽管极少数人享有奢华、部分人已经富裕，但无论世界还是中国都有很大一部分人依然生活在贫穷中。世界的富裕，中国的富裕，并不体现在大城市繁华和海边别墅，而体现在农民富足和乡村风格上。后者还远远没有实现。人类从工业革命开始已经为经济发展努力了300年。许多大思想家、大历史学家都曾经以为这个阶段即将完成。但在公元纪年第三个千年的起点上，在经历了无数欢乐和悲伤、激情和颓废之后，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前眺望，既清楚地看到了人类新阶段的曙光，也清楚地明白为了太阳的喷薄而出，我们仍然需要在熹微的晨光下再努力300年，仍然需要经历与挺住新的悲伤和颓废。

       然而，经济发展是也只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方面。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人类整体来说，经济活动既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动，却也只是人许多活动中的一种活动。猪“巧妙”地利用人而实现了食住无忧的富裕生活，在地球上（甚至很快会在月球上）繁荣了自己的种群。人类如果只是追求猪般的经济富裕，造物主就白白地创造了人。人是能说话、会写字，能思考、会喜悲的特殊生物。如果没有人为希腊神话或哲学感叹，没有人因中国唐诗和宋词动情，没有人继续说出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和美丽幻想，那么，即使人类富裕了，人类实现的也只是猪的欲望。所以，人的物质富裕只有和人在政治、文化、科学、情感、操行诸方面的发展结合起来才有意义，也才能够实现不是猪而是人的经济发展。正是由于此，我们在重点研究经济发展的同时，不但注意其它经济学领域，而且注意人类本身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注意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学、法学、环境学等诸方面的发展。

虽然经济发展本身不能导致人超越动物；但是，没有经济发展，人又不可能超越动物。人走出森林后（世界上至今仍有一些民族没有走出森林！）再走出维持生存状态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经济发展。在社会分工中，我们幸运地获得了把自己精力集中于经济发展研究的机会；而尚未成熟的经济发展理论，又给了我们利用这个机会的广阔天地。例如，人类还没有公认的经济发展基准模型。医生应用健康人的理论模型来观察现实的人，我们观察具体经济发展过程时却缺少类似的基准。当欧美国家处在经济发展阶段时，经济学本身还不发展，一般均衡和经济增长理论尚在襁褓；当经济学走向成熟时，欧美学者却又很难体会到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因此，置身于经济发展阶段中的我们，有着更多的机遇。在同济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成立的时候，我相信，只要我们发挥自己能说话、会写字，能思考、会喜悲的人的正常功能，就能够在认识到经济发展意义和局限性的前提下，为经济发展理论、为人类脱离贫困做出刻有个人印记的工作。

“夜话”2007年第4期                                     2007年2月16日

 

春节感恩

 

看一下时钟，国内已然除夕上午。父母、亲戚、朋友大概在准备今天的晚餐吧？网上有人建议除夕放假，我很赞成。春节前后，除夕是最忙碌的，不但要准备一年中最丰盛的年夜饭，而且要为节日几天准备好饭菜。我母亲信奉“大年初一不动刀”，需要动刀的节日菜肴必须在除夕准备好，所以童年时每逢除夕，不但我们孩子要被母亲叫住帮忙，连从不参与烧饭理菜的父亲也得打杂。今年，虽然我离开上海前便在信箱里发现了餐馆年夜饭广告，但绝大多数同胞肯定还是待在家里，毕竟这是个家庭的节日。所以，除夕放假，对家庭主妇和参与家务的男性都是一个福音。

由于时差，Stanford还有好几个小时才入除夕。除夕、春节做什么、吃什么呢？前天一个朋友让我去他那里，并且要为我买飞机票；另一个朋友促我立即改签机票回上海过年，反正年后学校很快开学，我也得上班的。我谢绝了他们。可对除夕、春节做什么、吃什么，脑袋里现在依然没有任何概念。向父母、孩子祝福春节，在网络上向朋友贺岁，是必不可少的。其余呢？不知道。一个人平平静静、安安静静，读读书，散散步，是我过去的梦想，也许今年除夕、春节就如此吧。今天又刚刚买了一本《Great American Short Stories》（美国优秀短篇小说集），够春节的周末两天看了 －－ 况且计算机里还有音乐、柜子内还有酒与茶。

朋友的邀请唤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感恩情结。平平静静、安安静静应当是生活中最昂贵最难得的东西。但如果它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外界的强加，它是没有价值的。过去在农村过年，也是平平静静、安安静静，但那和贫穷、闭塞联系在一起，谈不上free to choose (自由选择)。如今，可以和朋友过年、可以和家人在牌桌上等待午夜的鞭炮焰火、可以大快朵颐，美餐一阵、可以“侃山”，上至天文下及地理；但还是喜欢平平静静、安安静静。内心明白，能够自由地选择如此的过年方式，是自己的运气，应当感谢上天、感谢家人、感谢朋友的。

怀着这样的感恩心情，我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数据表发到网上，让网友自由使用。通过沈建飞先生的帮助，这些数据去年底就整理好了。我还根据这些数据显示的图形，写了一篇夜话，对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发了一通感慨。可为自己整理和为大众整理毕竟是两回事。让大众使用的数据，应当清楚而没有歧义、简洁以方便使用、缺陷也能够让他们一眼看出。为此，我在书桌前坐了差不多两天，核对数字、检查程序、编写说明、征求意见。现在终于完成，可以发到网上了。

同时，我声明，不但上述数据表，而且www.hujingbei.net网址上的所有内容，网友都可以自由、免费地在网络上转载和使用，而且不必要请示或者通知我。网络是自由世界。信息自由交流的前提是信息自由使用。我自己的文字，是使用包括免费使用了许许多多人的文字才写成的，因此它也应当让别人免费自由取用。即使我的文字有错误有缺陷，它们也只能在交流过程中发现和纠正。所以，在承担对这些文字责任的同时，我愿意把我的文字作品变为自由使用的公共物品。

公布上述数据，是我整理这些数据时就做出的决定；公开声明自己的网络作品是公共物品，是我得知网络作品专利权争议后便有的想法。春节的感恩情结促使我完成这些心愿。我们民族有清明节感谢祖先的传统，有事情成功后谢佛的习惯，有谢天谢地的成语。记得三十多年前一次知识青年开会，我不知道为什么说出了“谢天谢地”，立即被旁人用“应当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抢白得无地自容，自己也深感思想还没有改造好。如今，在春节来临之际，在感谢朋友和家人的同时，我又感受到“谢天谢地”，感谢上天，感谢世界，感谢社会，让我能够自由选择，能够安静平静地享受我们民族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也让我能够回报一下世界、朋友和家人。

 

2007年2月16日于Stanford

“

“夜话”2006年第15期                                  2006年8月10日

 

 

提高经济学逻辑思维能力的若干体会

 

libby1120:

      你好！如何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挑战。这件事，说起来容易，提出其重要性容易，但如何做，很难。我想说一下自己的一点体会吧。

1． 严肃的学术态度。不要想过得去行了，不要想别人还不如自己，不要想自己已经够努力了。一定要想到，自己拿出来的东西应当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能够经得起一些锤打。

2． 读名篇名著。质量平平的文章读多了，只会让自己堕落，因为自己有意识无意识地会把它们当参照系。所以，读名著、名篇。读多了，有意识无意识就会受到熏陶，会把它们当参照系，对自己的要求包括逻辑思维的要求自然也高了。

3． 理出名篇名著的逻辑体系。比如，它们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从什么角度着手解决，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什么，结论是如何得出的。这里，它们提出问题和从什么角度着手解决问题，可能和逻辑关系不太大，但它们解决问题的思路、得出结论的过程，就是一个逻辑的过程。由于它们是名篇、名著，即使它们同样存在某些根本的问题，但它们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在它们自己提出的问题上，它们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是强的、顺的，其中的逻辑如果有问题的话，也不是一下子能够辨别出来的。通过整理出名著、名篇逻辑体系的方式，熟悉经济学大家的思路，也就等于熟悉了逻辑，训练了自己的逻辑能力。

如果整理不出那些名著（包括名篇）的逻辑思路，那么首先找自己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形下，自己还没有理解它们。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提醒自己思考慎密。一是为了理解那些大家，二是也可能发现大家的逻辑问题。

4.  从名著出发继续推论。把名著逻辑理清楚后，顺其逻辑继续推理。重要的理论，创建者都是提出了“内核”。我们可以假设内核成立，即这个理论的基本命题成立，然后从它出发，进行推理，从而得出新的结论。当然这大都属于“外围”的结论。可是，它也非常有意义。它不但是我们应当做的工作，同时也是训练我们思维逻辑的工作。我自己年轻时研究马克思的工作就属于这一类，直接从马克思出发向外推论，把注意力放在推论的逻辑上，而很大程度上避免研究工作首先遇到的出发点或研究角度的问题。

5． 思考要彻底。思考一彻底，你就有了坚固的基础。从那里出发，你就容易展开逻辑思路，逻辑过程就很清晰。如果不彻底，下面的逻辑就无法顺清。这也就是孔夫子说的“名不正，言不顺”吧。这一点，也是要提醒自己的，一直到自己无意识地就能够彻底地思考问题为止（就像足球先生无意识一抬脚就能够射出漂亮进球那样）。

6． 培养做人要彻底的人生态度。要达到思考的彻底，首先是自己做人要彻底。男子汉大丈夫（指的是一种做人风范，而非男女之别），敢说敢当，敢吃苦敢投入。思考是件辛苦的事情。即使一个人有思考的乐趣，他常常也必须承担思考的辛苦。其次，思考能否出成果，是无法预知的，因此，思考的投入风险非常大：往往我们得不到明确的产出。再次，在中国目前学术尚不自由的环境下，思考即使出了成果，也有无法发表的问题。有位研究生对我说过，有些问题即使思考出来也不能够发表，那么思考有什么用呢？这里就是一个人生态度问题。我自己研究马克思的文章，一直到差不多二十年后我决定公开发表时，给《中国社会科学》，当时他们迟迟难以决定，让我等。我提出不为难他们，撤回。其实，如果中国不改革，我的文章在中国永远发不出来，因为仅仅那句“作者的话”，就通不过“审查”。但我没有畏惧这些，自己把理论搞清楚、自己对自己满意是最重要的。现在的年轻人，比如你吧，比我同年龄时不知多读了多少书。我的感觉，一些同学的问题是思考不彻底，而这种不彻底既和他们没有把学术当成生命，当成人生来看，也和他们对人生本身的看法便不彻底有关。

7． 思考问题的纯粹状态，如果单纯就学术问题上谈，那么，思考的彻底就是思考到问题的纯粹状态。用经济学的语言，思考到均衡状态。首先设想某种均衡状态，研究该状态下的情形，得出均衡状态下的结论，由此出发，逻辑就容易展开，思路就顺。经济学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设想出均衡状态。均衡状态搞清楚了，不均衡的情形分析起来就有了逻辑。

8． 训练想象力。均衡不是实践，均衡是想象的产物。就像在中学学物理学，小球在平滑平面上直线运动的试验永远得不出均衡状态，因为实验室永远不可能做到无摩擦。所以，物体在理想状态下运动是种想象。对一个问题，训练自己想象它的理想状态，然后从理想到现实，你就会有逻辑。如果不能够想象理想状态，逻辑就永远顺不起来。就我对马克思的研究来说，生产和消费如何区分，分不出来，逻辑就顺不下去。当我后来想象出一种干脆利落的简单状态“生产是人的劳动物化，消费是劳动产品人化”后，我知道自己思路通了。其实，均衡或者理想状态是简单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敢把世界或者生活想象得那么简单，总是担心自己漏了什么。在中国经济研究上这一点特别明显，所以我们很难把中国问题一般化。在训练想象力方面上，自然科学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教训，你不妨读读自然科学史和那些大家的回忆录。

9． 保持对自己的批判态度。我们应当把自己置于始终的学习过程，把自己的工作始终当成某种练习，从而保持对自己的批判态度。这里的批判态度，在实践上也就是详细检查自己思维是否逻辑严密的态度。

10．写出通顺、流畅的文字。一些同学的文章，往往从一句话、一段文字突然跳到没有直接关联的另一句话、另一段文字。粗看上去是文字不通顺、不流畅，实际上很多是缺乏逻辑、思路不顺造成的。经济学仍然大量需要文字语言。如果你注意文字的通顺、流畅，在大部分情形下，你就同时注意到了文章的逻辑。

11．参加辩论和讨论。我的《经济学教育和数学》短文强调了数学对增强逻辑思维能力的作用。现在许多院校经济学专业开了大量数学课。不过，经济学专业的同学和朋友如果不自觉地把数学的严格思维渗透到经济学思维中，而仅仅把数学当成经济学的工具或者语言，那么，数学学习的作用也不会很大。至于把数学当成一种必须完成的负担的同学，那更是等而下之，不必提及了。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所谓逻辑能力决不仅仅是经济学方程、模型运算推导的严密。严格地说，那不是经济学学者的工作，而是数学学者的事情。经济学所需要的逻辑，是对经济学概念的严格定义，是对经济关系的严格和有序把握，以及在必要时把这样的把握用数学形式表述出来。对此，主要限于推导、解题的数学训练的作用又是有限的。经济学家圈子里所说的“tell a story”（讲故事），就是为数学推论找出经验背景。而对经验背景的把握需要我们具有清晰的思路和梳理经济关系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但要重视自己的数理逻辑能力，而且特别应当重视自己的一般思辩能力。提高思辩能力的最便捷方式，就是参加辩论和讨论，畅所欲言的辩论和讨论。不要顾忌讨论环境的好坏。关键是自己的坦然，一切为了搞清问题、理清思路，自己的问题和别人的问题，自己的思路和别人的思路。任何辩论和讨论的意义都在于批评。没有批评，辩论、讨论便没有价值。在讨论中，承认对方的并希望对方也承认自己的出发点、思考角度有合理性，以便把讨论集中在逻辑有无破绽上。

      一下子说了这么多，我自己也没有做好，只是和你共勉，并且希望你和其他网友多提意见。

 

附：libby1120 的信 (2006-8-6 16:19:01) 请教：如何提高逻辑思维能力？

胡老师，您好！

看了您的《经济学教育和数学》一文，很有共鸣！ 

我深刻地意识到了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性，我虽一路经济学专业学过来，可一直未受逻辑思维这方面训练。现在刚读到博士，感觉自己是经济学思想上贫瘠（不及学思想史和哲学的同学思想深刻），且数学工具掌握得平平（远不如学过数学分析的和数理专业的同学逻辑性强）。

我很想努力提高，可也有些迷茫！请您指点！谢谢！

“夜话”2007年第7期                                                                2007年4月4日

 

建议实行大学教授转校聘任制度

 

最近网上和网下议论纷纷的热点，是中国人民大学李景治与张鸣两教授因为萧延中的教授职称评定问题而引发的争论。按照张鸣的激愤之词，现今的中国大学不但衙门化，而且简直黑社会化了。这样的说法也许过于偏激，但中国许多大学里评职称时拉帮结派，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凭年头升职称，亦是中国大学的耻辱，后代人论及此，真不知如何叹息才好。中国现行的大学教授评任制度，至少有两大欠缺，一是各个大学内部缺乏公平严格的评价体系，二是各个学校之间缺乏流动，或者说缺乏大学教授的统一市场。这两大欠缺相辅相成。没有流动或市场，拉帮结派、找关系靠年头评任教授才有可能；没有公平严格的评价体系，市场又形成不了，因为就象商品一样，没有质量监管体系、以次充好、假冒伪劣情况严重的商品，是形不成统一市场的。

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大学教授对保持、发扬中国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负有特殊作用。现行大学教授评任制度的改革刻不容缓。我不擅长于政策建议。只是由于我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中针对“户籍制度不宜改”的观点提出了“户籍制度五年内即宜改”，而近年来的事实又支持了我那时的预期，因此现在大胆提出大学教授转校聘任的改革建议。我建议从现在着手，经过三年准备期，到2010年，中国开始实行新的教授评定制度。我所建议的新制度的核心，是大学教授实行转校聘任，即一个人要想获得教授职称，他不能够在他当时工作的学校内申请和评定，而必须向招聘教授的其他学校申请并在其他学校聘任。具体地说，转校聘任制度的改革包括以下内容：

 

1．              各个大学不得在本校教师内招聘教授职称的教师，不得授予本校教师教授职称。

2．              各个大学需要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必须在除了本校外的全世界公开招聘。当然，初期可以限定在全国公开招聘，但至少必须在全国公开招聘，而不应当在更狭隘的地区或省市内招聘。

3．              每个希望获得教授职称的人，必须到独立于他现在工作的单位或者学校的其他学校应聘。由于中国大学将实行四级教授制度，现任教授要提升到更高一级教授，也必须到其他学校应聘。

4．              实行教授应聘的最高年龄限制。借鉴一些国家的做法，建议应聘最低级别教授者的年龄不得超过45岁，应聘最高级别教授者的年龄不得超过55岁。

5．              决定一个人是否达到教授职称资格的唯一标准是他的学术水平，具体标志是这个人独立发表的文字作品所达到的最高学术水准。因此，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完全可能因为其一篇文章的学术水平而被聘定为教授，相反，一个写有几百篇一般论文和著作的人一生都应与教授无缘。

6．              招聘教授的学校必须把应聘者的姓名和代表其最高学术水平的作品在网络上和相关报刊上公布，以接受社会的监督。教授聘任委员会的投票结果和每个成员的投票情况应当公开。

7．              如果一个学校聘任的教授，其学术水平明显低于其他应聘者或者（在无其他应聘者的情况下）明显低于教授应当具有的学术水平，这个学校的教授聘任委员会的相应成员应当受到严厉处罚，至少终生丧失成为教授聘任委员会成员的资格，甚至取消其教授资格。

8．              国家成立教授职称仲裁委员会，对有关争议做出公开讨论和最终决定。该委员会每个成员的投票也应当公开。

9．              取消非学术性教学工作的教授职称。

至少就我了解的经济学学科而言，应当取消政治经济学本来就不具有的学术外表，还其宣传教育的本色。如果这样的宣传教育还需要维持的话，应当为它们建立另一套头衔和待遇，而与学术分开。

不这样分开的话，学术和宣教就会混为一谈，评定教授按照学术水平就会成为空话，学术独立也会成为空话。当然，这样做需要执政党为民族负责的情怀和勇气。我相信中国现在或者最近将来的领导人一定有这样的情怀和勇气，会把政治经济学一类宣教工作排除出学术评定范围。

10．          全国公立大学实行基本统一的大学教授薪金制度，并完全由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私立大学的大学教授的薪金制度，应当类似于公立大学。

取消教授从科研资金提成个人收入的“潜规则”制度。这样的做法按照国际惯例是贪污。中国必须尽快改变这一制度，才有可能排除商人教授的趋势，重建大学学术氛围、重建独立知识分子阶层。同时取消按成果、教学工作量、带研究生、参加答辩、学术报告甚至出卷、阅卷、参加普通会议等的报酬。对在应聘时索取和接受特殊待遇的教授按收受贿赂罪惩处。

11．     对教授实行全国统一的户口、社会保障和住房公积金制度，以保证教授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

基本统一大学教授的薪金和户口、社会保障制度，是大学教授流动的制度保证。既然中国能够对干部实行这样的制度，对比干部数量少得多的教授，实行这一制度应当更无困难。

12．  所有教授在各学校间的调动采取招聘、应聘和聘用方式。废除现有的教授调动制度本身从而废除教授调动的黑箱做法和一对一的特殊待遇私下谈判做法。

13.       在从2010年起对全国所有新任教授采取上述制度的同时，对旧制度下获得教授职称的位置，分五年或十年逐步转为公开招聘。

在新旧制度并存时期，未通过新制度而获得教授职称的教授，待遇应当低于新制度下产生的教授。

1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相应地建立大学教授的专门法规，并对新旧制度并存时期的长度和过渡方式做出专门规定。

 

当然，建立教授职称转校聘任的制度，还有许多细节需要讨论和规范。本文提出的具体建议本身也需要讨论、修改甚至放弃（如果有更好建议的话）。另一方面，教授职称转校聘任，其实又是许多国家久已行之的有效做法。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国。转校聘任制度本身，就用外部评价方式，大大降低了非学术因素尤其人情因素在教授聘任中的作用。和国外的通行做法相比，本文建议所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公开性，公开应聘者借以证明自己学术水准的作品，公开评委的投票和对掉以轻心甚至营私舞弊的评委的惩罚。

公开应聘者的作品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中国大学现在的评价体系不公平不严格。其实，现在各大学教授职称委员会的评委都很明白申请者中哪一位或哪几位的学术水平更高。但是，他们常常顾及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因此不能严格地把学术水平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年轻的佼佼者往往成为他们照顾关系的牺牲者。在国外，35岁以前当教授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果中国教授实行公开招聘、公开评定，35岁或更年轻的人担任教授的现象也会很多，因为许多年轻人的学术水平已经超过了50多岁的教授候选人或现任教授。通过公开应聘者姓名和其标志作品，局外人和应聘者自己能够对所有应聘者的学术水平做出上下高低的评价，评委在众目睽睽之下，自然会大大减少对其他非学术因素和关系的考虑，学术水平高的应聘者便容易被聘上。就中国人民大学争论的例子来说。假如它招聘国际政治方面的教授时公开应聘者的资料。萧延中若应聘，自然有局外人比较他与其他应聘者的水平，其中不乏具有真知灼见的局外人，在这样的社会监督面前，评委自我约束程度会明显提高，拒绝照顾关系的决心会大大增强（我相信，至少绝大部分现任评委内心里并不愿意照顾关系），投票结果有利于水平最高的应聘者的可能性会显著上升。诚然，即使公开投票也会有差错或者舞弊，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萧延中没有被聘上并且认为评委没有履行好职责，他还有申诉的渠道，而张鸣、李景治就萧延中是否达到教授水平的争论亦能够通过正常途径展开，中国人民大学这所校名听上去就让人严肃和尊重的学校，也就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在心理上得到某种特殊的安慰。

公开评委的投票和公开处罚， 在中国当前学术评价不公正不严格的状况下，对于保证教授评定的学术标准也是必不可少的。公开评委的投票，意味着每个评委必须在公众面前承担自己投票的个人责任。这样，一个学术水平明显高于竞争者的人如果没有被聘上，相关的评委便不能用集体决定来搪塞，不能用投票状况的保密来掩饰个人品行的软弱甚至良知的湮灭。公开投票和公开处罚能够大大提高评委掉以轻心和营私舞弊的风险。这两项措施还能够减少教授评定的成本，因为各个学校成员众多的评价委员会以及繁琐的评价程序，其实都来源于逃避个人责任。我在德国读博士，论文只需要指导教授和学院（系）指定的另一位教授认可就行。所以，如果论文质量低却被通过，这两位教授的个人过错清清楚楚，因此他们也就不得不郑重地负起责任。中国的一篇博士论文，至少要指导教授（有时还有副指导教授）、预答辩委员会五位教授、外聘盲审的三或五位教授、答辩委员会五位教授、还有学校学位分委员会和委员会的诸位教授的认可，才能最终通过。结果呢，论文质量依然没有保证，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教授（包括指导教授）承担个人过错，都是集体的过错（所谓“制度”原因）。公开投票、公开处罚，让评委承担个人的人格责任和知识水平责任，我们也就不需要那么多评委、那么多评审程序。最后，国家仲裁的目的是防止某个学校或地区的评委集体作弊。在中国许多学校还是单位专制的情况下，评委集体作弊的现象必须事先加以预防。

中国大学制度的改革目标应当是教授主导、学术自由、教学自由。这一新制度的根本基础在于教授素质的提高。提高和保证教授素质的条件有很多。教授转校聘任是其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当然，仅仅教授转校聘任的单一措施，尚不能实现改革、建立新制度。所以，仅仅教授转校聘任是不够的，但缺少教授转校聘任又是万万不可的。同时，和高校改革的其他措施相比，教授转校聘任比较容易实行，因为它牵涉的人数毕竟不是非常多。受到这一措施负面影响最大的是熬年头盼着升教授的副教授和其他大学人员，以及刚刚或者将要调入学校工作的部分官员们，因为他们都希望戴着教授头衔退休。不过，他们每一个人都明白，只是因为中央还没有改变旧制度，他们才存着这样的希望。如果中国坚决地改变现行教授内部评定制度，建立新的学术至上的教授制度和公开公正的聘任制度，他们不但理解，而且会支持的。

双周夜话

要公平、不要照顾

    要公平不要照顾，这不仅是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是做人的要求，是我们在任何时代处理社会事务的基本原则。在一个特权横行、后门泛滥的社会里，要公平，不要照顾，尤其应当是每一位远离特权、没有后门的大学生对社会的呼吁和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如果要照顾，也不会照顾到他们。能够获得“照顾”的人几乎百分之百是有特权的人，是能够打开后门的人。这一点，看一下2003年在网上被揭露的上海交通大学“照顾”入学的人的名单和背景，或者对善良的人来说，看一下（也许要等20年后？）解密后的各学校的文件，就会明白的。第二，即使他们中的个别人能够受到照顾，这样的以牺牲更优秀的他人为代价的照顾也是不应当的；第三，特权制度本身必须废除，而不是你或者他中间那一个享受特权、获得照顾的问题。

然而，也许因为我现在担任经济学院院长的缘故吧，在进入一年一度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阶段的时候，我收到了若干给我个人的要求照顾的信件。这是一些分数还不低、但担心不被录取的考生的请求信。他们都来自农村或者城市底层家庭。他们希望我多多考虑他们的情况，录取他们。对此，我要说的是：你们找错了方向；你们给我的信应当要求公平，反对照顾：只有公平，在你们符合录取条件的情况你们才会真的被录取；如果谈照顾，那因“照顾”而受到委屈的恰恰是你们。

当然，在任何特权社会里，我们都看到本来受到不公正的歧视、但得到了领导照顾的少数几个人的感激涕零。像谈家帧、姚雪垠受到重视的例子，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而知识分子的全体受压制、学术和文化的全面受钳制的不公平状况却被淡忘了。这样的例子容易使年轻人希望成为大大小小的谈家桢、姚雪垠。年轻人会以为，他们之所以没有得到照顾，是因为他们的姓名还没有为领导所知。于是，在本来需要公平、需要他们维护公平的时候，他们却觉得最需要的是领导对他们的个别照顾。想到这里，我不禁有心痛的感觉。

有一位考生寄来了她的三好学生证书复印件。我不怀疑证书的真实性。但一个大学毕业生不要求公平而希望照顾，他无论如何够不上好学生的标准，甚至够不上大学生的标准。公平而非照顾是基本的行为理念。一个没有特权的大学生应当具有这样的理念。这不但因为他几乎不可能得到照顾，而且更因为他应当懂得，现有的特权是不应当保持、也不应当用新特权去推翻的。而一旦他获得了照顾，他就加入了现有的特权制度，便可能永久地失去了呼吁公平反对照顾的心理能力。

要公平不要照顾，同时也应当是每一位靠关系而可能打开后门的大学生的理念。因为，社会的最终改善不但取决于没有特权的大学生的呼吁，而且更多地取决于有特权的大学生的自律。这里，仅仅就给我来信的考生同学而言，你们不但要呼吁公平，反对照顾，而且应当思考设想如何才能够实行公平。就我可做的事情而言，我想推动的是，在网络上公开达到一定分数、比如教育部或者学校的最低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名单和分数。我想，对公平来说，重要的不是让考生知道个人的绝对分数，而是要让公众知道所有考生、至少是有录取可能的考生的相对分数。如果原先来信请求照顾的同学现在能够对我的想法提出意见和进一步的建议，我们追求的公平将会有更大的希望。

双周夜话 2003年16期                                   2003-10-01

事 业？ 

对事业这个概念以及它的价值论含义，我常有一种强烈的怀疑态度。 

少年时读三国演义，囫囵吞枣，分不清魏蜀吴，但记住了刘关张三结义。后来又读过几遍，内容梗概都记住了，但印象最深的还是桃园结义。后来读到一篇野史，说苏东坡在街上看到那些听三国说书的人，凡听到刘关张取胜都开怀，听到刘关张失利都叹息，才领悟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百世不斩”的道理。那些在街头听说书的人，不外煮酒买浆者流，也就是历朝历代的小民百姓吧。这些人中，很多人大概也分不清魏蜀吴，却都知道刘关张。刘关张的故事是典型的男性故事。但就算当今女性地位上升，她们也还是承认刘关张英雄的。比如男主人想出门找几个朋友玩玩，往往受到牵制，那理由之一，便是“你那些朋友能跟刘关张比吗？” 

刘关张的故事自然和事业相联系，这就是光复汉室。这事业眼看有成之时，关羽却被东吴所害。刘备若能以事业为重，应当暂不追究，待扫平天下，再为兄弟报仇，亦不为晚。这也是诸葛亮力劝刘备勿伐东吴的理由。刘备若从之，或许能一统天下，重建汉朝，中国历史不复有晋、隋、唐诸朝，中国人在海外也不必为汉人、唐人之分而枉费口舌。但刘备不听，执意为兄弟报仇，结果兵败，光复大业亦付之东流，后世文人为此扼腕者多也。 

东坡先生领悟的君子之泽和小人之泽之别，也许就是事业和情义之分吧。如果关羽谨慎，荆州牢固，然后刘备以西川、荆州之师两路北伐，曹魏或可破，东吴或可灭，汉室或可复，事业情义或可两全。但月有阴晴圆缺，事业情义难以两全之时，刘备舍事业而全情义，虽为人所诟，但仔细想来，若刘备事业为重，桃园结义的终局便将落入俗套，刘关张大概早已被遗忘，更谈不上“百世不斩“了。历代开国皇帝，有名的如李世民、朱元璋等，戎马之时，都有几位结拜兄弟，但他们重事业轻情义，“曲线救国”，虽成帝王伟业，但由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在百姓心目中留下的记忆和认可很少，“五世而斩”。显然，这样的“曲线救国”无法在民心中把桃园结义画上圆满的句号。况且刘备不迅速为关张兄弟报仇，究竟是因为事业，还是因为 “享得一日帝王福，便知千年皇冠欲”，以事业为幌，皇位为重，本来就是一个问题。世界上或以大局为重或受形势所逼或虑个人权位而采取“曲线救国”方式的人、事太多，他们用的理由几乎都是事业，即使很多人是真的，可有几人的事迹能像刘关张这样不走“曲线救国”路线的故事流传？苏东坡领悟的道理告诉我们，在民心上留下烙印的可能不是事业，而是情义和支撑着情义的人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民百姓，民心即我们大家共有之心。刘关张的故事之所以弥久不衰，是因为它激起了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世代小民内心深处某种欲求的共鸣。这是一种什么欲求呢？我想，它所求的，也许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要以事业为理由，不要以大局为原因，不要以形势为根据，来掩盖自己的软弱，开脱自己的行为，美化自己的人格。

“去年你怎么能在210室度过了冬天？”一个朋友在刚刚过去的北方寒流中问我，他感到“201”那里冷得难以忍受。

“也许去年冬天没有这么冷吧？”我回答说。

搬出“210”，已经有7个月了。但我仍然常常想起它。210室是一间宿舍，位于校区的最深处。墙外的工厂十几年前还很有名气，现在已经停产，几无人烟。隔壁房间基本无人居住，整栋楼居民也不多。因此，只要墙外不远工地上的混凝土搅拌机停止吼叫，周围便是一片静谧。楼旁小径有几棵树，不高，形似棕榈，冬天也苍翠着。我喜爱在那里散步，百米左右距离，来回走走，很安宁。

然而，210室内没有它的环境惬意。超过三米的净高和超过二十平方米的房间面积，仍不容光线穿过。老式长条地板留下又宽又深的缝隙。在我搬入之前，管理部门刚刚用石灰填塞了它们，涂漆后，外观很受用。但一走动，石灰便跃然而起，成了扫之不尽的垃圾来源。冬天冷，坐在床上看书，似乎又回到了30年前农村小屋。当然，和30年前相比，现在有了可调可阅的素琴、金经，只是谈笑虽无鸿儒，往来亦少白丁，一如既往。

不过，30多年前我去农村，带着的是壮丽的革命色彩；这次搬入210，却怀着更多的自责。我到农村时正值青少年。那时候，听到的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学习的是雷锋爱憎分明。谁好谁坏，好事坏事，伟大领袖定了标准。领袖一声号召，我们立即到了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跟地（主）、富（农）、反（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斗争。可是，当贫下中农在集体劳动时教导我要偷懒的时候，我突然发觉自己没有了标准：这些被定为我们学习榜样的好人，为什么竟有如此想法？后来我渐渐体会到，农活太辛苦了，好人也只好设法偷懒：好人和坏人原来不是那么容易区分的。

让我最终从爱憎分明的极端走出来的是看书和自省。文学向我展示的复杂生活，远远超出了我的经历。电影“泰坦尼克”里，船上维持秩序的保安开枪打死了一个在紧急关头会造成骚乱的乘客，接着自己自杀了。为什么他要自杀？他难道不是好人吗？他做的难道不是好事吗？他难道不应当恨那个破坏秩序的乘客吗？是的，他做的是好事，但任何好事都有另一面；他不得不伤害另一个人，可他又毕竟伤害了另一个人。他不会恨那个迫使他开枪的人，相反，他甚至用自己同样的死表达了他对那个人的内疚或者对那个人的大爱！

今天，我认识到，生活常常迫使我们做出选择，可生活不需要爱憎分明！当我们“为人民服务”时，我们并不需要像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那样去问顾客“你属于人民吗？”更重要的是，我们不需要“憎”。我们周围没有任何人足以让我们去“憎”。任何人都有她/他需要我们尊重的人格。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伤害别人。可是，生活的复杂性恰好在于，我们的所有重要选择，不管它如何“好”，几乎都要损害或者伤害别人。这就是善良的悖论。当我们为避免自己心灵的扭曲、当我们在窘迫的场合不得不说“不”的时候，我们明白别人也会受到的伤害，我们知道自己的责任，从而尽可能地牺牲自己、补偿别人，即使有时候无法从根本上补偿。

于是我搬入了“210”。

当我在“210”里构思“一个自由主义者眼中的中国自由主义”一文时，我特意留心，不让210给它染上太浓的愤世嫉俗色彩。后来，我在“210”写完“我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兴趣”，特地细读几篇，好像还算平实。

当然，“210”给我的变化也是明显的。

我从农村劳动起开始有规则地做饭。但“210”厨房的幽暗和厨具的油垢使我丧失了兴趣，令我在新居也无法安心做饭了。

在“210”，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内心世界。如今我发现我对内心世界的探索兴趣远远大于对外部世界的兴趣。

“210”让我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有爱、有文化品位、经济上不拮据的平静生活，是我在下意识中追求的目标。在210室，我也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接近这个目标，尽管我几乎失去了外在的一切东西。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在210室，我离自己的目标也许最远，因为无论我怎样选择，总都会伤害别人，而我又是那么地不愿意伤害任何一个人。正是在210室，面对世界、面对永恒的心灵和宇宙，我开始领悟原罪的道理，明白自己的谦卑，以及自己的价值。

2005年第9期，2005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