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你怎么能在210室度过了冬天？”一个朋友在刚刚过去的北方寒流中问我，他感到“201”那里冷得难以忍受。
“也许去年冬天没有这么冷吧？”我回答说。
搬出“210”，已经有7个月了。但我仍然常常想起它。210室是一间宿舍，位于校区的最深处。墙外的工厂十几年前还很有名气，现在已经停产，几无人烟。隔壁房间基本无人居住，整栋楼居民也不多。因此，只要墙外不远工地上的混凝土搅拌机停止吼叫，周围便是一片静谧。楼旁小径有几棵树，不高，形似棕榈，冬天也苍翠着。我喜爱在那里散步，百米左右距离，来回走走，很安宁。
然而，210室内没有它的环境惬意。超过三米的净高和超过二十平方米的房间面积，仍不容光线穿过。老式长条地板留下又宽又深的缝隙。在我搬入之前，管理部门刚刚用石灰填塞了它们，涂漆后，外观很受用。但一走动，石灰便跃然而起，成了扫之不尽的垃圾来源。冬天冷，坐在床上看书，似乎又回到了30年前农村小屋。当然，和30年前相比，现在有了可调可阅的素琴、金经，只是谈笑虽无鸿儒，往来亦少白丁，一如既往。
不过，30多年前我去农村，带着的是壮丽的革命色彩；这次搬入210，却怀着更多的自责。我到农村时正值青少年。那时候，听到的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学习的是雷锋爱憎分明。谁好谁坏，好事坏事，伟大领袖定了标准。领袖一声号召，我们立即到了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跟地（主）、富（农）、反（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斗争。可是，当贫下中农在集体劳动时教导我要偷懒的时候，我突然发觉自己没有了标准：这些被定为我们学习榜样的好人，为什么竟有如此想法？后来我渐渐体会到，农活太辛苦了，好人也只好设法偷懒：好人和坏人原来不是那么容易区分的。
让我最终从爱憎分明的极端走出来的是看书和自省。文学向我展示的复杂生活，远远超出了我的经历。电影“泰坦尼克”里，船上维持秩序的保安开枪打死了一个在紧急关头会造成骚乱的乘客，接着自己自杀了。为什么他要自杀？他难道不是好人吗？他做的难道不是好事吗？他难道不应当恨那个破坏秩序的乘客吗？是的，他做的是好事，但任何好事都有另一面；他不得不伤害另一个人，可他又毕竟伤害了另一个人。他不会恨那个迫使他开枪的人，相反，他甚至用自己同样的死表达了他对那个人的内疚或者对那个人的大爱！
今天，我认识到，生活常常迫使我们做出选择，可生活不需要爱憎分明！当我们“为人民服务”时，我们并不需要像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那样去问顾客“你属于人民吗？”更重要的是，我们不需要“憎”。我们周围没有任何人足以让我们去“憎”。任何人都有她/他需要我们尊重的人格。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伤害别人。可是，生活的复杂性恰好在于，我们的所有重要选择，不管它如何“好”，几乎都要损害或者伤害别人。这就是善良的悖论。当我们为避免自己心灵的扭曲、当我们在窘迫的场合不得不说“不”的时候，我们明白别人也会受到的伤害，我们知道自己的责任，从而尽可能地牺牲自己、补偿别人，即使有时候无法从根本上补偿。
于是我搬入了“210”。
当我在“210”里构思“一个自由主义者眼中的中国自由主义”一文时，我特意留心，不让210给它染上太浓的愤世嫉俗色彩。后来，我在“210”写完“我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兴趣”，特地细读几篇，好像还算平实。
当然，“210”给我的变化也是明显的。
我从农村劳动起开始有规则地做饭。但“210”厨房的幽暗和厨具的油垢使我丧失了兴趣，令我在新居也无法安心做饭了。
在“210”，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内心世界。如今我发现我对内心世界的探索兴趣远远大于对外部世界的兴趣。
“210”让我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有爱、有文化品位、经济上不拮据的平静生活，是我在下意识中追求的目标。在210室，我也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接近这个目标，尽管我几乎失去了外在的一切东西。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在210室，我离自己的目标也许最远，因为无论我怎样选择，总都会伤害别人，而我又是那么地不愿意伤害任何一个人。正是在210室，面对世界、面对永恒的心灵和宇宙，我开始领悟原罪的道理，明白自己的谦卑，以及自己的价值。
2005年第9期，2005年12月22日